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疑 段义孚读书札记(2018年10月4日 潇湘如是闲)
段义孚先生的学术地位到底如何?
段义孚先生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创者到底有着怎样的学术地位呢?这是是否要深入阅读段义孚的一个重要问题,闲哥在最近的一个月里面陆续找到并把评述段义孚的文字梳理了一遍,在此分享给大家。
在《从雷尔夫到段义孚》一篇中闲哥在《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地方感》一篇中同在人本主义阵容里的雷尔夫盛赞了段义孚拨云见日之功:
在Topophilia《恋地情结》中,他将地方和多样性写成积极的环境经验。他写了家乡和思乡病、乌托邦、个人经历、宇宙和符号主义;他写了理想的地方和具有永久魅力的环境如海岸、山谷、荒原和山脉;他写了他的许多现代主义的同事们认为是灭绝了的东西。事实上,正是他轻轻地宣告了下一波的变化。
评价段义孚的学术地位约翰斯顿是无法绕过的。这个人很牛,他在2008年一份《著述目录》就长达130页,是地理学届著作颇丰的学者。他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79年初版,中文版系由1991年第4版翻译,屡次再版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二战后地理学思想史)中对人本主义地理学更推崇雷尔夫的贡献,在雷尔夫思想变迁上着墨更多,对段义孚多变的主题无心把握,可能是他本人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缘故吧。所列段义孚文献有10种,最新的是1984年《支配与喜好》。约翰斯顿的另一部大作《人文地理学词典》中都收入了《恋地情结》这一词条,有意思的是对比前后不同版本的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
恋地情结(《人文地理学词典》中文版2004年由1993年英文版翻译):照字面解释就是对地方的爱恋之情,这个术语最初是法国现象学家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中使用的。原意是指由我们与自然界和情感充溢的地方之间的感情联系,所激起的诗意幻想。段义孚(1961)把他引入地理学,最初是指当我们减少注意力于环境分析时,对周围环境却能体会到的感情之潮涌。后来在他1974年的版本里又加以引申包括了,把个人团体与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地理环境联系在意奇的所有想象性体验。段义孚和许多人本主义的地理学家认为,恋地情结激起地方考察和在地图、文本和图像中的景观表现等地理传统,是地理想象的基础。恋地情结表达了地理意识和研究中美学的、感觉的、怀旧的和空想的方面,因此它是地方和景观的象征重要的重要层面。虽然恋地情结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对于世界的积极情感,但也包含了对地方景观和环境的所有感觉,包括害怕、恐惧和厌恶。
恋地情结(《人文地理学词典》2009年):一个由地理学家段义孚发明的(1974年)描述“人类的地方之爱”或者“人和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段义孚提出,这种情感联系不仅在个体之间存在强度差异也关乎其所属的文化,他在多种著作中让人联想,这种情感往往基于美学欣赏、记忆、权属荣耀或者仰赖一地的生计或安全。段义孚坚持认为,恋地情结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的回应,更是积极地为人们制造了“地方”。恋地情结的对立面是Porteous在1998年提出来的“恨地情结”(topocide),意指那种归属地方情感联系的湮灭。恋地情结与70年代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有密切的联系。(这个是我的试译,不到之处望得方家指正)
首先是关于“恋地情结”这个词。1993年约翰斯顿并不认为“恋地情结”这个词是段义孚首创,在2009年明确指出了段义孚的首创,这个不难理解,在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中的确出现了“恋地情结”这个词,但是其地理学含义是段义孚在很多著作中充实的,“恋地情结”作为地理学的词汇其始作俑者当然非段义孚莫属。我理解约翰斯顿之所以指出巴什拉作为原创词汇的作者是在暗示段义孚的思想源自现象学(他只能暗示,因为段义孚的思想在现象学大家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应的概念或者术语或者研究思路;对比后面引用的克拉瓦尔观点,约翰斯顿或许就没有意识到段先生只是酒瓶装新酒,化用了现象学的观点,把“现象学地理学”带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康庄大道),这一点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中对段义孚的评述有很充足的体现(见附录一)。在1993年版中“恋地情结”并非只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2009年版中提出一个对立面的词“恨地情结”,这其实消解了“恋地情结”丰富的意涵,暗示“恋地情结”只是一种正面的情感。
第二是关于段义孚思想所达成的共识。在1993年版本中约翰斯顿对恋地情结的评价较高,不仅指出这是人本主义地理学者认可的术语,也是体现地理传统甚至地理想象的基础。在2009年,约翰斯顿只轻描淡写地指出这个词和那个年代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有密切的联系,言下之意——这个词已经使昨日黄花。两个年份都没有提到这个词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比如建筑学。可以说,对于段义孚的人本主义思想采取了窄化的做法。
还可以对比约翰斯顿在1986年版《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本浓缩的小册子(中文版,蔡运龙译,2001年)中花了近5页的篇幅介绍“地方感”及其发展,而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93年版中只在两处提到“地方感”这个词。作为一个以《地理学的未来》(1985年)出名的学者(见蔡运龙《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几乎被他打入另册。
另外一位美国人理查德·皮特1998年写了一本《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文版2013年)其实全部评述的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面向。勾勒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学术贡献,关于段义孚的标题就是《恋地情结》,公允地说他只是提炼了一些段义孚的观点,并没有对其影响和地位进行评述。从这本书扉页上“献给马克思”可知,他是一个激进派的人文地理学者,着眼于下一盘大棋的他可能认为段义孚的学术路径缓不济急吧。他所列的文献清单中段义孚的只有四种,最新的是1977年那本《空间与地方》。
中国人对段义孚的评述最有代表的是顾朝林2007年所著《人文地理学流派》,篇目结构与《现代地理学思想》几乎一模一样,有人据此说顾抄袭了皮特。公允地说这本书的可读性还是不错的,毕竟是从讲义延展而来,非常流畅,对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的阐述比约翰斯顿和皮特的中文版都清晰,当然其中的观点与约翰斯顿、皮特都惊人的相似,是不是就是《现代地理学思想》的中文化版本不得而知。再看他对段义孚的评述,很简单地提到了段义孚,而对另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者Samuels盛赞有加,言必称“著名地理学家”,而对段义孚的主要学术贡献根本没有作系统的阐述。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个名词与段义孚有关倒是提到了,并未深入挖掘其中的真意,他可能觉得段义孚碰巧创造了这个词吧。不过也不怪他,从他所列的文献清单可知,段义孚的只有五种,最新的也是1977年那本《空间与地方》,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列入《恋地情结》,作此书时《恋地情结》并无中文版,但他的同事唐晓峰2002年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非常有名、非常煽情的《还地理学一份人情》的书评,竟然没有入其法眼?一本相比《现代地理学思想》晚出9年的书,其阅读的英文文献居然90%和9年前的那本差不多,闲哥只能阴暗地想,是不是压根就没有读过所列近900种的文献?给他写序的吴传钧先生知道了只怕要骂人呢!
如果说以上三位学者见解类似的话,另一个英美地理圈以外的一个法国人保罗·克拉瓦尔倒是有一本良心之作。克拉瓦尔1992年在台湾的特约讲座整理成了《地理学思想史》,翻译团队已经更新到了第四版,此书也是重点评述人文地理学二战以后的发展。不过,与上述学者评述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路向不同,克拉瓦尔把整个60-70年代的英美地理学发展称之为《新地理学》,段义孚居于压轴的位置,对段义孚的学术贡献,要言不烦:
华裔美籍的地理学者段义孚早期研究地形学,但愈来愈感觉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深具意义。他曾经阅读法国小说家纪德的一本小说,发现西方和中国文明的歧异之处,他对书里的一句话不悦。纪德写道“家庭,我恨你”,这在一个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纪德在法国文学界及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从未因为家庭观念的瑕疵而受到攻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段义孚对文化及空间的生存经验发展出高度兴趣,当他在多伦多时,他促进了加拿大地理学学者自省态度之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他的著作中愈来愈多研究“地理思想体系”(geosophy),采用其他形式探讨经验或诠释这个世界。1976年他在美国地理学协会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使用“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一词,这个名词很快就取代了早先用于这个新发展路线的名词——“现象学地理学”(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
这种解读是我读到的那个段义孚,感觉克拉瓦尔颇得段义孚思想的神韵。用孔子学琴的故事来讲,就是“得其志”“得其人”哉!这里的“地理思想体系”(geosophy)前面的学者也都提到了,甚至被译者认为是约翰斯顿和克拉瓦尔的最重要交集或者共识,这个路向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克拉瓦尔这样总结“新地理学”:
20世纪70年代末期,许多地理学者对于20年来地理学发展方向的激增感到困惑。激进地理学者倡导库恩的观点,将自己的研究取向当做地理学史上的最新范式,并等待胜利的到来。但是1975年之后,这个观点已经无法维系下去,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暂时的风尚,它沿着激进派的运动发展,建立在可与其他地理分析和平共处的假设上: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不尝试对空间分布、区位和类型作出解释;而着重人类赋予它们的意义。
这样的情况破灭了库恩观点在地理学方面的应用。地理学史并非由范式的演替所形成,它是循着一个核心经验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不同尺度来解读空间分布;并提供机会使人类对其环境、生活的社会,以及不同类型现象间的联结和关系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70)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而John Wright在1947年发明的“地理思想体系”(geosophy)一词,在段义孚为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手里重新获得了生机和希望(这一部分另文解读)。这一段话放到评述段义孚的语境来说,约翰斯顿、皮特、顾朝林所推崇的范式并没有成为学术的共识,他们对段义孚的忽略在英美地理学界之外得到了打脸的机会。
克拉瓦尔对段义孚的赞誉还不止于此。在他看来,地理思想史学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地理学”这个词恒久的使用性,他认为段义孚和古希腊地理学者斯特拉波一样都在为地理学的专业特质(specificity)增色(一个是地理学鼻祖,与其比肩的当代学者应该是什么呢?闲哥不敢说)。在他的书里面对每个重要的地理学者都配了一幅肖像,因此段义孚的肖像得以位居在全书75位思想家、地理学家中的第4位。可能克拉瓦尔认定了段义孚就是能名载史册“真”地理学家吧。
闲哥的学识无法达到克拉瓦尔的高度,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段义孚是将我本人的地理观念刷新的地理学家,自毕业以来唯一让我失眠的地理学家。我理解那些曲解段义孚的人,我更坚信艾伦·麦克法兰所说的
“每出现一个真正的创造性思想家,必然出现几十个才能禀赋次之的批评家,因为,摧毁别人的思想而自肥,比之于依靠大量生产自家见解为生毕竟容易得多。”
附录一: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中对段义孚的介绍:
雷尔夫的文章得到另一位与多伦多大学有关的地理学家的支持,这就是 段义孚(1971)。段义孚说地理犹如镜子,反映着人类本身的存在与奋斗, 了解世界就是了解人类自己,就象仔细分析一座房子时会了解房子的设计者 和居住者那样。所以对景观的研究就是对创造景观的社会的自身的研究,就 象是研究文学艺术也就是研究人类生活那样。地理学家的这类研究显然是以 人性,而不是以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为基础。段义孚(1974,1975b)为说明 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对地方的含义一类题目的深入分析。 人本主义地理学要通过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人的感觉 与思想的研究,并结合考虑空间与地点的问题,达到对人类世界的认识理解 (段义孚,1976,p.266)……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是要尽量减低人的觉悟和 心智的作用,与此相反,人本主义地理学特别要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对 人的觉悟的反映(p.267)。 为说明这个思想,段义孚例举了五个研究主题:地理知识的属性及其在 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地域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以及地方特性的创造;以文化 为中介的群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知识对生活的影响作用;宗教对人的活动 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历史地理与区域地理中研究最多,它们对人类生活的价值是弄清人类经验的属性(参见阿普尔顿,1975)。段义孚(1978)说,“研究人性问题的区域地理学家的楷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他们力求将主观和客观综合起来”(p.204)。他援引了 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 的前两页作为范例。 段义孚的讨论没有包含哲学探讨,也很少涉及任何具体研究,但他对人 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做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如他自己所说(段义孚,1984), 我的出发点很简单,人在(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经验的属性是来自人 的——以文化为中介的——感觉、思想、行动的能力……我曾探讨过人对地 方的归属的本质、人对自然和景观的恐惧感的成分、主观世界观念和日益分 裂的空间中的自我意识的发展(p.ix)。 例如,他指出恐惧感既是对环境的反应也影响着对环境的创造(1979), 空间分割模式的创造反映了人们从整体向局部的撤离(段义孚,1982),园 林的创造反映了控制环境的愿望(段义孚,1984)。这些研究暗含着现象学 的方法,它们显示了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或刺激因素的存在,只是任何书中都没有提到现象学这个术语。
附录二:《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五版(2009年,英文)topophilia A term coined by geographer Yi-Fu Tuan (1974, p. 4) to describe the‘human love of place’ (see place) or ‘the affective bond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cf. affect). Tuan argued that this bond varies in intensity among individuals and in its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suggested that such attachment can be based o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memory, pride of ownership or dependence on a place for one’s livelihood or security. Topophilia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place, Tuan insisted, but also actively produces places for people. Its converse, topocide, was proposed by Porteous (1998) to describe the annihilation of those bonds and the places to which they are attached (cf. urbicide). Topophili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humanistic geography of the 1970s. jsd
附录三:topocide代表作Domicide: The Global Destruction Of Home
Author(s): Douglas Porteous, Sandra E. Smith Publisher: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Year: 2001
Description:"Their eyes see rubble, former exiles see home" Globe and Mail, 23 June 2000 Douglas Porteous and Sandra Smith begin their analysis by examining just how important home is to human life and community. Using a multitude of case studies of displacement, they deriv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addresses the methods, effects of, and motives for domicide. Two case studies of resettlement resulting from hydro-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in British Columbia are used to test this framework. Porteous and Smith assess the implications of loss of home, evaluate current efforts at mitigation, suggest better policies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dispossessed, and - as a last resort - urge resistance against unacceptable pro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