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东京审判，不止是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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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那段历史第一次以这样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情节与实情不符之处不少。向隆万越发觉得，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已刻不容缓。
当真着手了，向隆万才体会到事情有多难。
那是历时924天的审判，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而且，国内的第一手史料几为空白……
其实，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对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呕心沥血，虽然工作量已经很大，仍然坚持每天将庭审记录整理存档，两年多下来，资料装了两大箱。回国时因为飞机装不下那么大的箱子，高文彬就随同向哲浚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箱子运回国，一式两份的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高文彬和倪征噢、鄂森、裘劭恒等许多东京审判成员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如今这两份极为珍贵的史料都已不知所终。
无奈之下，向隆万只能向国外求助。
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存有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和许多声像资料后，他和妻子于2006年、2007年、2010年春夏先后三次自费前往当地。
7年间，奔波不计其数。每一次奔波，都让他离那段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庭审正式启动前，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推荐，受命组团赴日。
审判旷日持久，光是起草起诉书，就花了4个月时间。然而，算上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要知道，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而当时，蒋介石政府的心思早已在内战上，对东京审判很少过问，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决定，多数情况下，代表团都必须自行抉择并承担后果。
最终，这17位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整整向前推算了近10年。
他们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证明土肥原贤二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过程中的罪行。最终，溥仪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
他们再三坚持，终于得以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关罪证，在十几年的档案资料中夜以继日地搜索有力证据。
他们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拿出了堆积一尺多高的证人证词和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千方百计搜集来《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照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目击者红十字会负责人许传音、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约翰·马基等8位中外证人到庭作证。当始作俑者松井石根在这些证据面前仍强行抵赖时，向哲浚亮出了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令其无言以对。
在庭审进入辩论阶段时，向哲浚及时找来熟悉英美法系、说了一口漂亮英语又擅长辩论的倪征?噢当首席顾问。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而倪征?噢则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证据一一反驳，直到板垣无话可说。由倪征?噢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战犯有罪，并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因为经历了这三年孤独的战斗，回国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我们不该忘却，东京审判是中国以国家的身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对公平与正义、生命与和平、未来与希望的一次追问，虽难以完美，却充满了重新走向光明的勇气。
正如梅汝璈法官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这也是在今天，我们依然应当找寻、还原这段历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