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话教育·述评

    开栏的话

    这一年，有一些事件让我们心潮澎湃，追思难忘；这一年，有许多政策让我们受益匪浅，温暖于心。

   即将过去的2017年，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者们肩负着中国梦、民族复兴梦，披荆斩棘，不断为中国教育的未来打拼，给社会留下了众多温暖的记忆。

    再过两天，我们即将迎来2018年。在这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里，中国教育又将继续迈出新步伐，迎接新挑战。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岁末年初话教育”专栏，希望以系列述评方式，回望过去一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足迹，并力图站在高处，眺望2018年中国教育新的航向。敬请读者关注。

    当2020年的钟声敲响时，我们驻足回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7年10月18日，注定会让很多中国人难忘。

    就是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这意味着，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果断按下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快进键”。从“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同表述背后的福利想象是，过去一名老少边穷地区想上高中但条件不允许的初中毕业生，未来可以和大城市的同龄人一样，如己所愿地念到高中，甚至大学。

    （一）

    从“基本普及”到“普及”，不同表述的背后，既是中国政府站在建设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对于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一次战略确认，又是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节奏的一次及时切换。这意味着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按下了“快进键”。

    事实上，从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7%”，到“2020年各省（区、市）毛入学率达到90%，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其意义不只是向上修正了3个百分点，其最大价值在于，既正面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换后的路径选择问题，又为中国因应未来发展以及中国建设人才资源强国战略，画了一道新的起跑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记得，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专家学者们曾对中国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目标实现后的教育发展路径选择产生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倾向于普及学前教育，另一种倾向于普及高中教育，让更多人接受更长年限的教育。

    这个争论，随着今年4月《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的公布和党的十九大的召开，画上了休止符。

    按照《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以适应初中毕业生接受良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

    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教育继2011年全面完成“普九”后的又一次重新出发！这意味着，中国将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这一指标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会对教育发展结构、劳动力素质提升、缓解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矛盾等诸多方面带来变革性的深远影响。

    随着近年来我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用工荒”“技工荒”的出现，一方面昭示着无限制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表明当前的人力资本状况尚不足以适应正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劳动力供给问题将逐渐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既将为中国未来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提高劳动力水平提供强大动力，也会为中国在2025年到2030年间缓解劳动力收入分化和不平衡问题奠定基础。”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高认为，二战后的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或成功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已有经验表明，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作为基础，尤其需要建立至少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和人才储备体系。

    （二）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难点不是把全国的毛入学率从87.5%提高到90%，而是如何从“底部”攻坚，牢牢托住发展不平衡的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高中阶段教育的“底部”。

    未来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1万个、新增中职全日制在校生10万人。这对广西这样一个高中阶段教育总体规模较小、投入缺乏保障、办学条件薄弱的欠发达民族地区来说，是一副不轻的担子。

    从2016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7.5%，距实现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0%这个公认的全面普及标准，虽然仅一步之遥，但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也同样存在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不协调、普通高中大班额比例高等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从87.5%到90%，这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亦非举国上下搬动2.5个百分点的一次“接力赛”，而是各省份“齐步走”的一场全民行动。

    就广西而言，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这些地区因“家底”单薄，将有限的人、财、物资源集中向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九年义务教育倾斜，导致高中阶段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教育过去长期处于高负债的营养不良状态。

    以广西为例，虽然近年来教育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小：普通高中学位不足，大班额达50.6%；普职发展不协调，普职比为7∶3；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普通高中债务余额20亿元；教师总量不足，缺编约1.3万名……这种不完整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既抑制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正常生长发育，又可能造成后天畸形。

    “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的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达90%以上，最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达到95%以上，有9个省份毛入学率在90%以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中有3个省份在85%以下，属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地区间的不均衡，是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中西部贫困地区，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最大短板，后面的工作要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革命老区，把高中阶段教育的底部托起来。

    高中阶段教育的“底部”在哪儿？怎么托？

    实际上，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是制订“攻坚计划”的政策立足点和出发点。它将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等4类教育资源不足、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锁定为高中阶段教育的“底部”；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类人群，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将普通高中大班额比例高、职业教育招生比例持续下降、学校运转困难，确定为严重影响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突出问题。

    审视9个普通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90%以下的省份，我们不难发现，托底攻坚的根本，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些地区“有学上”和“上得起”的问题。换言之，国家和地方应当因地制宜地通过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支持这些地区扩大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并通过落实好高中阶段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政策、提高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等方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兜住上得起的底线。

    （三）

    当前，全国有不少地区在积极尝试将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不等同于义务教育，它短期内可能不会像义务教育那样具有强制性特征。

    近几年，包括国贫县陕西宁陕县在内，全国不少地区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尝试义务教育向学前和普通高中延伸。其目标几乎都是基于惠民生、提升当地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试图将高中阶段教育作为各地普及教育的“升级版”。

    这些地方探索的背后，也记录了20年来围绕高中阶段教育国家政策调整和滑行的轨迹。

    从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1年的“十五”计划再次强调“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再到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新增“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直至2010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90%毛入学率”的目标，实际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意图越来越明确。

    有数据显示，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占全国学龄儿童的45%到50%，其中，超过8000万名儿童年龄在6至15岁之间。这些孩子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劳动力的中坚力量，他们今天所能获得的教育状况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劳动力的供给质量，更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然而现实中，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还将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是对照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社会发展需求，如何科学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对于对接产业升级、人才需求结构变革等方面的作用，并统筹确定一个科学的普职比。

    “攻坚计划”对此虽然给予了特殊关注，提出要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使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但是，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无法绕开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社会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认知偏差，导致一些中职学校吸引力差、一些地区中职教育发展滞后。

    2017年，日历已然翻到最后。关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号，我们寄望于新一年的基层创新和中国教育人的继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