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育处于狂躁浮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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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育处于狂躁浮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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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前校长、中国教育改革先行者刘道玉。CFP 资料

十年前，刘道玉的一本《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从旁佐证了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兴衰流变——五十年代，武大化学系毕业；六十年代留 苏；1977年，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对恢复统一高考(精品课)起很大作用”；1981年起，担任武大校长的7年，可谓他与这所大学的黄金时代——“率先推进 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学分制、转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

如今，电话那厢，一声不自觉在拔高音量的“喂”，道破这位耄耋老人，听力衰退后的几分焦躁。他内在的忧思，则从1988年，被免去校长职位之后，延续至今。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刘道玉直言不讳——“我认为，中国教育目前的状况是处于狂躁与浮肿的状态”，并言辞犀利地直指这些不正常现象背后的社会基础，他呼吁教育部坚决放权，赋予大学独立办学和自主招生之权。

其实，“消肿除躁”的“药方”，他在2009年发表的五卷本《创造教育书系》里，就明确提出：首先，教育改革当从体制改革入手。“必须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其次，必须摒弃陈旧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

【对话刘道玉】

澎湃新闻：您是否关注了近期的两起“名校风波”——“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被指有部分‘抄袭’”、“清华北大招生办失态‘争抢’高分生源”？

刘道玉：我非常关注最近发生的“名校风波”事件，作为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我对发生这些丑闻，感到非常痛心。这些事件绝非偶然，是我国高等教育诸多问题积累和发酵的必然结果。我国大学校庆“文化”已经泛滥成灾，几乎每个学校都是自吹自擂。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宣传片，抄袭国外著名大学宣传片，他们完全亵渎了大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抄袭既说明了我国大学创造精神的缺失，又反映出我国大学极度虚荣心作祟。必须指出，抄袭、剽窃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大学、企业、文化和影视作品，抄袭是普遍现象。近年以来，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山寨工厂，山寨货大行其道，以及最近又流行的大量的淘宝村，都是靠抄袭来谋取暴利的。

澎湃新闻：如果说“抄袭”是社会普遍现象，那您作为老校长，对高校抢优质生源是不是更加司空见惯了？

刘道玉：其实，这两校招生掐尖，亦非今日，他们争抢所谓的状元已经旷日长久了。2011年开始的，以清华领衔的“华约”，把10多所大学拉进来，而北大也不甘示弱，组织了一个“北约”，网络10多所大学，与清华进行对垒，这就是一场恶性的竞争。当初我就说，所谓的联盟必然是短命的，不幸被我言中。这场骂战，简直是斯文扫地，失去了为人师表的起码资格。这种争夺所谓的尖子学生，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观念作怪，也是对本校培养学生的能力缺乏信心的表现，只能靠高分的学生来装饰学校的门面，这些高分的学生除了统计和宣传意义外，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而已。有人说，全国状元半数进了北大和清华，但是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难道还不应该改弦更张吗？

澎湃新闻：如果您仍担任校长，会如何解决“高分生源”这一现实问题？众所周知，高校围绕生源的暗战，由来已久。

刘道玉：我历来认为，高校招生工作，重要的不是考试和分数，而是录取，而录取是需要有智慧的。如果我现在依然还是大学校长，我会对状元说“不”，也会淡化高分的学生。我会通过改革招生办法，设计几套考核学生个性、智力、求异、质疑、批判和冒险精神等素质。哪怕一些学生的考分不是很高，但只要他们具有这些能够成为杰出人才的素质，我会优先录取他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会花功夫培训招生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转变观念，树立正派的作风，践行高尚的职业道德，做到具有慧眼识才的能力与方法。

澎湃新闻：教育界不乏与您同样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士。值得探究的是，怎样使大家的呼吁与建议不致一再沦为“老生常谈”？

刘道玉：在统一考试和统一划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大学自主招生只是名义上的，是不能落实到实处的。在民国时期，吴晗和钱钟书的数学都是零分，但他们却能够被当时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现在的大学校长有这种权力吗？这再次反映出大学独立办学和自主招生是不可剥夺的权力。国家教育部能够赋予大学这些权力吗？

澎湃新闻：那么，正如您所说，应试教育观念难以一时更改、大学自主招生无法落实，这种现况下，考生怎样获得值得信任的指引，从而找准未来方向？

刘道玉：我始终认为，大学生能否成为杰出的人才，既与名校无关，也与名师无关。如果与名校有关，那北大和清华的所有学生都应该是杰出人才，然而却不是，反而非名牌大学也出现了诸多的优秀人才。一个大学生能否成才，只决定于自己，具体地说决定于自己的志趣、理想和执着的追求。

现在不仅大学存在着极度的虚荣心，而且相当多的考生也怀有虚荣心，盲目的追逐名校和高学位就是虚荣心的表现。本来，研究生学位是为做学术研究而设，经商、官员和实际工作人员戴博士帽有何益？

今年元月6日，《光明日报》教育周刊发表了我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学生成才究竟决定于什么”，具体提出了一个人只要具备了“酷爱读书、善于自学、超强记忆力、文理兼通和悟性”这五个重要素质，任何人都是能够成为杰出人才的。反之，一个即使进了名校，获得了高学历和高学位，如果没有悟性，他们是绝对不能成为杰出成才的。

澎湃新闻：您过去曾多次提出，中国教育的发展代替了改革。现从学府的负面新闻上看，中国教育的发展已行至何种程度？走向将如何？

刘道玉：今年是《关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公布30周年，这个决定在80年代可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并没有过时，可是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文件。文件指出：教育改革应当从体制改革入手，如果抓住这个问题，就不会走偏方向。怎么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首先是改变国家教育部大一统的领导体制，教育部必须坚决放权，转变职能，把基础教育权下放给各省市，把大学的权力下放给大学。

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改革是教育观念的转变，办学模式的更新，课程体系的改变，教育质量的提高。我认为，中国教育目前的状况是处于狂躁和浮肿的状态，虽然我国中学生考试成绩名列世界前茅，大学在世界排名节节上升，但那都是量的叠加，丝毫反映不出我国大学的真正学术水平。如果中国大学没有众多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诸多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没有国际公认的科学学派，不能培养出国际公认的学术领袖，即使《泰晤士教育周刊》把北大和清华排在世界前10名，但他们始终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世界大学排名，本身就是商业行为，就是误导，而中国的一些大学却津津乐道自己大学排名的上升，这纯是满足虚荣心的需要而已。世界各国有许多大学，公然抵制大学排名，我国大学也应当对大学排名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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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被撤职的一段经历[转]
              ——打破教育垄断，引进民间教育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被撤职的一段经历[转] 人物档案：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  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  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  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8年因与教育部上司有分歧被免职。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  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对很多人来说，刘道玉的名字也许陌生，而对于武大学子而言，73岁的刘道玉是他们心中的一段传奇，一种向往。刘道玉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但1988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突然免职。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刘道玉带着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刘道玉的思维依然敏捷锐利。“中国的大学要做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在昨天的见面会上回答读者问题时，刘道玉就中国教育侃侃而谈。
　　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您可能是第一位为自己写自传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从1988年，您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写自传？
　　刘：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除了出于您个人的一种生平总结外，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关注，一是大众认识到教育是兴国之本；第二是因为大众对中国的教育有着种种不满。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我感到很焦急。我认为，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

                    如果是校长我会留住陈丹青
　　记：在大学教育界，今年的确出了不少震动的事件，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停招研究生等等。您对这些事件怎么看？
　　刘：我认为，像陈丹青这些人的举动是出于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一种失去信心的无奈之举。我理解他们，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勇敢之举，因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愿滥竽充数。
　　如果我还当大学校长的话，如果他们在我的大学里，我会劝阻他们，请他们留下，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给这些教授、学生更灵活的自主权。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学生所在校方的一种回应，对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应该放权
　　记：“文革”之后，您为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考在中国已恢复了近三十年，现在公众对高考的批评却不少。
　　刘：“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现在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这是添枝加叶式的，关键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教育部应该要放权，让高校招生有自主权，比如一些重点大学可以自主出题、自主招生。选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数。现在经济都多元化了，考试也应该多元化。
                    大学校长应是职业教育家
　　记：大学校长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今年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您认为，理想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
　　刘：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
　　记者：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现在，您还是把改革挂在心中。
　　刘：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为什么被免职后不做官或离开武大？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
        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记者：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记者：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记者：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凖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 ——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锺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1961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凖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为何得罪国家教委和省委负责人？
　　记者：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你的书中写了，你被免职后，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戴河召见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领导国务院属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有人由此推测，你被免职，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人事算计之谜。你自己如何分析？是当权者认为你“离经叛道”，还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还是有某些恩恩怨怨？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例如国家教育部门那位主管，就认为我威胁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长蒋南翔任职到期，谁来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到教育部来，对处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我的得票是第一位，当时的这位副部长得票比较低，据说他为此还气病了。当然，我是坚决不想当的，当时我就到中组部去陈述说，我已经在1979年当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会来的，千万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动，你们中组部也被动。
　　这是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胁到他的位置：论年龄我比他年轻十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论教育论着我也比他多。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级的国家教委，据说人事方案之一是由万里副总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担任第一副主任，这消息传得非常广，我得知后，再一次到中组部去陈述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我非常高兴后来中央决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胁。
　　关于改革理念，我与他们也说不到一起去，发生过三次冲突。一次是关于“学分制”的。这位主管在会议上公然说，搞什么学分制啊，美国搞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卫星上了天！有次我与他辩论说： “××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无知。你从哪里得知‘美国学分制失败了’？据我所知美国现在各大学依然还是学分制，而且更有发展。至于苏联不搞学分制，我们也没有说学分制是大学培养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试验嘛。”
　　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问题。他批评我们武大说：提出“创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我说：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我们提出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这么提，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发学生的创造性素质，为他们今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也不排除少数出色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出创造性成果，现在不是就有学生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吗？你认为大学四年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就不能提这个目标，我倒要反问你：现在提“要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能保证大学四年树立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说学生做不到，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提？
　　第三次，是关于政治辅导员问题。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华首创，推广到全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产物。我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制度并不受学生欢迎，政治辅导员队伍也极不稳定——选业务好的教师来干，他不安心；选业务不强的教师来干，他没有威信。1985年，我将这个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教委主管指责我说：你取消政治辅导员，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说，加强思想工作不在于形式而重在实效，我们将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进来，规定每个讲师以上教师都要带十个学生，将教书育人制度化，这就是加强思想工作。
　　这几次争论，他虽然输了理，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我耿耿于怀。
　　记者：武汉大学归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湖北省委的态度如何？
　　刘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也发生过冲突。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参加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1934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1949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
                 教育失败的总祸根是当局决策失误
    记者：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教育的不满。
　　大学合并，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扩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日益蔓延，学者剽窃抄袭时有报道；教授数量扒堆但素质却严重下滑，有些人不务正业，在外兼职捞外快成风。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是真正原创性的、能够跟国外的重大发明创造相提并论的成果，几乎没有……当前的危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严谨学风。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有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导致消费急剧增长，人们一切向钱看；从学术上讲，没有自由民主，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信仰奉献精神，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了，就是信钱。金钱成了人们最想要、唯一想要、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也经过了早期敛财致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乱？他们的基督教对人们的道德起到了规范和制衡功能。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制衡都没有了。
　　根子追到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还得归结为最高教育当局决策管理上的失误。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究竟最先是谁提出的？教育部后来否认说没有这么提。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大学合并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但还是要强行合并，从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舰’，牌子是谁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系升格成院……是谁点头的？建设“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是谁订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是谁提的？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拉动教育消费的思想指导下，超过学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扩招指标，又是谁下达的？
    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积极参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会”，签订那么多毫无约束力的“意向合同”，这不是“产业化”又是什么？美国虽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他们也没有要求学校自给自足，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反要求搞创收呢？现在大学都在搞“圈地运动”，校园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办公室越来越豪华，勤俭办学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某重点大学创办了三个“科技园”，还在全国各地建了五个研究院，大力发展所谓“成人教育学院”，实际上是降格以求的变相本科教育……这不是搞以创收为目的的“产业化”又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创建“一流大学”也是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喊出的口号，接着出现“千军万马争‘一流’”。“一流大学”是靠提口号建起的吗？哈佛大学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一朝一夕竖一个竿子就能见到影子的，它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
    教育决策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致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个分水岭。譬如“211”工程、“校长学者化”、“振兴教育行动工程”……都是在那时候；“一流大学”、大学合并、“985工程”、大学扩招、研究生大发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国大学还有一批职业教育家，他们都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全心全意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双肩挑”的学者，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办学权，只能上传下达，照章办事。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跟风，教育领域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教育问题，我就想用“醉汉”来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认；教育明明出了问题，教育当局也是不承认，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危险的，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酿成大病，现在中国教育就是一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
                出路在于改革教育部领导体制
    记者：用什么办法能够对教育界起到强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机？
    刘道玉：还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从源头改起——从教育部领导体制改起。关键是教育部要放权，大力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不能再维持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了，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通过控制、分配资源来领导全国教育了。大一统的领导体制，一旦上面决策失误，就是从上到下全局性的、长远性的，上面决策错了，下面跟着执行就要跟着错么。如果是大学独立办学，你上面错了，下面可以不执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加了那次会议，那个文件就是强调要放权，但现在基本上没有实行。美国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但是美国就没有像中国这种教育部。美国于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两项职能：一是教育信息统计，为全国提供信息；二是监督制衡教育公平问题，其它都不管。中国呢，教育部的权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国教育的一切资源，这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须放权，从招生、科研计划、教学计划、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设、评奖……统统要放权，有的是放到重点大学——你看哈佛、耶鲁，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归教育部官员管吗？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权之后，国家教育部就是制订法规，制定宏观政策，负责监督制衡。
    记者：当局或许担心这会危及对青年学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门改得了的。
    刘道玉：是的。有个记者就对我说：“教育现在成了中国最保守的一个领域，甚至比科技体制、比文化体制还要保守。”科技、文化体制也都放开了，可教育体制迄今一直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运转。说起来这真算荒唐的笑话了，连大学生在校可以结婚，教育部也发个文。有宪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该管大学生结不结婚吗？你凭什么管？还发了个“幼儿园管理”的文件，国家教育部管幼儿园！由于它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管教育，所以一举手一投足就错！
    再比如招生，只给大学5％的招生权，自己控制95％！北大、清华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吗？规定他们对5％的学生，“分数线可以下滑30分”。这要你教育部管吗？哈佛大学招生招什么人，要谁不要谁，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国家管不着。还要规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说到底，教育部要放权，照老子讲的“无为而治”。否则，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
    其次，要实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学术威望的高低来选拔校长，一定要选拔那些懂教育、热爱教育、愿意献身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来做校长。现在大学办得不好，校长要负一部分责任，虽然他们很辛苦。我就公开提出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要由治学的人来选拔治校的人，要将选拔校长的权力由党的组织部门转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们才懂得选什么样的校长。学术声誉并不是与领导能力划等号的，专门学问家与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同时，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员，不能给他规定任期，规定行政级别。只要他干得好，教授们接受他，他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招收的学生四年才能毕业，时间短了，怎么能检验他培养的学生好不好？我统计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干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长艾略特干了40年。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耶鲁本来与我们武大结成姊妹学校，他干了13年，是干得最好的。列文13年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教过一节课，他就专心致志地当校长。
    要做一个职业校长，当完全的、整个的校长，而不能当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的校长”就是一个人有了妻子，还想着情人。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校长，又要当校长，又要参加人大、政协，又要出国开会……还要带研究生——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你校长带研究生，申请基金、申请成果，别的教授当然抢不过你！当了校长，就不得再从事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个人认为，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热爱、值得献身的事业，小者影响千万人的学业，大者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当前正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
    第三点，我认为应该大力整肃学风。虽然不能搞运动，但是要广泛宣传和检查，要花大力气。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乱世必用重典，不矫枉过正是纠正不了的。 “鱼”“渔”和“渔场”
记者：你在武汉大学校长被免职之后，去搞民办学校，是怎么考虑的？
刘道玉：我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义；我的某些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对现成的东西是维护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往往是不满意的，他总想变，追求完美，追求终极的关怀、终极的价值目标。我觉得一个校长就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他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才能够培养有理想的学生，才能够从有理想的学生中收获精英。
    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失败者。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现实的利益、与既定的体制发生冲突。我当时想办民办大学，没有办成，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办大学控制得非常严格，国家有个“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大学要求“严加控制”——上面要“严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尝试，都没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别我又是个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后来没办法，去办民办中小学。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创造教育”的，实行“创造教育”需要从幼儿开始，趁思维还没有定型，就要培养创造性。这所学校办了六年，确实还积累了很多经验，发表了很多文章，我还写了一本书《爱的学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武汉市教育成果一等奖。那本书，就是我办民办中小学的一个记录，包括教育理念、方针、方法、校训、学风……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设计了一个在中小学实施创造教育的“一主二辅三结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后来这所学校因为资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终止。
　　当时我以为民办大学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可以实现我的办学理念，其实这种理想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实现的，私立学校的空间很小很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全国出现“私立中小学热”，现在垮了80％。为什么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学校打压的结果。本来武汉市的私立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点中学搞“一校两制”，要他们打着自己的“公立重点学校”招牌办一个民办中学，搞高额收费。中国的市民还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几年之内，武汉市乃至全国，真正的民办私立学校很多都垮了。
    民办大学境况当时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也很艰难。现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现了所谓“独立学院”——这就是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私生子”：民间企业家出钱投资，重点大学出招牌，迎合群众上好大学的心态。这实际上就是重点大学在变相地卖文凭！真正独立的民办大学呢，空间就又被打压—— 他们总是打压！
    与国外联合办学，卡得非常严，得教育部批准，外资轻易进不来。依我看，50年内，甚至100年内，像美国那样创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学，是不可能的。
　　记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中美教育，现在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人知识，不如给人获得知识的技能），这句话的思路，对于将中国目前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转到培养素质，是有用的。但我认为，美国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给学生以“渔场”——提供让他们自己在“捕鱼”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技能的广阔空间。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现在教育的问题，根本弊病就是当局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限制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致使“渔场”无法扩大。不知你怎么看？
　　刘道玉：有道理。你这个“鱼”、“渔”和“渔场”的比喻，确实很形象地点明了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像我吧，对教育可以说非常锺情，但我如果没有“渔场”我能干什么呢？一个热爱教育的人，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学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渔场”被他们牢牢地把持在手里啊！柏拉图，罗素，杜威，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就能自己办学，中国早期的教育家，也能办实验学校。
    可是现在中国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统！有的民间教育家像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我还当过他的一段顾问呢，参观过他的民办南洋学校，他是晋商的代表，很有头脑，培养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统管的体制，他培养的学生就是素质再高，过不了升学率这一关，家长要看升学率，学生也要看升学率……
　　记者：他在2004年无偿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写了个小册子，愤怒地抨击教育部的利益集团压制民办教育。
    刘道玉：最后他无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样，你不被招安，就没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们那一套。我当年办学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不办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就是思考问题，写文章，参加讨论，传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华民族有什么危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怎样救教育？怎样救中国？
          刘道玉：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刘道玉先生的悲剧，决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至今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两代人的悲剧。不少发言者对导致道玉先生下台的当事人耿耿于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还有更加深厚得多的时代背景，某当事人不过是影子而已。
    有一位发言者提到，刘道玉的武大是当时中国的“小深圳”。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直白地表达了武大当时在全国教育领域里的改革地位。可是，在一个对当代中国一无所知，却了解世界现代文明的人看来，一所大学的重要地位需要借助于一个经济特区的比喻来表达，真有点莫名其妙。
    真正大学，从来就是一个特区。近代文明就是城市工商运动与大学运动相呼应的产物。巴黎大学之于法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于英国，柏林洪堡大学之于德国，哈佛大学之于美国，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之于日本，魏兹曼的希伯莱大学之于以色列等等，……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莫不是以大学特区为中心。即便在现代中国，蔡元培的北大也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国共两党政权崛起的关键分别也是黄埔、延安这两所“准大学”，西南联大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今天国人却有一个经验——这是只有当代中国人才有的特殊经验，中国的繁荣与深圳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这里竟然不是大学，不是教堂，不是革命根据地，而仅仅是南方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是它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凭什么？因为对面是香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由内部智慧引领和创造的，而是由外部力量拽着走的。因此，与所有其它成功的现代国家不同，它的特区不是自己的大学，而是这个能看到外国榜样、能与之直接沟通（虽然还只是二手货）的小渔村。刘道玉是幸运的，那是在改革初期，中国人内心的生命力还在激荡的时候，大学招生造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的振奋，也带来了大学文化的繁荣。80年代初期，这位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这位最有胆识的大学改革家身上，聚焦了这个民族新生的希望。他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洪堡、福泽谕吉、魏兹曼，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的，有可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的。
    也许刘道玉本来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居然放弃了做团中央书记，放弃了做武汉市长，甚至放弃了做教育部长的机会，只是专心做一个大学校长。这在当代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却不知在现代文明的国家，名牌大学校长是全社会最高的名誉。然而，这是在中国，在一个只顾经济建设的中国，一个以跟踪别人既有时尚为发展之路的中国，一个由一帮愚昧的、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主导的中国，一个以GDP的增长为转移的中国，一个居然想得出以大学产业化来拉动GDP增长这样荒诞主意的中国。
    在这里，人是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大脑的，大学仅仅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学的独立思想和创造力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还构成政治稳定的威胁。这样，大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刘道玉，这面80年代大学改革的旗帜，可谓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的命运原来早已注定。1989年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似乎有了刘道玉命运的一线转机。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又补充说，教育失误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失误。此后，刘道玉彻底淡出了中国大学的视线。从来没有一个现代民族的真正崛起，不是以自己真正的大学为核心的。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改革原武汉大学校长
             刘道玉 2008年3月22日
一、大学教育改革应从体制改革入手
    1. 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回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它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其中有两位历史功臣，一个是冒险为很多人平了反的胡耀邦，他是“中共的良心”；另一个是赵紫阳，推动了农村改革。回忆自己参与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草案的制定。“可惜的是这个草案后来不了了之”。邓小平讲话中谈到对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可惜没有落到实处。
    2. 何谓“从体制改革入手”。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现状的困。要减政减权，有系统的进行改革，要扩大学校自主权。教育的根本目的：提高民族素质。衡量教育的标准是人才，而不是经济指标。可惜现状并非如此。
    3. 为何要从体制入手。教育体制属于中观的体制。中国自古有大一统集权的体制传统，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特点是垄断一切教育资源。甚至出现教育部的法盲行为，管得过宽，与现有法律都产生了抵触，如限制学生结婚、租房甚至买电脑——这在刘道玉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大学。教育体制的集权还体现在工程思维上，巧立名目，炒作。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计划，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也越来越多。各种评比，搞形式主义。浪费宝贵资源，“好大狂”的做法。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计划教育。这与市场经济是相悖的，与教育规律是相悖的，与时代精神是相悖的。
    4. 形式主义与官僚作风盛行。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没有特色，缺乏创造性？这和瞎指挥和冒进有关。比如合并大学，是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合并的，不能体现大学自身的需要。211工程搞了10余年，劳民伤财。毫不客气地说某些大学虽然进了211，但是本质上是垃圾。大学的发展和合并，就要像自由恋爱，而不是包办。“本科教学评估，逼良为娼，形式主义，不能再搞了”某参加教学评估的校长这样告诉他。
    在这样形式主义盛行的中国教育界，却没有大学抵制，这一定程度上和中国人“同向思维”的定势有关，也难怪现在豪华建校的浮夸建设之风。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悲哀。
二、独立、自由、自主是大学的精神
    1.大学的理念。回忆了大学的起源。大学的理念精神决定办学思维和体制。中国大学没有教育家，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家都不懂哲学。西方的哲学家很多都是教育家，哲学家很多研究教育。因为不懂哲学就不懂思维，不懂思维就不懂教育。而中国的哲学家却专门研究政治。
大学的理念很重要的就是独立，或者说是对外界的冷漠。“独立，追求真理，精英教育，分权管理”是大学理念的重要信条。西方大学的起源在教会学校，那是学者们与世隔绝专心治学之地，和世俗纷扰甚少。中国的大学以国立大学为起源，早期的教会大学并没有得势。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和集权有关，不独立，是实用主义的产物。
    2.中国大学的问题。“移植西方大学没有灵魂的躯壳，模仿出不伦不类的体制。”用他自己编的谜语：中国的教育体制——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是西方的，里面是黄的，中国的。
三、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1.必须改革大一统的体制。举例美国教育部，职能范围很窄，只管教育公平与统计事务。按老子的话说，“无为而治”，当是给当下中国教育部的箴言。“教育部如果太有为，下面的学校就无为了。” 例如：应该在高校民主选拔校长，作为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因为高校是最具有理性的机构，选民素质条件具备。解放前的武大，校长的选拔权就给了学生和老师的。作为一个校长，他学术贡献并没有其教育思想更能衡量其资格。
北大从前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校训很好，可惜现在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校训。
    2.招生体制必须改革。统一高考在现在不适用了，作为参与恢复高考和高考30年进程的人他如是说。制衡办法：三权分立。教育部制定监督，考试院独立组织考试，大学自主录取。举例美国模式。
    3.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80年代武大的成功改革，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成功就在体制改革。比如学分制。但是现在的学分制，很多学校是真的学分制还是假的学分制还有待商榷。
    4.改革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专才还是通才？以前学习苏联，培养专才，但是现在俄罗斯大学已经抛弃那一套了，中国为什么还坚持？以前反对这种模式就是右派了，而今天坚持这种模式是实用主义在作怪。大学要全面培养素质，而不是进行职业教育。不是名校名师出人才，人才靠的是志趣、兴趣、信念、执着、成功。中国的科学家研究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国家的任务，这就是中国为何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科学研究的动力在于好奇心和闲暇。”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总之，中国需要大学教育精神的启蒙。
　    一个大学校长的最后自白 前武汉大学校长 刘道玉 2008-03-23
   “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就能够振兴我国经济吗？”
    中国教育是“大一统”体制。“教育部把持，也垄断着一切教育工作的决策与管理权。”他讽刺地说到“现在大学生结婚还要教育部批准，这群人就是法盲！还有大一的学生不让带电脑，不让在外租房，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回想他当年上学的那会，“班上有结婚的，有怀孕的，还有生小孩的，恋爱，结婚是每个成年人都享有的权利，而教育部连这个都不懂。”他指出现在的教育部就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要管，这就是没有抓准方向！”
    他还说到，我国现在的教育就是一种“工程思维”。“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好大狂’和形式主义。但是，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就能够振兴我国经济吗？”“文革前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为23所，78年为34所，现在为76所，越来越集权！现在流行什么教育工程，什么211工程，973工程，阳光工程…明显带有炒作之嫌。”而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大学造成很消极的影响：大学无个性，“千人一面，万人一格”；无创造性，瞎指挥，大跃进；相互攀比，评估造假；形式主义盛行。对于大学的合并热潮，他幽默地打趣道“这是逼良为娼”，我们一定要“提倡自由恋爱”
       中国大学的体制是“剥了皮的煮鸡蛋——外白内黄”
    独立、民主、自由是大学教育的精髓。他从大学的起源讲起：“西方大学起源于意大利和法国，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由教会主办的，现在的大学精神都源于那个时代。中国最早的5所大学也是教会主办的，可惜没成气侯，国立大学走上了主流，鄙校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所。中国的当代教育主要还是学西方，可悲的是，我们只学会了形式而没有通其本质，移植了躯壳而没有灵魂，搞得不伦不类，没有自己的理念。”
    他言辞犀利又不乏幽默：“谜语：中国大学的体制——打一个双色熟食”谜底是剥了皮的鸡蛋——“外白内黄”套用西方的模式，但是还是沿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
    我一生搞教育，思考得越多就越痛苦。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学术体制！那么中国怎么才会有？究竟要用什么样的体制？“我认为，要用道家的‘无为’，上不为，下才会有为！”“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教育如何搞？老校长提出了他的建议：
首先，要改革校长选举制度。“哲学教人思考，校长一定是要具有思想家的素质的教育家。但是中国很怪：教育家不懂哲学，而学哲学的有不搞教育，他们专心政治。还有就是要民主选举校长，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要治学人选举治校人，这样才有出路！”
    其次，改革招生制度。他主张“三权分立”，教育部拥有决策权，独立考试院拥有考试权，大学拥有招生权。取消全国统一考试，采取大区、省、重点大学和艺体院四类分别考试的方法。指出大学录取一定要有针对性。
    接着，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移交于制度的改革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建立民主、自由的体制。他回想武大当年的辉煌，北大教授、学生都想转到武大来…“但是，现在落伍啦！”他有一点无奈，“现在好多大学弄的都是假的学分制度，如果一个学校不许学生自由转系，自由听课，那么它就没有学分制。”
    最后，要改革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我总结人才的成功模式就是：志趣——信念——理想——执着——成功”他这样评价自己：“年老未敢忘忧国。”他坚信，执着追求会让中国教育的明天充满阳光！
                       互动环节
    刘：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选择，在我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周总理当时让我去从事军事，我没去，如果当时去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将军了。我热爱教育！并且执着从事教育改革，对于这项事业我一直很激动。是的当时是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我做了教育部长也许回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京官难当呀！在“皇帝”身边，你快了，他说你冒进，慢了，他说你落后…那个舞台不适合我，我只有在武大这个小舞台上呐喊，现在这个舞台也没有了，我的舞台就是我的家，我的书。我一年出一本书，十篇论文，谈教育改革话题，六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将一次性出版。我相信，只要坚持，中国的改革就会有希望！你们要记住：历史是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的！
问：顾海良书记前几天发出公告说，武汉大学明年开始招收35％的高价生，说是为了偿还债务。刘爷爷，你作为武大前校长和教育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还是要慎重，如果只是为了还债，那么还真是值得考虑，我们不能够把债务转嫁给家长。当然各个学校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美国的学费就很高，但是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很多，几乎每个学生都会有，大学生几乎不用问家里要钱就可以生活；印度的学费很低，但是还有很多人支付不起。学费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物价上涨都要听政，学费上涨也要听政再做决定也不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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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与执掌校政七年的武汉大学
梅  雪
  (本文转载自2003年第9期《人物》杂志）
    在风景秀丽的武昌东湖之滨，珞珈山麓，有一座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她不仅以优美的风景名扬天下，更以教学和科研的雄厚实力享誉中外。这就是武汉大学。
　　1981年，火热的盛夏，各大媒体都以火热的调子报道：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报纸特别强调，年仅48岁的刘道玉是中国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重点大学校长。刘道玉执掌武大校政七年，以蓬勃的朝气，锐意改革，使武汉大学继往开来，阔步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写下自己人生的灿烂篇章。　
　　面对因“文革”破坏而导致的科研和学术水平低下，刘道玉大声疾呼：“要像越王勾践复兴越国一样复兴武大啊！”
　　1953年秋，武汉大学又迎来了新的学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20岁的鄂北农家青年刘道玉怀着激动的心情跨入了这所慕名已久的古老校园。
　　武汉大学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1893年，洋务派实力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这就是武汉大学的源头。武汉大学是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整个校园山水相济，景色奇丽。说起武汉大学，人们就会想到“珞珈山”这个文化品味极浓的称谓。其实珞珈山原名“落驾山”。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平定叛乱后，决定继续出征，并将大营移到东湖南岸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对参加平定叛乱的人论功行赏，还赦免参与叛乱的人。这样一来，全军上下斗志昂扬，楚军在战斗中又接连获胜。后来，人们就把楚庄王设营的这座山叫做“落驾山”。闻一多就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认为“落驾山”太俗，便改名“珞珈山”。“珞”是石头坚硬的意思；“珈”是古代妇女戴的头饰。
    20世纪上半叶，武汉大学就已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20个系，以及李四光、周鲠生、闻一多、朱光潜、桂质廷、刘博平、杨端六、叶圣陶、高尚荫、李国平等一流学者的一流大学，是当时全国五所最有名的大学之一。那时中国出国留学生，只有这五所大学的文凭才被外国承认。武汉大学尤其被英国剑桥大学所赏识，武大的文凭可以置换剑桥的文凭。
　　曾有一位来华旅游的美国外交官问胡适博士：“中国究竟有没有进步？”这位国学大师回答：“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就知道了！”
　　新中国建立后，武汉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50年代初，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三大学院或停办，或划出与有关院校相关专业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中财矿业学院、华中农学院、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等。调整后的武汉大学不再保留学院，只设9个系，成为一所综合大学。1960年，武汉大学被国家确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
　　刘道玉十分热爱这所学校，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曾在诗中写道：
　　金秋时节进珞珈，
　　许把青春铸才华。
　　校园处处留足迹，
　　文章篇篇汗水洒。
    但刘道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8年后自己会成为武汉大学的第15任校长。武大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界贤达就是政界名流，如二三十年代任校长的王世杰就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五六十年代任校长的李达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至于武大的创建人张之洞后来更是成了前清宰相（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
　　而刘道玉显然太年轻了、资历太浅了。他对妻子说：“我这个人，才华平平，成果淡淡。像我这样的人，别说全国，就是在武大，找出个百儿八十也没问题。可是，现在我被套上辕了，共产党员不兴向党辞职，那就只好咬着牙往前走了。”但刘道玉也清楚自己的优势：“我这个人不能说一点优势也没有。譬如，我是农民的儿子，能吃苦，像牛一样能熬。又譬如，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有人不是常说我‘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吗？这既是缺点，也是个优点。还有一点，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
　　其实，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刘道玉就已走上武汉大学领导岗位，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教育战线亟待正本清源，教育部日理万机，大量工作亟需人去做。1977年4月中旬，教育部急电武汉大学，借调武大党委副书记刘道玉到教育部工作，限期赶到。5月，中央即任命刘道玉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
　　刘道玉有些纳闷：“不说是借调吗？”刘道玉志在教育，不在做官，尤其不愿为京官。因此，他的人事关系、户口、家属等全留在了武汉，他也一直住在教育部大楼的办公室里，期望有朝一日重返武汉大学。
　　当时的高教司是教育部最重要的部门，承担着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事隔二十多年，刘道玉在向笔者回顾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对邓小平主持的一次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印象仍然非常深刻。
　　由国务院召集的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于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刚刚恢复工作才十多天的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就我国高等教育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策。
　　 刘道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一起负责会议的秘书工作，他们各选定教育界、科技界的15名代表，共计30人参加座谈会。刘道玉选定的代表包括北京大学周培源、清华大学张光斗、复旦大学苏步青、武汉大学查全性、南开大学杨石先、吉林大学唐敖庆等，都是著名科学家。
　　尽管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但春天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特别是邓小平亲自与会，老教授们、老科学家们一个个心花怒放，畅所欲言，力陈了“四人帮”给中国教育界、科技界带来的种种危害。会期总共五天。当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时，一位尚未来得及发言的教授私下急冲冲地找到刘道玉商量，“你看看，我想讲的，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我还说点什么好呢？”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人讲，那就是招生问题。希望你明确提出否定‘十六字’招生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建议恢复统一高考。”
　　这是刘道玉深思熟虑过很久的问题。此前，他在顺义县做调研时发现，广大青年最急迫的呼声是恢复高考。这也就成为这位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位教授非常赞同刘道玉的意见。在第二天的会上，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已经开过了。”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感到有些为难。
　　“那就再召开一次招生工作会嘛，从今年起就恢复统一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关乎中国青年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发展未来的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就在这一瞬间做出了！1977年，我国成功地恢复了高考制度。不过由于时间太晚，七七级新生是1978年春节左右入校的，后来同七八级学生一起毕业。
　　在北京工作的短短两年时间，刘道玉夜以继日，一连参与组织了２４个全国性会议，如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高等学校科研规划会议、教材会议等等，还担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秘书长。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刘道玉以他的胆识，自始至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
　　繁重的工作使刘道玉累病了，患了大叶肺炎，这使他更加思念武汉大学，思念武汉的亲人。1979年10月，刘道玉回到武汉。他在同济医院的病床上提笔写了辞职报告，要求回武汉大学工作。教育部批准了他的请求，立即任命他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刘道玉接手领导武汉大学工作时，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武大的学术和科研水平大大降低。在1980年全校科研工作会上，刘道玉语气显得有些激动：“武汉大学有着辉煌的历史，是全国五所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可是由于‘文革’的破坏，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已降至低点。已故武大创始人及任教者——黄侃、李四光、闻一多、李达、曾昭抡、郁达夫、周鲠生等如果九天有灵，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刘道玉语重心长地说：“知耻而后勇啊！要像越王勾践复兴越国一样复兴武大啊！”
　　正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刘道玉在任武大校长后，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采取各种办法，启用和引进有识之才，扩大对外学术交流，使武大总体科研水平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先是启用人才。武汉大学藏龙卧虎，有许多非常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病毒学家高尚荫、数学家李国平、光电化学家查全性、历史学家唐长孺、吴于廑、哲学家江天骥、训诂学家黄焯、法学家韩德培，等等，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要提高武大学术水平首先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此，刘道玉一一登门拜访。老教授们反映，尽管刘道玉当了校长，但他还是像刚进校那样，像学生一样尊敬他的老师。
　　 国际法权威韩德培，就是刘道玉加以重用的。在1979年的法律系筹备会上，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刘道玉就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王牌系。历史上曾有几任校长都是著名法学家，如王世杰、周鲠生等。周先生是国际法学者，周总理的国际法顾问。1958年瞎指挥把这个‘王牌系’并到外校去了。真是因祸得福，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当时被打成右派，合并时外校不要，留在武大了。我校法律系停办了21年，它好比一块透明的水晶，晶体虽破，但是幸好韩教授这个晶核尚存，不用多久又会在晶核周围凝聚出一块明亮的晶体来?”在刘道玉的努力下，韩德培当上了法律系主任，还入了党。刘道玉还亲自到教育部，经蒋南翔部长特批，使韩德培从三级教授提升为二级教授，当时这在全国是惟一的。不出几年的时间，法律系在韩德培的带领下，教师从7人发展到70多人，两个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是全国重点法律系。
　　刘道玉还大胆启用新人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不怕飞短流长，破格启用七○届毕业生、留日归来的何克清讲师当软件工程所副所长。七○届毕业生在高校常被人贬为“红卫兵大学生”，是“遗憾的一代”。可是，刘道玉却绝无遗憾地重用了这一代的精英人物。空间物理系的保宗悌也是其中之一。他中年有为，但是海外关系很多，政治上长期受到怀疑。刘道玉不怕冒风险，坚决送他到美国名牌大学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在那里出了成果，为国赢得了荣誉，并带了实验仪器回来了。到1984年他已是学术带头人，研究室主任、教授。
　　引进校外“能人”也是刘道玉提高武大科研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毛蕴诗留学比利时结业回国，有四个单位要他。但是，他看到了武大惜才的报道，就给刘道玉写了封信，表示愿来武大。刘道玉及时亲笔回信，并且说：“为了您作出正确的选择，欢迎您来武大访问一次，我们提供旅费，然后您再作决定。”毛蕴诗真的来了。刘道玉放下繁忙的工作作陪，介绍武大的长处和短处。毛蕴诗回北京后，辞谢了亲友的盛意，毅然决定来武大。刘道玉亲自跑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终于把他要来了。他来后，开了两门课，写了有价值的论文，工作非常突出。
　　杨小凯是湖南的一位工人，“文革”中坐过牢，在牢里自学，对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有较深的造诣。刘道玉费了很大气力，才把杨小凯请来武大。很快，杨小凯就发表了译著、专著和几十篇科研论文，颇受国外学术权威赏识。他后来又到美国留学，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已成为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教授、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知识分子很重感情，历来“士为知己者死”。刘道玉深谙这个道理，他说：“我这个人本事不大也不多，可真情不淡也不少！”
    “问君能有几多‘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位教师改动了李煜《虞美人》最后两句中的一个字，以此来描述刘道玉在武大知识分子身上倾注的由衷之情。正是凭着刘道玉这股真情，武大很快就配置了合理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从而为科研快出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刘道玉有一个观点，“天才出自勤奋”这个判断要加个前提才是正确的：必须在最前沿的信息环境中勤奋。如果在低层次的信息环境里呕心沥血，充其量呕出个低水平、重复的“遗老遗少”，就像婴孩被狼叼走后养大，再勤奋也不过是狼孩级的智能。
　　为了取得全球最先进的信息，他大搞国际性的校际关系学。武汉大学同美、法、日、英、加拿大、奥地利、德国等20个国家90多所著名大学有学术交往关系。他们给各关系大学每月寄去《武汉大学学报》和本校教授们的学术专著，引来了寄自世界最先进大学的专著、论文及其他最新资料。以少换多，以后进换先进，何乐而不为？武大出国留学、开会、访问的几百名人员，都是很“扒家的孝子”，“厚脸皮”要，省下钱来买，带回或寄回大批图书资料。他们不花国家外汇获得的前沿信息，多得难以统计。
　　然而，这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不管图书资料来得多么快，也是半年以前的信息了。在这信息化的世界里，还得有更速效的“软件”。
　　刘道玉想起一个传为佳话的活动。自1951年起，在德国美丽的巴登湖中的巴伐尼亚岛上，每年都要举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会晤。为了加速培养青年科学家，德国、瑞士、瑞典、法国等许多国家不惜重金，选送智能最高的大学生去听他们的讲演，会晤那些学术大师，获得最前沿信息和最新方法论。
　　“是的，会晤！”刘道玉立即决定，“要千方百计把武大有才干的人，特别是中青年佼佼者送出去‘会晤’，到世界级大学及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去会晤那些国际驰名的学者，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
　　送出去？谈何容易。那时，中国国力还很贫弱，缺少外汇，教育部分配给武大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名额是每年４名；出国进修人员1982年10人，1983年5人，1984年没有。几年来允许公费出国的总数只有27人。
　　 可是，武大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派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有35人，出国进修、留学、讲学的有280多人，搭在别的出访团里出去的有13人，还有让出国进修的学者就地参加国际会议的有25人，大大超出了国家所给的指标?去的大学是：美国的耶鲁、哈佛、斯坦福、圣地亚哥、伊里诺、麻省理工学院等；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法国的巴黎一大、三大、六大、里昂一大、中法学院及里尔科技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全是世界名牌大学。参加的国际会议也差不多全是世界著名学者参加的最高规格会议。近400名武大师生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了大量的最新信息，学习到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
　　难道刘道玉有三头六臂?当然没有，但刘道玉有自己的高招。当时，武汉大学与世界上三十几个名牌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武大送出的人，由对方负责经费；他们派人来，武大虽然也负担经费，但这就是用人民币换外汇了。而且武大出去的人多，对方来的少，以少换多。武大教师还与外国同行进行了广泛的科研合作，如与日本合作研究软件工程，与法国合作研究中法书面语言自动处理等，由对方提供经费让武大的学者前往共同研究。
　　还有一个途径是靠武大人的才学，申请各种基金。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亚洲基金和美中学习交流委员会基金，日本的星岛基金和学术振兴会基金，以及前联邦德国的洪堡基金会基金，武大大都申请到了指标。刘道玉还得到法国想扩大影响、提高世界上掌握法语人数的信息，立即把武大法文专业升格为法语系，使武汉大学成为全国中法交流中心，一下赢得了法方十分友好的反应。法方从1981年开始免费接收武大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使武大在法留学生成为全国人数最多的高校，令各大学羡慕不已。此后，法方同武大开展科研合作，并给武大赠送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这项交流取得了双方都十分满意的成果。
　　启用人才、扩大学术交流，这些都是手段，要提高武大的学术水平，关键的还是要大力加强科研。当时，武大有个古怪的以不搞科研为荣的风气。有些第一流学者，“皓首穷一经”，到六十岁还要打基础，还嫌著书立说过早。刘道玉认为，高校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必须搞好科研，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但有人担心，这样搞是“多中心论”，会不会是“同时抓两个兔子，一个也抓不到？”刘道玉决定从自己做起，“同时抓两个兔子”——既当好校长、又搞好科研——那不是比万言报告更有说服力吗？
　　 刘道玉在中学时代读过介绍诺贝尔的故事，从此就对诺贝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立志要当个化学家。1953年，刘道玉如愿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但1955年肃反，他还在读三年级就被抽出来搞专案，停学了一年。然后再接着往下读，推迟了一年毕业。尽管这样，他的毕业论文还是以较高的水平被《武汉大学学报》发表。这时，我国第一流的化学家曾昭抡被错划为右派，从北京发配来武汉大学，灾难却使刘道玉得了个大福——得了一位名师。在曾昭抡的指导下，他又发表了元素有机化学论文。
　　1962年，刘道玉留学前苏联，专攻有机氟化学。因反抗赫鲁晓夫的反华政策，于1963年被逐回国。回国后，担任了学校的副教务长，并在曾昭抡的指导下，编著了一本国内还是空白的《有机氟化学》。25万字的稿子刚审定发稿，“文革”就来了，出版告吹。漫长的动乱，他进不了实验室，倒是因为他咒骂戚本禹而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劳改了三年。
　　三中全会后，正当刘道玉准备大干科研的时候，又走上领导岗位。但他一直对科研痴心不改，同时也是为了做出榜样，因此他挤时间钻业务，先后在《化学学报》、《科学通报》、《高分子通讯》、《催化学报》、《有机化学》等国内一级刊物及国外刊物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1984年８月，刘道玉还应邀到美国参加中日美金属有机和催化学术讨论会，在大会上宣读了他和助手们一起完成的论文《在二氯茂钛存在下的丁烯基单体聚合机理》，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化学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出席的有12人，高等学校只有两人。刘道玉就是其中之一。
　　在刘道玉带领下，武大科研蔚然成风。经过几年努力，武大的学术水平就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文科方面，原来别说科研成果，就连著作都寥寥无几，到1984年底，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出版著作279部，其中不少成果是世界级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一举打破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在国外的论调。法学泰斗韩德培主持为国务院起草环境法、国际私法，具有很大的影响。中文系和计算机系搞的《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
　　理科方面，成绩更大，1984年上半年，武汉大学在获奖上实现了“文革”后零的突破，拿了湖北省七项重大科研成果奖。到1985年为止，荣获了五项国家发明奖，其中三等奖四项，四等奖一项，是教育部综合性大学中的第二名。武大在刘道玉主持校政这几年，取得的科研成果令人瞩目，具有国际水平的有32项，属国内首创的有38项……
    但刘道玉并没有陶醉，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开始时容易出点成绩，往后将越来越难，跳高运动员的经验向我们提出了这个警示录：跳低高度时，成绩增长很快，十厘米、五厘米地往上升；可是越接近世界纪录，往往几年甚至一辈子也上不去一厘米！”
　　
“珞珈山，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
　　一位出国留学生给刘道玉来信，告诉他，国内的高才生到国外，一旦进入科研领域就显得能力不足，特别是创造力要明显逊于欧美学生。这引起他的深思。他有意识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这种调查也是“刘道玉式”的：
　　——刘道玉每天步行上班，从家里到办公室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他常常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怎么回事?拦截者太多?不是拦路劫财，而是“劫”信息，刘道玉呢，也乐此不疲，这不也是趁机“劫”人家信息的好时机吗？
　　——晚上或假日，他家门庭若市。于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也就兼起客厅来了。放不了几张大椅子，就特意放几张小凳子，以免来访者无座位。从吃饭时开始，川流不息，像百货公司门市部。校宣传部长汇报工作，问前来开门的刘夫人：“我今晚是第几批？”答曰：“第十六批！”宣传部长“啊”一声告退了。他不忍心对这位说话底气不足、形容憔悴的校长再进行一次“车轮战”。夜深了，校园里已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刘道玉正好阅读各国的教育专著，研读心理学、人才学、未来学等。他思忖着：“如何通过改革，提升学校的地位？”
　　——学生的假日野餐会向他发出邀请，他放下繁忙的公务及科研工作去了。一次学生会举办演讲比赛，题目是《改革、进取和奋起》，他不以校长身份去作指示，而是以比赛者一员去演讲。那天他感冒，所以，加了几句开场白：“真倒霉，要演讲就感冒了，今天嗓音很不悦耳，看来得奖没有希望了，争取打个及格！”顿时引来满堂欢笑。他讲了《改革与人才》，同学们也围绕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卓见。
　　有人给他编了顺口溜：“走路有人随，吃饭有人陪，休息有人会。”所以，刘道玉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说：“别看我们的校长有点夫子味，身体瘦瘦的，头发稀稀的，面色黄黄的，视力近近的，眉间的皱折像重叠的山峰一样拱得高高的，但是，在这个弱体之内却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他能带领武大开辟一个新时期。”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刘道玉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尖子生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能不承认是我们教育制度上存在弊端。教育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启迪知识，开发智力，探索规律，培养智能型人才。但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却是“仓储型”人才。在校学习，由老师往学生大脑仓库里堆装知识，学生毕业了，不过是把货从仓库里提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学生在脑子里装几本“四书五经”，科举考试时就把这些“货”提出来。提得最多的，就算是才高八斗的状元。现在，国家把武大优秀子弟交给自己，难道就培养出一批“知识仓库保管员”？！
　　刘道玉进而把教育放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进行观察，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落后，归根结蒂是教育的落后，而教育的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观念的落后。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他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设计全新的人才观。对此，刘道玉打过这样的比喻：学校也是个工厂，是出产人才产品的工厂，但这个人才只能是“智能型”人才。于是，他开始研究创造教育学，率先在全国倡导实施创造性的教学。在80年代初，全国上下极度重视书本知识、重视文凭的情况下，能有此超前的卓越见识，殊为难得。
　　1981年11月，湖北省召开首次高等教育学术讨论会。刘道玉这位专攻有机氟化学、没有专门进修教育学的校长，却宣读了教育学论文。按照惯例，这肯定是一篇“雇工论文”，即“秘书撰文，首长署名”式的论文。这类文章大体是报章文摘，虽无懈可击，也无论可立。所以，对于这位理科出身的校长，也要谈教育，大家开始时都颇不以为然。
　　但刘道玉出言不凡，他把当作公理的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否定了一半，在肯定这句话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的片面性：“书本知识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学生，不一定都是优秀人才。”他提出了一个变“知识型”人才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的新人才观。
　　也许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新颖的报告了，大家游离的注意力倏然集聚在刘道玉身上。当他讲完后，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此后，他的报告成了饭桌上、寝室里、散步中的言论中心，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刘道玉的发言讲得那么满，行文那么不拘一格，很有个性，不像是秘书写的。”
　　“他的报告还有个特点，旁征博引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的现代教育观点及其做法，由此弄出了自己发人深省的观点，不是单纯的洋货推销员。”
　　“别忘了，他是学化学的，擅长分解和化合！他不是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的注经派，所以一起步就有新的东西。”
　　刘道玉的这篇文章很快在当年《教育研究》第十一期登载。1982年1月5日《人民日报》也摘要发表。刘道玉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思想，不再是吹皱一池春水的乍起之风，而是汇进全面高教改革的强劲之风。
　　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思想，刘道玉和他的同事们在对中外高等教育史的反思中，以武汉大学为实验基地，大胆革新教育制度，设计了有利于创造型人才加速成长的六个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前四制在国内是武汉大学首创，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各校都在探索，武汉大学有自己的特色。
　　为了使学生合理地组织知识结构，根据学生的能力差异和不同特点，并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武汉大学在全国首创了学分制。学校制定了包括必修、指导选修和自由选修三部分的“松动性”教学计划，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甚至跨校选课；一些提前修完学分的优秀学生可以提前毕业。
　　实行的结果，诚如刘道玉形象描绘过的：“肚子大的吃得饱，腿子长的跑得快。”但在传统教育者眼里看来，武汉大学的学生乱了套：一些学生不上或少上某些课；文科的学生跑到理科课堂上去了；校长在上面作报告，学生可以站起来打断提出异议……这样的学生行吗？
　　《文汇报》1984年7月15日头版发表专讯：武汉大学学生连年涌现尖子，“据统计，该校七七级至八○级的四届本科生，在全国近50种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共1570篇，出版书籍14本，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879名学生考取研究生，其中有130多名学生考取出国研究生。”
　　 《中国青年报》也在头版头条报道“武汉大学教学改革起步不凡”：“该校1982年以来的各届毕业生，均有百分之二十以上考取国内和出国研究生，八四届毕业生考取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不少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展科学研究并取得成果。在上学期举行的湖北省四十多所大专院校创作、科研成果评奖竞赛中，该校学生有82人获得85项奖，占全省获奖人数的一半以上。”
　　一位在武大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年轻女记者激动地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当然，不是一个学分制就能取得这些成果的。武大首创的导师制，把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作为课余导师，每个导师指导若干名学生，发挥教书和育人的双重功能，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单一功能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促进了学生的冒尖。
　　经济管理系八一级学生余紫秋，在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搞调查研究，二年级就冒尖了，应劳动人事部和全国劳动学会之邀，出席“全国劳动制度改革讨论会”，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这在当时全国大学生中是极罕见的。
　　由于高考制度不完善，一些有特殊才能和特长的学生往往学非所长，学非所爱，妨碍了人才成长，为此，武大实行了主辅修制，鼓励学生在取得本专业学位的同时，修第二专业；尊重学生志愿，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常规，允许确有特长又适应本专业学习的学生转系转专业。
    鄂西山区土家族子弟田贞见，1979年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武大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录取。可是，学生物不是田贞见的兴趣所在。对他来说，与其在实验室里解剖兔子，不如写小说更有意思。他每天脑子里想的，手上写的都是科幻小说。但旧的教育体制往往是一榜定终身，校与校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难以再调整。在痛苦多日以后，田贞见终于拿起笔向校长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刘道玉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相反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理解：“兴趣是成才的重要动力和诱因。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枯燥无味的，是被迫的、是痛苦的、是少有成效的。”在刘道玉的关心下，这位“不愿当兔子”的学生终于被批准转入中文系。
　　那时，刘道玉收到许多校外有创造性素质的青年们的来信。他们当中有的是自学成材，有的是电大、业大学生，有的是外校想转专业的学生，因为条件限制，他们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刘道玉根据他的创造型人才观，设计了插班生制度。凡是自学到大学二年级水平的社会在职人员，电大、业大及外校学生愿来武大插班者，通过灵活的考核，可以前来武大插班。通过这个制度，一批非重点大学中出类拔萃的学生、以及社会上自学成才并有突出建树的青年，获得了到武汉大学深造的机会。对此，刘道玉回忆说：
　　1983年9月，我将一份申办插班生制度的报告送到了教育部，时隔半年，没有回音。我亲自跑到部里去汇报，但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无先例，待研究后再答复你们”。这一等又是３个月。不得已，我再次进京。我向部领导阐述道，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应当允许失败。何况试行插班生制度并不一定会失败，难道统招的大学生个个一定都能成才吗?领导觉得我的话有道理，表示同意，但还要通过国家计委批准。我趁热打铁，径直找到国家计委。计委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是位热心快肠的四川人，他当即表态说，“愚公可以感动上帝，你刘校长的改革精神也会感动我们嘛！”结果当年就拨给武汉大学90个国家计划分配指标。一项崭新的改革之举，才终于得以实行。
　　当时武汉大学还经常举办“珞珈”系列讲座，如“珞珈泰斗”、“珞珈新星”、“珞珈女杰”等，学术交流极为活跃。这对于提高武大学生的学术境界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刘道玉的高教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舆论纷纷称：“珞珈山，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许多外校学生则说，武汉大学是高校中的深圳。对于那时武汉大学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笔者直到今天仍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当时笔者外校的一些同学纷纷羡慕我们得了个这么好的校长。
　　 1984年10月16日，刘道玉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改革与创造型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思想鲜明、新意迭出。
　　文章提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加强综合教育，重视智能的培养，造就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创新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产生变革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创造型人才，就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国民经济。”“培养尖子人才，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起主导作用。”
　　在今天，创造型人才、创新思维对于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已在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在80年代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总结武汉大学教育改革实践中就能得出这种有见地的思想，实属不易。
　　文章认为：“学校是人才工厂，它以人为自己的加工对象，而人才是它的最终产品。任何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学校，如果培养不出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出色的。”文章对中国当时“容易窒息人们的独创精神”、“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成长”的“比较机械、呆板”的教育制度提出批评，并就此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掌握高深的专业知识的关系，要响亮地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出合格人才、出成果服务的。二是要正确处理好学习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当前，要把培养学生的智力放在首位，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发展个性和才能。三是要正确处理尊重个人志趣与服从需要的关系，应当克服教学中的平均主义，尊重个人志趣，贯彻因材施教原则，让那些有个性、有才华的学生冒出来。四是要正确处理管与导的关系，要提倡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反对强迫命令、迷信盛行的恶劣作风。
　　这篇文章是刘道玉教学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它的许多思想是崭新的、超前的、大胆的，使人有一种如饥似渴、如沐春风的感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刘道玉和武汉大学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大量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这样写道：
　　《改革与创造型人才》我反复读了几遍。您的许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这十几年未动过感情的青年，却在您“真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数不多”二十二个字前流下了眼泪?这是既辛酸又喜悦的眼泪。辛酸的是误人子弟，喜悦的是有了希望之光。
　　
    刘道玉谢绝了中央拟任命他为武汉市市长的决定，但他却当了两届武汉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架起了校市合作之桥，为高校教改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3年春，中央拟任命刘道玉为武汉市市长，并派中办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到武汉东湖宾馆约见刘道玉，征求他的意见。但刘道玉不以为喜，反以为忧：“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但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工业、农业、市政管理等都不熟悉，我热爱教育工作，自己的长处也在这个方面。”无意为官的刘道玉婉辞了中央的好意。见两位领导有些意外，刘道玉耐心地说：“湖北乃鱼米之乡。目前市民普遍抱怨鱼米之乡，有米无鱼，如果我出任武汉市市长，恐怕会既无鱼又无米。请中央慎重作出决定。”两位领导说：“这件事我们也只是奉命征求你的意见，无权作出决定。”
　　“那我就上北京反映。”刘道玉连忙说。
　　“你真是怪人，别人是跑官要官，你却辞官。”两位领导笑着说。
　　后来中央同意了刘道玉的请求。刘道玉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大多数武汉人都还记得，1983年春曾风传我要出任武汉市市长，事出有因。但是，我却坦言陈词，谢绝了的确是堪为要职的委任。其实，成我之愿的还是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曾表示：“道玉同志既然不愿当市长，那就不要难为他了。他热爱教育，热心教育改革，我看就让他留在大学搞吧，反正大学也缺少得力的改革领导干部。”知我者，总书记也。我十分感谢耀邦同志的开明，他没有用“铁的纪律”来约束我，使我得到了“解放”，从而得以追求我的“创造之梦”！
　　市长虽然被谢绝了，但是紧接着成立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刘道玉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也就是市委、市政府智囊团的首脑，而且连任两届达七年之久。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武汉地区的专家作用，开发智力资源，把咨询与决策结合起来，动员各界人士进言献策，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为武汉市改革、开放、发展服务。
　　 风景秀丽的武昌东湖之滨，是一片充满智慧、遍布英才的土地。这里科研机构密集，技术力量雄厚、技术设备先进，是中国第二智力密集区。区内聚集有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在内的几十所高校，54家科研设计单位，十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700多家技术开发机构，7万余名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当时，受武汉市政府委托，市咨询委员会正在开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大讨论。刘道玉认为，要讲战略，发展高新技术、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这是最大的战略，应当依靠东湖地区的智力密集优势，建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小区，并把这一小区建设成为“华中硅谷”，以带动武汉地区乃至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仍然走的是大量消耗资源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发展工业着眼于量的扩张。对发展高新技术形成普遍的共识，并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刘道玉还在改革开放不久就提出发展高技术产业，足见其眼光之宽。
　　刘道玉提出的建立东湖小区的建议，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极大兴趣。通过调研，咨询委员会向武汉市政府提出了《关于武汉市激光工业、光纤通信、生物工程三个基地和信息中心的建议》。199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东湖开发区已形成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信息、激光技术和机电一体化六大支柱产业。媒体纷纷称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华中硅谷”。
　　刘道玉不仅自己为武汉市献计献策，还动员武汉大学教师为武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80年代初，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武汉荷花洗衣机厂调研，了解到当时牌子很响的“荷花牌”洗衣机产品积压严重，仓库里都塞得满满的，他感到困惑不解：“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会销售不出去呢？”
　　陈丕显找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商量，希望武汉大学派些专家去帮一下，最好能派人去兼任洗衣机厂厂长。
　　刘道玉找来经济系教师余杭，要他组织咨询小组进驻荷花洗衣厂调查，提出解决办法。经过一番研究，咨询小组为荷花洗衣机厂开出一剂“药方”——招标投标。消息传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招标投标”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怎能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试验”呢？社会主义工厂之间是经济协作关系，怎么能提倡竞争？武汉洗衣机厂厂长也担心得罪了零部件生产厂而感到为难。
　　刘道玉了解具体情况后，对余杭说：“招标投标是一个全新的经营理念，符合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我跟你一起去做工作。”
　　由于武汉大学在湖北省、武汉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校长刘道玉一出马，武汉市经委主任就来了，荷花洗衣机厂的主管单位——武汉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的领导也来了。
　　在听取“招标投标”设计方案介绍后，刘道玉首先表态同意。既然他同意了，市经委主任和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的领导也没有表示反对。领导的话好说，说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但直接承担风险的却是厂长，他有些不安地问：“工厂和学校不一样，搞坏了造成经济损失谁承担？”
　　刘道玉接过他的话说：“如果失败了，虽然我们学校没有钱赔你，然而，给我们武汉大学声誉带来的损失要超过你们工厂的损失；如果成功了，你得到的好处比我们多得多。”这话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他话音刚落，市经委主任就表态了：“刘校长都讲到这种程度了，我们就试一试。”主任发了话，厂长也就无话可说了。
　　武汉洗衣机厂打出的“中国第一标”，一下子震动了大半个中国，投标者之多，出乎意料。开始只就3个主要零部件进行招标，工厂马上盈利120多万元。接着，洗衣机厂又主动要求把全部采购项目拿出来招标。这样一来，不仅产品的销路打开了，而且仓库里积压的产品也卖出去了，利润猛增到370多万元。新闻媒体称武汉大学咨询小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采购管理模式为“荷花模式”。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今天，招标投标迈过姓“资”姓“社”的无休止争论，驶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走进了千家万户。1993年，中共中央将招标投标作为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写进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9年８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1988年，刘道玉离开了武汉大学校长的领导岗位。但他仍时刻关注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关注着武汉大学的发展。从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２年，他写出了三本有关创造教育方面的书：《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业与人生设计》。这三本书涉及创造教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方面，是刘道玉悉心研究创造教育的代表作，被业内人士称为研究创造教育的“三部曲”，从而也奠定了刘道玉——“中国著名教育家”的地位。
　　十多年来，刘道玉的继任者们齐民友、陶德麟、侯杰昌领导武汉大学继续前进，武汉大学这颗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百花园的奇葩，正以艳丽的色彩令世人瞩目。
　　1993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迎来了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日。经过百年的建设，武汉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水平都有了迅速发展和提高，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综合大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专门为武大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培养优秀人才。”　　    2000年８月２日，是武汉大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日子。国务院决定，原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武汉大学。教育部副部长吕福远（现商务部部长）在会上说，四所高校合并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湖北省教育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举措，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武汉大学学科门类比以往更加齐全，学科涵盖文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教育学等11个门类，有国家重点学科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实验室5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２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７个。图书馆藏书520万册，中外文期刊１万余种（统计至四校合并时）。
　　新武汉大学师资力量更加雄厚，结构更趋合理，有正副教授3000余名，博士生导师300余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0人，欧亚科学院院士２人。另有33人被评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４０余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统计至四校合并时）。
　　在长达110年的发展历程中，武汉大学为中国为世界培养了一大批英才。他们当中既有卓越的政治家、杰出的军事家，更有著名的科学家，据统计，武汉大学培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成了抢手货，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到处可见身居要职的“武大人”的身影。在世界上武大生受追逐同样屡见不鲜，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一位武大工农兵学员到国外一家单位应聘，听说是工农兵学员，立即被拒之门外，但进一步了解到是武大毕业生后，用人单位欣然接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古老的自强学堂绵延至今日，武汉大学走过了110年光辉灿烂的历程。在这个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中，刘道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武汉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相信，百年学府有着辉煌的昨天，必将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
2003年第9期《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