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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家庭到「找到自己的路」7

第一节生长于中国中产阶层家庭的段义孚7

一、家庭背景7

二、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官之子的段义孚11

第二节找到自己的路:「受地理学所救赎」14

一、接受地理学的「正规训练」15

二、从「与沙漠的邂逅」到「沉缅于地方」19

（一）段义孚「与沙漠的邂逅（1952-1965）19

（二）多伦多大学（1966-1967）任教时期23

（三）「沉缅于地方」时期（1968-1998）24

三、退休后的段义孚：「另一个创造力的爆发」26

四、「受地理学所救赎」28

第二章 从家庭到「找到自己的路」

第一节 生长于中国中产阶层家庭的段义孚

一、家庭背景

段义孚于1930年12月5日生于中国天津的中产阶层家庭，系四名子女中的老二。父亲段茂澜为留美的知识分子，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曾任中华民国政府的多项要职。

段茂澜的祖籍为安徽合肥，生于济南。1911年他入济南德文学堂，尔后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纽约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硏修西洋文学及经济学，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的段茂澜曾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及法国文学院进修。1928年回到中国，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6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初任秘书兼交际科长，后升任美洲司司长、驻英大使馆公使。战后，调任驻马尼拉公使兼总领事。1949年10月，任驻法国「使馆公使代办」。1956年调任驻巴拿马大使1，不久调任为驻菲律宾大使2(1959-1963)。1963年回到台湾，任外交部顾问。1965-1970年，先后任驻科特迪瓦及驻阿根廷大使。尔后，他曾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任职，并曾于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80年2月26日在台北病故3。

[1段义孚的母亲在段茂澜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驻巴拿马大使任内去世。资料来源：《我是谁？》(1999)，页44。]

[2段茂澜在1962年7月21日与立委王霭芬再婚。资料来源：「国家文化数据库」，老照片「段茂澜大使与立委王霭芬结婚」，网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3[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329234.html]。

段义孚的家族与段祺瑞(Tuan Ch'i-jui)，并无直接血缘关系。虽同为安徽省的段姓，段义孚家族隶属阴山段姓的这一系，而段祺瑞则为合肥的这系。不过段义孚在书中有提及：段祺瑞曾资助段茂澜就读南开中学时的学费(Tuan,1999:23-24)。段义孚对其父亲曾作如下的描述(Tuan,1999:14):

家父的道德与社会的价值，根本上是儒家的。他生于1899年，而可以生活在任何中国的朝代。他的理想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其生活作为正直与学习的榜样。......对他来说，每天以四种语言----中国话、英语、法语以及德语而与外国人会晤以及交往是例行公事。他是一位四海为家者，而我是一位眼界狭窄的人(He was a cosmopolitan,I was a provincial)。

段义孚称此为「参与了他四海为家者之世界」的开端，使他获得一种早期的自信。段茂澜身为留学多国的知识分子与外交官，这种四海为家者或世界主义者的特质，深刻影响段义孚对地理学的扩展与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实践。

段茂澜身为外交官的节操，曾表现在他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驻法国「使馆公使代办」时，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许多外交人员变节，他仍捍卫中华民国政府在法国的使馆地位的事件上4.【4「自由时报」2009年3月22日的「自由广场」曾刊登由曾道雄(台湾师大前音乐硏究所所长)所撰的「驻外人员的高度与气节」，对于段茂澜任中华民国驻法国外交官时的气节有详尽描述，现摘录于下：「其实在外交战场上，我们看过甚多高度学养、力挽狂澜与气节凛然的驻外人员……应当知道1949年的驻法大使馆『挂旗事件』吧。当时扮演第一只红蚂蚁的凌其翰，在馆内公开串联各地驻外使馆叛国倒戈，他们称之为『起义』，并发文给周恩来效忠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听候周恩来的指令，凌其翰等人在十月十日降下使馆的国旗，改挂五星红旗。而当时的凌其翰和现在的郭冠英一样，领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薪水。这时驻英公使段茂澜奉命赴巴黎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在国内已节节败退，难以顾及外馆情势，段茂澜在之前赶到的次长董霖的协助下，以他个人的学养和外交智慧，成功地在巴黎扳回一城。段茂澜何许人也？其实他和胡适、叶公超一样，原都是一介书生，因缘际会而走人外交的领域，但他们始终都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段茂澜曾在大学以英文教授德文和西班牙文，并以日文撰写法文文法，他当时如果要在巴黎变节投共，将远比凌其翰更有条件，因他是段祺瑞的侄子，又是周恩来的老同学，但段茂澜抱持一个外交人员的气节，在几无后援的情况下，和老同学展开了外交斗争而赢得了一次胜仗。段茂澜，对变节的馆员凌其轮说了一句名言：『政府已付给了你薪水，你可以走了！』而凌其翰等人最后也如其所愿地，于次年的五月，由马赛港搭船回归他认同的祖国。」资料来源：「自由电子报」；网址：http://www.libertvtimes.com.tw/index.htm。】。此外，段茂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898-1976），为私交甚笃的同学与朋友，两人在1949年后，分属不同的敌对阵营。段义孚称两人「公务上为敌人，私底下他们维持着彼此间高度珍视的记忆。」他对于其父亲段茂澜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官的风节，有如下记载（Tuan,1999:25）：

在1956年，父亲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参加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在旅馆中的一天深夜，正当他即将就寝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发现是他的弟弟，他做为周恩来的密使远从天津抵达；他的任务就是说服父亲返回中国大陆。他无法达成他的任务。多年后，在1973年，我的弟弟San-Fu，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面。他们闲话家常4个小时----中国社会如何能够把个人与私人的需求置放在至少是例行的国家事务之上，这颇为感人的象征。周恩来邀请父亲访问，表示既然父亲已退休，他能作为一个无官职的个人而来访。

留意这两个朋友的不相等的地位。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一位世界的人物；父亲仅是一位从逐渐失去国际承认的国家（台湾）来的大使。周恩来采取所有的主动性，试图去维持跨越政治敌对界线的友谊。毕竟他能这样在于他是主子。父亲不能：倘若他已尝试，他将会被判定为不忠诚的并被解职。我谈及此事而去指出虽然我的直系祖先是贫穷的，尽管父亲在中国政府的阶层中所占的职位是中层，不过经由关系，他与他的家庭能够在更大的世界上获得很小的立足点以及支点。

段茂澜于1980年在台北病故，段义孚并未如同他两位兄弟一样前往台湾奔丧5[5段义孚的两位兄弟:长兄Tai-Fu Tuan与弟San-Fu Tuan（段三孚）均为物理学家。Tai-Fu Tuan曾在辛辛那提大学任教，段三孚曾在夏威夷大学物理学系任教。]。对于这事，他有如下的说明（Tuan，1999:38）：

父亲在1980年于台北去逝。他接受两星期的特别护理。我可以飞奔去和他一起，就像我两位兄弟那样。当他活着时，我是寻求他陪伴的儿子；我是父亲在他不同的外国岗位探望他的那个儿子。然而当他濒死之际，我选择不前往。无疑地，对这子女本份的令人震惊的疏忽，有数点理由，有些理由那时我无法了解、我甚至现在也无法了解。当时我确实清楚地看到两个理由。一个就是我对于体现在丧礼习俗中的中国人面对死亡态度的厌恶。我的厌恶或许有着它的原因，即村庄的丧礼惊吓了身为小孩的我-…公鸡始终准备好去通报死者的复活。我无法忍耐仅能伪造感伤的一个过往年代的迷信或是子女孝敬的无聊仪式。第二个理由，如同我已大量地厘清的，是我对父亲的冲突情感。把中国丧礼的做作出来的悲哀与虚假堆在顶上----对我来说，一种中国文明的严重控诉，从未更多地被赋予了身体或道德耐力，远比我能忍受的将会更多地。

段义孚提出这两个个人理由，做为未能到台湾奔丧的原因，或许也包含着他对人本主义的深刻了解，而扩及对死亡的态度所致吧！

段茂澜重男轻女，并偏爱段义孚的兄长与弟弟，因而他提到身为小孩时他无法期盼从父亲获得到的爱，则是「更加地从母亲而要求关爱」，因而奋力博取成为母亲最喜爱的一个小孩(Tuan,1999:38)：

当我观看家庭相簿并发现到我几乎总是紧靠着她而摆好姿势，仅在成年我了解到，我们多么地费劲把我弟弟推到旁边。

段义孚的母亲在生育小孩的那几年间，罹患轻微的结核病，而未能哺育小孩，因而段茂澜雇用奶妈，「在我们的早年，我们最亲密的接触是与一位陌生人。她照料大部分的日常事物。」结果就是，「母亲变成一位更加遥远、威严与富有魅力的人物，不像奶妈，她总是散发出和善的某人。」在7岁时，段义孚发现到：「以前我未曾明了我母亲的面貌---当他们需要它时，一种包容全部的温柔接近她幼小子女……。」到了他15岁时，「对母亲的情感不仅是喜爱的，而是渐增地保护的。」在段义孚的父亲于1956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后，父母两人一同前往履职；他们前往巴拿马前，顺道途经美国而探望段义孚的三个兄弟。当年段义孚曾与母亲在加州柏克莱山岗临时的家园，共处数个月。此时，对他来说，「……我们的角色已颠倒，当前我们20多岁，身为小孩的我们去照顾母亲。她仅55岁，但患病---我们那时无人知道如何不适的---已削弱她的活力与自信。」随后，他的母亲前往巴拿马与其父会合，但不久就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当地医院就医，被诊断为胰脏癌。段茂澜将其送往曼哈顿的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Columbia-Pres by terian Medical Center)寻求治疗，随后因病情恶化而在1956年去世(Tuan,1999:39-43)。段义孚对于他于母亲临终前的心情有如下描述(Tuan，1999:44):

我的身体感到沉重的。我拖着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但我的心灵是难以解释地轻松的，由疲劳与绝望而空荡的。某天，大约凌晨3点，当我们都打瞌睡时，一位护士过来通告母亲正接近她人生的终点，劳驾我们到她身旁。我奋力从椅子挣脱，并弄平我皱掉的外套。一个钮扣遗失了。我在坐垫下、椅子下寻找它，愚蠢地怀疑是否它可能已滚人暖气输送管。

这颗遗失的钮扣，是否为象征他母亲的隐喻？段义孚倒是未曾告诉读者。

二、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官之子的段义孚

段义孚的家庭在1941年时，因父亲请调到澳大利亚，而举家离开中国。他对于父亲为何请调到外国，有如下解释(Tuan,1999:21-22)，

食物是昂贵与缺之的。我们患有营养不足。我的弟弟喜欢吃并且有着非常大的食欲。某天，当父亲从工作地点返家，我的弟弟以一个6岁大小孩的严肃而告知他，今后我们一天仅能提供两餐。这使父亲非常苦恼，因此他决定从事使他自己能调派到外国的每件事，在那里能真正地喂饱他的家庭，即使他必须接受实质的降级，在于许多他的同僚也想逃离。这就是有关我们于1941年最终去了澳大利亚的事情。

自此，段义孚迈入了徙居世界各地的四海为家者的生活历程。尔后，因段茂澜在1946年初，调派菲律宾担任中国总领事，该年底又派往伦敦担任新职务(Tuan,1999:25-26)。因之段义孚曾在多个国家居住，并于当地接受教育，他在1948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而于1951年毕业，同年10月前往美国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就读硏究所，1957年取得该校的博士学位(Tuan,1999:25-27'93)。

因父亲职务之便、「关系」的结果，段义孚在自传中提及两点对他个人直接益处。首先为段义孚1948年申请牛津大学入学许可时，入学考试须考古典文学，即拉丁文或希腊文，对他来说实有困难；后来得到一位居住在牛津的著名中国剧作家的协助，说服牛津大学，「古典中文应被考虑为一种适合的替代」。因此段义孚在温暖夏天的入学考试时，得以「翻译《论语》，而其他的应考人则翻译《埃尼亚斯纪》或《伊里亚德》。」其次为1959年他获得美国海军硏究局(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的资助，而去硏究巴拿马的海岸地形。选择巴拿马海岸硏究有数个原因，包括：纯科学、战略的、能获得美国海军协助，以及个人的原因(Tuan,1999:27-28):

第四个原因是个人的。在那时，我拥有台湾的护照---我离美国的公民身份依然一段长路---使得我难以去旅行，由于我能从事研究的国家，越来越少国家接受我的护照。巴拿马是不同的。它承认台湾而非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我的父亲，作为中华民国的大使，能轻易地为我获得签证。我也能够藉由暂住大使馆而节省美国海军研究局的金钱。

因父亲段茂澜身为外交官的缘故，段义孚进入了「世界的舞台与公众的事件」，他自称这是「一位中产阶层的小孩在世界上很小的立足点」(Tuan,1999:29):

在父亲的关系与影响之大顶部之下，不管是短暂与不相干的，我与在中国和别处的重大事件，以及超过平均水平之上的领袖魅力与权力的名人、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取得联系。

段义孚的家庭，随着父亲的职务调动，而不断的徙居，刻划出的是四海为家、世界主义，甚或漂泊、无地方的生活经验。一直到1973年12月19日，他才得以正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Tuan,2007:163)（回家记： 在美国，我被视为一个“归化的美国公民①”①归化的美国公民：hyphenated American。常用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指的是那些本人出生地或家族原住地并非美国、后获得美国国籍、但又支持自己本民族国家的人。常含贬义。——译者)。这些个体实存的经验，似乎促使段义孚在学术硏究的层面上特别关注：「家园」、「根着性」(rootedness根深蒂固)与「世界」等主题的阐释，进而展现在《宇宙与家园：一位四海为家者的观点》(1996)【简称《宇宙与家园》】等众多著作中。在《回到中国的家园（Comming home in China)》(2007)的最后一章「反思」，他正视自身的归属与认同(identity)课题，而对其加以深入审视。

段义孚从事学术硏究的起点，是对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山足面的调查，但他于学术界的声誉，系奠立在文化地理学的卓越成就上。段义孚学术硏究焦点的变化，从地形学到文化地理学，并非出自他个人硏究的大转向，而是对「地理学的意义」的扩展而来，更深的层次，则是有关「实存意义」(the meaning of existence)的探究：「我想要去知道我在此做什么、从生命我们想要什么」(Tuan,2002a:326)。对于实存意义的探索，构成他对地理学产生兴趣的起点与终点。而在《回到中国的家园（Comming home in China)》中，他对于由地形学而转向文化地理学硏究的转折，所涉及之实存意义的自我探索，有着更为细致的回答(Tuan,2007:66-67)：

为何我已从自然地理学转向人本主义地理学呢？我答复说：我总是想要去从事人文主义地理学。我与空虚和严酷---死亡，或是一个既不吃也不被吃、既无腐朽也无呼吸停止的矿物世界，而一见钟情。对在成年的我而言，那变成一个普遍的内心状态。然而，更早地当我是一个12或13岁的小孩时，它的预兆发生。在一个梦中，我以不寻常的清晰了解到活着能仅意味着一件事物：总有一天我会死亡。成人藉由道出我将随年长而放弃它，寻求去偏离我的焦虑。大部分的小孩随着他们的好奇心从形上学被转向异性、转向物理学与化学这样可靠的学校课程，而放弃它。我的焦虑未曾如此。我持续由我视之为根本问题的事物所萦绕于心头。当去选择大学主修的时候，我认为我可能已选择哲学。但我并未发觉学术哲学的高度抽象、严密推论，以及经验的根本质疑等是有吸引力的。因此，我寻求从相反的端点而开始脚踏实地的经验论，而从那里攀爬哲学的高度。虽然仅16岁。我了解地理学对我来说正是依附于土地的学科。它将使我认识到人们对抗自然与社会经济的限制，而去努力生存的方式。但生存就是全部吗？人们超越它渴望的是什么呢？他们美好生活的概念为何呢？概念离现实是如何地接近呢？像这些问题，将带我前往哲学与宗教的山麓丘陵，我首要的兴趣位于那里。

早自10多岁起，段义孚就已萌生对实存问题的关注，因而选择地理学作为探究人们「努力生存的方式」；他虽曾因「暂时地由沙漠景观的美所出轨」，而硏究地形学，但最终再度导向「哲学与宗教的山麓丘陵」，并贯穿漫长的学思路途，由此而「找到自己的路」｛finding ones way)「以下将对他如何「由地理学而拯救」(saved by geography)、「受地理学所救赎」(salvation by geography)的历程，详加论述(Tuan,1999:88'90)。

一、接受地理学的「正规训练」

段义孚谈及：自15岁起迄27岁止，这12年间所受的是地理学的「正规训练」(formal training随后则从事实质的地理学教学与硏究(Tuan,1999:92-93)。段义孚在1948年进入牛津大学地理学系就读，他曾对当时校园的学术气氛，有如下描述(Tuan,1996a:11)：

在我于1948年入学的牛津大学，学生们洋溢着大量的政治与哲学问题。如何去重建被战争破坏的世界，是一个甚大的问题，但甚至更大的则『生命的意义』，对存在主义、无神论与宗教两者来说，更是在这气氛之中，并频繁地激发学生无休止的讨论。『世界政府是可能的或可行的吗？』与『生命是荒谬的吗？』(卡谬)代表这两个极端----政治与形上学的----引起我们的想法与热情。当时我们了解到其它的议题会出现而考验未来的大学生世代，但我们天真地假设这些会依然处在一种见识的类似范围；也就是，它们会是普遍的或持久不断的，而非在地的或是被时间束缚的，且来自共同原理与推论的原则，而非来自一种发怒的盲目支持观点。

由此可看到段义孚早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其学习生活就已触及尔后引发他对地理学产生兴趣而终生探究的实存意义的课题(Tuan,1999:94)。他对于在牛津大学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所受的地理学训练，有详尽的叙述(Tuan,2002a:327):

我前往牛津作为大学生，确信它提供在人文地理学最好的课程。但并非如此。二次大战后牛津的地理学处在毫无生气中。其人文地理学欠缺所有的激励。全部课程给予我任何知性支撑物的仅有部分，就是地形学。在牛津，我偶尔发现到一篇由加州地理学者约翰·克瑟立所写论文，题为《被均夷之河流的概念》。我喜欢此文：它满足我对于清晰推论、满足对于论及能被看到与接触之证据论点的基础知识的渴望。

据此可看到段义孚原本就关注人文地理学，但在大学受教期间，仅在地形学看到「知性支撑物」，因而对地形学产生兴趣。他前往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亦延续对地形现象的硏究，因此选定以地形学做为博论的方向。段义孚对于他与指导教授约翰·克瑟立(John Kesseli)第一次会面时的窘境，有如下记载(Tuan,1999:92)：

继续说我的故事，在路途上两天后，越过美国大的广阔空间，与英格兰塞满的狭小景观相较下是如此地解放的，这火车驶入柏克莱。我一安顿下来，立刻去见我的指导教授约翰·克瑟立，一位德裔瑞士籍的地理学者。我忽视了加州的习惯，为了这会面，而穿上一件外套以及戴上领带。几乎克瑟立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会真地想要研究地理学。我知道许多中国学生。他们为了阳光而来到加州。倘若他们为高等的学位而研究，那是因为他们能返家并弄到轻松的工作。』有着一停顿。尔后，他以更加个人的层次而继续说『你想要成为一位地形学者？但现在看看你【他无疑地提到我的外套与领带】，你并不是那种从事严肃野外实察的人，你不是那种在你的指甲之下弄脏的人。』我大为震惊。我去我的同学寻求意见与安慰。同学中的一个--一位较年长的研究生(Tom Pagenhart)---把双脚放在桌上。他倾听我的叙述并说道『好啦！不要在意，克瑟立有着一种粗野的外表，但一旦你熟悉他，你将发现他有着一颗心---石头。』石头！在这霹雳之前，我多么完全地记得那简洁的暂停。我欣赏这风趣。任凭我的预感，我知道我是安然无恙的----我已来到恰当的地方。而这我几乎不需要增加、即老生常谈符合事实的：在粗野的外表下，克瑟立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显然，克瑟立凭借对段义孚第一印象所做的评断是不正确的。事后，段义孚不仅以实际的作为，展现他在干旱地形景观硏究的具体成果，而以地理学的硏究为一生志业。这位「在粗野的外表下」’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克瑟立教授，段义孚于1976年与他最后一次会面，对于师生间的这次相遇，段义孚有如下的记述(Tuan，2002b:108)：

最后一次我看见约翰·克瑟立，40多年前我的学位论文指导教授，是在1976年。那时他严重地罹患肺气肿。他几乎无法走路，一阵阵的咳嗽定期地使他弯着身子。我们两人皆知道这将会是我们最后的会面。在他的办公室，我们持续进行一种交际的交谈，不太愿意看它结束。最后当我起身要离开，我能看出我年长的导师奋力要去说出有关我研究的美好事物。这是困难的，在于我离开柏克莱之后，我变成他业已预言与畏惧的人物---一位很有抱负的『哲学的』地理学者。最后，在门边他含糊地说道，『关于你最近的研究，嗯，若你能侥幸做成，我猜它是可以的。』我有点情绪激动的。尽管如此，从那时起迄今，我已生活在会遭遇到由某些学术美德的目光敏锐护卫者拍拍肩膀的恐惧中。

师生二人最后在完全不同的学术硏究领域内各自发展，克瑟立仍能捐弃成见而鼓励段义孚，应是让段义孚深受感动的原因。在柏克莱的学习期间，亦是他知识累积与探求，极为丰硕的阶段(Tuan,2002a:327)：在1951年，我前往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与克瑟立研究地形学以及与卡尔·绍尔研究人文地理学。在那里我研究生的岁月，是超乎寻常地快乐与丰饶的。尽管我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不断地工作于地形学的学位论文，我与人类实存之无形东西的知性约会从未变弱。除了有关地理学的专门性论文与书籍之外，我阅读许多其它的书籍。

段义孚为满足原先对地形学的知性探求，因此追随瑞士籍地形学者约翰·克瑟立硏究地形学，并以之为博论的硏究方向。除此外，为回归到原先对人文地理学的兴趣，从而跟随柏克莱学派奠基者卡尔·绍尔硏究人文地理学。而他原先对人文地理学的兴趣，在这段期间则深化成对「人类实存」意义的反思，因而阅读许多地理学科外的书籍，包括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等书籍，因此段义孚自称「人类实存之无形东西的知性约会从未变弱」。显然，实存意义的探索，构成他终生学术硏究的主轴，而由其它学科所获得的实存意义的知性累积，则构成他所奠立之人本主义地理学知性的凭借物、思维的泉源。

他对于长达12年的地理学的「正规训练」，做了如下的总结(Tuan,1999:92-93):

我在柏克莱是快乐的。彷彿我的知性视域，它以前从未这样而开启。当我选择地理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时，我仅15岁。12年后，在1957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如此，我长期的正规训练结束。从那以后，我不仅教学与从事地理学的研究，我也呼吸着地理学与过着地理学的生活。

自1957年后，段义孚不仅从事地理学的教学与硏究，对他来说则更是「呼吸着地理学与过着地理学的生活」，贯穿他的地理学的生活的是：持续对于地理现象所蕴含之实存意义的探索(Tuan,2002a:326)。这是他的地理学生活的起点与终点，因之他自称「由地理学而拯救」、「受地理学所救赎」(Tuan，1999:88)。

二、从「与沙漠的邂逅」到「沉缅于地方」

(一)段义孚「与沙漠的邂逅」(1952-1965)

就是在段义孚与美国西南部干旱景观或沙漠的邂逅中，他进而体会到有关人类对景观或环境因应的想法，给予他新的启示与激励(Tuan，1999:45-54)6[6段义孚自1956年到1958年之间，曾在布鲁明顿的印地安那大学任教。他在1957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在1958年，离开布鲁明顿前往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硏究，从事的是统计学而非地理学的硏究。资料来源：《我是谁？》1999)，页64-67。]。

1952年初冬，他曾与多位中国留学生前往死谷(Death Valley)露营。段义孚称这次为沙漠「首次实际显露」(the first real revelation)的震撼，给他无比深刻的印象与感受(Tuan,1999:52-53)：

沙漠的极大吸引力，使我惊奇。毕竟沙漠在我童年中并未以重要地位出现。它未能唤起先人的记忆。它从未是我的或我家庭的生态栖位(ecologicalniche)。在澳大利亚身为小孩时，我知道我们生活在巨大沙漠的边缘。但我从未见到它。我首度变得熟悉干旱土地的壮丽，系我为上研究所而搭火车前往加州时。但这种震惊---首次的真实显露---一年后才到来。在1952年冬季的休假期间，数位中国学生与我决定往我们应尝试被称为宿营的纯粹美国式的嗜好。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前往沙漠谷地的国家名胜(Desert Valley National Monument)，期望我们在黑暗降临之前将抵达那里。我们没有一个人以前曾露营过，但我们感到自信，在于我们完善配备着帐篷、睡袋，以及被认为对荒野经验必要的其它随身用具。我们的汽车在Fresno南部的某处抛锚。修理它花了数个小时。我们抵达死谷的时候，是深夜而天色已暗。一阵强风刮起，使得我们于搭帐篷缺之经验的尝试均告徒劳。我们放弃。我记得感到沮丧。我想美国的学生即使在暴风雪中，也应当知道如何搭起帐棚；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轻易地就放弃。最后，我们仅在我们的睡袋中入眠，暴露于强风、尘土，而在宁静的间歇时，则置身于群星中。

我意识到月亮的美。命运，我喜欢去思考，已安排其最大限度的展现。在令人炫目的尘土与夜晚的黑暗中，我不知为什么设法去使得我的睡袋与冲积扇的斜面一致，如此一来当我滑动时我的头会比我的脚还高。醒着，我需做的就是更高地抬升我自己，倚靠着肘部，以及死谷西壁广阔的空间是我去凝视之处----闪闪发亮的淡紫色、紫色与鲜亮的金黄色之梦幻景象，如戏剧般地由第一道晨曦所照亮。在死谷地面上的盐地也是地球外的，到处是十足雕塑般的浮雕。但宁静、寂静是更加地非尘世的。我在惊叹中凝视。任何人将如此。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难解之事，即为何我会感受到的不只是惊叹，而是一种陶醉的幸福。

段义孚称1952年这次与沙漠的邂逅，为「我与沙漠的一见钟情」(I fell in love with the desert at first sight)、「一种陶醉的幸福」(Tuan,1999:59)。尔后，在1954年时，他因博士论文的需要，而前往亚利桑那州东南部沙漠，从事山足面之特殊沙漠地形的野外考察，可说是实践了他对沙漠的地理学硏究。在此期间，并与当时参与他实察的英国学生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建立深厚的情谊(Tuan,1999:45-50)。段义孚在1957年以「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山足面」(Pedimentsin southeastern Arizona)为题的论文，自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博士学位(Tuan，1999:93)。同年该博论以同名，而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该校第13册的地理学出版品，这是段义孚在长达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所出版的第一本专著7[7.Tuan,Yi-Fu(1959)Pediments in Southeastern Arizo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v.1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年段义孚前往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任教，在当地共停留6年。对于这段期间的经历，他有如下的论述(Tuan,2002a:328):

藉由恰当的机会，我第一份可望成为终身职的职位，是在新墨西哥大学。1960年代早期，新墨西哥是一个位于一座中等大小城镇的小型大学，此城镇处在广阔的灌木与沙漠之中。这大学的地理学系是如此小的，由于雇用我，它把其大小加倍。我们两个地理学者必须去支撑可怕的教学重担，但毫不感受到出版著作的压力。出版著作压力的缺之，意味着我有时间以及更重要地内心的平静去转移我的承担，而重返人文地理学。但我需要的，不仅是时间与内心的平静。我也需要鼓励与激励。这些我从我的一位地理学同僚---一位博学者也是一位与我意气相投者---以及从居住在圣塔菲、《景观》杂志的创建编者杰克森而获得。在他的编辑下，此杂志是地理学等同于哲学；许多他的文章，大大地超越了特定景观的描述而移向对文化与人类本质的创新深思。我当时住在一座新墨西哥的绿洲，此一环境在其与世隔绝状况中，接近于在一个难到达海岸上灯塔的完美典型，这是由爱因斯坦对严谨的博士后研究者所做的建议。沙漠本身提供我训练与激动。它的严酷，粉碎我天生的安逸爱好；它纯粹的边界，净化我蔓延成长的心灵。

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期间，段义孚与他所称之「博学者」、「意气相投者」约翰·布林克·保克森(John.B.Jackson、1909-1996)成为同僚与好友。在他的「鼓励与激励」下，得以让段义孚「重返人文地理学」，并藉由沙漠所提供的「训练与激励」，而创造出他自己的地理学构想：融合哲学、艺术与其它科目的地理学。杰克森在1951年创立《景观》（Landscape)杂志，创刊号的首篇短文《精通乡村事物的存在的需要》(The Need of Being Versedin Country Things)，他就提出8：8[约翰.布林克.杰克森(John.B.Jackson)是一位在景观设计领域的作家、出版商、教师与素描艺术家。《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HerbertMuschamp，指出杰克森是「论及已形塑这国家所占据这块土地之力量的美国最伟大在世的作家。」他在扩展有关「民间风格」景观的观点上，是深具影响力的。资料来源：(英文)「维基百科」，‘John.B.Jackson’条目，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J.B.Jackson。]

它是从如下的气氛，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间的真正关系，首先被清楚地揭露。当从天上被观看，山巅与峡谷丧失许多它们给人的深刻印象。引起我们注意与唤起我们兴趣的事物，不是砂质的干河床与裸露的岩层，而是人的痕迹。

杰克森对于景观硏究所提示的相关主张，应当给段义孚「重返人文地理学」许多的激励。就在这样的心境与环境下，段义孚在当地任教期间，完成多篇深具启迪的论文，刊载于《景观》（Landscape)、《新墨西哥季刊》(New Mexico Quarterly)、《专业地理学者》(Professional Geographer)以及《美国地理学者协会年报》(A.A.A.G)等专业期刊。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地方的爱：或者与景观的意外邂逅》(Topophilia:or,sudden encounter with the landscape、1961)、《亚利桑那与新墨西哥州的结构、气候以及盆地的土地形式》(Structure,climate,and basin land forms in Arizonaand New Mexico、1962)《建筑与人类的本性》(Architecture and humannature、1963)、《沙漠与大海：一种人本主义的证释》(The desert and thesea:A humanistic in terpretation、1963)《山岳、废墟与忧恋的感伤》(Mountains,ruins,and the sentiment of melancholy、1964)以及《「环境」与「世界」》(‘Environment’and‘world’、1965)等9。这些论文充满深邃的地理意涵，跳脱传统学科的窠臼，可说是他在1976年称之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硏究途径的实质探究开端(Tuan，1976)。40多年后，他在《沙漠与我：对情投意合的硏究》(The desert and I:a study in affinity)一文，如是论述他与沙漠的亲缘性(Tuan,2001:7):

在我已居住过的所有地方中，无疑地我最情投意合的一个地方就是沙漠。我知道在意识的层次上这是真实的。但这种情投意合比意识层次的那种，是更加深奥的，因为即使在梦中它也是真实的。在我的梦中，这唯一能被坐落于地图上的地方，是美国西南部的沙漠。

[9资料来源：「段义孚的个人履历」(Tuan'sCurriculumVitae)。网址：http://www.yifutuan.org/]

段义孚与沙漠的情投意合，甚或如他所言「沙漠本身提供我训练与激励」，实质地展现在许多论文与专著中。或即对段义孚来说，地理学给予探讨实存问题的地方，而沙漠则激励他进一步去回答这些哲学问题。

(二)多伦多大学(1966-1967)任教时期

1966年段义孚再度迁徙，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任教(University of Toronto)，停留于当地有两年。他对这段期间的任教生活，有如下的回忆(Tuan，1999:117-118):

真的，我在多伦多大学(1966-1967)的岁月，是不愉快的。它依然留下一种酸的滋味，但这起因不是令人不快的对待，而是知性的不协调10。

为何段义孚会认为在多伦多大学任教的这段时期，是「知性不协调」(intellectualincompatibility)呢？未见他有相关文章的进一步说明。或许是该校地理学系的知性特色，与段义孚的硏究取向有极大的差异所致。在这段期间，段义孚出版了一本专著：《水文循环与上帝的智慧》(1968)，列为多伦多大学地理学系硏究出版品的第一号，以及数篇文章，包括《环境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符：从欧洲与中国而来的实例》(Discrepanci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behavior:examples from Europeand China、1968)与《路易斯.曼福特与生活质量》(Lewis Mumfor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1968)11。

出自「知性的不协调」的理由，促使段义孚在1968年转往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

[10在段义孚的「个人履历」中，其于多伦多大学任教的期间为1966到1968年。]

11["资料来源：「段义孚的个人履历」(Tuan's Curriculum Vitae),。网址：http://www.yifutuan.org/]

(三)「沉缅于地方」时期(1968-1998)

段义孚在明尼苏达大学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任教的期间，超过30年；这段时期，从最广义来说，系以地方的意义探究为起点，而引发多项论题的探究，构成他众多专著的探讨核心。

从1968年到1983年，段义孚在明尼苏达大学度过。在此期间，他创述了深具影响力的多本著作。对于这时段的任教与学思生活，段义孚有如下的描述(Tuan,1999:118):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14年12，是精采的，如同夏天般是温暖的，此外，就像中西部北部的冬天，是使人振奋的。我在学系内与学系外的同事们，似乎都脱离他们的作风，而去迁就我。我从未被要求担任繁重且耗时的委员会。在学系内，我逃离系主任的琐碎事务。在大学中，我被安排在大学出版委员会与福特讲座基金委员会---校园内两个最被觊觎的委员会，在于第一个委员会提供免费的书籍，另一个提供与访问演讲者一起的免费餐会。

12[根据「段义孚的个人履历(Tuan's Curriculum Vitae),，段义孚自1968年起、迄1983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这期间有16年。自传为何称14年，原因不详。]

在「精采的」「温暖的」与「使人振奋的」环境与学术气氛下，段义孚共完成多本专著以及数十篇的论文；段义孚的专著中，最广为所知、并深具影响的两本著作《地方的爱（恋地情结）》(1974)与《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观点》(1977)，就诞生在这期间；此外，他对「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具体主张与硏究，就揭橥（阅者注：指标志，出处章炳麟 《文学说例》）在这时期内。

从1983年到1998年他退休，段义孚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为根据地，展开另一场的教学与学思生活(Tuan,1999:118)。他对于再度迁徙到此校任教14年的原因13 [13根据「段义孚的个人履历」(Tuan'sCurriculumVitae)，段义孚自1983年起、迄1998年，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任教，因之任教的期间并非自传所言的14年。]，有如下的说法(Tuan,2002a:330):

然而在1983年，我离开明尼苏达前往威斯康辛。为何？我想要知道。我在明尼苏达是愉快的，并期待留在那里直到我70岁，而任其发展。或许就是这种意识，即中年晚期的危机沿着路途而潜伏，或我需要一种改变，此改变将可给我一种最后的活力涌现。威斯康辛的系所就像明尼苏达那样著名的，但较为年轻。我能依赖他们的朝气与活力。我将是那里最老的成员，对亚洲血统的任何人来说，它本身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因此，在明尼苏达14年后，我移往威斯康辛，那里我度过另一个快乐的14年。当我试着在我新的学术家园去安顿时，我含糊地预期的中年晚期危机，确实来临。幸运地，它是短暂的。凭借谅解的同僚与朋友的帮助，我设法去克服沮丧—一种我已研究过的生活，但尚未过此生活的感觉。

在转往威斯康辛大学任教，而带来的「活力涌现」的时段内，段义孚不仅克服「中年晚期危机」与「沮丧」，转而深化他的硏究面向。这期间，他共完成了5本专著，从1986年的《美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到1998年的《逃避主义》。他在《逃避主义》的「致谢」中，认为这本书「可能是我最后的学术著作」(Tuan,1998:234)。段义孚对于他在明尼苏达大学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漫长的学术生活，有如下的描述(Tuan,1999:118-119):

学者尤其祈求知性上的满足感。明尼苏达与威斯康辛已提供给我一个极佳的环境，而去从事在我自身之内所做的事物。在28年的期间，我已设法去完成我有关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毕生事业：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系由10本书所构成，第一本书是《地方的爱（恋地情结）》(1974)，而最后一本是《逃避主义》(1998)。

由「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的观点，所创述的这10本专著，其出版年代从1974年到1998年，跨越了20多年的时间幅度。这些专著，铺陈出段义孚持续不断的创造力与深化的思维；并以他自称的四海为家者的观点，从事许多跨文化之间的现象论述。这些是他对地理现象所蕴含之实存意义的具体探索成果，本硏究将于随后的章节中，深入探究之。

三、退休后的段义孚：「另一个创造力的爆发」

段义孚在退休前的6个月时---1997年12月12日，他讲授最后的课程，并告诉朋友们要把他自己搁在一旁，让路给年轻地理学者的时候到了(Johnson,2007)。1998年7月，段义孚正式由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退休，转任该校的荣誉退休教授。身为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的他，如何面对退休的生活，人生另一阶段的开始呢？《我是谁？》曾给出如下的回答(Tuan，1999:118):

当我在1990年代中期仔细考虑要退休时，许多朋友们振奋人心地谈到：我将会享有另一个创造力的爆发。

退休的隔年、1999年出版的《我是谁？》自传，可说是段义孚退休后「创造力的爆发」的起始。他会撰写《我是谁？》，当缘自其退休前，「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A 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曾邀请段义孚做「学习的生涯」(A Life of Learning)的演说而来14 [14段义孚在1998年5月1-2日，举行的「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年会中的「查理斯.荷马.哈斯金演讲」(The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s)，进行「学习的生涯」(A Life of Learning)主题的演说。段义孚的演说稿本，载于「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的网站，网址为：http://www.acls.org/]。段义孚特别在《我是谁？》的「致谢」中提及：由于这次的演说，「刺激我去超越仅是知性生活的一种渴望，进而往更加完整的事物--即这自传。」这股退休后「创造力的爆发」的延续，尚包括：《亲爱的同僚：平凡的与不平凡的观察》(Dear Colleague: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2002)、《地方、艺术与自我》(Place,Art,and Self' 2004)、《回到中国的家园》(Coming Home to China、2007)》以及2008年出版两本专著：《人类的善》(Human Goodness)与改版的《中国的历史地理》(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而2009年出版的《宗教：从地方到无地方性》，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专著。

强生(M.Johnson)在《地理学者绘制心灵的领域》(Geographer maps terrain of the soul)中，藉由专访段义孚，而向一般读者介绍这位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更为生活化的一面(Johnson,2007)。他颇有见地对段义孚的学思生涯，做如下简洁的描述：

在数十年的期间，对段义孚来说，置焦于地方变成后照镜中的影像，当他踏上其它的路而旅行时，逐步地后退。最近他表明『这就是生命如何地前进。我们终将结束而放弃地方。我们死去。』

『置焦于地方』或「沉缅于地方」，可以说构成段义孚学思生涯的出发点、驻足点与终点。

四、「受地理学所救赎」

段义孚自称他自15岁到27岁，这12年间，为他所接受之地理学的「正规训练」；尔后的岁月，则是从事实质的地理学教学与硏究。他对于如何被地理学所救赎、拯救，有如下回答(Tuan，1999:92-93):

......在1957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如此，我长期的正规训练结束。从那以后，我不仅教学与从事地理学的研究，我也呼吸着地理学与过着地理学的生活。这些在过去(现在)如何可能呢？地理学，一门相当切实的学科，如何能够具有这样一种对我的影响，并不时地当我个人的生活似乎是最糟的情况时，而提供给我『拯救』呢？作为一个十几岁的人，或即使作为一位新进被铸造的博士，我未能适切地回答。只有在生命的晚期---在回顾中，我才能给予一个全面的答案，就在于地理学的意义，于我的一生期间已扩展。随着我的成长，它也成长。

他对于地理学的了解，系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扩展「地理学的意义」。这可由他一系列著作的具体内容而看出。段义孚对地理学产生兴趣，或随着硏究而扩展「地理学的意义」，无非蕴含着他想要探求的实存意义为何的课题，这是他终生学术硏究的职志(Tuan,2002a:326)；此即他曾论及之「地理学揭露人」(geography reveals man)、「地理学反映人」(geography mirrors man)以及「以及作为人的真实真实反映的地理学(geography as the mirror for man)的深刻义蕴(Tuan,1971:181)。地理学意义的扩展，最终则是回归到段义孚所称之「宇宙的美…-较大的魅力」的欣赏与探索(Tuan,1999:88):

若无宇宙(cosmos)，更明确地说若无我对自然与人类所有东西的和谐的愉悦，我的生命将会是悲惨的…不值活下的。我由地理学而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