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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3）偶然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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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今早看汤老师博文，突然想到毛泽东的那首"孩儿立志出乡关"诗,搜索一下竟然偶然所得：
毛泽东？西乡隆盛？月性和尚？—“孩儿立志出乡关”一诗作者考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流传着一首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写的自述志向的七言绝句。其较为常见的一种文本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转引自陈国民《毛泽东诗词百首译注》第333页）
根据谢柳青先生所编《毛泽东家书》“致文运昌”一章的介绍，文运昌是毛泽东的表兄，比毛年长9岁，两人年青时关系亲密。1910年，在文运昌的支持和帮助下，17岁的毛泽东经父亲毛顺生同意，离家前往湘乡县东山高小读书。行前专门写了这首七绝留给父亲。毛顺生去世以后，此诗一直由文运昌保存着。建国初期，文运昌参加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1951年，他“向人民政府交出了不少珍藏几十年的毛泽东的一些文物，其中有……毛泽东去东山高小前写的那首‘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据此，很多人便把这首“留呈父亲”的述志诗当成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
其实，毛泽东手抄的这首诗并非他的原创。南怀瑾先生在其“演讲录”中说：“日本人有很多中国诗作得很好。”并随即举出了一首：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拿这一首诗跟毛泽东的那一首对比，其中只有两个字不同：这里首句的“男”字，毛作“孩”；这里第二句的“死”字，毛作“誓”。据陈国民先生注解，此诗的原作者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家、人称“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1828-1877）。毛泽东只是在去东山高小读书前把它稍稍改动一下抄呈给了父亲。所以另有一本《毛泽东诗词阅读·鉴赏》在收录这首诗时，干脆加上了一个更加显豁的题目：《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这首诗的原创者属于西乡隆盛的说法，早在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前后就已盛传于世，我在50年前的中学时代也曾经读到过，似乎可以作为定论了。然而近年来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原先的成说又遭到了否定。如郑松生先生在他的《毛泽东与美学》一书中写道：“这首诗是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1817-1856）27岁离开家乡时写的，诗名《题壁》。释月性因忧国而四方云游，通过这首诗表达了他报效国家的志向，在日本很有名。”据查，日本月性和尚的诗原题为《将东游题壁二首》，转录如下：
二十七年云水身，
又寻师友向三津。
儿乌反哺应无日，
忍别北堂垂白亲。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若无成不复还。
埋骨何须坟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月性和尚比西乡隆盛大11岁。拿他的第二首诗跟西乡隆盛的那首作一比较就可看出，后者显然是从前者脱胎而来。其原创者只能是年长而早有诗名的月性和尚。因此，胡为雄先生在《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上撰文引录了上面的第二首诗后指出：“作者是长州（藩）的勤王僧月性，不是西乡隆盛。”
至此，我们可以对毛泽东年青时代所写的“留呈父亲”一诗的原创和嫩变的脉络作出如下推断：
日本“明治（始于1867年）维新”前夕，诗僧月性在离乡东游前写了两首自述志向的题壁诗。后来被西乡隆盛读到了，认为其中第二首内容切合自己的抱负和志趣，便稍作修改后录存以自勉。人们在他那里看到这首诗时，由于不了解底细，都把它当成了西乡隆盛自己的作品。清朝末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灾难日益深重，引发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了中国效法的榜样。这时，著名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传奇经历也在中国盛传一时。毛泽东可能就是从报刊上读到了西乡隆盛借自月性和尚的这首述志诗，便改动两个字，留呈给了白己即将离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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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爱读地方志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book/zxyd/2010-04/16/content_19837960.htm
在系统地阅读历代史册的同时，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全国各地方志的阅读。毛泽东认为方志详细记载了各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各地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代，每到一处，毛泽东都会搜集当地的方志，认真阅读，以此来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地理情况、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方志号称“一方之总览”，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一个重要的类别。
据统计，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10%左右，确实是一笔蕴藏丰富的国学资源。方志可称一方之“百科全书”，对各地山川气候、特产资源、风土民情之类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方志常为历代所重视，遂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开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住下，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得到清代续修的一部8卷集《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毛泽东仍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来。毛泽东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
秘书这才明白，他说的“战利品”是指地方志书。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一次，毛泽东到汕头市，就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还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认真阅读。以后还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1959年6月30日清晨，66岁的毛泽东上庐山，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裕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则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身对周小舟等人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毛泽东还饶有兴致地又讲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历史上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有时，毛泽东了解的某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该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中记载的一字不差。
与阅读各地方志相得益彰的是，毛泽东还爱看各种各样的地图，这也是他关心地方风物，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方式。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地图的作用，尽管那时环境极其艰难困苦，但他仍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地图以便为决策服务。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总是忘不了地图，他经常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他东西可以少带，但地图册一定要带上。建国后，毛泽东在外出考察前，总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准备好外出用的书籍和地图册，以免到外地考察时缺少要看的书籍和地图而麻烦地方的同志。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从书房找来地图册加以阅览，从地图册中先了解一下考察要经过的地区，了解当地的经济、人口、文化和矿藏资源等情况，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还要与身边的同志共同研究具体问题，研究考察地区，确定最佳路线和考察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盲目性，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多次翻阅亚光与地学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1952年出版）。在这本只有50页的分省地图册中，毛泽东的批注、画图、画线、画三角的标记见于多处。在该册地图的扉页上，毛泽东写下了：“赵瑾山安庆市书记，确山高师。傅大章安庆地委书记，洛阳高中。”这是毛泽东考察安庆时要会见的地方负责同志。在苏北、苏南、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南京市的地图页上，毛泽东批注：“芜湖有2700机子无销路三个月，129。商业报歇，营业税所得均高于（1951年），28万人。姚克市书记，赵一鸣市长。工厂党委，文教党委，国营商业，交通运输，私人商业、手工业、失业问题。”这是毛泽东考察苏州市和长江下游前凭借地图等进行的事先调查了解工作。在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市、天津市的地图页中，毛泽东用红笔、蓝笔、黑笔画圆圈、角、直线、连接线多达100多处。唐山市、太原市、保定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等都在圈画之中。太行山脉，毛泽东从河北的平山县画线连接到河南省的鹤壁市。晋城、长治、洛川、平型关，毛泽东不仅画了红圆圈，而且在红圆圈下画了蓝线。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构思这些地区的建设事业的宏图时留下的印记。
毛泽东不仅重视现代地图，对历史地图，他同样有浓厚的兴趣。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等人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于是，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合乎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吴晗及参加“杨图”工作的几位学者对这项工作想得简单了点。吴晗总觉得，1年完成不了，只能加码到2年3年，3年再完成不了，充其量也只能加码到4年5年，否则就无法向毛泽东交账。为此，有一时期吴晗甚至怕见毛泽东，生怕见面时他要问起此事。几经曲折和磨难，《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82年才正式出版，又经7年，到1988年3月，8册“图集”全部出齐。这项文化建设工程的设计、论证、编绘和制图，前后历35年之久。编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8册，20个图组，共有图300余幅。图集画出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疆域和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绘图方法绘制的具有精确计量意义的历史地图集，也是第一部完整而系统地显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历史疆域发展演变过程的史书。这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是和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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