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有些地方某个特定日子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进入各类重点公共场所，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大教授沈岿先生撰文认为，试图通过限制未接种疫苗者进入重点公共场所的方式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的举措没有法律依据，违反法治精神，声称“紧急不避法治”是一个有法治追求的国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沈大教授不是不清楚，当前的严防境外输入和境内传播的模式消耗了巨大的行政、社会成本，在冬奥会监近的时候延续这些做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提高疫苗接种率，建立群体免疫防控模式是唯一的出路。但沈大教授又认为，“地方上以文件或通告的形式限制未接种疫苗者进出重点场所，是违背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依法防控疫情原则的”，还举美国的例子。

我老人家感觉沈大教授很是搞笑，举什么例子不好，居然举美国的例子。美国人是些什么人？戴个口罩都要上升到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更不用说疫苗了。沈大教授自己承认，“在美国，即便有数据显示当前新冠患者死亡者中99%是未接种疫苗的，顶级专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民众去接种疫苗，但仍有极端右翼呼吁民众反对和抵制疫苗。”他们就是这么作死的节奏，有啥办法？难不成让中国人去学他们？

回到某些地方的文件或通告上来，看看这些是不是违反法治精神。我们知道，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既然接种是建立群体免疫的有效手段，那么除非身体条件确实不允许，就应当自觉接种。沈大教授所说的疫苗具有试验性，“不能保证在全员强制接种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严重反应、后遗症甚至死亡的极端个例。尽管这在数据上可能是小概率的，但对于任何一个生命而言，只要发生的，就是百分之百的悲剧”。实践证明，这种说法纯属危言耸听。我国的灭活疫苗技术成熟，安全性早已为实践所证明。好，就算那微小的概率事件存在吧，公民就面临两种选择：其一，不理会那个啥微小的概率事件，选择接种，为自己、为他人共同建立免疫屏障（留观30分钟，还有医生在那儿等着，我不相信还有啥不良反应对付不了的）；其二，既然有那个微小的概率事件，或者，根本就没有，我就是不接种，不是自愿的吗？那我就自愿不接。那好，既然你这样选择，疫苗接种者建立的免疫屏障，你就不要去享受，重点公共场所的免疫屏障，是接种者建立的。因为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你参与了建立，就享受，不参与建立，除非因为接种禁忌，你就不要享受，天经地义，这怎么能算强制或变相强制接种呢？又有什么“违反法治”精神之处？这就如同戴口罩，你可以认为，戴不戴口罩是你的自由，强制戴违反了法治精神，但既然你选择了不戴，你就不要出入公共场所，危害他人，是吧。你不能说，又不戴，又想进出公共场所，哪儿有这么任性的事？为什么沈大教授不说，不允许不戴口罩的人上公交车违反了法治精神?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啊，嘿嘿。

所以，依我老人家看，沈大教授虽是法学院教授，理解的法治精神却完全忽视了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把正常的要求当成违反法治，一个法学院教授这么个理解力，殊为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