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对疾病的恐惧

环顾四周，我们到处都可看到生命的迹象，但若我们愿意去看的话，同样到处都可看到衰败和疾病的迹象：干枯的树叶、腐朽的树干；受伤的动物、生病的动物、垂死的动物、死去的动物。然而，尽管常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适应或顺从自然法则，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却没有人会将疾病与死亡视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无须特别关注或详加解释。昼夜相继，冬夏交替，人们认为这些大的自然节律理所应当，但却从不认为疾病与健康的交替也是这样，更不会将不可避免的死亡也看做理当如此。

我们倾向于喜欢生命，尤其是当其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情况下时。身体完好是我们的秩序感与整体感的基础。当我们生病时，看上去就像整个世界也都病了一样。当我们合眼而去时，整个世界也会随之被忘却。身体是一个与我们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宇宙，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和谐一致与其说是心灵认知的，不如说是心灵感受到的。一旦身体受到威胁，我们的整个身心都会进行反抗。为什么痛苦会一直延续下去？为什么我会觉得恶心反胃？在医学发展到可以精确地解释它们之前，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极少会限定在具体的客观原因上。问题不过是肚子疼，但要解释清楚肚子疼的原因，可能会要求治疗者在人类社会、精神世界及星座中找寻扰动。我们将会看到：对疾病的恐惧与对其他许多现象的恐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现象包括自身的缺陷、不洁或中邪的东西、邪恶的人、恶魔和一个运转失常的宇宙。

疾病迫使人们将其注意力投向世界有敌意的一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疾病呢？人类从自然界寻找答案，研究其性质与过程，希望能够找出可以治愈疾病的方法。除了少数像塔萨代人那样的原始群体，多数人类社会都已从自然物质（药物）中获得了一些与医学有关的知识。他们也经常表现出对人的身体状况怎样受到心理状况的影响有着很深的理解。像中国这样复杂的文明，就为其自身复杂精妙的医学传统而自豪，其这方面的知识和实用发现，可以补充西方医学的不足。

因而，我们可以讲述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讲讲人类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 尝试。但在现代社会与卫生事业兴起之前，成功战胜疾病的范围是如此有限，获

救的人又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对缓解人们普遍的无助感几乎毫无作用。没人知道许多疾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治愈的。同样是血管膨胀，为什么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却一点事也没有？传染病来得异常突然，给人带来的痛苦让人难以理解，对此人们极少有什么控制办法。是什么样的邪恶/有害空气使得整个村庄的人都发起高烧？是人们触犯了什么禁忌？还是神在发怒？彗星或不寻常的星星同时出现，在向人们预示什么？显然，我们在研究不同文化对疾病的恐惧时， 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折磨人类的焦虑的范围要大得多。

由于疾病的病因往往比较复杂，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没有文字的民族对于儿乎每种疾病的发病原因都是各有各的看法，并不让人吃惊。不过，我们可以把比较原始的观点归入两个较宽的分类中。一、外因所致，人之所以得病，是因受到其所在环境中邪恶的物体或精灵的侵袭。二、内因所致，人之所以得病，是因打破戒律触犯了神灵。想要保持快乐和健康，人必须防范来自外部的威胁，在有些文化中，同时还必须确定，自己是不是在有意无意间成了真正的病因所在。^[1]

（Forrest E. Clements, Primitive Concepts of Disea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32, no. 2 (Berkeley, 1932), pp. 185-252.）

（福雷斯特E.克莱门茨，疾病的原始概念，加州大学出版的美国考古学和民族学，第二卷。 32，不。 2（伯克利，1932年），pp。 185-252）

在原始人的思想中，有害的人侵物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异物。疾病源于有外

物出现，像骨头、毛发、小圆石、碎木片、甚或是小动物如蠕虫、昆虫等。这些物体（显然与身体无关）会引发疾病。但也并非所有抱有这种观念的民族都坚信骨头/碎木片本身就是致病原；相反，他们更常认为，有精灵存在的物体才是失调的真正捣乱者。原始人的想法似乎是将引发疾病的物体视作有着可感知形式的精灵。除掉它们，就可有效地治好疾病。

二是邪灵，幽灵或魔鬼，精灵的侵入并非总是坏事。人可能会神明附身，举止失常，陷人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语无伦次。神明附身的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病人，他们会受到他人的尊重而非怜悯。但这种人身上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他或她保不定就会精神失常——与神同醉。另一方面，魔鬼附身的人就是生病，成功地驱魔可以治好这样的人。

三是法道和巫术。恶人拥有超自然魔力，会念咒施法，让人得病或死去。旧世界里也有古老的和广泛存在的对毒眼的信仰。至于毒眼怎样起作用，则几乎没

有任何准确的描述。看起来，单是“看”本身就有伤害他人的力量。^[2]（Clarence Maloney, ed., The Evil Ey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克拉伦斯·马洛尼主编，《邪恶的眼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中世纪欧洲医学界一度认为，眼睛甚至能传播致命的瘟疫。

人也可能会因灵魂失落而得病。幽灵和巫师能把人的灵魂摘掉；或是灵魂离开睡眠的身体到处漫游，可能会碰到一些意外而无法返回。在这样的情况下，补救办法就是赶紧将灵魂找回，让其重新回到身体内。最后，触犯禁忌也会致病。就算是无意间触犯也会触怒神灵，神灵会降下疾病对其进行惩罚。这一解释认为， 有一个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与社会习俗/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近东、波利尼西亚、新世界中更为先进的文化中心，是禁忌观念的核心所在地。与疾病由外物侵入或巫术引起这一观念相比，触犯禁忌会引起疾病，很可能是一种更为晚近的观念。^[3]（J. B. Loudon, ed.,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Canterbury, England, April 1972 A.S.A.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Monographs, no, 1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J.B.Loudon，编辑，社会人类学和医学，一个会议的论文，坎特伯雷，英国，1972年4月A.S.A。 [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专著，第13期(纽约：学术P)  决议，1976年)。）

像中国这样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社会又是怎样来应对疾病的呢？在实践中， 中国通过积累起丰富的中药资源，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中药在其数百年的使用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这些药物至今仍在造福人们，并赢得了现代科学的尊重。不过，多数中医知识都源自深受道、佛、儒等伟大宗教和哲学传统影响的概念。如果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或概述中医学，那么追溯其实践和理论相互交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这里的目的是描述中国人对疾病的恐惧，以及中国人是怎样应对其生命中的不确定因素。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对疾病发生的原因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士大夫来说，疾病表明，在受感染的有机体和宇宙力量之间出现了不平衡; 只要恢复平衡，疾病就可治愈。在他们看来，疾病与其他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像 洪水、干旱、战争、动乱等，并没什么两样，所有这些都背离了宇宙的和谐。而 在常人眼里看来，疾病的起因则要更为具体化和个人化，比如某些言行亵渎了先 祖、妖魔鬼怪或狐狸精；可以釆用劝慰行为或法术来战胜邪恶。不过，受过教育 的人对个人不幸所做的解释，与没受过教育的人所做的解释之间存在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语言抽象化的层次。因而，学者谈论的是阴阳两极化宇宙原则，农民则用

好的精灵（善，神，阳）和坏的精灵（恶，鬼，阴）之间的斗争，来理解个人的、社会的和大自然的失序。^[4]（Maurice Freedman, "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in Arthur P. Wolf,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9-41.莫里斯·弗里德曼，“论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在亚瑟·P·沃尔夫，“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斯坦福）。 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 19-41页。）

最重要的中医书是《黄帝内经》。该书成形于前 450—前 350 年间，与希波

克拉底文集处在同一时代。书的连贯性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之上，这一复杂的体系与中国的世界观相一致。总的来说，具有实用性的建议少之又少 Q 原书作者更为关注的是，指导病人归于“道”。为什么古时候的人可以活到百岁仍然健健康康？答案是：他们明了何为“道”，循阴阳而行，用占卜术来过着和谐的生活。人的身体包含阴阳两大区域，它们同样与宇宙和谐的两极化原则相一致。阳是南方的暖气，会让人发烧和生怒。另一方面，湿度过剩的阴则与北方的寒冷相对应。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疾病的性质。“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人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春气之应……逆之则伤肝。夏气之应……逆之则伤心。秋气之应……逆之则伤肺。冬气之应……逆之则伤肾。”（阅注：https://www.gushiwen.org/GuShiWen_18e718ce8d.aspx）

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重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关系。同样依赖这一思想体系的医书，则不同于纯文学和哲学著作那种仅仅是简略概说阴阳和合之理的做法。不顺应自然法则，就意味着要接受发烧这一惩罚。宇宙力量被描述为伟大的神力（不一定就是恶的），人类在其面前会感到无比脆弱。至于到底有多脆弱，可以从中国人对风的态度中明确地看出：只有通过保持安静（就像大自然所是的那样）和谦虚，人才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黄帝内经》说：“风为百病之长。”皮肤保护人免于风邪，但皮肤有毛孔而可以被穿透。“体乏而汗，风邪易

侵，皮肤起疹……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5（^]   Guido Majno,

The Healing Hand: Man 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38-44. See also I. Veith, Huang Ti Nei Chirtg Su Wen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rev.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also Manfred Porker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4). 基多·马约， 治疗之手：人类和伤口在古代世界（剑桥，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页。 238-44. 又见我.维思，黄铁涅.苏文[黄帝内经] 厄纳尔医学]，牧师。 艾德。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还有Manfred Porkert，《中医理论基础》（马萨诸塞州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4年)。）

与精英阶层的推理不同，常人是实在的和夸张的。他们喜欢的解释模式是“事件”，而不是抽象的宇宙原则。农民不会将阴阳（如果他们使用这些术语的话） 理解成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宇宙实体，而是将其视作一种永远都在相互争斗的力量， 具体表现为日夜、冷暖、冬夏的往复交替。在普通人更常见的想法中，神代表阳， 鬼代表阴。人们可以通过烧纸钱、供奉食物和饮料来满足邪恶的幽灵，或是与其 进行对抗。农民在影响他们生活的多重力量面前感到如此无助，以至于他们只能 是尽力讨好而不是奋起对抗。他们希望能与神鬼同时交好，因为就连神也有可能 因为不敬的行为而降祸于人，包括让人生病。实际上，农民经常难以区别何为神 何为鬼，有时他们甚至会把宇宙五行人格化为疾病的幽灵。

汉学家德格鲁特（De Groot)注意到，19 世纪的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供文盲半文盲使用的廉价医疗手册，里面介绍有疾病的特性和治疗方法。福建印刷的一个版本中就介绍了三十个处方，每一个都对应一个月中的一天。其中一则具有代表性的处方写道：若是在病方所记的日子出现发烧兼有头痛症状，就可断定是得罪了某个特定的鬼魂；鬼魂既可能直接让人得病，也可能会派一个幽灵来替它完成任务。处方中提到的不仅有妖魔鬼怪，还有“土地神”、“游魂”、“冤魂”，以及木、金、火、水诸神。换句话说，除了自然的异常元素，其最基本的构成（“五行”）都可能会变成恶性。^[6]（J.  J.  M,  De  Grootj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Taipei: Literature House, 1964), 6: 1110-11; also Heinrich Wallnofer and Anna von Rottauscher, Chinese Folk Medicine (New York: Bell Publishing Co., 1965), pp. 96-99.J.J.M，De Grootj中国宗教制度（台北：文学院，1964年），6：1110-11；还有Heinrich Wallnofer和Anna von Rottauscher，中国民间医学（纽约：贝尔出版公司）。  1965年)，第页。 96-99.)）

尽管阻止不幸发生的常见方法是安抚/平息受到冒犯的神灵/幽灵，但是人们

有时也会进行反抗。关于如何应对动物变成的恶魔，人们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 这些恶魔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紊乱/失调/疾病，包括心智失常或精神错乱。在动物变成的恶魔中，人们认为狐狸精最为活跃也最有恶意；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 人们时常会在古老的墓穴和护城河中发现狐狸并杀死它们。并非所有的鬼怪都有化身。人们用爆竹、噪音、亮光和火把来驱逐附体的精怪。在中国南方的炎夏之季，当有霍乱或其他传染病爆发时，人们会从日落直到午夜一直燃放爆竹。军人则会不断吹号驱赶带来瘟疫的魔鬼；人们举着火炬和灯笼组成长队，在街道上迂回而进，为的都是同一个目的。^[7]（Ibid., pp. 944-46.）

西方有关疾病的成因和治疗方法的观念，有一个逐渐演变的漫长历史。一些 远古观念融入现代医学成为其中一部分，其他的则作为民间信仰遗留而依然存在。后者中有两种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1）疾病总是与世间的精灵力量联系在一起,

（2）疾病的终极来源是星象。

疾病与精灵和魔鬼相联系有多种形式。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多兹（E.R.Dodds) 强调，希腊古典时期的人们就为压抑的邪恶感所纠缠，诗人可能会将此看成天神宙斯的意志通过严厉无情的道德律的展现，但在农民看来则不过表明鬼在宇宙中无所不在。^[8]（E. 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29, 39E.R.多德，希腊人和非理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页。 29,39..）鬼可能是一个“英雄”。在希腊民间传说中，“英雄”是一个特殊的祖先阶级，其权烕超出有着直系亲属关系的祖先。一般说来他们都愿帮人忙，但是除非供奉祭品使其息怒，他们就会给人们带来各种伤害，包括疾病。^[9]（Martin P. Nilsson, Greek Folk Relig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p, 18. 马丁·P·尼尔森，“希腊民间宗教”（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8页。）把身体上的病痛归罪于有恶意的精灵，当然是常有的事。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人的世界充满撒旦的爪牙，它们的存在有助于我们解释前现代人所得的许多疾病。魔鬼可能是人发烧的直接原因这一看法，是由科顿•马瑟在 1693 年提出的，他在书中写道：“魔鬼放出带有砒霜的毒烟，变成恐怖毒箭，他将有害的毒气射人人身中的肠要多容易有多容易，而这马上就会在人体内燃起死亡之火。”^[10]（Quoted in Paul F. Russell, Mans Mastery of Mala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p.88引自Paul F.Russell，《曼斯疟疾硕士》（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88页。.）

在疾病流行的地方，看上去它是如此难以治好，以至于疾病自身有时也会被神化成一种必须加以安抚的超自然力量。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古代民族，在提到饥荒和瘟疫时都称其为“神”；一些现代雅典人仍然相信，宁芙山（Hill of The Nymphs)

上的一个裂缝中，住着三个名叫霍乱、天花和瘟疫的魔鬼。^[11（^]   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fional pp.41〜42.）在古罗马，虐疾是如此猖獗和致命，以至于人们建起许多神庙敬奉女神费布瑞斯（Febris）。人们在帕拉丁山礼拜她，希望她能管住间日虐、三日虐。一位现代学者将“伟大的、强有力的、神圣的”发烧女神，描

述成是一个“大腹便便、血管暴起的秃头老女人”[12] （ L. W. Sambon, "A Medico-literary Causerie: The History of Malaria,'' The Practitioner 66 (1901): 348-59.）L.W.Sambon，“医学文学协会：疟疾史”，执业者66（1901年）：348-59。）

每当疾病（比如传染病）突然爆发，就像是神或公正的上帝在发怒，惩罚人们的越轨行为。实际上，将疾病和罪与罚联系到一起，原是希伯来—基督信仰的一个鲜明特点。埃及十瘟疫是众所周知的圣经例子。出埃及记，9:3 中，上帝吩咐摩西警告法老：“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此后数节上帝将其惩罚扩展到人类身上，说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出埃及记， 9:9)到了中世纪，罪与疾病之间的这一连带关系不仅被人们广为接受，而且还有精确的规定，许多作者都把人容易犯的七大罪与特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越轨会让身体遭殃，但却是魔鬼诱惑人去越轨，而最终居然是上帝允许魔鬼这样去做。因而，戏剧性的不幸是上帝公正的愤怒的标记，人只有悔改才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举行公开祈祷以减轻灾祸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现代。为了回应 1832 年的霍乱传染病，英国政府宣布全国禁食一天进行反省，在这一天，所有人都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并恳求上帝解除惩罚。^[13]（Norman Longmate, King Cholera: The Biography of a Diseas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66), pp.86, 179.诺曼·朗梅特，“霍乱国王：疾病传记”(伦敦：哈米什·汉，1966年)，第页。 86,179.）美国对 1830 年代霍乱传染病的回应是典型的道学做派。虔敬者指出，基督徒最少的国家受到的痛苦最严重。霍乱并不是要折磨人类，而是为了惩罚那些不思悔改的罪人。它主要是为了惩罚肮脏的习惯和放纵的罪过。1832 年 7 月 18 日，一位观察者写道： “疾病现在开始变本加厉，在罪恶与肮脏污染之地日益猖厥……但总的来看，那些有正经营生的人的健康和安全状况甚好。”^[14]（Charles E. Rosenberg, 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t 1849, and 18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42.查尔斯·E·罗森伯格，“霍乱年代：1832~1849年的美国”，1866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42页。）6 月 26 日霍乱首次在纽约爆发。6 月 29 日，大批民众在城中集会祈祷和绝食。虔诚的市民请求杰克逊总统宣布全国绝食一天。他们认为，英国可以用全国祈祷来减轻灾难，法国出现严重的传染病则可归因于其无神论思想。杰克逊总统以宪法为由拒绝这样去做。1849 年，霍乱再次在美国爆发，这次泰勒总统毫不犹豫地建议全国人民祈祷、绝食和反省一日。^[15]（Ibid.， pp. 49, 121.）

第二种至今仍与我们相伴的民间信念是，我们的命运和疾病的终极来源与星象有关。从古巴比伦时代到当今时代，占星术一直都在对人类的想象力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地球上最微不足道的不幸事件，也可以从遥远的天际找到其发生的

终极原因。这一信念既以所有事物相互联系这一观念为基础，也以人生短暂的命运与宇宙中发生的重大现象有关联这一悲惨的假设为基础。希波克拉底的一位古希腊追随者在记下病人的病历时，可能注意到了天气状况和星辰变化。^[16]

（Hippocrates, Of the Epidemics, bk. 1, sec. 2:11.希波克拉底，在流行病中，BK。 1秒。 2：11）他可能看到，疾病从头上往下扩散，可能正好与伤口感染的时间相连，而那个时候正好金牛座开始落下。亚里士多德相信月相会影响疾病的发展过程。16 世纪和 17 世纪早期的医师教导说，月圆之时病人尤其要注意有发病的危险。按照培根的说法：“月亮是寒冷的、潮湿的和有刺激性的。”^[17]（Russell, Man's Mastery of Malaria, p. 84.罗素，《人类疟疾大师》，第84页。）

天空中出现非同寻常的景象，往往表明地球上将会有灾难发生。1348 年大瘟疫时期，欧洲许多地方都报告天上有让人惊奇的/异常的流星出现。人们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它们。其他异常天象包括火柱，1348 年 12 月 21 日日出前它在阿

维农教皇宫殿上空停留了约一个小时；火球，同年 8 月出现在日落时分的巴黎。[18]（J. F. C. Hecker, The Epidemics of the Middle Ages, 3rd ed. (London: Triibner & Co., 1859), p. 15.J.F.C.Hecker，“中世纪的流行病”，第三版。 (伦敦：Triibner&Co.，1859年)，第15页。）1665 年瘟疫肆虐伦敦时，天上和空中都出现过预兆。1664 年12 月，伦敦市民看到一颗光芒四射的新彗星，全城人都在议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彗星消失约一两周，来自维也纳的信函描述，天上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 “样子像‘棺材’，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的焦虑”。随后欧洲其他地方也相继传来报道，空中有可怕的东西并能听到奇怪的噪音，就像大炮和步枪射击的声音。^[19]（Walter George Bell, The Great Plague in London, 1665 (LondomJohn Lane, 1924), p. 1.沃尔特·乔治·贝尔，“伦敦的大瘟疫”，1665年（伦敦约翰·莱恩，1924年），第1页。）

1793 年 8 月，费城出现黄热病，这是美国城市当时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灾祸之一。那年早些时间发生的各种罕见事情一直闹得人心惶惶：7 月，晴天霹雳把一棵珍贵的老橡树劈成十一块；突然降临的雹暴摧毁了谷粒和亚麻地， 打碎了数千扇窗户，而离这里不到八里地却是干燥无雨，晴朗无风。^[20]（J. H. Powell,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Great Plague of Yellow Fever in Philadelphia in 1793(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p.2.鲍威尔H.，《走出你的死亡：1793年费城黄热病的大瘟疫》（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2页。）1831—1832 年 冬天，看到天空出现各种征兆，人们知道霍乱正在危及美国。一位华盛顿人说:“太阳升起和降落时都是血红色…… 可以清楚地看到太阳里有两个黑点。” ^[21]（Rosenberg, Cholera Years, p. 15.）

过去人们相信瘟疫都是由有毒的空气引发的。但是，是什么使得空气变成有 毒的呢？1348  年，巴黎大学医术高明的医生们，急切地将普遍原因与特定原因联系到一起，即星相与空气。他们想要从天上找到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不是凶兆。 木星和火星同时出现预示着会有疾病发生，就像巴黎大学的医生解释的那样，因 为木星是一个温暖而湿润的星球，会从土与水中吸出有害气体，而火星则是一个 极为炎热千燥的星球，一旦有闪电、光、剧毒气体、火，它就会点燃那些气体。整个欧洲都接受的这份报告，在 1665 年突然在伦敦爆发的瘟疫中又被当做一种解释提了出来。当时的一本宣传册中区分了造成空气腐败的特殊原因与普遍原因， 前者包括没有埋葬的尸体、脏水沟与臭下水道等，后者主要源于“有害行星的影响力、位置、会合与对冲”^[22（^]  Quoted in James Leaser, The Plague and the Fire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 1961), p. 125引用于James Leaser，“瘟疫与火灾”(纽约：McGraw-Hill图书公司，1961年)，第125页。.）。

到 19 世纪中叶，医学科学已经将自身与精灵、魔鬼和粗糙的占星术等区分开来。在那些盛行于远古并且至今仍在一些偏远地区的族群里存在的关于疾病起因的一般观念中，有一种观念即使在现代思想中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既包括日月星辰，也包括具体的地理位置。古时候人们认为遥远的星辰和地上的环境都会影响人类的福祉。即使在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日月星辰”仍然占有一个角色——至少如果我们相信著名宇宙学家霍伊尔（Fred Hoyle)的说法的话，他最近提出一个看法：来自外太空的彗星，可能会给地球带来病毒和细菌，进而引发传染病。^[23（^]   Sir Fred Hoyle and Chandra Wickramasinghe, "Does Epidemic Disease Come from Space?" New Scientist 76 (November 17, 1977):402-4.弗雷德·霍伊尔爵士和钱德拉·威克拉马辛赫爵士：“流行病来自太空吗？” 新科学家76（1977年11月17日）：402-4。）不过，迄今为止大多数现代医学科学家在寻找疾病的自然环境原因时，并不是从天上去找，而是在地上，找寻受污染的空气和水。大气底层腐败的气体会引发疾病这一观点，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这种观点以希波克拉底的教导为基础，日后的许多思想家和著作家都对其有详尽的阐述，这些

人中包括瓦罗（Varro,前 116—前 27)、维特鲁威(Vitruvius，公元前 1 世纪晚期）、盖伦（Galen，129-199)和杰出的阿拉伯医师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

1347 年 1 月，意大利爆发瘟疫，巴黎的医生就瘟疫的起因和传播提出了一

种解释，这一解释一直沿用到 19 世纪下半叶。

在印度和大洋周边，与阳光射线交战的星座，与海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海水会升腾为蒸气，再过二十八天才会落下。最后大部分海水都会变为蒸气， 剩余的海水是如此腐败/恶化/浑浊，以至于生活其中的鱼都会因之而死去。不断升腾的腐败蒸气，既无法为太阳所消耗，也无法变成像冰雹和露水那样干净的水，只能是在空气中四处扩散。这已在阿拉伯、印度、克里特、马其顿、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西西里发生过，如果它到达撒丁尼亚（Sardinia)，就无人能生还，只要太阳还在狮子座，这种空气可以进来足够长的时间，危险就会持续存在。^[24（^]   Anna Montgomery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41.）安娜·蒙哥马利·坎贝尔，黑死病及其意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1年），p。 41.)

注意，在这一解释中星星所扮演的角色，一种腐败/腐败物的观念，以及从一地移到另一地的有毒空气，它无情地杀死了其所经之地的一切生物。空气是我们的普适环境，如果空气受到毒害，没有一个人能逃离开让人痛苦的死亡。一战期间，关于可能会向人口稠密的城市喷洒毒气的消息，在人群中引发了可以理解的巨大恐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世纪及其后的欧洲人在听到有毒空气扩散的谣言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并不缺乏刺激人们想象的文献。人们已经提出过不计其数的理论来解释环境污染这一现象。在非器质性/无机理论中，有人认为原因就在“地底下的烟雾”身上。14 世纪时有人相信是 1347 年的地震放跑了地球内部致命的气体，从而感染了地表空气。研究中世纪传染病的 19 世纪历史学家海克尔（J.F.C.Hecker)， 为这一地下理论找到了依据。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观察证实，火山喷发会污染周边环境，让人头痛，感到晕晕乎乎或是陷人无意识状态。^[25]（Hecker. Epidemics of the Middle Ages, pp. 14 -15.哈克。 中世纪流行病，pp.. 14-15）1832 年霍乱到处肆虐，英国医生注意到霍乱症状与砷中毒症状有相似之处，从而怀疑这种病本身有可能是由与其相似但却未知的混合物引起的。不过，最为人们接受的起因是臭名昭著的“电流”或“有毒的电臭气”。一位医生宣称：就像雷暴会让牛奶变酸—样，大气中的电流也会让人的体液变酸，从而引发霍乱。^[26]（Longmate, King Cholera, pp. 73 -74.龙友，国王霍乱，pp。 73-74.）

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一些作者看来，非器质性/无机化合物或电是一种比“动物传染”高等的传染媒介。他们反对那种为多数人所接受的传统说法，这种说法

认为，沼泽、死水和腐败的有机物是病毒的主要来源。传统主义者（或瘴气学者） 博学而详尽地描述了有毒的云、腐臭的气体、有毒的瘴气，但是关于毒素的性质及其怎样被传到人身上则并不清楚。^[27]（Classical writers were sometimes more precise. Varro, for example，warned against swampy grounds because "certain minute animals, invisible to the eye, breed there, and, borne by the air, reach the inside of the body by way of the mouth and nose, and cause diseas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Quoted in Russell, Man's Mastery of Malaria, p. 12.古典作家有时更精确。 例如，瓦罗警告不要在沼泽地带，因为“某些微小的动物，眼睛看不见，在那里繁殖，并由空气支撑，到达里面。 身体的一侧通过口鼻，并引起难以摆脱的疾病。 引用在罗素，人类的疟疾大师，第12页。）他们发明一些行话/专业术语来让人安心，谈论着“无形的/非实体的毒药”、“类似霍乱性的脾气”和“难以控制的大气特征”。然而，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医学看法，反倒是助长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惧：人们相信不论什么难闻的气味都可以置人于死地。1848年，伦敦的瘴气学家指责米尔班克（Millbank)监狱里的霍乱传染，来自于泰晤士河对岸兰贝斯（Lambeth)熬骨产生的“臭气”。他们还坚称，来自一间人工肥料厂的味道，是伦敦白教堂（Whitechapel〉基督会工厂霍乱和其他疾病的起因。瘴气学家认为，病房中正对工厂的男孩子总是痛苦不堪，病房另一边的女孩子却没事，这就是证据。^[28]（Longmate, King Cholera, p. 166.Longmate，《霍乱国王》，第166页）

人们认为，草草掩埋的尸体散发出的气味，是传染的一个主要有机来源。这一信念得到阿维森纳的权威支持，从中世纪后期便流行开来。1348 年大瘟疫和1665 年大瘟疫期间，有如此多的人死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往往都是被简单一埋了事：尸体一个摞一个堆在城里教堂墓地中，等到多得实在盛不下时，人们也就只能是在别的空地上挖一大坑集体填埋。埋人的地方散发着阵阵恶臭，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人们自然会将其视作有毒气体的来源。这一观念就是在现代也可以找到支持者。1891 年的一篇医学文章相信，死人会毒害空气。文章作者相信，黑死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中国突然连续发生天灾后没有掩埋的尸体堆。他将欧洲教士和修道士中出现的高死亡率归因于尸体中毒。牧师居住的地方靠近村庄的教堂墓地，修道院内则埋有历代的修道士和周围国家的王子及有名人物。^[29]

（Charles Crei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 1: 175 查尔斯·克里顿，英国流行病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年），1：175.）

就像人类无法离开他人独自存在一样，人类也绝对离不开空气。当有致命的传染病爆发时，两者都会立马受到猜疑。不仅是死尸，就连活着的病人（疾病的

受害者）也会污染空气。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受到最大的怀疑。他们的住所（麻风病院）要建在城外，并尽可能处在城市的下风头。^[30]（Saul Nathaniel Brody, The Disease of the Soul: Leprosy in Mdieval Lietera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67.索尔·纳撒尼尔·布罗迪，“灵魂的疾病：中世纪文学中的麻风病”(伊萨卡，N，Y)。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67页。）19 世纪的欧洲殖民者，将其对印度贱民的恐惧，扩大到包括本地人在内，这些人所住的地方拥挤不堪恶臭难闻，可能会成为各种病毒的寄主（进而传染给白种人）。驻扎印度的英国医疗及军事当局相信，从土著城镇飘来的“肮脏恶臭的空气”，会威胁到欧洲人的健康。他们建议殖民者住在山城上，远高于有腐败毒气的低地，并要尽可能避免处在恶臭的印度城镇的下风头。^[31]

（ Anthony D. King,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pp. 108 -11.安东尼·D·金，殖民地城市发展：文化、社会权力和环境(伦敦：Routledge&Kegan Paul，1976年)，第页。 108-11）

在黑死病发生的高峰期，对瘟疫患者的恐惧，激活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毒眼” 说法。1348  年，著名法国外科医师兼教皇克雷芒六世的御医居伊•德•乔里亚克

（Guy de Chauliac,1300—1368〉认为，瘟疫的传染性是如此之强，尤其是在伴有吐血的情况下，“以至于不仅是待在一起，甚至是相互看上一眼也会得病。”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位医生在其写于 1349 年 5 月的一篇论文中支持了这一说法。他谈到，当没有病的人“站在靠近病人的地方看着病人（尤其是看上去显得极为痛苦的病人）时，病人的眼中会发出一种致命的‘气体精灵’，侵入观者的眼中。”

[32（]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pp. 3, 61.坎贝尔，黑死病，pp。 3,61.）不过，占据正统地位的观点还是认为，疾病主要是通过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及腐坏的臭气进行传播。

瘟疫使得人人都在怀疑他人并为他人所怀疑。陌生人、来往比较密切的邻居和近亲，全都有可能是死亡的携带传播者。对被传染上的恐惧，使得那些必须上街的人迂回而进，从一边到另一边，再从另一边到这边，以免与其他行人发生接触。人们对传染的警觉和恐惧，自从 1348 年瘟疫首次在欧洲大陆大规模爆发后便开始增加。城市试图通过把病人隔离起来这一做法来保护自己。1374 年颁布的一条规则，要求每个病人“必须从城里移到郊外，在那里死去或康复”。一种日益增多的常见做法是，把病人及其家属关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由于缺少护理和食物，不仅是病人，就连健康的人也都会死去。^[33]（Hecker, Epidemics of the Middle Ages, pp. 58 - 59.赫克，中世纪流行病，pp。 58-59）

当城镇出现致命的传染病时，居民近似本能的反应几乎都是逃离。但是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不管他们是不是病人，别人都会将其视为疾病的传染者，正在给别人带来一种极为具体可感、毒性不在“毒云”之下的威胁。1347 年 10 月， 热那亚的桨帆船把瘟疫带到了西西里东北岸海港城市墨西拿。其非同寻常的致命性，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放弃其世代居住的家园。他们分散前往西西里与卡拉布里亚，但其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他们。无奈之下，他们只有露宿在野草和攀缘植物的藤蔓中。^[34]（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P.114.坎贝尔，黑死病第114页。）

这类故事因为瘟疫的相继到来也在不断重演，唯一不同的是恐怖的范围和程度。1665 年 6 月，伦敦人开始放弃他们的城市。到了 7 月，空无人烟的房屋远远多于墙上画有红十字表明此处有瘟疫的房屋。离去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最后市长拒绝给逃离者签发健康证明，与此同时，附近城镇的反对者为了自卫，也开始在他们的地界上进行武装堵截。^[35]（Bell, The Great Plague, p.94. 贝尔，大瘟疫，第94页。）

在 1830 年的霍乱传染中，俄国当局在主要传染疫区四周拉起了“卫生警戒线”。军队和警察负责维护疫区通往外面的道路阻碍，若是有人想要逃离，一律格杀勿论。为了保护莫斯科，相邻数省政府必须通力合作执行这项检疫隔离。莫斯科的军事长官命令图拉、梁赞、弗拉基米尔和特维尔的官员捣毁桥梁，封堵水路，以免其市民进入大都市。^[36]（Roderick E. McGrew, Russia and the Cholera 1823-1832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78罗德里克·麦克格雷夫，《1823-1832年俄罗斯与霍乱》（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78页.）

在西班牙，当局建立三级警戒线，宣称这是为了保护首都不受传染城镇的影响。普鲁士沿着其边境派驻士兵，就像它正在保护自身抵抗人侵的军队。在美国， 对 1832 年霍乱传染病的恐惧，导致严格隔离和地方暴动。查尔斯•罗森堡（Char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