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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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2020-01-10来源：求是网作者：陈向阳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大变局之深、之广、之剧，均“百年未有”。面对世界秩序复杂艰难的演变，顺应全球化与各国相互依存大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牢牢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为物质基础；以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彼此发展道路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为“共同价值”和政治共识，进而确立“道义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将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作出中国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中召开的。此次全会是对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错综复杂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重要议题的回应，也反衬出在世界多事之秋“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中国之治”的定力与魅力。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

从世界多种潮流发展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大变局之深、之广、之剧，均为“百年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依据矛盾论的原理与逻辑，可以看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多个维度，既是多对矛盾的共同作用，也是多个变局的叠加。

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国际体系主导权由过去的“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向“南北对等”。国际关系行为体从主权国家“一统天下”，朝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方向转变，全球治理尤其如此。世界经济与科技动能“新旧转换、新陈代谢”。中西互动趋于“平起平坐”，中国和平发展是大变局中的最大亮点。

全球治理供给严重不足，国际社会“治理赤字”明显增大，“供求矛盾”凸显。一方面，西方大国政治乱象既有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兴风作浪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一些新兴国家也动荡不安，除了民生问题处理不当，迷信“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一味复制西方“选举民主”等也是重要原因。

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秩序复杂艰难的演变，顺应全球化与各国相互依存大势，致力中外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首倡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牢牢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次对外提出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各国都应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而“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同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提出了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五大举措。201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外工作七个方面的战略布局，其中第一个就是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将周边排第一位并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说明周边是中国对外构筑“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重点。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明确了“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递进关系。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基斯坦指出，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帮助巴基斯坦就是帮助中国自己。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可靠的友邦，中巴关系因而成为被赋予“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第一对双边关系。同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强调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首次系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强调《巴黎协定》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并就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三点主张。习近平总书记的开幕讲话与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对最终达成《巴黎协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行合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擘画，进一步完善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新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确立了新的“主题词”，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决定》还强调，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辩证“施工”，把握“六个平衡”。

一是内与外的平衡。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内外兼修、内主外辅”。对内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四个伟大”；对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稳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近与远的平衡。兼顾近期与中远期目标，时间上制定分阶段的战略规划，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地缘上由近及远，同时适当兼顾其他方向。

三是义与利的平衡。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为物质基础；以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彼此发展道路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为“共同价值”和政治共识，进而确立“道义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四是刚与柔的平衡。刚柔并济，兼顾实力与道德、斗争与合作妥协。针对外部现实威胁挑战与风险隐患，应坚持“底线思维”，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完善危机预案，善于借力打力，有效反制化解，坚决捍卫国家安全。

五是负责与量力的平衡。基于自身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国力，对外承担“大国责任”既要尽力而为，更须量力而行。

六是共建与引领的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各国参与构建可适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可以也应该引领，但不可也不能包办。

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注重“四大环节”。一是以经营周边为重点。未来五年我国应以周边为起点和重点，强化优化周边外交，优先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二是以推进“一带一路”为抓手。“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路径，是当代中国外交最为亮丽的新名片，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化。三是以完善全球治理为依托。全球安全治理，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载体，突出反恐、防扩散与地区热点管控；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以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为载体；全球气候能源治理，落实《巴黎协定》，推进清洁能源开发与减灾防灾合作；全球网络安全治理，继续办好“世界互联网大会”，维护网络主权；全球重大疫情防控，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载体；太空、深海、极地等“全球公域”治理，加大战略投入，提高话语权。四是以大国协调为关键。均衡发展大国关系，统筹兼顾金砖合作。与美欧加强务实合作，保持沟通协调，妥善管控分歧，增进战略互信。稳步推进“金砖+”合作，与新兴大国增进互信、促进团结、加强协调、管控争端。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健前行的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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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2020-01-02来源：红网作者：李堃怡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王帆 凌胜利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简介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践路径、路线图等做了详细阐述。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丰富内涵及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的新理念、新举措，通过十八大以来中国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阐释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建设国际新国际秩序的决心与能力，进一步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作者简介

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大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美国亚太联盟》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安全合作、中美关系、美台军事关系、中国对外战略、联盟问题等。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当代中国外交政策，著有《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等书。

书摘

序 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社会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潮流，旗帜鲜明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认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并强烈呼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并进而成为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重要指导思想。近五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先后100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不断与国际社会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加强沟通，推动双边、地区、全球等多层次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和新方案，无论是正确义利观还是亚洲新安全观，抑或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了中国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变。命运共同体连通了“中国梦”与“世界梦”，将诸多新理念、新举措囊括其中，成为重塑中国与世界关系、改善人类命运的伟大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基因的当代反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实践经验的不断升华，它体现的是中国人民顺应时代潮流的愿望和崛起的中国敢于担当历史责任的勇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等诸多领域。政治上，它提倡各国之间应形成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冷战结束后国家间交往中的新模式，是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以协调与合作为主要手段的新型国际关系。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基于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反思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因为各国之间只有形成不分彼此、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才能携手应对全球化时代的诸多困难与挑战。安全上，它提倡各国应不断为共同安全而努力。当今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相关，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绝对安全，这使得国际安全合作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强烈。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可以成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有利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基础。经济上，积极推动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创新视为发展的根本源泉，重视科技发展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注重各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同时，经济发展离不开各国的经贸合作，这就需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谋求一个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它坚持相互尊重、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

各文明均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和地域特色，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尊重而非对抗冲突，加强交流互鉴，这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生态上，它提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富国、大国、强国去帮扶穷国、小国和弱国的发展，树立新型的国际援助和国际合作观，不断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双边、地区到全球层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世界各国一起合作，齐心协力推动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发展。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倡导国家间关系的四大属性。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具有四大属性。一是共同性。世界各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威胁，需要国家间形成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的视角。二是互动性。任何国家都很难长期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国家之间应该坚持合作共赢，以联系的眼光看待彼此间的关系。三是包容性。世界的多样性并存是常态，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特性与差异，通过开放包容的心态来促进“和而不同”。四是协调性。全球事务的复杂性、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利益关系的多重性，要求国家之间加强协调，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协调、区域协调等多种协调方式来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妥善处理好四组问题。一是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国家个体和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承认、相互包容的关系，个体的和谐共存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二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国家间关系的共同性、互动性使得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规律使然。三是伙伴与盟友的关系。联盟是一种古老的国际安全形式，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与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性、包容性背道而驰。而伙伴关系以协调与合作为主要手段，应该成为新时期国家间发展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最佳选择。四是非殖民化与新型国际合作。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强弱守望相助来实现共同发展，但这绝非新型殖民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共赢，而非蛮横不讲理的巧取豪夺。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振动“双翼”与紧握“抓手”。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当前中国对外政策具有统领作用，正确义利观和亚洲新安全观可以视为命运共同体的“双翼”，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两大重要“抓手”。正确义利观表明了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理念同外界交往，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仅对新时期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亚洲新安全观是新安全观和总体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开放包容性、理念先进性等价值，对于化解周边安全理念竞争具有融合作用、缓解周边安全机制竞争具有整合作用、解决周边安全问题具有促合作用。同时，亚洲新安全观也可以向全世界推广，成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指导理念，有助于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三个阶段，需要脚踏实地，齐心合力，稳步提升。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当中，“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这两个重要的“抓手”，能够促进命运共同体逐步由梦想走进现实。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各层次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积极营造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始终是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二是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历“黄金十年”的良好发展后，目前正进入升级换代的“钻石十年”。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体现了相互依存时代下中国和东盟“荣辱与共”和共克时艰的共识与努力，有望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三是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根基，积极推动中非、中拉和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打造新型“南南合作”的典范，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四是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大国关系的良好发展，需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断增进大国战略互信，努力增强国际协作，不断完善全球治理。

第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完善全球治理。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全球治理亟待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在各问题领域的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安全、网络、环境等领域的治理不断完善。然而，实现全球治理也面临诸多难点。比如各问题领域难易程度不一，大国竞争、机制竞争、观念竞争等多种因素困扰着全球治理的开展，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分野、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化等使得全球治理困难重重。这些都需要各国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基于长远眼光和战略高度，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对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给出的中国判断。2013 年3 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通过重要国际组织、系列主场外交、多边峰会等不同层面，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首次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内涵，呼吁国际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

在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赞扬。现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第71届会议）彼得·汤姆森指出：“我个人认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地球上人类的唯一未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 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査沃斯赞许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人着眼于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国和联合国都会从这一理念中受益。”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 届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 次会议上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基斯坦不断充实巴中命运共同体内涵”“非洲应该向亚洲国家学习并同亚洲国家合作，努力建设命运共同体”“联合国愿同中国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起世界人民的广泛共识。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共同克服权力政治、贫富分化、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的挑战与困难，分阶段、分领域、分地域逐步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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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路径

2019-12-2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孙西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内涵不断丰富、相关实践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优秀的中华文化,是新时代中国倡导公正的国际权力观、和平合作的发展观、互利共赢的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共同协作的安全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树立共同体思想 克服文明冲突的观念局限

“文明冲突论”在当前国际关系领域影响广泛。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全球政治格局正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其他人类文明类型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该理论在价值判定上强调异质文化的排斥性、竞争性和冲突性,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将“文明冲突论”刻意从文化理论范畴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期望用该理论为他们维系全球霸权行为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可谓是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基础,倡导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和谐。马克思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找到了人类由“抽象的共同体”或“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逻辑路径。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客观现实,依托经济全球化为实现路径,以人类前途与命运的休戚与共为目的,始终强调世界各国利益与安全相互交织的事实必须是生存与发展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思想养分。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墨子提出“义,利也”;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只有处理好义利关系,才能做到义利兼得。基于这种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当前各国尤其是大国对外行为的道德规范。世界各国应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正确处理相互间的义利关系,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当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此外,各国不仅应该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谋共赢,加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而且应该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全球正义,维护世界和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政策,应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政策导向。一方面,各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和谐为目标,这要求各国将和平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和平是世界人民的永恒期望,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维护各国稳定、应对全球治理问题和促进世界和平都离不开发展,为此就需要各国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妨害他国发展。另一方面,保持和平发展,要求各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以促进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不仅利益相互交织,而且面临共同的威胁与任务,这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和解决问题,促进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事关各国人民的利益和命运,涉及方方面面的领域和问题,各国需要风雨同舟、众志成城、通力合作。面对共同挑战和威胁,各国在对外事务中并非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共荣共损的休戚相关者,这要求各国在对外政策中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深入推进全球治理

那些依然秉持“文明冲突”观念,将“文明冲突论”付诸行动的西方政客,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进全球治理机制趋于完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而不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必然对各国的交往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在对外政策的实践中,中国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提出不同的落实思路。一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两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场合的会晤,引领中美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增进互信。对于中俄关系,两国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许多大项目的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协调配合,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对于中欧关系,中国与欧洲国家、欧洲次区域以及欧盟的合作深入发展。二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重视周边外交工作。在东南亚方向,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提出建设中缅经济走廊等。在周边地区的其他方向,中国与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也不断加强。三是推动构建中非、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原则,使中非与中拉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

共同的风险和威胁使各国面临共同的治理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加强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行动:一是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建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失灵,中国积极提供全球金融机制改革议案,推动落实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建立新机构补充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动G20深入发展。二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长期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如自行确立减排目标、认真落实减排文件、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三是参与网络空间与太空治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与太空正不断冲击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全球网络治理和太空治理也成为各国日益重视的治理领域。中国提出网络安全五项原则,提出网络的“国际法治”思想,主张禁止太空武器化,倡导治理太空碎片问题。四是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安全问题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倡导新的安全共识,维护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的地位与权威。

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行动助力全球治理。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以合作规划或合作备忘录的方式,落实一批合作项目,提升了与相关国家(集团)的双边关系。在多边机制中,我们应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亦如,我们可以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国—东盟“10+1”机制、中阿合作论坛等各种多边机制,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计划。

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相当意义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它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向何处去等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应当携手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谋求世界更美好的未来共同担当。（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人类命运共同体：近现代“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超越

2019-12-26来源：红旗文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精准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人类利益的总体需求，对当代如何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考框架，对处理全球问题提出了战略性的方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传统

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传统。尽管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视野受到地理和生活范围的限制，但中国古代先哲们提出的“天下一家”思想仍然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理念。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奉行对抗争夺、恃强凌弱、适者生存、赢者通吃原则的西方战略遭遇挫折和严峻挑战，中华民族返本开新，重新解读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中国智慧对当今世界的再次贡献。

从现代世界历史来看，对共同体的认识，经历了从地区性共同体到人类共同体、从单个领域到综合领域的逐渐演进过程。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比，区域性共同体的概念已经有了相对较长的历史，而且通常都有具体的组织形式。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区域共同体，如“欧洲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东盟共同体”。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倡导或酝酿阶段的共同体概念，如“东北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等。

现代国际社会出现的各种“区域共同体”的理念和组织，都考虑的是一个地区的共同利益。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提出的“人类家庭”“国际大家庭”“经济一体化”“全球团结”“全球发展”“人类共同遗产”“人类共同利益”等概念，分别着眼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领域，尚未形成一种超越各个地区利益、包含所有领域并具有现实性的人类整体性共同体的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意义和当代价值

与上述共同体理念不同，习近平同志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主体和空间上涉及整体人类，在领域上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各个领域，在内容上涉及人类整体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共同命运，是一个更具整体性、综合性和现实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主体上的整体性。与以往各种共同体理念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主体上涉及的是人类整体。它不仅包括了当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人民，而且考虑到了人类的子孙后代。

2.领域上的综合性。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单一领域，而是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中共十九大报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再次作出了更加细致的概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内容上的现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提出的美好理想，更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人类整体面临的全新利益格局和现实挑战，精确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代表了在新时代面临的全球挑战中人类整体利益需求。

“命运”一词，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指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遭遇。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各个方面。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在政治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导致极端主义崛起，发达国家接连遭遇恐怖袭击，整个世界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在社会方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在文化方面，西方国家长期营造的西方文化优越感和对其他文化的渗透和污名化，导致全球的文化和宗教冲突升级，也使西方国家内部的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加剧；在生态环境方面，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资源枯竭对各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健康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昭示着命运与共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正在到来。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21日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已不符合时代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世界利益关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应对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愿景。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点和现实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从人类整体视角重新审视各个国家与人类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要求以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全球事务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1.建立人类整体利益观和人类集体权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超越各国自身利益的狭隘眼界，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重新思考各国选择对人类整体的利弊得失。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必须将人类的整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

　　在法治化时代，要使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有效的保障，就需要将人类整体利益确立为人类集体人权，使其能够对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形成合法的制约。从当今人类整体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来看，需要确立的人类集体人权主要包括：人类生存权、人类发展权、人类和平权、人类环境权。人类集体人权的享有主体是所有人类成员的共同体，包括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集体人权的义务主体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及其所组成的各种国际联合体。确立人类集体权利，可以对各个国家行使权利的方式形成有效的约束，使各国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人类整体的权利，从而防止各国权利博弈中形成损害人类整体利益的“囚徒困境”。

　　当前，一些联合国文件已经将“人类”作为集体人权的主体。例如，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权宣布为一项“人类权利”，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再如，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将和平权宣布为“全球人民”的权利，指出“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但从总体来看，国际社会所规定的各种集体权利的享有主体，仍然主要是国家和各国人民，而缺乏以人类整体为权利主体的权利规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对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人权持反对或漠视立场，这些对人类整体利益的保护构成了障碍。因此，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需要继续为确立人类集体人权而努力，使人类整体利益得到有效的法治保障。

　　2.坚持国家间平等共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认识。因此，要真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参与和共同努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要使各国人民真正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建立各国之间的平等共商关系，它涉及主权平等、民主参与、协商解决纠纷、开放包容四个层面。要确保各国主权平等，如果国家间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就不可能建立共同利益关系。事关人类共同利益的事务，各国必须有平等的参与权，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均衡和充分的表达，使得决策真正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遇到纠纷时，要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出发。解决各国间利益纠纷的主要方式应该是平等协商，而不应是武力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也不可能消除一切分歧，而是要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在差异中共存，以开放促合作。

　　3.促进各国人民共赢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合作，而且要达到共赢的结果，并使合作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

　　一方面，要追求合作共赢。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在经济领域，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则损人不利己；在安全领域，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我们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源，共同解救被枪炮驱赶的民众，共同保护被战火烧灼的妇女儿童，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

　　另一方面，要坚持利益共享。只有合作利益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才能够不断持续。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近现代以来各种共同体理念的发展和超越，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所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既体现了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也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愿景和行动指南。（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人权若干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子课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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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2019-12-1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高立伟 何苗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哲学思想，倡导以平等、包容、互鉴的原则促进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交流互鉴既是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应当积极搭建文化桥梁、厚植价值根基、摒弃文化偏见、筑牢文明基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牢情感纽带、涵养精神动力、实现文明互鉴和提供现实支撑，鼎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2019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搭建文化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牢情感纽带。推进文明交流，是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重要路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负面言论甚嚣尘上。交流互鉴既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理解和认可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传统“义利观”“和合文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一脉相承，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中国人天下情怀和整体思维的时代创新。这一理念的传播和践行建立在各国相互理解和信任基础之上，以文明对话加深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精髓和中国发展理念的理解，转变对中国方案的刻板印象和负面印象，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与偏见，提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文明交流有利于突破文化差异的壁垒，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打破中国对外宣传的失语状态，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文明大国形象。

搭建文化桥梁需深化文明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当前，纾解文化差异的障碍是搭建文化桥梁的重要因素，而文明交流互鉴则是跨越这一阻碍的关键。文明交流有利于促进文明相互认同，弥合文化差异和理念分歧，消除文化隔阂和偏见，推动文明交融与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构建话语体系，又要注重话语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各国文化传统和认知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转变话语体系，丰富语言表达方式，从而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厚植价值根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精神动力。共同价值观把握时代脉搏，凝聚价值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共同价值观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立足于人类命运相连的现实，着眼于共同发展需求，旨在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理念引领各国解决国际问题，促进世界发展进步。共同价值观是在共同利益汇合点上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价值规范，既考虑到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又兼顾到各国的发展需求，体现了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同时，共同价值观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尊重各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推动各国参与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允许各国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引下依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选择多元价值形式，在承认文明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多元文明的共通点，引导文明多元共存，有利于消除价值观上的分歧，最大程度凝聚共识。

共同价值观指引发展方向，变革发展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导向。共同价值观反映了各国共同价值追求，勾勒出人类美好社会的价值准则和构建蓝图，包含建设怎样的世界、构建怎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构想，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共担国际责任、增进人类福祉指明了方向。共同价值观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旨在消弭不同意识形态间的隔阂，增进国家间互信，扩展利益结合点。这种共赢共享的价值形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道德规范，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团结和带动各国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摒弃文化偏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文明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是阻碍文明对话、威胁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偏见依然存在。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政治与经济的霸权主义在文化上常表现为“文明优劣论”“文明中心论”等论调，其中以“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为突出代表。无论“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没有摆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的窠臼。二者否认文明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是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排斥非西方文化的战略手段，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意图。诚然，人类文明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会造成理念的分歧，但不必然导致文明的对抗和冲突。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单一的意识形态，而是趋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在文明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对话合作，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文化偏见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最大障碍，给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承载着全体人民的共同记忆和历史情感。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习近平主席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个国家文明的核心和本质是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道路，尊重文明多样性就是尊重各国家和各民族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同文明只有特色之别，没有优劣之分。历史证明，唯有抛弃文化偏见，促进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中求同存异、共生共荣，才能为人类共同繁荣提供持久活力。

筑牢文明基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支撑。“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打造互利互信的利益共同体、权责共担的责任共同体和前途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倡议源于中国，但是发展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作为合作共赢的公共性产品，“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在深入推动各国经贸合作过程中建立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发挥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作用，促进沿线各国人文交流，增进各国政治互信，推动各国形成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承担国际责任的价值共识。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之上更高层次的共同体。“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引擎和对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通过“国家间共同体—区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层推进，推动建立政治、经济、安全、生态、文化多领域的合作体系，使沿线各国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民心相通，形塑文明共识，推动文明创新。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驱动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通过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和多样化人文交流活动，促进各国人民多层次、全方位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民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人民相遇相知、互信互敬，升华人民情感，促进形成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民之间搭建交流、合作、互信的桥梁。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带一路”倡议既认识到沿线国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差异，又注意到各国共谋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最大程度促进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差异中探寻不同文化的共性，推动各国形成文明共识。“一带一路”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增进各国交流和互动，发挥人文资源融合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为各国文化创新发展提供文化资源。（作者分别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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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视野
2019-12-12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焦佩锋
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依存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紧密，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核危机、难民潮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挑战着人类，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和新主张。我们认为，这一理念和主张具有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福祉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

在批判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同步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史观。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既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也是生产和交往发展的自然结果，而要实质地把握这一点，我们必须批判“虚假的共同体”，以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得以成立的思想史背景。

首先，走出虚假共同体意味着要对历史唯心主义展开批判。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脱胎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这里，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已经先行得到了表达，只不过，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客观过程。对于这种以“绝对精神”为抽象架构的世界历史观念，马克思明确表示了不满，他指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可见，世界历史的实现是人们物质联系的自然结果，唯心史观显然颠倒了这一客观现实。

其次，走出虚假共同体意味着要尊重世界历史的内在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交往的扩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前提，是地域性个人走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前提。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物”是对世界的物质性界定，这种物质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为实践和生产两个依次递进的概念。马克思指出，需要催生了生产，需要的连续性催生了生产的连续性，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生产资料的继承成为可能，而交往范围的扩大在促成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同时使世界交往成为可能，即“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特别关注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的发现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意义，它意味着历史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生产、世界贸易、关税保护和殖民战争成为全新的交往方式。简言之，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世界历史时代成为可能，这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基本的现实，也是我们观察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命运的新视野。

最后，真正的共同体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剥削和压迫的消除。

伴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拓展，马克思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难以突破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剥削、政治领域的压迫和军事领域的对抗，等等。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所以，在19世纪阶级冲突十分尖锐的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消除“财产的阶级性质”，重建个人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以及世界历史的进步才有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所倡导的真正共同体中，人是有个性的自由人。尤其是伴随着分工消除、国家消灭、阶级消亡，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跃向自由王国，此可谓马克思主义基于世界历史对共同体的本质构想。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世界历史新视野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既注重国内统一战线的构建，也注重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构建，而这恰恰体现了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时代化运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在确定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既注重在内部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也注重通过吸收国际经验来发展自己。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其实表征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对世界历史潮流的客观审视和积极应对。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先富—后富—共富”的收入分配原则和基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共同发展的开放型发展格局契合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立场和世界历史视野，它意味着我们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新时代，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等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审视和化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这一理念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共同体思想，也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它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首先，这一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

从本质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站在世界历史高度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面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此，中国应“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判断和主张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人类休戚与共、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追求，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道义制高点上对人类发展的关切与希望。

其次，这一理念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

作为一种类生物并满足自己的类需要，人类必然要从地域交往走向世界交往，基于这种深厚而宏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习近平主席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较之于历史，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只有构建起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是人类应对诸多共同挑战的不二选择。事实已经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它必将对人类历史的新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这一理念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钱穆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天下观念，这种观念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某种契合。正是源于这种契合，中国共产党人才特别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的本质性结合和创造性发展，所以，面对日趋激烈的地区冲突和增长动力不足的发展难题，人类并不是无路可走，而是在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寻求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的交汇点，以共同体的意识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合成的结果，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我们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将对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产生积极的引领力和影响力。（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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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及新时代意义
2019-12-09来源：中华魂作者：王立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自人类从动物中走出来那一刻起，就过着一种共同体的生活。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也存在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深刻揭示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特征和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各国抓住机遇共同发展，为解决世界向何处去等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其核心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充分说明，我们要着重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在政治上：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各国都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能够基于自愿自觉形成一种自然聚合。中国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在发展与别国的双边关系时，主张建立具有中国外交特色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种新型交往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同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不搞唯我独尊、恃强凌弱的霸道，不会成为国际冲突的制造者，中国这只醒来的巨狮是一只文明、和平、可亲的狮子。


2015年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二）在安全上：要坚持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他还在《俄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力，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要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

（三）在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同一大批国家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不仅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责任与担当”的积极响应，还作为东道国分别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这样的大型多边合作会议。此外，中国在2014年成功挂牌“丝路基金”，2015年参与筹建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业，2016年主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这些都是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拉动全球及区域合作方面交出的优质答卷。201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后举办的首场主场多边外交活动中向世界各国政党表明：将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着眼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各国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许多国家都是国际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是生产、贸易、金融、互联网密切相接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订单影响着另一个国家的就业，一个国家的投资促进着另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出问题也会形成连锁反应，很难有国家能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最后会误人误己，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南北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四）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包含、包容、溶化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则是超越、取代、取消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奥妙之一就是宽容与融合，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充分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理念加强文明对话，促进文化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协共生、不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五）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等新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它被破坏了，我们别无去处。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枯竭了，我们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补充。我们要精心地保护地球，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让地球更好地造福于子孙后代。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时代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应了时代要求，凝聚了各国共识，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繁荣进步都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新时代意义。

（一）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的产物，是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同时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兼顾世界各国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用不同于西方传统国强必霸、殖民扩张的思想，构想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型世界秩序，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大国之所以为大，在于国际影响力之大，而这种国际影响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威信，而非用强权使他国屈服，而这种威信源自于一个国家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和其所积极履行的责任。中国以世界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为己任，通过推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履行了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和平发展的责任。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的多种场合将中国的国际特殊责任诠释为“世界梦”。他说：“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是奉献世界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为了这个梦，中国正通过一个务实行动为世界人民筑就这个梦想。世界人民有目共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倡导建立了“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打造“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并为此投资400亿美元成立丝绸之路基金，出资近300亿美元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支持沿线国家互利合作。这些举措印证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彰显了中国推动人类发展的大国责任。

（二）适应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首先，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进出口总额达到3.69万亿美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事实证明，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发展好，反过来只有中国发展好，世界才能变得更好。在日内瓦的演讲中，习近平以“三个决心”向国际社会回答了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离不开世界的支持合作，而日益崛起的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就越有能力塑造和影响世界，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我们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有利于改进全球治理

当今全球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任何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无论国际、地区还是行业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地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制定“系统性方案”。

2017年1月17日-18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瑞士的日内瓦和达沃斯时“闪耀全场”的两场演讲，给出的正是“系统性方案”、是全球治理的指南针。习近平系统、全面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清晰勾勒了中国方案和行动路径，为走向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和平发展的方向。

一年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屡屡在国际场合获得认同。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同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安理会决议。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11月2日，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又写入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 从理念到共识，彰显了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从中国的提倡到世界的相和，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慧闪光。

（四）有利于促进世界共赢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将与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决心，化为一个坚实的脚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和主要推动力。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了一组数字——201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82万亿元人民币，全年增长达6.9%，亮眼的成绩单再次令世界惊叹。习近平一年前在日内瓦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国家搭上中国经济腾飞的“快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不断向世界释放合作共赢的红利。

亚投行成立两年，成员数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至84个，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达到24个，涉及12个国家，贷款总额超过42亿美元。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建设、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印度古吉拉特邦农村公路项目 亚投行的融资项目点亮了各方发展繁荣的大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五）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自2013年中国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深刻阐释这一理念。

首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习近平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联动增长，促进共同繁荣，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其次，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中，习近平提出果敢应对世界经济深刻转变的四点主张——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能；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再次，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另外，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的长期稳健发展给世界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正能量，国际社会期盼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对中国快速发展成果的惊叹令各国掀起学习中国先进发展和治理经验的热潮。《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书籍在世界多地热销。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11月面向全球发行已超过1000万册。

总之，“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更是习近平送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只要牢固树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以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12-06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潘岳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明形态。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态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政纲。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组成部分

一是在战略定位上，揭示出生态文明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凸显生态文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二是在战略部署上，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绿色”纳入五大发展理念，将“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勾勒出从目标到原则到行动的路线图。三是在战略举措上，将“污染防治”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与此同时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形成了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方案。为此，强化了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供给更加优质的环境公共产品，以占据意识形态领域新高，建构了法治化保障，如首次创设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等制度，颁布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确保生态文明理念的最终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一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凸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把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生产力范畴，揭示了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内在重要属性。三是指明了人类必然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生态文明是相较于工业文明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四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综合指标体系，不仅仅将生态文明视为环保与技术、与经济的问题，而将其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综合问题。五是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和方向，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要求人的生活方式应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文化享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共同体”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鲜明的全球视野和开放品格，揭示出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文明共同体的特殊运行规律。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考察，农业文明的共同体，其目的是解决生存挑战，表现为生活共同体；工业文明的共同体，追求的核心是财富，表现为利益共同体；而生态文明的共同体，由于生态系统的不可切割、生态后果的不分疆域，则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生态文明必将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主体文明。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

如何认识以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生态文明将成为社会主义交流的平台。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根植于中国的传统生态伦理，这为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成功范例。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观的超越，那么生态文明最能成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平台，必将有助于增进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环境公平与社会正义，必将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是生态文明是中西文明的平台。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安定身心与灵魂的文明，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可以为淬炼人类共同价值提供重要内涵。我曾经说，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地会师，会师在哪里?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个会师点。当今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完成初步现代化后，都在反思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都选择在自身古老文明传统中寻找新的价值观。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一边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一边到其他文明中间寻求生态智慧。他们发现：基督教文明要求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伊斯兰文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印度文明重视内在精神，推崇隐居于森林之中的圣徒，是现代印度“抱树运动”（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木）的重要生态伦理依据。当然，他们在中国传统里找到了更多。从思维方式到道德伦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具有相当的不同，西方在不断地切分，越分越细；中华则不断地求合，越合越强。西方有机械主义自然观，中华则有中和有机自然观；西方有人文主义伦理观，中华则有和谐生态伦理观；西方有二元对立进化论，中华则有天道人道融通论。正是这种互补性使得生态文明成为一个理想的理念平台，人类文明可以跨时空交流互鉴，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超越制度、种族、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理性选择我们共同的绿色未来。

三是生态文明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生态文明是最容易引起共鸣、凝聚共识的执政理念，针对西方社会对我们的非议和误解，从生态文明角度切入，传播中华文明“中道”“包容”“和合”理念，讲清楚中国崛起为什么是绿色崛起与和平崛起的历史基因。比如，一些西方老牌帝国主义认为自己是工业文明的“过来人”，他们按照自身国强必霸的逻辑来预设中国，认为中国在资源上必然会与各国发生争抢冲突，必然会庇护向中国提供能源的反西方极端国家，必然会为保护战略能源通道推行炮舰政策，必然会像他们当年那样搞新殖民主义，必然会与沿海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和邻国发生纠纷，必然会在高喊“崛起”与“复兴”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帝国复兴。但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殖民主义和霸权扩张；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过基于血腥征服的军事帝国，而是秉持自信，凭借自身力量埋头发展经济和文化，并润物细无声地包容吸纳异质文化，最终形成民族共同体；我们从来没有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们重要的文明定律。这就是我们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绿色崛起绝不会是新殖民主义，注定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自身发展。全球化时代，我们会通过国际分工缓解能源资源紧张问题，也将通过和平、公正、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方式获取能源资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退出了凝聚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的《巴黎协定》。我与诸多西方人士交流时，大家共同认为：那些近乎陈词滥调的普世价值宣传，已经不能成为和平、稳定、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的价值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个自信”不是教科书式的结论，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现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想的实验通道，无论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是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抑或为了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世界需要中国的成功。（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责任编辑：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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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019-11-28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作者：刘润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多层次地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把握它的丰富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其一，它明确了人类社会的理想或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但是，现在人类社会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这样的目标，只有在实现全人类对于社会财富的共同控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彻底解决以后才能实现。这也就是说，从价值目标来看，它与共产主义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

其二，它明确了现实国际社会主要矛盾。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消除阻碍、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现实因素有：“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然而这一切，都归结于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存在，或者说霸权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根本的严重现实威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其三，它明确了中国的国际身份，强调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将来中国怎么发展，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其四，它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纲。概括地说，这个总纲就是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就是我永远不欺负别人，别人也不能欺负我。我帮你，你帮我，大家帮扶着往前走。我有，你有，全都有；我好，你好，大家好。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众所周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要点有三条。

一是科学判断世界格局，指出现在的世界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即三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处于二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属于第二世界。

二是科学确定中国地位，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

三是科学提出中国的对外主张，指出中国遵守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提出、邓小平在联合国公开阐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新时代获得的理论形式。

当然，今日之世界既同往日之世界一脉相承又有很大的不同。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即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后来，列宁在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它的新变化以后，又把资产阶级时代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主义时代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由于科技进步、凯恩斯主义抬头、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等因素的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帝国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象。由于种种复杂主客观因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显示出危机的迹象。如果往细处划分，这一时期可称为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暂时占据上风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美苏争霸、主宰世界，既相互勾结又激烈争夺，世界很不安宁。属于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制度的同一性，更由于现实利害的驱动，大多比较紧密地靠向美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与霸权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斗争。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中，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完全符合实际、完全正确的。

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际资本的聚敛和扩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而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史最严重的地步。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极度失望，必然催生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事实表明，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中帝国主义走向衰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复兴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彼此交叉渗透的深度联系。国际资本得寸进尺，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妄图以更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本来已经让他们占了很大便宜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此，四处出击、八面树敌。另一方面，又力不从心，致使买账者日寡，甚至在传统盟友那里也出现与其“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了空前茕茕孑立的境地，世界权力在二战之后首次出现分散化趋势。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把握大局，及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加切中全世界人民关切的问题，代表了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树立中国“有道”、“行道”的良好形象，有利于结成更加广泛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特别是团结第二世界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坚定不移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到实处

事实表明，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不仅是我国外交也是指引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和平、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广阔，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入新时代的关键历史阶段，不但在忠实继承“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把外交工作的重点扎扎实实地放到广大第三世界一边。例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推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加强中朝友好，频频出访众多发展中国家等。所有这些，正在为我们赢得国际斗争的主动权，正在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并认真落实“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中国和人类社会一定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