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前部长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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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周济为什么会下台 有几大原因
2009年11月02日 10:08中国博客日报http://edu.ifeng.com/opinion/200911/1102_6980_1415104.shtml


2009年10月31日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教育部长周济终于下台！带着铺天盖地的叫骂“非正常”地被免职。一个不是因为贪污受贿等问题而下台，却被民众拍手叫好的，周济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周济为什么会下台呢？其实主要就在于几点：

周济没弄懂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平等及自主权

我曾在7月份由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教育改革论坛上提出，中国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表现上是因为考试的卡住了所有人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部门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思想指导办学。

而我们的教育部长周济对此说，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人们如何满意？最基本的要求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择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读书，那才是公平的，才是满意的。现在高考真是一夫挡道，万夫莫开，把大分部的小孩挡在受教育的门外。全世界也只剩下中国是这样的。因为全世界的教育设计是：你愿意读书就读书。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天然的权利。

受教育跟衣食住行一样，没什么神圣的，你可以通过分数，也可以通过钱去读书。如果没分数也没钱，照样可以读书。现在我们的标准是：有分数才可以读书。那没分数的呢？有钱能否读书？有些愤青认为：不行，只能通过分数。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为何不多办一些学校？只能按规定办学？像刚才的研究员所说，只能通过某些研究员的“规范”设定，没有他们的规范设定，就不能办这个专业？

过去中国有三百六十行，现在经过统计，中国有两千多个行业，美国的行业有三万多。你们的二百多个专业可以囊括所有这些行业的需求吗？我现在想建一个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行不行？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绝对不行的。但为什么不行？我就办一个总统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总统！为什么不行？我做教育有什么不行？我现在违反了哪一条？有没影响你？你凭什么剥夺了我这个权力？你因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力？因为你高尚吗？因为你有道德吗？或者你更有知识？我能不能培育出一个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的，如果说培养总统不行，那我就培养一个学生吧。虽然我没有广场，没有大楼，但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那可以吗？我就培育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可以？谁限制了中国人的智慧，谁限制了中国的崛起？中国人难道就只能按照你刚才讲的两百多个专业去学习打工仔的技能？

大家可能说，北大清华不是职业学校。其实，北大清华早就沦落为职业学校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外国大学的预科而已。读完新东方去留学的人，比读完北大清华再去留学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反正都是用来培养国外预科生的，哪用全国人民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参加海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基本没有真正的教育，从来就只是在竞赛，玩抢凳子的游戏。学习的最终结果是告诉你能不能读书。如果我们放开思想，80%的人都可以读书，那还用争吗？如果北大清华在每一个县都开一间分校，那有2200个北大，2200个清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上北大清华，可以吗？大家肯定要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人为地设定了一些思想上的障碍。但是幸亏我们的胡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思维创新，要制度创新。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自己为自己设陷阱的境地。其实在国外，有两种国家，一种靠投票，即选举；一种靠投炸弹，即打仗；中国是投毒：大家互相陷害，互相阻碍。

现在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年代，就是信息和变化很大，在几年前我接触一个数字，美国人平均一年换一个工作，对这个问题来讲，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学生学什么专业对他一生是最有用？比如说职业学校，他一辈子要从事这个职业，如果要换工作的话这个人怎么办？据说在意大利平均一个学校有十几万学生——当然这都是注册在校生，那表明他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是很宽松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内，比如十年内完成学分，西方的国家大学都是宽进严出，不需要由一个部门来确定你能不能读书，你只需要自己去与学校互相选择。现在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每个学生有权利去选择。传统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来自苏联，在延安的时候，和在1949年建国，或者在1960年，就是在和苏联闹翻之后，我们还是沿用着苏联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选官的教育模式，也既是事实上我们是国家出钱来选所谓最优秀的人去学习，在没改革之前，一入大学就是国家22级准干部，就是大学毕业本科出来是国家22级干部，教育制度的整个设计就是为了培养公务员，中考是23级。即使后来两考分开，并且独立设立公务员考试之后，大学的列车还是按照惯性往前跑，还是选官和育官的模式在进行，现在的大学有99%之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至少有95%以上在读完大学以后只是得到一个职业而已，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研究，或者做任何一样东西。既然只是做一个职业，就得跟一种神圣的思想脱钩了，那大学就只不过是义务教育之后，经过三年的高中预科之后的另外一个学习，或者是工作之前的学习，是就业前的培训，这有什么神圣化的呢？大学生毕业前都已经是满街的乱跑找工作。既然只是找工作前的学习，那教育部门凭什么去阻碍他读书呢？学生可以通过票子，通过关系，通过分数去读书。限制读书的方式，就是阻碍的中国发展，限制国民读书的人是延缓中国发展的罪人。所以教育部应该有一个转变，从绘子手转变为接生婆。

周济最大的政绩败笔：制定高标准，封杀民办学校

曾经朱镕基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经典的事情，以前有一个森工局，主要是砍树的。朱镕基一声令下，要求他们转变职能，不再砍树，要去种树。教育部也是面临这样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你要帮助国民去读书，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是罪犯、神经病、残障的人。我的观点很简单，多一所学校就少一个监狱。读书既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是我们的吃饭一样。如果要认为读书是神圣的，可以，那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是公办的及公益性的。所有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党的光辉要普照天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证全部国民能读上书，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古时候所有穷孩子都会在祠堂内接受教育，现在的政府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另外私立学校的分工，就是做选择性的优质教育。所以我现在就主张，我呼吁，政府要让1949年以前曾经存在的所有私立学校重新恢复，包括教会学校、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后，国内教育体系应该发展而成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由慈善和宗教团帮助有需要的人，私立学校给予国民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两个积极性，社会两个分工。

现在回到我们的教育模式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在做一个民间的教育改革版本，做得很不错。现在自总理起，都积极地采用他的这个民间的版本来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提出一个给中国国民更好未来的教育大纲：人人都能读书！

按国际惯例，都是私立学校先行的。而我国目前情况刚好颠倒，是公办学校先招生，私立学校后招生。公办学校利用税收办起来的，就应该为穷人服务。政府为什么能够存在？他的存在是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国家有军队和可以收税，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用作帮助有需要的人上，如果不是，那就等于把正当性放弃了，是麻烦的。

周济对教育的短视体现：倡导精英教育，忽视平民教育

现在的中国教育只有一个思维是——我们培养精英！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落后国家来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提出另一个口号——我们要培养平民。早上有老师也谈到就是流动人口的培养。除了20%的精英外，还有80%的人要不要学习？先勿论有没钱的问题，但是首先要在政策上允许人家学习。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人口太多，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变，将“人口”的包袱转为“人力资源”的优势，经过大学的培养后再变成人才，从人口的大国变成人才的大国，那就不得了了。早上有老师也说到，我们的土地都开完了，矿产都开采完了，但人力的资源却完全没有开发利用，人要变成有用的人。

美国的收入是我们的20多倍，韩国、日本的人均GDP三万多，台湾是两万多，现在中国是三千多，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跟西方做一个竞争，把教育彻底开放。美国的社区学校就是可以随便进，几乎是没什么障碍，学校设障碍就是给国民设障碍，就是影响国民读书的障碍。我觉得学校不应该有任何的障碍，不但没有障碍，更应该帮助每个国民。现在招考办通过考试能得到很多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建议国家给一笔钱设立基金，招考办则转变工作方向，利用这笔钱帮助任何一个国民去找到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教育部是可以这样做的，从砍树的，杀人的，变成种树的，救人的。

另外，美国有三部教育法案是值得我们分享的，第一部是在林肯时期，解放黑奴后，颁布了一个法案就是教黑奴怎么种地的，就是用七天培训教黑人怎么种庄稼的，这个法案就是国家出钱帮助黑奴学会如何做人的法案。第二个法案是大兵法案。二战结束了，当时一千多万大兵将来怎么办，这时候提出了让他们入大学，把所有的在欧洲和远东的兵送去读书。当时接收这些大兵的都是“野鸡大学”，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大学都办得非常好了。最后是克林顿时代的法案，叫“一个也不能少的法案”，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读书，社会或者政府一定要帮助他读书。

牛人聂圣哲在苏州开了一个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培养自己的木匠，为很多孩子解决了学习和工作问题。他们并不颁发国家的证书，只发自己的匠士证书，这也是可以的。读书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以前看电影说，高玉宝受压迫，不能读书。但现在我们有80%的学生也不能读书，是现代的高玉宝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有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把它改为，安得学校千万间，大庇天下进修学子俱学习。政府对民办学校即使不给钱，也要给政策，至少也要给予宽容的态度，积极支持。取消任何的办学门槛，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规范管理民办教育的应有内涵应当是准入门槛不高，民间有志于教育的投资人只要看到不难进入该领域，前景明朗，投资人可以放胆前行。但是行政管理者拍脑袋开除的标准令人望而生畏，清规戒律多如牛毛，从校舍校长、教学设施到读书管等等，资金投入非千万富豪不能筹办。教育部的责任在于保障所有儿童包括成年人享受平等、自主的教育权利。教育部的任务在于取消一切举办限制，开放教育，使教育得到多样化发展。

另外我们要培养宽容的国民。六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似乎都没长大，仍然是一个愤青，没有思维，没有理性。我们不要再培养愤青，不要再培养革命、斗争、杀地主的文化，这些对国家的统治是不利的，我们要培养和谐的文化和社会，去掉怨恨。

周济的盖棺定论：没能成就千古美名，反落得千秋骂名

笔者曾说过，只要教育部能做到开放办学、保障国民个个有书读、让国民自主选择教育方式等，教育部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周济可以成为历史上最牛的人才。在内外伸长脖子，期盼周济能再有点作为的时候，周济却黯然下台。但是这样的下台，反而给了我们教育改革的希望，增强了对党中央、政府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心。

但愿新部长能领导改组后的教育部一马当先，率先取消不合理的办学限制以及一系列错误的方针政策，使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使中国从人口大国顺利过渡为人力资源大国。

以周济为鉴，莫步周济后尘！



教育部前部长周济的背影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918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李跃群 边鹏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09-11-05 10:09:22 来源：南方周末


"学者出身的周济“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十分平民化的部长”。在教育部，周济保持一贯的勤恳。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便有“毛驴儿”的外号。部属说，他从国外访问归来，常常不倒时差，马上开会。"

" 有媒体表示，“周济赶上了一个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

"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描述，袁贵仁“是一位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甚至言谈都有些慢条斯理的副部长”。作为哲学家，他对工作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63岁的周济10月31日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成为本届政府27个组成部门部长中第一个中途退出者。

这一天，教育部召开了机关和直属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周的离任。周的同事、59岁的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接任，掌舵教育部。

按照惯例，周济在会上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据在场一位官员观察，周“一如往常”，没有异样的神态。

实际上，周济没有退休。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成为目前工程院领导班子中唯一的中央委员。

从官方的角度，周部长6年半的成绩受到肯定。刘延东在讲话中评价周济“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教育公平也迈出重要步伐”，并肯定他带领班子和全部成员，“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但就民间舆论而言，周济在教育部工作，一直伴随着争议。

进入教育部之前，这位知名的“先进制造专家”，政坛轨迹之顺利，非“一帆风顺”四字所能形容。

10年前，他从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后并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即2000年1月，未满一任的校长周济当选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国内罕有先例”。

2002年1月，周济任武汉市长，成为继上海市长徐匡迪之后第二个“院士市长”。但不到一百天，他又被紧急调入教育部，并于次年出任部长。

实现义务教育免费，没实现“4%”

在教育部，周济保持一贯的勤恳。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便有“毛驴儿”的外号。跑外交部口的记者说，他从国外访问归来，常常不倒时差，马上开会。

专注于教育的上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认为，周济的最大功劳，是在任内实现了多年未能实现的九年义务教育免费。

周济说，他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他在办公桌上摆放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几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回族学生拿到免费教科书，咧开嘴笑。

“这一年里有时候工作很晚。很累的时候，我站起来看看这个照片，觉得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就不那么累了。”2006年，他在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里说。

2003年，周济上任之后，马上面临212万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从这一年起，扩招是否造成大学质量下降与就业难，就一直为公众所热议。不过周部长2007年曾表示：“我认为现在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因为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只是读完大学就业，还是不读大学就业的问题。”

这一年，另一件公众关注的事是，教育投入冲“4%”的上升势头急转直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2002年为3.32%，2003年下降为3.28%，2004年更下降到2.79%。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4年，周济曾请他与四川分管教育的副省长联合提建议，要求确保地方教育三项费用得到落实。2006年“两会”期间，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相遇，周济又请他写关于教育经费的建议，周洪宇将自己一份关于“4%”的议案给了他。

2005年春节，周济接受网络专访，主动“诉苦”说，中国以比较小的投入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而且，“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每一个阶段，老百姓都是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周济没能在任内看到“4%”的实现，这个目标可望被写入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或许这是他无法解决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4%”能否实现，主要并不为教育部所决定。

赶上“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

周济任内，一些政策如中小学生跳集体舞、唱京剧、高校教学评估、管理大学生校外租房，规定大学生的业设计，等等，在社会上引起不少议论。

教育学者熊丙奇评价，“教育部做了一些自己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

而在2005年，教育部发文要求高校BBS论坛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实行实名制，一度引发舆论强烈批评。

有媒体认为，周济赶上了一个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

教育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说，周任部长的几年，恰逢中国教育发展最迅速、最不平衡，也最需要改革的时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教育行政化和市场化。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如名校办民校、基建贪污、学术腐败、科研造假、高校负债、大学生就业难，等等。

或许周部长也感无奈。他曾强调就近入学，却被异化作争相择校，家长们对择校费纷纷“被自愿”。而他任内力推的本科教学评估，尽管被认为目的良好，但却难以阻止学校为迎接评估而大肆造假。

周洪宇肯定了这几年，教育部对以往一些政策实有纠正。比如，高等教育趋于稳定，不再狂飙式发展。而由于高中和大学扩招而逐渐萎缩的职业教育，2005年重新得到重视。

但总体而言，“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他说。

2007年，以学者杨东平为首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团队发布“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杨表示，“左等右等十几年，政府教育部门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始终没有拿出”，他们想借此刺激教育部启动高考改革。

周洪宇说，初高中进行了课程改革，而高考改革表面上教育部未发布统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分省分地区地各自进行路径探索，不再全国一盘棋，“这可能更符合中国实际”。

对深层次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他认为，尽管涉及国家行政体制等深层次难题，但在客观因素之外，“教育部门改革的勇气不够，改革的主动性也不够”。在大的体制层面，教育部无力改动，但对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行政上可作调整。具体而言，“应更粗放些，敢于放权给下面的高校”。

民办教育家信力建则对民办教育政策所设定的高标准表示，“清规戒律多如牛毛，从校舍校长、教学设施到读书馆等等，资金投入非千万富豪不能筹办。”他认为，首先应该放开限制，“你不放开就什么质量都没有。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产生”。

走了工科部长，来了哲学部长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对本报记者说，部长的任免可以被说三道四，这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2003年4月，在周济担任部长一个月后，王旭明成为教育部首任发言人。

王在他的一本新书中写道，学者出身的周济“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十分平民化的部长”。他对本报记者说，周济在任部长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亦在部长前列。周曾几次主动提出，共挤一辆车，还允许他“很放肆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位曾遍访周济同学和大学同事的记者表示，周济是个急性子。他是“文革”前清华大学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而1984年，他携留美博士头衔归来，创办华中理工大学（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CAD中心，主持开发的产品，应用于一千多家企业；当上校长后，他提出“产学研三足鼎立”的思路。而他在武汉留下的最深印迹，则是“中国光谷”，但这个宏伟计划后来一度受挫。

接替周济的，是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去年年底，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调任教育部副部长，曾一度被解读为周济接班人。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其书中描述，袁贵仁“是一位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甚至言谈都有些慢条斯理的副部长”。他在其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面旗帜”之一。作为哲学家，他对教育部工作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王旭明说，袁贵仁是赠书给他最多的部领导。袁还多次提出，教育界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也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也要让社会大众爱读爱看。

袁一上任便被媒体寄予厚望，特别是关于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这一纲要的领导小组组长，由总理温家宝亲任。第一次公开征求意见时，引来了二百多万条建议（信件、邮件和帖子）。

杨东平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需要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而首先，什么是好的教育，还未有共识。

今年，因应纲要制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又推出民间版本的改革方案。主要执笔人熊丙奇说，希望教育部能真正“问计于民”。


教育部长周济被免职的背后
http://www.wccdaily.com.cn/epape ... /content_113541.htm

2009-11-05

  两大贡献与面对改革压力的无奈

  11月1日下午3时，一天前刚刚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周济突然出现在北京会议中心。在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主持召开的工程院主席团会议上，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任命周济担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

  2008年“两会”换届之时，徐匡迪未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中国工程院院长的任期为4年，下一次换届，要等到2010年院士大会召开之时。今年63岁的周济比徐匡迪年轻9岁，中央提前埋下了工程院人事变局的棋子。

  这一任命，令坊间两年以来的传闻变成现实，也为一天以来的种种猜测画上了句号。

  周济两大贡献：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部长任上6年间，周济一直对基础教育抓得很紧，“普九”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基本完成。他任上的另一大贡献，是职业教育。

  2002年1月，周济当选武汉市市长，3个月后，他辞去市长职务，赴京任教育部副部长。11个月后，他接替升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担任教育部长。周济访问了许多职业院校，参加了许多职业教育的大会，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予以坚定支持和肯定。2005年之后，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取得长足进步，通过产学合作、“做中学”和国际化，推动了高等职业学院的改革热潮。

  《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难产“总理批评了不止一次”

  周济上任之后，打开了“名校办民校”的闸门，一场弱肉强食的游戏由此开始上演。在公权力越勒越紧的局面下，民众期盼的“大教育家”的身影愈行愈远。巧合的是，就在周济离任教育部的当天，航天之父钱学森去世。他生前特意告诉温家宝，中国缺少教育大家。

  此时的教育部，却仍处在旧体制的惯性之中。在年初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就重新回到了内部起草决策的老路上。甚至有教育部官员对主持召开多场“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研讨会的杨东平说：就你们才把改革当回事儿！

  原本向社会承诺的纲要公开日期，也由5月拖向7月、8月，时至今日尚未见踪影。“作为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总理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教育部官员说。

  新华社重发免职通稿平息“周济落马”传言

  2007年十七大召开之前，教育界和科技界已有传闻，周济可能接替当时已70周岁的徐匡迪执掌中国工程院。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周济不仅是院士，还身居部长高位，再升半格，主管自己最为熟悉的领域，似乎顺理成章。

  2009年10月31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表决，并由胡锦涛主席签署命令，决定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长职务。新华社当天下午发出的通稿中，未按常规出现“周济另有任用”的字样。

  两年前未能更上一层楼，两年后突然被免职，

  短短数小时内，关于周济被免的猜测充斥网络，网民们不断发帖分析，在周济免职背后究竟是何原因。周济今年只有63岁，距正部级退休年限尚有两年，距连任教育部长不过一年半，此时不提“另有任用”——按照惯例，这类官员往往犯有重大过错甚至牵涉腐败。而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的电话，此时也纷纷被打爆。

  直到午夜时分，新华社重发周济免职通稿，加上了“周济另有任用”6个字，网络和业界方才不再议论“周济落马”。而关于周济执掌教育部6年间的种种作为的议论，却正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好友眼中的周济

  换岗从来不带秘书没有官气永远像教师

  10月31日获悉周济被免之后，周济在清华大学本科的同班同学、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打电话给周济的秘书，始终无人接听。

  周济多次换岗。不带秘书，是他的作风。无论是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厅厅长期间，还是在武汉市长、教育部长任上，他都是孤身一人上任，由新单位配秘书。

  “他为人低调，从不拉帮结伙。在不带秘书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来。”查建中说，周济从不追求仕途，但当国家需要时，他也会挺身而出，知难而上。在这位老同学看来，“他是平民

  部长，没有官气，永远像个教师”。

  2009年秋季开学后，教育部直属高校武汉大学基建腐败案被曝光，一个多月后，周济被免去部长职务，不熟悉他的人就此推测他与此相关。但查建中“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是腐败的事，他就沾不上边儿，我们这些同学太了解他了”。

  周济在华科大校长任上锐意改革，建树极多，但也遭到不少非议。可对于他的人品，却始终无人批评。周济离开教育部之后，无论部内部外还是网络上下，亦无人对此抱有微辞。

  ▲官员眼中的周济

  独善其身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无奈选择

  在低调的背后，周济也有固执的一面。一位教育部官员回忆，周济上任之初，有些官员找到他，提起某项改革，总是被他打断：别和我提这事！

  2003年，扩招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正是周济就任教育部长的第一年。那之后，大学生就业压力一年胜似一年，择校风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学生压力不减反增，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学术造假层出不穷，高考改革迟迟不见推动……

  2005年10月15日，周济在一次演讲中称，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已达到2000万人，毛入学率已达到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全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2.5亿人，教师达到了1300万人。

  扩招之后，是教育质量的倒退，此种“国际公认”的“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之前的2004年底，周济还曾在国务院新闻办表示，中国的研究生水平远胜欧美。

  “如果中国教育的成绩如此突出，就说明没有改革的必要了。”这位教育部的官员说，“但实际上，只要看看民众的不满就知道了，中国教育改革已陷入了10年之久的停滞。”这一说法，在教育家杨东平那里，则被表述为“倒退”。

  周济离任之后，这位不愿具名的教育部官员说，教育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周济的独善其身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应对复杂局面的无奈选择。

  ▲记者眼中的周济

  官方与民间评价形成对比

  据记者观察，对周济任职教育部部长期间的评价，官方与民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民间层面而言，周济被免去教育部长的消息引爆网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教育界人士许锡良、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对周济任内的诸多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言辞间不乏火药味。

  与民间的批评相反，官方肯定了周济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教育公平也迈出重要步伐”等成绩的取得，周济在任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在宣布任免决定时说，“近年来，我国教育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其中也凝聚着周济同志的大量心血、智慧和汗水。”

  本组稿件综合《中国新闻周刊》、《南方都市报》


http://view.news.qq.com/zt/2007/ZhouJi/index.htm

自古英才多磨砺。拥有“海归”—“校长”—“院士”—“市长”—“部长”这样不同寻常发展轨迹的人，相信在中国不会多。而现任教育部长周济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不过，在当前中国，教育部长并不好当。面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学校乱收费，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周济在教育部长的位子上过得并不轻松。我们相信，在这整四年里，周部长已毫无保留地施展了他个人全部的智慧和才华。我们只能期待他在2007年里，能够更有所为，实现突破。[我来说两句][周济五年十大语录]         
               
2003，“立誓年”
　　在周济当上教育部部长的前一年，也就是2002年，他在武汉作了不足百天的市长。2003年3月，周济当选教育部长。这一年，他57岁。在很多人的眼中，周济已不是当年的周济——20年间，从华中工学院的普通老师，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而迎接他是五年任期里新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和困境。[详细][评论]
新官上任立下“军令状”
        　　2003年，周济在上任之初就表态：一定要以对人民群众极端的热情和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的精神，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任期第一年里，周济最突出的举措就是立下“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军令状”。在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已走过10年历程之后，周济此举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气概。[详细]
谁因为教育乱收费被撤职
　　2004年审计报告显示，2003年18所被审计高校一年居然“乱”收了8．68亿元。但是有哪个大学校长为此埋单了呢？[详细]
　　2003—2006年，三年来各地查处教育违规收费案件19000件，撤职的校长有794人。但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分析，学校自身违法的乱收费大约只占教育乱收费的40%，剩下的60%则是政府部门摊派或搭车的乱收费，可是人们鲜有耳闻有哪位政府官员因此被撤职。[详细]
周济简历：
　　西方哲学家曾指出，人类存在两种王国：“知识（智慧）王国”与“权力王国”。从院士到市长，再到部长，周济正是在这两种王国之间纵横通行。[详细]
　　1946年8月生于上海。1984年起在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任教。1999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1月任武汉市市长。2003年3月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详细]
               
今日话题 第278期 20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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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期最后一年里，你对周济“教育投入实现4%”的承诺有多大信心？
信心十足，在任期最后一年一定会实现
信心不足，2006年是2.27%，离4%还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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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周济部长有话说】
2004，“批评年”
　　“教育产业化”这个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口号，在2004年成为众矢之的。有两个严重的事件使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针对社会上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2004年，教育部有三位高官先后站出来做出明确的表态。[详细][评论]
“三驳”教育产业化
        　　1月6日，周济部长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8月8日，吴启迪副部长重申，教育部从未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家政策。
　　9月2日，张保庆副部长又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详细]
是否产业化不需要表态
　　199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正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详细]
　　“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 ‘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详细]
               
周济语录
中国大学生就业仍是供不应求
　　“中国的大学生仍是供不应求，而非供过于求。”（2004）

研究生选拔严格 从未大跃进
　　“我国的研究生数量比印度的还要少，而且，我们对研究生的考试选拔比国外的许多地方还严格，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研究生大跃进的问题。”（2004）

骂教育部可以，但不可以骂老师
　　“大家批评，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动力，老百姓不高兴骂骂也可以。骂教育部可以，但不能骂老师，骂老师对孩子不好。” （2007年）

大学生就业难不应怨扩招
　　“我认为现在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因为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只是读完大学就业，还是不读大学就业的问题。”（2007）[更多]
2005，“诉苦年”
　　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由2003年的3.28%降到2.79%。2005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中国教育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听到了“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的说法。[评论]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是什么
        　　2005年初，周济向媒体“诉苦”说，一语道出了中国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要想满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增加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我们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
　　的确，教育投入多少，不是教育部长一人说了算的。周济也有些许无奈啊。[详细]
教育患贫更患不均
　　教育患贫，更患不均。因为教育不公平，就意味着人生的起跑线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说，由国家提供应该同质等量，可实际上却悬殊得惊人。教育部长要是能把“教育面临的更大困难是投入不均”的话也给说上，那就算找问题找到点上了。其实，解决不均的办法不是没有。[详细]
               
周济二三事
“注重产业效益”
　　清华毕业后，周济到新疆工学院任教，在那里他将教研室下面的一个精密铸造厂搞得有声有色，“效益很好”。这段“产业化”经历无疑在年轻的周济心中留下印痕。[详细]
“拼命三郎”
　　周济在华中科技大学时，同事们称他“拼命三郎”。每周工作70个小时，经常忙得忘了吃饭，害得手下人一起陪着挨饿……[详细]
“大大咧咧”
　　为争取科研课题，周济频繁来往于北京和武汉之间。有时走得急了，就买张站台票“混”上车。一次，太累了，周和衣躺在别人座位下面睡着了……[详细]
4个月市长
　　不长的任期内，周济亲民举措频频：堵住东湖所有排污口、调整房地产业用地价格、引导“马路经济”等。[详细]
2006，“焦灼年”
　　 整个2006年，教育部召开了24次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被尖锐的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并不断成为舆论炮轰的靶子。这一年里，比王旭明更焦灼与无奈的，还有那124万无法实现当期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评论]
大学生毕业生成“特困群体”
        　　上联“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
　　刚刚过去的2006年，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论、港校报考热，到疯狂公务员考试、大学生技校回炉、教育部严查就业率造假，无不体现出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详细]
七年扩招，一朝清醒
　　5月，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已明确表明了一种态度：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实施7年的高校扩招运动，终于将在2006年得到了反思。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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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愚蠢中国人的想法”
2007，“攻坚年”
　　2007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教育部所要面临的任务仍是繁重而艰巨，“两基”和教育投入都进入最后攻坚阶段。2007年，也许是最考验教育部长周济的一年。他将如何做到不负众望，完成使命呢？[评论]
93个：“两基”最后攻坚
        　　据统计，截至2002年，西部地区有372个县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而截至2007年初，还有93个县未实现“两基”任务。[详细]
　　2003年，国务院就指出，“两基”攻坚已成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当务之急。按照规划，“两基”任务必须在2007年完成。
4%：教育投入最后攻坚
　　“本届政府将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 2004年3月24日，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周济作出上述表示。
　　本届政府自2003年至今，四年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是：3.28%（2003年）、2.79%（2004年）、2.86%（2005年）、2.27%（2006年）。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要实现当初承诺的4%目标，还是相当艰巨的啊。[详细]



周济：从教师到部长
http://view.QQ.com　 2005年06月06日15:24 　 人民网　 　 评论0条

在很多人的眼中，周济已不是当年的周济——20年间，从华中工学院的普通老师，周济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而他又将如何平衡和解决新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和困境？

周济最近过得颇不平静。

作为教育部长，烦心的事够多了：教育公平、失学儿童、农村教育等等。最近，高校BBS的整治让他再一次陷入舆论漩涡。


3月16日，10年历史的清华大学BBS“水木清华”发出通告：“即日起，BBS‘水木清华’从开放型转向校内型，限制校外IP的访问……”暗红色字体。

几乎同时，颇具影响的南京大学BBS“小百合”也发出通告：“……学校有关方面要求小百合实现实名制，而且校外用户将不再有发言权……”同样采取措施的还有南开、复旦、武大等。

“水木清华”一位管理员透露，2月底清华校方接到教育部文件，之后，开始对“水木清华”采取措施。

2004年10月17日上午，在教育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座谈会上，部长周济表示：“网络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非常深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很多持正确意见的人不一定发表意见，倒是喜欢发牢骚的人发表意见。另外，有国外组织散布各式各样信息。同学们不仅看了，还信，所以，这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

“高校BBS为什么要实名制？为什么要限制校外用户……”议论纷纷，余波未平。

不过，如此被关注，对周济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

“毛驴儿”周济

1965年高考前夕，武汉一铁路中学校内，团委副书记周济正动员同学们去新疆支边。

“耿兴芹是被动员的同学之一。”周济的同学肖举森说。很快，高考结果出来了，周济以高分被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录取。很多同学，包括耿兴芹，不幸落榜，踏上新疆支边之路。

上了清华后，周济不忘旧情，和在新疆的同学经常书信联系。肖举森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周济和高中同学耿兴芹擦出火花。

1966年，“文革”爆发。

“当时我们只上了几个月的课，运动就起来了，根本没学到什么。毕业证也是改革开放后学校让补领的。”周济清华的同班同学耿广志很是感叹。耿退休后在一家公司做事，对于身居高位的老同学周济，他不想谈，因为说多了“对周不太好”。

上课时间短，只是“闻了闻清华的味道”，但外号“毛驴儿”的班长周济依然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

清华大学的徐峰、段广洪老师回忆，入学后不久就碰上了“换班风波”。当时清华精密仪器系共五个班，后来校长蒋南翔提出让两个班“半工半读”。由于招生时没有说明，结果很多同学闹情绪，不乐意去，班长周济做了很多的工作，才让同学们转到了“半工半读”的机械制造专业。

“‘毛驴儿’，不就是只顾低头拉车、卖力气干活的意思么？”

1970年，清华大学毕业，周济奔赴高中时就定下的方向——新疆。

“这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他的女友在新疆；再就是当初他鼓动同学，毕业后自己也确实想在边疆干点事。”肖举森说，“总之，周济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

到了新疆，先在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被调到新疆工学院（现为新疆大学）任教，并且欣然前往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的铸造教研室，和其他老师一起，周济没日没夜地干，将教研室下面的一个精密铸造厂搞得有声有色，“效益很好”。

这段“产业化”经历无疑在年轻的周济心中留下印痕，日后主持华中理工大学CAD（注：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时，周济再一次推行产业化思路。

在新疆大学，周济一干就是7年。其间，他和耿兴芹结婚生子。

1978年，知青返城。为了照顾父母，耿兴芹率先返回武汉。不久，周济考取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也回到武汉。

这一年，周济32岁。

肖举森说，当时，周济在新疆大学干得很出色，文革后恢复职称时，很多同事推荐周济当讲师，在当时很难得。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时任华中工学院校长的朱九思为充实师资，决定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出国深造，硕士没有毕业的周济幸运入选，被派往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徐峰告诉记者，文革前，很多人都学俄语，学英语的人不多，而周济从高中起学的就是英语，这帮了他的大忙，让他在选拔中脱颖而出。

抛妻别子、远渡重洋，周济当日的心情，无法得知，但是，周济在纽约的勤奋好学有口皆碑。

1984年1月，一夜大雪，布法罗交通中断。周济三天三夜没回宿舍睡觉。第4天，室友们着急了，几个人分头四处寻找。在实验室，他们发现了“失踪”的周济正趴在计算机操作台上呼呼大睡，显示屏上还闪现着一长串数据。

在布法罗分校，周济16门功课成绩全部是“A”，只用三年半就获得博士学位。

1984年3月，周济学成返回华中理工大学。


十年创业

周济给单位带回的礼物：3台单板机、一台苹果电脑和30多公斤的学术资料。这耗费了他在美留学的全部积蓄——5700美元，而当时，周济和他的爱人月收入加起来只有80多元人民币。

华中科技大学的CAD中心由此发端，周济也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创业之旅。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彭文生教授告诉本刊，当时科研经费十分紧张，周济很大胆，向学校借钱，用一年科研经费做抵押，寅吃卯粮，滚动发展。

“换成我，根本不敢这么做！”彭说，“学校之前没有先例。这和他留过洋有关。”

周济当年的同事钟毅芳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为了筹钱，周济等人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集中CAD中心财力，一改过去教授之间单兵作战，各自申请课题、使用经费的做法。课题经费统一支配。

“统收统支的措施在中心创业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也挫伤很多教师申请科研经费的积极性。辛辛苦苦争取来的课题，经费无法自己支配，为什么还要去争取呢？”钟说。

实干家周济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要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可见的效益，他要面向企业搞研究。

“当时，周济的思路很明确，就是科研产品要适应企业要求，并最终创办自己的企业。比如CAD中心下面的天喻信息产业公司、软件公司等。”

“这与周济当校长后提出‘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发展思路一脉相承。但是，作为一所高校，你是培养高等人才，还是搞产业化？教授忙于争取项目跑钱，学术水平能提高吗？”钟毅芳说，“当武汉市长，提产学研可以，但是如果当教育部长还提产学研，那就糟糕了。”

周济胆大、有魄力，也以身作则，能吃苦耐劳。本刊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这一点得到所有采访对象的一致认同。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当年，为争取科研课题，周济频繁来往于北京和武汉之间。有时走得急了，就买张站台票“混”上车。一次，太累了，周和衣躺在别人座位下面睡着了。乘警检查车厢，以为是“逃票”，很快给揪了出来。周解释半天，乘警楞是不信，这躺在别人座位下睡觉的会是大学教授？

勤勉而又注重实际的周济理所应当得到回报。1994年，他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系CAD中心主任直接升任机械学院院长兼数控研究所所长，一年后，周济升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1997年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完美的身份组合

清华大学毕业、工程院院士、留美博士、大学校长，在中国，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

出任校长后的周济，开始在校内大力推行“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发展思路。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向东介绍，他们公司在研制国产5轴联动数控机床时，曾向外国某公司订货，但这家公司迟迟没有交货。没办法，他们找到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周济。没想到，周对开发国产高档数控系统非常感兴趣，于是决定厂校联合攻关。经过4年多努力，大功告成，该产品最后卖给江西洪都集团。

“一个不搞教学的教师，算不上真正的教师；一个不搞科研的教师，成不了第一流的教师；不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教师，是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教师。”周济说。

2000年华中理工大学等4校合并为华中科技大学后，周济再次运用当年手法，借外力壮实力，筹巨资促发展。于当年6月28日，同中国工行湖北分行、中国建行湖北分行等签订贷款合同，5年内贷款30亿元，投资建设重点学科、新兴学科。

“一个没有明确办学思路的校长，不是个称职的校长。”周济说。

但是，周济“育人为本，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办学思路在校内外却引起争议。

钟毅芳教授说，在周济主政机械学院和华科大时期，尽管学校的科研经费上去了，但是就纯粹的学术水平而言，并没有怎么提高。

“论文的总数是不少，但多是低水平重复。”钟说。

“由于体制原因，很多校办企业大都小富即安，很难长大。现在看来，高等学校一方面育人，一方面产业化是错误的。”湖北省科技厅的赵春生十分肯定地说。他的一个例证是，周济在2004年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过，“政府从未提出教育要产业化”。

不过，力推高校“产业化”的周济逐渐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在周济主政华中科技大学期间，教育部、湖北省等省部级以上的领导频频光临该校指导工作。

赵春生说，1998年湖北省准备召开科学技术大会，级别很高，省委、省政府一把手都要参加，汇报人最终选定周济。

“我没有想到，对于这个汇报，周济会那么重视，特地跑来预演多次，很多细节问题也都注意到了。”赵说，“不久，在一次湖北省委中心组的科技学习会上，我再次推荐周济作为主讲人。这两次，给省委高层领导的印象都不错。”

而此时，除了清华、洋博士之外，周济也拥有了另外一个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0年1月，未满一任的校长周济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国内罕有先例”。这一年，周济54岁，年富力强。

“清华大学毕业、工程院院士、留美博士、大学校长，在中国，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对湖北、武汉政坛生态颇有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汪波如此分析周济的升迁。

原湖北省科技厅厅长何根法告诉本刊，在周济接替他工作之前，他已经在湖北省科技厅厅长任上干了10年。1999年底，省委组织部找到他，说按照干部任职管理规定，干了10年，该换个岗位了。很快，他被平级调动到省政府任副秘书长，周济以省委常委身份接任。

汪波认为，周济升迁的另一个背景是，世纪之交的湖北政坛，兴起了一股教授、院士从政的热潮：武大教授辜胜阻出任武汉市副市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路钢教授出任省教育厅厅长，同济医科大学教授朱忠华出任卫生厅厅长等。
平易、感恩

“周厅长刚上任那会，正赶上机构改革，压力比较大。他用‘水势虽急、波澜不惊’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形，要求我们‘跑步前进’，‘听话、出活’。”湖北省科技厅人事处处长宋咸华说，“听话就是要听党的话，出活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周厅长一来，我们就开始白天黑夜连轴转了，整天加班。他是个拼命三郎，经常夜里坐火车到北京，白天办事，晚上再赶回来。我们问他，累不累啊？他说比在新疆时好多了！”

宋咸华认为，在周济主政湖北省科技厅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策划武汉的“光谷”，再一个就是搞了电动汽车项目。

湖北省科技厅原高新处处长赵春生回忆，1998年，还是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时，周济就采纳该校黄德修教授的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的名义向武汉市科委递交了《关于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建议》，后来当了厅长，还身兼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天时地利人和，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就开始了武汉“光谷”的建设。

2000年4月7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贾志杰，省长蒋祝平，省委常委、省科技厅厅长周济就“中国光谷”建设做出重要部署。“看准了就下决心干，集中全省力量干。”贾志杰说。

“搞小了等于白搞，搞慢了等于自杀！”周济说。

此后，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逐渐发力。

周济表示，“目标是把光谷做成中国光电子产业的老大，产业规模达到600亿元，年科工贸收入愈千亿元。届时，至少有两到三家资产上百亿的光电子企业集团。”

2005年春天，本刊记者踏进武汉“中国光谷”，其恢弘的气势已然不在，光电子产业也远未达到千亿规模。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记者也发现，早在2001年4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就对武汉“中国光谷”2005年要达到千亿产值的目标提出质疑：“它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宣传口号呢？”

赵春生告诉记者：“现在看来，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确实有急躁之嫌。‘光谷’工程上马后，很快碰上世界范围内的光纤通信市场饱和、疲软，日子很不好过。”

赵春生认为，这也与周济刚刚踏入政坛，处理问题不够艺术有关，“毕竟是刚离开学校”。“但是，从区域创新体系来看，武汉打出建设‘光谷’的牌应该还是对的。”赵补充说。相识多年，给赵春生印象最深的是周济舍得放下架子，并且有一颗感恩的心。

“尽管他当时已经是省委常委，但他没有任何架子。比如你是记者，和他谈过两次，他也会记得你的很多小事。所以，接触起来，你就会有种被尊重的感觉，很舒服。再就是一些对他成长有过帮助的人，周济也非常尊重，感恩。”
4个月市长

2001年12月30日，武汉市十届人大第31次常委会任命周济为武汉市副市长、代理市长。

2002年1月14日，493票赞成、7票反对、10票弃权——在武汉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周济高票当选武汉市市长，成为继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之后的第二个院士市长。

新官上任，周济意气风发：“组织派我到武汉市工作，人民代表选我当市长，我深感使命崇高、责任重大。做市长，不是做官，是做事情，就是为党、为人民做事情。我一定珍惜这个做事的机会，不辜负广大人民的期望。”

“老实说，院士市长跟其他市长相比，没有特别的优势。因为院士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是对我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成就的肯定。但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我还要好好地学习，逐渐熟悉这个工作。”

据媒体报道，周济上任武汉市长后的第一件事，是提出武汉“多植树、植大树”，建设“城在林中，人在城中”的“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山水园林城市”，颇得市民拥护。

随后，不长的任期内，周济亲民举措频频：堵住东湖所有排污口、遏制填湖、调整房地产业用地价格、引导“马路经济”等。

2002年4月18日，上任不足百天的周济被调离武汉市长的岗位。

“我当市长只有短短不到4个月。这4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遗憾是时间太短了，做的事情还不多，贡献还不大，心里十分抱歉，实在是对不住大家！”

“老实说，在武汉民间周济的口碑很好，周济人也很优秀、务实。市政府接触过他的一些处长都很想念他，当然，这次调动也非周济的本意，也非他本人所能决定。”汪波以一名地道武汉人的身份评价周济。

2002年4月23日，调离武汉市长岗位的周济被中共中央批准改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几个月后的2003年3月，周济当选教育部长。

这一年，周济57岁。

至此，从华中工学院的一名普通老师，周济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

“或许，从调周老师到教育部的那一天起，就是有意培养他当部长的。因为当时，周老师去得很仓促，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拖了很久，他的爱人耿老师才去北京。”万立教授说。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李柱教授回忆，有一次，他到教育部办事，身后开来一辆车，他还没注意到车内是谁。没想到，车门一开，周济下来，和他双手紧握，连声问，李老师来北京办事了？

“周济啊，没有变，还是那个周济！”李柱温馨感动。

确实，在他的同事眼里，周济还是当年的周济；但在更多人的眼中，周济已不是当年的周济——20年间，从华中工学院的普通老师，周济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而他——周济，又将如何平衡和解决新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和困境？
教育部长周济简历

1946年8月26日生于上海，少年和青年时代随父母在武汉度过。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

◆1970年至1978年在新疆工学院工作。

◆1978年进入华中工学院攻读研究生。

◆1980年赴美留学，1984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博士学位。

◆1984年起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教，先后任CAD中心主任、CIMS中心主任、数控研究所所长、机械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1999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2000年1月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1年1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

◆2002年1月任武汉市市长。

◆2002年4月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2003年3月任教育部部长
2003，“立誓年”
　　在周济当上教育部部长的前一年，也就是2002年，他在武汉作了不足百天的市长。2003年3月，周济当选教育部长。这一年，他57岁。在很多人的眼中，周济已不是当年的周济——20年间，从华中工学院的普通老师，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而迎接他是五年任期里新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和困境。
新官上任立下“军令状”
        　　2003年，周济在上任之初就表态：一定要以对人民群众极端的热情和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的精神，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任期第一年里，周济最突出的举措就是立下“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军令状”。在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已走过10年历程之后，周济此举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气概。


周济强调：学校乱收费 校长要撤职
http://view.QQ.com　 2003年08月14日10:21 　 中国新闻网　 　 评论0条

中新网8月14日电 教育部部长周济14日强调，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已走过10年历程，今年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

“乱收费背后往往牵连着行为失范，甚至贪污腐败。”周济在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视频会议上指出，再困难也不能搞乱收费，乱收费会害了学生，害了老师，害了学校，毁了教育。

针对秋季开学，周济要求，治理乱收费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实行“一费制”，不得以任何理由缩小其实行范围和突破其最高限额标准。二是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三限”政策，择校生比例不得超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上限；不得再以任何借口和方式收取限定金额之外的择校费用；不得抬收规定的录取分数线以下的学生。
“治乱摘帽”请从大学校长始
http://view.QQ.com　 2006年03月31日17:47 　 中国青年报　 张培元　 评论0条

审计署29日发布2006年第1号审计公告，公布了5个专项审计及调查结果。审计发现，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18所高校，2003年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亿元，收取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并收取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68亿元。（《东方今报》3月30日）

18所被审计高校一年居然“乱”收8．68亿元，全国共有1683所高校，它们涉“乱”的金额又会是多少？虽然不能以简单的加减乘除得出结论，但它露出的教育乱收费冰山一角，已足以让人心惊胆寒。这让人想起教育部部长周济2003年3月24掷地有声的表态——“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１上述18所高校乱收费恰恰发生在周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期间，现在的问题是，有几个大学校长被撤了职，为动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乱收费埋了单？

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周济部长发出的军令状，措辞不可谓不严厉。去年初，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再次联合下发通知，三令五申高校出现乱收费，追究一把手责任。可惜的是，铁令只是得到了部分兑现。3年来全国共有794名校长被撤，仅去年就有395人掉了乌纱帽。然而教育部的通报“只见数字不见人”，公众无法了解这些乱收费主谋的姓名、单位等详细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被撤职的数百名校长中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包括国家发改委今年2月19日公开曝光的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至今也没有一个校长，哪怕是处长科长为此丢官卸职，被追究责任。

原来“治乱摘帽”也搞抓小放大！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去年曾实话实说：中小学校乱收费根子在于地方教育投入不足，是地方政府“逼”的。而高校乱收费，则主要是高校的责任，是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属自己“上了瘾”。教育乱收费尤其是高校乱收费愈演愈烈，300多份治理乱收费的文件管不住乱伸的手，高校领导不怕惹火烧身，关键在于他们瞅准了教育部铁令并不铁。民怨沸腾时，只是拿几个中小学校校长当替罪羊，法律管不着，党纪政纪不追究，政治前途和个人利益毫发无损，违规违纪的成本如此低廉，不乘机大捞一把岂不亏了！

高校乱收费近年呈“集体闯红灯”之怪象，与监管者“嘴头硬、手下软”有关。

某些高校领导乱收费上瘾，把周济部长的严厉警告当成耳旁风，对成堆的清理乱收费红头文件产生视觉疲劳，是上级部门纵容娇惯的结果。连教育部都没有勇气较真，何能奢望上千所高校拿它当真呢。公众期待教育部真正能够说到做到、说一不二、动手像动嘴一样厉害，“治乱摘帽”就从大学校长开始。如果能坚决撤掉几顶乌纱帽，使“谁闯红灯谁丢官”的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想必不会再出现什么年年审计年年犯、年年治理年年乱、年年发文件年年不管用的“治理烦恼”。高校这个社会人文制高点与首善之地，也不会成为乱收费的首“乱”之地。

谁因为教育乱收费被撤职
http://view.QQ.com　 2006年04月01日10:29 　 光明网　 金海燕　 评论0条

据有关人士透露，为了遏制教育乱收费，三年来各地共派出检查组56000多个，检查各类学校87万多所，查处违规收费案件19000件，5931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其中撤职的校长有794人。（3月22日《东方早报》）


这样的查处规模和查处力度，确实不小，然而，老百姓的感受却仍然是教育开支越来越高，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其原因恐怕是由于乱收费的学校也有难言之隐，有些收费虽然属“乱”，但学校却不能不收。最近，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说，中国教育乱收费有四种类型：一是生存型的乱收费，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政府没有拨款，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规收费；二是发展型的乱收费；三是利益驱动型的乱收费，把乱收来的费用变成了学校的小金库，变成了教师的福利待遇甚至成为腐败来源；四是转嫁型的乱收费，或者是政府部门向学校乱摊派，学校没有经济来源就转嫁到学生身上，或者是政府部门通过学校搭车收费。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分析，学校自身违法的乱收费大约只占教育乱收费的40%，而60%的乱收费却是代政府受过挨骂的转嫁型乱收费。

国家审计署这样的分析，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瞎估计，相信一定有相当权威的依据。然而，40%因为学校的责任而发生的乱收费，上上下下都作了严肃查处，5931人受到党政纪处分，还有794位校长被撤职，但60%因为政府部门摊派或搭车的乱收费，却没有听说（至少有关部门没有公布）有哪位政府官员因此被撤职。

我想，如果撤校长的职，确实是遏制学校乱收费的有效手段，我相信也只能遏制利益驱动型的乱收费。作为校长，自然会认真考虑是自己的“乌纱”分量重，还是乱收费以后给教师多搞一点福利的分量重，再加上政府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减少生存型或发展型的学校乱收费。然而，这一切对遏制占60%的转嫁型教育乱收费，却未必能起多大作用，因为轰轰烈烈的查处教育乱收费，并没有对实行转嫁型乱收费的真正祸首有任何触动。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这60%的转嫁型乱收费能不能得到遏制？如果作为今天教育乱收费大头的转嫁型乱收费，得不到有效遏制，这样的示范效应，很可能让另外三种乱收费改头换面重新粉墨登场，在政府增加投入以后，教育乱收费仍然存在。因为在“人人都享受教育”以后，人们还会争夺优质教育的资源，要实现“人人都享受同样优质的教育资源”，恐怕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难免会给教育乱收费留下广阔的空间。

既然60%的教育乱收费是转嫁型，如今只处理执行者的学校和校长，却对作为转嫁源头的政府官员毫无触动，这样的处理难免有不公之嫌。因此，我们希望有政府官员因为教育乱收费而被撤职的消息面世。

2004年：中国“教育产业化”神话的终结之年
http://view.QQ.com　 2004年12月26日14:08 　 中国新闻网　 　 评论0条

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

“教育产业化”这个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口号，在今年成为众矢之的。有两个严重的事件使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
2004，“批评年”
　　“教育产业化”这个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口号，在2004年成为众矢之的。有两个严重的事件使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针对社会上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2004年，教育部有三位高官先后站出来做出明确的表态。
“三驳”教育产业化
        　　1月6日，周济部长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8月8日，吴启迪副部长重申，教育部从未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家政策。
　　9月2日，张保庆副部长又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是否产业化不需要表态
　　199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正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详细]
　　“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 ‘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二○○四年夏天，无数人把目光投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张入学通知书竟然要用数万元人民币来换取。“北航招生丑闻”案发不久，人们又失望地发现，原来如此操作的远不止北航一家。

五月份，国家审计署刮起的“审计风暴”，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四个城市的“大学城”的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随即发现两大问题：一是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二是“大学城”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

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教育产业化惹的祸”。九月二日，新学期开学之即，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这一表态再次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这番话被媒体解读为“标志中国教育改革风向转变”的一个信号。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国官方第一次表示反对教育产业化了。在八月份举行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另一位副部长吴启迪就指出，教育部从未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家政策。而在今年初，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已强调：“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三位教育部高官对“教育产业化”的否定，让这个一度被奉为“神话”的口号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

“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始于一九九八年。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于是有经济学者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将是促进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是即使节衣缩食，也不会在孩子的教育上省钱。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跨越式发展。到二○○四年，中国各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四百二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的四倍，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了两千万人，毛入学率也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十九。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创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

但是，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校大规模扩招带来的高收费已经成为贫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十一月，张保庆在西安举行的高教工作研讨会上疾呼：“高校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大学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的学校，这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

从今年秋季起，中国开始推行新的助学贷款政策，按照“方便贷款、防范风险”的原则，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理顺国家、高校、学生和银行之间的经济关系，以确保二百四十万贫困家庭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刚刚结束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周济再次强调，要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切实落实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和扶持政策。

有学者认为，发展教育产业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化”字。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

要抚平教育产业化留下的伤痕，中国政府就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为此，周济表示，二○○二年全国教育经费已经超过五千四百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三千四百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是一九八九年开始对此项指标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目标是：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的水平。

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
http://view.QQ.com　 2004年11月09日17:20 　 商务周刊　 　 评论0条

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惟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中国教育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学者们曾经设想的“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现象。

曾经的“天使”怎么变成了“魔鬼”？

我们试图溯本清源。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教育产业化”在这些领域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误读和扭曲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记者 王强 刘丽娟

2003年以来，汤敏一直被“教育产业化”问题困扰着。这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面对媒体，汤敏坚决表示：自己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

9月2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问题时也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他把教育产业化上升到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了教育事业”。

今年以来，这已经是教育部高官针对教育产业化第二次如此明确的表态了。年初的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即曾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事实上，教育部的表态，针对的是从去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所遭遇的巨大批评。一方面，去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很不寻常地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她说，“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53％，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政府承担的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掀起扩招和高收费的狂潮，上大学对考生学习成绩要求越来越低的同时，对其经济承受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

本就严重不足的教育资源被过多投入到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城市和东部地区以及高等教育当中，中国的教育部门因此遭到来自各界的猛烈抨击，被指责最烈的是近些年来教育界最时髦的改革思路或称指导思想——教育产业化。这也直接导致了教育部高官公开否认提倡过教育产业化。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5月份，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大学城”违规审批、非法圈占土地和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两大问题；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财经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等重点大学招生黑幕被曝光。教育外衣下的丑恶浮出水面，教育产业化则再次被抛出来成了过街老鼠，教育部的表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不承认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一个曾经深入人心的改革口号，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当扩大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稀缺的矛盾因为各种利益的干扰而变得尖锐时，教育产业化就成为攻击的首要对象。”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

“这完全是一种误会。”汤敏认为，现在把“教育产业化”形容为所有发生在教育领域内的问题的罪魁祸首真的很冤枉。

汤敏告诉《商务周刊》，事情的原委应该从1998年说起。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但是汤敏强调，扩大大学的招生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配合大规模的助学贷款。他认为，支持产业化的人谈的实际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反对产业化的人实际指的是基础教育，大家谈的不是一个概念。

“教育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汤敏说，“教育产业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被扭曲了。”

汤敏强调：教育是分层次的，应该按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讨论教育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他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即“对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应分而处之，义务教育本是国家财政系统的责任，非义务教育则可以考虑国家财政适当投入时，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事实上，中国借助于市场力量解决教育问题可以追溯到1992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1992年是有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段。中国各个行业开始借力于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教育也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正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

汤敏认为，对于教育是第三产业的界定本身并没有错误，借助市场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置也没有错误。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教育产业化在市场的种种变化因素中被泛化和异化了。

“笼统谈教育产业化是不准确的。”汤敏说。

按照汤敏的解释，当教育列入第三产业时，并没有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进行属性界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实情况下，在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的层次性被日益模糊，教育领域各个角落都笼罩着市场的烟雾。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则对《商务周刊》强调，中国教育要不要市场，这不用争论，在批评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上，把矛头对准市场是不公平的，“关键是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

“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 ‘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教授告诉《商务周刊》，“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那么，一个天使，是如何异化成一个魔鬼的呢？

监利教改：一个孩子的困惑和一个农业大县的难题

9月18日下午5：15分，阴雨，当记者赶到座落在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茶庵大道东南端的玉沙小学时，已是学校放学的时间。持续了60秒的下课铃声打破了校园里特有的安静，五层白色教学楼里，传出孩子阵阵的嬉闹声。校门外停着很多接孩子回家的轿车，也不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

玉沙小学是监利县城内公办民助性质的重点小学，上下学的时候校门口轿车排队接送的场景让人浑然感觉来到了北京。不过，在人均年收入不及3000元的监利县，每学年收费1000元左右的玉沙小学毕竟是特例。

19日下午5点半，依然阴雨，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郑家门村小学，14岁的五年级学生王玉田推开一道半掩的铁门，穿着灰色雨衣离开那间灰色的平房教室，教室四面是不及两米高的土墙。从教室，穿过5华里的土路，回家，这对于王玉田和郑家门村小学其余53名学生而言，是每天放学后的“常规行程”。
不过，这种常规的行程在不久就有可能结束。因为在监利县并校改革后，郑家门村小学很有可能被合并到其他村的学校。王玉田告诉《商务周刊》，他父母身体不好，如果郑家门村小学被并到其他学校，他上学将变得更加不方便。

但是，对他来说，并校后的学费增加才是根本问题。因为在监利县以“自我改革，自我受益”为原则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多数监利县民众已经从像玉沙小学和县试验一中看到了改革的结果：学校合并，学费增加。

王玉田告诉记者，现在，他每学期的学费是50元。50元钱，对于城里的孩子不过一个星期或者一两天的零花钱，但对于王玉田来说，父母每学期拿出50元供自己上学真的不容易。

“这个标准是农村费改税之后定的，除此之外不能乱收费。”今年40出头，却有着26年教龄的郑家门村小学校长胡贤华告诉《商务周刊》，郑家门村小学得以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这点学费，虽然拮据，但毕竟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让所有的孩子上学，接受教育。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撤消，但我希望这所小学留下来。”王玉田满脸困惑，但他或许明白这只是自己一个毫无发言权的农村孩子的奢望。

监利县是鄂西地区的一个农业大县。记者在该县教育局采访过程中感受到，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他们对于郑家门村小学这样的窘境也无可奈何。

监利县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随着国家和省里关于农村教育和费改税各项政策的调整，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教育投入不足和欠账问题在最近三年日益突出：一方面，现行的农村教育体制在形式上强调政府投入为主，其他形式为辅，而事实是政府投入严重不到位；另一方面，随着农村费改税的推行，教育收费项目不断被取消，原来靠教育收费维持的农村基础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监利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道忆则具体地告诉《商务周刊》，在2002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前，监利每年的教育支出是1.9亿元，其中农村教育附加、教育集资、教育统筹三项共8000万元左右，基本支撑了农村教育。这三项收费在税制改革后被取消，国家转移支付来的教育拨款只有3000多万用于农村教育，也就是说，即使按照2002年前的农村教育支出水准而不做任何改善，该县还有4000多万的缺口无法弥补。

记者拿到的一份监利县教育局2003年5月的《基础教育情况汇报》显示，监利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而负债额超过100万的24所学校差不多都是乡村中小学。根据这份汇报材料的数据，该县每年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为1.1254亿元，但全县中小学共负债高达1.0615亿元，其中县直中小学负债3880万元，乡镇公办中小学负债6281.8万元，村办小学负债453.2万元，后两块农村基础教育负债占去了整个负债的的63.4%。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1亿多元的债务中，有5526.1万元实际上是为“普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历史债务，但在老债未减的情况下，新债又继续增加，因为只有杂费一项来源，中小学办公经费严重不足，为维持基本运转，学校只能借债经营，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县和乡镇都无法负担这些负债，全部压在中小学校长们的身上，债主们停电停水封堵校门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的开展。”张道忆无奈地说出惊人之语，“农村的基础教育已经到了办不下去的地步。”

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监利县的办法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产业化的改革道路：学校合并，学费增加。随后的故事是，2004年新年刚过，监利县教育改革的报道接连出现在了国内几家很有影响的媒体上，其中一家财经媒体更是以《监利教改：卖掉700所学校》为题进行了报道，随着这则消息在互联网上的广泛传播，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认为，这一教育改革对中国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重大价值；但批评者认为，湖北监利教改的动力并非来源于教育制度本身，而更有可能来源于政府急于摆脱财政压力。

对于外界的诸多批评和质疑，监利县教育局副局长阳后继一方面承认，财政困难和资金缺口太大确实是改革的基本初衷，但他辩驳道：“政府不是想甩包袱。改革后不会减少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他强调，这是政府的承诺，要确保改革后基础教育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确保今后义务教育拨款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

事实上，监利县的教育改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尝试。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戴伯勋告诉《商务周刊》，2000年前，监利曾经尝试将财政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转换成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使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入学。但问题是，监利县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人均财政内预算经费为小学163元，初中409元，远低于省内平均水平。监利县一个小学生的“义务教育卡”的面值为163元，按照一名民办教师月工资300元计算，现有学生人数并不能支付学校老师的工资缺口。所以，教育券形式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

2000年，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方案变成了并校减员，村小学由1999年的709所减少到446所，并校过程中同时精简了1500余名民办和代课老师。按照张道忆的说法，这是全国统一的举措，主要是针对计划生育效果带来的中小学人数下降和村办小学虚空的问题进行布局调整，以降低学校分散而占用过多的资源。

2002年，监利县教育局又在全县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精简分流了2007名公办和民办老师。

这两次改革虽然有部分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财政吃紧的困难，学校窘迫依旧，更深入的改革一直在酝酿之中。同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选择一两个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2002年底，监利县开始将教育的困境写成报告，向省、市反映。湖北省教育厅同意以监利县为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

阳后继称，在《决定》基础上，监利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12个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5个专门工作组，发放了2000多份调查问卷，组织了600多人参加的调研专班，在此基础上，监利县教育局形成了初步方案。县委先后5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改革方案，8易其稿，最终形成了被称为“监发17号文件”的《监利县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意见》和7份配套文件。
2003年10月9日，监利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了这份后来广受争议的文件，文件明确：“鼓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在我县投资办教育，在学校确有办学利润的前提下，投资者可以取得投资总额10％以内的回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收购或租赁现有国有教育资产举办民办教育，收购和租赁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债转股、新增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投资教育，在学校确有利润的前提下，按股分红，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学校后勤服务，承办学校新增的现代教育技术等单个项目的服务。”

在这场改革中，监利县各校成立以学校管理委员会、校长、学生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学校管理机构；教师实行全员聘任，按照各校招生人数实行工资划拨；并且对于能改制的中小学则通过公办民助等形式推向市场。

至此，监利县教育改革的一条市场化思路初步形成。玉沙小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改制。玉沙小学校长叶祥佳告诉《商务周刊》，改制前，玉沙小学就是县里面的重点小学，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较好，所以很快就吸引来外部投入。在改制中，以前债权人部分转到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作为投资方。改制后，学校的投资主要来自于当地的金龙房地产公司，该公司投资额300万，在玉沙小学占股40%，学费由原来的一学年400元增加到现在的近1000元。

目前，玉沙小学已经成为监利县基础教育改革的样板。像玉沙小学改制成功的学校已经有4所。

张道忆认为，改革打破了学校传统所有制结构，扩大了办学主体，实现了多方筹集办学资金，通过“债转股”卸掉了学校沉重的债务负担，政府教育行政管理则变直接的微观管理为间接的宏观监督，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的市场主体地位。

不过，叶祥佳告诉《商务周刊》，由于下面的乡村学校教育基础薄弱，负债过多，很难吸引来外部资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改革没有太深的意义。匮乏的教育资金和教师短缺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好转。

“你可以到赤卫中学、郑家门村小学这些地方看看，那里的债主还是常逼着校长团团转。”叶祥佳说。

对于监利县的教育改革，国家教育部基础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监利县基教改革说到底是财政问题，在财政投入不足时，改变分配方式不能起到本质的作用。”

“在任何市场环境中，基础教育都是一国之根本。”姜沛华说，国家教育部已经向中央提出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将基础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

这似乎给人以希望，然而，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记事以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真正落到实处”这样的表态太多太多了，却改变不了基础教育的投入增长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长的事实。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但“九五”期间此项投入仅从1995年的2.41%增长到2.87%，2002年这个数据是3.3%，2003年3.4%，不仅达不到联合国6％的最低要求，距离中国政府2000年达到4%的承诺也有不足。

目前，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而经费投入却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尤其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过去可以征收的农村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正如监利县所表现的那样，农村教育的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一份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的实际年交费为250元，若不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仅仅全国592个贫困县的经费缺口就达到200亿元。

去年年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4年后，失学最严重的西部地区，教育普及率要达到85%以上，城市政府则要保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新增的教育经费要用于农村，保障农村学校的经费，禁止拖欠农村教师工资，并再次强调经济困难的学生将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的生活费。随即有消息称，中央即将出台新措施，让西部贫困地区青少年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待遇。

但上至教育部官员，下至监利的一位普通小学校长，都明白的一点是，财政才是根本问题，没有足够财政保证，任何一项政策都是空口说白话。即使西部义务教育免费的伟大方案，也计划在校生的书本费将由中央政府负担，学杂费则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光打雷不下雨”的命运。有关资料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显然没有办法负担基础教育的绝大部分资金，而在转移支付方面，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出台有力的保障措施。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像监利县这样的教育产业化道路，必然会成为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的教育改革最自然不过的选择——甚至是惟一的出路，虽然对于可能因为改革而失学的王玉田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

2005，“诉苦年”
　　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由2003年的3.28%降到2.79%。2005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中国教育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听到了“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的说法。
周济：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投入不够
http://view.QQ.com　 2005年02月20日22:14 　 人民网　 　 评论0条

近日，教育部长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中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他说，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回顾2004年工作，周济表示，他“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
周济部长是在春节前，接受人民网新春专访，回答关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教育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听到了‘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的说法。周部长，您认为过去一年工作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一问时，做上述表示的。

他说，中国的教育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特别突出的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实现两基，中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少年文盲，这对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六年之中，规模翻了两番，现在的规模是1998年的4倍，而且国家的教育质量还在不断提高。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毛入学率达到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这两个成就都应该说是历史性的跨越。他表示，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样的跨越，其实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放眼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教育在这几年中取得的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历史上的奠基工程，将会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高人才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将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根本性影响。

他同时指出，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必然伴随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有些旧的矛盾不断激化，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凸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样就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他分析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其实仔细想想，都可以从这个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由于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这个基本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可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长期存在下去。这个基本矛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国家现在能够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又严重不足。

周济坦言：“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要想满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增加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我们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是已经用一个比较小的投入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而且是一个质量比较好的教育。”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值很高。他表示：“说老实话，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每一个阶段，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但是我们实际上的投入离现代化还是差得很远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困难是很大的。这就派生出来很多很多的矛盾，很多很多的困难。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在世界上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里很少有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做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很少有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做到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超前发展的，用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方式提前把我们的教育发展了一步。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们这样超前的发展实际上是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超前发展必然伴随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所以我们经常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确实觉得挺难的。”

周济最后强调：“有的同志说我们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但是我们认为，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必须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因为这样的历史重任是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历史重任，是崇高而神圣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须把它承担起来。之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能够用比较小的成本取得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相信，我们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能够继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能够不断地让我们的教育得到发展。”

争鸣：中国教育患贫更患不均
http://view.QQ.com　 2005年02月24日22:13 　 人民网　 张天勇　 评论0条

近日教育部长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中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投入不够。
这话虽然不错，但笔者认为，周部长并没有看到教育问题的实质，其实教育面临的更大困难是投入不均。

教育是靠钱来支撑的，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少教育，这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实际上，在国家财政资金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目前用于教育的投入资金已经不算少了，但如果按照目前我国教育的规模和发展程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纳税人的钱能够平均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那么周部长所说的困难就不复存在了。80年代就提出，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达到4%，20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依然没有达到。各级人大年年审查预算、决算，可从没听说哪级政府的预算与决算因教育投入没有达到4%的法定目标而被人大否决。重视教育，从投入尚未达到预定目标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句空话。仅每年餐桌上花掉的公款就达数千亿元，教育投入不足，说到底是对教育的认识与决心问题。

抛开教育投入不谈，说说教育投入的不均。如果能够统计，只要比较两个数据，一定会触目惊心。一是同等规模的学校，投入最高的与投入最低的，相差会是几倍？二是同等层次的学校，学生人均占用资金高低，又会相差几倍？不说全国，即使拿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来比，都将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教育部长说，老百姓在拿现代化的标准要求学校，可确有许多学校办得很现代化了。问题是这种“很现代化”的学校与“很不现代化”的学校同时存在，“有的城市学校，搁到欧美也堪称一流；有的农村学校，拿到非洲，恐怕也算差的。”

教育患贫，更患不均。因为教育不公平，就意味着人生的起跑线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说，由国家提供应该同质等量，可实际上却悬殊得惊人。抛开城乡差别不说，还有更可怕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体制差别。长期以来，教育靠这些“窗口学校”展示形象；办教育有没有业绩，就看“窗口学校”办得咋样；领导看教育，也满足于被领着到“窗口学校”转一圈……这样一来，投入本来不够，再如此贫瘠不均地一闹，“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就成为日趋尖锐的矛盾，不想让孩子在起跑线就落下一截的老百姓，只有掏尽血本，来缴高得惊人的赞助费、择校费、借读费……总是用这样的思路办教育，投入再多，百姓还得骂娘。

教育部长要是能把“教育面临的更大困难是投入不均”的话也给说上，那就算找问题找到点上了。其实，解决不均的办法不是没有。比如，在给农村学校设定最低标准的时候，也给城市学校设定最高标准；教育拨款要依据学生人均资产，高的少拨，低的多拨；取消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体制，避免教育的马太效应；特别是领导看教育，要形成一个规矩，不看则已，要看就看薄弱学校，看最困难的学校……衡量办教育的业绩，不看最好的学校有多好，而是看最差的学校有多差。当然，首先要保证教育有足额的投入，各级人大要在预算审查上把好关。投入足够，投向均衡，才能办出真正让百姓满意的教育。
2006，“焦灼年”
　　 整个2006年，教育部召开了24次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被尖锐的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并不断成为舆论炮轰的靶子。这一年里，比王旭明更焦灼与无奈的，还有那124万无法实现当期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2006年教育盘点：就业形势严峻引发扩招反思
http://view.QQ.com　 2006年12月30日22:06 　 中国经济网　 　 评论0条

整个2006，关于教育的话题也异常热闹。教育部全年曾召开24次新闻发布会。其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被尖锐的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并不断成为舆论炮轰的靶子。

“我希望媒体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2006年12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王旭明向媒体如此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但是当教育乱收费、高考改革、大学生就业难、义务教育不“义务”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横亘在面前的时候，他的愿望恐怕要落空。
反思扩招

在某些极端案例中，我们看到，大学生卖出“白菜价”、名校生不得不去养猪、陪聊、乞讨等等现象，由此，反思高校扩招的声音也逐渐升高。

高校扩招已进入第7个年头。在200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413万，其中毕业研究生27万，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因求职无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高建，不得不打出“陪聊”的招牌。

除了就业问题之外，扩招带来的教学质量问题，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6年10月，西安邮电学院的336名学生，因不能按规定修满学分，而接到学校的“劝退令”。学院教务处一负责人坦承，大学扩招后，因为师资不足，该院经常是120多人一起上大课。

正是因为扩招，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目前，教育部核准的独立学院有233所，承担着30%左右的本科生培养任务。

这些现象已经引起政府重视。5月，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已明确表明了一种态度：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

实施7年的高校扩招运动，终于将在2007年放缓了脚步。

收费乱象

困扰教育问题的，还有乱收费现象。

刚刚迈入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就曾发出通知规定，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须缴纳营业税。

相关的质疑铺天盖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认为，“这样做并不是肯定学校是盈利机构，也不是承认择校费的合法性，主要是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杜绝择校费需要一个过程。”

事实上，20年来下发的300多份文件，并没有遏止住教育乱收费。2006年2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告称，西安美院，华南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乱收费金额总计2270万元。而3年多时间，全国各类学校已累计清退乱收费资金13.2亿元多。“

2006年12月13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宣布，从2007年春季开始，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将全部免收学杂费。不过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并不在受惠范围内。另外，教育部还宣布，到2009年春季学期开学起，再取消寄宿制学生住宿费。

由此看来，从2006年9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义务教育法》，真正实施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新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不收学费和杂费。

颇值得深思的是，2006年3月6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称，(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高校蒙羞

另外，高校的科研状况，也让国人感到忧虑。

2006年1月17日，清华大学BBS上发布的一则神秘帖子，揭开了“汉芯”造假的黑幕：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凭借着“汉芯一号”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的科研项目，并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基金。

但是，东窗事发的陈进，并没有像韩国的黄禹锡一样，受到司法机关审查。有评论表示，这样的行为已不仅仅是学术不端，而是涉嫌欺诈罪，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公开指责北大引进人才造假。据称，北大这样做是因为可以拿到好处。“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它的钱，是国家的钱。”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针对接连出现的学术造假现象，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确表示，将对学术造假事件逐一调查，调查结果将考虑向社会公布，并计划为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财政部部也表态，将加大科研经费的申报、管理的监督力度，并逐步实行问责制。

就业：愿读服输？

刚刚过去的2006年，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论、港校报考热，到疯狂公务员考试、大学生技校回炉、教育部严查就业率造假，无不体现出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文件称，2007年，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大学生就业难题。

困难重重

政府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按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年内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而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人。

2006年100多万未就业大军，加上新增的82万毕业生，2007年的大学生就业将是“相当严峻”。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高失业所带来的挑战。

有位应届毕业生提供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

对联的内容虽然夸张，但在一定层面上，却反映了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2006年8月10日，上海《新闻晚报》报道称，据智联招聘网与央视的调查，在接受访问的5296名大学生中，69.2%都表示，“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愿意在一家相对理想的单位零工资就业”。

另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有1200家企业提供的信息是，34%的大学生求职只要求月薪1000元。
争议不断

因此，2006年出现公务员报考热不足为奇。官方提供的数据是，报考开始日起仅半月内，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并通过审查的人数，就已经超过60万人。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人事教育司干部人事管理一职，计划招录2人，竟有近万人报考并通过审查。一些报名网站甚至因为拥堵而瘫痪。

有专家明确表示，所谓的公务员报考热，只是就业难的尴尬侧影。“双向选择”已经退化为“单向选择”。

除了“零工资就业”、“公务员报考热”，同样引发大争议的，还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名校生养猪论”。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11月28日的发布会上称，对于某名校毕业生生养猪的事情，媒体大可不必“哗然”。因为有知识的人去养猪，不会是单纯的重复劳动、简单性劳动，而可能创造养殖业奇迹。

实际上，整个2006年的就业领域，让媒体“哗然”的事情，不仅仅是名校毕业生养猪，比如艺术学校学生陪酒、大学生去技校“回炉”等，都广受社会关注


相关资料：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

国办发〔2004〕0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二月十六日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两基”)目标，特制订《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

一、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形势和挑战

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将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关系到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的实现。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两基”目标；到2002年底，“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1%。近年来，经过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西部教育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6.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两基”人口覆盖率仅77%，低于全国14个百分点；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02%，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截至2002年，西部地区仍有372个县(市、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8个团场，共410个县级行政单位尚未实现“两基”，涉及345万平方公里国土和8300多万人口。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已经成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实现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目标，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方财政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薄弱，义务教育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2年，西部地区未实现“两基”的372个县(市、区)中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15个，占58%；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普遍简陋，必备的学生寄宿条件严重不足；现有教师不适应及合格师资短缺的矛盾日益凸现；在少数地区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人民群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适龄少年儿童就学面临困难，普及义务教育任务艰巨。全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人中，绝大部分生活在西部，农村人均纯收入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左右。一些地区刚刚解决温饱，相当一部分地区尚未完全脱贫，加之西部农村家庭大多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子女，人民群众难以承担基本的教育支出。据2002年统计，西部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五年保留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等指标，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已通过“两基”验收的县，其普及程度也是低水平、不稳定的，一些地方初中辍学率高达10%以上。

西部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教育成为“两基”攻坚的难点。截至2002年，西部372个未实现“两基”的县(市、区)中少数民族聚居县占83%。西部农村地区一些习俗和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双语教学的环境对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少数民族义务教育的普及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紧迫要求。

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办学形式使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低水平的教育投入难以保证基本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有一师一校点约9万个，占全国校点的80%以上；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在一些高山、高原、高寒及牧区、半农半牧区和荒漠地区，80%左右的初中生、50%左右的小学生需要寄宿；特殊的办学形式使得学校布局分散、校舍建设成本普遍较高，原本短缺的教育经费难以满足基本的教育需求，适龄少年儿童“进不来、留不住”成为“两基”攻坚的难点。此外，全国127个边境县中，有106个在西部，这些边境地区的学校建设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在发展教育、振兴西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最大的决心和最有力的措施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坚持发扬“领导苦抓、部门苦帮、群众苦干”的扶贫攻坚精神，夺取西部“两基”攻坚战的胜利。


二、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和任务

(一)主要目标。

1.到2007年，西部地区整体上实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扫除600万文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2.到2007年，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分别实现各自的“两基”目标，切实巩固提高现有的“两基”成果，完成攻坚任务，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国家的“两基”评估验收。3.截至2002年尚未实现“两基”的372个县(市、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8个团场，到2007年，除特别困难的达到国家“普六”验收标准外，其余的要达到国家“两基”验收标准。

(二)主要任务。

1.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学校，保障“两基”攻坚县扩大义务教育规模的需要，安排好西部地区新增130万初中生和20万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加大对西部地区现有学校的改造力度，使确需寄宿的山区、牧区、高原和边远地区学生能进入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寄宿制学校学习。

2.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订本地区的“两基”规划。结合中央已经安排的专项资金，调整省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两基”攻坚的投入，基本消除现有中小学危房，保证办学条件基本达到规定标准，保障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公用经费，切实降低辍学率，提高教育质量。

3.建立较完善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制度，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央和地方通过“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等方式加大资助力度，到2007年，力争使中西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得到资助。

4.西部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保障“两基”攻坚县的教职工(包括按国家编制标准新增教师)的工资发放，建立中央财政用于教师工资转移支付的监管机制。做好对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队伍的建设，到2007年，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5%和90%以上。

5.稳步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农村初中基本具备计算机教室，小学基本具备卫星教学收视设备和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及成套教学光盘，小学教学点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

三、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主要措施

(一)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1.在继续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二期)”和“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基础上，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共同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央重点补助“两基”攻坚县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帮助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寄宿制初中和小学。

2.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统筹使用好中央下达的各项资金，在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加快当地农村现有初中学校的改扩建步伐，改善基本的办学条件，满足更多确需寄宿的农村学生的要求，切实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成果。对确有困难的地区，中央适当予以补助。

3.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设置要同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要统筹考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开展勤工助学、扶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校运转经费的保障。

4.整合各种教育项目，有效配置教育资源。“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要与“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二期)”和“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兼顾西部农村地区的“两基”攻坚和巩固提高工作，最大限度地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

5.中西部地区要根据义务教育合理布局的需要，进一步改善现有农村中小学校办学条件，保障基本的教学和生活需要。中央将视各地工作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支持。

(二)扶持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1.中央财政将逐年扩大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范围，逐步使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科书。地方各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学校减免困难学生杂费，并为必须寄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西部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政策，因地制宜地为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提供条件，帮助改善学生生活。

2.国家继续对西藏自治区的农牧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政策；继续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6个边境县和特殊困难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3.落实对捐资助学单位和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提供的捐赠，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三)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1.在2003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在农村小学教学点基本配备教学光盘播放系统，在农村小学基本建设卫星教学收视点，在农村初中建设计算机教室，不断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缓解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短缺和师资不足的矛盾。

2.中央资金将主要支持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校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各地在规划布局时要做到科学、合理，并注意与新实施的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相结合。

3.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积极探索建立教育信息化设施的日常运行和维护机制，保证必要的运行经费。大力开发适应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特点的远程教育资源，支持开发适应少数民族特点和双语教学的远程教育资源。

(四)大力加强西部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1.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西部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学校规模小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核定中小学教师编制。要按照“两基”攻坚要求，制定教师队伍建设规划，调整、配备、补充合格教师。严格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进人关。

2.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任教，认真落实城镇中小学教师到乡村服务期制度，继续组织好“教育对口支援”和“西部大学生志愿者计划”，满足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对合格师资的需求。

3.要注意为新建、改扩建寄宿制学校配备和补充合格教师，选派符合任职条件的校长，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在“教师网络教育联盟”中设立专门针对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远程培训项目。

4.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特别是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提高教师“双语”教学能力。
(五)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1.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课程和教学改革，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逐步加强对贫困地区初中实验室、图书室的建设，保证实验课的开课率，开展劳动技术教育。要结合当地的实际开展体育和艺术教育，民族地区要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2.要根据西部多民族聚居、边境线长的特点，开展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国防教育。积极动员各民族爱国人士支持本民族教育的发展。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切实防范境内外非法宗教势力的渗透。

3.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的综合功能，加强新形势下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统筹，在实现国家规定的基础教育基本要求时，在农村初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努力把农村学校建设成为农村党员培训的基地，农民文化、科技和教育活动的基地。

(六)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1.继续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贫困地区学校工程”，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赴西部“两基”攻坚县任教、挂职，并帮助培训西部“两基”攻坚县中小学校长、教师。

2.建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县(市、区)、本地大中城市对口支援“两基”攻坚县的制度，有重点地选择若干项目进行援助，从资金、物资、人员等方面支持“两基”攻坚工作。

3.进一步完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党政机关与西部贫困地区的对口帮扶制度，着力帮助解决好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

(七)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两基”攻坚中的责任。

1.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西部各省级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有“两基”攻坚的主要责任，县级政府负有对本地教育发展规划、经费安排使用、校长和教师人事方面进行统筹管理的责任。

2.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中央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并视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和实施本计划的情况，实行“奖补结合”的方式，在经费分配上给予支持。省级人民政府要均衡本行政区域内各县财力，逐县核定并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要保证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并力争有所提高。

3.西部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努力做到本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三个增长”；确保中央和上一级政府用于教育的转移支付不被挪用和截留；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完善教师工资发放的省长(主席、市长)负责制；确保校舍安全，加大农村初中、小学危房的改造力度；确保“两基”攻坚县中小学的公用经费，补足实行“一费制”后农村学校的公用经费缺口；确保“两基”攻坚各项工程配套资金的到位和工程建设的质量。

4.县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有关教育经费预算的执行情况并接受监督。乡(镇)人民政府要大力支持“两基”攻坚，以多种形式支持当地义务教育的发展。

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

(一)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领导小组负责本计划的组织实施。

1.教育部要切实把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摆在教育工作重要位置，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做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规划工作，加强组织和领导，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2.发展改革委要把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安排必要的建设资金用于攻坚工作，按建设程序加强项目管理。

3.财政部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保障职能，安排好专项资金用于攻坚工作，按照要求加强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在研究西部开发年度建设任务时，要充分考虑“两基”攻坚的需要，将“两基”攻坚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实行地方政府领导责任制。

1.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把“两基”攻坚列入重要日程，确保保障经费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制订具体的组织实施计划。省长(主席、市长)亲自抓，负总责。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精心组织实施。

2.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在完成攻坚任务之前，不准使用政府资金购买小汽车、兴建宾馆和新盖办公楼。

3.严格实行“两基”攻坚工程项目招标制、项目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工程规划和建设情况要适时公开，接受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

(三)加强对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监督检查。

1.国家每年组织专项督察和检查，对履行“两基”目标责任、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各项工程、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等情况作出评估。对未能切实履行有关责任的地方，要限期纠正，必要时将暂停中央专项经费的拨付。

2.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对于挪用、侵占专项经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专项经费以及由于规划失误和工程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要及时予以查处。

3.国家教育督导部门要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的实施和“两基”攻坚县的督导验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督导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省级教育督导部门要按照国家的评估验收办法，组织对攻坚县的评估验收。评估验收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禁弄虚作假。
4%：教育投入最后攻坚
　　“本届政府将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 2004年3月24日，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周济作出上述表示。
　　本届政府自2003年至今，四年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是：3.28%（2003年）、2.79%（2004年）、2.86%（2005年）、2.27%（2006年）。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要实现当初承诺的4%目标，还是相当艰巨的啊。
周济：本届政府承诺教育投入占GDP4%
http://view.QQ.com　 2004年03月24日14:53 　 中国经济时报　 　 评论0条

记者赵明3月24日北京报道 “本届政府将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在今后几年当中，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主要用于农村”。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于此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周济作上述表示。

周济介绍说，上一届政府提出最大任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当时朱镕基总理采用了“增加一个百分点”策略，就是各级政府在年初做财政预算时，在同级财政各行业投入方面，教育投入在整个财政比例当中增加一个百分点。经过努力，教育经费占整个ＧＤＰ的比例，5年当中从原来的2．45％增加到3．41％。

“本届政府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教育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并提出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用更大的精力、更多的财力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周济介绍说，教育部因此提出，中央财政投入增长的速度应该高于各级政府同级财政增长速度，不仅仅在预算时要高于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在决算时也要高于这个增长速度。

周济说，如果措施执行到位，本届政府在任期内将实现财政投入占ＧＤＰ4％的目标。

周济强调说，在今后几年当中，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主要用于农村，大大加强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