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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王爱民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篇地理学思想的评述第十四章生态论与景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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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段义孚，我对生态论和景观论都没有感知，而段义孚或是对二者的超越。大家可以参阅段义孚的近作《浪漫主义地理学》。
P282第十四章生态论与景观论
生态论与景观论发展的地理基础来自于区域研究和人地关系研究。从广泛的视角上看，生态论和景观论属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与“区域论”范畴。生态论和景观论在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和区域研究诸多不足的克服中得到快速发展，进而在传统的地理学主题中又繁衍出两大新生主题，从而使地理学的研究更为丰富多彩。
P282第一节生态论
所谓“生态论”，是指在地理学研究中，利用生物学尤其是生态学的思想、理论、方法来研究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人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形成地理学“生态”指向的泛称。地理学“生态论”之所以能成为地理学的中心主题之一，仍在于生态学与地理学在其发展历程、研究对象、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甚至是难以分割的联系，从这一视角看，生态学本身无疑具有备了“地理基因”。
一、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关联
早期将生物与环境关联起来考虑的是一些博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1735年，雷米尔（R.Reaumur）发现昆虫生理发育与积温存在一个常数关系。1855年，卡德罗（A.Cadolle）将积温概念引入植物生态学，为物候学理论研究打下基础。洪堡从自然环境整体论思想出发，提出了“植物群落”和“景观”概念，揭示了植物分布与气候的关系，创立了植物地理学，成为生态学思想的根源所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生态学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1866年，E.海克尔首先把“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瓦尔明（E.Warming）的《植物分布学》（1859）和谢普尔（A.F.W.Schimper）的《以生理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1898）标志着生态学作为生物学分支科学的诞生。1900~1930年，生态学渗透到生物学各个学科，形成了生态学众多分支科学，并在群落演替、群落结构、植物地理学和生物地理群落研究方面成效显著。可见，在生态学建立时期，地理学与生态学对“群落”这一尺度的结构、分布、动态研究上是不分彼此的，两者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手段基本相同，20世纪30年代，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概念，随着能量金字塔、基本产量（生物量、现存量）的研究，尤其是奥德姆的能量流动和能量收支及奥文顿的营养物质循环的研究，标志着现代生态学的创建。
从6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研究更加关注于变化的非线性特征、群落演替发展的偶然性与随机性意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恢复力、生态阀值与生态退化、生物自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全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转移与生态伦理。在研究领域上，从传统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拓展到人类，并将应用生态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也就是说，应用生态学的研究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已全域叠置，一方面，这强化了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关联与交融；另一方面，生态学的强势和在公众中的声望使地理学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或许促使了地理学以“生态论”来抗衡，同时又迫使了地理学更多地转向于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社会的环境研究。
专栏l4.1生态学的扩张与泛化
生态学由于关注于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加之有强势的生物学作支撑，同时与物理、化学、现代系统理论深部结合，从而使生态学极富学科张力和社会影响力。苏联学者古姆·中林指出，生态学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学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种强烈的“生态化”趋势，“生态”成为学术界、政府、新闻高频度使用的话语。兰州大学生物系教授赵松岭对此提出了很独特的看法：“生态学在社会科学中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这对社会学科的发展并无多大意义，同时也加重了生态学自身的发展危机。”是然，生态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地理学、人类学这类学科具有高度关联性，尽管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点看，“政治生态”很有意义和价值，但它只是政治学研究一个“借来”的术语，布赖恩·斯普纳在《从人文方面看生态学研究前景》一文中认为：由于借用或移植生态学的技术名词，在这个领城已造成了更大程度的混乱；20世纪60年代对生态认识的提高导致对生态问题采取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生态系统研究方法的滥用，不仅妨碍了对问题过程的分析，而且也歪曲了对这一过程的认识，理由很简单；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因果关系从来不受生态系统的局限，事实上，人类活动经常依靠毗邻的不同的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的总和；为了纠正这些弊病，需要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对话，但这样的对话一直发展缓慢，因为对生态问题感兴趣而又有充分的自然生态功底的社会科学家为数极少。事实上，斯普纳谈及的问题在近年来“生态足迹”理论的应用上和地理学的一些“生态论”中同样存在。
地理学与生物学、生态学思想方法的结合表现为几个集中的主题。
1）生物进化论与地理学思想。拉马克、达尔文和尔后的现代生物进化论，如同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一样，对地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演化观念、有机体组织观念、自然选择与生存竞争观念、网络关联和随机观念……）对人地关系论中的环境决定论、国家有机体论、或然论、适应论（调节论）以及戴维斯的侵蚀循环学等均有相当大的影响。拉采尔从动物学研究转向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的理论方法对拉采尔的学术成就无疑有重要影响。
2）人类生态学。20世纪初叶，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家帕克（R.E.Park）在所著的《社会学导论》（1921）一书中，把生态学思想（入侵与演替、生态龛或生态位）引入城市社会学研究中，从而为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赢得声誉，同时也因其把“社会”与“生物”类比、采用实用主义的归纳法而受到严厉批评。1923年，H.巴罗斯发表《作为人类生态学的地理学》一文，主张地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地理学以弄清自然环境和人类分布、人类活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作为目标”，“以人类适应环境的观点来观察这个问题，较从环境的影响出发更为明智”，宣称地理学的中心课题是研究特定地区的“人类生态学”，然而，巴罗斯的人类生态学关注的重点不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是转向“人与社会关系”。这一转向重视了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加强了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然而却贬低了自然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巴罗斯的“人类生态学”是“社会的”而不是“生态的”。从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类普遍关心环境品质，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绝灭、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已有初步的认识，于是生态学的观点再度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并再次转向对自然生态的关注。
3）景观生态学。1939年，特罗尔（Carl Troll，1889-1975）在利用航片解译东非土地利用时提出了“景观生态学”这一概念，用来表述生物群落和它们所在的特定景观区域的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互惠关系的复合体。特罗尔认为景观生态学总体上接近自然地理学，就像社会地理学接近于人文地理学一样。在《地理学的现代整合》（1983）一书中，哈格特（Haggett）建议将生态学分析作为综合地理学的三种方法之一。“景观生态学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以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
4）环境生态学或生态（生物）地理学，环境生态学重点研究各类生态环境系统的空间分布、结构、功能及演替等规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机制，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围绕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生命系统与地理系统之间的整体性与相关性、系统行为的目的性以及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机理及其调控方法与途径。地球表层系统由自然地理系统、生物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环境系统三大系统组成，三大系统存在发生学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存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换关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将地表各圈层、有机与无机、人类与自然有机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与发展，环境生态学由于对区域生态环境和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环境管理的关注，从而成为地理学的前沿领域。沃兹（Watts）指出生物地理学的五大趋势：土壤-植被-环境复合体研究；植被大类与特殊动物种之间的关系：个体物种分布的分析和影响过程：第四纪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变化：人类-生态系统-群落关系。
地理学“生态论”的要义可概括为：生态学概念的引入使人类活动、生物作用、自然环境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加以整合，既避免了决定论和或然论各持一端之嫌，又打破了自然和人文的二元论观点；生态学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一套新的方法手段模式，使其研究更加科学化，如结构与功能、营养层次与连锁反馈、生态平衡等观点以及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的测度方法；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联姻有助于促进环境观点和生态观点的结合，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方法与生态学的系统分析方法的结合，空间地域研究与物质流、能量流研究的结合，摆脱了对“人地关系”纯哲学上或观念上的思考，进而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一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作用方式、作用强度、作用方向、作用后果等研究上。在物理地理学和生态地理学中，系统分析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但系统分析的潜力（特别是生态系统的分析方面的）没有得到完整的开发。昂温·提姆（Unwin，1992）指出：“令人惊讶的是，生态系统并没有为地理学家们广泛地用来作为经验主义研究的框架。”无疑，地理学生态论这一途径，可望取得地理学理论尤其是人地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同时必将增强地理学的实践指导意义。
然而，生态学的研究并不能涵盖地理学和人地关系的所有内涵，也不能在人的整体系统中无限制地应用与扩展。斯图达特（Stoddat）宣称生态系统分析给了地理学家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强调生物学家应用的模型不能直接运用于地理学。乔利认为：“把生态模型作为总体上理解现代社会和自然界关系的一把钥匙会失败，因此把它作为当代地理学的基础是不行的，因为它把社会人看成一个太被动、太无效的角色。”地理学不能长期只尾随“生态学”去推进“生态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与现代生态学理论和现代系统科学的交融中创造地理学理论，就像早期生态学的“地理化”一样。
第二节景观论
景观可定义为地球表层某部分地理事象组合形成的整体景色。景观论是有关景观概念、景观识辨、景观分类、景观过程、景观美学、景观图像、景观评估、景观设计、景观制图、景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的统称。解读地表景观是每一位地理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正如优秀的作家具有穿透“人”的思想深度一样。
一、地理学的景观话语与景观主题
地理学中不少基本概念往往难于精确界定且存在不同理解上的争议，“景观”（landscape）一词就是这样，对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至今仍存在着分歧与迷惑。源自德语的“景观”一词原本是16世纪画家用以表示乡间景色和风景画的。因此，景观从肇始就与绘画、美学和心理有着强烈联系，而这一点后来又因后现代地理学对“景观图像”、“景观美学”、“景观心理学”的关注而被放大。当德国地理学家把这一概念转为地理学的核心术语时，景观或是用来描述地表的外观，或是表示地表特定的地点或区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示意义。帕萨尔格的景观最初专指自然的地形、地貌、植被，而施吕特尔的景观则包含文化特征，“人类对某种地区存在的一切冲击之一种观感”，维达尔将景观视为人类活动的表述，是人类在大地上的印迹。哈特向试图清除景观的美学和心理内涵，认为景观要义有三：一是由可见的实体的特性组成，二是一个同质区域，三是包括以上两种意义，也就是一切确定的实体，而非一个认知性的结构地区。索尔最初将“景观”、“区域”视为“对应词”，而这种异词同义导致了某些混淆，尔后索尔将“景观形态学”进一步拓展到文化特征研究中，区别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性质和概念，实现了地理学中景观研究主题的构筑。丹尼尔斯（D.Daniels）则更多地关注于景观美学、景观表现，通过对传统艺术绘画的意义和象征解构，揭示景观地理与艺术历史的关系。
现在大多数地理学者将景观理解为“地域的外观”，对此，可采用景观-地域或景域这一术语来同时表达外观和区域的内涵。迈尼希（Meinig，1979）在所编的《普遍景观的解说》论文集序中，莫林在《景观与环境：世界的描述与解释》中，指出了景观术语的迷惑力、重要性和不确切性。
从风景画家借用来的“景观”概念，最初被地理学家根植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和区域地理两大传统主题中。然而，一些深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影响的地理学者感到，“人地关系”不但抽象难以捉摸，而且很难保持客观的态度，更难应用实证的方法；区域论虽无上述缺点，但仍不够具体：而肉眼所见到的实体，能使地理学成为既具体，又客观能实证的科学地理学（王洪文，1988）。这可看成是地理学家对洛克“白板”说的回应。在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景观论得以苗壮成长，成为地理学经久不衰的主题。然而，具有描述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景观一词，其自身潜存了多种二元性：实体物质与外观形态（存在与现象）的二元性；物质与观念（景观既是一种事物，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象征主义、情感知觉）的二元性；自然（实体）特征与人文（实体）特征的二元性；“清晰可见”与“隐藏神秘”（在场与隐匿）的二元性；现状与过程（现象学的与发生学的）的二元性（景观的这种二元性，同样可用于“区域”二元性的解构）。景观的二元性特征构成了景观研究的视角、方法、内部流派的差异、争论和发展张力，同时也成为景观论受到批判的根源。
在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学者施吕特尔在拉采尔文化景观概念基础上，建立了“景观论”的基础，在《人的地理学目标》（1906）一文中，倡导景观作为人的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1910年，彭克提出气候在景观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假说。柯本采用按可见景观现象来进行气候分类的体系。S.帕萨格尔在1913年创造了“景观地理学”一词，出版了《景观学基础》、《比较景观学》等巨著，力求完善景观形态与分类的解释，提出城市景观、空间景观等概念。原苏联许多地理学家侧重于自然景观研究，在景观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贝尔格在《苏联景观地带》（1931）中阐述景观学说原理；苏卡乔夫（V.N.Sukachov）将其生物地理群落学说确定为景观学的一个单独分科，是景观的最小结构单位；波雷诺夫（B.B.Polenov）提出景观的地球化学特性；卡列斯尼克（S.V.Kalesnik）提出景观学的精确定义和景观分类、类型、结构等概念；索恰瓦（V.Sochava）认为景观就是地理系统的观点。早期的景观研究与地域和区域的概念为一体，侧重于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自然形态。
索尔将景观研究引入美国，1925年发表的《景观形态学》一文标志着景观论进入到地理学的核心主题。索尔对景观的关注，除受施吕特尔等德国景观学派的影响外，部分源于他接受了赫特纳的观点：用某些抽象的关系（诸如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确定地理学的核心基本上是一个误解，因为知识的领域需要具体的内容，若没有一个自称客观物体的范畴，地理学仅是一个“寄生性存在体”。索尔将景观视为客观物体的范畴，强调景观的整体性，关注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文化景观”以及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化。景观被理解为描述“一种思考文化的严谨的地理学方式”，“文化是机能，自然区域是介质，文化景观是结果”。如美国和墨西哥边界是沿着两侧相同的山脉、沙漠和绿地而划定的。然而由于美、墨两国文化的差异，其文化景观也不相同。索尔认为，“景观不仅仅是观察者所见的真实场景（对经验的重视），而且其有‘普遍性内涵’”。在索尔看来，地理学的任务是描述各种形态或分布的相互关系，地理学是一种现象科学（phe-nomenologic scicnce）（他的意思是“研究那里所见到的什么”）而不是发生学（genetic science）。按索尔的伯克利学派的惯例，文化地理（也是人文地理）不应关注个体而应关注人类制度和文化：“人文地理学者关心的不是解释文化的内部机理或者描述人类影响地表的行为方式，而是评估人类群体利用和改变居住地的技术潜力。”对此，保罗·克拉瓦尔（2007）说道，索尔的“地理观点是完全‘垂直’的（人与环境关系的概念），而忽略了‘水平’的”（社会-空间组织范式）。索尔和伯克利学派对过程、社会、文化行为研究的缺失受到后来者的批判，从而推进了“景观过程”、“文化景观重构与再造”、“景观行为地理学”的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除了景观建筑学和景观生态学外，景观研究还存在两种主要视角，一是以索尔等为代表的“景观形态学”和“文化景观”研究。景观形态学者们将地表可视现象所构建的形式和空间结构作为他们共同的议题，从这一点来看，山脉、河流、草地、森林、道路、沟渠、公园、天地、村庄和城镇已在地理学家眼里形成整体，这种可视的景观是地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二是以霍斯金斯（W.J.Hoskins）、杰克逊（J.B.Jackson）为代表的“景观历史学”和以克劳福德（0.G.SCrawford）为代表的“景观考古学”，霍斯金斯在《英国景观的形成》的序言中指出：“我所做的事，就是利用今天所展示的英格兰景观，并尽我所能解释它如何呈现出其目前的形式，一些细部变化是如何镶嵌上去的”，“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以说明（景观）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演变的，即使在某些部分发生演变”，他摒弃了系统地依次探讨主要景观特征的表述方式，而“重要的是去揭示变化中的英国景观外貌背后的逻辑关系”，惠特西尔提出人类活动连续占有说，连续占有关注每种文化以它特有的方式利用区域的各种形式，强调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而不像法国学派那样所关注的地方差异是由人和自然数世纪以来长期维持与大致无干扰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1980年以后，景观研究出现新的特点。①在遥感和GIS技术支撑下，景观研究由中观区域尺度向微观和宏观两个尺度拓展。在微观尺度上，以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图斑为基础，采用多样性指数、破碎度、集聚度、分维数、蔓延度等量化分析方法对景观类型结构和空间组合结构进行分析；在全球尺度上，集中体现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之中；从时空耦合角度，广泛地开展了特定地域在特定时间尺度下的景观变化研究，在注重自然综合体外观的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当代对景观的理解倾向于把形态与过程、描述与解释、综合与分析结合起来”。②如同对“区域”、“空间”等地理学研究主题或议题一样，总是有很多热心的学者将现象学、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女权主义等方法论运用于景观研究之中。强调“本土景观”、“象征景观”、“景观政治学”、“景观社会学”、“景观图像与景观绘画”、“景观记忆与景观特性”、“有性别的景观”。科斯格罗夫（Cosgrove，1984）在《社会形成与象征景观》中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与批判性指向对“资本主义景观”的解读；杰克逊（Jackson，1984）在《发现本土景观》等论著中强调关注景观的本土特征、景观的象征性意义、景观基本单元--个体住处、日常世界的景观特征；女权主义者由于高举反抗“大男子主义景观”（也包括建筑）而引人注目；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者强调，我们所描述的世界无不反映我们自己的情感、价值、利益、动机；一批后现代主义者将后结构主义概念应用于景观之中，认为景观及其表述如同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是“可阅读”的“文本”。③景观研究由学术走向实践，景观的价值与应用方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景观质量评价与自然潜力评价，强调景观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协调性。利用景观-地理系统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景观保护、管理和预测预报。景观设计、景观规划成为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基本内容。
地理学的景观研究有其优点：景观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景观作为区域的整体外观，体现了地理学的地域性；景观论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中抽出实体的、可见的或可感知的事象，使其研究对象趋于具体、明确，易于观察，便于实证，避免了“关系”的模糊、笼统之嫌；通过景观识辨、景观分类、景观过程、景观评估、景观设计、景观制图，景观研究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研究体系；不同景观论者提供了解读“地表景观”的多种视角，迈尼希（Mcinig，1979）认为，“同一场景”至少存在“十个”版本：自然、栖息地、人工制品、系统、问题、财富、思想意识、历史过程、地点与美学（Baker.2008）。与地理学的生态论、行为论不同，景观论主要是从“地理学”中长出来的（当然，城市规划、建筑学、文学艺术等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地理学对“景观”术语有着内在的亲近感，马祖尔（Mazur）指出：“直到近代为止，地理学还是唯一明确地把景观看作主题的科学。”可见，景观论的价值不能低估。景观对地理学的哲学意义在于“景观现象学”，景观论提供了一种通过地理现象去理解地理本质的途径。
然而，景观论同样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忽略社会的运作、人类行为、文化及社会营力”，难于建立完整的系统理论。在“时-地-事”的开放系统中若不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关联结合，单纯的景观研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也就是说，景观的地理哲学意义和地理学本体论是不完备的，从这点看，把地理学定义为景观研究是不对的。对此，赫特纳指出：“将景观作为定义整体的决定因素是违背科学逻辑的……从而它们恰恰排除了地理学过去和现在仍着重关注的那些特征（人类生活、民族、国家、经济）。”正如结构主义对现象学运动的反叛、超越并与现象学形成互补一样，景观研究需要空间、地域、土地综合体、人地关系、社会文化的支撑。而现实情况是，景观研究存在偏离其基础支撑的危险，这可能造成在轰轰烈烈的盛况中，形成“空中楼阁”的景观。
本章小结
回溯地理学的两大主题——生态论（地理学生态方向）、景观论（地理学景观方向）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窥视出某些有价值的信息：①生态论和景观论发端于德国近代地理学中，并与自然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洪堡创立的植物地理学使地理学与生物学具有共同的渊薮，景观一词则被用来对自然（地质地貌、植被）风景的刻画和描述。②两者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是基于自然地理，尔后向人文地理学领域拓展。例如，生态学思想纳入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文化景观中的文化地理、景观建筑研究。③两者均与地理学追求科学化、理论化有关。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索尔的“景观形态学”均体现出实证主义思想。④对地理学传统的理论不足和主题限制的不满，引发对其批判和反叛，刺激了景观论和生态论的发展。两者都企图克服区域地理的不足、克服环境论或然论中自然与人文对立分制问题。正是人与自然整合的思想，使得两者上升为地理学的主题，并展现出蓬勃生机，⑤地理学景观论和生态论的发展，从整个科学发展背景和地理学内在逻辑看有其必然性。然而以少数精英地理学家创造性工作的偶然方式展现出来。偶然性在地理思想创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⑥景观论和生态论在其成长壮大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和地理学的成果，发展衍生出多个分支方向。在“主题”层次上呈现出综合与分化并存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