编者按：笔者于2019年上半年，陆续在“澎湃新闻”上，读到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张雷写作的四篇《民国地理学人》专题文章。这四篇专题文章连同已经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两篇学术论文：1.张雷.再造徐霞客——民国科学地理学[J].地理学报,2017,(第9期)；2张雷.罗士培与中国地理学[J].地理学报,2015,(第10期)，以中文世界一流水准的研究成果共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代地理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此，仅通过选编四篇《民国地理学人》的局部，分享在星韵地理网上，以供广大中学地理教育工作者，更清晰地认知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史。【民国地理学人一】︱李旭旦：为学地理负半生，原文地址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56582

      南京对于民国地理学的意义不言而喻。2018年末过南京，偶然得知李旭旦故居被改为一座咖啡馆，于是登门探访。李旭旦（1911-1985），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民国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氏故居是一幢二层的小别墅，内设木质地板和楼梯，依稀有旧时风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旭旦卜居此处，南临南京大学，左近玄武湖，在六朝烟雨中，以无情出名的台城柳，是否能给李家一丝慰藉呢？李旭旦1985年逝世于此，成为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而李氏遗孀陆漱芬先生居至本世纪初，至今老街坊仍能言李家旧事。和咖啡馆主人闲聊几句之后，我点了一杯雨花茶，静坐一隅，书写李旭旦。

      李旭旦与民国同岁，1911年10月出生在江苏江阴青旸镇，东邻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马镇，这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地理的缘分。李旭旦的父亲为小镇郎中，但他从小体弱多病。不过，少年努力，他十三岁考入著名的南菁中学，1930年又被保送首屈一指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地理系的第一届新生，实现了阶层的跳跃。中央大学地理系始于竺可桢创设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民国地理学的殿堂，竺氏的两大弟子胡焕庸与张其昀，再加上聘请的留美学者黄国璋，共同构成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勤奋优异的李旭旦甚得系主任胡焕庸的青睐。同时，胡为宜兴人，与李的家乡江阴，均为江南吴语区，而且胡为乡村私塾先生的独子，与李旭旦背景相当，自然对李又亲近三分。

      在胡焕庸的指导下，李旭旦花费三年时间合译法国人文地理名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熟习西方地理学理论，完成基本的学术训练。1934年暑假，胡焕庸带领李旭旦等赴苏北考察淮河水利及滨海盐垦，行经二十余县，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书后附有李旭旦撰写的连云港。此时，胡焕庸已将李旭旦视为传人而有意栽培。据说胡焕庸的文章，其他人都不能改动，只有李能改。1934年李旭旦毕业留系担任助教，中央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中心，汇聚了一批江阴籍学子，形成所谓的“江阴帮”，其中著名者有朱炳海、李海晨、李旭旦和王维屏。

      李旭旦自学生时代翻译西方人文地理名著到在剑桥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以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见长，契合中央大学的地理学传统。十年积累，李旭旦在抗战前后达到第一个学术高峰。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向以秦岭淮河为准，而秦岭向西至青藏高原东端的600余公里之内，并无显著自然地物可依。1941年李旭旦在考察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为地理学界广泛接受。界限是地理区划的前提，战后，李旭旦又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中国地理区域之划分》（1947）一文，提出综合地理分区方案，自成一家之说。1946年李旭旦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身份，兼任民国地理学最高期刊《地理学报》的主编，在学术和事业上都达到顶峰。

     1949年之后，南京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主任，资深教授有任美锷和徐近之，但三人之间隔阂渐深，特别是任美锷向来难以合作。1950年胡焕庸政治学习完成之后，想重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任美锷极力阻扰。因为早在中央大学期间，任美锷就对胡焕庸倚重李旭旦心生不满，后胡焕庸又阻挠任美锷重回中央大学，鉴于胡氏当时的地位，任氏隐忍不敢发，但今非昔比。1950年任美锷接替李旭旦担任《地理学报》总编，同年，徐近之转任中国地理研究所。1952年院系调整中，李旭旦另立门户，组建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已无对手的任美锷顺利出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最终将李旭旦的两个重量级学术职务尽入怀中。任美锷具有高度的学术嗅觉和学术运气，1949年之后他即转向相对安全的自然地理学，学术研究基本未断。平反之后，任美锷专注海岸研究，迎来人生中的第二学术顶峰，先是获得国际地理学的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奖章，后又中国科学院院士加身，最终于2008年以九十六岁的高寿离世，得以享天年。相对同窗李旭旦，任氏似乎又胜了一局。行文至此，李氏故居窗外已是夜沉似水。李旭旦晚年有诗云：“古稀伏案任憔悴，为当不负学地理。”他一生没负地理，却被地理负了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