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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爱民 地理学思想史 第三篇 第十章第七节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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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读地理学思想史不是紧迫的事情，但已经拖拉了许久，而这篇又激起内心从波澜。
第十章 现代地理学思想：主要国家地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现代地理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危机与转型
第二节 美国现代地理学
第三节 英国现代地理学
第四节 德国现代地理学
第五节 法国现代地理学
第六节 苏俄现代地理学
第七节 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
P208第七节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理学实现了从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过程。然而，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先天不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地理学呈现出一种近代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并合发展的格局：一方面，近代地理学得到系统的构建和全方位的发展，这一过程持续到80年代，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和发展为表征；另一方面，现代地理学也在逐步发展，其进程在80年代跨过拐点后呈加速发展趋势，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一、中国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一）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地理学
20世纪50年代从教育战略布局角度对高校院系进行了调整，中国高等地理教育迅速壮大。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而后四川、云南、广东，河南等相继成立省级地理研究所，形成了高校与科研所地理研究并存的格局。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和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组建了综合考察队伍和区划队伍，为全国范围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自然区划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原苏联模式与我国传统地理学特点相结合，我国现代地理学特别注重典型区域研究和地理学的应用实践。自然地理方面，通过青藏高原隆升及其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变迁、黄淮海农业开发、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等研究项目，总结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包括垂直自然带、T字型理论、涵洞水文计算模型、积温公式、作物估产模式等在内的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模式和计算模型（葛全胜等，2003）。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综合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与生物过程的学术思想。经济地理方面，重视生产力布局、自然条件和技术效果分析。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以地域生产综合体为研究核心。在土地利用、农业资源评价和农业区划、农业地理学方面成绩显著。经济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工业地理学等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地理学开展了大量的史料收集、考证和野外调查，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成更新、更科学的历史地理。冰川冻土等观测实验站的建立、大规模的区域综合考察和专题研究、自然区划和农业综合区划、沙漠和水土流失治理等工作为区域开发、国防服务、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地理学工作者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区城地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我国现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地理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融入全球体系中。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地理学全方位接轨，地理研究进入快速、健康的发展阶段。在李旭旦、吴传钧、李春芬、周立三、王成组、王恩涌、张文奎等学者的大力呼吁和倡导下，人文地理学和人地关系研究走向复兴的道路。
受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的影响，80~90年代，地理学计量运动在我国达到高潮，各种定量分析技术广泛地应用到地理学研究之中，地理学研究从传统的定性描述转到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发展。地理学的数量化和模型化推进了理论建设。随着遥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虚拟现实、网络等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和开发，已建立起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遥测技术体系，为综合研究和系统分析各种地理信息开创了新的局面（葛全胜等，2003）。现代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分析技术的引入及其分析水平与精度的提高使地理学的发展不断从宏观推论走向微观验证。同时，定位观测手段也从无到有、从点到面。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全面推动了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研究的深入，大大提高了我国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冯仁国，2000），全球环境变化与地区响应成为地理学的前沿。通过黄土、冰芯、湖芯、树轮及历史文献等的深入研究，在古地理气候与环境变化领域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
地理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分支学科快速发展。中国众多的人口和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资源、经济、环境、人口、社会等矛盾十分突出。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环境学、生态学、大气科学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多种学科，大量介入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环境变化与治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地理学研究的主体与科学问题不断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与渗透，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同时，不断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形成以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为支柱的学科体系。
专栏10.7中国的后现代地理学？
如果说，后现代问题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的科学技术、文化精神、社会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的后现代问题则是多种矛盾交织的结果：一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普遍性问题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不断繁殖、析生；二是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承传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冲击，现代化科学文化、商业消费文化与中国人文文化的深层次的矛盾；三是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非平衡、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缺失与文化中空、文化创新不足。中国的后现代问题呈现出前现代和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一种混杂格局。这就构成了中国后现代地理学的基本内涵和独特性所在。
二、中国地理学60年来的主要成就
有相当多的论著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地理学的成就进行总结：《地理科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95）、《地理学发展与创新》（陆大道，1999）、《中国地理学90年回忆录》（吴传钧和施雅风，1999）、《地理学综合研究黄秉维文集》（《黄乘维文集》编辑组，2003）、《中国历史地理五十年》（华林甫，2005）、《地理学思想史》（刘盛佳，2000）等
1）区域综合考察。从1956年开始，先后开展了青藏高原自然资源、西北高山冰雪资源、西北沙漠、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等多个区域的大规模地理考察，出版了20多部区域综合考察报告。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中国地理学家开展了旨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自然区划研究，包括全国范围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动物等多要素专门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汇集考察和区划成果，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图集》（1965），标志着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自然环境有了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揭示出自然地域分异的特点和地带性规律，成为各部门研究和应用的重要依据，
2）农业综合考察和农业区划工作。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使农业能够因地制宜、分类指导，1953年农业部首次组织了农业、林业、水利、地理等专家制定了简明农业区划的初步方案。周立三等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甘青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的初步研究》。1978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了以周立三、黄秉维、陶鼎来为首的专家小组，编写完成了《中国农业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和《中国农业机械区划》。1980~1985年，依托地方院校和研究所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县为单位的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综合区域工作，出版了一系列丛书，成为这一时期自然与经济相结合的综合性成果。我国的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推进了农业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中国农业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等成果均具有世界意义（郑度和陈述彰，2001）。
3）全国土地类型、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地理学在前期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自然区划工作的基础上重整旗鼓，开展了全国范围的1：100万土地类型、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图的编制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赵松乔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的编制研究，综合考察委员会石玉林主持了全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编制研究，地理所吴传钧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研究，这三项土地系列图的编制研究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对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土地利用研究已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开展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4）竺可桢开创了气候生产潜力与气候变化研究。1964年竺可桢撰写的《论我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开创了联系农业生产，综合分析光、热、水等自然因子的先河，成为我国气候生产潜力、农业生产潜力以及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1973年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奠定了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他依据物候观测和文献资料建立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曲线被称为“竺可桢线”，作为标准曲线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或与之相对比。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人类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文明进化、生物演化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备受国际地学界推崇。
5）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出版。在中国地理学界，历史与地理的结合堪称一个重要特色。在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疆域变化、自然和人文环境变化、城市变迁等都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和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先后出版。这两部历史地图集反映了中国地理学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也是对国际疆域沿革地理和城市历史地理的重大贡献。
6）开展全国范围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整治规划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地理研究从较为狭窄的土地资源转向更加广泛的国土资源，研究任务也从前期认识性的考察调查进入到以开发利用为目的的评价规划。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下，中国地理学家参与了国土资源评价和国土规划编制工作，先后完成全国性国土资源评价与国土规划报告以及省、市、县3级国土资源评价和国土规划报告，并在国土资源评价和国土规划的理论、方法上也取得了一大批理论成果，推动了区域地理学的发展。
7）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环境、西北干早地区环境变迁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青藏高原是全球上最年轻、最高大的高原，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黄土高原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纪黄土，地形复杂、水土流失严重，是世界特殊地理区。施雅风等开拓了中国现代冰川学，朱震达开创了中国沙漠研究；以孙鸿烈、李吉均院士为代表的中国青藏高原研究者通过多年对青藏高原地质、地貌、冰川、古生物化石等的深入调查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方式及其对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刘东生、安芷生、李吉均院土为代表的中国黄土高原学者通过多年来对黄土高原的深入研究，建立了黄土高原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一地貌变化一气候变化的时间序列；以朱显谟院士为代表的水土保持专家揭示了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气候、地形、植被、土壤、人类活动的关系；冰川、冻土、沙漠、湖泊、湿地等专门自然地理的时空演变与过程研究的成就突出。这些重要成果是我国对国际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也代表了国际地理学在这些领域的最高水平。
8）开展全球环境变化-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发展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温室效应、酸雨污染、物种灭绝、表土侵蚀、土地荒漠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地球表层的可居住性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研究计划，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MAB）、国际地圈与生物圈研究计划（IGB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lHDP）等，全球性的地学研究计划把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叶笃正、黄秉维、陈述彭等积极倡导中国地理学参与全球环境变化、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并在相应领域开展了具有奠基意义的预测研究。
（叶笃正(1916.2.21-2013.10.16)，又名叶平斋，出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气象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开拓者。
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在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年，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至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至1987年，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2006年，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笃正早期从事大气环流和长波动力学研究，提出长波能量频散理论;20世纪50年代，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季是热源的见解，由此开拓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研究和青藏高原气象学;提出北半球大气环流季节性突变并引发一系列研究;60年代对大气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理论作出重要贡献;70年代后期，从事地-气关系和倡导全球变化研究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中国地理学的综合性思想
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综合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1957年提出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指出在自然地理研究中要体现综合的思想，钱学森提出地理科学的观念，把地理学视为一个系统，使综合的思想推广到了整个地理学，此外黄秉维提出地球系统科学，吴传钧提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其核心都是“综合”的思想，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思想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核心和特色所在。
1）综合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是对自然地理环境，即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地球表层的整体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着重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间的物质能量关系，阐明自然地理环境的历史形成、现代过程、类型结构、地域分异和发展演变。综合研究有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一是现代过程的研究；一是历史过程的研究。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的研究；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研究。景观学和土地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以及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2）地球表层学和地理科学。钱学森曾就地球表层学和地理科学多次发表论文和讲话。他认为地球表层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并由此提出了地球表层学和地球表层巨系统的概念。1987年，在“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作了《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的讲话，认为“‘地理科学’就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地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地球表层”，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二次学部委员会大会上的《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或叫交叉。”他后来又提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就是地理系统，其研究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他由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引出地理系统的概念，引出社会主义的地理建设，提出了地理建设的概念，包括交通运输、信息通信、能源发展、供气供水、环境保护、绿化建设、城镇体系建设、气象预报、防灾抗灾、矿业开发、农业资源及林业资源开发、保护等。
3）地球陆地系统科学。黄乘维始终坚持地理学的综合发展方向，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便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倡导开展物理地理、化学地理和生物地理群落三大方向的研究。百余年来讨论的焦点是5个圈层相互关系究竟如何研究，黄乘维提出的物理地理（热量水分平衡）、化学地理（化学元素迁移和转化过程）和生物地理群落（生态环境的维系和保护）是地球表层学基础性的核心内容，而综合自然地理则将三大系统融会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宏观单元是自然区，微观单元是土地类型，综合自然区划便是对三大系统的结构、运行、控制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差异的揭示。他的这一思想与1984年国际科联决定的综合研究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过程的方向可说是不谋而合。黄乘维多次阐明了“分科愈细，综合愈重要。地球表层学体现的便是综合，地球表层的综合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明确，多学科研究不是综合研究，只有跨学科研究，融会贯通，才能算是综合研究”。他指出地球表层的6个研究领域是：①地理学传统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地表或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②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对象全在地球表层；③自然资源研究主要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和能量的利用和保存，对象亦全在地球表层；④环境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消除和避免环境污染，广义的就包括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环境，这与地理学传统定义相同；⑥国土整治研究……其对象仍然在地球表层之中；⑥地圈、气圈相互作用研究……其内容是研究地表对大气的影响和大气变化对地表的影响。这就使地球表层学的理论体系渐趋明朗。黄秉维指出研究工作仍得顾到区域差异，“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不但全球环境与区域环境应该结合起来，环境也应该与发展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行动依据的作用”，他又指出：“地球系统科学侧重说明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的几十年至几千年的变化，将全部现象区分为物理气候系统和地球化学循环两个方面。”
4）人地关系地城系统研究。1991年，吴传钩发表了《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一文，认为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主要担当地域系统研究的任务。他说：“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学。亦即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明确以地域为基础。”吴传钓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方面的建树包含有地理学完整的科学方法论；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有空间、时间、自然、人文四组变量，故从属性来说，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科学；从形态来说，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实质来说，是内部组合和功能机制转换的动态过程；从研究的目的来说，是通过结合调整和机制优化使人地关系更加协调、和谐，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循着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四、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点与问题审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解煌的成就，一方面，吸收消化了西方近200年的发展成就，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地理研究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找到了中国地理学自己的“生态位”和“生长点”，在一些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正在开创一些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研究课题和项目。
（一）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地理学发展的特点是：①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多类型的区域综合考察，对中国自然环境与自然要素结构特征有了全面的认识与把据；②地理研究、地理教育的组织运作深受苏联模式影响；③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远盛于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的应用性强于理论性；④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我国地理学处于近代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并合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严重偏差：①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体，将地理学的阶级性推向极端化，人文地理学及其理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批判。②教育和学术上照搬苏联模式，欧美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受到严格限制；对统一地理学和人文地理进行了否定，人文地理和人地关系研究留下了近30年的时间断层。③地理学中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相分割，加剧了地理学者自然-人文统一知识体系的割裂，造成了严重的“跛脚”现象；自然环境只是作为研究经济事象的条件而不是作为同一实体范畴的内在构成，进而阻碍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深度；纯自然地理研究导致对“人类已成为改变地球表层变化重要的持久营力”这一现实的忽视，削弱了地理学的应用目的。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持点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研究与地理教育进入历史上空前繁荣时期。其总体特点是：①学术上一改封闭，单一的格局，多样化的学术思想刺激着地理学多元化的发展；②人文地理学得到振兴，并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对学生而言，自然地理学转向“冷门”；③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地理学已逐渐接轨，在环境变化、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已切入前沿；④地理学的综合性、整体性和人地相关性得到关注和强调；⑤地理学的高新技术化特征日益增强，除遥感、GIS等技术外，诸如长期定位观测，黄土、冰芯、湖芯、树木年轮、洞穴沉积等的定量测试和定年，坡面、流域、风洞、冰川冻土实验模拟，物质能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实验家测试等现代实验手段在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在新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地理学又呈现出诸多新的问题。蔡运龙等（2004）等指出。当前中国地理学界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学科整合不足、学术走向迷茫、竞争能力堪忧、全球视野欠缺、地理教育错位等问题。以下问题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构成重大影响。①理论研究仍然薄弱，尤其是原创性思想较为欠缺，本土化理论创新不足。中国地理学要创新发展，必须把握国际学术动态与前沿，然而，近30多年来，中国地理学也存在一种“潜景观”：热衷于国外理论观点的引用与实证，并形成多级承传之势，而居低层者或后来者沿着这一路径全力向高阶升级。这一状况对缩短国际差距客观上起到积极作用，但长期形成一种“定势”与“稳态”又削弱了艰苦持续的创新精神。正像日本地理学家荒井良雄所说“已经对永远追逐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感到了疲倦与厌烦”。这一现象及其所造成的问题应引起中国地理学的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其昀就宣称：“中国地理学自有优美之国风与其独擅之才力”，这实应成为国人的基本风范。②地理学对现代科学的成果关注不够，表现出零敲碎打，地理学研究在指向当前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却出现了削弱的趋势。对地理学整体发展方向的关注趋于淡薄，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整个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隔膜于其他学科发展的前沿、隔膜于科学哲学。③在市场经济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境况下，时下的学术浮躁之风也影响到地理学。不同尺度的野外调查研究和长期连续的定位台站观测、社会经济调查和原始数据的分析研究是地理学发展的基础之一。但除了少数研究所以外，对第一手科学数据的获取重视不够。在GIS和数量方法的应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实地观测却削弱了。④地理学内部发展不平衡。区域地理学、农业地理学等分支学科长期处于衰落状态，行为地理学、医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等未能形成体系。⑤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日趋专窄化、技能化、应用化，冲击了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削弱了我国地理学未来的国际地位与竞争力。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地理学本来应该在学科交又以认识和解决复杂问题上作出独特贡献，但中国地理学中自然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交叉和融合显得不足，高水平的综合性成果仍然乏善可陈。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发展倾向，一是越来越专窄，一是越来越泛浅；前者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险，后者则可能在不着边际中“消散”。⑤学术走向迷茫。近年来为应对社会需求，为争研究经费，大学院系纷纷改名，也改变了学术方向。中国地理学在派生出环境、资源、城市、旅游、房地产等应用方向的同时，主流学术方向却被削弱，人地关系等地理学核心论题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被淡化。地理学研究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敏锐地揭示隐患、对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在地理学的繁荣表象下潜伏着危机。中国现代地理学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巨大成就，但思想的活跃性、原创性、多元性仍显不足。中国的地理学拥有良好的历史基础、深厚的文化蕴藏、典型独特而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伴随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的崛起，中国必将由地理大国走向地理学术研究的强国。
附录
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2015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活动与讲话中，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保持恒久自豪、持有坚定信心。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把“根”培得更茁壮，把“魂”铸得更牢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博大精深、底蕴厚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根基命脉，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营养，为培根铸魂厚植了历史底蕴。
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支柱。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它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时代强音和革命行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革命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优势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实践证明，革命文化积淀着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忠诚可靠、勇于担当、团结协作、甘于奉献、不畏艰辛、敢于胜利等优秀精神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为培根铸魂厚植了红色基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灵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发展方向，在多样化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中居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的价值认同，为培根铸魂厚植了时代元素。
新时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文化自信
news.sina.com.cn 2019年02月11日 06:07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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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与意义的高度认同与积极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社会主义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弘扬正气，壮大底气，砥砺勇气。
以兼济天下、德泽苍生为最高理想与价值
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光明与美好，扬清激浊，弘道养正，以兼济天下、德泽苍生为最高理想与价值。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砥砺前行、前仆后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使中华民族勇于领潮流和时代之先，有所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日益得到巩固与发扬。
坚信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利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确的、崇高的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力前行的力量源泉。1954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为中国人民的理想与追求注入新的内涵，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件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发展有益于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能够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永不懈怠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逐步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没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很难成为世界强国
文化的优秀、人民的力量、国家的强大，在新时代不断给予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应有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也积累起巨大能量。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没有优秀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坚持走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中国文化的先进。
文化自信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与担当
新时代中国文化应表现出新的可能。虽然目前我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我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时代面临新困难、新挑战，文化自信理所当然地需要具有崭新的时代高度、世界广度和变革深度，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与担当。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从来不缺少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靠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胆识与胸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人完全能够继续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继续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做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11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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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现代地理学思想：主题地理学与后现代地理学的阐述
第一节 全球环境变化、全球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地理学
第二节 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地理学
第三节 信息化与信息时代的地理学
第四节 城市化、城市问题与都市地理学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地理学
本章小结
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第十二章 人地关系论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第二节 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本章小结
第十三章 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第一节 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第二节 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第三节 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四章 生态论与景观论
第一节 生态论
第二节 景观论
本章小结
第十五章 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第一节 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第二节 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第三节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一节 地理学的范式论
第二节 地理学的危机论
第三节 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