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全球化与“空间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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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全球化与“空间修复”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的空间生产的那些独特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是对于全球化的理解能告诉我们什么地理学，而是对地理学原则的理解能够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的成功与失败，关于全球化进行创造性破坏的特殊形式，以及它所引起的政治不满和抵抗。

即使是那些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宏观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他们的理论和模型中处理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理解都很薄弱。通常他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将世界划分成地理实体(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分析和政策中，国家如此重要)，每块实体都在经历某种发展的时间进程。他们的思考目标是如何理解不同的时间轨迹(国民经济为何以及怎样以它们的方式发展，如何将这些发展理论化、模型化)，或许还有进行干涉，这样便能在这块土地上推行更健康或更有益(通常被定义为更具收益)的发展路线。

　　这种类型的思考从未完全令人满意，在面对与"全球化"这个总称混为一谈复杂过程时，它成了某种不利因素。比如，假如国家作为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一个明确的全能实体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许多国家目前都维持这种状态)，那么处理空间的一些其他方式就需要被定义。事实上，为应对这一困境的一些经济学中的严肃尝试已经发生了。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试图建立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它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自我组织原则如何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及相对地理优势原则如何能够在区域发展和国际贸易中被更好地理论化(译注1)。另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希望我们关注(以某种环境和文化资源的混合界定的)区域复杂性，而不是在作为更具象征性实体的国家框架内理解发展如何发生(热带跟温带地区在资源和环境条件方面各不相同，而且他认为，巴西这样的国家应该被划为一个"技术富裕"、资源更多的南方和一个"技术贫穷"、环境和文化都贫乏的北方)。在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进行的物质进程，似乎至少已经引起了一小部分经济学家的某种观念变化(因此，经济基础的变化确实要求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很久前指出的)。(译注2)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地理学家来说，空间的生产、再生产和重组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对我们而言，全球化的当代形式无非是又一轮空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重建。它要求进一步缩减距离带来的摩擦(马克思认为 "空间在时间里湮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律法)，方式就是又一轮运输与交通技术的革新。因此需要资本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结构调整(比如将该地区去工业化，将另一地区重新工业化)，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新形式的产生，全球权力的重新校准和重新定位(对太平洋地区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要给予更大的重视)，以及资本主义秩序的地理规模的变化【其标志就是欧盟一类超国家(supra-state)组织形式的增长，以及诸如WTO、IMF、G8、UN等国际治理机构愈发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当代全球化是这些基于地理的特殊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是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地理学，而是空间生产和重组的这些独特地理过程如何创造了当代全球化的特殊条件。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经常用理论术语"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阐释全球化。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阐释已经造成了误解——就算不是严重的错误，所以这个术语(及其聚焦的理论)需要被清楚解释。这些不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模糊性。在英语中，"fix"有多重意思。其一，比如"杆插进洞里"(the pole was fixed in the hole)，指的是某个东西被限制并固定在一个特殊地点;指的是某物被固定于空间:它无法被移动或改变。另一个意思，比如"解决一个问题"(fix a problem)，是解决困难，应付问题;因此，它指的是事物获得安置，也就是让事物恢复正常运作(比如"他修好了汽车引擎，可以平稳行驶了")。第二个意思有一个隐喻性的延伸意，比如"瘾君子需要来一管"(the drug addict needs a fix)，在这句话里，强烈的欲望会可以缓解一种慢性的、深入的问题是意思的重点。一旦"解决"(fix)达成，问题就解决了，欲望也就消退了。但是，在毒瘾的例子中，隐含的意味是解决办法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为欲望很快会回来。比如，有时人们说，"技术修复"抵消了人口增长超过资源供应的马尔萨斯困境(Malthusian dilemma)。其隐含意味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是防止大饥荒和社会分裂的凄凉马尔萨斯剧本变成现实的必要条件。

　　我使用"空间修复"的说法主要用的是最后一个意思，我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贪婪动力。我故意让它平行于 "技术修复"的说法。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沉迷于地理扩张的沉迷，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无穷扩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由于这些空间修复有着很长的历史，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指令下的空间生产有着深层的连续性(正如我和许多人坚持认为的)。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没有什特别新鲜或惊人的地方，因为它至少从1492年就开始了。

　　如果说"修复"(to fix)的这些不同含义看起来互相矛盾，那么它们的内在联系就是某物(一件事、一个问题、一种渴求)可以得到安置的意思。在我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中，各种引起矛盾的意义的呈现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地理动态及其附带的危机趋势的重要之处。特别是，我用这一说法来关注"固定性"(fixity)这一特殊问题(这是第一个意思，固定于某处)，以及与之相对的资本的移动和移动性(motion and mobility)。比如，我指出资本主义必须修复空间(通过运输和交通网络之类的不可移动结构，同时通过工厂、公路、房屋、供水和其他实体基础设施这些人为环境)，其目的是征服空间(通过低成本的运输和交通达到自由移动)。这就导致了资本的主要矛盾之一:它建造一个能让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运行的必要的固定空间(或"风景")，只是为了在稍后一个节点摧毁那个空间(并使投入空间的大量资本贬值)，这样才能为在更后来的节点上进行新的"空间修复"(迎接新的空间和土地上的新鲜积累)找到办法。

1929年经济危机

　　"空间修复"的观念最初来自我重建关于资本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尝试。关于此话题的第一篇论文1975年发表于《对立面》(Antipode)杂志，我在文中说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地理学的片断书写可以被整合为一份相当连贯的说明，它描述了资本的空间和时间动态。后来我尝试深入这一观点，我检验黑格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范杜能(von Thünen)对边界代价(frontier wage)的论述(他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边缘定价的重要构想的先驱人物)、以及马克斯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以关于殖民地政策的一章来结束的特点)之间的关系(译注3)。在这篇名为"空间修复:黑格尔、范杜能和马克思"的文章中，我首次直接使用了"空间修复"这一说法。它后来被发展为《资本的限度》(Limits to Capital,1982)和《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学》(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1985)摘要里的基本概念。【这些早期论文不久将出现在《资本的空间:走向一种批判地理学》(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一书中，该书将由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劳特利奇出版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nd Routledge)出版。

　　这些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a. 如果不进行地理扩张(并不断为自身问题寻求"空间修复")，资本主义无法存活;b. 运输和交通技术的重大创新是扩张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重点是技术，它能促进逐步、快速地消解商品、人、信息以及观念流动的空间障碍);c.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模式主要取决于它寻求的是市场、新鲜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还是投资曾以股权为主的新的生产设施的新机会。

　　最后一点跟资本的过度积累(马克思理论中重要的危机信号)如何显示以及空间修复如何被穷追不舍关系密切。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最有害的形式(比如1930年代发生的)在于，并肩而行的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看似无法一起投入生产，也就是说"盈利性"是与对社会有用的方式相反的。如果危机无法得到解决，那么结果就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面积贬值(破产，厂房与机器闲置，商品售不出，劳动者失业)。贬值有时候会导致实体性的毁灭(剩余商品被烧毁，劳动者死于饥饿)甚至战争(1930和4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很接近这样的戏码)。但是回避这种结果是有办法的。实际上，到危机最严重阶段，选择性贬值和各种策略会被并用以缓解困境。策略之一就是为问题寻找某种"空间修复"。比如，本地化的过度积累危机发生在特定地区或土地上，那么向新领土的输出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开启新的生产将最具意义(比如，19世纪危机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穿越大西洋，从英国移往北美)。另一方面，如果过度积累的首要表现是对商品的有效需求缺乏，那么在非资本主义领土打开新市场似乎是最佳策略(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每当北美资本遭遇困境时，中国市场都成了它最喜欢的"想象"目标，因此美国目前的商业兴趣是将中国纳入世贸组织)。资本的过剩和劳动力的短缺(或者政治和机构壁垒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的"修复"，要么可以通过资本向劳动力剩余和/或劳工组织薄弱地区转移(因此北美资本移到了分布在墨西哥边境沿线的maquilas，要么可以通过将廉价劳动力(比如欧洲的客工计划)输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雇佣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通常引起大规模移民潮(合法的或非法的，比如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译注4)

墨西哥科阿伟拉州的
中国内地的流水生产线
任何或所有这些模式的扩张冲动都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阐释:每种形式都是一种总体关系的特殊体现，这个总体关系便是在一个空间内部，危机的形成表现为过度积累的"内在辩证法" (最恶劣的情况是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剩余)，与这些剩余的地理(空间)释放的"外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是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的粗略设想。结果就是使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通过持续的、时而具有破坏性的地理调整和重组，继续它有问题的时间轨迹。但是结果也包括将资本的矛盾投射和复制到一个不断扩大的地理地带。通过进一步分析也能看出，一系列的矛盾如何出现在在空间的生产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释。不仅资本主义的矛盾被解决并且被嵌入到地理风景的生产，而且这些矛盾可以也显然已经在一些历史节点上，成为从核心上动摇了资本积累之未来前景的政治经济地震的发生地。现在我们要思考它通常是如何发生的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

　　这一问题有两个维度，需要分开对待。巧的是两个维度都要追溯到"fix"一词的复杂含义。第一个维度关乎固定资本循环和附加其上的矛盾所提出的难题。第二个维度关乎更广泛的土地结构、空间形式以及资本积累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均这一整体问题。马克思理论中的固定资本范畴指的是内嵌于某些财产或事物(比如机械设备)的资本，不会直接甚至也不会间接在生产中消耗(比如原材料或者能源投入)，但是可能在个生产周期后被用完(和磨损)。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了它被用完(折算)的速率，以及它的价值(比如其具体化在机器中)被转移到最终产品(比如衬衫)的速率。寿命不仅由实际损耗(physical deterioration)率决定，还能用的实体机器可以被新的或更便宜的机器更替，因此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旧更替至关重要。新旧更替可以摧毁现有固定资本的物理寿命耗尽之前存留的价值(我书房里还有台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但我从没用过)。固定资本的贬值对资本家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它处在资本积累潜在危机的爆发点(因此商业循环和固定资本投入循环关系密切，房地产崩溃也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比如1973年)。要注意的是，"固定"(fixed)一词在这里指的是资本在某一特定时期被锁定并被转化为特殊物理形态的方式。然而必须区分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和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一些固定资本内嵌于土地(主要形式是建成环境或者更广阔的"第二自然")，因此是固定于相应地点的。这种资本的"固定"有双重意思(被捆绑于特定对象，比如机器，而且受制于地点)。两种形式之间有联系。飞行器(固定资本的高度流动形式)要运行，就要求投资不可移动的机场设施，于是固定性和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甚至在固定资本范畴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大喷气机原则上可以飞往任何地方，那么实际上它们只能降落在固定地点。为了投资在机场设施上的资本能够变现，飞行器必须满员地飞进飞出。为了投资于飞行器的资本能回本，机场必须尽可能推广飞行旅程，这就意味着它们所服务的地方必须是能吸引商品、人群、观念、信息、文化活动等在此汇集的地方。显然，其中发生不匹配情况、局部危机(可能形成地区甚至全球危机)的机会很多，而将剩余资本吸收进互惠互利的投资结构(航空公司需要机场，反之亦然)的机会也大把。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大部分都是通过无数这类共生的及互惠的活动产生的(航空公司的扩张和机场的建设)。"空间修复"(意为用地理扩张解决过度积累问题)是通过固定空间性投资、将投资嵌入土地部分地实现的，它为资本积累创造全套新景观(比如机场和城市景观)。金融资本及其各种衍生的"虚拟资本"形式对投资的跨时空重新分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本身是一个重要议题，我必须把它放在一边，因为要花很长的篇幅来谈，但可以参考我的《资本的限度》，特别是8、9、10章)。此外，这足以说明，被大肆吹嘘的金融和虚拟资本的超级流动性，与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类型的固定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在不可移动投资方面，城市化基础设施最为关键，它既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资地点(提供"空间修复"的各种局部/地区形式，比如通过郊区化的动力或机场综合设施建设)，也是不可移动类型投资所必须的固定资本，它能促进资本积累在空间的持续运动和在时间中的持续活力。

巴西城市与贫民窟

　　我的大量工作都集中在通过城市化进行的空间生产，这是资本矛盾一直在发生的重要现场。这些研究中很多关注的是两种"修复"之间的张力——一种修复是不断通过空间生产寻求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趋势(例如，想一想城镇化在1945年后的美国对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作用);另一种修复是通过固定和不可移动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生产，将大量资本捆绑和固定于某地(比如高速公路系统是为了城镇化的需要)。在此，两种修复互相供给，共同催生积累的象征形式(郊区需要汽车，反之亦然)并碰撞摩擦出潜在的严重矛盾。此外，在1973年间爆发危机时，全球化在其当时的表现形式中已经需要寻求一整套的空间修复。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那时以来资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生产、商业、贸易和金融形式变得更具全球性。它迅速地从一处转到另一处(常常伴随大幅的波动)。同时，大量资本和劳动力被投入各种不可移动的的固定资本，比如我们看到的机场、商业中心、办公大楼、高速公路、郊区、集装箱码头，等等。全球流动部分地受到这些投资的引导，但同时这些投资是投机性质的发展，其收益能力取决于商品、资本、人口在全球流动的扩张类型。如果流动无法实现，固定资本就会贬值和丧失(1990年代伦敦金丝雀码头的破产是就是一例，但是，通常贬值能通过为银行提供盈利机会获得解决，其结果就是银行持有实物资产)。资本主义下的空间生产就在这种矛盾的阴影下继续。

希腊雅典被废弃的机场及客机，2013

　　不过关于不均衡地理发展产生，还存在更普遍的争论，需要被纳入考量。资本总是在运动中，而且大部分是空间性的运动:商品交换(作为资产买卖的反面)总是引起地点和空间运动的改变。市场被空间化(正如克鲁曼目前承认的)，而空间性如何起作用会对不均衡的地理发展造成影响。比如市场法则之一就是"没什么比公平对待不公平更不公平的事情了"。作为市场交换先决条件的公平性在地区和空间中产生螺旋上升的不平等，只要这些地区和空间的天赋各异。结果是富的地区更富，穷的地区相应变得更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监管的放松(取决于政治情况的不均衡)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明显增长。

　　但是激烈竞争的最后结果，正如马克思很久以前指出的，将是垄断(monopoly)或寡头垄断(oligopoly)，就像达尔文所描述的，在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因此，当统治阶级不停赞美市场竞争的美德，趋向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惊人势头已经在各个领域出现，从大众媒体到航空公司，甚至汽车业这些传统部门。而且，当国家实际上作为马克思在很久前所说的"统治阶级执行委员会"不断在政治和经济上重组时，国家权力便已经遭到破坏。同时，全球化在新自由阶段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重组，以及力量强大地区的联盟内部的地理集中化和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化(显然，美国一路领先)。地缘政治方面的后果，一是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流动性，二是表现为各发展中领土复合体(territorial complexes)的竞争战。

　　因此，近期全球化的空间修复一直在一种独特的环境下发生，并且已经经历机制性结构重组的塑造。这已经引发了空间尺度的转换，因而全球性机构——比如IMF、WTO和世界银行——已经变得更有权力，也影响更大;而超国家(supra-national )组织——比如欧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变得更为活跃。对空间和技术修复的强烈迷恋正通过这些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更加复杂的过程表现出来。

　　作为结论，我再次强调地理学角度对理解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在文学中(大众文学和学术文章)，我们看到太多被描述成作为所谓全球化的虚无飘渺过程的受害者或得利者的地方。理由充分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的空间生产的那些独特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是对于全球化的理解能告诉我们什么地理学，而是对地理学原则的理解能够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的成功与失败，关于全球化进行创造性破坏的特殊形式，以及它所引起的政治不满和抵抗。总之，更好地理解这些地理原则，肯定有助于将目前处于地理分散状态和发展不平衡状态的众多反对运动汇集起来，它们给改变带来希望，也让人期待某种改变。

　　宫林林 译 聪姐姐+聪姐夫 校

　　译注1：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美国经济学家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中间偏左立场，抨击里根时代吹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风潮，认为没有管制的资产阶级是25年后的今天造成灾难的主因。

主要著作有:The Spatial Economy -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Self Organizing Economy。参见维基百科。

　　译注2：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他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参见百度百科。

　　译注3：

　　范杜能(von Thünen):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港澳译作范杜能，台湾多译为杜能，1783年6月24日-1850年9月22日)，梅克伦堡经济学者。他的学说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开创者。他被费尔南·布劳岱尔称为除了马克思之外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经济学者。他在1799年进入农学院开始学习农学，毕业之后购置并亲自经营管理了一个庄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总结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深入思考了许多经济学问题。他在1826年出版的著作《孤立国》(The Isolated State)中，分析了一系列影响农业土地利用的因素。杜能是首位认真地研究空间经济学的学者，凭著经营农庄的经验，并将其连系至租值理论上，成为后世地理学者研究农业和土地利用的基础。参见维基百科。

　　译注4：

　　Maquila:在墨西哥Maquila又称Maquiladora是在自由贸易园区的生产线。通常这里的工厂会免税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在人工组装、加工后免税出口到原料和设备来源地。目前，有130多万墨西哥人受雇于境内的近3000个Maquila。参见维基百科。

　　参考文献:

　　Harvey, David 1975: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In: Antipode 2. S. 9-21.

　　Harvey, Davi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Harvey, David 1985: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Gregory, Derek, John Urry (Hg.):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 Houndsmill und London. S. 128-163.

　　Harvey, David 2001: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来源：《全球化与“空间修复”》原文发表于《地理》(geographische)杂志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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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思想变革的案例剖析：哈维的学术转型

叶 超1,  蔡运龙2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46;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大卫·哈维的学术转型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地理学思想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聚焦于哈维空间观的转型，通过解析哈维学术转型的代表论著，认为哈维关于空间的认识论立场主要经历了以实证主义相对空间观为主的“多维”空间观 、“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统一体、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体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对应于他作为实证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历史。导致哈维学术转型的原因主要是剧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其个人禀赋和志趣、工作环境、地理学学科发展状况等。哈维的学术转型对中国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启示我们正确对待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直面现实社会重大问题，洞察其深层次原因并建树理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大卫·哈维；认识论；空间；实证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社会过程—空间形式

1引言

       大卫 哈维 (David Harvey)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学家之一。他早在1972 年就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吉尔纪念奖 (Gill  Memorial Award)”，表彰他“对理论地理学的诸多贡献”；1982 年获得美国地理学者协会杰出贡献奖，嘉奖他 “在发展人文地理学分析方法和行为研究的哲学基础方面，以及在应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城市地理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1995 年又获得“瓦特林 路德(Vautrin  Lud)  国际地理学奖”，此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诺贝尔奖，评选也严格按照诺贝尔 奖的程序进行；2007 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
       哈维不仅是一位以思想见长的杰出地理学家，也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作为地理学家，他既是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做出系统总结的第一人 (这方面的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被称为新地理学的“圣经”[2])，又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现在作为一位批判的社会理论家，影响已经超出地理学界，其理论对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哲学、文艺批评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哈维的学术道路和思想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早在 1981 年，英语国家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卫 哈维的地理学》(David Harvey's Geography) 的书[2]。2006 年出版的《大卫 哈维》一书，更是集中了14 位地理学家 (包括哈维自己)，从不同角度对哈维学术思想和理论进行了综合评价[3]，哈维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哈维的学术转型是我们观察和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地理学何以发生诸多理论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哈维的兴趣和视野广博，虽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但是他并不排斥其它的学术思潮，而是力图批判地吸收。比如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就是如此[4-5]。笔者也曾据此将哈维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变革归为“调适型”[6]。在哈维的学术轨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他由实证主义向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从反映哈维两种不同立场的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7]和《社会正义与城市》[8]出版的时间间隔来看，前者在1969 年，后者在1973 年，这一转折仅历时4 年；而据哈维自述，实际上在《地理学中的解释》出版时他的思想就已经发生变化[9]。这种快速转向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意义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哈维的代表作，除上述两部外，还有《资本的限度》(1982，2006 年修订)、《资本的城市化》(1985)、《意识与城市经验》 (1985)、由《资本的城市化》 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书删节修订成的《城市经验》(1989)、《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性地理学》(2001)、《新帝国主义》(2003)、《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2003)、《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2006)、《世界大同主义与自由地理学》(2009)；此外，他的论文“人口、资源与科学观念”、“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资本积聚地理学”等也是当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作[1]。
       哈维的学说在国内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到目前为止，哈维的著作在大陆学界已有7 部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后现代的状况》[5]、《地理学中的解释》[7]、《希望的空间》[10]、《新帝国主义》 [11]、《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12]、《新自由主义简史》[13]、《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4]，有些还有两个版本 (如《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是著作被译成中文最多的地理学家。相比社会科学界对哈维及其学术的关切，中国地理学界对哈维的了解和兴趣点大多还限于《地理学中的解释》[15]。实际上，7 个译本中，也只有《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地理学者所译，其余皆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翻译，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地理学界很少继续跟进和深入探究1970 年代后哈维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的问题。虽然有极少数文章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时提到哈维[16-17]，但对哈维学术转型的内涵、实践意义和地理学理论意义尚缺乏深入了解和讨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地理学者穷于应对太多的“实用”问题，而疏于关注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建树。有鉴于此，理解和把握哈维如何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地理学界的理论建设应该大有启示。
       哈维著述丰富且涉及多个主题和领域，但“空间”是他自始至终思索和倾力阐发的核心问题。与其它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学者不同，哈维对空间概念实质的关切和探寻具有深刻的地理学烙印：一方面，虽然哈维在反思空间的实质这一核心问题时，经常“游荡”到哲学甚至物理学等学科去旁征博引，但这种广义的考察和思索并未使哈维脱离实际而只作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辩；相反，哈维始终坚持空间问题的本质源自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和 (人们塑造空间又被空间形塑的) 实践。因此，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必然与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相结合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哈维将时空测度、地图学、地方 (区域)、环境质量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构成地理知识的四大要素，但他着力最多、始终如一关注的概念还是空间， 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都以空间冠名，《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一书的压阵篇是哈维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题目就是“空间是一个关键词”[3]。据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哈维的空间观这一核心问题，着重从认识论角度阐述和归纳哈维在不同阶段的空间观及其特征，并探讨其转变的原因，为推进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2 哈维对地理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关系的看法

       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哲学的三大范畴。但是，与作为哲学家的列斐伏尔着力于对空间进行本体论的重新阐发[18]不同，哈维则着力于空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哈维虽强调《地理学中的解释》主要是方法论论著，但还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重点阐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这反映了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既是哈维学术思想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落脚点。虽然后来他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发生根本变化，但他在此书中提出的“对于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7]的认识立场却贯穿其学术道路的始终。
       约翰斯顿认为认识论包括四方面内容：信念、知识类型 (亲身体验或他人经验)、知识所反映的客体、认识的起源；而方法论是研究如何进行的规则和程序[19]。哈维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概念却与此不同。哈维认为认识论是“寻求解释知识何以可能的程序与条件”[7]，相对于约翰斯顿将信念只看做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哈维简约地将信念等同于哲学，这种简化不一定全面和正确，却便于人们理解和抓住哲学或认识论概念的核心。因为，“我们研究的任务建立于其上的信念，形成我们的哲学，形成我们个人的生命观和生活观。所以，通常将地理学工作中这些信念的表示指定为地理学的哲学”[7]。哈维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认识论中的信念和价值观这一层面。
       在哈维看来，“哲学家和方法论者的任务很不相同。前者关心的是理论思索和价值判断，以及什么值得和什么不值得的内心质疑。后者主要关心解释的逻辑，和保证我们的论证是严格的，推论是合理的，以及我们的方法内在联系是前后一贯的……适当的方法论为解决地理学问题提供某种必要条件，哲学则提供充分条件；哲学提供操舵机制，方法论提供动力使我们接近目的地。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地乱转”[7]。
       哈维认为地理学家及其群体的不同正来自于他们的认识论不同，虽然认识论可以转变，但它并非一个逻辑问题 (方法论却是关于“逻辑”合理性的论证)。他指出：
“由于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集团就有相当不同的任务。假设我们希望转变一个人的地理任务观使之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唯有通过转变他的信念才能达到。例如我们可诉诸于他的社会良心，指出加尔各答街头的饥荒和悲惨境况， 以此来设法转变他，使他认识到地理学在减轻饥荒和悲惨境况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或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爱美情绪，使他踯躅于罗马废墟之间，从而使他转变到这一立足点上，为景观随时间而变迁的‘感觉’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以逻辑上的争论来摧毁他的信念，我们只能以这类争论来支持自己的信念”[7]。
       这段论述不但恰当地阐述了认识论对地理学家的影响，而且饶有趣味。有趣之处在于哈维当时无意中举的两个例子，社会正义和景观历史演变的艺术感觉，恰恰成为他后来的两部代表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与《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进一步深入阐述的主题。通过对《地理学中的解释》到其后哈维空间观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并非无意的巧合，而是隐含着哈维学术路径转变的某种必然性。

3哈维空间认识论转向

3.1《地理学中的解释》：以实证主义相对空间为主但“多维”的空间观
       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哈维专辟一章讨论了空间概念。他此时的空间观一方面可以说是偏重实证主义地理学的相对空间概念，也就是视空间为一个物体的存在与另一物存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完全受此限制，而是提出并论证了空间本身是“多维”的观点。这两种认识有矛盾之处：既然是多维的，那么相对空间就只是其中一维，而不应作为主要之维。从中也可看出哈维此时的空间观存在某种犹疑，而灵活地把空间看作一种多维概念，也为哈维空间观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之所以说哈维此时仍然持偏向实证主义的相对空间观，一方面是因为《地理学中的解释》主要是为实证主义地理学进行辩护的方法论著作，而实证主义地理学家往往持相对空间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哈维直接批判了康德至哈特向所持的绝对空间 (absolute space，就是将空间视为独立于物质的容器) 理念，认为地理学家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围绕相对空间进行的，并极力阐发空间几何学[7]，这实际上是对相对空间的肯定和支持。无论从其学术旨趣还是论著的内容来看，1960 年代的哈维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相对空间观的支持者。
需要注意的是，哈维此时的空间观并不刻板和僵硬。虽然着力于空间几何学并极力论述几何学与地理学中空间的关系，但他还是引述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物理学中的空间概念，这个较为广泛的概念考察使他最后强调了空间概念的多维性：
       “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建立在经验之上。……不去参照特定文化在语言、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发展的空间概念，就想理解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不可能的。关于空间的地理学观念因此被深深地置于某些较广泛的文化体验之中。但……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专门的，它发展和演化于地理学家研究现实空间问题的专业经验之外。……无论是为了哲学目的或经验研究的目的，无需对空间概念本身持一种僵硬的观点。概念本身可以看作是灵活的——可以用特定的关联域来确定，可以用特定的方式使之成为符号，可以用各种空间语言使之形式化。这种灵活运用需要谨慎对待。但它也以一种新颖的和创造性的方式为发展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挑战和机会”[7]。
       这段略为抽象的论述所强调的无非两点，这两点构成一个因果关系：因为 (包括地理学中的) 空间概念是特定且广义上的文化的产物，所以应该灵活地看待和使用它。这意味着即使作为当时主流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概念也并非确然的。空间概念本身并非既定和必然的，而是能够不断发展的，并且必然被不断发展。这一结论与他最后所持的地理学方法论讨论应该灵活自由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结论也许并不像一个结果，而更像是一项研究开始时应该抱有的理念。
3.2《社会正义与城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统一体
       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哈维以地理学的整体为对象，侧重于方法论的阐发，空间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城市则很少涉及。秉持着“方法论与哲学必须兼顾”的信念，对哲学问题非常敏感，而且具有灵活的空间观和方法论态度的哈维，受到当时迅速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转入了对空间、城市 (化) 本质的哲学与实践的关切。这促使他在地理学范畴之外寻求跨学科解决问题的途径。此时，他的主要认识是：
“主导1960 年代晚期的问题是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互不相关。如果要有效解决它，那么每个问题都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8]。但是，如何将不同学科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综合、解释并解决这些问题呢？哈维给出的答案是：
“能够联系多学科并将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这样的问题聚拢为一的唯一方法，建立在形成恰当的辩证唯物主义版本的基础之上，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是在马克思所定义的结构总体意义上起作用一样”[8]。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为哈维的最终选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关。知识被视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随人类实践而增长——它和它所在的、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一种内在关系。意识和知识是社会情势的产物。但知识获取是生产性的活动， 因而它也被视作社会转化所在之处的更一般过程的一部分”[8]。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知识”一词换成“空间”，就会发现这几乎就像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口号—“ (社会)  空间是 (社会的)  产物”[18]的翻版。其中蕴含的核心思想就是空间与社会是统一体。在地理学中，社会—空间统一体首先由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予以阐发，只不过哈维采用的是“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这一合成词组。按照哈维的说法，就“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那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认为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存在差别，而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现在正是弥补这显现得不同的两种 (事物) 和矛盾的分析模式之间的思想裂痕的时候。……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区别常被认为是幻想而非真实，但……这种区别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空间形式并不是被视为它所处并展现它的社会过程中的非人化客体，而是‘内蕴’于社会过程，而且社会过程同样也是空间形式”[8]。
       正是选择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使得哈维聚焦于城市空间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的概念。尽管社会过程—空间形式概念在内容上还不完善 (哈维此时也并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却已经形成了空间—社会统一体的思想，而这正是空间的生产理论的精髓。在这方面，虽然哈维认为他和列斐伏尔并行不悖地发展出各自的理论，而且存在很大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定区别[8]。为《社会正义与城市》作序的卡赞尼尔森 (Katznelson) 也指出：“尽管受到列斐伏尔的激发，但是哈维完全拒绝了列斐伏尔将空间关系视为一种独立的决定性力量的主张。对于哈维而言，空间不是一个类似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个既形塑 (人们)又被人们形塑的社会维度”[20]。
       《社会正义与城市》不但标志着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起始，也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开端，它“作为城市研究领域的一种主要‘异端’而震动学界……是左翼风格地理学的首要范例；哈维作为一个先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持续发展的大门”[21]。
3.3资本、城市化与空间的综合：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空间研究非常欠缺，很多其它领域的学者对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也不太重视，而且持有学科偏见。相对于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时间”而言，“空间”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这似乎对应于地理学曾长期是历史学的“侍婢”的历史[22]。哈维认为，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意到了地理要素以及“空间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对空间的关切远不如时间，这使得甚至20 世纪70、80 年代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也大都不关注空间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也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理，“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是我们理论化的目标”[23]。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哈维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补充马克思主义对空间认识的不足，从而发展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这使得哈维必须将资本流动、城市化、空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由此导出一个体系。正如他在分析资本的城市化时所说：“通过聚焦于城市化，我并不想把它当做一个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分离的、理论化的特殊分析对象。就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过程。研究城市化就是研究资本主义通过自然和社会景观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而展现自身的过程，而不是研究一种法律和政治实体或者加工物。它 (城市化) 关乎资本循环的过程，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的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转换，以及信息流动和在基于领土形成的阶级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23]。
       将个别城市以及城市的个别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城市化问题 (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焦点)，并从历史过程 (时间) 与资本 (资本主义物质形式的集中体现) 运动相结合的角度予以阐发，这意味着哈维初步建构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
       在 1984 年发表，被认为是地理学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 《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一文中，哈维提出了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宣言的主要目标： “建立一种摆脱偏见而反映现实矛盾的地理学，它应该基于民主和人民的普遍利益，而不务强权阶层的特殊利益；接受科学诚实和非中立性的双重方法论原则，将地理敏感性整合进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制定一个以历史—地理术语看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计划”[24]。
       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运用空间的生产理论，深入阐发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了“图化空间”，既包括真实的地图和图像表示空间，也包括一些将空间图像化的隐喻和权力斗争等) 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关系总是空间性的，实践改变了知识体验的空间，其中制度也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而想象是所有可能的空间世界的丰富源泉”[14]。
       综合来看，哈维要建立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首先建立在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伪装的“价值中立”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其次，借助辩证法，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延伸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将资本、权力、阶级与空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包括资本运动 (经济方面)、阶级冲突 (社会方面)、权力扩张(政治方面) 在内的物质实践本身是具有空间性的，而且它们的运动也赋予空间以生产的功能，因此，空间的生产与物质实践就成为处于同一过程、难分彼此的同种事物；第三，根据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想象的或者概念化的空间同样是物质实践的产物，它们也是构成空间的生产的重要部分；最后，按照马克思的指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需要建立人民的地理学，并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进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实践。

4哈维学术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者 (哈维1961 年以《论肯特郡1800-1900 年农业和乡村的变迁》一文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到实证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再跃变为激进主义先锋， 最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如果再算上参与后现代思潮的讨论这一阶段 (但哈维最终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未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哈维经历了数次重大转变，而且在这几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在现代西方地理学家中堪称绝无仅有。其学术转型跨度之大、创新之显、著述之丰，令人惊叹，以至于哈维的学术转向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和研究论题。
       2000 年，《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哈维与记者的对话录，题目是“再造地理学”，无
疑对应着哈维学术转型的过程及其对地理学产生的影响。哈维将这篇文献收入他2001 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一书，而且将其作为序言，反映了它的重要地位。他在这篇对话录中提到了他之所以转向城市、空间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因。结合笔者的理解，归纳如下[9]：
(1)因为在当时城市史、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是边缘学科，城市地理学却是地理学的中心，城市和区域规划是热门，这使得哈维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城市问题。
(2)正当哈维埋头写作《地理学中的解释》 时，1960 年代末的周遭世界却在“崩解”：政治事件不断升温，马丁·路德.金被刺引起的城市暴动，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许多大城市发生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这些使得原先持费边社会主义立场，并且已经到巴尔的摩的他信心动摇，并意识到《地理学中的解释》貌似中立的调子与剧烈变化的现实并不合拍，他必须对原以为合情合理的许多事情进行重新反思；而且，另一方面，在《地理学中的解释》里，他还是强调了哲学 (信念) 的重要作用，这种个人的哲学敏感性使得他自然由方法论研究转向了哲学关切和考察。
(3)哈维新就职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 有着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良好氛围，使他的研究并未像在布里斯托尔大学那样局限在地理学内，而在剑桥大学接受扎实的地理学专业训练又使他一直坚守地理学。
(4)20 世纪70 年代后他长期居住的巴尔的摩正经历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变动，这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被他看作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个绝佳“试验样本”。哈维以巴尔的摩为案例，写了不少关于城市空间的生产的论文[10]。
(5)因为他发现他原先所持的费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社会变化，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1971 年参加、组织了由研究生提议成立的研读《资本论》的读书会，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比如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对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压制，他们甚至很难接触到马克思的英文著作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深入和透彻，当时哈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综上，哈维在认识论上迈出的这至关重要的一步，总体来看是由于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个人禀赋和志趣、教学研究工作氛围、地理学当时的学科状况以及其它一些偶然因素 (比如工作单位和地点的变动) 共同决定的。这关键性的一跃，不仅使他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合进地理学，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从而综合分析资本、城市化与空间问题，形成了他自己空间的生产的理论体系，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创建者，而且带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和城市问题的结合研究。其深远意义，正如理查德·皮特 (Richard Peet) 所评价：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空间的社会生产的中心观点将地理学的两个传统学派融合成一个可统一理解的不同方面。人文地理学最终融入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更有批判性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概念，同时又给它们增加了复杂的环境空间的概念”[26]。

5结论与启示

5.1结论
       哈维的学术历程反映了西方地理学人文社会科学化和交叉化的发展倾向，是近50 年西方地理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哈维的学术转型是现当代 (人文) 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对哈维的学术转型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认识论的转变是哈维学术转型的主要原因。这个转变集中体现在哈维的空间观上。
       综合来看，哈维的空间观经历了3 个台阶：以实证主义相对空间观为主的“多维”空
间观，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空间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体系观。这3 个方面基本对应于他作为实证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历史。根据哈维在不同阶段认识论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学术轨迹主要分为3 个阶段：1960 年代作为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大将；1970 年代早期逐渐接触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激进地理学的先锋；
       1970 年代后期到1980 年代后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有机结合，理论和方法论日趋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旗手。哈维学术上的转型系由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学科氛围等客观条件和个人禀赋、志趣等主观因素所驱动。
5.2启示
       如何看待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无疑加强了地理学的科学化。可是以地理学研究对象 (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之复杂，逻辑实证主义只是揭示这种复杂性的一种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并非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过于看重形式的“科学化”，往往会脱离实际。哈维在《意识与城市经验》中尖锐地指出：“严格的科学绝不中立于人类事务；试图将自身置于历史之外，最好不过就是产生出严格意义上的、善意的伪科学”[27]。地理学的对象其实是连续的历史—地理进化流和生动的现实世界，所谓客观中立的地理学是不存在的，实证主义地理学只是在伪装价值中立[9, 27]。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的强调使他接近马克思主义，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基点。哈维从逻辑实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存在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对数学都很热衷、看重并有精深的研究，马克思甚至写过《数学手稿》，但是，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都反对脱离现实世界而作纯数学的推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整体的所谓纯数学都与抽象有关，严格来讲，它的所有量度都是想象的。一切抽象走向极端就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数学上的无限源自现实，所以它不能从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28]。人类社会不是数学，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数学，所以哈维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其认识论立场的大飞跃，也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超越。
       哈维虽然在认识论立场上扬弃了逻辑实证主义，但写作《地理学中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逻辑严密的风格，却始终体现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极大地包容各种后现代论题，又反对后现代主义话语 (即反权威、反历史、反中心的趋向)。他始终在探索地理学合理、自洽的理论结构。他的目标并不是单纯地解释，而是结合现实的理论框架建构。虽然他后来的认识论立场与逻辑实证主义大相径庭，但在科学逻辑和方法论上却仍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目前我国地理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偏差。一种偏向是固守所谓“科学化”立场，往往将不符合所谓“科学”标准的研究都看做是“不科学”或“软科学”，而加以矮化或排斥。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很有点哈维指责的那种“善意的伪科学”味道。另一种偏向则是强调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已受到批判，已过时，因而 盲目追求所谓“多样化”地理学 (后现代地理学)。殊不知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受人诟病的并非其方法论，而是其认识论和立场。逻辑的合理与自洽，假设的谨慎提出和细心检验， 可靠的证据和严格的推理，与其他研究的对比等方法论途径，正是我国地理学还需加 强的。
5.2.2联系社会发展的学术构建               哈维在其著作中一再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正是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强烈地认同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这是他认识论立场转向的一大思想基础。哈维的兴趣因而转向了“主导20 世纪60 年代晚期的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诸问题”[8]，后来更关注福利分配、贫困、社会公正、发展、妇女地位、规划决策、人类精神、知识与发展困境等重大社会问题。但他的目标始终是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他提出“具体抽象” 的概念，这是一种分析总体社会结构的概念工具，包括3 个方面的任务：①“努力表明各种各样的具体抽象……是如何必然地联系着的”；        “选出那些有力地综合和解释这些具体抽象之间联系的基本概念”；        “运作这个整体系统，建立一套说明 (尽管是不完全的说明)  社会运动必然规律的综合体，以便解释社会的历史和地理”[29]。据此，他联系社会发展，构建了一套关涉资本、城市化、空间、环境等重要概念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巨变，也面临诸多类似问题的困扰，其中多数也受到中国地理学者的关注。中国地理学者参与了大量的国家、地方和企业规划等实际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在理论创建、方法革新和批判精神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借鉴经典的创新案例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必要步骤。若将中国发展实际与哈维的研究结合考虑，我们认为在后续研究中，空间内涵由非人化的、客体化的容器和几何图式向注重人的、主体化的一体化社会空间转换，是一个应当捕捉的前沿议题和重要方向。哈维为我们如何直面现实社会重大问题，洞察其深层次原因并建树理论提供了一个榜样。
5.2.3地理学者的批判精神        
       哈维一直坚持几个核心观点：空间概念及地理结构、关系和过程、社会公正、联系社会发展的学术构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批判”精神是他全部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
       “西方学术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资源在大学体制内”[30]。哈维一直在大学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地理学家。据说他从不接受官方的科研项目，可能的原因大概是这种科研项目的“知识环境比大学较少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30]。哈维完全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因此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能“激进”地构建具有很强批判性的资本城市化和空间理论。
       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体会时，哈维曾说：“撰写《社会正义与城市》时我得到一个重要的经验，可用马克思用过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概念的碰撞来点燃智慧之火。在这种摩擦冲突中，人们决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只要原有因素还没有完全被吸纳为新思想，思想之火就会燃烧。当我阅读马克思著作时，我清楚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深表尊敬。但是，在思想的创新过程中， 他也把他们的概念同其他人如黑格尔或傅立叶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于是，这成为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准则……你应该努力把冲突的理论结合起来，看看有什么新东西诞生”[9]。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不同概念的碰撞来点燃智慧之火”，正是当前中国地理学界亟待加强的批判精神之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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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先生

感觉密密麻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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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转自：http://www.emus.cn/16777/viewspace-46774.html

大卫·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转自：http://www.emus.cn/16777/viewspace-46774.html本文的英文名为“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原载David Harvey, 1998,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当代地理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spatial fix”在戴维·哈维的著作中通常与“地理转型”（ge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s）和“非均衡地理发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通常是指资产阶级通过地理扩张来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策略，这里意译为“空间转移”。　　[摘要] 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认为地理转型和非均衡地理发展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空间维度，接着考察了资产阶级用以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空间转移理论，最后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批判性地考察了《宣言》的一些实际描述。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地理学 全球化　　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492年，如果不能追溯到更远的话。长期以来，这一现象及其政治、经济后果一直是评论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848年以前的情形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在斗争中联合起来，倘若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取代具有破坏性的资本力量，并建构一种能够以更平等的方式实现其自身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政治经济学。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这些话的革命年代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幸运的是，《宣言》的作者直率地承认其自身形成的偶然性（contingency）。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语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52：8）。他们指出，如果说《宣言》已经成为历史文献，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那么，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以我们自身的历史、地理条件来解释它、补充它。他们追问道，“人的观念、观点和观念，一句话，人的意识，随着自身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了解吗？”（1952：72）　　当然，在这个同样是动荡的、但绝非革命的年代里，《宣言》中的一些段落显得有些离奇、过时，甚至会遭到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但是，如果思考一下它的当代意义，《宣言》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正确的。　　让我们先思考一些熟悉的段落吧。这些段落依旧涉及了当代异化和意识的中心，尤其是它们已经在过去20年间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年代里获得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算盘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替代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952：44）　　难道这不是极其准确地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如此这般地腐蚀了当代教育、政治、社会事务和道德情感，以至于我们除了通过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个人虚无主义和自我异化来反对它之外，并没有剩下什么选择？难道我们不是随处被“利己主义算盘”的“冰水”所包围？接着，请我们思考下面的这段话：　　资产阶级如果不能使生产工具以及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新，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确定性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52：45-46）　　这段话的语言震撼力的确是令人钦佩的（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像一个巫师那样，它“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宣言》也向我们指出了周期性地震撼社会基础的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指出了这种危机所具有的“荒唐性”：在大量的急需满足、但又未满足的社会需要中存在着生产过剩；在富足中存在着饥饿；资产阶级周期性地破坏着先前创造的生产力。事实表明，大规模的技术变迁完全改变了地球表面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但是，这些似乎同样神奇的力量产生了失业、投资减少、甚至是资产阶级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破坏。那么，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危机呢？　　一方面不得不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征服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具有破坏性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1952：50）。　　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不仅随处扩大了，而且还随处加深了。　　敏锐的地理学家将会立即详尽地考察这种观点的空间和地理维度。若仔细地考察《宣言》，你就会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转移和非均衡地理发展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积累历史中的角色，《宣言》包含着一个独特的观点。《宣言》的这种维度值得进一步考察，因为它需要详尽说明资产阶级如何创造和破坏了自身活动的地理基础（包括生态基础、空间基础和文化基础），如何根据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是我在这里关注的主要矛盾。　　一、空间维度　　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寻求我在其他著作中（参见Harvey, 1982）所称的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这种分化在今天比其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且，《宣言》在考察这些问题时的优点和缺点都值得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值得审视，因为正是在这里，欧洲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联合，并试图制定一个在引人注目的地理和文化分化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共同革命议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转移问题的思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组的潜在后果倾向于迷失在最终使时间和历史凌驾在空间和地理之上的修辞模式之中。　　《宣言》的第一句话就使他们的观点局限在了欧洲，它的主题首先适用于这一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芬兰语和丹麦语是这一文献发表时所设想的语言）聚集在伦敦来制定一个工人阶级的纲领。因此，这个文献是欧洲的，而非国际性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让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变迁，同“美洲的发现和绕过好望角的航向”有关，同开辟了殖民地的贸易、打开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有关。无疑，资产阶级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　　现代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42-3）。　　凭借这些地理手段，资产阶级从外部绕过了地域性的封建力量，并从内部颠覆了这一力量。还是凭借这些手段，资产阶级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了实现自身抱负的委员会。一旦资产阶级上台后，它就会部分地通过内部、外部的地理转型继续追求其革命使命。从内部来说，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得城市统治了乡村（同时，把后者从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种拯救出来，并把农民变成了下等阶级）。城市化使生产力和劳动力在空间上集中，使分散的人口和财产迅速地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伴随着交通运输体系、劳动的地域分工和城市基本设施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而被建立起来，“自然力”慢慢地服从于人类控制。　　但是，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随后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建立工会这样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此外，现代交通体系把 “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从而“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称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这一进程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服从于统一的资本统治。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以类似于资本行动的方式在集中、在扩散。　　马克思在下面的段落中详细解释了这种观点。这一段落是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掉，而不是仔细地阅读它、思考它：　　日益扩大的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古老的民族工业已经遭受了破坏，而且每天都还在遭受破坏。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城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源于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Marx and Engels, 1952：46-7）。　　如果这不是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的精彩描述，它又是什么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低廉的商品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它迫使它们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也就是说，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根据自己的设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Marx and Engels, 1952：47）　　资产阶级“教化使命”的主题在这里被提出来了。这段话也隐含了地理扩张力量的某种极限，它不可能无限期地永远扩展下去。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是阶级和生产关系在日益扩张的地理空间上的再生产，那么，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领域同样也将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扩张。阶级斗争变成了全球性的，当然，这导致了著名的格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和亲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　　二、空间转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凭空提出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利用了长期的分析传统。尤其是，他们似乎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同时吸收了该书的优点和缺点。　　黑格尔（1967：148-152, 278）在该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能是解决他所谓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之严重的、强大的内在矛盾的手段。一极是财富的日益积累，一极是陷入极度痛苦和绝望的“下等阶级”的形成，这为无法通过任何的内在转型（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的社会不稳定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因此，市民社会因受其“内在辩证法” 的驱使而“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并在物资不怎么充足或工业普遍落后的地区寻求市场和必要的生存资料。”它必须发现自己的殖民地，并让它的部分人口“在新地区重返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它“为新地区提供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以满足它们的新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赢利冲动”的刺激，而这种“赢利冲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风险，以至于工业“不再扎根于本国土地，不再局限于具有快乐和欲望的市民生活的小圈子……它包含了变动、危险和破坏的因子”。这显然已经预示了《宣言》中的一些表述。　　在简要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可能是市民社会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的解决手段以后，令人相当吃惊的是，黑格尔放下了这个问题。他使我们无法知道，资本主义能否通过某种“空间转移”获得短期或长期的稳定。相反，他转而关注国家概念，并以此来实现伦理观念（ethical idea）。这可能意味着，通过现代国家——内在转型——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既是可能的，又是尽如人意的。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解释，他所看到的贫困难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难题如何才能够在现实中得以消除。那么，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特定的难题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才能够得以解决？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如阿维纳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只有在这里，他才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资本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福地或视野之外的其他空间，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日后的思考，这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恩格斯的确相信，“只有马克思，才可能从黑格尔的逻辑中提炼出包含着黑格尔真正发现的内核”（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主义积累普遍法则时所使用的语言，同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相似。在《权利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写道：　　如果大众的生活标准降低于特定的生存水平——一种根据社会成员的必需品的多寡而自动调节的水平，大量的贫困人口就会产生。与此同时，这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会产生出一种极其有利于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条件（Hegel, 1967: 150）。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伴随着资本积累，工人的处境会变得更坏，不管他的工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与财富的积累相对应，它使痛苦的积累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因此，财富在一极积累的同时，就是痛苦、劳动折磨、奴役、忽视、野蛮化和道德堕落在相反的一极的积累（Marx, 1976: 799）。　　这两段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甚至能够证明：黑格尔偶然提出的、没有逻辑支持和证据支持的命题，确实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倘若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它不可能从内部得以解决。倘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受到抑制和调节，它将耗尽、并最终破坏自身财富的两种源泉——劳动者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他不仅仅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信徒，还想把它强加给所有其他人。但是，为了使其论点能站得住脚，马克思也不得不再次提出黑格尔曾经提出、但并未解决的空间转移问题——某种在别处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　　依据这种观点，《资本论》总体布局的另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想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不仅宣布了要剥夺剥夺者，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倘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章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如何凭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驳斥了自己荒诞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解释中，资本（犹如一种物）源于生产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源于一种可以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一方是可以通过节约和勤俭生产剩余资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人。马克思大声疾呼，“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的消灭，换言之，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夺。”从历史上看，这种剥夺“已经被记录在野蛮的人类历史中”。同样的事实也表现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尔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国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劳动者获得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资产阶级被迫在其殖民纲领中承认它试图在国内隐瞒的东西：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资本积累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与黑格尔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如果劳动者能通过海外移民或边缘地区返回真正没有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会受到削弱。这种形式的扩张有利于劳动，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极其关注这个问题。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殖民行为：　　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大规模的农场殖民者并不是资本家，也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尽管他们从宗主国带来了一些资本。他们基本上是为自己劳作的农民，其主要目标首先是生产他们自身的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存在于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种植园）中，商业投机一开始就存在于此，其生产是为了世界市场。（Marx, 1968：302-30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资本主义霸权随处都与作为自身条件所有者的生产者的抵抗相冲突，因为这样的生产者使用这一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富裕，而不是资本家。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如果资本家有其宗主国的支持，他就会设法通过武力清除建立在生产者独立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和剥夺方式。（Marx, 1976：716）　　黑格尔极其重视的新的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及相应的占有他人劳动能力的复兴而获得。因此，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基本条件又出现了。马克思关于殖民的章节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间转移”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马克思被迫关闭了黑格尔略微打开的门，并通过否认殖民最终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强化了他对彻底革命的召唤。　　但是，这扇门并没有被关闭。黑格尔的“内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解决方案随处都能以正当的形式被重新提出。马克思借助“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解决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注的生产问题。当马克思要表明生产要求同产生了积累过度危机的流通要求相冲突时，他在第三卷中会如何做呢？两极分化呈现出了这样的形式，即一极是没有被使用的资本，另一极是失业工人，并随后导致了二者的贬值。这种危机的形成能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而解决吗？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Harvey, 1982），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在其他地方的扩张、资本输出、无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在其他地方的扩展，所有这些都能在短期内阻止正在下降的利润率。但是，多长时间才算短期呢？如果它能持续许多世代，那么，这会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市民社会的心脏立即寻求革命转型的政治实践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工人也寻求自身的空间转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可见，马克思被迫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加的信念：通过移民逃到乐土，是解决他们痼疾的药方。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的公开信中（转引自Marin, 1984），他不仅指出，任何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存在于某地，即存在于欧洲，而且，试图逃到一个乌托邦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还指出，移民们“在伊加利亚内很容易受到自身教育之错误和当今社会之偏见的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是不可能根除的”。国内纠纷很容易受到敌对的国外势力的利用。此外，通过分工和环境条件中的激进变迁而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急需一定程度的激情和投入，而这种激情和投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注定要减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指出，“仅有几百万人并不能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有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不具有一个绝对独特的和宗派的性质的话”。当然，这些都恰恰是导致伊加利亚移民区在美洲失败的原因（参见Johnson, 1974），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　　对于实现了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伊加利亚成员），一个公有财产的社区，如果没有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上没有一个个人财产逐渐转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转型时期，犹如要收割没有种植的庄稼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于工人而言，寻求乌托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空间转移不可能仅仅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资本。　　三、《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若干问题　　《宣言》中的地理要素在随后的评论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它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它在政治行动方面通常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回顾这种观点时，这意味着一个双重的反应。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宣言》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社会主义的动力必须考虑地理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宣言》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是轻描淡写）。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宣言》实际描述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如下问题提出一个更实际、更准确、政治上更有用的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和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如下所述，我将在很大程度上把第一个反应视为“既定的”反应。尽管列斐伏尔（Lefebvre, 1976）的评论或许有些夸张，我想，他关于资本主义仅仅“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就能在20世纪生存下来的评论还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同样的话语说在21世纪末，那将是一种讽刺！　　在此，我将主要对《宣言》中的实际描述作一批判性的考察。我这样做时主要是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1848年的观点出发（尽管如我偶尔所表明的，即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在这一进程中，我试图脱离黑格尔的观点来单独考虑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时空发展。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提炼出《宣言》地理学的七个方面来加以评论。　　1．把世界划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至少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anachronistic）。与之相伴的资本积累的中心－边陲模型至多是一种粗糙的概括，有时会造成误解。好像是聚集在某一中心位置（英国或欧洲）的资本正在向外部扩散，以至于包围其余的世界。这种观点似乎源于马克思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在目的论的历史进程中，空间好像是一个被动的容器，它从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然后填满整个器皿。资本主义究竟产生于何地？它究竟是产生于一个地方，还是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这类的学术争端似乎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参见Blaut, 1977; 1993）。撇开这些难题不说，资本主义随后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包含在这种扩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尽管有些例子表明，资本从中心流向了边陲（如剩余资本在19世纪后期从欧洲流向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但是，这种描述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实际情况不符，与当今先后发生在南韩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国内原始资本积累，并把其劳动力和产品投放到全球市场。　　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应该得到比《宣言》提供的扩散主义概括更准确的认识。问题不在于描述的概括性本身，而在于它没有提出非均衡地理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描绘出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动力。马克思在日后的著作中部分地纠正了这一错误。《宣言》中至少有一种暗示：我们应该更加辩证地理解资本在占有和掠夺全球财富的商业活动中的起源。　　更抽象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空间/地点辩证法也是十分有用的。地点、地区、区域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中演进？例如，不同民族国家（或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与市场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交织在一起。同样引人入胜的是，那些不容易使用空间力量来阻止封建主义的民族国家（如20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如何走上法西斯主义的？　　2、《宣言》正确地强调了通过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性，因为交通工具对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表明，这是一个持续的、而非业已完成的进程。如《宣言》后来所指出的，“通过时间来削弱空间”深深扎根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它在具有资产阶级时代历史地理学特征的空间关系中（从收费公路到铁路、高速公路和空中旅行再到虚拟空间）产生了一个持续的、然而通常是曲折的转型。这些转型削弱了（通常与封建主义相连的）空间的绝对性，强调了空间关系和地方优势的相对性，从而使李嘉图的贸易比较优势学说成为一个高度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问题。此外，商品流的空间轨迹同资本流、劳动力、军事优势、技术转让同信息流的关系不得不加以描绘。在这方面，《宣言》并没有错误，只是它准确的陈述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3、或许，《宣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忽视了世界性的地域组织，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区域性组织。比如，如果国家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国家不得不在地域上加以划分、组织和管理。《宣言》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颇具煽动性，只是过于简单了。财产的集中和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使得“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的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国家”（Marx and Engels, 1952：48）。　　如果说主权独立国家的共存权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就作为一个欧洲准则而被确立，那么，这一原则在全球的普及，犹如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内进程一样，却经历了几个世纪。在1848年，“统一”（lumping together）仅仅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统一。19世纪是地域划分的伟大时期（绝大多数的世界边界都是在1870－1925年间被确立下来的，它们大多是由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划分的）。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却要在地域划分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通常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只有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进程才使国家形成在世纪范围内极其接近《宣言》所设想的简化的模型。此外，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阶级斗争动力和非均衡的资源储藏而引起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地域轮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商品流、资本流、劳动流和信息流都使世界的边界模糊难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组合和重新划分的阶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颠覆了任何简单的目的论的解释（这种源于黑格尔的目的论，总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的观念之中）。　　4、当然，国家是众多的影响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的调节机构（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货币和金融也应该受到重视。在这方面，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宣言》之所以对此避而不谈，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宣言》的作者尚未从根本上洞察到货币、生产、商品交换、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原因始终就是，《宣言》的作者无力同时面对当时两股激进的思潮——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前者把资本的联合和信用的集中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强调去中心化和强烈呼吁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产者的信用合作社。我们可以把世界货币解释为某种普遍价值的再现。这是一个功能主义的、非辩证的看法。在此，价值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犹如民族观念一样，似乎凌驾于个体活动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世界货币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货币视为价值的再现，这种价值源于物质活动（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和价值（抽象劳动）的普遍性之辩证关系。当然，具体劳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抽象劳动获得的条件是，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有些机构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交换制度、国家支持的地方货币等等，就这样变成了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普遍性和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当力量在日元、马克和美元之间转变时，或者当新的机构（如1945年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扮演新的调节角色时，这些调节机构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这里的问题是，地方和特殊条件同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价值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确定的，这种国内关系会受到通过某种独立力量获得的组织结构本身的影响。这些调节机构总是具有地域性的基础和偏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某些种类的具体劳动和阶级关系的产生，甚至有时能够通过对资本组合（capital assembly）和资本流的控制而决定非均衡地理发展的模式。考虑到欧洲银行和金融在19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罗特希尔得家族就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考虑到圣西门政治经济理论（联合资本能够改变世界），即使“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特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Marx and Engels, 1952: 75）是《宣言》主要的政治提议之一，忽视对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分析也是不可思议的。随后系统的论述（参见Harvey, 1982）虽然有助于阐释这个问题，但是，仅仅零星地、附带地对待金融资本和货币资本在组织资本积累的地理动力方面的作用，可能是《宣言》无心的和不幸的遗产之一（从希尔夫丁的经典著作在1910年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著作涉及这样的主题）。　　5、《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归根结底，它要说明的是，空间组织的产生并非与阶级斗争无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宣言》对这些动力的概括。《宣言》提供的描述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群众，他们因相互竞争而被分裂。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会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联盟（工联）……由现代工业所创建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便利了工人的团结，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Marx and Engels, 1952：54-55）。　　对19世界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这种描述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共同道路。即使在20世纪，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南韩的工业化就是一个典型）。但是，说这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概括是一回事，说在迈向社会主义的旅途中，阶级斗争必然要经历这些阶段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它可以令人信服地被解释为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动力学中的非中立性，那么，它表明，资产阶级可以采取分散的、分而治之的空间策略在地理上瓦解直接威胁其生存的阶级力量的上升。《宣言》接着上面那段话继续指出：“无产者组织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相互竞争而受到破坏” （Marx and Engels, 1952：55）。许多例子表明，资产阶级的策略达到了那种效果。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中，制造业从中心向郊区分散，以避免无产阶级集中的攻击。这种生产进程在空间上的分散策略，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增强自身力量的强有力的武器。国际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仅使资本主义优势增强，还导致了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难题（第二国际在一战时的立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工人运动更加擅长控制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力量，而不是空间状态，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已经使用自身先进的空间策略击败了地方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最近，资产阶级通过“全球化”从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威胁，就证明了这一论点。尽管所有这一切并不与《宣言》的基本观点相背离，然而，它有别于《宣言》中对阶级斗争动力的实际概括。　　6、贯穿《宣言》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革命行动的动力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工业无产者。即使在那时，忽视农村运动、农业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似乎是草率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就是农业工人，他们想在多西特结合成一个团体，不料尽管费进了力气还是被放逐到了澳大利亚；许多法国农村在1848年也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这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行动者）。随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战的历史——更不必说又小商品生产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农业领域进行的斗争了——使我们不得不讨论宣言的中心命题：革命行动（再行动）的潜力的哪里？　　7、这使我们进入了《宣言》遗产中最有问题的要素：“无产者”和“劳动力”在极其多样化的地域范围上的同质化。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依旧可以视为对资本积累的全球化策略唯一恰当的反应，但是，理解和形成这一反应的方式却值得批判性的审察。这一观点的核心是，现代工业和雇佣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此，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民族。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他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旦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Marx and Engles, 1952：71－72）。　　这里的设想是很好的，但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宣言》至多温和地承认，社会主义上台后所要采取的初步策略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它也指出，政治观点在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时会产生怎样的难题——德国人采取了法国人的观点，把它们引入到自身并不太成熟的情景中，从而创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德国社会主义（82－83）。因此，在实际的政治世界中，必须注意非均衡的物质条件和当地环境。《宣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条件各有不同。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这些事业统一起来，在差别中寻求共性，进行有助于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运动。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大力借助根除和破坏地域忠诚和纽带的资本的力量，只有这样，才会一帆风顺。　　在我看来，我们有两种方式理解“无产者和劳动力的同质化”同当代状况的关系。一方面，《宣言》正确地指出，抵制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全球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全球工人阶级阵营在以逐步的方式从地方到民族再到全球得以实现后，获得了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重组的力量和表现。在此，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找到把各种极其分化的、通常是地方性的运动转变成某种共同的目的（试比较Moody, 1997; Herod, 1997; 1998）。第二种理解是相当机械的。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步，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治抱负和运动的去地方化和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民族差别和分化将自动消失。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准备和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教育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处境，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他们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潜力。这种机械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即使《宣言》本身能能为之找到一些实际的基础。　　《宣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品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同质化。当然，这在某种程度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时将会导致工人的分化：一是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明确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二是借助把市场选择原则转化为团体分化的机制。其结果是，把所有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社会差别方式插入资本主义的地理图景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民族差别不能理解为某种古代秩序的残留。它们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结构日益分化的力量而被主动地生产出来的。由于阶级斗争的机制，也由于服务于自身的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地域忠诚激增，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阶级斗争很容易在地理上转化成一系列零碎的共产主义利益，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普遍同质化的范围内，《宣言》低估了资本分裂、分离和分化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吸收、转化、甚至恶化古老的文化差异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动员力量，它同样低估了通过地域组织动员劳动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共性和差别的辩证法并没有在《宣言》中的描述所暗示的那种意义上实现，即使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潜在逻辑和号召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