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谈到了伊斯兰教和泰姬陵，不禁想起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但是我二者之间没有能力进行比较。

这方面除了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还有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及社会生态学等在这里的交叉。其实地理学何尝不是也与生态学和人类学有很多交叉。所以至今对于地理的研究对象仍没有权威的的论断。

三十九 塔希拉遗址

P515在喀什米尔山脉的山脚下，位于拉瓦尔平帝(Rawalpindi)和佩夏瓦(Peshawar)之间，离铁道几公里的地方是塔希拉(Taxila)考古遗址。我挤火车去那里，因此而成为一场不严重的戏剧性场面非自愿的肇因者。火车上只有一个一等包厢，属于老式的那种，可睡四个人，坐六个人，就像运牛的货车，又像是休闲室，又像监牢，因为窗户上都有保护用的铁栏杆。我走进包厢的时候，车中已坐了一个伊斯兰教家庭，其成员包括：丈夫、太太和两个小孩。太太蒙面纱：虽然她试图借蹲在床上，全身裹在柏卡(burkah)里面把自己隔离，用背很显著夸张地对着我，和陌生人这么接近还是太无法接受，这个家庭得分散开来。太太和小孩去“妇女专用”包厢，丈夫则仍然在订了座的位子上，眼睛瞪着我。我还是勉强把这件意外加以哲学性的考虑；这件意外实际上远比不上我到站时所遇上的那个奇怪场面那么令人不快；候车室的门开往另外一个房间，那房间有棕色的木板墙壁，还有一打左右的椅子排在墙边，好像是准备给内脏学会之类的组织开会用似的。我在所雇的车子来到之前，还得在候车室待相当一段时间。

我搭的是那种叫做“迦里”(gharry)的小马车，乘客和马车夫背对而坐，每次车子颠簸时均有被丢下车的危险。这种迦里车载p516我到考古遗址去，走的是一条灰尘遍布的道路，两旁有用晒干的土砖盖成的矮屋子。房子附近有尤加利树、柽（cheng）树、桑树以及辣椒，在一座青绿色的石头山脚下，有橘子和柠檬果园，山上则有些野生的橄榄树。我越过穿善蜡笔色彩衣服的农民，衣服颜色有白色、紫色、粉红和黄色，头上戴着像锅饼一样的头巾，最后终于到达在博物馆四周的行政用建筑，我出发前已谈妥会在此地停一段短时间，只要能够去看过遗迹即行。然而，由拉合尔所拍发的“官用紧急”电报，由于旁遮普的水灾，在我抵达之后五天才传到，当初我实在大可什么也不必说自己闯进去。

塔希拉的考古遗址，以前的名字是梵文的“塔克夏西拉”(Taksbasila)，意即采石工人之城。这个城所在地点是一个双重的圆形斜坡，深度有十公里左右，由两条河的河谷汇集而成，两条河分别是哈洛(Haro)和塔木拉那拉(Tara Nala，也就是古代的提伯里欧波塔模斯(Tiberio Potamos)。这两个河谷，以及河谷之间的山脊，历经10到12个世纪之久，都不断地一直有人居住其中，最早是挖掘出来的最古老村落的地基，其年代可上推至纪元前6世纪，一直延续到白匈奴把佛教寺院毁坏为止。白匈奴在纪元后第5世纪与第6世纪之间侵入贵霜(Kushan)和笈查(Gupta)王国。沿着河谷往上走也就是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往下运动。位于中间山脊脚下的柏希尔立（Bhir Mound)是年代最古老的遗址；其上游几公里的地方即是色卡普镇(Sirkap)，这地方最繁荣的时候是帕尔特人(Parthians，译注：伊朗北部古民族)统治的时候，而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可看到简笛阿尔(Jandial)的琐罗亚斯德教寺庙，提亚那的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 of Tyana)曾到过这个寺庙；再往更远一点的地方走就是色苏克的贵霜城(the Kushan city of Sirsuk)，在城四周的高地上面则是佛教的纪念性建筑物p517和佛教的僧院，墨赫拉,.墨拉都(Mohra Muradu)、贾乌里安(Jaulian)和达玛拉吉卡(Dharmarzjika)等僧院即在此地，到处都可看见塑像，原来是用未烧过的土塑成的，然而因为匈奴点燃的火炬烧烤过，意外地保存到了今天。

纪元前5世纪左右，有一个村落被包括在阿契明尼地安帝国(Achemenedcan empire)的疆域里面，后来成为一个大学中心。纪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在向朱姆那(Jumna)进军的途中，曾经在目前是柏希尔丘废墟遗址所在的地点停留好几个礼拜。再过一个世纪以后，毛利雅(Maurya)的皇帝们统治者塔希拉(Taxila)，阿苏卡(Asuka)在这里大事鼓励传播佛教，建造了最庞大的佛塔(stupa)。他在纪元前231年死亡以后，毛利雅(Maurya)帝国跟着瓦解，被巴克崔亚(Bactria)的希腊国王政权所取代。纪元前80年左右，塞西亚人(Scythians)在这一带定居下来，然后他们又被帕尔特所取代。后者所建立的帝国，在纪元30年左右的时候，从塔希拉一直延伸到都拉欧罗波(Doura-Europos)。一般认为阿波罗尼斯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到过此地。然而在此之前两百年左右，贵霜人的族群已开始从中国西北部往这个方向移动。他们在纪元前170年左右离开中国酉北，一直移动，经过巴克崔亚(Bactria)省、欧克苏(Oxus)河、喀布尔(Kabul)，最后抵达印度北部，在纪元60年左右占据该地，在帕尔特帝国附近停留相当一段时间。早在纪元笫3世纪的时候，贵霜王朝即开始没落，再过两百年便被人侵的匈奴完全消灭。当玄奘在第6世纪抵达塔希拉的时候，这个中国朝圣者只能找到贵霜那已经消失的荣耀华辉的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在色卡普(Sirkap)的中心，有一座纪念性建筑充分显现出塔希拉的重要性。色卡普的城市计划是四边形的，街道绝对笔直，p518目前的废墟仍可清楚地看出其痕迹。那座有重大意义的建筑物是一座神坛，一般称之为“双头鹰的神坛”，神坛底座有三个柱廊的浅浮雕：一个有希腊罗马风格的山形墙，另一个是孟加拉风格的铃形，第三个则接近在巴尔胡（Bharhut）大门上所见的那种古老的佛教风格。但即使是如此，我们如果只是把塔希拉看做是，好几个世纪以来古代世界三个最伟大的精神传统，希腊海伦主义、印度教及佛教曾经并存过的地方的话，我们将会低估了塔希拉的意义。琐罗亚斯德的波斯也曾存在此地，再加上.帕尔特人、塞西亚人这些草原地带的文明，曾与希腊的灵感结合过，因而创造出珠宝商所曾摸过的最美丽的饰物；而有关这一切的记忆，当伊斯兰（Islam）侵入此地再也不曾离开过的时候，还仍然没有完全被人遗忘。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一切曾塑造影响过旧世界的力星均汇合于此地。距离遥远的泉将其水混合。我自己是个欧洲的访客在废墟上面沉思，代表着那个没到过此地的传统。除了这个地点以外，这个提供一个他的文化缩影的地点以外，如何能够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地点，可以让旧世界的一个居民来重新建立起他与他的过去之联系，来思考他的命运呢？

有天晚上，我在柏希尔上周围逛。柏希尔丘的范围是以一道乱石废物堆成的墙为分界。这个规模不大的村落，现在只剩下其地基，其建筑物的高度并没有超出那些我现在走在其中的几何形街道之上。我觉得自己是从很高的地方或从很远的地方，在俯视这个村落的格局规划，而这种幻觉，由于此地没有植物而更增强的幻觉，倒是给历史视野增添了深度。这些房子可能曾经被那些跟随亚历山大远征的脚步而来的希腊雕塑家住过，他们是甘得哈拉（Gandhara）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引发古代佛教徒的勇气，使他们敢塑造他们的神之形象。有样东西在我脚边p519闪闪发光令我止步:原来是个小银币，因为最近所下的雨被冲刷出来，银币上面刻了希腊字：MENANDRU BASTTEUS SOTEROS.今天的西方世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当初想把地中海世界与印度联结成一体的尝试成功地维持了下来的话，在那种情形之下，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会出现吗?困扰我的主要是伊斯兰教的出现，而这并不是因为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身处于伊斯兰教的环境之中。在此地，当我在看着这些希腊式佛教艺术(Graeco-Buddhist)的伟大成就时，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灵却一直牵挂着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在德里、亚格拉(Agra)和拉合尔(Lahore)等地花时间精力拜访过的蒙兀儿王宫(Mogul Palaces)所留下来的记忆。我对东方历史与典籍一无所知，因此其工艺就给我强有力的冲激(就像我到那些我不懂得他们语言的原始民族去访问时所发生过的那样)，这些工艺提供给我惟一的一项明显特征可以让我用以思考。

到过加尔各答以后，看过那些拥挤着贫民邋遢的郊区，那一切似乎只是把赤道地区杂乱的繁茂丛生转化到人类层面罢了，看过这些之后，到达德里时我曾希望可以找到历史的宁静。我想像自己安住于城堡旁边的一间老式旅馆里面，像在法国卡尔卡松(Carcassonne)或塞米尔(Semur)那样，我可以在那里的月光下沉思；当被问及是要住在新城还是旧城时，我毫不迟疑地随便挑一间旧城的旅馆。当计程车在一片毫无任何形貌特质的地区开了三十多公里路，可以想像我心情之惊讶，计程车驶过的地区，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古战场，废墟在荒草中隐约可见，在这里突出一块，那里窜出一团，看起来又很像是一个被弃置的建筑工地。当我们最后终于到达所谓的旧城时，我的失望更为加深；像其他地方一样，德里旧城就像是个英国的军营要塞。以后的p520几天里面，我发现德里并不是像欧洲的城市那样集中于一个有限的小地区，而是像一片裸露在风中的丛林灌木区，城市遗迹四处散布，像丢在赌桌上的骰子那样。每个国王都试图建造一座他自己的城镇，把以前国王的城镇弃置，或是加以捣毁以便取得建筑材料。德里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十二个、十三个，各个德里之间隔着几十公里远，全连在一块散布着古坟、纪念性建筑物与巨冢的平原上面。伊斯兰教对待历史的态度已开始令我惊讶，那种态度和我们的完全相反，本身又自相矛盾:伊斯兰教有建立一个传统的欲望，但同时却又有种压抑不住的强烈欲望，想把先前的一切传统都毁灭，每个国王都企图创造一些永不磨灭的东西，采取的办法是把时间销毁。

因此，像个尽责识理的观光客，我开始走很长的距离以便看见所有的纪念性建筑物，每个建筑物好像都是建于沙漠之中一样。

红堡（Red Fort）不像是纪念性建筑，而更像皇宫，其风格包含了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一些影响（皮埃特拉都拉Pietra dura的镶嵌艺术即是一例），还有初期的路易十五时代风格，后面这种风格似乎是得自蒙兀儿（Mogul）风格的影响。所使用的材料非常富丽，装饰也非常精致，但我仍有一种没得到满足的感觉。这整个建筑物并没任何“建筑之感”，认为这是一座皇宫的印象得加以修正:这更像是一堆帐篷的集合，用坚硬的材料搭在一个花园里面，而花园本身又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营区。所有装饰理念似乎全来自于纺织工艺:大理石的天盖像窗帘的褶纹，而贾利（jali）实际上（真的是实际上，而非只是比喻）是“石头的花边”，盖在皇宫宝座上面的大理石华盖则是原来的有帷幔、可以折叠的木头制华盖的翻版；这项华盖一点都不像是这间接待室的p521一部分，就像木头制的华盖一样不调和。甚至连胡马依安(Humayun)的坟墓，虽然是很古老，在参观者心目中还是引起一种似乎有什么必要的部分竟然缺少了的两种感觉，整座坟墓形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庞然大物，其中每一细节都精致无比，但是在各个细节与整座坟墓建筑之间，却无法找出任何有机的关联来。

那个伟大的清真寺(Jamma Masjid)，年代可追溯至17世纪，在结构上与颜色上都比较令西方的访客觉得可亲。几乎可以令人同意整座建筑的理念和格局都把清真寺视为一个整体。在这里，付了四百法郎的代价后，我可以看到最古老的一本《古兰经》，一根先知穆罕默德的胡子，放在一块蜡片上面，蜡片放在一个有玻璃盖子的盒子底部，盒子里面放满玫瑰花瓣，还有他穿过的拖鞋。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个礼拜者，一个穷人，挨过来想借机窥看一下这些展览品。管理人员满脸厌恶地把那个穷人推开。或许是那个人没有付四百法郎的代价，或许是这些遗物具有过分厉害的神力，不能让伊斯兰信徒瞧见吧。

想要意识这个文明的吸引力的话，得去亚格拉(Agra)。任何赞美之辞都可适用于泰姬陵(Taj Mahal)，都可适用于其简易可亲的、彩色风景明信片似的魅力。甚至可以带着嘲讽的口气，指出那一队队的英国新婚夫妇享受特权，可以在右边的紫色砂石庙里度蜜月，还有那些年纪较大的，也同样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老处女，一直到她们死的那一天为止都会珍爱她们记忆中的泰姬陵(Taj)在星空底下闪曜，在朱姆那(Jumna)河中映出其白色的倒影。这是印度在1900年左右的一面；但如果仔细加以思考的话，很快会发现，这些现象乃是建基于深刻的亲缘性，而不是因为历史意外与征服的事实所带来的。毫无疑问的，印度的欧洲化p522从1900年左右开始，而其征象仍可从其语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习惯看得出来（糖果称为lozange，便桶椅称为commdde）。但反过来说，在这里人们亦会开始了解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正也是西方的“印度期”；这段时期的特色包括：大量显示财富，对贫困漠不关心，喜观疲软阴沉、过分繁复的形状，感性，喜欢花卉和香水，甚至细长的小胡子、发卷和小玩意。

(阅注：泰姬陵（Taj Mahal ），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被评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泰姬陵全称为“泰姬·玛哈拉”，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巨大陵墓清真寺，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纪念他心爱的妃子于1631年至1653年在阿格拉而建的。位于今印度距新德里200多公里外的北方邦的阿格拉(Agra)城内，亚穆纳河右侧。由殿堂、钟楼、尖塔、水池等构成，全部用纯白色大理石建筑，用玻璃、玛瑙镶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泰姬陵是印度穆斯林艺术最完美的瑰宝，是世界遗产中的经典杰作之一，被誉为“完美建筑”，又有“印度明珠”的美誉。）

我去看加尔各答著名的耆那（Jain）教庙时，发现这座庙是19世纪时候一个百万富翁在一个充满塑像的公园中建造的，那些雕塑有的是生铁做的，上面再铺银，其他的则用大理石，表现的是粗糙的意大利工匠手法，在我看来，此地的石膏阁楼，外面饰有各式各样的玻璃镜子，到处都可闻到香水味，这是我们祖父母那一代人在年轻时所想像的高级妓院最野心勃勃的表现。但把这想法说出来倒不是我在责怪印度这个文明把庙盖得像妓女户一样，而是在责怪我们的文明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场所可让我们显示我们的自由和探索我们的感性极限，这一类的功能事实上是适合由庙来担任的。印度人，我们的印欧弟兄，似乎是映照出我们自己的一幅色情形象；他们在另一种天气条件下与不同的文明接触下发展，不过他们私人性的诱惑和我们的是如此相同，有些时候，像1900年左右即是一例，这些诱惑也重新在欧洲社会中露出到表面上来。

没有一个地方像亚格拉（Agra）这样，中古波斯与古典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此同时俱见，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很多人认为是相当传统的。然而，我怀疑一个仍保有清醒心智的参观者在通过时能不感到震惊，在泰姬陵（Taj）内，时间和空间，同时都进入到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去了。毫无疑问的泰姬陵没有伊特玛都道乌拉（Ilmadad Daulah）那么微妙细致，后者是白色、灰褐色和黄色所构成的珍珠宝贝；p523泰姬陵也比不上阿克巴(Akbar)的粉红色基冢，墓冢四周只能见到猴子、鹦鹉和羚羊，位于一片砂质的景观中央，金合欢树的浅绿与地面的色调混面为一，晚上的时候，因绿色的鹦鹉、土耳其蓝的樫鸟(jays)（阅注jiān：一种鸟，形似乌鸦，嘴脚皆黑，体上赤褐带灰色。亦称“槠鸟”、“橿鸟”）、飞行笨重的孔雀和树底下猴子的嘈杂声使整个景观活跃了起来。

但泰姬陵像红堡(Red Fort)或拉合尔(Lahore)的杰罕吉尔(Jehangir)墓冢那样，只不过是一座覆盖了帷幔的鹰架之大理石复制品，支撑那些帷幕的柱子仍然明晰可辨。在拉合尔，甚至还有镶嵌的复制品。各层建筑只不过是一层一层的重复与重叠，并没有形成一个结构性的整体。这种美感上的贫乏其潜在的理由是什么？值得深思，目前伊斯兰世界对造型艺术的轻蔑，追根究底也来自同样的理由。在拉合尔大学，我认识一位嫁给伊斯兰教徒丈夫的英格兰女士，她负责该大学的艺术系。只有女生才能听她的课，不准做雕塑，音乐变成一种地下活动，画画只是一种消遣。由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裂是以宗教来划分界限，人们对清教主义和苦修的倾向更为强烈。本地的人告诉我，艺术“已走入地下”。究其原因这恐怕并不真只是为了忠实于伊斯兰教，而是为了弃绝印度。捣毁偶像这个教条固然可以溯源于阿伯拉罕，但目前的现象带着当代的政治与民族国家的意义在内。把艺术踩在脚下是一种宣誓绝不再与印度结合的方式。

偶像崇拜在印度仍然生猛鲜活，偶像崇拜的原意是指神本身存在于其偶像之中的信仰。这种信仰存在于加尔各答郊区用强化水泥建筑成的信徒集会所里面。在那里，一些新兴教派的教士，剃光头、赤足、着黄袍，在寺庙旁边很现代的办公室里，接见信徒，同时坐在打字机旁边处理他们最近到加州传教时所得到的捐献；这种信仰也存在于卡里加特(Kali Ghat)的贫民窟里面:p524“这是一间17世纪的寺庙”。那些做生意一样的教士兼向导对我说；然而，寺庙上面盖的是19世纪末的饰瓦。我去的时候，寺庙关闭着，不过如果我在某天早晨回去的话，站在某个特别的地点，我将可以从两柱之间的一扇半启的门窥见女神一眼。在此地，就像位于恒河岸边的克利师那(Krishna)神庙一样，寺庙本身即是一位活神的住所，只有在庆典节日才见得到，平常时日的崇拜方式是在寺庙的走廊过夜，听那些神的仆人传递几句有关活神心情如何的闲言耳语。我决定到寺庙四周走走，走进那些小巷子，里面挤满乞丐，等着教士施舍食物，这些施舍也就是教士们以极具敲诈性的高价卖神像和神的彩色照片的借口，同时偶尔可以看见神存在的比较具体的证据，榕树干里面摆着一根红色的三叉戟和一些石头，代表悉瓦神(Siva)；全面漆红的神座，代表拉克斯密(Laksmi)；一棵树的树枝上挂满各种奉品，像砾石或其他东西的片断之类，代表这棵树是拉玛克利师那神(Ramakrishna)的居所，这神祇能活不孕；一座盖满鲜花的神坛则是克利师那(Krishna)，爱之神。

和这一类一方面是粗陋不堪但却也生气蓬勃的宗教艺术比较起来，伊斯兰教却只有一个正式认可的画家名叫查格泰(Chagtai)，他是英格兰人水彩画家，从拉其普特人(Rajput)①（①译注：Rajput，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文献中对原印度拉其普他那地区居民的称呼。）的纤细画(Einiature)吸取其创作的灵感。为什么伊斯兰艺术在达到顶峰以后衰败得如此不留余地？这艺术从宫殿直接没落到市集上去，中间丝毫没经过任何转型阶段。这个现象必定是扬弃偶像与造像的结果之一。被剥夺了与现实接触的一切机会以后，艺术家便不断重复一种毫无生气的老套，严重到既无法新生p525也无法再赋予生命的地步。这种俗套只有依赖金钱为支柱，不然就完全崩溃，在拉合尔(Lahore)，伴随我去的学者对于锡克教那些装饰城堡的壁画充满鄙夷态度——“太夸张，毫无色彩概念，过分拥挤.”毫无疑问的，那些壁画的确是远比不上希息玛哈尔(Shish Mahal)那个像满天星辰闪烁美丽无比的玻璃天花板。不过，如果把当代的印度宗教艺术与当代伊斯兰艺术做个比较，前者常常是庸俗、夸张、俗气而迷人的。

除了城堡以外，伊斯兰教徒在印度就只盖了些寺庙和坟墓；而城堡不过是有人居住的宫殿，坟墓与寺庙则无人居住。在这一点也可看出，要伊斯兰教去想像孤独是如何困难。伊斯兰教把生命首先而且最重要地看做是一种群体性的事物，而一个死者则被安放入一一个无人得以参与的群体里面。

而那些规模庞大的墓冢，其格局与华丽和基冢中没用过多少心思的墓碑形成鲜明的对比。坟墓本身很小，死者在里面当会觉得空间不足。而环绕在坟墓四周的走廊和厅堂除了给路人享受以外一无用处。在欧洲，坟墓与所葬的人成比例：巨型基冢(niausoieums)极为少见，在坟墓本身花不少心力和艺术工作，目的是使其看起来华丽美观，使死者觉得安适。

伊斯兰教把坟墓分划成一座豪华的纪念性建筑物，而死者无法从其中得到任何好处，与一座卑微的小停身所(其中一半是可见到的纪念塔碑，另一半是见不到的葬身处)，似乎把死者关闭其中。死后的休憩这个问题用一种双重矛盾方法加以解决：一方面是过度无效果的舒适，另一方面是实际真正的不舒适，前者是后者的某种补偿。这似乎象征了伊斯兰的文化，这种文化收集最精美细致的事物——用宝石建的宫殿，玫瑰香水喷泉，食物外面包上金叶片，烟草里面渗人磨碎的珍珠——然后用这些p526精致的事物做为一层薄薄的掩饰，以遮盖粗陋的习俗和贯穿布满整个伊斯兰道德思想与宗教思想的顽固执迷。

在美学的层面上，伊斯兰的禁欲主义(Puritanism)在放弃整个取消感性的企图以后，便满足于把感性简约到种种次要的表现方式上：香味、花边、绣花和花园。在道德层面上也可看见同类的拿不定主意，意思含混的特色：一方面是表示容忍，同时却又具有一种明显的强迫性宣教冲动。这种态度背后的真相是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的任何接触都令伊斯兰教徒充满焦虑。他们属于外地的生活方式固然保存完整，但都不时受到更自由、更富弹性的生活方式所威胁，只是接近本身就是在冒着被改变的危险。

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真正的容忍，倒不如说伊斯兰教的容忍代表的是他们不停地克服他们自己来得更为真确。伊斯兰先知建议他们要容忍，使他们陷入一种永远处于危机之中的状态。先知的启示具有普遍性意义，与接受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得以并存之间造成矛盾。这种矛盾是巴伏洛夫意义的矛盾，既导致焦虑又导致自满自足(complacency)，自满自足的原因是伊斯兰教徒觉得，由于伊斯兰教，他们可以克服上述矛盾。然而他们错了：正如有一天一个印度哲学家告诉我的，伊斯兰教徒很以他们相信像自由、平等与容忍这些大原则的普遍意义而自豪，然而紧接着又说他们是惟一实行这类大原则的人，因此而把他们很想算到自己头上的优点一下都抵消掉了。

在卡拉奇(Karachi)，有一天我和一群伊斯兰教领导人与学院领导人在一起。我听他们极力颂扬他们体系的优越性，听着这些颂赞词时，我很吃惊地发现，他们一再地强调一个论点：他们的体系很简易(simplicity)。在继承法方面，伊斯兰教法律系统p527比印度教法律系统好，因为比较简单。回避传统上不准放高利贷的规定之办法是，让银行家与客户成立合伙关系，因此，前者所拿的利息就不过是合伙所得利益的分红罢了。至于土地改革，在土地尚未完全分配光的时候，可应用伊斯兰有关可耕地的继承规定办理，等到分配完毕以后便停止应用那些法律规定，以免造成士地过分零散划分的流弊，反正那项法律规定并非基本教义的一部分:“办法非常的多……”

整个伊斯兰可以说事实上是一种在其信徒心中制造各种无法克服的冲突之办法，再加上一项附加说明：只要采取非常简单（简单到过分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那些冲突。用一只手把他们推到危险边缘，再用另一只手把他们从深渊的边缘拉回。如果男人在出外露营的时候，太太们和女儿们是否能维持贞德，还有比给她们戴上面纱锁闭起来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吗？这个可以解释现代柏卡（burkah）的发展，剪裁异常复杂，两个使眼睛能看得见有线边的眼洞，加上容易绑紧的绳带，看起来好像是整型用具；所使用的原料质地厚重可以沿着身体轮廓精确地披下，却又把身体轮廓线条尽可能地遮掩起来。然而这样的服饰只是把焦虑的界线拉高，因为另外一个男人只要不经意地轻轻接触到一个女人就足以使其丈夫觉得深受污辱，这使问题变得更为烦人。和一些伊斯兰年轻人恳谈之后，有两件事相当明显：一，他们深切关心婚前贞操及婚后贞德的问题二，purdah，也就是隔离女人，这一方面给爱情冒险造成阻碍，另方面由于把女人封闭在女人自己的世界中更增加爱情冒险的兴趣，而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女人懂得。那些在年轻的时候习惯于冲入妓女院（harems）的男人，有很好的理由要在婚后密切监视自己的女人。

P528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都用手进食。印度教徒很精巧地用手抓食物，放在“查帕蒂''(Chapati)上面吃，查帕蒂是一种大薄煎饼的名称，其做法是把陶土制的宽口瓶埋在土里，瓶中装三分之一的热炭，再把薄饼平贴在瓶子内壁快速烤制而成，伊斯兰教徒则把整个用手进食的程序变成一种体系：不可以抓起一根骨头来啃骨头上的肉。只能用右手(左手被视为不洁，因为它要用来处理方便后的卫生问题)的进食者又捏又拔骨头上的肉碎片，口渴的时候便用那只油腻不堪的手抓杯子。看到这样的进食礼节，虽然不能说和其他的进食礼节有何高下之分，但从西方人的观点不免会觉很几乎是一种故意邋遢的进食方式，不免会怀疑这并不是古老旧习的遗留，而是先知所订下的改革结果：“不要做那些用刀了进食的人所做之事”。他可能是受一种毫无疑问是无意识地要有系统婴儿化(infantilization)的欲望所驱使，同时要把整个社会加上同性恋的负担，在进食完毕以后进行清净仪式，所有男人亲近地一起洗手、漱口、打嗝、吐口水到同一个痰孟里面，因此而带着一种强烈自闭性的漠不关心去参与分享整个和暴露主义有关的对不净的同样恐惧。这种要和别人完全不可分辨的欲望，和作为一个群体必须与众不同的需要同时存在。因此，而有隔离女人的制度：“让你们的女人戴上简纱，以使她们和其他女人有所区别。”

伊斯兰教的兄弟友好具有文化与宗教的基础，但不具经济或社会的性质，由于我们的神一样，好伊斯兰教徒可以随时和扫路者分享其水烟斗(hookah)。乞丐的确是我的兄弟，但此兄弟之谊的主要意义是我们对于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具有同样的兄弟式的认可。因此而有两个社会学上很值得注意的种属：德国迷的伊斯兰教徒和伊斯兰化的德国人。如果有人要找一个p529最适合于军营的宗教的话，伊斯兰就是最好的答案:严格遵守规则（每天祈祷五次，每次祈祷要跪拜五十次）；仔细的检查和毫无瑕疵的洁净（仪式沐浴）；男性亲密，这包括精神上的事情与身体有机功能的事情在内；还加上没有女人。

这些充满焦虑的人同时也是行动人物；由于被困在无法并存的情感之间，他们以传统的种种升华方式来补偿他们的自卑感，这些升华方式一直都和阿拉伯人的灵魂分不开：嫉妒、自傲和英雄主义。然而，他们欲求孤立在自己的世界中的决心，还有他们把特殊地域主义（parochialism）与无可救药的无根性（乌尔都［Urdu]称为一种军营语言。是很合适的），是成立巴基斯坦这个国邦的基本原因，并不能用宗教信仰所结合成的社区与历史传统加以充分的解释。巴基斯坦国邦是当代的一项社会事实，必须把它当做一项社会事实加以解释：它起源于一种集体的道德危机，迫使数以千计的个人做一项无法挽回的选择，放弃他们的土地，常常包括放弃财富在内，有时还得放弃亲人、职业以及对将来的计划，放弃先人的土地、祖先的坟墓，目的只为了在伊斯兰教徒中间做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只有和自己人在一起才感到舒适。

这个伟大的宗教，其基础建立于天启真理的程度还没有比无法与外在世界相联系的程度更大：和佛教普世同仁的慈悲相比，或和基督教期望对谈的欲望相比，伊斯兰教的不容忍在那些犯了不容忍毛病的人里面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存在着；他们虽然不是经常不断地采用残暴强制的方式要人分享他们的真理，他们却仍然无法忍受（而这是更严重的）其他的人以其他方式存在。他们要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自我怀疑和受辱的惟一方式是把其他人“负面化”（negalivization），把其他人视为一种相异的p530信仰与相异的生活方式的见证.伊斯兰式兄弟亲和是一种对不信者不愿意承认的排斥之反面；伊斯兰无法承认自己有此排斥性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是认识到不信者自己有其自己存在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