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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为什么“不死”？从历史来看，与中华文明同样古老的文明很多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死掉了，消失了，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和今日埃及、伊拉克这些伊斯兰地区的文化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政治体的文化根基是文明，事实上，文明必须变成一种政治体和政治秩序才能得以延续。

古埃及壁画

中华文明很早就变成一种普遍性政治秩序，而且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而从未中断过，这就是“天下”。特别是西方现代性兴起以后，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船坚炮利，更是彻底翻转了传统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从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转向了所有人的个体权利向国家的部分让渡，个体的社会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为中国，当代中国和“天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的当代性”和“内含天下的中国”都有很深刻的意涵。很多人对赵汀阳有批评，认为天下观是早已过气的东西，讨论这个此刻还有什么意义吗？天下观能变成今天世界秩序的方案吗？或能以天下观治理今天的中国吗？这些疑问背后隐含着一些对天下论题的误读与误解，需要澄清一下。

勿以今人之心揣度古人之腹

从历史上看，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文明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也是文明政治体存续的结果，二者是个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若无天下观，东亚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文化体系——不只是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而是包括日本、东南亚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儒家文明圈——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其实“儒家文明圈”这个说法本身并不准确，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内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到秦以后的独尊儒术，再到佛教进来，以道家的术语体系翻译佛经，儒释道混杂，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化。

直到在西方冲击之下，民族主义思想进来，中华文明从古典的普世价值“沦落为”带有某种地方性、族群性色彩的“汉族文化”，文明流变的背后是人看待文明的观念变化的轨迹。所以今天我们批评“天下观”是迂腐之念，或者锁定一个特定的刻板的“天下”概念时，都可能是某种作茧自缚。我们更多需要讨论的是，天下是何时何地的“天下”，是哪个王朝、哪个社会为主体的“天下”？是作为政治哲学还是作为政治实践的“天下”？

在这一点上，今人的思考是和古人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天下仅仅是“汉族”的吗？是先有天下还是先有“民族”呢？仅就历史上的统一王朝而论，唐朝是有鲜卑血统的太原李家统治的天下，元、清两季皆是非汉君主君临天下。今天我们激烈争论，忽必烈、努尔哈赤、岳飞、史可法算不算中华民族英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眼光，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才成为问题的？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第一，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用当下的观念去看所有的过去，以今人之心揣度古人之腹或者文明之腹，我们要有这种认识，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以这样的心态来衡量天下。“怀柔远人、教化普遍”这句话是康熙说的，今天有人说清朝并非中原王朝，而是内亚帝国，却忘了雍正虽自称为夷，可乾隆却自视为夏。有清一季，非汉族群建立的政治秩序，仍然是天下的普遍性文明秩序。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和今天这个民族主义滥觞的时代，我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世界有关，于是我们今天恰恰在生产出一个古代并不存在的天下问题，其实质是民族主义问题，而非天下问题。

第二，我们还原回来看时间上、空间上历史存在的天下，今天讨论它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走向现代化，建设一个与世界兼容的现代中国。任剑涛老师刚才也提到，古典文明构建天下体系不是依靠暴力。依靠暴力构建政治秩序最持久、最彻底的是一神论宗教，因为只有一神论宗教才会在观念世界里生产出不可宽恕的异教徒。在今日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系里，按照雅斯贝斯轴心文明的分类方法，只有一个文明体系具有真正的全面包容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天下体系”。中华文明在观念上不生产异教徒，在世界历史上，东亚大陆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地域。

避免用意识形态审读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是全球化的空前深入。当全球化进程深入到目前这个程度，认同政治正在全世界发生，地球村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是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和生活方式使得时空重组，各种传统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网络都遭到破坏，所有人都在焦虑地寻找社会认同。“天下观”式的文明资源正显示出一种深邃的启发性价值和可能性，或许能够对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提供帮助。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同时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现代性不足，我们并没有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至少从法治、个体社会权利保障和成熟的市场分工体系及制度规则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另一个挑战恰是西方此刻也在面临的危机，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政治秩序的溃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比如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但现在这个总统看上去非常像一个民族主义者。

所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过去那个差序格局的世界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是否能比以前变得相对均衡一些？面对各种新的各种世界性挑战，中国是否能为世界贡献些什么？是不是可以从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实践中找到一些资源？而如果想找到这些资源，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褪去我们今天戴着的意识形态眼镜，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嘉宾介绍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民族与民族主义、族群政治和社会发展项目应用研究，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乐平基金会的多项课题研究，发表过《族群政治》（2007）等专著及中英文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