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4第二节古代中期：欧洲地理学的衰退与东方地理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大致是公元476~1492年，基本上同封建制度的建立、发展和衰退相一致。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为地理学主要中心。

一、欧洲中世纪的地理学

   罗马帝国后期，社会全面衰落，居住在亚洲中部的游牧民族（匈奴等）屡次向欧洲侵袭而占据其土地，引发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大迁移”，社会完全崩溃。罗马帝国瓦解后，昔日与印度、波斯湾、阿拉伯、东非沿岸国家间的贸易路线失去控制能力，与东方的交通逐步移至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手中，欧洲的地理视野再度被封闭起来。古文化遗产随希腊语言失传而消失，基督教垄断欧洲人的思想，学术活动近于停滞。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欧洲中世纪的地理学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到12世纪以后，十字军八次东征，与东方接触频繁，带回了大量的异国自然风光、风俗人情，地理学出现一些转机。14世纪后期地图学也有很大改进，1375年在波托兰诺海图资料的基础上制成了著名的卡泰兰世界地图，这是第一幅给锡兰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以正确轮廓的地图。

  中世纪用基督教圣经创世论解释地理现象，拒绝收受任何与基督教义不一致的事物；欧洲地理学在制图和地理理论等方面出现全面落后与倒退，地球变成了耶路撒冷位于其中心的平坦圆盘；托勒密创立的“地心说”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普遍接受；学者们只对地震、火山、河水泛滥等不多的几项加以研究，同时缺乏哲学观念和系统的推理；当时的学者多以前人的文献来工作，致力于拉丁文以了解希腊时代的地理思想（王洪文，1988）。

二、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可兰经》为教义和信条，逐渐凝聚成一般强大的力量，构建成了一个跨越欧、亚、非三洲的穆斯林大世界（从比利牛斯山，经西班牙横越北非，向东至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而与中、印接壤），阿拉伯人在广袤的地域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众多民族和国家的接触交流、向外征战、麦加朝圣、商业航海活动，扩大了地理视野，增进了学术思想的扩散。当欧洲古文化出现大断裂时，希腊学问却在伊斯兰国家得到保护，很多希腊学者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言。穆斯林把巴格达城建立成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提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安曼（Armman）把星期二定为“学术研究日”，学者麇集（亦作麕集、麏集。读音为qún jí 聚集群集），讨论天文和地理等学术问题。阿拉伯人不但保存埃及、巴比伦文化，而且把希腊先哲的著作翻译或阿拉伯文，然后又由阿拉文翻译成拉丁文，进入基督教世界。古典地理学得以保存和发扬光大。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其地理水平远高于基督教欧洲，而且也是东西方地理思想交流的枢纽，这与当时的伊断兰世界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和政治上的相对统一分不开。阿拉伯人的学术文化，以地理学最为发达，尤具以气候、地形、区域地方面的成就最大。

  豪克尔（lb-Haukel，943-573）游历遍及亚、非两洲，曾到非洲南纬20°，发现热带地区大有人在，校正了希腊“热带地区”无人存在的说法，巴尔基（Al-Balkhi）在公元921年绘制最早的《世界气候图集》。马苏迪（Al-Mnsdi.980-1039）对航行中观察到的季区现象作了详细描述，对蒸发及降雨提出了创新而正确的见解。马克西迪（Al-Maqlii，945-965）把世界划分为14个气候区，认为气候差异不但受纬度影响，也受当地的位置、环境和东西距海远近的能响，还提出陆地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半球主要是海洋的思想，可以说气候学是在阿拉伯人的推动下建立的。阿维森纳（luurAvicenaa，83-1037）说明了河川的侵独过程并建立了最早的侵蚀学说。巴图塔（Ibn-BaTuta.1304-1378）在长达30年的旅行中，对东丰、北非、印度和马来群岛、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中国元朝时的一些地理做过记录。卡尔丹（lbn-Kaldun.1332-1406）是回教世界关注“人与环境关系”的学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性格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企图对“环境对人类影响”建立理论模式。当他分析帝国的盛衰时，认为好战的游牧民族常能建立面积广阔的帝国，但不久游牧民族会被定居民族兼并；而当乡野居民变为城市居民时，且统治者丧失好战精神后，帝国终将分裂而衰亡。

三、中国封建时期地理学的发展

   与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使得地理学的发展总体表现一种连续的，渐进、积累的过程。本节打破时空对应的叙述方式，把我国中古地理学和晚古地理学纳入一个整体进行评述。始自先秦时期地理思想的萌芽，截至清末民国初向近代地理蜕变，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历经2000余年，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地理学。在这段未曾中断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古代地理资料与地理思想。

（一）地方志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是一位不仅对历史学影响重大而且影响了地理学发展史的大家。《史记》中具有丰富的地理内容，如《张仪传》和《苏秦传》是一部战国时朝的“地缘政治地理”《贷殖列传》.《大宛列传》等地理篇章为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作品。司马迁开创了史书地理记载的先河，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史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体例、内容等一直是史学界的经典，以至于后代官方修史都要有地理方面的内容。我国古代地理资料大量收集和保存于史书当中，无可否认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班固是又一位不仅影响史学而且影响地理学史的重要人物。“地理”一词先秦时就已出现，但是直到东汉，地理方面的著作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班固撰写《汉书》时，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词作为有关地理篇章的标题。《汉书·地理志》作为中国最早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词从此被作为一门学问的名词术语正式确认。《汉书·地理志》以后，中国历代的官修史书中绝大多数都辟有“地理志”一章。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看，以郡县行政沿革为主要内容，地理方面的内容只是作为一项附录项目记述，实际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然而《汉书·地理志》这一特点最终促使我国古代地理学形成了最主要的以重视疆域政区沿革变化为特点的“沿革地理学”体系。因此，《汉书·地理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深入发展的一个转折，开创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使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主要趋向沿革地理（赵荣，1997）。

   汉代史学家编著《史记》和《汉书》时兼顾到地理资科的系统化，奠定了以后历代编著断代史的一个重要传统，既有系统的地理专篇，又穿插着零散的地理资料，与系统性强的史书地理志相对应，另一种重要的地理资料文献类型也起源于东汉，这种关于局部地方的地理志笼统地称为地方志（地方志的名称配合历代地方制度的演变而改变）。地方志记述的范围较小，而且编者对当地的环境比较熟悉，或是间接从当地人获得资料，内容往往会出现一些精确而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存在内容庞杂的特点，实质上地方志兼有地理志和地方史的特证。地方志与地理总志相配合，在庞大的古代官方文献体系中沉积了大量的地理篇章，尽管多数属于叙述性的资料，但是当时部分内容也能运用比较正确的地理观点进行分析。

   地方志的地理价值体现在：①地方志是一种记叙地方的综合性著作，包括建制沿革、山川形势、自然灾害、人口名流、风土习俗、名胜占迹、交通物产、都邑城池、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等地埋事象。②数量多，可谓汗牛充栋。③分布广，全国古今的各级行政区域，绝大多数都修有志书，其行政体系涉及全国总志、省志、厅志、州志、县志、邑志、镇志、村志、里志等多个层次。④具有时间的连续性，经常一再的续修和重修，多数拥有数百年的历史。或为研究地理变迁的珍贵资料，这些是世界其他各国无法相比的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王庸（1938）在《中国地理学史》序言中写道：“中国的地志，至少在分量上占有中国古籍的一大部分，是中国地理知识之渊薮，世界上各国都没有这样兴盛。”

   朱士嘉在《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研究利用中国地方志资料的成就》一文中，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国内学者研究利用地方志的成就。在国外，如日本、美国等国家，研究和利用中国地方志资料，也做出了相当成绩。比如天文气象学家的著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之成就》；王鹏飞的《中国古代对天气现象的观测与理论》；文焕然的《近六七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郑斯年、张福春、龚高法合写的《中国东南部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央气象台的《五百年来我国旱涝史料》和《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等，无不大量使用地方志的资料（刘盛佳，1990）。

（二）地图学

   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流传着“龙马负图”和“史皇作图”的传说。《管子》一书中专有《地图》篇，对“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战争需要地图，裴秀总结前人经验，创立“制图六体”。为了进行作为制图根据的测绘，他量测了几条基线，然后对远离基线的地点用目力交会法进行定位，就像埃及人早就做过的那样。他应用东西线和南北线以直角相交的方格作为坐标，在其上标注河流、海岸、山脉、城市和其他事物。由此确立了古代平面地图的绘制理论，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刘盛佳（1990）特别强调中国地图学在古代地理学中的先进性：“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在整个远古和中古的漫长时期里，地图学有很高的水平，就现存地图和文字记载来看，马王堆出土的策帛地图、华夷图、禹迹图等，较欧洲15世纪以前的所有尚存地图，均要更先进、更科学；张衡、裴秀、京相璠、贾耽等的地图学理论和实践，较之欧洲，包括古希腊，有更高的水平。”

（三）地文学与水文学

   导水一直是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的一个重要话题，北魏郦道元（466-527）的《水经注》是这方面最出色的地理著作。这是我国第一部水文地理名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水文地理力作，它的出现代表了古代地理著作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地理学出现分科（水文地理学）的标志。《水经注》体例的形成使后世以水为纲的国内区域综合地理著作发展起来。《水经注》的卓越之处在于全面、详细，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15个世纪以前的各种社会条件下，郦道元不可能亲身寻访每一条河流，他所采用的资料也不完全可靠，由于过分信赖《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的书，经文里出现了诸多谬论。

   宋代的沈括（1031-1095）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杂家，他汇集各种旧闻和个人见解写成《梦溪笔谈》一书，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医药、技术、文学、艺术等20多种学科。沈括进行过许多地理实践活动，包括绘制地图、实地测量等。他是我国古代非常罕见的采用实地观察、逻辑演绎、理性思考等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沈括的地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他对许多自然地理现象的科学观察和正确解释，包括流水侵蚀、海陆变迁与华北平原成因、古环境变迁、植物地理分布的制约因素等方面（赵荣，1997）。

（四）游记、探险与区域地理学

魏晋南北朝的法显追记旅途全程的《佛国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万里远行游记。在法显之后的好几百年，不避艰险去印度拜谒佛教名胜，访求佛教经典的高僧络绎不绝，他们为扩大地理视野和扩充异域地理知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唐代的玄奘是最名传中外的一个。他是中外历史上稀有的旅行家，对西域和印度的考察远早干欧洲基督教走对亚洲的考察，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书也都是不朽的地理名著，特别是前者采用地方志的编写形式，除去首尾两卷都是讲印度各地，包括印度的世界观念，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夕外国地理专著（王成组，1988）。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由200余艘船组成的船队中有大船60余艘，各长44丈、宽15丈，可载千人，船员最多时达27000多人，最早开创了人类大规模的远洋探险活动。与后来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殖民掠夺性质迥然不同，郑和下西洋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扬皇帝的德威，这一系列政治活动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也是世界地理发现史上的创举，遗憾的是，这个重大行动缺少地理学者的参与，留下的文字资料都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专业性不足：同时，没有更多地注重用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而使海洋经济发展起来。

明末的徐霞客（1586-1641）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游历名山大川，创造了地形分类，而且发展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对比分析、探究本质的研究方法。他对地理学的研究几乎已经涉及现代地理学的所有大的部门，包括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的描述，植物地理、人文地理的考察以及地理学专门术语的命名等，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跳出了传统疆域沿革地理和地理空间扩张视野的老路，开创出具有近代地理学意义的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深入解释地理现象，并上升到理论思维高度。徐霞客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考察研究成果，更被后人所推崇的是他远行万里实地考察的精神，堪为地理学科实证主义思想的代表和象征。

专栏8.3中国的风水学

   长期以来，风水学被排除在中国正规地理学之外。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风水作力“封建述信”被彻成清算。《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期以“风水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为标题出版了风水专辑，标志着中国官方和地理学界对“风水”态度的转变。风水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缩影与表现，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态结构下的一种特定环境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表观出很强的自给自足、宗族世家、乡土观念特点，人们祖祖辈辈生于斯地成长于斯地，与其生存环境形成了血肉相违的不可分刻的联系，环境或及其微环境特性（光、气、温、土、水、磁、声、电、味、场）必然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身体和心理产生稳定的、持续的影响与作用，风水是一种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新环境论。与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克的环境论相比，中国的风水更具有文化、人与环境关系的内涵及实用性。然而，由于风水长期是一门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物质的与文化心理的、阳世的与阴世的、现实的与神秘的、形的与气的、科学的与迷信的混杂的学问，对风水亦应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不妨把风水看点是一门潜科学或者现代人居环境学的前期发展形态。

四、中国封建时期地理学评述

   从秦汉至明末，中国古典地理学在天文学，气象学、地形、水文、地图、地方志和区域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风水研究等方面皆取得进步，中国无疑是这一时期世界地理学研究的中心，中国古代地理学与地理学思想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特征和价值，正如王成组（1955）在《中国地理学史》序言中所说：“我国的地理学既是起源特早，而绵延不断，具有长达3000年之久的光荣史，并且保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遗产。这样一脉相承，留下丰硕的成果，世界上无与伦比。”中国古代地理学具有传统综合记述特色，以地方志发达为表征。相对而言，以地理学命名专著较少，地理知识多分散于历史、文学等文体中。地理学与历史学联系紧密，长期呈现出双生关系，这一特点造就了我国近现代地理学“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的发达，名家辈出。然而，中国先秦文化的预设模式及尔后的路径依赖、中国长期稳定的传统农耕社会结构形态，使中国传统地理学总体上缺乏张力、科学方法论不足。尽管也出现过沈括、徐霞客等重实证、重逻辑推理的学者，但终未能形成地理学主流，未能使地理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专栏8.4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

   与中国地理学史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鲜明对照（鞠继武，1987），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却显得非常薄弱。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的地理学思想史著作，除译著外，只有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台湾王洪文的《地理思想》，刘盛佳的《地理学思想史）、赵荣的《地理学思想史纲）等不多的几本著作，而以“地理学思想”为“篇名/关键词/摘要/”在中国期刊网上，仅有30多篇文章、大多只是涉及书评、某个地理学家的思想研究，缺乏系统的地理学思想史的研讨。我国大陆关于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台湾和香港，这使得在西方人所著的地理学思想史著作中，中国传统地理学所占篇幅少，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以至于国际上对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成就知之甚少。甚至认为中国除了地方志以外，没有什么地理思想。地理学思想史本应是地理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必开的专业核心课程，然而受技能化、适用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冲击，国内开设“地理学思想”课程的高校已寥寥无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已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如此一来，中因地理学思想的研究将失去重要根基。我国当代地理学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原因在于缺乏多元化的哲学指导和地理学思想的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