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与“状元”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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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与“状元”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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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献章

    近日，一篇名为《30年1000余高考状元的悲惨下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笔者读后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解，想为“状元”说几句公道话。

    文章中作者先列举了一系列“事实”：1977年以来，恢复高考30多年来的1000多名“状元”都没成为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或艺术家，也没在任何一个行业成为领军人物；高考“状元”们也没成为一流科学家。

    这些所谓“事实”的可信度有多大？他说，“见《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第34页”。但《上海教育》根本没有出2011年12A期；再查《上海教育》2011年12期，也没有这样的说法。作者又说这是某教科院的调查结果。笔者通过媒体朋友向该教科院的研究员求证，答复是否定的。

    作者高举狼牙大棒，横扫恢复高考30多年1000余位高考“状元”，说他们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军人物，下场悲惨。危言耸听，令人害怕。全盘否定“状元”之后，作者感到还不够深刻，又历数了高考“状元”的五大“罪状”，诸如“高考‘状元’只是应试教育做题的‘状元’而已”等等。

    作者分析“状元”悲惨下场的原因是学习只重记忆，看重分数，思维僵化，缺乏见解，没有创新。一言以蔽之：是应试教育造成的悲惨结果。

    其实，高考“状元”的取得，是一个学生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综合素质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良好的学习素养。现在的高考已然不是死记硬背能应对的，考查的是多种能力：理解能力、计算能力、迁移能力、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考学科知识要学得非常扎实，并且融会贯通；非高考学科也要学好，全面发展，有所特长。那种偏科、死记硬背、知识面狭窄、能力不强的人高考绝对不能取得好成绩。二是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高考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大考，为什么那么多学生紧张焦虑，晕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理素质不好。而高考取得高分的学生一定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沉着、镇静，临危不乱，稳如泰山，心静如水。三是坚忍不拔的毅力，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精神。十二年寒窗苦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挫折和坎坷。遇到困难，怎么能够克服和战胜它？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有的学生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就松懈了，不干了，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和毅力。高考“状元”必定具备这种精神和毅力，否则，他也不能成为“状元”。

    良好的学习素养、心理素质、坚忍不拔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难道不是一个人的素质吗？怎么能够说一个人的高考成绩好就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呢？

    评价“状元”要有一个科学态度，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都是错误的。“状元”不是全才，更不是全能，不可能尽善尽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对“状元”也要包容，不能求全责备。

    评价“状元”也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标准就如同“标尺”，定得好，有利于对人才进行客观评估；定得不规范或有偏差，就可能导致评价有失公允。用“社会活动家”、“企业家”、“艺术家”对照高考“状元”，其实根本没有可比性。如用“科学家”的“标尺”来衡量评价“状元”，很大程度地存在着唯“结果论”的倾向，即只对成功者予以肯定。如果唯“结果论”盛行，就可能导致一些科研工作者为片面追求成功率，“跟风克隆”，不愿意做原始创新，从而导致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被扼杀，这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对那些默默无闻的“探路者”应给予一定的肯定，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更是不可取的。

    近几年，骂“状元”似乎成了一件时髦的事，高考“状元”一出来，就有人往他们身上泼污水。一个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不但不被赞赏羡慕，反而被诋毁谩骂。是“状元”犯错了，还是那些培养出高考“状元”的名校名师犯错了？我看都不是，是那些别有用心、惑众取宠、恶意炒作的人犯错了。

    见贤思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应该继承、发扬、光大，教育工作者更应该身体力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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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根，1957年10月出生，现为江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过著作《老子新解》《发现老子》《发现论语》《发现大学》《发现中庸》《发现孟子》《发现孝 经》《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现代化资源》《老子大义导言——对中国文字、语言、经典及其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全新探讨》《中世纪的经典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训诂学的批判》《现代与中世纪的对话》《发现礼运》《审判国学——以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的〈论语〉翻译为例》《论崇高伟大的中国文化》《被敌视的真知》《发现周髀算经》。

刘亚洲：中国的教育问题(2014-04-17杨润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b1b220101gxzw.html

刘亚洲将军的许多观点我是非常赞赏的，但是他对于中国的教育问题的判断显然是不正确的——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大陆的教育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起初确实是制度的问题——汉代的专制制度的问题，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制度的问题了，台湾和香港的制度现在显然已经不再是专制制度了，但是它们的教育仍然存在着与大陆一样的问题——接受过教育的人们普遍地缺乏生产或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来源于专制的制度，而是来源于我们在长期的专制的制度之下逐渐形成的完全错误的蒙昧主义的知识的观念：知识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已经完成了的存在，它们来自那些已经被公认了的伟大的人物的创造，学术的使命就是宣扬它们，并使它们永远在社会之中扎根，而教育的使命就是将它们灌输到学生们的头脑之中，并使它们永远在学生们的头脑之中扎根。



因此，这种知识本质上是一种被强权规定了的存在，而学术和教育作为这种知识的宣扬、传播和灌输的体系，它们本质上只是强权实现它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他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支配的欲望的一种方式。因此统治这种教育和学术的内在的精神是强权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知识的蒙昧主义和理性的虚无主义，教育和学术通过神圣化现有的被强权规定的知识的方式实现着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的控制和奴役，也实现着对于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理性的能力的扼杀。因此，在这种学术和教育看来，任何人对于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理性的能力的运用，任何人的独立的探索和思考，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平等的交流和辩论，都不仅仅是对于现有的知识体系的破坏，而且是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危害。

可以说，知识的蒙昧主义、理性的虚无主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观念在大陆、台湾、香港的教育界、学术界、知识界的普遍的蔓延，就是这种完全错误的知识观点的必然的结果。



可以说，大陆、台湾、香港的知识分子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对于现有的一切的知识的迷信，这既是他们博取社会地位的唯一的方法，也是他们用以掩盖他们的知识的蒙昧主义和理性的虚无主义的唯一的方法。他们总是通过制造对于现有的一切的知识的迷信的方法制造整个社会之中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与生俱来的理性的能力的怀疑，——这就是整个华人世界总是迷信暴力和阴谋诡计并对于独立而自由的探讨的、交流、辩论总是深怀恐惧的原因，这也就是在对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迷信之中中华民族在汉代以来的历史之中不断地重复着辉煌的自我毁灭的原因。



由于我们在汉代以来逐渐地形成的完全错误的知识的观念，由于在这种完全错误的知识观念之中产生出来的完全错误的教育的方法和学术的方法，汉代以来没有地方可以讲理的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现实总是毫不例外地首先在知识界、教育界和学术界形成的，而当它向整个社会蔓延，整个社会也就瓦解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毁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可以肯定，没有对于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完全错误的知识观念的系统深入的反思，没有对于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完全错误的学术的方法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发现汉代以来直到现在的我们的教育的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中华民族将永远是现有的知识的应声虫，在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强制性的非人性的灌输之下，在我们的学术界的鼓噪之下，一切现有的知识，包括西方人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那些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知识，都将成为扼杀中华民族之中的那些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们的与生俱来的伟大的预见的能力、发现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的工具。

        

可以肯定，轻视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理性，不是通过引导学生展开对于现有的知识体系的自由的探讨、分析、思索、怀疑和和批判使学生们的与生俱来的理性获得以一知十、以一知百、以一知千的伟大的预见的能力、发现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而是重视现有的知识并通过对于现有的知识的迷信化和强制性的灌输扼杀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理性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华人世界的教育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可以说，自从汉代以来，它一直在对中华民族犯罪。



刘亚洲曝“国家领导人拿出2份名单”

    4月14日，中共新华网刊登了对空军上将刘亚洲的专访，题目是：《刘亚洲空军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史称中日第一次大战，以清军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刘亚洲说，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和外国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甲午之败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刘亚洲谈话中提到到教育方面的教训。刘亚洲称，日本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刘亚洲称，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他披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大陆30年3000余高考状元全军覆没

    有博文称，一百多年前中国培养的状元没有大的建树，今日中国的状元仍多无大的建树。目前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弊端丛生，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

    每年大陆高考后，各地的“状元”们都受到万众瞩目，但据《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报导，中教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30多年的高考出了1,000多个状元‘全军覆没’：没有一个成为国家精英级的人物，也无一人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师”。

    大陆相关机构对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么多的曾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有七成在毕业后便销声匿迹。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的预期。

    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教授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是德、识、才、学诸因素的综合效应，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成为学生成才道路上的障碍，甚至是致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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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空军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2014年04月14日 08:43:07 | 责任编辑: 李朋芳 | 来源：参考消息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域参战的日本联合舰队编队，图右侧军舰为联合舰队本队“松岛”等舰。（资料图片）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刘亚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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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30年3000余高考状元全军覆没

　　现在的中国**，家长、学校过分追求高分数，把考分作为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标准。日前，网站曝出2011年一调查报告显示：在3,300名高考状元竟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更让人震惊的是：30年中1,000余高考状元的命运悲惨。
据《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报导，中教科院的调查结果称，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
有相关机构对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么多的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却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的预期。
“高考状元”就是大陆各省市区高考成绩排在第一名的考生。每年高考过后，各地的“状元”们都会受到万众瞩目。事实上历年高考的状元，有七成在毕业后便销声匿迹了。据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发现，大部份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在目前主流行业中难觅高考状元的“身影”。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对大陆媒体直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考出了1,000多个状元‘全军覆没’：没有一个成为国家精英级的人物，也无一人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师”。
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教授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是德、识、才、学诸因素的综合效应，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成为学生成才道路上的障碍，甚至是致命的障碍。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财经教授曾告诉她的学生，不要太在意分数，重要是学懂，会运用。她说通常在学校拿A的学生毕业后给拿B分数的学生提包，意思是说，成绩并非是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
如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妈妈，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优异，总是名列前茅，代表学校出国参加数学比赛多次获奖，19岁就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而弟弟成绩则差强人意，还曾经留级，但是个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强的孩子。不过哥哥有点书呆子气，不懂得照顾自己，每次离家，她都需要拜托其他朋友照顾他，还要将一年的生活用品准备齐全。而弟弟则很活跃，喜欢参加各种活动，不仅可以照顾自己，还经常帮助哥哥和他人。现在弟弟是耶鲁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表现比哥哥还要突出。
**上许多知名人物却并不是高考状元，甚至没有高学历。如美国总统林肯，小学毕业。比尔?盖茨大学二年级辍学。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在三流学院仅读了6个月的书就辍学了。许多孩子他可能没有考试的天分，但他的一技之长很可能让他成为另一个比尔?盖茨或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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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教育家、杂文家、兼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看世界》杂志名誉副社长、香港孔教学院终身荣誉院长、凯迪企业家理事会会长，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肇庆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中文名

信力建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地

广东省广州市




出生日期

1956年1月10日



职    业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毕业院校

中山大学



主要成就

《看世界》杂志名誉副社长
高考根本不是科举   

http://xinlijian.blog.sohu.com/303956510.html
在很多人心目中，高考是人生转折点，“金榜题名时”是与“洞房花烛夜”相提并论的人间大事。然而，走过三十多年的高考，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完败给早已灰飞烟灭的科举。这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看出来。

首先，今天的高考已经沦为进入职业培训的前奏，跟过去科举的精英选拔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物。   

所谓科举，在古代被称为国家大典，选拔严格，程序井然。这种制度为维护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在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的历史当中，中状元的大概有200多人。在这200多名状元当中，就有诸如文天祥、张九龄、吕蒙正、文天祥和袁崇焕这些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王维、杜牧、李商隐和柳公权等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而中国的高考在今天不过是谋求一个饭碗的途径。便是人人艳羡的所谓“高考状元”，甚至连较好饭碗的候选人资格都不够。媒体指出，高考恢复后的所谓状元，实际上已经“全军覆没，无一成才”。据《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报导，中教科院的调查结果称，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而有相关机构对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跟踪调查更显示，这么多的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却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的预期。

与此同时，高校也正在向职业化转变。今年3月22日“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2500所高等院校，改革完成后，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换言之，中国将有近百分之七十的高校将转轨为职业教育学校（其实也就是过去的技工学校），其所培养的对象，不再是什么精英，而只是社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所学，就是为一饭碗尔。

其次，今天的高校毕业生与过去的中举者在社会地位上已不能相提并论。科举在隋朝建立之初就是为了选拔官吏，到了唐朝，唐太宗又把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了，由原来单纯的一门变成了要考四门到五门，甚至还有临时增加的一些所谓的针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的考试。从此，科举成为选拔精英任用官吏的主要途径，也因此，古代文人一旦科举高中马上成为社会精英。且看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张籍的“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还有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兴奋自得的情景一目了然。

而我们今天的高校毕业生，不要说一般院校，就是最顶尖的北大清华也不会有中举者的狂欢：他们毕业后的一般去向都是出国。据一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通过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依次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才是是韩国与美国的高校。中国紧追而上的还有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此同时，普查显示：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17763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全球之最。换言之，便是中国最顶尖的高校，实际上也不过是留美预备学校而已——如此，其毕业生的自豪感怎么可能与过去科举中举着相提并论？

当然，这还是中国最顶尖大学毕业生的选择。一般大学毕业，则更郐下无讥矣：他们甚至连一份保证生存的工作也难以寻找。仅以中国高等教育比较健全的上海市为例：上海市统计局发布2013年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报告，截至5月中旬，有38.9%的受访者没找到工作，为近三年最高。在武汉，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每个月只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这收入甚至不如那些从农村出来务工的同龄人——在武汉的中建三局的工地上，月入过万元的钢筋工比比皆是。

除了这些不同外，今天的高考还有许多地方不如过去的科举考试。比如，科举制度的公平公开的录取原则就胜过今天高考：从唐到清，无论明君昏君，都没有保送的制度，任你是谁要想取得功德，“自古华山一条道”，彻底杜绝权势子弟的终南捷径；而现在，什么“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某某战线子弟”、“奥赛特长生”、“运动健将”都有多少多少分可加；又比如科举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科举移民”，无论是“高素质”的首善之地，还是蛮荒鄙野的化外之民，其录取标准完全一样；现代所谓“定向”、“预科”、“在职”、“单考”等名目繁多的批发功名、学位的做法在科举制度下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虽然偶尔也有圣恩浩荡的赐予某人“同进士”的身份，但也只是极个别的，远无法和规模化、制度化的今天相比。从唐朝开始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总计取进士10万，其中过半出自寒门。   

过去，当人们将高考比作科举时，有人还不高兴：认为现代的高考怎么能与过去的科举相提并论？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高考的确不能与科举相比，原因是高考根本就不是精英选拔的科举，而只是就业培训的前奏。有了这种平常心，我们对待高考就不会那样郑重其事与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