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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区] 转帖:全国68个高考状元,家庭教育方式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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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 19:0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贾益民 于 2017-7-1 19:0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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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68个高考状元,家庭教育方式惊人相似

2017-07-01 地理蹊

近些天,网上布满了各种高考“状元”采访实录。本文作者一连看了好几夜,省状元、市状元、单科状元……把这几年的不少“状元”都研究了一遍。

  作者从她观察到的68个“状元”身上,总结了值得借鉴的10大教育启示,或许能给更多父母一些启发。

  01   学霸也离不开爱的滋养

  学霸们的背后并没有一群举着鞭子的虎妈狼爸:

  “妈妈与备考中的儿子约定,每晚睡前都要‘爱的抱抱’,互道‘晚安’”。

  “在大洋彼岸的我,依然会常常怀念全家人围桌吃饭的情景,在那种朋友式的交谈中,我可以畅所欲言地把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和父母分享,那是每天最轻松最温馨的时刻。”

  采访中,99%的孩子都这样形容自己的父母——“宽松、信任、像朋友一样”。

  ☞ 启示:有段话很好地诠释了爱与成绩的关系——“孩子成绩差,多半是缺乏安全感,能量在内心冲突中消耗殆尽。在安全中,孩子就能探索。足够的宽容,允许不良;足够的坚定,纠正不良。”

  02他们热衷的不是学习,而是思考

  2014年安徽高考理科状元董吉洋曾说,享受学习才是最高境界。
 
  而教育的本质就是教会我们思考。

  采访中,理科状元们往往都热衷逻辑与推理,做个生化实验像是他们眼中的游戏;而文科状元们都爱阅读,善表达,和不同的人聊天也能成为他们的爱好之一。

  这种善于思考、渴望知识的习惯则源于父母在幼时的启发:一位状元的妈妈说,“很小的时候老师布置的日记或者作文,如果是一件事,我们就会真的带孩子去做;如果是一个场景,我们就尽可能带孩子去体验,让孩子‘有感而发’,而不是胡编乱造”。

  ☞ 启示:我们无法逼孩子学习,却可以培养孩子对思考的兴趣。

  03 他们爱学习,也爱生活

  生活中,烦了就画画,累了就听歌,压力大就去跑步……在谈到如何面对压力时,所有的状元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己的小爱好。

  而在校园里,他们也不是只出现在课桌前的“好学生”,班级活动组织者、社团红人、校园歌手、班服设计人……他们说“考分固然重要,但如果能在学校收获知识以外的东西,会更美好”。

  ☞ 启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有能力创造幸福生活,享受生活。

  04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采访中,孩子们很少提起父母对自己口头上的教诲,说得更多的却是爸妈行动上的感染。

  安徽状元董吉洋说:“偶尔我也会厌学,不想看书,爸妈注意到了,也不说什么,就把电视关掉,坐下来看书,看到他们在看书,我也就不好意思不看书了。”

  ☞ 启示:对孩子说点什么,不如去做点什么。

  05 学会放手

  在聊到“如何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的状元爸妈们都提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一名清华学霸在采访中回忆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五岁的时候,天气很热,想要喝饮料。妈妈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我害羞,因为从未尝试过,害怕,就不肯自己去。

  妈妈就告诉我,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去买,然后喝,二是自己不去买,那就忍着,回家再喝水。我犹豫了一下,选择了忍着,妈妈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就尊重我,也不评价我。回顾这一路,是爸妈的尊重与放手让我学会了遇事不逃,主动思考。

  ☞ 启示:孩子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只有在一次次的实践、思考中,孩子才能不断长大,独立,超越父母。

  06     因材施教

  在采访中,我也看到了一些被批判的教育方式,但却因为用对了人,并没有遭来孩子的反感。

  广东状元张恒说,自己从小就是个好强又自信的孩子,有时难免还会有点自满。对此,爸爸早已察觉,他清楚地知道孩子不需要再从他的赞美中获取自信,所以就义不容辞地扮演起了“严父”的角色。

  “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爸爸虽然偶尔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更多的还是‘泼冷水’,及时提醒我的新漏洞,我把爸爸的这种教育方式戏称为‘批评式教育’。也许他的方法看上去和不少教育专家推崇的‘赞美式教育’背道而驰,但我却觉得很适合我。”

  ☞ 启示:教育也不是千篇一律,必须针对孩子自身特点,灵活运用。

  07     阅读经典,培养语感,拓宽思维

  腹有诗书气自华,小时候看世界名著,大了读大家经典,这是许多状元在采访中提到的阅读之路。

  不可否认,阅读确实是学好语文的关键。北京语文高考取得148分的孙婧妍在文中说道:“读书多了,就会培养出语感……”而阅读的培育也离不开父母的引导,婧妍说,父母从小就爱给她读故事。

  ☞ 启示:阅读经典,是学好语文的关键,更是理解人生的途径。

  08   题不在多,在于总结

  96%的状元并不赞成“题海战术”,但99%的状元都会有一本自己整理的错题集。

  勤奋并不是获取高分的金钥匙,北京状元梁思齐说,平常自己用来放松的时间很多,但学习起来效率就很高。教育学理论里面有个“有效时间”的概念,学习的时候若自己都有一定的计划和安排,就不会漫无目的地什么都做。

  做题不在量在质,其实题型就那么多,把盲点都找出来就无敌了。

  ☞ 启示:比起死读书、傻做题,善于总结,找到方法,才是获得高分的金钥匙。

  09   作息规律,热爱运动

  这点虽然很简单,但我却觉得特别重要。也许正是由于学习中并不崇尚“题海战术”,采访中98%的状元都表示自己从不熬夜,甚至备考时也是十一点就睡,保证充分睡眠,作息规律,平时也经常运动。

  学习是场持久战,没有强健的体魄,如何能撑过12年。

  ☞ 启示:从小培养孩子规律作息,运动习惯,将令孩子受益终生。

  10  比成绩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

  比起分数,父母们更在意的是孩子对学习的态度。而除了学习之外,大部分爸妈都表示自己还有更为看重的东西。

  “只要孩子是善良的,能分辨是非,她的道路无论怎么选择,我都绝对支持!”——这句话几乎代表了采访中大部分状元爸妈们的心声。

  比起分数,爸妈们更看重的是孩子的安全、健康、快乐、幸福感……

  看了以上这么多共同点,相信家长们已经有了一些启发和思考。其实,无论孩子是否能成为高考状元,我们家长的目的从来都是让孩子拥有幸福感,而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正可以帮到我们实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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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 16:39:11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一看中国的现实
        2017年4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陆建国局长在连云港市委党校春季主题班上,以《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为题作交流发言。近日,该区教育局将讲话录音整理成文,以下为全文:
         
                                                   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

                                                        陆建国(2017年4月19日)

       今天这个内容,本来是我打算召开的一个务虚会的主题,准备在会上和全区中小学校长讲的。担任教育局长后,我说我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让更多的赣榆孩子考上更多更好的大学”,应该说现在全区的中小学校长,对抓教学质量大都非常重视,但是,还有少部分校长对这个事情认识有偏差,所以,我本来准备在5月份开个务虚会,跟他们交流下,以便进一步统一思想。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先和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前段时间,中国的超级中学河北衡水中学到浙江平湖办了一所分校,这个事情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教育系统内的一些领导、专家、校长,对此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和抨击,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的方红峰处长很明确的表态说浙江不欢迎衡水中学,他认为衡水中学的做法过于强调分数,所以它这所学校的运作模式,和浙江一贯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是相抵触的。这是教育体制内一些人的看法,但是在网络上,相当数量网友的观点与之截然不同,这边有两个大V的微博截图,他们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一个是“自干五”大V“地瓜熊老六”,他认为分数是穷人子弟对抗富人子弟的唯一工具;另一个是“占豪”,一个学者,他说衡水中学我支持你,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唧唧歪歪,完全可以无视。

        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教育界、专家学者、社会民众之间,对应试教育的观点,分成两大阵营,一派是反应试教育,一派是挺应试教育。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应试教育?今天,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跟各位领导探讨一下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问题。

        应试教育的价值观

        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应试教育存在着被污名化的现象。

        在百度百科上,应试教育的概念是这样的:应试教育是脱离社会发展需要,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上来就是“脱离社会发展需要”,然后又给应试教育取一个别名叫“填鸭式教育”,举例类似制度有:科举制、八股文、文字狱,居然把应试教育等同于文字狱,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素质教育,它这样定义: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这种污名化应试教育的倾向,必须得到纠正。我今天决定谈谈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教育体制内,批评应试教育,反应试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很多教育系统内的领导、名校长、专家学者,在公开场合,如果不批评几句应试教育,就浑身痒痒,似乎一批评应试教育,他的格局就大了,认识就上层次了。相反,作为教育体制内人士,如果你旗帜鲜明的强调高考重要,狠抓教学质量,推行应试教育,那么,人家会觉得你的格局、你的眼界都非常低。

       今年春节后,我拜访了苏北苏中几个县区的教育局长,大家对抓教学质量,认识一致,都觉得基层县区必须把高考作为第一要务。平时也有领导善意提醒我,说你可以暗地里使劲抓教学抓成绩,但是,对外一定要大力宣扬素质教育,否则,人家会说你这个局长的认识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格局还有待进一步撑大。我有些纳闷,我们党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如果觉的是正确的事情,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鬼鬼崇崇、偷偷摸摸?为什么非要说一套做一套?好像应试教育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呢?我的观点是,素质教育百分之百正确,现在国家提倡素质教育,提倡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站在任何一个角度,360度无死角,都是妥妥的正确。素质教育放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在中国当前的高考体制下,抓教学成绩,抓应试教育,有错吗?

       在座的各位领导对衡水中学可能都有所耳闻,但是,我估计很多人也是被媒体带到沟里去了。衡水中学作为一所超级中学,它已经连续17年蝉联河北省高考榜首,2016年考取清华、北大有139人。可是,长期以来,一些媒体把衡水中学妖魔化,把衡水中学批叛为灭绝人性的高考工厂,很多人以讹传讹,说衡水中学学生压力太大,教学楼、宿舍都装了铁丝网,防止学生跳楼。真相是否如此呢?我到教育局之后,专门了解过这个问题,我们有校长去过衡水中学七、八次,他说那绝对是造谣。PPT上的第二张图片,就是衡水中学真实的教学楼情况。中国的教育体制内,以及媒体界,都把衡水中学作为应试教育的典型代表,而应试教育这个概念,既然被等同于填鸭式教育,被类比为文字狱,那么,衡水中学高考成绩越好,反对和批判的声音就越大,因为他们觉得衡水中学带有原罪。

       所以,我们必须对什么是应试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做一个厘清和界定。刚才说到百度百科上对“应试教育”词条的定义,我觉得编辑这词条的人对应试教育带有严重偏见,否则,他不会把应试教育比作“文字狱”,这得多大仇多大恨啊。前两天,和上级教育部门一领导谈及衡水中学入驻浙江一事时,我阐述了我对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认识,我的观点是:应试教育是以聚焦学生的高考为取向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素质教育是以聚焦人的全面发展为取向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我认为应试教育主要针对并适用于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则适用于更宏大、更宽广范围的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甚至家庭教育,都需要抓素质教育。你能说大学就不需要抓素质教育了吗?当然要抓,职业学校也要抓素质,家庭教育更要抓素质。素质教育适用于教育的所有阶段,应试教育只是基础教育这一特殊阶段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这是我到教育局6个月来思考的一些答案。

       这里有一张网络新闻截图,昂立国际教育总经理栗浩洋在接受专访时,如是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非对立关系,真正的素质教育其实就是应试教育。当下中国,基础教育阶段是要高考的,你把素质教育吹的天花乱坠,还是要高考的,不像1978年以前有段时间没有高考,工农兵大学生可以推荐,现在不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二者同为方法论,只是适应范围不同而已,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是最管用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很多人不服气衡水中学,说衡中把整个河北省的优质生源全掐去了,考得好没什么了不起。说这话的人,有明显的酸葡萄心理。不错,教学质量生源非常重要,再好的老师,没有好生源也无能为力。衡水中学的确是集聚了河北省大量优质生源,可是,衡水作为一个三四线城市,它的一所中学凭什么能够全省掐尖呢?打个简单比方,我们赣中想把全江苏的优质生源掐过来,能行吗?家长、学生不愿意报,你掐谁去?河北全省好学生愿意报考衡中,一定是这所学校前期做的非常好,才形成滚雪球效应,优质资源富集。现在很多校长抨击衡水中学掐尖,有本事你也掐试试,u can u up。

       站在价值观的维度去看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价值内核,与中国几千年主流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应试教育提倡的是厚积薄发,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十年寒窗苦读,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和我们的一些校长、老师交流时,我说如果你的学生是福布斯排行榜上那些超级富豪的孩子,那你抓素质教育就OK了,因为他生来就含着金钥匙,他一出生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他考上考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可是,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我们面对的,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他们需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那么抓应试教育,有错吗?

       当下中国社会很浮躁,这种浮躁,是和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网红无底线炒作,小鲜肉大杀八方,引发社会各种争议。前段时间,陈道明、宋丹丹等艺术家,质疑批评“小鲜肉”演员,为什么?因为这些“小鲜肉”颜值虽高,可是缺乏生活的积淀积累,缺乏对艺术的敬畏之心,片酬却动辄千万计,能占到一部电影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极不正常。陈道明、宋丹丹对小鲜肉的批评,实质上是对小鲜肉所代表的浮躁价值观的不认同,而应试教育所传承传递的价值观,却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不怕苦不怕累,是勤劳勤奋、努力向上,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在基础教育阶段,莘莘学子面对的是高考这个主出口,只要中国的高考体制不改变,基础教育就无法避开应试教育。如果说应试教育有错,那么请问,司法资格证要不要考试?注册会计师要不要考试?托福雅思要不要考试?公务员要不要考试?当今社会,所有这些提供公平向上机会的通道,大都要经过考试这个关口,所有这些考试也都要经过艰辛的学习。为什么不批评这些,单单批评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

       是的,教育的终极目的是立德树人,不是高考和大学,我百分百认同这个大前提,就如同我知道,体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赛场输赢。强身健体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打太极、做瑜伽、踢足球,可以慢跑、游泳,有氧运动,这些都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但是,具体到某项赛事,是有输赢的,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同理,基础教育阶段,高考是出口也是关口,是基础知识的竞技平台,是要分胜负的。

       很多人对应试教育存在误解,持有偏见,包括教育体制内的一些领导,缘于他们对应试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填鸭式、满堂灌的老印象,实际上呢?应试教育早已今非昔比了。这里有个截图,是我们赣榆一所高中对老师在教学方面的具体要求,对于新授课,文科类,要求老师课堂授课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另外15分钟必须进行互动和启发式教学,教学相长;每堂课,老师单次连续讲课不得超过5分钟,5分钟后必须停下来,然后和学生互动;他们还有“三讲三不讲”,三讲,是讲重点、难点,讲规律、拓展,讲易错、易漏、易混点;三不讲,是学生已经会的不讲,学生自己能学会的不讲,讲了学生也不会的不讲。

       我没到教育局之前,也认为基础教育还是满堂灌,还是填鸭式,一节课老师呱呱讲45分钟,然后布置作业下课。实际上早已不是了,现在应试教育在不断地进化,不断地改良,不断地进行课堂改革。春节后我到南通如皋去学习,他们的活动单导学,我看了后感到非常新奇,他们在课堂结构、讲课技术方面的改进,超出我想象,非常厉害。现在我们正全面向南通学习。这些,很多教育界以外的人不了解,包括我,到教育局之前也不懂,实际上,应试教育在技术上已经相当发达和先进了,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了,甚至很多方面也借鉴了素质教育的一些手段,在融合,在往前走。前段时间,衡水中学的两位老师,到我们一所高中上公开课,我听校长说,人家讲课确实有水平。我们体制内的一些领导、专家,不到衡水中学去实地调研,就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用老眼光看待正在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应试教育,然后大肆批评,这很不公平。

       这里有两个新闻。一个是英国,英国今年引进了上海一到六年级的小学数学教材,他们希望借此强化英国学生的数学能力。英国前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说,英国要么“开始像中国人一样努力,要么我们很快就要为中国人打工了”。网上有关于中国式找零的文章,讲在欧美国家购物找零的体验:售价九十六块钱,你给他100美元,你再给他一块钱,他不会找,在中国,售货员肯定直接找5块钱,他不行,他把一块钱退给你,另外找四个钢镚给你。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在很多欧美国家是想象不到的。

       还有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响应国民呼声,开始实施宽松教育,三四十年下来,现在的日本开始全面反思宽松教育,并进行回调和纠偏。《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文章叫《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比较全面的论述了日本宽松教育的得与失,值得一读。

硬实力,软实力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作为父母,让孩子上学接受教育,终极目的是什么?还一个是,作为国家,重视教育,终级目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需要从不同角度,去审视教育,理解教育。

       先从硬实力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不论你是否承认,这个世界都是丛林法则的,这个社会是优胜劣汰的,适者生存,喝再多的心灵鸡汤,读再多的小清新文章,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那么,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个个体,你不锻造锤炼你的硬实力,你在应该努力学习的年龄段,不全力积蓄将来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本,你的未来如何,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必须明白,也必须让我们的孩子明白,这个社会是分层的,是有阶层的。虽然说,只要是自食其力,每一个劳动者都很光荣,都值得尊重,但现实是,身处社会的不同阶层,生活品质一定是不一样的,别人对你的认可和尊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要到更好的阶层,就必须有更强的实力。

       作为应试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恰恰是用来夯实我们学生的知识底盘的,是锻造学生的硬实力的,而素质教育,更多是锤炼软实力的。打个比方,素质教育就像太极,动作舒缓,内外兼修,确实利于锻炼身体;应试教育像散打、像泰拳,刚烈威猛,训练强度高,太苦太累,甚至会给人留下后遗症。站在强身健体的角度看,练习太极当然比练习泰拳好,可是,具体到赛事是有输赢的,如果仅仅为了强身健体,泰森干嘛要打得鼻青脸肿?还把霍利菲尔德耳朵咬掉一块?

       再来看足球,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很多球员拼抢导致断腿的图片,这种血腥场面,与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目标是不相符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具体到竞技体育,这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试想,如果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球员在球场上洋洋洒洒踢着玩,反正是强身健体,拿输赢无所谓,球迷能答应吗?那么,为什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存在着高考这样一个竞技平台的前提下,抓应试教育就错了呢?罔顾高考这一基本事实,罔顾应试教育不断进化这一现实,大肆批评应试教育,合适吗?

       浙江一些校长批判并排斥衡水中学,其中一点,就是指责衡水中学会破坏浙江省的教育生态。这种指责,让人费解,区区一个衡水中学平湖分校,就能把整个浙江省教育生态破坏掉?浙江的教育生态就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它办学不规范、违规招生,你依法加强管理就是了,扣上破坏生态的大帽子,有些过了。不过,仔细想想,浙江教育界对衡水中学的入驻如临大敌,倒也不是杞人忧天,因为,高考是以省为单位进行录取的,假如啊,这个数字我不掌握,清华大学每年在浙江省投放一百个指标,然后浙江各学校排排坐、分果果,这个学校三个,那个学校两个,雨露均沾,皆大欢喜,但是,衡水中学突然杀进来,这样一个应试教育的绝顶高手现身,怎不令人担忧?这就好像北京体育大学要在某省选招一百个武术本科,擂台定胜负,该省体育特长生原来都是练太极的,大家在擂台上推来推去,然后从高到低选了一百个,结果今年突然来了一帮练散打练泰拳的,一上来就把大家打得七荤八素,一塌糊涂,如何是好?然后这时候你说他太野蛮,他不是素质体育,然后裁判也吹哨喊停,要把人家逐出场外。大哥,不带这样玩的吧?

       看过一篇文章,谈及衡水中学风波,杭州一高中老师如是评论:离开生源离开高考,谈素质教育是空中楼阁,浙江推行素质教育,但还是以分数为主导,中国的高中一定是以高考为目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副院长也认为,在当前的升学评价制度之下,我国大多数高中都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浙江亦不例外。这篇文章中,多名浙江中学教师谈及浙江教育,均表示:在素质教育表面之下,本质依然是应试教育。

       可见,只要高考存在,任你七十二变,也难以绕过应试教育。

       我们再从国家层面,来看下硬实力的意义。网上有句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流传比较广,叫“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出自何处有争议,有说是南明遗民的哀叹,有说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论述。至于这句话所表达的观点是对是错,我们在这儿不讨论,主要谈谈它所提及的崖山之战。崖山之战发生在1279年,南宋和蒙古的最后一次战役,南宋的灭国之战,大臣陆秀夫最后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殉国,何其悲壮。这是中华大地上以汉族为正统的政权,在“异族”铁蹄下第一次整体性覆灭。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地位呢?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说法叫: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汉朝大家都知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大唐帝国也是声名远播,到了宋朝呢?宋朝很多皇帝喜欢吟诗作赋、舞文弄墨,当时的经济文化也很繁荣,唱唱歌跳跳舞,不亦乐乎。但是,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保障,富而不强,最终魂断蒙古铁骑之下,徒叹奈何。

       这个世界,只要还有国家存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大同,一定是丛林法则。前段时间,美国打叙利亚,说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袭击,美国有证据吗?没有。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就玩过同样的把戏,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在安理会拿出一小瓶被普京讽刺为洗衣粉的不明粉状物,指控说伊拉克有化学武器,结果打完之后什么也没有找到,现在还是这样。没办法,美国的实力摆在那里,它冤枉你,又怎样?

       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话语权。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高铁、神舟飞船、“蛟龙号”、“东风快递”,等等,都是今日中国骄傲。这些硬实力的背后,是超强的科技团队在支撑,这些科技人员,又有几个是靠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呢?我相信他们大多走的是应试教育的道路,并一步步修炼成为顶尖级的理工科人才。网上曾经有个段子,说中国人坐地铁,都是低头玩手机,在德国,都低头看书,可是两年之后,德国地铁上看书的人越来越少,玩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华为拿下了欧洲大单,德国4G信号开始普及了。段子归段子,但是华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的地位,已经确立,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实力。在这背后,是科技,是高精尖的理工科人才在支撑,这也是国家的硬实力。

       互联网上有个梗,叫“平成废物”,是对日本年轻一代的讽刺。日本明仁天皇的年号叫“平成”,始于1989年1月18号。平成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正好接受的是宽松教育,他们这一代人整个被宽松教育给弄惨了,宅,娘炮,脆弱,缺乏竞争力。现在日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新版的中学“学习指导纲要”,在体育教育章节增加了“刺枪术”武术科目,目的是培养日本下一代的阳刚之气。中国呢?看看这些年流行的“小鲜肉”文化,娘炮泛滥,如果任由这种文化兴起,整个中国一片莺莺燕燕,中国的未来怎么办?所以,上海推出了男孩性别教材,《小小男子汉》,目的就是强化男孩的阳刚之气,让男孩更像男孩,让他们的脊梁将来能够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很多人对于应试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填鸭式满堂灌违背人性,认为只要搞了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肯定就不管不顾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现在的应试教育,很多已经融合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例如,我们在抓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比较注重有针对性的实施素质教育。今年三月份,局里出台了教育教学质量五年发展规划,其中有三大工程:写字、阅读、演讲,这是和应试教育密切相关,同时又能让孩子终生受益的事情。第一个是写字。字写的工整,从应试角度讲,对高考是有利的,起码卷面不失分,字迹太潦草,要扣卷面分,扣你一、两分,可能就是本一滑到本二的问题;而且,一手好字,参加工作后写个材料,人家对你印象也不一样。第二个是阅读。阅读对人内涵的丰富,对人视野和境界的提升,毫无疑问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量的阅读,在高考写作文的时候,在阅读理解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推的第三个是演讲。我中专是在南京上的,很明显感觉我们农村的孩子在学校里交往的时候,表达是不行的,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因为演讲的背后,是你知识的积累,是你的逻辑能力、你的语言组织能力。春节前,我和赣中一起,到陕西师范大学直招高层次人才,面试时,我坐在后面看。考官要求朗诵一首诗或唱一首歌时,有的同学声情并茂,包括肢体语言,考官一下就看好了;有的扭扭捏捏,脸憋得通红,手也不知放在哪里好,给人第一感觉就不适合当老师。所以,我们现在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让他们学会表达,学会沟通,将来到社会上,人际交往过程中,非常有帮助。这三样,为什么作为三大工程实施?因为,首先对高考有利,第二对孩子们终生有益。所以,我们现在从小学、初中就开始抓,贯穿于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十年下来,他们肯定受益匪浅。

       上面谈到小男孩阳刚之气缺失的问题,这实际上属于德育范畴,德育又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首要问题。现在连云港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项工作主要由教育局承担。我们在年初就提出“四进四培养”工程,即:爱国主义进校园,培养家国情怀;英雄人物进校园,培养高尚情操;传统美德进校园,培养健全人格;文明礼貌进校园,培养“四美”新人。为什么提家国情怀?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不强,我们下一代再优秀、再有能力,如果对国家、民族没有感情,个人发展的再好,对于国家而言,又有多大意义?为什么提英雄人物进校园?前段时间我做过统计,现在江苏省采用的苏教版教材,语文教材,很多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都被抽掉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缺憾,如果一个民族不崇尚英雄,不尊重英雄,这个民族何以有希望?这个国家的未来何以有希望?有一句话说: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内心都波澜起伏。

       春节后,我邀请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美术出版社的一些专家,和他们磋商编著“四进四培养”读本问题,我的想法是分两个系列,一个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人物系列,一个是传统美德和文明礼貌系列。分两个级段,小学从四年级至六年级、初中从初一至初三,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传统美德和文明礼貌教育,小学可能用漫画的形式,中学用中学生能够理解的形式,图文并茂。而且,跟出版社专家交流的时候,我说读本里面收录的民族英雄,编写他们的事迹切忌“高、大、全”。我们现在树立的很多典型,一树就是完美的,就是毫无瑕疵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人吗?没有。结果呢,这些典型,一有个小缺点被别有用心者抓住了,大肆炒作攻击,这个典型一下子就坍塌了。

       这两年,网络上抹黑民族英雄,解构英雄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这很可怕。譬如说邱少云,大V“作业本”有条微博,大概意思是,食客们觉得赖宁的烤肉比较好吃,不喜欢邱少云的半面熟。因为少年赖宁是在火场直接牺牲的,邱少云烈士是趴在火里一动不动被烧死的,所以他说邱少云是被烤成了半面熟。这篇微博引起轩然大波,任何一个对民族英雄怀有感情的人,看到这条微博都会出离愤怒。后来邱少云烈士的弟弟起诉,法院判作业本败诉,责令其公开道歉,恢复英雄名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的确会有人怀疑,一个人在火堆中,到底能不能趴着一动不动?当时我跟出版社编辑谈到这个问题时,我说收录此类英雄事迹,一定要有延伸阅读材料。譬如,1963年,越南僧人释广德,为了抗议南越政府迫害佛教徒政策,带着他的弟子去了一个广场,端坐地上,双手合十,让他的一个弟子一桶汽油浇到身上,然后点火。这个视频我看过,他坐在那儿烧成火人,直至最后歪倒身亡,中间没有任何挣扎动作。通过这种延伸材料,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人有坚定信念信仰的时候,意志真的能坚如磐石。我说,我们的英雄,如果网上有质疑,我们一定要延伸阅读,避免只是简单地介绍英雄事迹,避免他们到社会上读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质疑文章后,内心就动摇了。我们先将网上被质疑的东西提前告诉他,并进行延伸阅读,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伟大的灵魂,超乎我们常人想象。

       学生这块,我们今年在全区中小学开展了一个留守儿童家访全覆盖工程。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游走于家庭和学校之间,生活在一个相对缺少关爱关心的真空地带,很容易发生心理问题,也很容易沾染社会不良习气,所以,他们尤其需要我们老师去关心爱护。前段时间,网上炒的沸沸扬扬的四川泸县跳楼身亡的的少年赵海,就是一个留守儿童,父母离婚、复婚又离婚,平时主要是爷爷照看他,爷爷隔辈很难交流沟通,悲剧的造成,和他内心世界的封闭有一定关系。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老师和家长之间,校讯通、QQ群等,最多家长会,这些形式很难发现孩子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传统的家访,老师和家长一对一的交流,是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所以,我们要求每学年,每个班主任必须去本班级留守儿童家里两次,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和家长反馈孩子学校里的表现,家校互动。这个我们是要抽查的,避免流于形式,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能被另一种温暖包裹,处在老师的关怀当中,避免被边缘化。

       高中段学校,我们搞了一个“中坚力量·赣榆知名校友论坛”,已经搞了两期,主要是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习内驱力。教育教学想抓好,不复杂,老师想教会教,学生想学会学。老师再想教,学生不想学也是没用的,就像小孩子挑食不想吃饭,大人拿着碗追着他转,也没用。我们邀请赣榆在外的知名校友,科技界的、医疗界的、教育界的、企业界的,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有影响力的,回来跟他的学弟学妹们面对面座谈交流,用他们的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传递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四月上旬,赣中请了清华大学的梁君健博士,他是赣中2000年的毕业生,在清华读的本科硕士博士,他拍摄了一个纪录片叫《喜马拉雅天梯》,获过各种奖项,喜马拉雅天梯代表着一种攀登向上的精神,和我们论坛的主题很契合,所以赣中请他回来做了场电影分享会,上千学生参与,效果非常好。

       最近,我又安排几个高中做方案,准备搞一个高三后服务工程,这也是我们对学生素质教育的一种延伸。高三后服务,就是每年高考结束之后,考上大学的孩子们,拿到通知书到大学开学前,还有一两个月时间,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散漫无人管束的状态,我让高中校长研究一下,可不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一个礼拜,请正在读大学的校友和他们讲讲大学生活,让他们提前了解大学,有个心理准备,还可以进行一些安全常识、文明礼仪等方面的培训,让高三和大学之间,能有一个缓冲和衔接。

       去年底,我到区素质教育基地调研,看了一圈后,感觉基地实训项目太多了,军训、拓展训练、书法、篆刻、剪纸、围棋……我给他们提意见,我说你们得做减法,孩子在基地就五天时间,有些项目让他们大致了解下,有个常识就行,五天时间,还是要集中精力学个一两样,比如说,让他学个游泳,或者火灾逃生,急救常识,交通安全知识,学一两样终身受益的知识技能,就可以了,一时不具备条件,可以慢慢创造条件。现在每年暑假都有学生被淹死,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沟沟河河都能游泳,现在不行了,特别农村小孩,大都不掌握这种技能。前几天看新闻,清华大学不学会游泳不给毕业,我觉得这个事情,清华做的太对了,这是必备的安全技能、求生技能,同时又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我的观点,抓素质教育,不要搞形式,要抓实在一点,不要玩花里胡哨的素质教育。

先让他成为你

       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他就任总统后雄心壮志,有很多改革的理念和想法,最后两件事情做得不错,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教育,美国在他手里有了国立大学。他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够自由的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孩子们才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物和瓷器。你看,第三代,就是纯粹的素质教育了。有个观点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为什么?培养贵族是需要有资本实力的,第一代先通过努力晋升到某个阶层,第二代把疆土守住,第三代有了传承熏陶,慢慢就贵族化了。

       就任教育局长后,我常常想,我们县区一级教育系统,面对的大多是农村孩子,对他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教育呢?
台湾省作家龙应台,我对她不是很喜欢,但她有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求你努力读书?》,里面有段话,很有道理,她说: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小时候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在参加一个活动时,也鼓励更多女性学好数理化。为什么?因为数理化是锻造硬实力的,是培养社会竞争力的。

       说两个例子。

       一80后赣榆校友,现在某二线城市生活,第一年高三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厌学,不想复读了,跑出去打工。父母的话他不听,但听外婆的话,后来被外婆哄回来复读,然后考上个一本,毕业后在一科研院所工作两年,然后出来创业,创业十多年,现在公司的产值到一个多亿了,每年利润在一千万以上。我跟他交流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时候,他态度很鲜明,说没有应试教育就没有他的今天。他说我是农村的孩子,当年如果不是被外婆哄回来苦读一年,现在顶多是个小包工头,一年挣个几十万。说到素质教育,他说他的孩子想学什么,他都可以满足他,而且有条件请大学里的专业老师进行辅导。可是,农村的孩子有这个条件吗?就是这个道理。在赣榆,面广量大的农村孩子,有几个人的父母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即便有这个经济实力,又到哪里找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我2011年年初到城头镇做党委书记,2月份城头高中搞高考百日冲刺大会,我去同高三的学生进行了一次交流,我提前印好了一篇文章,发给所有的学生。这篇文章是2007年广西高考状元林丽渊写的,《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林丽渊初中时候的梦想是考上复旦,高三一年拼了命的学,最后考上了北大,她说,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要靠个人努力。

       第二个例子。一个朋友,亿万身家,孩子在国外上学,我问他对孩子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他说让孩子自由的发展。让孩子自由的发展,每个父母都希望如此,可是,这是需要财力保障的。一个典型案例,耐克家族的继承人,特拉维斯奈特钟爱定格动画,耗时5年打磨一部动画电影《魔弦传说》,这是多么完美的人生,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令人羡慕。可是,你知道吗,这一部魔弦传说投资5亿人民币,而特拉维斯奈特之前制作的三部动画,平均成本大约6000万美元,而且,票房基本是亏本,所以,想学他,你先得有个身价千亿的老爸,最起码,有个身价过亿的老爸,你一出生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用为衣食住行奔波劳碌。如果你投胎技术不好,那么,不要怨天尤人,你就好好学习吧。

       上面说的是资源匹配的问题,下面来谈谈机会成本问题。我十年前读梁小民教授的《写给企业家的经济学》,他谈到“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时,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深刻,是关于科比·布莱恩特的。科比·布莱恩特高中毕业后放弃名牌大学,选择NBA做专业球员,这一选择的同时是一种放弃,我们所有的选择都会有放弃,被放弃的就是机会成本。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当时他签了三年的合同一千万美金,如果读大学,按部就班,可能一辈子也赚不来一千万美金。延伸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我们必须帮他们选择机会成本最小的教育路径。我的理解,基础教育是一个金字塔形状,小学基础要宽,小学不能完全抓文化成绩,一定要让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让他涉猎广泛,让他找到兴趣点;到了初中收窄一点,到了高中,这三年就完全把爱好放一边吧,全力以赴抓高考,等到了大学,他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前提是先考上大学。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考上大学,有些人要去接受职业教育,有些人要回到农村。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压力测试,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勤奋努力、向上攀登的价值观,将来做个蓝领工人,也可以成为大国工匠,做个农民,也一样能勤劳致富。

       共青团中央的一篇微博,我比较认同,“世间哪有那么多天才,还不都是孤独地翻山越岭”。在微博上,有一个网友这样评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现在搞那些乱七八糟素质评分,只会让普通人家的孩子越来越吃亏。如果教育也走精英化,那社会的阶层就要彻底失去流动性了。自古学生苦,不努力拼搏凭什么就有收获?应试教育,用分数说话,个人认为还是当今最公平的选择人才方式。

       对于衡水中学,很多人攻击说,它每年虽然有一百多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但是,后来的发展都不太好。对此,有网友评论,“素质教育是有钱人的地盘,寒门走衡水路线肯定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些说衡水中学出来的孩子不太好用的人其实没有弄清楚,不是衡水中学把他们变成这样的,而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在他们身上的印记,如果不这样,这些孩子压根没有机会和你出现在同样的战场”。就是这个道理,譬如2016年衡水中学考了139个清华、北大,如果不是在衡水中学读书,他们当中或许只能考39个,另外100个压根就考不上清华北大,可是经过衡水中学这样精准的、科学的培养教育,他考上了,他原本不应该获得的品牌资源、教育资源乃至人脉资源,都有了。清华毕业的本科和普通大学的本科是一个概念吗?毕业证含金量不一样的,这就是品牌效应。而且,有清华的那种师资力量,他接受的教育层次、视野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人脉资源,他同班同学可能分布在中国各行各业,将来大都是社会精英。这些,对他今后的人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前两天,我拜读了李希贵校长的一本书——《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李希贵校长是中国教育界的传奇人物,他是抓素质教育成名的,他对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但是,就是他这样一个十分注重素质教育的人,他在高密四中做校长时,校训却是:怕苦累莫入此门,图轻松另寻他处。还是要吃苦啊。他的底线是抓素质教育不能影响升学率,他很清楚,你再怎么抓素质教育,要是高考考不好,领导是不满意的,老百姓是不买帐的。

      素质教育有这样一个理念: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这句话听上去很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伪概念,因为,跑步可以有跑得最快,举重可以有举得最重,这些都可以量化,但“最好”不能对比,无法量化,人生不可逆,每一段有每一段的风景,每种活法有每种活法的味道。所以,所谓最好的人生,就是一个伪概念,忽悠小清新而已。

       前面,我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接受教育,一个是国家为何要重视教育。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五个字:更好的人生。最好不好界定,但是,更好,可以合理判断。譬如,一个农民家孩子,他从我们赣榆某个高中考上医科大学,读硕读博,毕业后在北京、南京,哪怕回县里当个医生,他的生活品质,肯定比在老家种地或者外出打工要好,当然,如果你说他打工可能有机会创业,成为亿万富翁,你这么说,我不想去反驳,用小概率事件来代替普遍性,没有意义。我这里不是说种地或打工就不好,我父母也是农民,但是,我们不要糊弄下一代,这个社会是分层的,每个阶层的生活品质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从国家的角度讲,重视教育,我认为主要是为了培养更有力量的下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教兴国,中国梦是撑不起来的。基础教育抓的扎实,一直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优势,也是现在欧美等国家开始反思和学习的,如果我们自废武功,像日本搞宽松教育那样搞素质教育,30年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国家,还能有今天这样的竞争力吗?

       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局长,我对教育的理解,就是这两句话:成就孩子更好的人生,为国家培养更有力量的下一代。面对着面广量大的农村孩子,我很清楚,他们首先要通过高考获得一个上升的通道。中国现在进入到一个稳定发展期,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减弱,任何一个国家进入到稳定发展期,都要遇到流动性减弱的问题,这个时期就潜伏着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社会流动性减弱,意味着各种上升通道会渐次关闭,阶层一旦彻底固化,社会就会变得绝望和颓废,好在中国有高考,硬碰硬靠分数说话。

       在农村,如果不下大力气抓教学质量,这些农村孩子就可能被耽误掉。趁着他们还年轻,让他们埋头苦学吧,用勤奋努力来弥补他们在教育资源上的先天不足,弥补家境条件所伴生的各种劣势。所以,在和上面提及的两个朋友谈这个问题时,我说,我得先让他们成为你,先把他们培养成你这样的,不说成为亿万富翁,起码学有所成,有一技之长,成为白领,成为城市中产,不用啃爹,然后他再把他的下一代培养的更好,用两代或三代人,来完成一个家族命运的全面转折。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理想主义,不要想一蹴而就,那不现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抓教育教学,努力成就孩子们更好的人生,为这个国家培养更有力量的下一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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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5 22:38:57 | 显示全部楼层
雷颐:为毛坦厂中学点赞,那些唯素质教育论者是精英教育的共谋

2017-07-05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COIK3E0C0521C6TV.html

   雷颐:为毛坦厂中学点赞,那些唯素质教育论者是精英教育的共谋

  来源:财新网

  

  导言:

  那些唯素质论者批评毛坦厂中学是应试教育的悲哀,我却要为毛坦厂中学点赞。精英基层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优质资源,底层人的孩子只能通过考分来获取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毛坦厂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底层平民阶层的孩子,他们只能通过应试来改变命运,这是毛坦厂中学存在的根源,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我认为,那些唯素质教育论者,是精英教育的共谋,是加剧中国教育资源不公的帮凶。

  1978年的三个身份:士兵、工人、大学生

  财新记者:你是在怎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

  雷颐:我是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祖籍湖南长沙。爷爷雷恪是有名的画家,《中国美术词典》中有对他的介绍;父亲学的是建筑,抗战时期读的重庆大学,他们那一代人崇尚理工科,认为要靠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父亲从小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以后要当科学家”。

  父亲理工科好,英语好,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也好,他对我们几个小孩看书没有限制,尽量提供最好的读书条件。我读小学时,父亲给我和姐姐订了很多课外杂志,有《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妈妈还给姐姐订了外国的杂志《苏联妇女》,报纸有《参考消息》,我们还能看各种小说。受父亲的影响,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当天文学家。

  财新记者:恢复高考前几年,你在做什么?

  雷颐:我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我父母是技术、业务人员,“文革”刚开始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他们都不太懂政治,家里还挂着爷爷的山水字画,邻居阿姨是政治部的,好心提醒父母,“还不快把这些都收起来”。后来“文革”开始烧书,周围人都知道我家里书多,父母忍痛拿出一些书去烧,母亲非常舍不得书,反复挑选,拿起来又放下。我们小孩子也帮忙搬书去烧,我有印象的有巴金的电影小人书《家》。

  然后我父母下放到干校,我就跟着他们在农村读了两年高中,那时候中学是不怎么上课的,每天开批斗会。高中毕业后我也得下乡,就在父母下放旁边的公社务农两年。我实际上在农村呆了四年,两年高中,两年下乡知青,这四年经历对我今后的学术学习、研究、思考有很大帮助,有了下乡的经历,对理论看得更透彻些。

  我在农村表现得不错,1974年被招兵到空军当地勤,在江西向塘维修歼-六飞机。我所在的部队有很多“文革”前的大学生,学航空、机械、军事的,思想比较活跃,大家私下传阅朱可夫将军的回忆录。别的部队政治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指导员给我们读《参考消息》,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位领导回忆“布拉格之春”。我们空军的伙食也很好,地勤每天伙食补助是一块多,飞行员是两块多,而当时陆军后勤每天只有4毛多。我们每天都能吃到肉,部队还发水果罐头、鱼罐头,很多农村兵把罐头留着,探亲时带回家。我在部队的生活相当不错,当完兵复员还可以进城里的工厂,吃国家粮。

  财新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要恢复高考的,心情如何?

  雷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1977年夏天,有小道消息传来说要恢复高考招生,但还没有正式公布。那个年代小道消息很丰富,我们一开始是不敢相信的,毕竟废除高考改成工农兵推荐制是一个标志。1975年邓小平复出搞教育整顿,强调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但很快就被批判再度打倒。后来虽然“四人帮”倒台,但还没有彻底否定“文革”,还在提“两个凡是”。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正式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才相信是真的。小平同志特别有魄力,当年恢复高考连印试卷的纸张都没有,他当机立断停印毛选第五卷,把纸拿来印考卷。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特别兴奋,但也有点遗憾,部队是不允许随便报考的,因为牵涉到保持战斗力的问题,除非有分配到部队的名额才能报考。所以1977年冬天的第一次高考我没办法报名。

  后来家里给我写信,也希望我能考大学。到1978年,我22岁,在部队当兵三年,按照规定当兵满三年可以复员,于是我就提出要复员。刚开始,领导不同意,空军地勤第一年是业务培训,然后才能独立工作,当兵第三年,正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中队指导员说要重用我,希望我再干两年。我很感谢我们机务大队的教导员,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次我跟他一起推启动飞机的电瓶车,我跟他谈了考大学的想法,他支持我读大学,并给中队指导员打招呼。我记得教导员当时用粉笔在电瓶车上写了几个数学公式,问我会不会,我不会,教导员说:“那你还得回去好好复习。”

  1978年3月份,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到工厂做车工。我跟带我的师傅说,我要准备复习高考,没时间学技术,若没考上,再学技术,但上班的活我都跟着干。师傅默许我,白天我就在车间干活,晚上复习到很晚。有一次复习到半夜,很困,就盖了个毯子睡着了,那个时候夏夜点蚊香,毯子掉到地上,蚊香把毯子点燃了,半夜我被呛醒,发现毯子烧了一个洞。

  白天中午吃饭午休时间,别的工友在打牌,我就自己复习,有时候会在车间的长条凳上躺着休息,因为累睡得特别死,开工时间到了,我还没睡醒,我师傅也不喊我,好几次被车间主任巡视看到了,把我推醒。当时车间机器轰鸣,我却能安稳睡着,真的是累嘛。

  财新记者:你高考考了多少分?对哪道考题印象深刻?

  雷颐:我选择考文科,文科有五门考试: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在下乡和当兵期间读了大量书,语文、历史、政治,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主要集中复习数学,最后我总分考了355分,政治考得最高98分。

  当年英语不算在总成绩中,有一场加试英语考试,我本来没有报考加试英语,但有一个工友也考大学,他告诉我不参加英语考试,就没有读重点大学的资格,这是个谣言,但我当时信了,又去改成加试英语考试。“文革”中我完全没学英语,连26个字母都拼不出来,怎么办?我就去找了一个英语老师,让他写了句英语“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考英语的那天,我把这句话写在手心,进了考场。结果卷子发下来,我怎么也找不到“Hua”,这句话没用上。还好有选择题,我乱填了一通,最后英语考了14分。英语考试这么艰难,我知耻而后勇,上大学后在英语上下了苦功夫。

  财新记者:你报考了什么学校和专业?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

  雷颐:我的高考分数超过重点线10多分,我父亲很高兴,他也有一点遗憾,他认为我应该学理工科。但经过“文革”,我对理工科没有兴趣了,我读很多历史、哲学、文学方面的书,我对当作家特别有兴趣,我知道作家需要社会阅历,我就瞄上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并不是对考古感兴趣,但考古一年到头大量时间在田野调研,我觉得这个专业正好是我了解社会的好机会,如果我读理工科,我就会选地质勘探这一类专业,背个地质包就可以到外面跑,增加社会阅历。但是考古专业招的人少,我的分数不够,就被调剂到历史专业了。

  选择吉林大学与我在部队的一位朋友有关,他是机械师,长春人,“文革”前的大学生,他随身带着英语词典,没事就自己钻研,我喜欢和他聊各种东西。他常常向我灌输吉林大学有多好,正好我想报一个不像北大、清华那么难考的重点大学,就选择了吉林大学。

  财新记者:恢复高考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高考,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何预估?

  雷颐:1978年的前三个月我是解放军战士,中间六个月我是车间工人,后三个月我是大学生。1978年正是中国发生转折、进入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个人经历最能显示出个人命运和时代转折紧密相连。如果没有高考的话,我恐怕得当一辈子工人,而且还不见得是个好工人。我喜欢看书,但动手能力不行,做不了好工人。

  自由的大学时光:从“周老师的小圈子”到食堂的辩论

  财新记者:你在吉林大学读书时,当时学校是一种怎样的氛围?

  雷颐:至少当时吉大学术氛围非常自由。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吉林大学是东北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则从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工科大学,清华的一批人文学科老师就到了吉林大学,我在吉大图书馆借的一些书还盖着清华大学的原始印章。

  我们的老师分为两类,一类是1949年前的老大学生,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都很出色,对我们非常好,相对来说我们对第一批更亲近些,这个叫“隔代遗传”。吉大有平等自由的传统,老师们不会拿权威来压我们。我们自己看了一些书,有一些社会经验,有些观点和老师不一样。我们刚入学时,还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当时教政治的老师和我们同学对“文革”的观点就不一致,但他一点也没有要压服我们的意思,他平等地和我们辩论,不存在“我是正确的”“这是教科书上规定的”。我记得当时的政治书中写电子音乐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象征,我们不同意,就和老师辩论,认为那是一种音乐表现形式,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象征,老师最后被我们说服了。我觉得这种自由讨论的氛围很好。另外老师给我们学生充分的自由,想上课就上课,不想上课可以不来。我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学生,也可以说是非常不听话的学生,因为有很多课我不去上,我就在图书馆自己看书。

  读大学时,我是同学中最勤奋的,在大学前三年,我几乎没有在早上五点半之后才起床,都是五点一过就起来去图书馆。冬天也是这样,长春的冬天非常冷,五点多钟天还没亮,我就赶到图书馆外面,等着六点传达室的人来开门。进了图书馆,我就背英语,到七点多再回宿舍洗漱、吃早饭。有想上的课去上课,不想上就再回到图书馆看书,中午也不午休,就在图书馆呆着。

  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对我来说不是自律,而是一种渴求。“文革”十年没有书读,那时候读书是犯错甚至是犯罪,我在“文革”中读书冒了很大风险,书皮要用《人民日报》遮着。到了大学,面对图书馆像海洋一样浩瀚的书,如饥似渴,根本读不过来。我的宿舍中还有一个同学也不怎么去上课,他就是躺在床上看小说,他喜欢看外国小说,我开玩笑说,“没准外国小说都被你读完了”,他后来去报社当了记者。

  大学的氛围很自由,学生自发成立各种社团,出刊物,吉大的朦胧诗很出名,王小妮、徐敬亚这些77级中文系的人弄了个诗社,当时学文科的大家都写点朦胧诗。

  财新记者:你的同学们都来自哪里,入学前有怎样的经历?你们同学之间经常聊的话题是什么?

  雷颐:我们那一级的同学,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我入学时22岁,大多数人在读大学前都有一番社会历练,我们同学中有人当过大队书记,有人当过县妇联主任,有人当过工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国企宣传部部长,还有当过解放军排长的。中文系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曾经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指挥过千军万马。早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这批人对“文革”有自己的反思,有独立的思考,我们对政治的关注非常紧密。

  现在的大学男生卧谈,很多是谈女生、谈爱情,我们那一代每天讨论各种政治、政策。我们一个寝室14个人,卧谈的主要内容是争论当天报纸上的新闻,大家各自发表看法,还比如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怎么看、对苏联怎么看、生产队能否有自主权等等,争论很激烈。我们入学的时候,当时官方还没有彻底否定“文革”,绝大多数人反感“文革”,但也有少数人为毛泽东辩护。当时包产到户还是个新生事物,也引起我们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不能包产到户,那是搞资本主义。后来碰到别的学校的大学生,发现那个年代大家讨论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宏大问题,很少谈个人的问题。

  印象中少有的一次谈爱情话题,那个时候大家都没什么谈恋爱的经验,我们宿舍中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他说他有谈恋爱的经历,后来有个人问他:“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可以和对象接吻?”那个同学想了很久后回答,“要等确定关系之后”。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了解什么叫“确定关系”。

  财新记者:有对你影响很深的老师吗?

  雷颐:我的导师李时岳先生对我影响很深。我读大学时对英语很感兴趣,一直想考世界史的研究生,但我也选了李时岳老师的中国近代史课程,李老师讲得非常好,一下子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了。他的课程考试是写一篇论文,他觉得我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写得很好,推荐发表了,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学术论文。那时我大三,李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直接影响到我的研究生专业选择,跟他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我们系还有位姓周的女老师,老燕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她是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儿,十几岁就参加地下党,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到了吉大,她在历史系讲俄罗斯文学,中文系、哲学系的同学都来旁听周老师的课,慢慢我们一些学生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经常到周老师家去做客,高谈阔论,思想激荡。

  财新记者:大学时对你影响很深的书是什么?

  雷颐: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影响很深,当时萨特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只有零星的摘录和介绍,我就用手抄,我记得我把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全文抄录。以前人道主义是被批评的,我们接触到人道主义,觉得非常重要。萨特还有一句话:存在先于本质,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震撼。这句话看起来很抽象,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任何东西,并没有一个先验的本质决定它是什么。比如一个杯子,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用来当作武器砸人。人也如此,人一生下来,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人可以自我设计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和我们过去受的教育“要做一颗螺丝钉”“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完全不同的,我接触到萨特的理论思想受到很大的震撼,也解放了自己。

  财新: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雷颐:我对吉大的食堂印象很深,那时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就站着吃饭,边吃边聊天,有点像现在的鸡尾酒会,不同专业的人相互聊天,无形之中自然学到很多跨学科的知识。比如我读大学时对科学哲学感兴趣,但我不懂数理逻辑,吃饭时我旁边站着一个数学系的同学,我就问他数理逻辑,物理系的同学告诉我量子力学方面的知识,法学系的同学给我灌输了“无罪推定”的概念,经济系的同学告诉我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大学四年让我对一个词有很深刻的理解:熏陶。很难固定一个人教你什么,怎么教,就是在那种自由辩论的氛围中跟着不同专业的人不知不觉地学习。

  “那三届”大学生:千顷地一棵苗

  财新记者:你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一般把你们78级和之前的77级、之后的79级统称为“那三届”,你觉得“那三届”大学生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雷颐:“那三届”大学生大多历经沧桑,我是农民、工人、士兵都做过,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很多。理论需要跟自己接触到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盲从。当时教科书还比较保守,还在谈计划经济,认为商品经济是一种自由化,实际上我们就不太接受计划经济这种观念了。还有大家很关心国家大事,大政方针。

  如果还要贴一个标签,我们的老师认为,我们那三届大学生是“最优秀的一批人文社科学生”,因为我们有社会阅历,有自己的思考。但我们在理工科方面做出成绩来的并不多,理工科需要应届生基础底子好的。

  财新记者:“那三届”大学生的群体命运和使命是什么?

  雷颐:我们“那三届”大学生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要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一代人的代表,我说我们是“千顷地一棵苗”,我们的成功是以我们同代人的大量牺牲为代价的。和我一样下乡的知青能考上大学的极少,他们大多数很晚才回城,找的工作是最差的,回城后他们要面对的家庭矛盾、房子问题等,后来又早早下岗……他们的命运悲惨,他们才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代表。因此我们是那一代的幸运儿,对国家也肩负更重的责任。

  “那三届”大学生赶上了好时代,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提供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氛围。我的同学从政的有做到省部级,有经商的也做得很成功。像我这样做学术的是少部分,也做得不错。谈到使命,在社会转型期,“那三届”大学生承担了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的转型任务,如今在各个领域都是佼佼者、顶梁柱。说到思想传播,和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有很大关系,有一段时间,《读书》上写文章的主要作者几乎都是77、78级大学生。

  当然,经历“文革”的人,身上多多少少会带有“文革”的影响。现在我们回忆大学生活多么美好,其实也有不和谐的问题,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同学之间也会有矛盾,有的同学在“文革”中当过公社书记,派系斗争斗起来很激烈,采取的某些手段让老师都感到震惊。这是“文革”打下的印记。

  财新记者:你研究的方向是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当代中国史,你认为从1977年到2017年,这四十年间,中国实质上改变了哪些东西?

  雷颐: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四十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说。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民间社会的形成,很多人在民间大显身手,办各种公益性机构,进行公民社会的启蒙教育。

  我们读大学的那个时代是坚冰突破、大踏步往前走的时代,缺少规范,可以自由挥洒。而现在的时代越来越规范化、按部就班、体制越来越严密。我们那个时代更自由、机遇更多。

  财新记者: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当年你们对国家前途命运有过哪些憧憬和理想?你对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雷颐: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性、批判性,这就够了。当年我们憧憬的是一个更加自由、开放、法治的社会,如今和我们当年的理想还有差距,还要继续努力。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当年面临不同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生的眼界应该更开阔些、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审视高考改革:考分仍然是最公平的

  财新记者:前段时间,人民大学毕业生伍继红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高考不再能改变命运,“寒门难出贵子”,高考在促进阶层流动方面的作用在减弱,通道在收紧,对此你有何看法?

  雷颐:伍继红事件只是个案,从整体而言,高考还是改变命运的有效渠道,尤其对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几乎是最重要的通道。

  寒门难出贵子,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制度的悲哀。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应该让普通孩子也能受到精英教育,而不是只有精英阶层的孩子才能接受精英教育。中国教育改革素质论者,无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实际造成的后果就是普通孩子受到精英教育的渠道进一步窄化。精英阶层的孩子通过素质教育轻易能够加分,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通过拼命提高分数来改变命运。“文革”取消高考,实行工农兵推荐制,实际上是让特权阶层享受了优质教育,而现在的特长加分制和自主招生,一定程度上也是让特权阶层占尽了优质教育资源。

  财新记者:关于高考改革的讨论有两派,一派主张公平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派主张效率即综合各方面因素选拔优秀创新性人才,你怎么看待高考改革的公平与效率之争?

  雷颐: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教育改革,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通过分数体现公正。199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追求更好的,但首先要防止更坏”,这个观点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正确的。但这些年的素质教育改革,既不体现公平,又没有效率,有的政策造成的影响是负面的,比如小升初取消语文、数学考试,用电脑派位。我当时就反对,取消考试,电脑派位,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最后都变形成走后门。另外,一些好的学校招特长生,家长们就拼命让孩子去学奥数,钢琴十级,给孩子造成的负担反而更重了。农村的孩子没有条件去学钢琴,只能拼命提高考分。这就是毛坦厂中学存在的理由。

  我的观点是:教育和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不变,而要求教育制度改革单兵突进。如果大环境没有变化,单学西方的素质教育、特长加分、自主招生,带来的后果反而是负面的,在目前条件下,我是坚决支持考试制度的。

  财新记者:但社会上对于毛坦厂中学的负面评价也不少。

  此外,什么是素质教育?我知道北师大的一个女研究生,她来自贵州山区,一边读大学一边打三份工,资助贫困的弟弟读书,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难道不是素质吗?在艰苦的条件下考上大学,兼职打工,这种吃苦精神是比钢琴技能更重要的素质。

  财新记者: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对现在的高考改革有何启示?

  雷颐:当年恢复高考制度有三点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在高考体系中,把知识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第二,1977年恢复高考时,积攒了十多年的考生要考,当时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经济困难,邓小平停印《毛选》第五卷来印考卷,去意识形态化,一定程度上政治让位于知识。第三,废除“文革”时的“家庭出身”推荐录取制度,给一代人大解放。

  恢复高考制度是告别“文革”、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高考和教育制度要改革,也要在整体改革的框架内进行,不可能脱离整体单谈教育改革,这就是当前我们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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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5 22:40:1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光耀的教育改革:精英教育 双语教学
http://www.sohu.com/a/7552557_113042


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去世,享年91岁。李光耀36岁就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第一任总理,在位31年,帮助新加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世人在缅怀他时,往往会忆起他在新加坡经济、政治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其实在教育领域,李光耀也在新加坡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艰辛求学史:曾被二战打碎的剑桥梦
李光耀自己的教育经历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20年代,受经济危机影响,李家家道中落,即便如此,李光耀向来崇拜西洋文化的祖父也没有放松关心他的教育问题。12岁时,因为学习成绩突出赢得奖学金,李光耀被保送进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深造。
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从莱佛士学院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李光耀的求学路,他只得在家等待战火平息。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光耀为报考剑桥大学再次回到母校莱佛士学院,先是报考了伦敦大学,但仅一个学期便凭借优异的成绩转学到梦寐以求的剑桥大学修读法律。
1950年,李光耀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考获双重一等荣誉学位,名列榜首,随后取得律师资格。毕业仅9年后,年仅36岁的李光耀便就任新加坡自治后的首任总理,而在剑桥的求学时光,也对李光耀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教育改革:倡导精英教育,呼吁双语教学
70年代是新加坡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时期。
1975年底,时任总理的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教育失败,委任副总理吴庆瑞负责找出教育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案。1979年2月,吴庆瑞发表了《吴庆瑞报告书》,提出因材施教的观点,对给学生进行分流,学习强的和学习慢的分开学习。

李光耀曾说:“对新加坡人来说,不论种族、宗教或语言,我们必须让有天赋才能的年轻一代接受最高的教育,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之《吴庆瑞报告书》中提出的建议,李光耀在任期间,新加坡推行的是精英教育。其理念是,让优质教育资源首先满足优质学生,以使教育效益最大化。
为达到这一目的,新加坡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要经过四次分流,小学、中学各有两次,将学生按成绩分为不同等级。学生在中学结束后参加剑桥“高级水准”(A水准)会考,成绩优异者方能升入大学。
经过这层层选拔,最后升入大学的都称得上是精英。对考试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国家发给奖学金,并送到哈佛、剑桥等世界名校深造,回国后作为政治领袖人才培养。新加坡前任总理吴作栋、现任总理李显龙,都是这种教育制度的产物。
这样的精英教育体制固然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也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新加坡国内反对派曾指责李光耀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除了倡导精英教育,他还曾倡导大学毕业的女性应与受同一教育水平的男子结婚,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也拥有“高智商”。

李光耀倡导的精英教育体制,近年已被“发掘每个人才能的教育”所取代,新加坡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从2003年开始,新的教育理念是:帮助学生发现他们的才干,并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的潜能和今后对学习的持久热情。
1979年发表的《吴庆瑞报告书》还认为,原本的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源流学校并存的双语教育造成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无法完成学业,导致部分学生中途退学而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损耗。
于是,《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调整双语教育比重的政策。经此定调,英文成为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
虽然被质疑双语教育的改革破坏了新加坡传统的华文教育体系,直接导致一些方言渐渐被人遗忘,但英文教育的普及使得新加坡从80年代开始,得以连接欧美先进经济,吸引欧美日资本和技术,实现从家庭作坊工业到现代工业,然后从工业经济再变革为知识型经济,以至今日创新型经济的一次次突破。
李光耀曾在2009年主持开幕新加坡华文教学研究中心时,对他早年推行的双语教学进行了反思,坦言让所有学生透过死记硬背同时学好两种语文,是走错了方向,教育部必须利用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方式,去扭转华文教学。
不过李光耀始终坚持双语教育是适合新加坡的,直到2013年,他依然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演讲时,呼吁新加坡家长让幼儿尽早接受双语教育。
“融合”也是李光耀的教育理念之一,他曾经这样设想新加坡的教育:“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的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家庭教育成功关键:善于沟通
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加坡国家的缔造者。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成功者,在家庭教育上,也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父亲。他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就在于,他善于跟自己的孩子在精神上沟通。
李光耀非常注重家庭教育,特别注重跟孩子们沟通,所以他的孩子们都成长为新加坡的知名人士。他共有3个孩子:长子李显龙,曾任内阁贸易和工业部长,现为政府副总理;次子李显扬,准将军衔,现为新加坡电信公司总裁助理兼国内服务执行副总裁。女儿李玮玲是一名著名的儿科医生。

李光耀教育子女最重要的经验,那就是父子之间在精神上的沟通。他认为,沟通比斥责更重要。中国的大多数父母都会训斥孩子,童年时代的李光耀也曾领教过做烹饪教师的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待遇”,母亲的训斥使他懂得怎样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李光耀为人父后,继承并发扬了母亲教育过他的这一“法宝”,当孩子们做错事时,通常也会受到他的斥责。但是他更偏向于跟孩子轻言细语地讲道理,而且他从来不体罚孩子。
因此,在生活中,李光耀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比斥责孩子的时候更多。他总是寻找各种机会跟孩子们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他都和孩子们一起共进晚餐。他每年至少带孩子们旅行一次,每次都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当他去打高尔夫球时,也喜欢带上他们一道去。
虽然李光耀的公事很多,工作很忙,但他仍抽出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跟孩子交流和沟通。带孩子去走亲戚,也是李光耀常做的一件事,他尤其重视春节除夕的家族团聚。通过这种场合,他让孩子们有机会去认识家族的新成员,包括家族中新添的婴儿,反过来也给亲戚朋友认识自己孩子的机会。李光耀认为:“有了经常联系,大家就会相互帮助。”
近些年,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李光耀却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忽视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他主张让孩子们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把那些一味给孩子提供生活享受的父母,比作“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总是慷慨地向孩子们赠送吃的、用的和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他说:“将来有一天,孩子们要进入社会,不管他们是否会受雇于人,那时候都不会再有‘圣诞老人’。他们得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他们从现在起就必须懂得‘一物换一物’的道理。”
新加坡的电视业十分发达,内容也十分丰富。可李光耀反对孩子一天到晚坐在电视机前,他认为,与其让孩子这么消磨时间,不如让他去多读点书,读好书对他们有好处。他觉得,电视在丰富孩子的精神生活方面起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书籍。
李光耀教育孩子不要依赖父母,要走自己的路。由于他跟孩子们之间在感情上沟通得好,孩子们对他的这种观点也非常支持。当长子李显龙从内阁部长升任为副总理时,人们一直认为显龙是父亲的接班人。但李光耀坚决反对,他说,总理这份工作不是私人财产,不能传给儿子。果然,当李光耀隐退时,吴作栋担任了总理职务。李显龙对父亲的安排也毫无怨言。
身前生后名:海内外多校荣誉博士

2000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为李光耀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
2003年6月4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为李光耀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
2005年5月17日,上海复旦大学授予82岁的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
2014年6月4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授予李光耀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此外,李光耀还获颁伦敦帝国学院荣誉院士荣衔以及墨尔本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荣衔等10余个名誉学位。
李光耀曾说:“教育是确保下一代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元素。”他的辉煌一生已然走完,教育之路却从无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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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5 22:42: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朱永新:新教育不是精英教育 多数分布在农村和西部

人民网7月19日电 (记者 许博)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今日做客人民微访谈,以“微博走读新教育”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朱永新表示,新教育是以教师的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六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一项实验。新教育实验目前在全国有37个实验区,1500多所学校,150万左右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实验。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召开的第十二届新教育大会,主题就是“缔造完美教室”。缔造完美教室,就是要让教室里的每个孩子穿越课程与岁月,朝向有德性,有情感,有知识,有个性,能审美,在各方面训练有素又和谐发展的生命,而一天天地丰盈着成长着。
新教育实验当然不仅仅是生命教育。朱永新强调,还有培养未来社会的合格公民的作用,它是一个幸福完整的教育,新教育除了您提到的创新、变革的意义以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欧美新教育运动以及我国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运动在当今的延续。
谈到新教育有时被认为是精英教育,如何让各个阶层的学生都能享受到这一待遇时,朱永新表示,新教育是一个面向所有孩子的教育。新教育的学校绝大部分分布在 中国的农村和西部地区,如山西绛县,这片黄土地上,每一所村小几乎都是用晨诵来开启新的一天的黎明,用午读去和那些人类的经典去对话,用暮醒去记录和反思 一天的生活,所以目前有25个省市自治区,1500多所学校在实践新教育的理念。
朱永新强调,新教育实验是面向大众的教育,不是贵族教育,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承担的。在中国的西部农村有许多新教育的学校,新教育是公益性的活动,本身是不 向学校收任何费用的,新教育最初就是在苏州这个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昆山的玉峰实验学校是正式挂牌的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这个学校就有许多精彩的故事
有网友质疑一些新教育的理念,在中国似乎很难推行。各个学校如果组织那么多的孩子“晨诵、午读、暮省”或者做到“尊重孩子的个性”,新教育在执行方面可能会受人力上的高成本的阻碍。
朱永新表示,晨诵、午读和暮醒是新教育儿童生活方式,它不是在学校的原有活动之上另外添加的东西,它是一种朴素的,润泽的教育,对于大部分的学校和老师来 说,当然需要用心用时间来做,但是一旦做起来,教师和学生都会有很大的收获。至于只要为了孩子的成长,教师多付出一些,自然是应该的。
针对中国已存的应试教育重“分数”的大环境下,朱永新表示,新教育实验不把分数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额外的奖赏。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好的分数,新 教育就不会站在这个大地上,它就没有生存的发展的空间,也不会有人来做新教育。新教育实验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素质教育 和应试教育的难题,让学生既有好的分数又有好的素质
对于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向,朱永新表示,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至少应该培养三种人,一种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第二是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 才,第三是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所以仅仅培养实用人才也还是不够的,但是高素质的劳动者应该是我们整个教育的基础,这也是教育应该最花力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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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7 13:07:5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贾老师,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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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5 17:02:34 | 显示全部楼层
贾益民 发表于 2017-7-2 16:39
看一看中国的现实   http://www.xingyun.org.cn/blog-6303-13885473.html        2017年4月19日,江苏省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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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9 13:16:47 | 显示全部楼层
施一公谈家教丨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他2019-03-07https://www.sohu.com/a/299673379 ... 552108533779P5RgkQV

父亲/校长/大学


施一公,全球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全国政协委员,也是西湖大学的倡议人和校长。
今年全国两会,施一公关注的话题是“关于加大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政府扶持力度”。这个关注的话题,来自于他多年的思考和实践,也充满了一个人的情怀与理想。
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上,施一公讲述的故事感动了大家。那个故事和西湖大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施一公放弃在美国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后又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全力以赴筹备西湖大学。他说:“十个诺贝尔奖也换不来一个西湖大学。”
为了这所大学,他请辞清华副校长
1989年,施一公在清华大学以本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同时也修完了数学系双学位课程。
后来,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
在美国,施一公有着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2007年,40岁的他却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全职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而归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想要改变自己的母校,改变清华的学生,希望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能够在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大我”。
2018年1月,施一公又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全力以赴筹办西湖大学。因为西湖大学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的新型高等学校。2018年2月14日,西湖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成立。2018年4月,在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第一次会议上,施一公被校董会聘任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2018年10月20日,施一公和5名诺贝尔奖得主、70余名国内外顶尖大学校长、近百位捐赠人聚集一堂,共同迎来西湖大学的成立时刻。
在成立大会上,施一公发言表示: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
2017年9月,西湖大学迎来首批19位博士研究生。施一公告诫这些从四百多位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并通过西湖大学教授严格面试的“西湖一期”成员,西湖大学培养的一定是第一有社会责任感,第二才是拔尖创新人才。2018年8月26日,又有120位博士生成为“西湖二期”学员。
根据学校规划,预计到2026年,西湖大学在校学生将达到5000人左右。为了共同的梦想,施一公希望,西湖大学的所有师生能够和他一起,并肩长跑。
自从创办了西湖大学,施一公开始对诺贝尔奖特别关注,他说:“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会对大学创办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舆论环境,会让西湖大学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但是对我而言,十个诺贝尔奖也换不来一个西湖大学。
我希望十年、十五年以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旅游者来杭州看西湖的时候,同时看西湖大学,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是什么,对他的人生产生最重要的影响
有人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身上总会有父母的影子。“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首先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正所谓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行为才是引导孩子走向正确人生之路的标杆。
施一公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
父亲以助人为乐为做人的准则
父亲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
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乡下小郭庄。刚到乡下不久,父亲就成了村里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父亲以这样的人生准则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却也因为助人为乐而备受尊敬。
下乡时,我家有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在每年春节前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因为种种事迹,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
父亲的教导、以身作则,都深深影响着我,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似乎已经流进了血液,即使漂洋过海也不曾忘记。
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
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虽然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
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
1977年,为了孩子们参与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
虽然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再后来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
施一公之所以一直努力进取,也和父亲的从小严格要求有关。
他说,自己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父亲对他既慈祥又要求很严格,虽然很少批评,但也很少表扬。“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了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
“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
对于孩子的教育,施一公这样说
实现人生价值比赚钱更重要
我经常这样叮嘱孩子和身边的学生,你自己心里想的,你信仰的东西,永远重要于外界别人对你的看法和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觉得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简单的动物,吃饱了喝足了,如果不缺衣少穿,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少挣几块钱,多挣几块钱呢?即使是在那个非常贫困的时代,我还是觉得科学很伟大,科学可以改变人类,改变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加富强。
这不是说钱是坏东西,也不是说钱不重要,钱是要拿来做事的。我从不认为钱和自我价值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只要我所做的事情能给社会带来价值,这就能让我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一直相信只要好好走自己的路,总能达到你的目标。
要在孩子小时候教会他们吃苦
我曾将孩子们送回老家体验生活,让他们在驻马店的一所农村留守小学学习,和那里的孩子们同吃同住,接受教育。
两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黄瓜、豆角等蔬菜生长时的样子,十分开心。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常事儿,孩子们不理解农民的辛苦,也就学不会珍惜粮食。
让孩子们到农村去,体验生活,让他们理解身边一切事物来之不易,只有懂得了才能学会珍惜。
本文来源:转载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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