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开中学

段义孚《回家记》p118重访童年时代：南开中学

与校长互致问候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和朱阿兴与南开中学的校长宋璞先生相约见面。见到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年纪和我早期毕业的研究生差不多。而且，那里所有最受尊重的人，包括高级教师、教导主任、年级组长和副校长们，都年轻得出乎我的意料。其实老也有好处，那就是我如今可以随便些，不会太忸怩和羞怯。我们在待客厅里坐下来品茶。接下来是一个简短的交换礼物的小仪式。校长送给我一本纪念南开学校百年校庆的书，我送给他一张带框的照片，是南开中学的三位著名校友的合影。照片照于1940年，背景是津南村，即当时南开中学的教师宿舍。这三位校友分别是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以及我的父亲——位国民党官员。这三位校友携夫人一起照了这张相，同窗之谊在那时已经跨越了彼此格格不人的政治主张。

天津市南开中学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和张伯苓1904年创办。

2.周恩来与南开

周恩来堪称南开最知名最杰出的一位校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一再说过，“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6月中学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周恩来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同学对他评价极高：“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以善交游，到处逢人欢迎”；“毕业成绩仍属最佳”；“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周恩来小传》）1919年4月间回国，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功。在南开大学1936年编制的历届学生成绩册上有明确记载。在该册“周恩来”一页成绩单上写明：“于民国八年(即1919年)九月入学，注册学号：62”1951年总理在一次作报告时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天津市政协委员、市人民图书馆馆长黄子坚曾亲自听见)

A）“我是爱南开的”

南开大学主教学楼前，周恩来总理雕像静静伫立。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

“我是爱南开的”这句名言，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天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在信中反对南开学校当局聘请卖国贼为校董，并对学校办学方向、教学内容提出尖锐批评。1919年初，摆在严修、张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即将成立的南开大学四处募集所需的大笔资金。据《严修年谱》及《张伯苓年谱长编》，1919年5月之前，严张二人为了筹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见各方军政要员。1919年当年，南开即争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纯、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等人的捐款。从军阀政客那里募集资金，也引发了校内外人士不小的争议。但张伯苓认为“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粪水培育出来的”，将军阀政客的财富拿来发展教育，造就青年人才，当然未尝不可。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此时也对南开大学筹备一事表示热情。1919年5月4日，数千名血气方刚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高喊“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火烧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一时间，曹汝霖等人沦为千夫所指、名声扫地的标志性卖国贼人物。在这样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21岁的周恩来会在5月上旬的信中痛斥南开校方“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南开感情深厚的周恩来会说出“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这样沉痛的话语。是否能找到“我是爱南开的”原稿手迹时，赵耀民回答，不能，但是能找到1920年周恩来的手稿《警厅拘留记》。这份长篇手稿中，有多处“爱国”“南开”等词，众人从中分别挑出“我是爱南开的”六个字的墨迹，每个字选出五六个，然后拍照放大进行组合比较，选出其中较为满意的，就成了现今流行的“我是爱南开的”正式手迹。但对一般人而言，这份拼凑出来的潦草手迹，仍较难一眼辨认清楚，再加上南开大学内的周恩来雕像正对着学校南门，不少人又将这六字戏读为“我是看南门的”。（参见http://cul.qq.com/a/20160308/051753.htm）

B）解放后，周恩来同志曾三次来南开大学视察和指导工作，第一次是1951年，原校长张伯苓逝世以后。第二次是1957年春(4月10日)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参观访问，当时曾在天津大学广场召开两校师生参加的群众大会。第三次也是全校师生员工最难忘的一次，即1959年5月28日。周总理又整整在南大视察了一天（参阅http://news.nankai.edu.cn/xwzt/system/2016/01/07/000264084.shtml）

C).段义孚《回家记》中的周恩来

段义孚《回家记》旧日魅影：张伯苓、我父亲和周恩来

周恩来，作为我父亲在旧时南开的校友和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先锋，就经常来到这里。他也经常到7号来。他就任共和国总理之后，人格魅力享誉全世界；但在1938年到1940年间，他用来感染我们几个孩子的东西是玩具和故事。按中国传统，我们叫他“周叔叔”。关于他我们能记住的事情很奇怪。我和我兄弟如今都已经70多岁了，但还记得有一次他和我父亲在我们简陋的家里的一张小桌上掰手腕。周恩来有一只胳膊受过伤，但应该是痊愈了，所以当时我父亲想测试一下他那只胳膊的力量。这件小事的象征意义可能帮助我们记住了它。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重庆，他们致力于结成统一战线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但是很遗憾他们不能用掰手腕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3张伯苓

A)周恩来与张伯苓

B)《故人何寂寞Ⅱ》叶克飞著(参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8965178583170）

   关于此事，张伯苓的三儿媳瞿安贵曾有回忆。那是 1949年 11月 21日下午，张伯苓正在午休，蒋介石突然到访。他十分客气，表示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启程赴台或去美国。张伯苓当场拒绝，其夫人则说，张伯苓已老，又体弱多病，无法长途跋涉，也离不开自己亲手缔造的南开校系与几个远在北平、天津的儿子。蒋介石顿感错愕，只说了一些“啊……嗯”之类的语气词，告别时背影落寞，上车时还一头撞在车门上。

   蒋介石日记里也曾提到他对张伯苓的拜访游说和无果后的黯然。那时的张伯苓，其实已接到昔日学生周恩来的密电，劝他留下。此时的他已七十多岁，选择留下，想必也是不愿折腾。1950年 1月，他不幸中风，当年 9月，他返回天津。让他没想到的是，故乡已物是人非，南开学生并不欢迎他这位老校长，甚至称他为战犯。他曾希望去南开校内暂住，但校党支部置之不理，南开校庆时，他早早前来准备参加观礼，却被南开中学拒之门外，南开大学则仅给他安排了一个普通座位。

   在南开校系倾洒了四十余年心血的张伯苓，被这种侮辱所击倒。1951年 2月，他再次中风，不久后辞世。

他去世后，大陆的反应也极冷淡，除天津本地报章刊登其家人的“哀启”外，再无任何报道。后来，南开大学还召开各种批判会，对这位老校长冠以“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评价。至 1960年，南开大学出版《南开大学校史》，更是对这位创校者全盘否定、大泼污水。

    海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张伯苓去世消息刚一传出，港台乃至美国各大通讯社、报刊都深入报道，《纽约时报》更是出了纪念专题，称其为“重要的教育家”。台湾还为他举行公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要集体出席。

C)婉拒校庆（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4%BC%AF%E8%8B%93/80090）

   张伯苓作为南开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对南开中学怀有特殊感情，但在他的晚年，却被婉拒参加南开的校庆典礼，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1950年10月16日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到大理道张伯苓家找张的三子谈话，大意是不要让校长去参加第二天的校庆。转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穿起雨衣要去南开中学。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张伯苓为此内心痛苦极了，但外表依旧保持着镇定，一点儿也看不出颓唐的样子，在家中依旧谈笑风生。

D）倾心相与 互敬如宾——张伯苓与周恩来http://news.nankai.edu.cn/xs/system/2013/10/19/000146916.shtml

周恩来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8d5600102vq5z.html

周恩来与张伯苓http://www.sohu.com/a/276149312_381611

4.吴国桢

百度百科：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191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1926年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出任汉口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北。12月15日，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因“吴国桢事件”辞“省主席”职，与妻子前往美国。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授，直到退休。 著有《中国的传统》一书；1984年受邀回大陆观光，未及成行，因病去世。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  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20]。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21]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27]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29]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33]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

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36]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  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

B）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34424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