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真凶：太阳黑子和鼠疫

zhangerliang

  图片A：清代皇族女性的服饰和精神面貌
   
  图片B：清以前中国传统女性装束


       由明到清的历史转折，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倒退，国家的社会民主水平倒退了一千年，中国由一个文人士大夫治理的富足国家，变成了一个少数集团奴役大多数国人，厉行思想控制的半奴隶制封建王朝。17世纪4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沦为奉养少数人的农奴。而这少数人为了保证自己的集权统治，首先封锁了自己发迹的东北，不许百姓开发山海关以北地区。同时，他们禁止自己人和普通百姓通婚，并将要求全国百姓供养所有从关外带进关内的旗兵和旗人。他们钳制言论和科学进步，让明代以来始终处于世界贸易、文化和科技巅峰的中国一落千丈，最后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另一些外人的半殖民地。直到现在，中国人尚未从这次大倒退中喘过气来，我们依然需要为崛起而努力五十年，届时，我们兴许能达到明末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普通人的生活兴许能体会到明代时的幸福感。
  我已经在多篇博文中阐明了目前的中国人无法正确认识明史、清史真相的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满清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篡改了历史记录和实施文字狱，另一方面也是无良历史学家在近些年掩盖历史事实的结果。普通百姓既无力阅读侥幸传承至今的明代实录，也无条件阅读明末笔记，也无条件阅读朝鲜李朝的侧记，也无条件阅读西方人对明末中国的真实描述，他们只有按照自己从历史书和围绕历史书史观而出版的各种读物中获取的知识，来曲解明朝，来歌颂半奴隶制的野蛮帝国——清帝国。
      在我准确阐述历史的一些博文后面，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网友留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知道历史真相？”我想说，正是清朝第一次破坏了华夏民族神圣的史官制度，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对历史缺乏责任感和是非观，让人认为没有真实的历史。而在清代以前，由于史馆完全独立于任何权力机构，全体国民对于正史的信任程度是远高于今日的。在之前的历史时期，连皇帝本人也无权查看史官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道义、仁爱尚存在于士大夫集团，使拿大刀的不敢惹拿刀笔的史官。所以那个时候的文人敢于说“文死谏”，所以他们敢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他们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所以他们敢做强项令，所以他们敢做南北史氏秉笔直书，所以他们敢写诗说“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满清的铁蹄和屠刀下烟消云散了。
明末袁崇焕等将领在辽东为稳固地方政权进行过艰苦努力
       说起清兵入关，普通人的印象便是“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但是，努尔哈赤入关，是一场蚂蚁吞大象的战争。当时关内人口有近一亿，而努尔哈赤全体人口近六十余万（不含包衣奴才），且武器装备极其落后。在前期，关外地方政权几乎一直在向关内中央政权乞和。到底是什么变故导致了努尔哈赤有机会进入北京？是什么让强明一朝覆灭了？任何历史事件的进展无非需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明朝的灭亡，则完全是一场天灾导致的意外历史倒退。
      获得美国太空总署(NASA)颁发的杰出科学成就勋章，现任加州理工学院行星科学讲座教授的翁玉林，对太阳黑子活动有深入研究。认为：1644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
　　
　　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70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州出现，迫使满州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他还发现，盛世时必定风调雨顺，例如唐朝初期﹔但朝代衰亡前一定气候恶劣，雨水少又寒冷，冻死农作物，饥荒连连，令革命一触即发。
  翁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明末的经济总量在全球位居前茅，海内外财富和物产均输入中国，普通市民生活质量很高，在那时，花几文铜钱就可以置办一桌酒食。明末通过海外贸易获取了西班牙在美洲抢掠的全部白银，一年的各类书籍出版量相当于四库全书的总和，西方科技书籍在数月后就会在明朝出版。如果不是特别巨大的意外事件，是不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强盛的帝国为六十万人口的落后地方政权所篡夺的。
      网友寒江雪雾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

  图：李自成没有料到，自己的起义将国家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就不足为奇了。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
　　
　　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
      数十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明朝政府不得不同时面对对外用兵和对内灾荒。由于用兵榨取的税收和兵员，最终导致了李自成起义。李自成帮满清灭亡了明朝，他的部将也帮满清进入了关内。清兵入关后，屠杀上千万反暴政的关内百姓，焚烧历史书籍，篡改历史记录，推行文字狱和种族隔离。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哀叹“亡天下！”中国历史从此步入了200多年的黑暗期，中国人至今还在为恢复到明末的地位而努力。

geonet

多因一果说更合适，单纯说一种原因难免片面和牵强。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这样，以偏概全，强词夺理！

lkmqqqqq

只能说路过。

zhangerliang

geonet 发表于 2013-10-13 10:23
多因一果说更合适，单纯说一种原因难免片面和牵强。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这样，以偏概全，强词夺理！

对，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西湖茗茶

影响会有，不知占多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