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初在大学工作算起，我从事地理学教学与研究已有34个年头。如果算上读大学地理专业的4年，算上在海军部队从事测绘工作的4年又5个月，与地理学的结交有四十多年了。这期间，从学习地理学、认识地理学，逐渐到从一个方面（经济地理学）进入地理学并做了一些探索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几本著作。在有些研究问题上，积累了些许研究体会。为交流学术思想，求教于同行，我基于几十年在经济地理学研究探索上的一些文章，重新组合编纂成《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探索》一书，供大家参考讨论。

经济地理之思

经济地理学从1893年大学开设课程算起，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较快发展。60年代的数量革命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由描述走向解释。沿着这一脉络发展，区域科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些地理学家沿着对经济地理现象解释的方向，追根溯源，从各个不同角度探索其影响动力及影响因素。诸如，上个世纪70年代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派强调政治和社会力量对空间经济形成的影响，认为经济景观不是区位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结果，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介入并长期较量的结果。相应地，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上出现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等。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数量模型和统计检验转向包括定性案例分析的多元研究方法。9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学派强调地理研究中对人、文化制度以及女性的关注，等等。继演化经济学的出现，也有些学者从演化视角看待经济地理现象的发展变化。从而形成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多元化共存的局面。

回到国内，经济地理学是长期以来最受社会持续关注的人文地理学科。上个世纪前半期，经济地理学以引介西方理论和结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地域考察分析为主，中期一段时间，在学习原苏联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围绕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考察和规划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相关理论和方法引入和拓展，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地理学兴盛带来了难得机遇。新的研究主题不断出现，研究区域类型、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尺度、研究方法迅速多元化。但与西方相比，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多元化有一些不同。除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多元化之外，中国学者还注重自然地理要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同时，中国政治体制不同对经济地理学研究提出不同的决策需求。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多元化给人以云雾缭绕的感觉，不少人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术语罗列面前，难以厘清前进的方向。我自己就曾这样徘徊，在困惑中不断思考，试着理一理思路。在30多年的研究思考基础上，大致梳理出这样的逻辑思维脉络。

第一个问题，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和“地理”是什么关系？经济地理学一开始出现，就融入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两个学科角度的持续探索。虽然两个群体不断学习、取长补短，但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其研究成果及其积累形成的学科框架明显带有各自的特点。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区位伦、中期的区域科学、后期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在经济地理学领域产生重要的理论影响。特别是经济学家P·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更大程度上促使社会、甚至学术界，从偏重经济学角度认识经济地理学。

但探求源头，“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首先是由地理学家提出的；经济地理学课程也是首先在大学的地理学院系开设的；最早的Economic Geography 学术期刊也是地理学家主办的。从科学术语的角度，经济地理学首先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应该带有地理学的一般属性；其次，依上述逻辑，经济地理学应该是从地理角度研究经济现象，注重地理圈层（包括人居圈、大气圈、水圈、地貌、土壤圈等）对经济活动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第三，经济学家的经济地理学所注重的空间分布、空间差异等，只是经济现象的地理性的一部分，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其他活动的经济后果等也是很重要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内容。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经济地理学新近出现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以“多元转向”为标志的地理学科的“新经济地理学”，以数学与计量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学科范畴的“新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该学科发展具重要促进作用，但这绝不是完整的经济地理学，尤其不是地理学科的经济地理学。

第二个问题，经济现象怎么认识？经济现象包罗万象。从经济活动主体的角度，有全球公司、跨国公司，有中小企业、农户；从经济景观角度，有基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形成的体量巨大的经济集聚体，也有村落、工厂等较小的经济空间；从与行政关联角度，有与国际经济组织相关联的跨国经济合作体，也有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层级政府相关的区域经济体系；从外在显示角度，有的经济现象可以明晰从外部看出，有些根本从外部无法判断（如互联网经济）……。在这些众多的经济现象中，如何把握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点，研究者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人觉得，这些经济现象都很重要，都值得研究。但在力量有限情况下，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从由浅入深角度，第一，不妨先研究国家以内的区域经济现象，再逐渐扩大视野，研究国家或全球经济地理主题。除了国际经济问题比较复杂之外，其很多研究中的问题离不开区域尺度的分析，如全球经济中心转移，是个全球性的经济地理研究主题，但经济中心本身又离不开区域甚至城市的基础研究。此外，其他一些学科，如经济学同样关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同样关注全球经济变化。如果不具有很好的区域经济研究功底，很难突出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特色。第二，不妨先关注具良好可视化的经济地理景观研究，再逐步转向外部难以判断的经济地理现象研究。尤其运用现代遥感技术、大数据处理挖掘和分析技术，可能很有利于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占领为社会经济服务的重要阵地。第三，不妨先关注微观经济活动主题的研究，再逐渐向其他影响经济活动的相关机构延伸。这些经济主体是地球表面经济现象差异形成的最直接决定者，其他机构和相关制度只是间接作用于这些主体。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经济地理学中的“地理”？换句话说，什么是经济活动的地理角度？广义上说，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是在各个地方同时出现和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经济现象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空间性。空间分布、空间差异、空间联系等空间性属于“地理”，但并不等于“地理”。“地理”在空间性之外有更多的内涵。如，经济现象的空间性与其他地理圈层（大气圈、水圈、地貌、土壤圈、人居圈等）的关系，一般的经济空间分析很少涉及，但它却是重要的经济地理学中“地理”所包含的内容。

以上个人对经济地理学的认识，虽然不断有所变化，但对自己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经济地理之旅

本人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虽有7个年头，但整个经济仍然带有非常浓厚的计划色彩。虽然外资企业已经进入，但整体上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作用非常有限。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多从政府需求的视角出发。南开大学成立有大洋洲研究室，我当时的论文设想主要围绕澳大利亚经济地理。在查看英文文献的过程中，接触了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期刊，对于其中公司地理的文章，感到非常新颖，做了一些读书笔记。

1988年初，经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推荐和澳大利亚大使馆考试，我获得中澳交换留学生计划的资助，以博士生联合培养名义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理系学习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一个太平洋研究学院，集聚了一批国际有影响的学者。其中，做过较多公司地理研究的麦克·泰勒（M Taylor）教授就是队伍成员之一。虽然，他刚去澳大利亚联邦交通部任职，但仍与大学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在这样氛围下，我原来对公司地理的兴趣有了继续发展的条件。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中，逐渐考虑形成一个思路：集中于常规区域分析与公司地理分析的结合部位，对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工业区域变化与公司活动进行研究，审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解决工业过度集中而选择远离都市区的增长中心分散发展举措，揭示其为什么最终不成功的原因。论文完成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的报告会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

1990年4月回国后，我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和留学人员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先后从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企业、具有中外交合特征的外资企业和具有计划经济特点的国有企业的研究。研究内容除了企业与区域关系之外，还涉及企业空间扩张、环境与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空间结构等问题。在实际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初步理出公司地理的研究框架，出版了系统阐述公司地理的专著《公司地理论》，并于2002年修订再版。所主编的《经济地理学》教材（1999年第1版，2006年第2版）也是围绕企业作为经济地理现象的主题来组织其框架结构的。

公司地理，尤其是大型公司研究中，接触公司案例对研究非常重要。我对外资大型企业的研究，主要调查位于上海的公司。这对于工作地在河南的研究者，有诸多不便。沿着聚焦经济活动主体的思路，我开始考虑具有河南特色的农区经济地理研究。由于中原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加强了农户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本世纪开始，我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户作为主要生产单元下的农区经济问题。包括，农户对发展的期望和途径与环境的关系、农户生产的投入产出与人地关系、农户居住行为、农户生产区位、农户外出务工区位、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农户群体的经济地理行为等。尤其是2005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区、农户调研，为后续的多角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由于该研究方向具有突出的地域优势，我的同事、博士生们相继开展了围绕农户的研究，形成了有初步影响的研究群体。

在关注经济活动主体的同时，我也开始考虑在地理单元上，经济地理学如何从微观角度入手。传统的农村聚落是长期人地相互作用的产物，同一聚落的居民经济活动具有一定同质性。可否从聚落入手探索农村地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微观单元？沿这个思路，本世纪开始，引导博士生选题围绕村域进行。例如，通过详细的地块调查，研究村域内人地系统投入产出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村落地理环境与专业村形成的关系，研究村庄之间外出务工的差异等。博士生乔家君教授还沿着这个方向，出版了《典型农区村域人地系统定量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和《中国乡村地域经济论》（科学出版社，2008）。博士生李二玲教授进行了村域农户经济社会网络的研究，出版了《中部农区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网络》（科学出版社，2011）。博士生高更和教授进行了村域农户经济活动区位的研究，出版了《中国中部农区农户经济活动区位研究——以河南省南阳市6个村为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在进行村落地理研究中，也借助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方法，进行更小尺度的人地关系探索。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估中，根据研究区各点位（如用TM影像数据的30×30m）的生境条件和一段时间内人类利用情况，建立相关判断基准，来评估各点位变化是否更趋于可持续发展。

经济地理学微观单元的研究，背后关联着经济地理学中科学研究哲学的变化。经济地理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强调综合论，着重应用归纳法。这些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对促进经济地理学研究起有重要作用。微观单元的研究，可用“还原论”哲学思维来解释。一些人认为，科学发展历史的核心特征是还原论和可重复性。还原论强调对研究对象简化，对研究对象挑选；可以用低层次的规律解释高层次现象；可以把复杂现象打碎，逐个元素进行分析。如物质世界那么复杂多样，但都离不开到目前为止发现的118种化学元素，这些元素是物质世界最简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些元素的状况、它们的组合状况，影响各种物质的性质。沿着这一思路，找出基本单元、基本单元的特征、基本单元的组合特征、基本单元组合体的特征，不失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一探索方向。只是经济地理现象有很多人文因素的参与，研究对象比自然现象更复杂多变，机理具有不可重复性，找出其中的基本单元更难。但艰难中的探索，更具有挑战意义。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对学科更具有引领影响。

由于一段在澳大利亚学习和在美国做客座教授的经历，又有几次在香港的合作学术研究，我在一段时间内，研究选题以追随西方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或研究研究趋势、进行中国相关研究为重点。公司地理、跨国公司与中国区域发展等选题主要是这种影响的结果。相关研究在国际期刊连续发表，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最多的国内经济地理学者之一。在研究中，我也不断反思着所进行的工作，尤其是对欧美主流经济地理学受社会思潮影响所产生的各种“转向”，以及经济学家从事的经济空间现象研究形成的“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一些看法。感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角度与思路，以及它们对经济地理学中的逻辑定位，与中国均存在一些错位。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不同经济问题，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不同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对经济地理现象产生不同的影响，使我们从独特国情角度考虑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尤其从逻辑角度，经济地理学不能脱离地理学，必须加强其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联系。但西方经济地理学近期发展，不能清楚看到这一发展趋势。为此，我在经济地理学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中，结合自己的体会写了一些文章，和同行一起讨论。

探索永无止境

编完这部近50万字的《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探索》书稿，回想起三四十年与经济地理学的结缘。十分荣幸在偶然中遇到地理学，并终身从事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尽管有十多年接触大学的管理工作，但钟爱的地理学术事业始终是永远放不下的心结。习惯渐渐成瘾，周末和节假日总要进入这片天地，或重温旧情（原有研究领域），或结识新友（学习新的知识）。这部书稿的文字背后，或根植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交界处小城调研的记忆，或隐含着河南乡村企业、农户访谈的点点滴滴；或渊源于大师们指点下的灵感顿开，或受惠于同行或学生们的研讨辩论之中……。在学术研究期间，本人借助财经类大学的管理机会，较多地接触了经济学、管理学及计算机、数学等学科的专家，在不同学科的切换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从事管理工作，会较多考虑管理或决策者的需求，也引导我逐渐由纯学术研究转向社会经济的需求。结合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特点，在研究中我不断反问自己，研究中的某些发现（或某种观点）究竟有什么实际应用意义？

研究工作的进行也受益于多次访学机会。在南开大学读博士期间，我以博士生联合培养的名义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研究两年多，开启了问题导向的研究思维。1995至1997年，在美国匹兹堡州立大学客座教授期间的教学经历，又加深了解了美国学生对地理问题的理解逻辑。其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短期研究，可以较深入地分析相关研究主题的国际文献，进入一定深度的探索之中。而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堪萨斯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的短期访问研究，得以在过去一定实证研究基础上，暂时忘却身边琐事，静静地从国别比较角度思考经济地理学的一些发展问题。这种慢踱步、冷思考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

从与本书关联角度，我要专门感谢纽卡斯尔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申请该校研究委员会资助，以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身份邀请我进行两个月的访问研究。利用这段时间，我集中精力完成该书关键问题的梳理编写工作。最后，借到纽卡斯尔两周后的一篇观感结尾，希望经济地理学汲取中国沃土中的丰富营养，长成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大树，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成为国际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支撑！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更养一方树木。在纽卡斯尔大学附近的公园、在美丽杜伦（Durham）小镇、在这个周末去的比美西露天博物馆(Beamish Open Air Museum)，都见一种高大的树木，非常出类拔萃。今天刚好遇到一位喜欢植物的英国女士，告诉这种树木叫Sycamore，查字典中文叫西克莫槭树。仔细观察，这种树年轻时树冠很像国内的法国梧桐，外形呈纺锤状。再成长时树冠变大，圆圆的很标准，远远看去像上尖的心型。长成大树后，像强壮的男子汉。树干粗大，树枝有力，从树底下向上看，很像结构合理的建筑骨架。骨架上的嫩绿硕大树叶，更增添了生命体的活力。大树的树冠层次感很强，一层一层叠加，给大地覆盖了厚厚绿色。如果天空靠大地支撑的话，这里的西克莫槭树最先触碰着北英格兰蓝色的天空，刻画着地平线的轮廓。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李小建著《中国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探索》一书作者“序”，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