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2017）段义孚
这本小书出版于1970年，已经是47年前的事情了。这期间我除了偶尔要查证一两处知识之外，很少翻看。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当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先生说要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且请我做一篇序的时候，我是何其惊喜了。这次我很热情地回答他“行！”，我借此可以修正和解释一下我撰写这本《神州》时的主旨，而且我还可以在这里谈谈21世纪的中国——我的印象主要来自2005年我去中国时的短暂旅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64年的故土。
1966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讲座的时候，“世界风土丛书”的编辑詹姆斯·休斯顿（James Houston）跟我约稿，想请我写关于中国的那一本，我就答应了。但我可不是中国地理的专家，我10岁就离开了中国，懵懵懂懂地把母语也忘光了，就更别提认得汉字了。但休斯顿给我打气说，他并不是要我写一本高深的学术专著，而是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甚至是普通公众阅读的一本书，所以像我这样生于中国、学于西方的人，写一些关于“祖国”的事情，读者肯定会有兴趣的。我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想表达我对故土的敬意，尽管我除了外表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
我为什么要答应休斯顿的约稿呢？我刚才说了，首先是因为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另外，还有一个更理性的想法，想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传统的区域地理著作通常是先写自然地貌，然后接着写人文景观。这种写法的缺陷就是二者之间的割裂，一描写人文景观，自然的力量就隐而不见。在写本书时，我打算克服这一陈规陋习，而且中国历史的特点使我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中国的各种天灾，此如洪涝、干早、地震等，从来都是人文风俗中的重要因素。1960年代以前的区城地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谈及人民生活的部分，主要关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方面，而忽略艺术和文学，这对于文化深厚丰富的中国，怎么行得通呢？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打破常规，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
而我要写一篇中文版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谈谈2005年我在中国两个星期的感受。
1968年我在写本书时这么写过：1950年代中期，外国人眼中曾经富裕、蓬勃的沿海大埠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这里跳动的已经是工人同志们热烈工作、学习和娱乐的脉搏，无论如何，这至少是一种新的城市风尚。而高层仍然担心资产阶级生活会死灰复燃，如今这种“腐化浮华”的资产阶级生活却易容为“民主的”，终于还是“死灰复燃”了，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看到的，尽管“浮华”这个词已经不合时宜，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北京、重庆、上海，从建筑学的眼光来看，散发的是那久违了的力与美，我也为眼前的场景而自豪，这些大都会的蓬物发展完全与西方城市不同，而是本土活力的呈现，是从积年的战争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活力。但也使我困感，这参差的摩天大楼和风驰电掣的高铁还是中国吗。如果我能得写一章来作修订我的书的话，我会来应对这个疑问。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中国还努力保存一些我在这本书提到的那些古代民居和景观，我要为这种保存的努力叫好，但是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怀旧，而非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存续至今的那些更为持久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人际关系的轻松、乐天幽默，这是我在西方很少看到的。此如在北京，他们带我去一家叫“狗不理”的包子店，“狗不理”，有没有搞错？我在美国待了70年，从没碰见过这么古灵精怪的餐馆名字。至于城市里的样子，我到酒店外面散步，看见一个小区里有一小块绿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安全吗？在芝加哥，几乎肯定会有抢劫犯和嗑药的拦路打劫。而这里，我看见人们坐在石桌旁边心无旁骛地下象棋，孩子们嬉戏吵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场地让老头老太们锻炼。他们在一个健身器械上来回摆腿，同时盯着孙子。我在想，如果我年轻20岁（可惜我现在86了），我干嘛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王立刚译）
序言（1970）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居住在这个巨大国家的四面八方。人类留下的印记在有些地方鲜明可见，在另一些地方则已经湮灭殆尽。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个国家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一目了然： 修路架桥、筑堤造坝、开坊建厂，还有农业合作化聚集的大片耕地。这些发展正在我们眼前改变中国的景观。由于引进了并非中国所独有的因素，这些景观变化似乎格外引人注目。
与此相反，传统的形式和建筑遗存，却同中国背景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看来几乎是大自然的延伸，因此我们对其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土色的城墙、古老的宝塔和庙宇，那么乡村景观中的稻田和村庄就更是如此了。在观察诸如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江苏省以及部分华北平原这类人口稠密拥挤的地区时，我们需要努力想象，头脑中才能出现它们曾经是森林和湿地的画面；经过数世纪之久的缓慢发展，它们变成了中国传统壁毯上的典型图案。
即使在中国的穷乡僻壤，在看起来没有人迹的荒野中，也存在人类出没的印迹。例如，我们考虑一下中国艺术家的风景画。对于外行来说，这些画要么看来不真实，是道家自然神秘主义的图画象征，要么虽然真实，却是对遥远自然的描绘，除了归隐文人的茅屋，根本看不见人工技术的痕迹。但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城市之外的人来说，这些画并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其表现手法至少部分得自中国环境的特殊之处。。
中国的自然环境同西欧北美不同，像（北美）连绵的岭谷、圆形小山、低地、宽广起伏的平原，这类地貌在中国并不多见。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在大小不一、平缓延伸的冲积平原（alluvial pains）上。在这种形成不久的沉积土上，甚至于丘陵，看来也像是陡峭的山岭。只有直立和平面的鲜明对比，没有类似于山麓小丘那样柔和起伏的坡地作为缓冲，是中国地形的常见特征。
即便在东部的大平原之外，例如，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这样的崎岖地区，林立的石灰岩峰丛之间，也有人们赖以栖居的碎小平原（坪或坝）。就此来说，大自然似乎同夸张狂放的艺术如此惟妙惟肖地相似。在中国北方也有石灰石和变质岩，例如秦岭山脉中那些尖锐的峰峦。在南方，火山岩经风吹日侵，变成坡面陡峭的山岭，溪水的强烈下切掩盖了其结构和地形学构成。至于说那些著名的风景胜地，陕西东南的华山和安徽南部的黄山，在照片上看就像唐宋时代的水墨画。
当中国艺术家强调需要仔细观察自然时，他听起来简直就像个分析景观的专业地理学家。郭熙是11世纪北宋著名的宫廷画家，他在《林泉高致》中说山峦的土壤和植被各有不同，又说村落与环境之关系：（阅注：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227/08/26949_817816827.shtml)
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耸;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处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处有数尺之檗。（水有流水，石有盘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练飞于林木表，怪石虎蹲于路隅。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霁，雪有雪霁；风有急风，云有归云；风有大风，云有轻云。大风有吹沙走石之势，轻云有薄罗引素之容。）
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以近水，不依水冲以为害。或有依水冲者，水虽冲之，必无水害处也。
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以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间必有可耕处也。
以郭熙之见，山峦可能有土壤覆盖，也可能没有，山的植被（vegetation）取决于山的表层。在中国山水画中，林木葱茏的山景十分少见，多是光秃的山壁上矗立几棵顽强的松树。郭熙没有遗责人砍伐树木，也没有指出树本砍伐导致几乎不可避免土壤侵蚀（soilerosion）.使山坡从“土质”变成“石质”其实，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过分砍伐的恶果。我们现在知道了，11世纪在中国森林砍伐史（deforestation）上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艺术家们所崇拜的质朴之美，恰恰存在于嶙峋的岩石和荒凉的景观中，一种并非异想天开的看法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毁灭性砍伐造成了这种独特的景色。同样，流水冲积形成的沟壑在中国画中屡见不鲜。同荒山秃岭一样，下陷的河床可能有自然原因，但也可归咎于森林砍伐所造成的迅速的水土流失。
景观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也因我们同自然依存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探险家们探索遍布中国的人迹罕至的荒蛮之地，他们对自然界的体验虽然丰富，但是时间有限。而农人对世界的体验悠远持久，但空间有限，其足迹基本局限在村庄周围步行可达的分散田地，终其一生，他亲身亲历的地方可能不超过方圆百里。但是他完全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之中。对他来说，这不是景色，当然不能引起美学或身体上的激动；相反，这是资源，更是超出资源的养育性特质，四季轮回带来不同的情感，这主宰着他的生活形态。
乡绅的景观同艺术家和园林爱好者的一样。由于道家和佛家的启示，景观不仅仅是景色，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氛围，可以使儒家官吏暂时归隐其中。对他们来说，景观的美学特性使人类可以超越他的社会生物性内涵。工匠的景观是他的手工制品，他将自然界主要视为机会，能创造的景观是见证人类意志和力量的丰碑，存在于几千里长的大运河中，存在于巨大的布局严谨的城邑中，存在于近现代以来的钢铁厂、堤坝、水库和治理沙漠的防护带中。但是景观的含义远比这里所历数的几种丰富得多。自然环境本身与时俱变，自然进程造成的变化缓慢，而人类行为引起的变化迅速。所以不同时期的人们并不面对相同的现实环境。人们的态度当然也发生变化，所以对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
在此书中我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中国景观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但是我以为不时关注自然力量和历史力量颇有裨益，因为这些力量使中国人转而关注他们周围的世界。
原版编者前言
J.M.休斯顿（J.M.Houston）
尽管研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地理学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还没有一套丛书力图解释人类在塑造和改变各种景观中的作用。至多有出版物详尽考察个别地区，然而它们所使用的语言通常太技术性，无法为大众所接受。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使区域地理研究同当前对世界景观的前沿性考察融会贯通。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专家，但是使用非技术性语言，面向读者大众和有洞察力的学生。
以前的时代将大自然视为客观现实。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注重实效，却缺少理想主义的时期。昔日的名词“思想的形式”（thought forms）成了动词，被新观点取而代之。纯粹的思想正日益被取代，新的思想说的是用知识服务于技术社会，是忙于改变地球的面貌。这是一个操作性思维的时代。科学正在威胁自然界，要取代自然界本身的功能。有些预见并非过于异想天开，比如人类将能操控每日的天气，控制生命进程中的生物循环，并驾驭核能。因此，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善于思考的公民们迫不及待地需要了解人对自己的居住地已经造成的改变，需要知道人对居住地的改变正在日益强化。
关于人类如何影响地球景观的研究发展迅速。这类研究涉及不同学料，诸如第四纪学（Quaternary sciences）、考古、历史和人类学等。课题包括花粉分析、植物驯化，土地制度、居住地形态和工业用地。但是，由于地理学家具有地方感，喜好综合，因此他们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处理各式各样的数据资料。对于形形色色的读者来说，评价景观的变化，讲述人如何以及何时改变、重塑地球的表面，不仅卓有实效而且饶有兴味。
当然，“景观”（landscape）这个概念既具体又难以捉摸。其盎格鲁-撒克逊语原词是landscipe，意指某个作为自然实体的地域单元，例如属于某个部落或是某个封建主的土地。直到16世纪末，由于荷兰风景画家的影响，这个词具有了视觉意义，也指一片景色。德文andschaft一词兼具两种含义，因而在使用时会产生歧义和不确定性。然而，尽管景观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但景观这个概念却日益流行。景观意指地方与时间中人-地总体关系的结合，主张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表明诸如耕地和居住地形态这类我们可以选择的视觉特征，存在于起伏的地形、土壤和植被构成的拼图之中。在范围广泛的数据资料中，“景观”成为我们的坐标。它表明人与地球联系的明确范围。它是记录性证据，记录了人类观念的力量如何将自然资源为人所用，而这一观念同人的文化一样因地而异。借助于技术的进步，如今人们的意识形态正为地球刻上前所未有鲜明的印记。
要在一本篇幅不长的书中概括如此广泛而复杂的资料，内容上不得不有所割舍。由于这是一本开拓性著作，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作者在一些领域内只是浅尝辄止。但是这本书的论述足以指出，中国景观是中国文化的独创，既源于本土又历史悠久。然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表明对新社会价值观的拥戴可以迅速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农村和城市一样正在旧貌换新颜，其变化速度和程度均使中国成为最有特色的范例。
J.M.休斯顿（J.M.Housto）
附录《读书》新刊 | 唐晓峰：景观史记
编者按：本文是唐晓峰先生为段义孚《神州》中译本所写的评论与介绍。在文中，唐晓峰提出“景观史学”的概念，并以《神州》为例，讲述这一学术类型与历史地理学，乃至与整体西方学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示出《神州》一书内在的学术活力。
景观史记
文 | 唐晓峰
（《读书》2019年7期新刊 ）
段义孚这本《神州》是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当时他受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休斯顿之邀，为“世界风土丛书”（The World’s Landscapes）写一本关于中国地理景观历史的书，对象是英语读者。三十多年前我在雪城大学时就有了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细看，粗粗翻了一下，感到多是熟悉的历史内容，就收起来了。现在译成了中文，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中文读起来便捷，所以看得比较仔细了。虽然仍然要略过不少熟悉的历史内容，但对一些特质的东西，也渐渐有所领悟。
段义孚在中文版的序言中点明了当初写这本书的想法。除了在情感上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在学术上，他是要“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所谓落入窠臼的区域地理写法，是把自然与人文分别叙述，“缺陷是二者之间的割裂”。半个世纪前的情形确实如此，即使现在，做得好的也不多。《神州》努力将二者融合为一体。段义孚很幸运，中国的历史地理特色恰恰是人地交融，这使他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
段义孚教授
另外，他还希望地理学要“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这是段义孚对中国同行的建言，也是呼应了他在原版序言中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
工匠的景观是他的手工制品，他将自然界主要视为机会，他创造的景观是见证人类意志和力量的丰碑，存在于几千里长的大运河中，存在于巨大的布局严谨的城邑中，存在于近现代以来的钢铁厂、堤坝、水库和治理沙漠的防护林带中。但是景观的含义远比这里所历数的几种丰富得多。
作为人文地理大师，段义孚当然不满足于“工匠景观”，而提倡更宽泛的人文景观的概念。其实，对于整个地理学，何尝不是如此？这正是中国地理学与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的差异。中国目前的地理学中，充满着带有计量特色的“工匠”精神。
在段义孚等人文地理学家看来，景观不仅仅是景色，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文本、感悟氛围。休斯顿在主编序言中也简略地谈到景观概念的历史。Landscape这个英文词的意义与中文寻常使用的“景观”是有区别的，应引起我们的注意。Landscape，“其盎格鲁-撒克逊语原词是landscipe，意指某个作为自然实体的地域单元”。这种情形下，它几乎等同于一般所说的“地理”。“直到十六世纪末，由于荷兰风景画家的影响，这个词具有了视觉意义，也指一片景色。德文landschaft一词兼具两种含义。”在西方当代地理学中，学者们在使用landscape这个学术概念时，是指地表的整个“情景”，不仅有面前的“景况”，还有背后的“情况”。
《神州》一书就是研究历史景况和情况的书，可以称为景观史通论。它以历史中景观的演变为叙事主线，这是其地理学属性最重要的体现。而不像他后来撰写的一批人本主义地理著作那么指向个体的内心（段义孚因此获得过心理学界的嘉奖），这本书的概述相当宏观，充分体现了这位地理学大师多样的驾驭能力。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在中文版序言的最后，段义孚表达了二〇〇五年回中国两个星期后的几点感受。因看到公园、小区中人们下棋的悠闲、儿童嬉戏的温馨，段义孚十分感慨：“如果我年轻二十岁（可惜我现在八十六了），我干吗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公园小区的场景，对于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段义孚，是一个十分新鲜的“地方”，是能催生想法的“景观”。这是段义孚人本主义的自然流露。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追踪人类主观能动性对中国地貌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我们的讨论理应从自然环境开始。”原始自然景观，在人类的干预下，变为人文景观。这是美国地理学界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的典型思路。索尔是这一学派的领袖。段义孚在伯克利大学地理系读过研究生，自然会受这一思路的影响。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大自然的力量当然是首要的，段义孚将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区的自然地貌变化总趋势，分为两大类地区：一个是水土流失区，另一个是沉积区。在这两类地区中，原始人类的发展是不一样的。黄土高原是流失区，东部黄淮海大平原是沉积区。有一些盆地也是沉积区。今天，在沉积区的古代遗址，大都埋在地下深处。
相对于大自然的变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具有重要经验意义，即历史意义，在大地景观层面上，足以显示时代差异。而这类显示历史演变的景观，又可以通称为文化景观。索尔说，文化景观是变化的结果，文化是造成变化的动力。段义孚的表述略有不同，他称造成变化的动力是人口。从文化层面回归到人本身，这一观点有些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味道。
云南丽江洱海（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 Ariel Steiner，CC BY 2.5）
第二章“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代表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主旨。改造土壤、森林退却、村镇聚落发展、建筑景观形态等，是全书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一章中段义孚引述了索尔的话，强调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的蒙昧时代便已经开启了改变景观、使天然植被发生变化的进程。索尔对于细微变化的关注是令人赞叹的。例如“在营地中踩出小路，由于透进较多的阳光，也由于不怕践踏和其他困扰，野草沿足迹在路边丛生”。索尔的这种观察，令人联想到在课堂中常做的小型物理实验。事情虽然细小，但其示范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段义孚在后面章节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从人口变化说起，这是动力。人类首先是对土地植被的干预，这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村镇、城市、建筑，交通道路也很重要。这些事情在一般历史叙事中常常出现，但只做抽象的表述，段义孚在本书中则强调它们是景观。因为是景观，就要指出它们的重要细节。比如讲汉代农业景观，段义孚参考《氾胜之书》，讲到田间的细节：“种糯小米的地块位于桑树之间”；在贫瘠地区，“对山岭、峭壁、靠近村落的陡坡，甚至是围墙里的坡地加以利用”；“稻田不应太大，如果太大，就不容易保持适当的水位”；稻田“肯定是地的坡度越大，田的面积越小。在等高的地形中小小的稻田连成或许窄窄的条条带带”。
农业经济织布图（图片来源：《钦定四库全书》）
中外景观的对比，这对于在西方生活多年的段义孚，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举几个例子。
“像（北美）连绵的岭谷、圆形小山、低地、宽广起伏的平原，这类地貌在中国并不多。”在中国，到处都是陡峭的山岭，“只有直立和平面的鲜明对比，没有类似于山麓小丘那样柔和起伏的坡地作为缓冲”。大多中国山水画正是取材于这些陡峭的峰峦。再加上被砍伐掉的林木，这些山从“土质”变成了“石质”，于是“在中国山水画中，林木葱茏的山景十分少见，多是光秃的山壁上矗立着几棵顽强的松树”。其实，森林在人类活动面前退却，正是欧洲历史中最主要的景观变化之一，在欧洲历史地理研究中是重要议题。段义孚对于中国的观察，也十分关注这类问题。
而关于城乡村镇景观，段义孚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寄生性都城的暴富和乡村的贫困”。即使是富有的乡村，也仍然不如城市的景观显赫。这种情况又与欧洲不同。在讲东汉的坞壁即“豪门大族的庄园”时，他说：“大庄园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数百，肥田沃土连绵阡陌，奴仆成千上万。”“如果说的是欧洲，我们可能应设想一个豪华的乡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宫殿坐落在园林环绕的景观中，周围环绕着农庄和务农的村落。但是这幅图景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乡村宅邸可能阔大而兴旺，但是一般来说在建筑上却朴实无华。家族中胸少文墨，却野心勃勃的成员住在那里经营产业。那些饱读诗书，出相入仕的成员们则成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关于中国北方的院落，段义孚看到的景观是房子围出一块空地，形成封闭院落，这与欧美院落围着房屋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主持费城建设的建筑师培根（N. Bacon）也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院落是基本生活单元的景观，在这里也可以用现在人们喜用的新词“样貌”，意思差不多。解读封闭院落的“样貌”“情景”，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现在人们使用“样貌”这个词，也是在强调画面感。
华北四合院（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闫昆, CC BY 3.0）
为什么要有画面感？为什么要关注景观？画面感是增加细节的真实感，有些重要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反的情形是，现在很多地理研究几乎丧失了画面感，甚至在人文地理论述中也是如此，通篇是概念，拿出来的是一个由概念堆砌的抽象结构，而远离地上的实景。对于地理学来说，以概念代替实景的考察研究，不应该是主要方向，会造成许多生动的细节被忽略，许多关联事物本质的细节被抛弃。例如，缺乏景观尺度与色彩特点的北京胡同宅院考察，不可能认识胡同的亲和质感，以及在这一质感中产生的社区特性。
特别要意识到的是，把西方的抽象词汇用在中国的事情上，要谨慎，否则很容易掩盖重要的实情。即使是现代科学地图，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现代地图上都是由抽象的点、线、圈做标识，展开一幅世界地图，除了南极洲外，其他六大洲都是“世界大同”的符号群。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区域，除了地图，一定要加上景观，地理学家必须要有对景观图片的解读能力。地理景观，或者地表样貌，永远是地理学的基本议题，是不能放弃的研究对象。为寻求高度一致性的科学目标，排除了大量个性资料，进而排除了大量个性事实，在人文研究中是大成问题的。现代地图其实就是这类科学技术目标的样本。在这一点上，现代科学地图并不比一些古老文明的景观地图“准确”。
城镇也是景观，“华夏大地的人造景观中很少有比围墙环绕的城市更界限分明，更令人惊叹的景色”。这是段义孚，以及许多西方人初次来华时面对传统景观时的感受。段义孚对于中国古代城乡的消长提出这样的看法：在传统中国社会，城镇的发展是历史的领先角色，是新时期的代表，而乡村的发展会滞后。所以在周代初年，“商代遗留的村庄同周朝围墙环绕的城镇比邻而居”。这是历史正面发展的情况。而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区，会出现“负面”的状况。“在大分裂时期，蛮族占据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依赖重叠墙门进行监督的严格控制体系分崩离析。小的乡和亭衰落了，村庄却增加了。”
湖南湘乡曾国藩故居
关于中国近现代景观的变化，占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谓年头不长，篇幅不短，说明段义孚对这一时期很是重视。在讲述近代景观变化之前，他首先对中国进行了分区景观描述，分别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长江平原、西南与岭南。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时代各地景观发展结果的一个总结，也是近现代变化起步的基础。我们可以读出二十世纪初年各个区域的“样貌”，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
段义孚主要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近现代中国变化巨大，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变化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方面，段义孚以一九五〇年为分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更为独具一格，因为农村的变化同城市一样剧烈。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几个点和线，顺应经济规律缓慢渗透，而是遵循理论的革命性改变；一种本质上的意识形态性力量可以将其影响迅速推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当然，面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做法，他也提出了质疑。
段义孚本人少年时期便离开了中国，他在本书中的讲述，主要是依赖他人的研究，但并不因此使书的内容流于抽象笼统。可以看出，段义孚着意于从参考书中提取关于景观的细节内容，所以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描述：在黄土高原，“在较为潮湿的地区，黄土遍布的小山被精心造成阶梯式金字塔形的梯田。岩石坡地表层岌岌可危的小片‘黄土’也被建成台阶，平整成石墙环绕的平台状耕地”。在华北平原，“在夏天时鸟瞰大地，所见到的是繁复而且土地极其细碎的景观。由于地里不同庄稼长势各不相同，每个农民的栽种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田野变成一块光怪陆离的调色板，布满黄色、褐色、深浅不一的绿色，但是同画家的调色板不同，颜色变化极其突兀”。读到这样的描述，仿佛与作者一起身临其境。
黄土高原景观（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 dayu490301, CC BY 3.0）
追求身临其境式的观察、研究、叙事，是地理学家的基本责任。即使不能身体力行，也要力争在阅读中捕捉有意义的景观细节。在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单纯要素）进行分析和展示时，可以适当地借助公式，但最终却不能用公式代替全部“情景”。即使做当代地理研究，也不能将现代性简化为公式。这其实是缺乏对现代情境的把握能力。现代性同样对应特定的景观感悟，段本人的研究便是例证，他的人本主义地理思想，就是在贴近情景的感悟中产生出来的。众所周知，段义孚的这一思想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而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