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研遇到网络——上海市网络教研现场展示及经验交流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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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研遇到网络——上海市网络教研现场展示及经验交流会综述
来源：《上海教育》2011年/6B/6月15日出版

当教研遇到网络

上海市网络教研现场展示及经验交流会综述

与传统的教研活动模式相比，网络教研越来越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它不仅丰富了教研活动的模式，而且明显提高了教研活动的质量和效益。

文/实习生  花惠琪  本刊记者  吴志科



步入Web2.0时代，教研方式也随之改变，网络教研顺势而上。无论是闵行区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室的“摩灯”平台，还青浦区“师之蕴”工作室，抑或是高境二小的“蓝精灵e线探究园”等，都在各自的探索与与研究中开展得有声有色。网络教研和常规教研在融合中如影随形、相互支撑，网络正渐变成中小学教研活动新载体。

6月2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办的“上海市网络教研现场展示及经验交流会”在青浦区教师时候学院举行。会上，主办方揭晓网络教研优秀集体、优秀个人和优秀论文，而获奖集体和个人也围绕各自如何有效推进网络教研工作相互交流。

整体把握，探索网络教研新平台

与传统的教研活动模式相比，网络教研越来越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它不仅丰富了教研活动的模式，而且明显提高了教研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从2008年本市试点中小学网络教研工作开始，市、区（县）、校三级教研体系的网络教研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记者从这次会议上获悉了不少其中的亮点。

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全区网络教研的模式进行整体规划，通过建章立制，提高区域网络教研的整体水平是区域教研体系的主要操作方式。闵行区作为一个地域跨度大、学校众多的教育大区，网络教研对其有特殊的需求和意义。因此，闵行区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室建设了“魔灯”平台，它对于区域网络教研“研”什么，详细定位到了四个方面：研课程、研课堂、研评价、研自身。对于网络教研，住手什么来“研”，定位于依托教研组“研”，构建区、校两级网上教研组，开展教学、教研的跨栏互动；依托学科小课题来“研”，构建学科小课题网上研讨平台，开展学科小课题跨校互动。

而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室也有自己的好点子—建立网络教研负责制。教研室的学科教研员要起管理与协调作用，形成工作专报制度；各学校的备课组有一名青年教师担任联络员，负责督促教师完成网络教研工作任务，并起上通下达的作用；教研室还将网络教研列入评价机制，在中小学开展“网络教研示范校”活动，每年评选一次网络教研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金山区教师进修学院则以原有的“资源共建库”为构建平台的基础，尝试在学科资源共建平台上同时进行学科“两段结合式”网络教研、“互动磨课式”网络教研的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集资源共建、网络教研于一体，并以主题资源协作共建促进教学交流、研讨的网络教研模式。

不同于进修学院教研室对网络教研的整体设计与管理，区级课题组、项目组及工作室则利用网络平台来拓展常规教研。浦东新区组成了一个名为“开展网上教师研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课题组，通过理性的思辨来研究网络教研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们首先对区域内的实际情况、现代信息技术的特点及教学研究需求进行了调研分析，对网络教研和传统教研、公共通讯交互工具和专业教学研究平台、网络教学管理和网络教学研究等关键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有效的实践，从而在网络教研对教育均衡发展、教师专业成长、教研室和教研员的角色定位等前瞻性问题中，有了理性的思考。

“师之蕴”工作室是青浦区语文学科的名师工作室。他们的策略是以网络为载体，辐射名师经验。工作室用“专题网络”“教育叙事”“论坛”等多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布、效应平台，内化学科教学研究“说知”的讲台，将个人的体验、感情提炼为可以交流共享的体会、经验；用相互启迪、思辨、碰撞提升思维品质；用网终“存贮”留下了经历、心历演进的轨迹，为青年教师的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专业发展工具。

结合校本，推广网络教研新思路

学校教研组是本次评比中获奖最多的团队，校本教研的网络化促进了教研组的工作效率，丰富和积累了教研组的资源，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大华中学在建立网络教研工作领导小组后，非常重视全员参与，规定每位教师每学年要开设一堂有效应用信息技术的公开课，并都拍摄录像上播客平台。教师随时在线观看，并积极参与听课评课。开课教师在校园BBS“反思交流区”进行说课、反思，其他教师通过播客、BBS及时发表评论进行交流。除了学校常规的教研活动，学校还要求每个教研组每学期举行一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专题研讨。组织教师上网学习各校的优秀课例，并要求学习后在网上进行交流发言，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共同研讨，取其精华。学校每学期都开设骨干教师教学示范课，并将课堂教学的全过程进行录制，放在校园网播客上，使全体教师都能在网上进行观摩，进行学习交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闵行区江川路小学在制订三年规划时，把网络信息与学科教学整合工作和数字化学校建设工作列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并在学校工作计划中予以具体体现，同时由分管领导为学校的MOODLE实验工作设计方案，每学期都结合区教师进修学院的要求和学校数字化建设进程，制订出与本校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工作计划方案。

校本教研的有效性在于与学校特点相结合。宝山区高境二小网络教研工作赴较早，创建了“蓝精灵e线探究园”等网络教研、教学和资源平台。学科教学覆盖二至五年级，对课程的支持率达到100%。在自主的网络教学平台的基础上，形成了开放的课程体系。

奉贤区江海第一小学则尝试了网络电子备课，探索了网络校本备课模式。同时还开展了校本网络教学研究，通过网上课堂问题研讨，提升了教研组研究力；开展网上课例剖析研究，强化了教师课堂执行力。同时该校还深化校本网络实践反思，借助网络专题研究，构建了反思性教研；实行网络博客互动，推动了教师自主性发展。

网络教研的关键在于互动。浦东新区高桥镇小学在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教学研究的活动特点、管理和评价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和有效的尝试。学校根据教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构建并部署了以教案研修、视频研修、测量工具研修和个人档案四个支点的网络环境下的校本研修平台，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实用有效。

闵行区华漕小学则主要致力于营造开放式的研修环境。学校自行开发了网络教研平台，积极开展视频点播、博客论坛、网上研训等教研活动，周围各所学校也通过平台开展各种活动，帮助促进了各校教师的专业成长。

挖掘特点，形成网络教研新成果

网络教研的作用还不仅如此。无论文理，各学科教研组都通过挖掘学科特色来结合网络教研。市教委教研室艺术学科中心组以主题网络教研平台为主，不仅有课程资料、教学资源、教研论文、教学案例、经验交流、相关文件等网络交流平台，作为静态网络教研的实践研究，还积极尝试网络实时教学研讨，积累了一定的案例资源，较好地体现了窗口和活动平台的作用。它基于互联网络和远程教育网络进行教育教学指导、研究、沟通、交流、培训的教育教学研究形式，为市教研、区教研、校教研的扁平化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学任务和教学研究活动的矛盾，增加了互动交流的范围，网络教研的成员都是信息的提供者、创造者，也是享受者，明显提高了教学研究质量。

上师大附属外国语小学一直有个特色项目—外语节，而随着网络教研的运用，该校英语教研组从开始主题、会标的征集宣传，到各年级比赛过程的实时报道，都充分利用到了网络这一平台。家长和学生也会寄来大量邮件，有的是家庭提供的主题、会标设计；有的是对外语节的建议；有的是“我和宝贝一起学英语”的征文。家长的参与带给了教研组丰富的资源和灵感，也使得学校的活动越办越红火。

嘉定区普通小学思品与社会教研组认为，品德与社会科学是一门基础性、综合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有很多知识、技能需要进一步探索、拓展和研讨。于是，教研组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优势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话题网络传递”式的研修方式是民立中学物理教研组的创新之作。它首先由教研组确定话题，然后全组教师围绕这一话题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纠正的方法，最后由组长归纳整理，并在教学过程中尝试能否收到效果，体现出学校教研文化的沉淀。在研修主体心理定位、研修资料调研、研修主题的保持以及研修心得的记录等方面发挥出网络教研的极大优势。近几年，学校物理教研组以24个话题开展网络研修，话题到学习材料共享、公开课评议、教学课例类型的研讨、教学策略的共谋等学科教学的方方面面，充分利用了网络时空拓展以及和谐民主的优势，在探索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同时，提升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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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新学习时代：2014上海基础教育信息化趋势蓝皮书发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df0fc0102e9o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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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络教研http://wenku.baidu.com/view/7d9e1bfdf705cc1755270954.html

区域性网络教研http://wenku.baidu.com/view/59b21237a32d7375a4178090.html

网络教研平台方案http://wenku.baidu.com/view/665b8f41336c1eb91a375d2e.html

网络教研平台应用培训http://wenku.baidu.com/view/9559b6ee102de2bd9605886a.html

网络教研平台应用培训http://wenku.baidu.com/view/1673675c5f0e7cd1842536a8.html

普陀区网上教研平台http://wenku.baidu.com/view/a9a40020bcd126fff7050b28.html

中学网络教研实施方案http://wenku.baidu.com/view/a67e646e1eb91a37f1115c3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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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进的共识与行动
http://wenku.baidu.com/view/171c55a2941ea76e59fa0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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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专访钟启泉：回到常识才能谈点基础教育
http://news.ecnu.edu.cn/b2/da/c1835a45786/page.htm
上海教育2014年12期
编者按：

教育是哲学，从柏拉图的“四艺”修养到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是历史，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文革”之后的恢复高考；教育是实践，从西方的吕克昂学园到东方的北京大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理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面貌，然而，教育的本质却是永恒，凝结一代代人类智慧的精英们从夜空中划过，留下满眼银河。今天，什么才是教育，我们又如何谈教育？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通过一位位教育探索者、观察者、力行者的语言，将他们的教育留在我们这个时代。   



钟启泉：回到常识才能谈点基础教育

文|特约记者  赵玉成


　　钟启泉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部召集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评议组成员，《全球教育展望》杂志主编。

著有《教育的挑战》、《课程的逻辑》（华东师大出版社）、《班级经营》（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教学论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等。

　　自1981年受教育部派遣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研修开始，钟启泉通过与世界多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出访考察、主持国际教育会议、翻译介绍著作等方式，致力于中国学习吸收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除作为教育部指导“第八次课改”的首席专家，领衔起草《教师教育标准》外，他还提出中国教师教育与课程设置需要“与时俱进”，批判以凯洛夫教育理论为代表的僵化教育思维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关于知识观、课程改革方向和课程理论基础的大讨论。

教育话题混乱，源自缺乏常识

《上海教育》：还记得前几年您与王策三教授有关教育的争论，在教育界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几年基础教育话题的争论与批判愈加热闹。但我有一个感觉，教育专家声音小了，外边的人声音和意见都大了？

钟启泉：现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话题很多，相关舆论很多，媒体对同一件事情可以反复炒作几年，把教育当成新闻，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还没有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没把教育当成专业，以为人人都可以是专家。如果从现实谈起，我们周围还缺乏基本的基础教育规范，对教育话语揉捏得汪洋恣肆，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吃惊的程度。更为可怕的是，在这其中充斥着我们“最优秀”的中小学校长、特级教师这些教育人士的身影。我觉得讨论基础教育，现在只能从基础教育的性质开始，要大家知道所言何物，就像孔子说的“正名”，西方哲学的下定义，这些都是讨论问题的第一步。

《上海教育》：记得您曾经批评过这几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名牌中小学纷纷提出口号，要把中小学建设成培养拔尖型、创新性人才的基地的现象，您不认同基础教育中的这些做法吗？

钟启泉：这些口号你觉得美国的哈佛大学敢说吗？我只谈谈常识，可以再举几个近年来印象很深的例子。有一所名校在每年例行的垄断性招生之余提出一个教育口号：办“卓然独立，越而胜己”的卓越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世界教育论坛”上提出了“全民教育行动框架”，要求“所有的学习者都有权接受卓越的基础教育”。国际教育界对卓越教育的界定很清晰，使每位学生能达到他们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达到，而不是超越，是每位学生获得卓越的基础教育，而不是卓尔不群的“少数精英”。还有另一位名气极大的校长在一段视频上说：学生是分两种人的，所以学校也分两种。言下之意她们学校的宗旨是培养领袖，其他学校培养劳动者。这位名校长对普通高中的性质功能和定位都模糊了。

我们已在大众教育的时代

《上海教育》：您能谈谈您对基础教育是如何描述的？

钟启泉：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学会求知等“四个学会”，后来他们又加了一个学会，“学会改变”。我们都需要学会改变，顺应时代的发展，我想这是对基础教育发展最好的概括。今天已经不是精英教育时代了，而是大众教育时代。这是1985年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国际教育会议所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保障每个人的学习权利已经成了基本人权。基础教育的第一大特性是公共性，教育具有公共的使命，要实行“有教无类”，使每一个人得到应当的发展，这也是每一个人的追求。第二个特性是基础性，基础性是指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内容一定是培养国家公民基本修养与核心素养。学校里教的，学生学的都是基础性的东西，不是专业教育。

北京大学招办主任秦春华先生在2013年2月《光明日报》上写了《看美国教育要有中国视角》一文，几个月后作者全文改名为《我们对美国教育的误读》发在自己的博客上，被大量转载。文中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是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大学。“（美国）但从根本上说，生源多样性是为富裕阶层的教育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自然，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在价值观上也就符合美国有钱人的利益了。”其二是中国基础教育不能学美国，因为美国是培养合格公民，中国老百姓望子成龙，公立教育要满足功利。“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教育观不一样。美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中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很强。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特别强调受教育权利的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教育质量的差异和教育质量的竞争——只有我现在受的教育比你好，才能保证我将来在社会上比你强。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思维，但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历史和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

一边是北大强调中国教育特殊性，美国教育不公平，另一边是基础教育学校拼命大学化。前年我参加某地区一个教育论坛，一位名校长作为经验报告说：我校年年升学率提升，说明课程领导力提高了。我反问他：“对不起,你是凭着牌子抢生源，和课程领导力有什么关系呢？”理论混乱造成了不以为耻，理直气壮地搞应试。另一位校长介绍说学校开发了三百多门校本课程，说明学校课程领导力很强，云云。我请他当场拿出课程目录单。我敢说这些课程从教育观点上看大部分是垃圾。

《上海教育》：所以您反对教育内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

钟启泉：我们一些中学光盯着国外学校有多少课程，反映了在我们的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狂躁。事实上，这些国外的“精英高中”，他们现有的数百门课程是经历多少年办学、在历史上逐步开发而来。这还是回到开头所说，大家没把开发课程当回事，认为人人都是专家。中学离开了基础教育的定位，把基础教育办成专业教育，把大学课程下放中学，中学大学化等等，接着就有生造概念，“豪言壮语，花言巧语”。这种脱离教育的行为和语言，最终损害了教育的专业性，造成教育领域内外都缺乏对教育专业起码的敬畏感与责任感。

基础教育，需要回到实事求是

《上海教育》：刚才说了很多现象，作为教育研究者，您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钟启泉：回到实事求是，围绕基础教育性质功能做点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课程。前面谈了学校校本课程的混乱，有些也不是学校的问题，比如对于三类课程的划分，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课程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有重叠交叉。一所学校课程开发只要抓住两组课程：一组是学科与活动划分的课程，另一组是必修与选修的划分。学科课程，其以知识概念编制；另一组活动课程，则以活动概念编制。我们人为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科教学有主科副科之分。音、体、美学得差点无所谓，语、数、外学不好就要你命，那么对帕瓦罗蒂来说，音乐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课程只要是列为基础课程，都应该是等价等值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们的学科教学目标应该是层级化的，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次是从兴趣开始；第二个层次是思考判断表达；第三个层次是各种技能，各种观察、实验技能；最后的层次才是知识点。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我才说应试教育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反教育。

什么是好的课程？我随教育部代表团考察奥地利基础教育，我们参观了一所奥地利的中学，他们的课程设计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简约”，简单但是清晰有效。校长对学校的课程十分自豪，所有的文本都是本校教师开发，课程结构呈现单条线，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学生科学技术素养的相关课程，学校非常重视但是课时并不多。第二部分是有关人文素养，包括语文、历史、地理、逻辑学、心理学、宗教等，他们的语文是一门母语加上三门外语。第三部分是专长课程，主要就是绘画油画与舞蹈芭蕾。这是一所普通的学校，面向所有的学生，奥地利也是一个小国，甚至都不属于我们比较教育研究的国家范围，但他们的课程简约，突出基础性，非常有特色。

第二个问题是，基础教育需要有基础研究。教育的基础研究并不是要中学教师去研究华东师大、北师大教授研究的东西，教育学院研究的和大学研究的也应该不一样。现在搞研究的人很多，论文很多但是缺乏基础研究。教师不研究教材，不研究儿童，教育研究等于自杀。比如，我们的儿童研究领域是受凯洛夫教育理论负面影响的重灾区，原因非常好笑，因为凯洛夫的政敌是一位儿童研究专家，所以儿童研究就成了当时苏联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我们就这样把历史的偶然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下来。再比如，对教材的研究，要从研究课标开始，新课程强调的是课程标准而不是课程大纲。课程标准是什么？一是成就标准，给每个年级制订达到什么高度的标准；二是内容标准，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选择所需要的内容；三是机会标准，达到怎么样的平台，用怎样机制手段达成。所以课程标准的高度和内容可以是不一样的，需要与时俱进。这种变化就需要我们校长教师们研究。

《上海教育》：教育的未来是否可以依靠科技的进步？比如最近很热的慕课，您怎么看？

钟启泉：谈到慕课，首先它具有双重性。慕课可以给学习者带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大的自由度，可以给课堂转型带来新的动力，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人际互动的价值。我想起凡是技术手段有更新的阶段，都会有一种声音出来说新的技术会翻转课堂，但是每一次的结局都是不可能的。技术终究是手段，我所看到的慕课离“转型”还很远。比如，现在慕课在发达国家主要应用于成人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在欧美国家的基础教育领域对于慕课等新技术的应用并不风风火火，而是相对保守。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教育上需要把握基础的东西，新的技术不能代替课堂教学，教学的过程一定是人际互动智慧碰撞。因为教育需要两个过程：一个是认知发展和概念建构的过程，另一个是集体形成集团思维的过程。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看法，产生认知矛盾，推动集团思维不断递进。没有思维碰撞，教育就无法完成。此外，慕课的火爆在我们这还有另一层被应试教育利用的原因。所谓名牌中学教案，在其他学校用甚至西部地区用，那么教师还有作用吗，教育还需要考虑班级情况吗？教育需要当面交流，课堂是不可复制的，这都是教育常识。所以，某些慕课还不如说是应试教育课堂搬家，应试教育精致化、普及化。

《上海教育》：所以最后还是要谈到应试教育的危害。

钟启泉：应试教育的本质是反教育。有一次我在学校听课，一节高二数学课做题，只有一个学生解出来，但是他是悄悄地做出来，并不声张。我问他为什么，他对我倒也坦承，说怕将来高考会增加一批敌人——知识要垄断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岂止他一个人，我们的很多校长教师都是这样思考教育的——“本校习题不得外泄”，这不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吗？所以很多人在口头上反对，但是在心里还没看清危害。我觉得对应试教育我们应该有一个坚决的态度。最近正开展的新优质学校我觉得出发点非常好，“办家门口的好学校”是一句真正实施教育公平非常好的口号。不过，如果从逻辑上说，冠上“新”这个字，那还是承认原来那些重点学校“名牌”学校是优质的。这可能是推行新优质学校一种避免争论的策略性做法。但是如果新优质学校要继续发展，要继续推广，那就必然会面临两个标准的挑战：新优质学校不争资源，但是“老优质”学校还在抢资源，在这样双重标准的影响下，建设教育公平与提升素质教育之路会走得很难。应该下决心把原来的“名牌”学校纳入进来，新老之间各有优势，各有问题，让他们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但首先一定是要有一个公平的舞台，要有一个标准，大家不能抢生源。我最近翻译了日本学者佐藤学的一本观察研究世界各国学习共同体的著作。尽管中、日、韩等儒家文化圈还是世界范围内最顽固的应试教育集中区，但也在开始变化，脚踏实地地去做，学校就会不一样。佐藤学观察的3000所学校都是二三流，但是改变之后都成为一流。

应试教育的危害，说得已经很多了，它的危害往往比我们想的要可怕得多。现在是一个需要知识分享的新时代，我们不需要知识垄断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迟早是会被无情地淘汰的。

《上海教育》2014年4月B刊[智库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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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推进中小学微课的健康发展

胡铁生

本文为约稿文章，发表于《上海教育》2014年5期“视点”专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部门、学校、教育企业和教育研究机构认识到微课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开发、应用和研究微课的热潮。微课开发技术越来越普及，微课数量不断增多，新的应用模式正逐步形成。笔者认为：微课不仅是一种新的“课堂”表现形式，更应该是一种新的“课程”资源形态。实践和研究表明：微课的制作不仅是一个技术开发过程，更应该是一个在先进教育理念支持、精细创意的教学设计方法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创造性工作，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人”（教师）。

    首先，我们要高度重视微课程的创新教学设计。良好的教学设计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微课程教学资源的开发，以学生的自主高效学习为中心。此外，微课程的设计关键是要从教学目标制定、学习者分析、内容需求分析、教学媒体选择等方面进行设计，这样才能制作出“让教师在较短时间内运用最恰当教学方法和策略讲清讲透一个知识点，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按自己的学习完全掌握和理解一个有价值的知识点”的微课，确保微课程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实用、易用和想用的直接需求。

    其次，我们要加强微课的应用环境平台的开发，整合与汇聚整个区域的微课资源，使其产生集聚效应。因为一个基于知识点的单独孤立的微课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只有融入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微课应用平台或系统中（如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http://www.c20.org.cn/）才可能被广泛利用。

    再次，我们也要注重对某个学科系列化、专题式、结构化、完整性的微课程建设，鼓励教师根据自己教学风格和教学特色开设的相对完整的、系列化专题式的微课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既能开展基于知识点的有“针对性、查缺补漏”式学习，也能选择某学科或者专题开展有连贯性、完整性的建构式微课程学习，而不至于获得的只是零散杂乱的不成体系的知识，这是当前我国微课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

    最后，我们要注重微课程的团队协作开发，提高微课（特别是专题化系列化微课程）的建设水平与开发效率，避免教师个人或学校闭门造车、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广东省佛山市教育局 胡铁生） 推进中小学微课的健康发展--《上海教育》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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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互联网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教育革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elw3.html
互联网进入我国20年，深入影响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教育也不例外。曾经有人预言，互联网会带来一场教育革命，这一观点在最近更因慕课的推广而广受社会关注，但从我国过去20年的实际情况看，虽然互联网一定程度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也拓宽了学生获得教育资源的渠道，但是，互联网并没有带来教育革命，社会整体的教育模式、学习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互联网为教育带来先进的技术支撑工具，但技术的现代化，并不就是教育的现代化。毋庸置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大中小学的教学设施逐渐电子化，这为教师提供了更好的教学装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少学校，先进的教学设施成为摆设，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外，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基本上停留在灌输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技术只是为灌输教育提供新的手段而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国中小学，由于中高考(微博)的考试评价体系未变，学校还是围着升学指挥棒教学；在我国大学，学校办学存在功利化趋向，办学定位不清晰，普遍存在重研究轻人才培养的倾向，教师对教学的投入并不多，并不注重教育方式、教学内容的创新。

这带来的问题是，新的互联网技术，对中小学而言，只是应试教学的新模式。有的学校让学生使用iPad等电子设备，学校也给孩子布置电子作业，号称减轻学生书包负担，这完全是形式化的减轻，而不是实质意义的减轻——学生不再背沉重的书包，但作业量并没有随电子作业的推出而减少，反而，由于“操作”的便捷，教师可通过电子作业方式给孩子更多的作业。

有意思的是，互联网已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相当多的家庭并不希望孩子接触网络、上网，禁止孩子上网的家庭不在少数。这也与我国的升学教育模式有关，在这一模式之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学习之外的生活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生存教育等并不关注，家长不愿意花时间多与孩子一起上网，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利用互联网工具学习。由于对学生的上网学习习惯培养不够，我国学生的网瘾情况极为严重，调查显示，有20%的大学生有网瘾问题。

这就无怪乎有的大学对一年级新生发出“禁网令”，这显然与大学倡导的互联网学习格格不入。这种尴尬一直存在于我们的互联网教育发展中。多年前，我们就要求高校建设精品课程，并开放精品课程，但精品课程的开放很有限，其间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下，各高校都围着慕课做文章，可大家没有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现实中的大学课堂，都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这样的课程通过网络发布之后，会有多大的吸引力？

说到底，互联网能够带来深入的教育革命，关键在于是否依托互联网，推进教育制度改革——互联网可为教育改革提供技术平台。举例来说，高校依托互联网进行了办公自动化改革，这是进步，而进一步深入的改革，是高校信息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高考录取，依托互联网进行了远程录取改革，使高考录取更便捷，这也是进步，而进一步深入的改革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学生自由申请大学，实现大学自主招生改革。依托互联网技术，加大开放大学建设，让更多人可通过互联网学习，但大家所见的是，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其他所有类型教育的学历、文凭都低人一等，这样一来，互联网教育很难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要让互联网在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深入推进两方面改革，一是打破国家授予文凭体系，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让学校能回归教育本质，按教育规律办学。只有一所学校转变为以教育质量、教育服务吸引学生，而不是功利地追求政绩目标，互联网才会无所不在地让大家感觉到教育以人为本的魅力。这是互联网本身无法带来的，而必须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创造。（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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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我是一个行动的田野教育者 (2014-05-20 10:56: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b7d930102elqa.html
赵玉成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并在日本上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访学，主修教育、心理学，博士后。曾任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被称为市长中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

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十六卷）、《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一次梦想的远征》、《回到教育原点》、《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新教育》等。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并主持《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新世纪教育文库》《新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

朱永新以其开创与推动的新教育实验，14年来在教育领域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2010年被评为“人民网十大人气微博”，“腾讯微博教育意见领袖”，2009年被评为“中国教育60年60人”“回响中国——2009年度教育风云人物”，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7年被评为第七届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2006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5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2003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


做贴近教师的田野教育者


上海教育：如今的中国教育已然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您最近也在与民进的一些代表委员一起推动设立《学校法》。从当初您作为副市长主管教育，同时又在苏州以外推动新教育。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在体制外推动教育的？


朱永新：你看我每天早晨发很多教育的微博，包括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教育活动，当然占用了我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这些都是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在苏州市担任副市长时有一句话：“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为苏州市人民打工，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为新教育打工。”从14年前开始，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不用政府的资源和党派的资源来做新教育和民间教改。

我之所以会这样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切割，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基于程序，我不想因为做事情的本身引起不必要的闲话。比如会有人说你朱永新是在用政府的权力、用政府的资源在干自己私人的事情。所以，当初新教育中的实验区建立时，我刻意回避了自己管辖的区域，避免与行政力量发生联系。事实上，新教育实验学校最后做得最好的也不一定是在苏州。后来到了民主党派工作，我也保持了这样一个习惯。

第二个考虑基于实质。我感觉，目前教育领域内如果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变革，除了需要自上而下的引领，同时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是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会导致基层的教育工作者用形式主义对付上层的官僚主义。很多改革之所以没有深入没有坚持，很大程度源于这些教育改革并没有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如果没有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我们的教育变革都是走不远的。新教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坚持民间的教育立场，能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认同与理解。


上海教育：现在无论教育圈内与圈外教的人，看到每天涌现出的这么多教育问题，常常感觉无从下手，经常发出比较激烈的批评，作为一个5天的教育官员加2天的教育学者，您是一种什么态度？


朱永新：我们深深知道，中国教育虽然有许多弊端，但仅仅靠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持久的改变，才能重构真正的中国好教育。

我觉得，现在教育中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像大家关心的就近入学，从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观设想来说是好的，希望能够保障教育公平。但是，教育选择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和潮流，选择好教育是公民的权利，现在就近入学的规定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公民选择的权利？所以，就近入学需要一个前提，学校之间需要基本上发展平衡。学校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就近入学也很难真正保证公平。你只是保障了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且，有钱有权的家庭是限制不了的，他们可以通过买房等方式就近入学。限制的可能基本上是普通老百姓。

新教育人经常说一句话：“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在大家都在批评教育的氛围中，我觉得相比很多激烈地批评，怎么去做更重要。只要你走进教育，就会发现：新教育人的任何一点努力，都会让教育发生很大的变革。事实上，我在教育一线看到了很多鲜活的经验，有很多改革成功的典范。作为教师也好校长也好，用心去做是能够发生改变而且能够变得卓越的，只不过我们现在从面上在整体上这些良性的教育元素被淹没了，所以导致大家都没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教育远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糟，还是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做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变革，产生了许多好学生好老师的个案。这些优秀的案例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教育的变革是有空间的，而任何改革和实验的最大智慧就是从自己空间里去寻找突破求得发展。

当然，教育圈内和教育圈外都有一些问题。教育圈内，如果说教育缺乏专业性的指导，还不如说更缺乏教育人用平白的话和简单的道理推动教育。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一个大问题是相当多的教育研究者离一线教师太远，离田野教育太远。这个当然和我们目前教育中的一套评估机制相关，但也和我们教育研究者自觉的田野意识不足有关。很多研究者到了学校，说的语言教师听不懂，他们关注的问题一线教师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很难融入学校，到了学校他们也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这样也导致他们没有到学校的积极性。他们还是习惯满足于在高校里写论文，出著作，评职称，得奖，形成一个个内循环。他们没有真正把教育中的知识理论与研究用到田野中去，用到教室中去，真正去改变教师与改变生活。

理论总是指出生活的内部有着怎样的某种规律，但却无法指明生活本身。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教育实验既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但更强调教育即生活；反思的教育生活即教育实验本身。回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创造，这是我们力图汲取一切理论，最终超越于任何单个理论的最重要原则。就像新教育中的课程研发是一种活生生的教育生活，但从来也没有忽视理论的作用。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对人类优秀教育理论遗产的整体性认知和透彻性把握，新教育是走不远的。从理论构建上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形成新教育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核心价值到我们的课程，我们一直为把新教育理论成长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教育学派而努力。


上海教育：在您推动新教育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定位其民间教育的角色，并开展活动的？


朱永新：我觉得体制内教育也有体制内的好处，体制外教育也有体制外的好处，各有利弊特点。对新教育来说，它的目的是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一条素质教育的道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大家知道，教育也可以这样去做。学校也可以这样去做，教师也可以这样去成长。


新教育不是对现有教育做颠覆性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对体制内教育做一个补充性的完善。它和现在很多教育的东西不是对立的，甚至包括应试教育。新教育不是应试教育，但是新教育不害怕应试；新教育不追求分数，但是分数是对我们额外的奖赏。所以新教育实验如果呈现出一种完全是颠覆性的面貌，那就很难生存，如果没有好的分数，新教育也做不下去，没人理你。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下，我希望新教育学校在做好的教育的同时，也给学生带来好的分数。新教育当然需要行政力量的支持。但是，任何行政力量都是有局限的。过分依赖行政推动，而不靠新教育自身的民间性，就容易遇到困难。特别是一些以区域性来推动新教育实验的地方，比如一些教育局新的教育局长对新教育与前任理解不同，没有对新教育的感情，那么在这个区域内新教育就会停滞，甚至萎缩。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是我想，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我们新教育自身还没有强大到大家无法离开的地步。所以，整个新教育还是要真正的强大，他才能站住。


教育工作者应当忠实于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


上海教育：您提到了新教育对教育的探索，您又是如何用新教育影响教师进而影响教育的呢？


朱永新：新教育坚持民间立场、理论从实践中总结、坚持立足第一线。对新教育实验而言，个体生命和共同体生命的良好状态，是一个绝对的原点。而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这种良好的生命状态。2006年开始，每一届新教育大会的主报告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如2010年提出文化为学校立魂，2011年提出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2012年提出缔造完美教室，2013年提出研发卓越课程。从这几年报告题目，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努力从全方位角度改变我们教育生态。

不同区域的教育有不同的特点与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通过教师的差异来体现出来，总体上来说，西部与东部，城市和农村，城市的好学校与其他学校之间，他们的差距从理念到内容都与教师本身的差距直接相关。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离开西部，离开农村，离开了薄弱学校，更需要我们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加强教师对教育的理解。

新教育在管理上提倡底线+榜样。如有新教育学校的底线是要求老师每个月都要读一本书。很多教师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美好的东西，一旦接触了就会发觉读书真的很好，真的很值得，真的对我教学有用，所以他们就会慢慢去读了。从底线中慢慢地会产生榜样，用这些榜样的故事再来言说，再来教育大家，这样延续榜样的过程来带动更多的人，逐步把底线提高，让更多的老师体验阅读。新教育永不表扬达到了底线的人与事，它甚至极少直接批评没达到底线的人与事，因为它不会将目光与精力耗费在消极的因素上，而只是毫不吝惜言辞与诚意，去表扬榜样，言说榜样——当然，是呈现榜样的故事，榜样的细节，而不是笼统地说某某某是榜样。


上海教育：您上面提到了您始终强调的阅读，您又是如何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呢？

朱永新：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不会有热爱阅读的学生。因为新教育实验强调教师专业阅读。阅读首先激发他们成长的渴望，所以选对书很重要。我们很多书不适合教师看，不适合学生在学校阶段看的。师生共读一本书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共同的生活，有动力共同的成长，有动力与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是教育最重要的活动。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是一个我们新疆的孩子。中央电视台2012年评选十大读书少年中有一位哈萨克族学生，名叫赛甫丁·哈斯木拜，他来自我们新教育学校奎屯市第八中学。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他带来找我，他看我看了半天，然后问我是不是朱老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他说在学校里看了照片。然后他说:“朱老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而我要说我的阅读史就是要改变我的家族和我的民族的历史。”

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并不仅仅是因为要考试，而是因为我们要生活。让阅读成为伴随学生终身的生活习惯；让阅读成为人生旅途所必须经历的精神跋涉。

阅读最关键的一点，它唤醒了教师内在的成长的力量和渴望，找到了教师成长最重要的密码，新教育用生命叙事的理论用专业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书写生命传奇，让渴望成长的老师同时找到了方法。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专业写作，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专业发展共同体，站在团队的肩膀上飞翔。这些都是卓有成效转变教师的方式。教师一旦做了，他就能享受到成长，感觉到成效，他们就会有积极性。

新教育实验把教师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对久居新教育共同体之中的人而言，加盟新教育，也是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校教师在每个学期中，将共同研读优秀的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不同的学科共同体还将共同研读相关的本体性知识方面的专著，每一个学科始终能够追踪着本学科的研究前沿……除了少数，身居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成为终身学习者，整个团队呈现出卓越的学习型组织的面貌。

现在都说教师负担很重，负担是一种心理的感受。实际上老师的负担和学生的负担问题是一样的，看你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喜欢的东西就不是负担。所以学生的负担是各种机械重复的练习，教师的负担是各种检查评价，真正热爱阅读的老师感觉不到困难。参加我们新教育的老师，比其他老师要忙碌得多，但是他们感觉到快乐。尽管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但他们认为并不是负担。

阅读确实能扎扎实实改变我们的教育，改变我们的师生。中央电视台2012年评选十大读书少年，全国30个候选人有17个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说明孩子们的确通过阅读成长了。《中国教育报》每年评选十大推动阅读人物，每一年都有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他们能在全国1500万教师中脱颖而出是很不容易的。



路途漫漫，长歌而行


上海教育：您已经开展了14年的新教育历程，对于它的未来发展有何设想？

朱永新：新教育认为，请花木公司把学校种满花草树木，这与课程无关；让学生从种子或幼苗开始，进行种植、培育，这会成为课程的一部分。朗读背诵唐诗宋词算不上新教育课程，在一组古诗词中遭遇活生生的人，古代的农人、旅人、诗人，以及今天因此而生活在古典语词温度里的我们，才是新教育课程。新教育不仅是推动教师学习与阅读，提供空间与平台，包括我们建设网络师范学院，是去培养一群优秀的教师，包括晨诵、午读、暮省，童话剧等等方式，都不是一个终极形态，我们很多教育实验不是拿着一套现成的理论，拿出现成的工具让一线老师去做，而是我们与一线老师一起来做，共同来生成一条路。第一线的老师从事教育科研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鲜活的教育案例；而对他们来说，记载、整理和思考自己的教育案例，就是最好的教育科研。

我对新教育的梦想提出过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是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一个是成为中国本土的一个教育学派。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新教育的十大行动，新教育的课程，包括我们即将要研发的新生命、新艺术、新公民课程，都是从更深层次更全面角度来影响与改变教育。

14年前，《我的教育理想》孕育出新教育最初的理念，后来有了实验学校，有了六大行动，现在它更加从课程的层面、课堂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来改进教育和提升教育。新教育不是封闭的，始终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状态之中。新教育虽然已经有14年历程，但是我觉得才是刚刚开始，还要走很漫长的历程，还要走很多的14年。我们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研发，好的经验成形一个发展一个，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不断发展。

geonet

新华社、中新社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8日接连召开两场会议，部署改革事宜。

上午，习近平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敲定未来七年的改革“路线图”，并剑指国企薪酬，考试招生制度等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下午，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身份主持会议，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挖掘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一天之内的两次会议，兼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习近平对中国改革作出全面布局。

习近平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总体上看，我国考试招生制度符合国情，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适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在充分论证搞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

任玉岭目前的身份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这让他对当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更为关注。

他指出，通过考试来招生是需要维护的基本制度，但目前招生过程中，因为一些制度没有建立，造成了不少走后门、搞关系的现象发生。而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则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不公平问题。

中央深改组18日的会议拿出了改革的初步方案：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北京大学教授于长江告诉中新社记者，上述改革方案基本上吸收了过去十余年教育界对中国考试招生制度的反思批评和探索研究成果。他表示，任何教育都需要一个标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考试标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照顾不周，往往只代表一种情况，反应学生一方面素质。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多元化招生模式。

于长江也重点谈到了对职业教育的歧视问题，他表示，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要平等看待，“这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层面问题，还需要深层及价值观的调整”。

此番深改组会议对两大不公平问题的聚焦和习近平对公平正义的强调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