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无边的恐惧》

段义孚著，徐文宁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恐惧的过去和现在https://www.sohu.com/a/337758821_365770

许多人都为恐惧所困扰，即便是生活在现今富有的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也不例外。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听到看到关于抢劫和谋杀的消息，内城中的老年人是如此害怕，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成了自己把自己关在家中的囚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通常并不害怕有形的暴力，困扰他们生活的是更为无形的恐惧。他们经常担心未来，既包括他们自己的未来，也包括人类的未来。他们有种“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的不舒服感；未来肯定会带来的不仅是内城贫民区的衰败，还有生态危机、种族冲突、世界饥荒和核事故。

类似这样的当代恐惧，使得许多人都倾向于假设存在一个更好至少也是更加安全的世界，有时是在遥远的过去，有时则是在极其遥远的受到保护的地方。在极端的反应中，我们可能会忽略当今社会取得的一些真正成就，像环境卫生，而去遥远的过去中找寻一些让人恐惧的事情来加以崇拜，像无处不在的痛苦和人们克服痛苦的能力。约翰·韦恩（John Wain）在他所写的塞缪尔・约翰逊传记中，充满渴望之情地描写了18 世纪风景的魅力，认为与其相比，现代英国的风景又丑陋又污秽，是对昔日风景的一种亵渎。不过，韦恩必须承认，在那个巨大的已经消失的秀丽世界中也存在一种不协调因素，即大多数有病和难看的人和动物。当今社会中的许多人道主义者，惋惜/哀悼现代城市消除了所有的死亡痕迹。过去安置在美丽如画的房屋院落中的坟园在哪里？那些现实的和健康的死亡标记又在哪里？但是这些人道主义者忘了，坟园位于古老欧洲村庄的中心，是因为死亡占据了当时生活的中心舞台。

1794年卡通画：《传奇的巴黎刽子手桑松》，

图源：FOTOE

我们希望知道过去的恐惧是否在种类、强度和频率上与我们现今时代的恐惧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却很难回答这一问题。恐惧不仅是客观情况，而且是主观反应。客观上来说，绞架是一道恐惧景观。当然，竖立绞架的目的原本就是为制造恐惧，我们也确实听到人们会在夜里旅行时尽力避开它们。另一方面，在欧洲多数地方，这些阴森可怕的处决器具，逐渐被人们视为都市和农村场景的一个正常部分。在过去的交通指南书中，它们被当成路标，就像村庄池塘和磨坊一样。历史学家怀特注意到，15世纪的“巴黎人喜欢到城外的蒙福孔刑场野餐，在那里，他们在绞架上死者的残骸下自我陶醉”。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不过，类似这样的麻木事例数不胜数。如果我们怀疑西方历史中有过任何道德进步，我们就应该追问：我们今天视作规范的什么实践/行为，会深深地触犯我们祖先的道德感？是荒芜丑陋的养老院？是漫长的有期徒刑？是贫民窟？是电视上的暴力场面？当然不，他们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可能除了它们的规模。

先前的恐惧可能与我们现在认为善/好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设法对过去的恐惧与现在的恐惧进行对比时，这是产生混乱的一个可能的来源。例如，我们有时会哀叹自然失去了其早先的神圣性。森林、山脉和河流都曾是精灵居住的地方，由此赢得人们的尊重乃至恐惧。例如，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古希腊风景中到处都是祭祀自然神的庙宇和祭拜死去英雄的圣祠。将它们与风景相分离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以至于它们的特点现在仅仅剩下让人喜欢而不是令人敬畏。我们在幻想中渴望着地方神灵的回归，但在没有妖魔鬼怪存在的情况下，它们是否可能单独进入自然和我们的生活中呢？在基督徒传统中，对天使的坚定信心总是与对撒旦的恐惧相伴。过去那些生动的景象既有明亮的阳光，也有深深的阴影。

格吕内·瓦尔德：《耶稣钉刑图》，1515年

在对比早先时期的恐惧与当今时代的恐惧时，之所以会出现混淆的一个进一步可能的来源是，我们没能认识到那种理想共同体的深刻矛盾本质。我们经常哀叹现今社会中人际纽带关系松散，并渴望能够拥有那种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认为它们过去存在于家庭、邻里、村庄或乡镇中的成员之间。我们忘记了，恐惧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也仍是编织亲密人际关系的一个共同原因。去除环境带来的威胁，不论它们是自然力量还是人类的敌人，社区纽带关系都会倾向于减弱。作为一个例证，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中世纪法国梅肯（Macon）郡家庭纽带的本质。历史学家乔治・杜比注意到，9 世纪的家庭只有最简单的表现方式，结婚细胞/夫妻关系。血缘关系非常松散，因为他们没有需要防御或进攻的目标。“老法兰克王国的和平机制，仍然强大到足以允许自由民独立居住生活，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完全可以将他的朋友和邻居视作关系更近的伙伴，而不是他的亲戚。”但在公元1000年后，这个国家解体了，从而迫使人们形成更加紧密和排外的群体来保护自己。贵族和骑士在家庭纽带和血缘关系中寻找避难所，农民则通过强化同一个村庄中的社会网络来找寻安全。在城市层面上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晚期的某些意大利城市是怎样由家族网络构建而成。毫无疑问，中世纪罗马或佛罗伦萨每个受到保护的社区内都有很强的忠诚感，但是这一纽带关系显然是出于需要和恐惧。在国家层面上，在外敌入侵的威胁下，公民会发展出凝聚力与保家卫国的激情。因此，从家庭到国家，群体纽带关系都是随着恐惧程度在变化。冷却的激情和松散的群体关系（并不必然是个体间的友谊），似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在现今世界，对狂野自然的恐惧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原野”过去曾是一种超越人类控制力量的恶魔般的力量，现在它则是一个脆弱的生命之王，需要人们对其进行保护和关心。我们发现，很难将植物视作一种威胁。但在原始农夫眼里，它却是一种威胁，需要不断将其从地中清除。在当今世界，野生动物得到保护。只有当美国国家公园里的一头熊攻击一个对其充满信任的访客时——这是极少有的事情——才会提醒我们想起我们过去仅在童话中感受到的熊的危险和对熊的恐惧。暴风雨和洪水仍会带来极大的财产损失，但在西方发达国家，极少会夺走人的生命，以至于很难劝服人们采取基本的防备措施。现在可能只有一次大地震或者具有威胁的地震，还能激起过去几乎所有自然狂暴行为可能产生的恐惧。当大地自身都在颤抖时，我们会突然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安全感的一个终极来源。不过，大地震极少发生。许多加州人的房子都建造在地震活跃带上，但他们还是更可能恐惧经济地震而不是地质地震。如果说西方世界中受过教育的人们仍然可能恐惧自然，那是一种吊诡的恐惧，即担心动植物，甚至是河流湖泊，可能会在人类对自然的滥采滥伐中死去。现在是自然的脆弱性，而不是它的力量，使得我们经常焦虑不安。

人类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看上去都会引发一种不安全感，担心成功可能会激起只有它自己拥有创造权的上帝的妒忌；或者担心它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被创造出来），最后自然会对人类进行复仇。城市就是人类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个成就。建造人为世界必然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这在古时候激起了人们的忧虑感和犯罪感。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中国商朝的都城。它既是给活人建造的一个城市，也是为死人建造的，死者成为人牲，被埋在每个重要建筑下——实际上每个重要建筑的每根柱子下都埋有人牲。随着建筑物不断向天空升高，大地的精灵必然会被触怒。古希伯来人看上去也怀疑巨大的建筑会让神明不高兴。我们在创世记中看到，当诺亚的后裔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示拿之地建造一座通天塔时，嫉妒的上帝出面进行了干预。他不仅拆散了建造者，还让他们说起相互之间谁也不懂的语言，以便他们永远也凑不齐足够的人数，去构建一个可以引以为豪的伟大社会。

彼得·勃鲁盖尔：《巴别塔》，1563年

成功让人骄傲，骄傲则或迟或早注定会遭到报应。当代所有的技术胜利，一直都未能根除这一古老的信仰。使我们远离我们自然本性根源的每一步，都在一些人心中引起了不安。当煤气灯使人第一次“征服”黑夜时，1816年的一份科隆报纸争辩说，它违背了上帝和自然法令：“人为照明是尝试干涉神造世界的计划，后者已经规定夜间是黑暗的。”类似这样充满疑义和忧虑的表述，自从进入工业革命后频繁出现。不过，对过分骄傲的恐惧极少像现在这样强烈和普遍。在带给现代人不安的技术进步中，最主要的是利用核能。它是人类通天雄心的最新尝试，它把仅在太阳中存在的自然过程复制到脆弱易碎的人造容器中。在出现过许多警报后，我们是否最终创造了一种我们无力控制的力量，这股力量将会摧毁地球和我们自身呢？

另一种古老的恐惧，就是对他人的恐惧，尤其是对陌生人的恐惧。与对自然的恐惧一样，这一恐惧在现今时代也已减弱，至少在国与国间没有发生战争时是这样。对陌生人的忧虑减少的一个原因是，对将人类划分成“我们”和“他们”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的态度。与多数没有文字和传统的人们相比，他们倾向于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而现代社会则倾向于把这些差异减到最小，因而，“我们”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亲密关系网，“他们”也不是一个永久的局外人。为了在现代社会中顺利生活，现代人必须学会应对匿名的机关和陌生人的帮助。此外，因为邻里之间和家族之间的联系现在不怎么强烈，对背叛的恐惧也减少了。对巫婆和鬼魂的忧虑更可能发生在一个有着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而不是一个有着松散结构的群体中，在后者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亲人之间的关系，太过冷淡，以至于不会想要实施一些不可思议的阴谋手段。

陌生人，甚至是那些外籍陌生人，都可能被宽容和友善以待，特别是在和平年代的复杂社会中。不过，将其他人看成有敌意的和低人一等的这一诱惑也总是存在，尽管它可能会隐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在紧张/ 有压力的情况下，强烈的妒忌感、仇恨感和恐惧感，很容易夸大扭曲人与人之间细微的文化和生物区别，将人分成善人恶人、天使野兽。然后陌生人就变成敌人，他们可能会被当地人问心无愧地杀害，他们的住所可能会被明目张胆地拆毁。潜藏在我们头脑中的东西，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其中许多都会被付诸实践。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这一地球上的过客才会遭受许许多多冷酷无情的战争、征服和大屠杀。

摧毁的欲望和力量一再得到证实。例如，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战争中，城市被夷为平地，以至于就连当地的主神都必须出逃。4世纪的中国北部被游牧民征服，他们把长期建立的农业国变成一片贫瘠的草原。不仅像长安这样的历史名城被烧毁并使人口锐减，就连农田也被农民抛弃，逃往别处求生。狼和老虎在长安附近曾经富有的渭河河谷觅食。剩下没有逃走的平民因为害怕虎狼而向游牧人首领苻生请求帮助，苻生拒绝了并嘲笑道：“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着大国之间核冲突带来彻底毁灭的可能性。我们焦虑的恐惧，因有过去的历史作证而变得更加严重。我们知道，我们新近赢取的毁灭力量，仍然建立在一个怙恶不悛的毁灭意志和把人分成“自己”和“他人”这两个不可和的阵营的基础之上。

苏联冷战宣传漫画：《华盛顿的“和平鸽”》

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以后，残酷的战争已经周期性地毁灭了城市和国家。不过我们却将这样的事件视作例外。在它们之间延伸着一段（我们想象的）漫长的平静时光，在这段时光中，早期人类过着一种没有变化的生活。与这样一幅对过去的想象的图像相比，我们这个时代则缺乏稳定性：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经常变个不停。不管是居住地点还是人际关系，我们都没有持久性。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认为现今世界要比过去那个世界更少稳定性，更多预料外和具有威胁性的事情呢？19世纪的中国农民生活在传统世界中，这里的“传统”暗示着惯例、可预测的循环周期。可是极少会有什么人的生活能比他们的生活更缺少安全感。是否会连着有五年时间，他们的生活中不会发生天灾人祸？一些历史学家想要让我们相信，17世纪的英国生活着有好教养、知满足的人，不受现代生活中有压力的不确定性和冲突的影响。但从神职人员兼农夫的约瑟林的日志判断，实际情形远非这样。约瑟林的生活是不安全的和忧心忡忡的，几乎经常提到事故、痛苦和死亡。虽然他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他却有充足的理由为他自己和家人担忧。实际上，他的世界缺少稳定性：天气威胁到他的庄稼，大火可能不仅会烧死他的孩子，还会使他一夜之间变成叫花子，因为那时当然没有火险，也没有现代的救济，即使一个很小的不幸事故，像手指头上扎到蓟，都有可能导致坏疽和痛苦的死亡。

在更早的时代，即便自然环境是不安全的，至少人际关系具有持久性，这是现代世界所不了解的。那是信心和幸福感得以产生的基石。我们天真地这样去想。然而，这可能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已。死亡如此频繁地打破人际关系纽带，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被禁止在这上面投入过多过深的感情和同情。我们已经注意到，18世纪之前，欧洲的父母怎样经常显示出一种明显对他们的婴幼儿缺乏喜爱的态度。婴儿死亡率极高。为什么要在一个可能很快就会死去的孩子身上投入时间和爱呢？从童年的事故和疾病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只有少数人能活到很大岁数；那些能活到很大岁数的人，会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忘记了两三个世纪前，对父母来说，能活到看到他们的子孙结婚的年龄是极为罕见的。婚姻本身是神圣的和永久的，但是永久性是什么意思呢？在18 世纪的法国，一对农民夫妇，若是在二十到三十岁这一年龄段晚期结婚，可以合理地盼望一起生活五到十年，然后死亡就会带走其中一位。鳏夫很快会再婚，寡妇则较少再嫁。死亡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根本不需要离婚。

觉得现今时代变化太快，是种错觉。有两个因素促使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要比过去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一个因素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极其遥远或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则不会有这种感觉：单是时空上的距离，就足以产生一种稳定不变的幻觉。另一个因素是时代自我中心主义（chronocentrism），即我们夸耀我们所处时代的活力和进步，认为过去循环往复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新东西。一种普遍存在的信仰是，技术发明的数量最近几十年突飞猛进，史无前例。例如，一个1920年出生的人，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见证了电视、计算机、核电站和宇宙飞船的出现。这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一个生于1860年死于1920年的人将会看见电话、电灯、汽车、飞机、收音机和戏院。一个生活在1800—1860年间的隐退保守者，则会不快地看到下列创新：铁路、汽船、电报、汽灯、工厂制造的衣物和家庭用品。即使认为19世纪早期科技进步的速度非常缓慢，那个时代的人们仍然可能会对这一切感到头晕眼花。

俄罗斯艺术家Evgeny Kazantsev的科幻插画

在社会层面，我们可能会对美国最近二三十年内发生的巨大变迁感到高兴或是表示哀叹。另一方面，它们是否真比杰克逊时代发生的变迁更加巨大呢？（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人口增长，社会流动性加剧，致使一些理想主义者想要回到更早时代“固定的”社会秩序中。）要想矫正我们的“时代自我中心主义”，我们应该阅读过往时期的历史文件，从中我们将会发现社会变革、经济变革和技术变革给人们造成巨大压力的充分证据。

人的心智天生就是矛盾的。它既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大的、有序的、美丽的世界，又向我们呈现出一幅混乱、罪恶、死亡的图像。当今的许多恐惧都是古老的，像害怕在入夜后的城市里被抢劫。一些恐惧是新的，反射出更多的知识和警觉意识，像人口爆炸、世界粮食危机、南北（富国穷国）冲突的可能性、技术灾难的阴暗场景。人们早已知道食品短缺和饥荒，但是他们通常是在这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面对现实，而不是在世界范围的浩劫层面来感受现实。因而，全球规模和未来的张力是新的。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对世界及其未来充满忧虑，即使他们并不担心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将会过上舒适的生活。生活安定和富有的人总是对穷人充满恐惧。再次，恐惧的范围和张力都已改变。1661年的一名巴黎人感到害怕，是因为他看到乞丐围攻城门。今天，一位巴黎人可能相当焦虑，则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看到，西方国家的城门将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被恼怒和饥饿的第三世界国家所围攻。

在私人和个体层面，不受传统束缚的批判心智，揭开了曾给予现代男女舒适安全感的许多信仰的真面目。人是脆弱的、易碎的，他们在地球上的逗留受到机会的支配。默多克说过，事故，而不是苦难，是我们终有一死最地道的提醒物。它们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偶然性。任何时候，我们珍爱和熟悉的生活方式，都可能会为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和恐怖的事情而终结。我吹着口哨走在人行道上，一个花盆滑落窗台砸到我头上，置我于死地或是让我变成植物人。人类总是会意识到这一偶然性，寻找信仰和方法来加以预防，这些方法既可怜又精巧，其范围从兔子脚到占星术不一而足。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会在这样的信仰中寻找避风港，而是会学会在统计学上的不确定性中生活。至于死亡自身，多数人都不敢正视它，只会用些安慰人的谎话将其包裹起来。我们知道将世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透透彻彻是有奖励的，但其代价则是可能会陷入绝望之中。不过，这正是人类的悖谬之处：拒绝为假象所安慰，也可能成为获得慰藉和力量的一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