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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八卦一下段义孚之父

热度 1已有 636 次阅读2018-8-19 19:53 |系统分类:其他分类

长沙星韵地理研讨会上,长沙一中的汤江波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段义孚及他的《回家记》,一时买书和阅读成为热潮。

虽然我很认同汤老师的发言观点,也从友人那里得到《回家记》的电子版,但并没有急于去阅读。

汤老师功底深厚,又是快手,博文不断引发评论热潮。一边看汤老师的阅读辅导,一边读《回家记》,今日才接近读完。也许我是慢热的人,当然更多是缺少基础,并没真正读懂,所以还没有想写读后感的冲动。不妨先八卦一下。

从段义孚的《回家记》文中不难猜测到他的中国关系:


通过南开中学校友合影和姓段的国民党官员不难查到

段义孚父亲段茂澜而且是段祺瑞的侄子


段茂澜(1899年9月27日-1980年2月26日),字观海,安徽合肥人

,出生于山东济南,中华民国外交官,精通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国语言。

段茂澜早年曾就读于济南德文学堂、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等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又前往法国,在巴黎大学等地进修。1925年,在其族叔段祺瑞引荐下随徐树铮一同赴欧、美、日等多国考察。1928年回国,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同时在南开大学任教193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秘书、交际科科长、美洲司司长等。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次年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国公使、代办。1956年至1959年间任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其后出任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1964年返台,任外交部顾问。次年起再度出使,先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驻阿根廷大使。1971年回台后再次担任外交部顾问。1973年起,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淡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化学院、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80年在台北逝世。

(一)

倾心相与 互敬如宾——张伯苓与周恩来http://news.nankai.edu.cn/xs/system/2013/10/19/000146916.shtml

 (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张伯苓居住的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便成为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的阵地之一。当时,张伯苓住的重庆南开中学宿舍——津南村是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都住在那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陶金、钱千里等常去津南村,国民党方面的要人,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以及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也是常来常往。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抗日,几乎每周末都到南开中学,同张伯苓或校友会面,通俗易懂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毛泽东主席的思想,阐述八路军将士的壮烈事迹,回忆长征故事,指明救国方向。张伯苓和师友都很愿意倾听他的意见。有时在张伯苓家里还和吴国桢等人激烈辩论,驳斥国民党的谬论。张伯苓对他们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回答:“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

(二)周恩来与段茂澜

段茂澜何许人也?其实他和胡适、叶公超一样,原都是一介书生,因缘际会而走入外交的领域,但他们始终都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段茂澜曾在大学以英文教授德文和西班牙文,并以日文撰写法文文法,他当时如果要在巴黎变节投共,将远比凌其翰更有条件,因他是段祺瑞的侄子,又是周恩来的老同学,但段茂澜抱持一个外交人员的气节,在几无后援的情况下,和老同学展开了外交斗争而赢得了一次胜仗。段茂澜,对变节的馆员凌其翰说了一句名言:「政府已付给了你薪水,你可以走了!」而凌其翰等人最后也如其所愿地,于次年的五月,由马赛港搭船回归他认同的祖国。”

周恩来与段茂澜很早就熟识。自传里还提到,1956年日内瓦的一个会议上,段茂澜的弟弟被周恩来从天津派来游说他返回大陆。1973年,段义孚的弟弟在北京见了周恩来,周邀请段茂澜来大陆看看,说既然段已经退休,可以用私人身份访问。



附:巴黎使馆易帜事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62bcf0100myg6.html

1949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内的一场较量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的各种好消息传来: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讨论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宣告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名北京作为首都……他们兴奋极了,即于9月30日晚上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10月10日正式宣布脱离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凌其翰将他保管的使馆外交档案,龚秉成将他主管的密电码本,均秘密移至馆外收藏。
  紧急秘密会议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起草起义通电宣言稿,孟鞠如起草,胡有萼修改,凌其翰定稿。三个人经过两天的努力,完成了一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这份起义宣言拟好后,由孟鞠如和钱能欣秘密传给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孟凌崖,让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这份“起义宣言”以非常快的速度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焘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因为遭遇车祸受伤,原驻法国大使钱泰提出辞职,大使馆事物由外交职位最高的凌其翰公使主持。10月6日,凌其翰召开有各大通讯社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于10月10日起义的消息告诉媒体。选择10月10日起义也是有所考虑的,那一天是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国庆日,意义和影响非同平日。10月10日,他们正式对外通电起义。.......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孟凌崖带给他们有关国内对“起义宣言”的回复消息。在轻松优雅的乐曲声中,一位身着合体西服的中国人出现了。凌其翰他们从那个人走路的形态、面部的表情已经猜出来:有好消息!果然,孟凌崖兴奋地向他们展示了一份电文。电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0月10日签署的,全文如下: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起义人员接到周总理的复电,深受鼓舞,异常振奋。他们立刻做出了两个决定:“一、立即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通函原国民党政府各驻外使领馆,呼吁他们“兄等倘有同样决心,切望立即参加响应”;二、天天到使馆上班,坚守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人民政府接收。”并请孟凌崖向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总理转达他们的决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内,由于原大使钱泰辞职,武官王观洲和新闻处长汪公纪因为机构撤消而回国,按理说主张起义的人员已经占到绝对优势,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更大的考验又展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国民党当局人心惶惶。在危局中出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叶公超真是焦头烂额,既要为摇摇欲坠的政府外交捞取救命稻草,又要应付苏联宣布断交后造成整个驻外机构人心涣散的局面。正在此时,又传来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的“索薪通牒”。他真担心要有“背叛党国”的使领馆出现了。根据种种情报,他判断驻法国使馆会开先河。为了将起义分化瓦解,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照准驻法大使钱泰的因伤辞职的请求;
  二,电调酝酿起义的主要骨干凌其翰、孟鞠如回部;
  三,调立场坚定的驻英使馆公使段茂澜任驻法使馆代办,10月6日到巴黎,主持使馆工作

......

段茂澜、董霖等在10月10日之前赶到了巴黎。他们先来软的,用封官许愿和重金收买来分化瓦解11名要起义的人员,其中有2人动摇退出了起义。
起义之后,凌其翰他们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天天到馆,占据自己的办公室,坚守工作岗位。董霖、段茂澜等人见了,也无可奈何。 段茂澜对凌其翰等人说:“你们已经领到了欠薪,就不应再来使馆了。” 凌其翰说:“我们天天到馆是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坚守工作岗位,要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来接管使领馆。
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后,10月20日,已经从广州逃窜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发来一个正式照会,请求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法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表面上就做出极力避免直接干预的姿态。

......


1950年1月18日中国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在与越南交战的法国,立即撕下伪善的面孔,对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行动采取刁难限制措施。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事情,因此,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3月30日,周恩来发出指示:凌其翰、王思澄、龚秉成、唐祖培、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7人及眷属即调回国,孟鞠如、钱能欣两人继续留在法国,做国民党旧外交人员的工作。 5月5日,凌其翰等起义人员及其家属一行20多人,于法国马赛港乘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归国。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行动,像多骨诺牌效应一样,使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领馆纷纷效仿。顷刻间,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起义的起义,散伙的散伙,垮台的垮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为新中国的外交登上世界舞台奏响了序曲。


(三)段茂澜与还珠楼主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因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
“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罢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作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四)

段茂澜于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等,在运输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而段义孚三兄弟都不简单,连继母都是名流


朱岗崑生于1916128日,是我国干旱和农业气象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对我国气候区划及西北干旱地区的改造作出了贡献。朱先生还在地磁与高空物理学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如在宇宙线强度变化、太阳质子事件、日蚀效应以及地球大气和地核发电机理论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1983年秋季,朱岗崑先生请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段岱孚,为研究生开设高空与空间物理专题课程,并让地学部教员于振田和何帆与段教授合作,观察研究气候变化

王霭芬后来担任北平市政府外事处秘书,北平市党部专员、执行委员,北平市政府参议,北平市妇女抗日救国同盟会会长,北平市妇女教育促进会理事长,北平市妇女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并以三十八岁就选上第一届立法委员,是位活跃的女性。一九四九年后王霭芬赴台,自然地与留在大陆的丈夫方贤旭分开。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王霭芬与“驻菲律宾大使”段茂澜缔结百年之好,成为“段大使”的续弦夫人(因原配陶履恭病故)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潇湘如是闲 2018-8-20 09:48
益民兄做了一个颇有段义孚风格的八卦梳理。中国人“得其人”的方法很简单——查一查祖宗十八代,就像中国官场的“政审”,其实看看他与周遭人物、过往历史的联结就是发掘他的地方感,很多中国人愿意把关系描述成美国式的纯洁(自己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他人无涉),埋名隐姓把自己的过往藏匿起来。段义孚是一个高手,他把过往的历史藏得非常好,一来可以增强论说的客观性,二来纯粹的见解不容易让读者“因人废言”。
回复 geonet 2021-1-12 08:5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些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纷纷起义,加入新中国的外交行列。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外交人员起义事件。《文史春秋》刊署名渠冉的文章,披露了当年事件的内幕。
    (一)
    1949年10月9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只见上面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恩来总理兼部长:

    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电报是由中共驻巴黎总支部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转发回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
    紧接着,周恩来又收到了上述人员发表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宣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示祝贺,并郑重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立志参加新中国建设。《宣言》同时呼吁原国民党驻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一致行动,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斗争。
    领导这次驻法“外交使节起义”的带头人,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凌其翰。凌其翰等人的这一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
    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电:
    巴黎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钧鉴: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 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的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 管。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凌其翰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到比利时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国内,经黄炎培介绍,出任《申报》总经理秘书兼“申报时 评”栏目记者。此后不久,他便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馆”二等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1948年7月被任命为“国民 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
    9月19日,凌其翰等11人致函国民党政府驻欧洲各国使馆,发起“索薪运动”。
    凌其翰等人的函件发出后不久,原国民党政府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即表示愿意响应。
    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所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巴黎,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因为这一天即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日,此时起义必然更加引人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凌其翰的主持下,大家起草了《起义宣言》。
    凌其翰等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了广州之后,对于早就被世界各地飞来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国民党“外交部”担心,如果驻法国“大使馆”和巴黎“领事馆”宣布起义,很可能会引起各驻外机构的连锁反应,那样的话,整个局势将无法收拾。
    为防止连锁反应,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以缓解“大使馆”内部矛盾。同时,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人回国,“另有重用”。
    叶公超还电令国民党驻英国 “大使馆”,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出任“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稳住阵脚。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
    10月6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董霖又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就在董霖到达巴黎的当天,凌其翰等人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国政府此时对是否承认新中国尚未作出最后决断,因此不愿意对起义之事明确表态,更不想直接出面干预。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原驻中国大使梅里蔼在会晤凌其翰等人时表示,对起义人员的外交待遇保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还可延期。
    段茂澜、董霖抵达巴黎后,一方面利用补发欠薪及发给回国路费等为诱饵,分化瓦解起义人员,试图阻止他们发表拥护新中国的宣言;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法国政府,以不承认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地位相威胁,来迫使他们屈服。
    10月20日,国民党“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下,法国政府方面虽然表面上仍作出“在极力避免直接干涉”的姿态,但暗地却派出便衣警察到“大使馆”,以“使馆雇佣的私人警察”的名义,试图帮助段茂澜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大使馆”。
    为了不至于因此而引起新中国的反感,法国政府特命留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领事伯亚乐到我外交部拜会西欧非洲司宦乡司长。
    伯亚乐向宦乡转达了法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三点立场:极力避免参与 “中国大使馆”内部纠纷;法政府不能阻拦段茂澜雇佣私人警察;维持起义人员的外交权力,给他们完全自由去做于北京政府有益的事。
    最后,伯亚乐说:“俗话说‘点火易,灭火难’,法国政府的意思是‘但愿息事宁人,不愿火上浇油’。”
    11月4日,段茂澜纠集了30多个在巴黎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以“调解”为名来到“大使馆”,气势汹汹地威胁起义人员必须马上离馆,并有“动武”之势。
    正在这时,40多位爱国华侨闻讯赶来。段茂澜见事不妙,只得假惺惺地招呼大家坐下来商量。待爱国华侨离去后,段茂澜又招来数十名顽固分子,对起义人员大打出手。
    (二)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后,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也讨论了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但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发表了愿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1月1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越南外长黄明鉴,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 国,并愿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一直是他们的殖民地,中越建交使法越关系冻结。出于对中国这一举措的报复,法国方面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
    法国方面以维持秩序为名,派出大批警察至“大使馆”,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却又想利用此事来做文章。
    法外交部本来答应保持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待遇,并可延期他们的签证,此时却提出所谓“互惠条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给予留在北京的原法国使馆人员以外交待遇。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决定除留少数人在法继续做有关国民党外交人员的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员即刻回国。
    5月5日,凌其翰等遵照国内指示,在马赛登上了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启程回国,5月末抵达香港,并由中共驻港联络处安排转赴广州,乘火车北上,6月9日抵达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人员起义对国民党其他驻外人员影响很大。此后不久,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人员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 “大使馆”、“领事馆”,虽没有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
    除欧洲外,国民党驻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大使馆”、“领事馆”,也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蒋廷黻对此倍感头痛,告急电报频频飞至 “外交部”。叶公超收到电报后更是惶恐不安,对国民党集团来说,美国是他们“反共复兴”的靠山,驻美国“大使馆”堪称是其在海外最为坚固的“堡垒”,无论 如何是乱不得的。
    所以,叶公超赶忙复电,让蒋廷黻通知驻美、加各“大使馆”、“领事馆”,“外交部”马上就会将所欠薪水汇出,让大家静心以待。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驻世界各地 “大使馆”、“领事馆”中的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认为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接收,于是开始盗卖财产,销毁有关 文件。当时有传闻,蒋廷黻曾建议国民党当局考虑,设法在美国承认新中国之前,把价值30万美元的国民党驻美“大使”的官邸变卖掉。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
    最近迭据报告,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机构中,有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竟敢盗卖公产、毁损文件。我现在郑重声明:所有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机构及国民党 反动各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以前,均应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一切资财、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其保 护有功者,中央人民政府当给予适当的奖励;其保护有功而又愿意继续服务者,在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其胆敢执行国民党反动残余政权伪命、破坏文 件、盗卖公产者,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严予惩处,决不姑宽。
    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机构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
    周恩来的声明,讲清了人民政府的政策,震慑了顽固分子,同时也使那些向往新中国的旧外交人员看到了希望。
    驻法“外交使节起义”人员回国后,外交部首先安排他们进行了学习,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凌其翰等人加入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后,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

http://history.sina.com.cn/bk/jgcqs/2014-09-23/1134101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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