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记者问我，你做这些事，图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图。我只图我的孩子在天堂幸福、安详。仅此而已。到现在为止，也仅此而已。
        我的名字叫解放，因为我是上海解放的第二日出生的。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我个人的生活，也一笔一画地印证着国家、时代的发展。
        三年自然灾害，我饿过肚子，作为家中的长女，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去买菜。初中毕业去江苏农场“修地球”。改革开放，我发奋读书，当上了电大的老师。
        1987年，我去了日本。那一年我38岁，完全不会说日语，从零开始，一边打工，一边过语言关。不到半年，我就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了。一年半年后，我考上了日本最好的御茶丿水国立女子大学。单枪匹马奋斗了一年半后，我先生来到了日本，三年半后，总算接来了儿子睿哲。
        我出国的时候，睿哲刚读四年级。出国所有的苦我都能忍受，就是思念儿子。1991年暑假，儿子可以来日本读书了，我不知有多开心，一家人终于苦乐都在一起了。
        今年六月，本该是我从工作多年的日本JTB旅游公司圆满退休的日子。我先生在东京开了一家诊所，生活足够了。睿哲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如果没有遇到不测，也早该成家立业了吧。
        如果睿哲没有出事，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在日本的生活，中上水准，平淡、充实而幸福。
        睿哲初到日本，适应得并不比大人容易。因为刚到日本日语不好，他曾遭到同学的白眼。  睿哲到日本读初中，上学没多久，就和日本同学干了一架。这种事情，在他一生中，就这么一次。起因是班上的几个日本同学讥笑他发音不准，自尊心很强的他忍无可忍，揍了那个带头的。班主任老师上门告状。那老师是英文老师，但英文发音不好，我儿子偏偏要纠正他，老师看着睿哲不舒服。老师的告状显然有些偏袒对方。我说，不是我包庇自己的孩子，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个粗字，是个非常善良和气的孩子。他打架，一定是有人欺负他，无法容忍反抗了。
        那天儿子回来，战战兢兢的，蹩进了屋里，生怕我惩罚他。我却对儿子说：“今天你做了一件扬眉吐气的好事，妈妈要表扬你。如果你今天不回手，你就会被一直欺负下去。你让他们看到了力量，以后再也不敢对你说三道四了。但是有一句你听好了——下、不、为、例。”儿子会心地点点头。
        我说：“我们在人家的土地上生活，你必须比他们强2倍、3倍，你才能站得住脚根，真正的志气不是体现在拳头上，而是在学习上。儿子听进去了，发奋学习，三年以后，他考进了比欺负过他的同学好得多的高中。算上学语言的半年，他用了三年半，就持平了日本孩子读书九年的课程。儿子很仗义，始终不肯说出那几个伤害过他的同学的名字。他说，这是同学的隐私，不能说的。直到他离世，都守着这个秘密。 
         我们住在东京都，有时半夜听到街上有女孩叫：抢包了！睿哲总会从被窝里跳起来，冲出去追那个抢包的。“你别去，危险！”结果弄得儿子起来追坏人，我起来追儿子。 
        我的睿哲，就是这么善良、正直、有情义。
        睿哲考进高中，是班里唯一的中国人。第一次考试，就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同学刮目相看，选他当班长。高二时考出了日本文部省认定的会计一级证书，类似于我们的会计师职称。一些同学连四级、三级都没考出，睿哲主动帮同学补课。家长会上，家长们把我围在中间，“感谢杨君帮我们孩子提高了成绩。”那是我最自豪、最光荣的时刻。
        睿哲考进了日本中央大学，全日本六大名校之一，我奖了他一辆摩托车。
        为了这辆摩托车，他爸爸到现在还抱怨我。
        儿子会开着摩托车带我去兜风。送我上班。日本妈妈们眼热得不得了。日本孩子上初中以后，与母亲并排走路都不肯，摩托车后面坐老妈？坐女朋友还差不多。日本妈妈没有这样的艳福。
        他父亲有一段时间到加拿大研修，孩子心细，家里繁重的购物等活，都会自告奋勇地提出来去完成。我身体不舒服时，端药掖被，烧饭煮菜，比女儿还贴心。
       我的日本朋友也都很喜欢他，说“杨君有主见”。我有条件可以入日本籍，我试着征求睿哲的意见，他不同意。他说我是中国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干吗归化？虽然他喜欢日本，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坚决。

        新鞋不跟脚，他回来换旧鞋。就是这么一点微小的时间，残酷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2000年5月，难得的黄金周的半个休息天，我们在家里边吃早饭边看电视，看到国内华北等地沙尘暴的情景。睿哲很认真地说：“妈妈，我大学毕业后，要回祖国去，到沙漠去植树，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的。”
        我命不好。也许我不应该拥有如此完美的孩子。说过这句话的两个星期后……
        2000年5月22日，星期一早上，睿哲赶着去上课。我说，不吃早饭了？他说，来不及了。刚出门，他又回来，说新鞋不跟脚。在玄关换回了旧鞋，急匆匆地说了声“妈我走了”。我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背影，那么利落，朝气蓬勃的孩子，竟会永远的走了。
        儿子出门10多分钟后就出事了。他骑摩托车，被后面一辆摩托车蹭倒。那个车主只是骨折，可是睿哲的车马力足，一下子撞向了隔离带。医生说，睿哲是当场走的。
        9点20分。他摔坏的手表永远定格在这个时刻。
        “我不知道那天儿子会出事，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让他出门，哪怕旷课也不让他走……”
        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我不愿意再回想那一天，那个早上，那个时刻。睿哲出门急，他连早饭都没吃就这样走了。我的孩子，他饿着肚子走的，我欠他的，我永远欠他的！ 
        和尚告诉我，你的儿子是天上最闪亮的星辰。儿子走后，我确实注意到我们的屋子上方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和那颗星说好久好久的话…… 
        孩子走了，我的世界崩溃了。
        整整两年，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儿子的房间，每样东西都按原样摆着，看一眼我就泪如雨下。门外响起脚步声，我都以为是儿子回来了，跑过去开门……马路上看到背影像儿子的骑摩托的小青年，我会拼命地跟在他后面追着喊儿子的名字。
        我想再见儿子一面。听说京都有一个大和尚，能让死者与生者对话。我托了人，花了很多钱去找他做法。

        和尚与我谈了很久。可是到最后，我和孩子根本没能对上话。那一天我哭天抢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大和尚教我心宽一点。他说，睿哲的星象非常光辉，他不是无缘无故走的，他是为了拯救富士山而离去的。当时，正是“富士山火山爆发”的说法最厉害的时候。睿哲走后不久，伊豆一座小火山爆发了。他的朋友们都安慰我，说和尚说的有道理。我知道都是安慰我罢了。
        孩子走后，他同学的家长来了，哭着说，自己的孩子不合群，是睿哲请他的孩子喝咖啡聊天；邻居老妈妈、大姐来了，哭着说，她们每次买菜回来，只要睿哲看见，都会上前帮忙提东西。睿哲的骨灰运回国时，他最好的同学和家长们一路陪送到上海。睿哲走后一周年那天，他的老同学聚集在东京台场公园，骑摩托带着杨君出发……
        我的孩子生命虽然短暂，他的人格却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他的人生是光辉的。
        从在我肚子里算起，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只有22年多一点。就这么白白走了，太亏欠他了。既然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来，那么，我要帮他完成一些事情。

        日本有一首诗：花儿虽然凋谢，但生命不止。凋谢，为的是来日重放新奇的花朵……
 
        我想起儿子生前说过的话：妈妈，我要到中国沙漠里去种树。
        我和先生商量，我们替孩子种树去。
        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孩子没了，日本成了伤心地，我们也不愿待下去了。
        2002年4月1日，我从工作了13年的JTB公司辞了职。
        很现实的，我们俩辞职后损失的是每年将近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且搞公益活动是要花钱的，但我们义无反顾。孩子没有了，挣再多的钱有什么意义？我的后半生，已经找到了新的目标。
        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说动我的日本朋友，成立了一个“NPO（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绿色生命组织”，这样我就能回国开展活动了。2004年，我和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政府签订了一万亩生态林的援建项目，“NPO绿色生命”要在10年内为库伦旗的一万亩沙地上种植110万棵树。植树资金由“NPO绿色生命”提供，并协同当地政府负责管理树木的成长。植树后20年不准砍伐，20年后所有树木都无偿捐赠给当地农牧民。
        看了这份协议，日本朋友害怕了，110万棵！那得要多少钱！他们怕背债。我说，你们不用出一分钱，只要支持我就好，资金我来想办法。就这么一句承诺，七八年来消耗掉我们打拼积攒的近两千万日元，还有一套房子。但我们无怨无悔！
 
        都说中国地大物博，看到沙漠，我才晓得我们是“地大物薄”。荒漠化的面积，占据了我国土地面积的将近一半，人口不断增长，地球何堪重负？
 
        我们的植树基地位于内蒙古库伦旗，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这里有一片塔敏查干大沙漠，蒙语的意思是“死亡之海”。这里的风沙，导致了东北和华北的沙尘暴。
        我第一次去考察，汽车从镇上往沙漠深处开去，人家越来越少，地上的车辙印子深陷，偶尔有稀落的草根暴露在沙地上，土壤的沙化很严重。车辆驶过，扬起一蓬蓬灰，一开口就是满嘴的沙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沙漠。阳光下，赤黑色的大地雄伟而壮观。听说以前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后来被垦荒，好好的草地开成农田。土层薄，没几年就种不出粮食了，沙化的土地逐年扩大。
        我从自己的积蓄，以及儿子的赔偿金中拿出一部分款项，作为种树的启动资金。我这么做，儿子一定很乐意。
        2004年4月22日。“22”这个数字和我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我母亲出生是22号，我中学时的座位号是22号，我儿子走掉是22号，现在，4月22号，我在沙漠里种下了第一批树苗。
        去林场买树苗时，林场负责人听说我是代表组织个人出资来沙漠种树的，很爽快地将原本2元一棵的苗价降到了1元一棵。
        树苗从林场运到基地，要颠簸两个多小时。到了基地，还要再靠马车和人力才能把苗木运到沙漠里去。当地的共青团委组织了三百名学生和家长来义务种树，附近的村民也赶着马车来了。那天，沙漠里很热闹，大家一起开沟、挖坑，浇水，种下树苗。
        杨树苗细细的，弱弱的，像一个新生的孩子。我站在它们面前，捧着睿哲的照片，拍下一张照片。心里又是伤感，又是欢喜。
  一个星期后，一万棵杨树苗挺立在了沙漠里。
 
 
        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只要易阿姨一来，准下雨。我心里明白，这是孩子在天上帮助他们，保佑我。
 
        我不会把我儿子生命换来的钱白白浪费。种树一定要选有地下水源的地方。但是当地老百姓说，此地已经大旱8年了。我们挖了井，抽取地下水，一棵棵地浇树，水渗到沙地里，一下就没了踪影。我在心里祈求：儿子啊，你要保佑妈妈，来一场雨吧！
        三天后，沙漠里下起了及时雨！
        2005年，我人还没有到，沙漠就开始下雨。2006年，我一到，又是下雨。2007年，我们种完树开始下雨。2008年，种完树下小雨，树长得挺好。2009年，我上了电视，志愿者一下子多起来，今年已经去了四五批。也是一到当地，就下雨，而且连下十天。 
        我们的植树成活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
        今年上半年，在北京的美国江森公司跟我去种树。我在心里说：今天要有重要的企业来种树，不能下雨喔。从沈阳机场出来，沈阳倒在下雨。快到库伦旗，雨停了。中午大家在地里吃饭，阳光灿烂。下午，志愿者回去了，晚上，天又开始下雨。你说，神奇吧？
        老百姓跟我打趣：易阿姨，你别回去了，我们把你供起来吧。我们这里就是缺水啊。
 
        朋友说我喜欢瞎闯，独木不成林，你有多大能力去解决荒漠化的问题？
 
        做每一件事都不容易。我们用孩子的赔偿金，在国内捐了一所希望小学，并让它和日本的小学结成姐妹学校。
        我们种树，最大的难题是资金。要买树苗，要维护，要灌溉，要培育，都要钱。8年没日没夜地干下来，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工资，还要支付必不可少的活动费运营费，那是个无底洞。
        从2004年到2007年，钱是哗哗地流出去，我是打肿脸充胖子：起初，日本没有募到多少钱，国内我也没有募到什么捐款。去企业拉赞助，他们说：我们给公益事业捐款，每年都有任务需要完成的。你们这个组织太小了，我们很感动，但有心无力。
        记得上初三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双新布鞋，放学下大雨，我舍不得新鞋，一个大姑娘竟然赤脚走回家。母亲问我为啥不坐电车，没有车费，可以向人借。我说，我宁可被人耻笑，也不愿意向人开口借四分钱的车费。
        可是为了种树，我已经不知道向多少人低过头，弯过腰。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想，我不能后退，我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儿子。拉不到赞助，我就把自己的积蓄往里头填，每年支出都在10万元左右。
        2006年，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我把浦东的一套两居室卖了。为的是信守一个生死承诺。
        朋友说我，你都60出头，你老头也快70岁了，你们这是何苦呢？
        我说我们小小的平民百姓，哪能解决得了中国的环境问题？我是做一点是一点，能够解决多少是多少。仅此而已。
   
        我们的树将来全部无偿捐给当地，是一笔财富，只是需要耐心。这耐心，和恢复生态的耐心比起来不值一提。据说，在现在这种扬沙土上要重新积累出一寸厚的沃土，需要原生植被一层层地腐烂，需要等上百年的时间。
 
        我现在每年都要去库伦旗四五趟，春天栽树，夏天查看，秋天检查。春天种下小树苗，四周还是光秃秃的沙地，到夏天去看，小树周围的沙地上，一定会有绿绿的小草生长出来！种一棵树，可以解决四个平方米的植被，因为树木能把飘忽不定的草籽固定下来。有了树，草长了，鸟来了，小动物来了。以前沙漠里难得见到鸟类，现在三五棵树过去就有一个鸟窝。鸟是大喜鹊，翅膀展开有半米宽，专吃田鼠。有了树，断掉的生物链重新建立起来了。
        我们基地树木的成活率达到80%以上，五千亩树林，开车过去，一天都转不下来。美国和日本的专家都来看过，他们说，我们的成活率是个奇迹。成活最好的是杨树，第一期种下的有十米高了，第二期的也有五六米了，风吹过，哗哗响，大片大片的绿荫，又荫凉、又舒润。树多了，雨量也明显增加。
        种树以后，我们建议农民在树与树之间种点庄稼。农民种庄稼的时候肯定要浇水、施肥，顺便就看顾了我们的小树。刚开始，农民对种树的意义不了解，现在他们知道了，是拿到一个大钱包了。而且，每年来参加植树有工钱，孩子一年的学杂费有了。
        库伦旗年景好时，人均年收入也就二千元左右。我们的植树造林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环境，还帮他们扶贫助学，这个意义是我们的意外收获。
        今年我组织当地人试种了油莎豆，可以做菜、榨油、卖钱。当地的农牧民的生活太苦了。我每次去，都会带一些衣服啊书啊笔啊去分发。你在种树造林的时候，不关心农民的生活，他们是不会有积极性的。
   
        一万亩生态林完成后，我要不要隐退，还是继续干下去？继续干下去，是没完没了的烦恼、辛苦，也许到死为止，也不一定看得到出口。但是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早已不是单纯为了儿子了。
        2008年开始，我种树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了，资金问题有了转机，不断有社会团体和民间个人上门来捐款，要求做植树的志愿者。有捐款者跑到我们家，往铁门里丢进一个信封，里面放着2500元。每一笔捐款我们都清清楚楚地记着，每一笔钱我们都会用到种树上去。
        今年我们已经带了四五批志愿者去沙漠，到现在为止，已经种下50万棵树了。还参加了旅游卫视的一个电视活动，“2009 我的梦想”。我得了“公益梦组”一等奖，50万奖金还是李宇春给我颁奖的。这笔钱加上其他捐款，明天世博会召开之前，我就能再种50多万棵树，可以提前三年，完成一万亩、110万棵树的植树目标了。
        我还想到人们心中去种树，打算花个两三年时间，重点放在宣传上，号召老百姓，推动政府机构，去普及生态保护。
        我很急，能不能每年每个人都跟着我们去种上5棵、10棵树？能不能每个人都从爱护身边的环境做起？
        我在做一个“百万母亲百万棵树”活动，号召每位母亲捐出10元钱，种养一棵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来关心我们。你们杭州也有很多大集团，能不能帮我们呼吁呼吁？比如我想在沙漠里埋水管，像新疆的坎儿井那样，慢慢渗水，把没有水源的沙地也利用起来。
        今年夏天，我再次去了植树基地，陪着一对日本夫妇。他们的女儿，曾被派到中国帮助搞生态环境。不幸的是，她也像我的孩子一样因车祸去世了。她的家长从朝日新闻上看到我的报道后，给我们捐了三百万日元。为了感谢他们，我邀请他们来植树基地，为他们的女儿立碑纪念。
        那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杨树林飒飒作响，大喜鹊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两对父母，站在纪念碑前合影。天下父母的心是一样的。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伤口，它永远不会愈合。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让孩子得到永生。
        就在沙漠深处，还有另外一块纪念碑。那块碑已经破旧了，那是我种下第一棵树苗的时候，为睿哲立的。碑上的铭文，是我们写的：“你是一棵树/无论活着还是倒下/都是有用之才/活着/为阻挡风沙而挺立/倒下，点燃自己/给他人以光明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