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报文章：新高考来了：育人模式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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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来了：育人模式迎变革
本报记者 苏婷

在青牛创客空间活动的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柴博 摄
    新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变革？近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教育学会主办的“2017首都教育论坛”上，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学科首席专家劳凯声教授，针对近年来我国民众对教育需求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特点，建议应以新的人才培养观引领高考制度改革；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从学校课程建设、教学组织管理、学生发展指导与生涯规划教育、经费保障与设施条件配备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高中学校应对新高考的对策。而在学校层面，京、浙、沪三地校长，有的先行试水集经验，有的聚足精神迎挑战，姿态可谓喜人。为此，本报记者特别关注了此次论坛中四位中学校长的探索，以向读者展示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中学办学新景象。

浙江省宁波中学校长邵迎春——

更好地服务学生个性成长

    新高考对于学校办学，在质量与特色、传承与创新、品质与文化、生存与发展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挑战。新高考下的教与学，使学校管理真真切切地走向服务。深化课改、推进考改，更好地服务学生个性成长，已成为我校大多数教师的共识。

    新高考方案允许考生自愿选择两次考试时间，改变了原先一考定终身的格局。为适应这一变化，我校把高中三年的教学划分为六个时段，同时确立：高一学年为基础学习阶段，让学生适应高中的学习要求；高二学年为走班学习阶段，让学生学会选择、形成个性；高三学年为特长发展阶段，让学生充分发扬个性、提升学力。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完全由学生根据个人选课意愿实施走班教学。在近几年的运行中，选考科目根据“定2走1”原则进行走班教学。学校根据新课改方案，提出学生考试安排建议。

    根据深化课改的要求，学校对必选课程重新进行梳理，围绕主干学科分层分类开设四类选修课程。我们严格按规定开齐开足必修课程，统筹安排高中三年教学，控制学生学习的并开科目，做好必修课程的分层分类教学安排，不搞“学考会战”。在强调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努力架构各学科组的课程（群）体系。我校的典型特色课程群包括：创新素养培育课程群、多维互动作文写作课程群、社团类课程群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群等。在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我校还充分依靠本地推行普职融通计划以及位于市高教园区等优势，开展学生走校（职业）体验，赋予职业技能类选修课程以新的活力。目前，区域内近70个实验室或职业体验中心成为我校学生的校外课堂，丰富了学生对相关专业的认识和体验，为他们理性规划人生打下了基础。

    新高考的制度设计，对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了解社会和把握未来，以及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兴趣特长、性格与能力制定完成自我生涯规划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校通过“课程学习、德育引领、专业体验、学业发展”等多方面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生涯规划指导，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自我，妥善处理好选考课程与大学志愿填报等问题。由此，具有我校特色的生涯规划指导三大板块逐步形成——第一板块：背景性政策解读与渗透，做到全方位、多角度；第二板块：多角度问卷调查与引导，先后对现高三、高二学生和家长进行选课范围、选课方向、选课目的以及实现选择的条件、坚持性与责任感因素进行三次问卷调研；第三板块：全方位学科介绍与体验。它是在前两个板块实施的基础上，由八大学科（技术学科分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教师向现高三、高二学生介绍本学科的课程内容、学习方法及其与高校专业的关联性，以弥补学生高一阶段不能全部体验八门学科的缺陷。我们还组织学生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40个专业、宁波经贸学校19个实训室进行走校专业（职业）体验，了解自身的专业（职业）倾向，并邀请宁波市人社局专业人士与中科院宁波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教师来校进行专业讲座与社会今后5至10年的就业形势分析，帮助学生进一步熟悉高校的专业设置与今后就业发展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副校长施洪亮——

跳出“育分”，优先“育人”

    2017年，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在上海、浙江顺利完成了第一届学生的高考，以高考科目“3+3”为代表的高考科目改革即将在全国其他省份推广试点。高中如何面对和应对新高考综合改革，成为现实而急迫的命题。

    而我校一直以来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教师不太忙、学生不太累，活动多、不唯分。我们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无论在新高考背景下还是在之前的高考时代，我校办学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坚持面向全体、面向未来，扎扎实实做，创建可具体操作的实施路径与载体，切实培养学生的素质。比如，我校很早就提出的让百分之百的学生参加小课题研究，源于上世纪90年代学校对全国理科实验班和保送班学生的培养——这些学生很早就跳出了高考束缚，开始学习大学课程并像大学生一样做课题、做研究。在这一实践中，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对学生成长很有帮助，就把它从班级发展到年级再到全校，形成了学校特色。再比如，让百分之百的学生选修校本课程，是由于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校就有部分专家型教师开出诸如计算机、第二外语等高层次的多种选修课。之后，这个传统随着上海市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逐渐向全校教师延伸，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学校提出要人人开设选修课程，从而创建100门校本课程，这一实践逐渐做到滚动开发。还有，在体育健身方面，我校提出“百分百学会游泳”的要求，主要是因为2002年搬迁新校舍后，学校拥有了室内游泳池，同时也希望全体学生学会一项受用终身的运动。办学60年以来，我校一直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形成了“六个百分百”的素质教育育人模式。而所有的“百分百”，都是以基础课、拓展课、选修课、社团课、研究课、实践课等为具体载体，留出时空保障落实。

    面对新时代和新高考，每一所学校都要做“变与不变”的思考。为了不在变化中迷失，学校首先应当清楚自己要坚持什么。作为一所国内知名的传统重点校，因历史原因，我校生源质量比较好。同时，作为改革实验校和示范校，我们必须跳出“育分”的框架来理解“3+3”新高考，理解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和人本精神。

    很多学校都有实验班，而我校实验班是根据学校特色和学生发展要求创立的，首先是学生自主选择，然后才有学校选拔。我们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在部分理科教学要求上超越高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内容学得更加深更加广。现在，由于正在把实验班成熟的课程和培养方法向全校推广，我校实验班的概念已逐渐淡化。我们还通过慕课、大学先修课程、暑期训练营等，增进学习时空和资源共享，并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研究、实践和相关课程学习——尽管这些课对学生高考升学未必有直接帮助。

    我们认为，高考是面向全体、面向大众的，一些重点学校完全可以跳出高考束缚培养卓越的学生，即通过学校丰富的课程实验与挖掘，通过课程改革建设多选择、个性化、高水准的课程，加大学生特长培育力度。这并不是要求学校在课时上做加法，而只需在固定时间里做好课程统整。当然，这需要学校具有创造性的勇气和智慧。

    新高考“3+3”的制度设计，是希望用高考指挥棒，引导学校实现更加公平、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更加尊重学生选择的教育。实施中，必须通过加强生涯与学涯指导来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所以学校首先应尊重学生的选择。我校等级考“6选3”就曾经开出20种选择，每年不同选科组合数保持在18至20种。

    我校应对“3+3”新高考的主要策略有：加强师资储备，尊重学生选择，开足开齐所有课程；加强选科调研，新高一合理组班，一年后适时微调；保持语数外教学稳定，选科课程小走班；坚持班主任制，不放松班级管理和德育，导师制作为补充；加强学涯生涯指导，试点学分制与绩点制，加强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记录和信息化监管，等等。

上海市格致中学副校长刘骏——

    引导学生选择最合适自己的“3”

    新高考，新在“3+3”，实施的重点关键是“3”，难点关键也是“3”。前者之“3”，因为具有普适性且单科分值高达150分，学生、学校自然都会格外重视；而后者之“3”，是因为建立在合格考基础之上，每科分值实质上参与选拔的只有30分，从新高一进校之时，学生就面临两门合格考科目及选科的抉择。

    “选科”与“走班”成为新高考综合改革的必然。我校对学生选科的引导，强调以专业为导向（选科要精准匹配高校专业，了解自身的思维特点，明确未来专业发展方向；当今社会热门的专业、父母喜好的专业，都不应该制约个人选科）、以实力为依据（引导学生选自己最适合的科目，力求做到扬长避短）、以兴趣为标杆（浅层次的喜欢不等于真正的兴趣，必须将兴趣的持久性和自身的学业成绩定位相结合）、避免选科误区（部分学生可能以“兴趣”之名盲目跟风，或是单纯为了减轻高三等级考压力便将地理、生物都纳入等级考选科的范围）。

    目前上海有几种走班的形式，但都存在需要化解的问题。“合格考的科目按行政班授课，等级考的科目进行年级走班教学”中的问题是，针对同一学生、同一选考科目出现合格考、等级考任课教师不同、教学进度和难度不同等问题，教师在高二等级考之时难以平稳过渡和科学衔接；“限制性选科、不走班”中的问题是，个别学校因教师不足和教室的矛盾，仅提供有限的若干种选科组合，让学生有限选择并据此重新分班，这样无须走班对管理相对有利，但不利于学生个性化选择和全面发展；“学生可任意选科，按组合重叠原则重新编班”中的问题是，这种模式既尊重了学生选择的自主性，又相应减少了走班节数，也相对便于班级管理，但大面积走班给行政班教学管理和班级管理带来了很大冲击；“六门科目不区分等级考、合格考，实行全面走班”中的问题是，这无疑会加大学校的管理难度，增加走班课时和教师工作量，但有助于把握学科难度、进度和全面尊重学生自主选科。

    我校为了避免两次分班的尴尬并重点解决大批次走班的困惑，学生分班伊始，就在基本不打破原来特色创新实验班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测试。然后，按学生未来志趣和专业导向以及选科的不同组合，预先有针对性地分班。这对解决学校的硬件困难（如教学场地）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针对学生可能会因为认知不足在选科方面出现动荡，我们专门开发了包括电子工程、机械工程、信息技术、生化工程、环境工程、经济金融等共十大模块的“最佳志趣发展域课程”，让学生在高一就有目的地加强选择。

    走班教学会产生班集体概念淡化、教师班级管理、教学反馈、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学场地限制等诸多问题，建立新的走班管理机制刻不容缓。我校实行了“班主任组合制”和“双导师制”，一个班主任可带2至3个副班主任，配备成长导师和生涯导师，将班主任的管理延伸至走班班级，构建新的“学习共同体”；按不同选科组合实施“学习共同体”分组，分别设立学习目标，形成互帮群体。我们成立了“走班制”管理工作小组，统一规划制定相应的课程统整管理制度，完善分层评价、量化评价、科学评教等教学评价机制。因为在“走班”过程中，同一教师可能承担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任务，同一行政班的学生未必选择相同的课程，因而，如何借助科学的评价制度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还是一个重大难题。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沈杰——

面向合格人才培养的“诗和远方”

    当前，各地中高考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的目光不应只是停留在眼前的中高考，而是应面向人才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诗和远方”。

    我校的改革早已开始，在三年多的准备基础上又经历了三年的实施，接受了实践的检验和现实的考验，得到师生和家长的认可。我校坚持传承百年的“成德达才”育人理念，在近些年改进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推行了“四三二一”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内容涉及课程设置、管理体制、育人模式、运行机制多个方面。

    这项改革中的“四”是指“四修课程体系”，它包括基础通修、兴趣选修、专业精修和自主研修，并将“全面发展”与“学有特长”统一起来，达到“通修”夯实学科基础、“选修”激发学生志趣、“精修”促进专业发展、“研修”形成自主能力的目的。“三”是指“三维管理体制”，包括学长学部制、固定班级制、分层走班制：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和发展需求，设立创新学部、理工学部、人文学部和国际学部，采取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方式，将有共同兴趣爱好或学科专长的不同年级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培养学生的自主研修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发挥学长的传帮带作用；而固定行政班级的保留，给学生留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和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关爱，同时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这种分层走班教学，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也更好地因材施教。“二”是指“两项基本原则”，即尊重个性差异和注重因材施教。一是“一个核心目标”，即让每一个学生在这里都能够“成德达才”。

    在分层走班制背景下，班主任对班级情况掌控程度产生弱化。作为班级管理的重要补充，我校实行了全员育人的“双导师制”，在保留班主任的基础上再为学生配备专属导师，班主任侧重于开展班级管理教育工作，导师侧重于针对学生特点进行思想、学习、生活方面的指导。

    我校特色德育课程，是日常课程的重要补充：“一二·九”远足纪念活动至今已坚持30多年；我们不断打破传统图书馆的区域限制，将校园各个角落都布局阅读空间，学生无须任何借阅手续就可以方便地读到书；建成史地生开放式博物馆、物理化学开放式高端实验室等。

    我校率先建成“青牛创客空间”，配备先进实用的硬件设备，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创客课程在学校“四修课程体系”的框架内，形成了递进式的系列技术课程。除了必修课程之外，学校开发了20多门专业性较强的特色技术课程，探索项目式教学，引入前瞻性技术系列讲座以及青牛分享等人文实践类课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青牛创客核心课程群。

    在国家新课程计划对中小学开展实践课程提出明确要求之前，我校就已经超前作出了培养学生实践精神的积极探索：开设的博识课以“社会”为课堂，每周用半天时间，不断把学生带出校园、把专家请进校园。经过16年探索，博识课已逐步实现了主题系列化、课程常态化、指导专业化、学生自主化。在此基础上，学校又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启动高中社会实践课程，成为研究性学习的延伸。根据培养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需要，我校为学生选定多个不同的考察方向，多方面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新高考改革试点成功落地
冯成火  （作者：冯成火，系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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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指定浙江、上海两地承担试点任务。按照国家顶层设计，浙江省以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以扩大学生选择权为突破口，直面“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专业被服从”等老大难问题，从考试到录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形成了颇具浙江特色的方案和模式。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的圆满结束，标志着新一轮高考改革试点的成功落地，学生和家长普遍满意，社会评价总体积极正面。

    此轮高考改革有效扩大了学生的学习选择权。浙江省由“7选3”形成的35种考试科目组合，彻底打破了传统分科非文即理的局限：全省2014级高中学生选传统“纯文”或“纯理”科目的只有22%，选“2文1理”或“2理1文”的达78%。学习进度和考试次数的选择更加自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校学科教学计划，规划自己的学习进度、学考和选考具体时间及次数。统一考试招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4种模式并行，再辅之以高校自主招生等其他特殊类考试招生通道，让学生实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

    同时，高考改革又促使学校完成了从整齐划一的行政班授课向差异化的选课走班教学的转变，“必修分层、选修分类、艺体分项”成为基本取向。在行政班与教学班并行情况下，班主任与成长导师“双轨制”管理模式走出了新路子，有效改变了以往普通高中“千校一面”、普遍缺少办学特色的局面，“一校一方案、一生一课表”成为浙江省高考改革下高中教学形态的真实写照。“个性发展、人人成才”的多样化、特色化的高中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浙江新方案利于学校教学组织管理
尚可(作者：尚可，系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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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新高考方案试行已满三年。2017届首届学生毕业后，省教育厅进行了试行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在广泛征求专家、师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后，最近对方案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从调整意见看，简化了学校教学计划和安排的复杂性，有利于学校的教学组织和管理。

    首先，一年两考的时间由4月和10月调整至1月和6月，即考试在每学期末前的2至3周进行。如此，改变了一学年二学期四学段的教学组织形态，改变了一学期长短两学段、两种教学计划和安排的状况，重新回归到了期末进行考试，使得教学计划和安排仍能以学期为基本单元进行。同时，校运动会等常规大型活动也有了合适的时间安排。特别是志在学科竞赛的学生，不必为了规避10月考试和竞争时间的重合，而一定要往前赶至4月考试，仍可两不误地正常选择考试。

    其次，把学考、选考、联合考调整为分开考，可以很好地解决联合考时因选考学科原始分数由该学科考卷和附加卷分数按7∶3比例组成而带来的区分度欠高问题。分开考后，因学考只考一次（当然不合格可补考），使学生考试总次数不仅没有因分考而增加，反而还有所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调整使得高一期末首次学考科目不必太多（可以规定不超过3门），从而使高一开课的科目及课时总量能适当减少，从而有效减轻高一学生负担。

    再其次，调整方案中选考只能在高三进行且须在该学科学考合格后方可进行的规定，既杜绝了高二和高三学生同时参考、同为基数、一同划等并进行等级赋分的状况，更阻止了学生单科独进、提前考试、投机博弈。如此，高三的第二次“7选3”选考意味着在6月传统高考时间和语数外高考一同进行，与2014年及以前方案中的语数外加综合考试相类似，师生和家长因感觉熟悉而容易接受。而且，1月至6月这段时间，也避免了语数外教师“唱戏”其他8个科目教师“看戏”的局面，使所有学科教师都投入到备考工作中。

    调整方案相当于在老方案的6月高考外，增加了1月这次“7选3”选考和英语高考。可以期待的是，在体现考试改革价值追求的前提下，对于高中学校教学的合理安排和组织管理的完善十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