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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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明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承启；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劫的人生，演绎着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内容简介
　　在完成《城记》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城记》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承。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 …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一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作者简介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参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北京城的沧桑瞬间
1 古都求衡
改造北京
拆与保的交锋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
2 营城之论
分歧之始
被礼赞的城市
朱自清无抢救之意
北平古建筑地图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3 梁陈方案
查理·陈
筹划新市区
与苏联专家的较量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4 讼议纷起
遭遇强劲对手
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
未获成功的申辩
拟定规划草案
新房子盖到哪儿去了
5 “大屋顶”辩
张开济的两次检讨
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
退而求其次
针对“浪费”的讨伐
6 哲匠之惑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
吴晗发难
大院自成小天下
7 书生意气
“鸣放”中的辩白
早春过后的风暴
两位著名的反对派
“陈华联盟”
一对“冤家”
8 蓝图初展
总图绘定
拆除城墙行动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
城市人民公社
9 新旧决裂
“大马路“之争
城墙的最后拆除
度日如年的巴黎之行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
找不到答案
10 余音难逝
情哉斯人
解不尽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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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
　　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
　　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200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兴建，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交通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主干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筹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首先是水资源紧张。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42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北京可用水资源为年均42至4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亿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亿立方米，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资源紧张。全市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已从1952年的0.23公顷下降到0.10公顷，市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也将制约市区发展的规模。
　　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制约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对于目前日趋严重的交通与环境问题，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东京是用技术手段争取空间的典型。这个城市通过巨额投资，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要谈迁都，他们称为“行政中心转移”，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20世纪40年代，东京曾提出在市区及周围地区建设绿地系统和环状绿化带，厚度为1至5公里，距中心区10至15公里，面积计划为180平方公里。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区蔓延，20世纪50年代东京每年增加30万人，60年代人口即超过1000万人，迫使绿化带后退，不断修改计划，到1968年绿化带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广域绿化带构想，把东京绿化隔离带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展了。
　　东京被日本建筑界称为“炸面饼圈”式的城市，犹如我国建筑界称北京为“摊大饼”。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东京曾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资加以解决。现在，东京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地面铁路规格统一，不仅覆盖整个东京，而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直接相连，利用铁路要比利用小汽车快得多。快捷的铁道客运系统已成为东京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在东京23个区，公共交通承担着70％的出行，为世界之最。其中在城市中心区，90.6％的客运量由有轨交通承担，车站间距不超过500米，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市民们纷纷抱怨市中心区是“工作者的地狱”，而每日在进出市区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的样子，使他们很难感到这竟是一个经济水平一流的国际城市。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找空间，“行政中心转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相似：
　　——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北京在1959年明确的围绕市中心区的绿化隔离带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到1982年减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减少到244平方公里，而这2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非建筑面积只有160多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市已把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提上空前高度，但总的来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绿化面积依然匮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比例约为1：2，北京相差甚远。
　　——城市发展呈现“飞速膨胀”特征。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区中心就提前15年实现城市用地规模，达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527万人，比2010年人口目标还多出82万人。
　　——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北京的城市问题虽然不像东京那样严重，但趋势是明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北京会不会发展成为像东京那样的“死疙瘩”呢？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往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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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北京城的沧桑瞬间
　　这部书稿的完成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去年3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发来一份邀请，希望我能够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会议提交一篇论文，随后又接到林洙女士的一个电话，她敦促我赶紧写，颇有些焦急地说：“不要起大早，赶晚集呀!” 我终于下了决心。没想到，这下笔一写，短短一个星期，就写了四五万字，还不能止住。这段历史太厚重了，宏大叙事的社会生活与坎坷多舛的个人际遇非淡墨所能承载。在对历史资料的含化与创作过程的吐新中，我仿佛被送回到从前，无法逃脱来自彼岸的逼问：如果你是他，你又该作何选择? 生命的痛感让我与历史的主人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沟通。
　　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明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这个瞬间是短暂的，但相信它会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永久探讨的话题。求解现实与未来，我们只能回到过去，这是人类的本性。而我仅是尽绵薄之力，将这段历史勾画出些许轮廓，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人们会看得更为真切。
　　对这段历史我不敢妄加评说，我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寻找并整理史料，它们来自老报纸、老期刊、尚未面世的文字资料、当事人的口述以及与之相关的史籍论著。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整风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所中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其中相当一部分图表归功于学术界已作出的卓越探索，在这里，我谨向前辈与同仁们致以深深的敬意。特别感谢林洙女士赐予反映梁思成生平及相关史料的照片以及梁思成工作笔记中的画作，罗哲文先生赐予当年他拍摄的拆除城楼及其他重要古建筑的照片，梁从诫先生赐予供本书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张文朴先生赐予张奚若生前照片，陈衍庆先生赐予陈占祥生前照片，张开济先生赐予他的建筑作品照片，张先得先生赐予他当年所绘的城楼写生画及老北京照片，况晗先生和乔得龙先生赐予北京胡同画作，宋连峰先生赐予北京航拍照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老师们给予的真诚帮助。
　　研究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是无法绕过梁思成先生的。是他在兵匪满地、行路艰难的旧中国，跋涉在深山老林里，寻觅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完成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是他发出居者有其屋、城市规划的最高目标是安居乐业的呼喊，为中国城市的理性发展筚路蓝缕；是他搏尽全力为中国古代建筑请命，虽是屡战屡败，却痴情不改。近几年频频出现于报端及各种出版物之中的梁思成，更多的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被人铭记。“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在1957年写下的这段话，今天不知让多少人扼腕长叹；1950年他与陈占祥先生拟就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古城外建设行政中心区的“梁陈方案”，随后就双双陷入复杂人生境况的史实，也不知让多少人唏嘘不已。
　　这些年，我努力寻找着梁思成的足迹，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里捕捉着他的回音，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各种情绪。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认识论的这个怪圈，使我数度举笔，却欲言又止。我从被“逼”出来的四五万字中，选出两个相对完整的部分，其一交给了清华大学，其二交给了《城市规划》杂志，作为对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的纪念。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在诸多前辈学者与朋友们的鼓励下，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
　　在我探索北京城变迁史的十年间，有着太多的伤楚与遗憾。陈占祥先生故去了，单士元先生故去了，莫宗江先生故去了，张铸先生故去了，周永源先生故去了，郑祖武先生故去了……他们对发生在北京城的这段历史，评说不一，他们在这出历史剧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但真挚之情却是共通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郑祖武先生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接受我采访的情景，陈占祥先生在与我交谈时竟两次落泪。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士和他们面对历史的真诚。
　　感谢林洙女士对我的信任，她提供给我几十本梁思成先生的工作笔记、日记和“文革”时期写下的交代材料。1997年我在清华大学用了一个冬季通读了这些珍贵的史料。那段青灯黄卷的日子，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柴真先生、学长罗锐韧先生的真挚鼓励；感谢林洙女士、梁从诫先生、刘小石先生、陈衍庆先生、华新民女士、张先得先生、杨东平先生、张志军女士对书稿提出建议；感谢李靖先生多年来热心查寄剪报，王蕾小姐在图片整理中热情相助；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刘劫，是她分享了我这十多年来的痛苦与欢乐，这本书包含着她的心血与智慧，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一直在与我探索着同样的课题，还在于我们是如此热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城市。
　　王军 2002年10月29日干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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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城市命运的《城记》(杨东平)http://culture.163.com/editor/040109/040109_81670.html
　　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城记》：沧桑历史破解城市命运
　　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从身边光怪陆离的城市走向反思和怀旧，那么有两个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清醒地预见了这一切。“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我和王军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经历中相识，从而目睹了这本大书由起初的“梁思成传”转为“晚年梁思成”，最后聚焦为“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书名也由原来的“城祭”改为“城记”——一字之别，凝聚了十年心路之旅由悲恸到淬炼成钢的大升华。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相对梁思成而言，人们对陈占祥比较陌生。这位留英八年的翩翩才子查理·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和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他在中国建筑界暴得大名，是“反右”时所谓的“陈华联盟”。从法国归来、同样一片赤子之心的华揽洪，在建筑观点上其实是与陈占祥对立的，当时他支持拆城墙、在旧城建设行政区。这便是“陈华联盟”的冤中之“冤”。他俩真正的共同点，是对规划科学性的强调和重视，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执著。他们一个英文好于中文，一个法文好于中文。唯一的一次“联盟”，是两人1954年联手设计的北京月坛南街，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后几致销声匿迹。70年代，心灰意冷的华揽洪举家迁回法国。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作者没有诉诸道德义愤，也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以记者的冷静、客观忠实的记录，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正是这份冷静和客观，赋予《城记》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以及真实的巨大震撼力。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
　　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城记》的另一大特点是图片丰富、精美、珍贵。书中多幅被拆毁的古城门与现址数字合成的照片，展示了原本可能的新旧并存、既古且新的北京城市图景，如我们今天在前门和天安门所看到的那样。当年被拆除的永定门，正在原址按原尺寸重建，但它将是个没有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而且，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在继续拆毁已经非常稀少的精美的四合院。这本大书仍在继续——在笔下，也在生活中。王军打算继续记录和揭示这一过程。
　　与书中的沉潜缜密不同，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命运是如此地纠缠和传奇：当年“陈华同盟”之一的华揽洪迁回法国；90年代，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从巴黎回到北京，成为岌岌可危的胡同和四合院执著的保护者，展开了与前辈同样艰苦卓绝的古城保卫战。我认为王军和华新民将如同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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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作者王军
我不是想拯救北京
　　在《城记》中，王军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这是2003年底几乎所有媒体对该书的同一评价。
　　“花10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
　　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
　　多年以后，87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聚会，当年的哥们看着王军感慨道：你当年那么爱玩的一个人，背个画夹，弹着吉他，现在竟然能挨得住冷板凳，做上学问，出成书了。时值《城记》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榜单上位居一二名。
　　其封底印着一段话：“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程；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音、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王军的名气其实在《城记》之前。学者杨东平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为王军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名称。“北京的恩人”王军表示自己不敢当，“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王军善谈，还能让人从头笑到尾。遇到表达激烈情绪，或高兴或不屑或愤懑，王军身子向后仰，头一垂——这几乎是他习惯性动作。
　　王军生于贵州开阳磷矿，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做记者，原本对教育感兴趣的他被安排去报道“城建”。从此，这个自诩是享乐主义者的年轻人跟伤楚和遗憾打上了10多年交道。在这10多年里，曾经采访过的老人一一远去。陈占祥、单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郑祖武……王军记得第一次见陈占祥，这位当年叱咤英伦的查理·陈，建国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的绅士在家里穿着笔挺的西装，等候着一位刚毕业不久、对建筑和城市规划尚皮毛未知的年轻人的采访。那时的王军称自己为瞎子。“登景山俯瞰北京城看了好几次，眼睛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故宫也看了好几次，什么都看不懂，还特累。”
　　之所以想要采访陈占祥，来自记者的好奇心。好奇于城墙拆除后修起的二环路，怎么拆的，又是怎么修的，这才不过10来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王军对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当初一无所知。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4年的青春岁月还够他跟一帮哥们回味良久。那些有歌可唱，有诗可诵，如何偷打麻将，特别是在学校里打架的种种细节，说出来，都是快乐。
　　一个快乐的人即使说起危险和挫折，也能说成笑话，哪怕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讲这些，像江湖大佬，“有人威胁我：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对他说：杀人挺不好的，咱们最好别杀人。”
　　王军说自己并不是那种特有责任感、总是忧国忧民的人。他喜欢画画，弹吉他，唱歌、踢足球都曾是一把好手。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因为城建问题将自己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士”，只是因为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职业记者。“新华社要求记者写内参，写调查报告，这是我的工作。”《城记》成就了他的梦——“我喜欢做梦，做梦就要做出来，做出来是梦，不做出来只能是幻想。”(李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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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追随梁思成的脚步揭示北京古城的宿命
　　50年前，梁思成在“长官意志”面前，碰得鼻青脸肿，结果，北京的古城墙死了，牌楼消失了；50年后，梁思成的追随者在“开发商”面前，同样灰头土脸，结果，北京相当数量的四合院和文化遗址，面临、遭遇着在劫难逃的厄运。即使梁先生健在，又能如何？一个年轻记者写出一本皇皇巨著，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古城的宿命。
　　　几天前，35岁的又去了趟北京市八道湾11号，看着这座老四合院依然“健在”，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在这座院落里，鲁迅先生写成了《阿Q正传》；也是在这里，他们兄弟失和。大学问家俞平伯常来这里和周作人品茗说文。“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10年前，王军就是念着俞先生这首诗，找到这里来的。
　　　当时获知开发商要拆这座名人故居，王军追到北京市文物部门，又追到规划部门，终于用手中的一支笔，保住了《阿Q正传》的诞生地。
　　　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当了10多年记者，王军报道了不少次北京古建筑的“保卫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比如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但王军坦承：“没保住的要比这多得多。”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就没能保住。1998年，在拆迁办指挥下，13名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起铁锄，拆毁了这座文物建筑。
　　　“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具体负责这次拆迁的包工头理直气壮地对王军说。
　　　这位包工头还抱怨：“其实那些‘破烂’不值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只能卖四五分钱。”
　　　1991年，王军当上一名跑城建的记者。之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大门轰然向海外敞开。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名商巨贾纷纷到京城购地置业，一派火爆景象。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写上大大的“拆”字。
　　　《北京晚报》惊呼：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在王军看来，北京正在重演北京古城墙消亡的历史悲剧。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王军乍一听吓了一跳。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3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
　　　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地过。”
　　　像是发现了人生导师，梁思成从此成了他的精神指引。
　　　王军注意到，早在1948年，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到：“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梁思成的确书生气，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说，梁思成是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跑了几年城建，王军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与城市的现代化联系起来的。”
　　　王军研究发现，就在北京开始在老城的“身体”上建筑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内再次塞进人口时，英国伦敦却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城区有机疏散出去。“‘梁陈方案’的提出，正是不愿让北京重走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密集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老路。”王军说。
　　　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王军看到了这个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
　　　但令王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思成当年没能阻止的悲剧，今天仍在上演。
　　　近10年，北京开始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计划改造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陪绑”。
　　　在“陪绑”的这些房屋中，有一座院落，至今令王军心痛。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经标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王军试图用自己的笔保下这处珍贵的遗产。他前后写了4篇报道，组织过专家签名，帮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在推土机推动院墙时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了两年零8个月后，最终还是挡不住开发商。
　　　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痛心地说：“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当年曾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也目睹了历史的重演：“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
　　　“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
　　　王军不服气。从1994年到1999年，他开始着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每年都要写出几份调查报告。他要查清楚，这个城市的房地产是怎么运作的，哪一种开发是合理的，一定要把老城毁掉才行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军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我的调查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
　　　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一度，他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这些年里，王军一直“在故纸堆里和梁思成交谈”。为了这个城市的今天和明天，他觉得必须让今天的人们理解梁思成的意义。他正着手写一部《梁思成传》。
　　　每年“五一”、“十一”长假，他驱车沿着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考察中国古代建筑的路线图，一一寻访。
　　　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一处古建筑，王军驱车几个小时才上了山顶，而梁思成当年则花了12个小时步行上去的。
　　　“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王军深有感触地说，“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王军介绍，“文革”中，当梁思成听到我国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时曾无比振奋，认为如果把他这样的人彻底批倒国家就能够进步，“宁可自己被千万只脚踩在下面，还要加上自己的一双”。
　　　梁思成在检查中写道：“当初听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这表明我当时竟然反对毛主席‘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指示。”
　　　可接着往下写，他竟发出一声长叹：“我的检查写不下去，奈何？”
　　　王军说：“他是真心想革掉自己学术上的命，可就是革不掉，他拿自己也没办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开口就放毒’。他除非把自己从物质上消灭掉，才可能把自己的学术消灭掉。”
　　　50年前梁思成经历的悲哀与无奈，让50年后的王军继续体味。他只能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半个世纪前，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学家和文化人在激辩争论，到底该怎么处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几个回合下来，“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和许多文物建筑及胡同、四合院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后，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两个书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北京城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王军把这本书叫做《城祭》，后改作《城记》，因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但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
　　　一个月前，王军应邀到法国演讲，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王军有些窘迫，马上纠正说：“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会后一周内，王军到巴黎四处走访。巴黎郊区那些新建筑、街道尺度、色彩，以一种缓慢的节奏与老城区融合在一起。真正现代主义建筑扎堆的地方，集中在距老城区凯旋门5公里处，位于从卢浮宫到凯旋门这条重要轴线的尽端，其大门与凯旋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巴黎，你会感到，古和今、新与旧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充满爱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王军感慨道，“这时候，我就真正意识到，梁先生不在了。”（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