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四川经历的两次大屠杀历史上四川经历的两次大屠杀

景荣

历史上四川经历的两次大屠杀     本文摘自《格老子四川人：四川人自在生活的底气》

     四川在历史上曾经消亡过两次。一次是南宋时长达60年抗击蒙古的战争，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川。

     中外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宋代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代的，也大有人在。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时代。它能够同时抵御辽、西夏、金的轮番进攻，内部相对稳定，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世界巅峰，同时，蒙古在灭亡它之后又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归根到底，这是文化的力量，应当引起后来者深思。

     当苏东坡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赤壁怀古，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四川文化与经济的沉没以一种异常残忍的方式渐行渐近，空气里飘着血腥的味道。

     公元1123年，蒙古发起了消灭南宋的战争，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57年间，蒙古人在四川遭遇了空前激烈的抵抗，这个以屠城闻名，令欧洲闻风丧胆的强大帝国曾经三次攻下成都。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噍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最近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1300万减少到60万。

     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由西部向东南转移，而四川，经此一击，千年的繁华与古老的文明形态几乎荡然无存。一个农耕与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刹那间回到半游牧状态。

     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灾难，它的破坏程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B·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

     有西方学者这样认为: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宋朝时期的商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那里不但聚集了全世界最大的财富和资本，而且聚集了最多的商人和学者；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消灭殆尽，使得最有可能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从此衰落；而西方遭到蒙古人的打击似乎是恰到好处，既没有伤及筋骨，又被一巴掌打醒了。在蒙古大军停止入侵西欧不久后，西欧正式启动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

     尽管古蜀文明有着极强的再生复原能力，但在整个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上，四川仿佛冬眠一般，悄悄地躲在大国版图的角落舔舐自己的伤口。四川人的意气风发，才华横溢已成典籍中的追忆，而大国的目光也似乎从未认真停留于此。四川人独有的思维、观念、形象，从未以汉唐时代的姿态再走上舞台，它越来越模糊不清，无足轻重。

     时间是医治创伤的最好良药，四川人正在自主自为的生活中进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重生。

     天府之国是人类生养繁衍的天生福地，也是历代割据政权的安乐窝，入主中原的根据地。灾难与幸福是一对孪生兄弟，始终与她如影随形。

     很不幸，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7世纪中叶的时候，她被一个乱世枭雄盯上了，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张献忠入四川，是习惯于在沉默中自在自为，独善其身的四川人的巨大灾难。震惊世界的张献中屠川事件，几乎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四川的文化与生产力。尤其是对四万贡生——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承者的屠杀，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的空白——从此再无四川人。

     公元1646年深秋，已被多年战乱摧毁的四川以及成都经济，已经无力承担张献忠大顺政权及近60万军队的生存，再加上周边明朝军队正从多处逼近，张献忠决定放弃四川，打回陕西老家。张献忠临走之前，趁夜一把大火彻底烧毁成都，然后朝广汉退去。

     此刻，在张献忠进攻成都时被俘，后逃脱到四川犍为起兵，成为明朝抗击张献忠主力将领的杨展，正在四川彭山江口的一条战船上调兵谴将，突见成都方向浓烟冲天，大火映红了天空，如同白昼。几个时辰后，他得到了张献忠撤退的消息，慑于张献忠强大的兵力，三天后，杨展方进入成都。

     此时的成都烟雾弥漫，仍有余火在燃烧，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焦糊味。曾经千年繁华，让无数文人魂牵梦绕的大都会，连同城内数十万居民，从杨展眼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忆中繁华的街道已被残垣断壁淹没，金碧辉煌，巍峨壮观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蜀王宫建筑群早已灰飞烟灭。成都，被张献忠从地球上彻底抹掉了。

     在蜀王宫的废墟中，明朝士兵发现了一块高七尺，宽三尺，厚八寸的花岗石“圣崳碑”，上面赫然刻着一排大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落款为大顺二年，即公元1645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七杀碑，也是张献忠屠杀四川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保存好作为证据的七杀碑后，杨展带兵4万朝广汉方向追去，而那里也是一片荒芜，了无人迹。

     根据杨展的《万人坟记》记载，他在广汉曾经命令部队休息一天，其目的是试图寻找活着的人，了解张献忠杀人的情况。然而，整整一天，数万军队除了找到万余具尸体外，一无所获。

     据史书记载，当时成都周围已成一片废墟，白天不见人因，夜间虎狼成群，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杨展不得不将部队带回嘉定城，即今天四川乐山一带。

     公元1646年12月11日，四川西充凤凰坡，身居几十万军队中心位置的张献忠被突袭而来的几百清军斩首。一代枭雄就此了结。

     公元1659年，清四川巡抚高民瞻入成都，他看到13年后的成都仍是一片荒芜:大街上长满了树木与艾草，人入其中，分不清东南西北，倒塌的城墙被野草淹没，一群群野鸡自由地散步，而晚上，则成了老虎的天下。在他的要求下，清四川政府不得不将省会临时设在川北阆中，四川巡抚、监察御史均驻节阆中，并在此举行了乡试四科。17年后，官府才迁往成都。

     张献忠入四川，彻底摧毁了四川的经济与文化，是一次历史大倒退。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

     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60多万。张献忠军队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20多年，祸遍巴蜀，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川人死于饥馑、瘟疫又倍于刀兵。

     四川比较确切的统计是明朝末四川有600万人左右，清初户籍统计，整个四川有史可查的仅有9万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嘉定的洪雅和偏僻的石柱土司夫人秦良玉白杆兵保护下的石柱县。平定吴三桂平叛乱多年后，成都原有住家户“十不存一”。

     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城市倾毁，寺庙消亡，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元气大伤。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清初鼓励全国各地向四川移民，于是开始了长达100余年的“湖广填四川”。

     在近现代，尽管四川人的主体早以不是原住民，但张献忠屠川却是四川人心灵上抹之不去的伤痛。

     张献忠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没有理由地杀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解的谜。鲁迅曾在《记谈话》一文中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而在四川，关于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蜀碧》上记载着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故事:

     张献忠小时曾经跟随父亲赶着一头驴，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集市上，便顺手将驴系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的石牌坊上。待卖完枣回来牵驴时，却发现乡绅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驴。张父走上前去制止，见到自家的驴把乡绅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脏，便赶紧赔不是。但该家奴就是不依不饶，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张父只得忍气吞声地把驴粪和驴尿收拾干净。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终被张献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进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临走时，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民间的版本:

     一次，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张献忠顺手就在四川境内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荨麻（又称蠚麻），顿时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这一回，湖北的草柔软而轻松。于是乎，从此张献忠就因为四川而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所以，当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来了一个屠蜀。

      民间的传说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们也没有找到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屠川是报复李自成的证据。但透过这二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两点:其一，张献忠确有极强的报复欲与变态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长久以来都对张献忠的残暴感到不可理喻。

     张献忠的心理变态是常年在刀光剑影，鲜血四溅的生活中的必然结果，这固然也是造成大屠杀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仅从个人性格因素上去理解四川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我们就很难揭开历史的真相，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巴蜀历史研究学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四川历来就是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秦灭六国，刘邦建立汉朝，隋统一中原，无不以四川作为根据地而展开。张献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入川建立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

     但明朝的四川并不欢迎张献忠。张献忠是陕北大饥荒的产物，四川经历了蒙古的屠杀之后，近300年的休养生息又回到了历史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时代，富裕殷实的川人从理智上对动乱有着天然的抗拒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在明代，经过理学的熏陶，中原大一统的儒家观念已成四川文化的主流，民间与官府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对“流寇”必然加以阻击。那些振振有词地说四川人夹道欢迎张献忠到来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300年后一种虚幻的呓语。

     在我看来，对文化的嫉恨，没有根据地，数十上百万军队四处流窜而与民争食，“天下未乱蜀先乱”而蜀不从乱，帝王梦的破碎是张献忠屠川的根本原因。四川太让他失望了。

     公元1679年，清军攻陷重庆，张献忠的余部退往贵州，十多万军队消失在崇山峻岭，茫茫雾霭中。四川曾经有过的5000年文明也从记忆与典籍中变得漂浮不定，渐行渐远，它的再现将是又一个漫长的300年，直到三星堆与金沙的破土而出。而四川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他的个体特征将不复再现，他的识别标签只具有地理上的，而不具有文化上的意义。一种新的，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而又为人称道的移民文化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