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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星韵地理研讨会上,长沙一中的汤江波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段义孚及他的《回家记》,一时买书和阅读成为热潮。
虽然我很认同汤老师的发言观点,也从友人那里得到《回家记》的电子版,但并没有急于去阅读。
汤老师功底深厚,又是快手,博文不断引发评论热潮。一边看汤老师的阅读辅导,一边读《回家记》,今日才接近读完。也许我是慢热的人,当然更多是缺少基础,并没真正读懂,所以还没有想写读后感的冲动。不妨先八卦一下。
从段义孚的《回家记》文中不难猜测到他的中国关系:
通过南开中学校友合影和姓段的国民党官员不难查到
段义孚父亲段茂澜而且是段祺瑞的侄子
段茂澜(1899年9月27日-1980年2月26日),字观海,安徽合肥人
,出生于山东济南,中华民国外交官,精通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国语言。
段茂澜早年曾就读于济南德文学堂、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等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又前往法国,在巴黎大学等地进修。1925年,在其族叔段祺瑞引荐下随徐树铮一同赴欧、美、日等多国考察。1928年回国,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同时在南开大学任教。193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秘书、交际科科长、美洲司司长等。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次年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国公使、代办。1956年至1959年间任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其后出任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1964年返台,任外交部顾问。次年起再度出使,先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驻阿根廷大使。1971年回台后再次担任外交部顾问。1973年起,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淡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化学院、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80年在台北逝世。
(一)
倾心相与 互敬如宾——张伯苓与周恩来http://news.nankai.edu.cn/xs/system/2013/10/19/000146916.shtml
(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张伯苓居住的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便成为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的阵地之一。当时,张伯苓住的重庆南开中学宿舍——津南村是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都住在那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陶金、钱千里等常去津南村,国民党方面的要人,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以及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也是常来常往。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抗日,几乎每周末都到南开中学,同张伯苓或校友会面,通俗易懂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毛泽东主席的思想,阐述八路军将士的壮烈事迹,回忆长征故事,指明救国方向。张伯苓和师友都很愿意倾听他的意见。有时在张伯苓家里还和吴国桢等人激烈辩论,驳斥国民党的谬论。张伯苓对他们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回答:“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
(二)周恩来与段茂澜
段茂澜何许人也?其实他和胡适、叶公超一样,原都是一介书生,因缘际会而走入外交的领域,但他们始终都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段茂澜曾在大学以英文教授德文和西班牙文,并以日文撰写法文文法,他当时如果要在巴黎变节投共,将远比凌其翰更有条件,因他是段祺瑞的侄子,又是周恩来的老同学,但段茂澜抱持一个外交人员的气节,在几无后援的情况下,和老同学展开了外交斗争而赢得了一次胜仗。段茂澜,对变节的馆员凌其翰说了一句名言:「政府已付给了你薪水,你可以走了!」而凌其翰等人最后也如其所愿地,于次年的五月,由马赛港搭船回归他认同的祖国。”
周恩来与段茂澜很早就熟识。自传里还提到,1956年日内瓦的一个会议上,段茂澜的弟弟被周恩来从天津派来游说他返回大陆。1973年,段义孚的弟弟在北京见了周恩来,周邀请段茂澜来大陆看看,说既然段已经退休,可以用私人身份访问。
附:巴黎使馆易帜事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62bcf0100myg6.html
1949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内的一场较量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的各种好消息传来: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讨论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宣告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名北京作为首都……他们兴奋极了,即于9月30日晚上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10月10日正式宣布脱离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凌其翰将他保管的使馆外交档案,龚秉成将他主管的密电码本,均秘密移至馆外收藏。
紧急秘密会议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起草起义通电宣言稿,孟鞠如起草,胡有萼修改,凌其翰定稿。三个人经过两天的努力,完成了一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这份起义宣言拟好后,由孟鞠如和钱能欣秘密传给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孟凌崖,让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这份“起义宣言”以非常快的速度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焘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因为遭遇车祸受伤,原驻法国大使钱泰提出辞职,大使馆事物由外交职位最高的凌其翰公使主持。10月6日,凌其翰召开有各大通讯社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于10月10日起义的消息告诉媒体。选择10月10日起义也是有所考虑的,那一天是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国庆日,意义和影响非同平日。10月10日,他们正式对外通电起义。.......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孟凌崖带给他们有关国内对“起义宣言”的回复消息。在轻松优雅的乐曲声中,一位身着合体西服的中国人出现了。凌其翰他们从那个人走路的形态、面部的表情已经猜出来:有好消息!果然,孟凌崖兴奋地向他们展示了一份电文。电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0月10日签署的,全文如下: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起义人员接到周总理的复电,深受鼓舞,异常振奋。他们立刻做出了两个决定:“一、立即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通函原国民党政府各驻外使领馆,呼吁他们“兄等倘有同样决心,切望立即参加响应”;二、天天到使馆上班,坚守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人民政府接收。”并请孟凌崖向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总理转达他们的决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内,由于原大使钱泰辞职,武官王观洲和新闻处长汪公纪因为机构撤消而回国,按理说主张起义的人员已经占到绝对优势,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更大的考验又展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国民党当局人心惶惶。在危局中出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叶公超真是焦头烂额,既要为摇摇欲坠的政府外交捞取救命稻草,又要应付苏联宣布断交后造成整个驻外机构人心涣散的局面。正在此时,又传来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的“索薪通牒”。他真担心要有“背叛党国”的使领馆出现了。根据种种情报,他判断驻法国使馆会开先河。为了将起义分化瓦解,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照准驻法大使钱泰的因伤辞职的请求;
二,电调酝酿起义的主要骨干凌其翰、孟鞠如回部;
三,调立场坚定的驻英使馆公使段茂澜任驻法使馆代办,10月6日到巴黎,主持使馆工作
......
段茂澜、董霖等在10月10日之前赶到了巴黎。他们先来软的,用封官许愿和重金收买来分化瓦解11名要起义的人员,其中有2人动摇退出了起义。
起义之后,凌其翰他们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天天到馆,占据自己的办公室,坚守工作岗位。董霖、段茂澜等人见了,也无可奈何。 段茂澜对凌其翰等人说:“你们已经领到了欠薪,就不应再来使馆了。” 凌其翰说:“我们天天到馆是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坚守工作岗位,要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来接管使领馆。
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后,10月20日,已经从广州逃窜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发来一个正式照会,请求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法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表面上就做出极力避免直接干预的姿态。
......
1950年1月18日中国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在与越南交战的法国,立即撕下伪善的面孔,对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行动采取刁难限制措施。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事情,因此,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3月30日,周恩来发出指示:凌其翰、王思澄、龚秉成、唐祖培、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7人及眷属即调回国,孟鞠如、钱能欣两人继续留在法国,做国民党旧外交人员的工作。 5月5日,凌其翰等起义人员及其家属一行20多人,于法国马赛港乘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归国。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行动,像多骨诺牌效应一样,使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领馆纷纷效仿。顷刻间,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起义的起义,散伙的散伙,垮台的垮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为新中国的外交登上世界舞台奏响了序曲。
(三)段茂澜与还珠楼主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因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
“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罢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作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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