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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王爱民 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第十二章第二节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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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5第二节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其思想来源有五：一是基于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设计论）思想，认为造物主创造了有秩序的自然，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有相互的适应性，但人具有创造力而与其他自然物不同：二是自然控制的思想，最早形成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和畏恐心理，经过长期的文化淀积，表现为对无法解释的事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一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认可：三是“人是大地主宰”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万物，并给予了人特殊的地位，人类有充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秩序的权力，这一思想在近代主体至上哲学思潮、工业主义思潮推动下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并发展成征服自然的人地观，进而走向科技万能论的极端：四是基于理性哲学思考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五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尔后的生态学思想，这一思想通过流变、嫁接，在近代地理学中产生了三种人地关系论，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观点结合，对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环境决定论”有直接影响；达尔文的随机理论与概率统计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理性哲学思想的结合，对以后的或然论学者有相当的影响；“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观念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的结合，造就了适应论（协调论）和生态论之说。在以上五种思想的影响下，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一、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作用与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地理学长期关注的重要内容。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人的性质、气质、智慧和可居住性由气候决定。罗马时代的斯待拉被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的身体、精神、艺术、政体有控制力（波德纳尔斯基，1986），牛津大学卡本特（Carpen-ter，1589-1628）是一位强有力的自然力的倡导者，认为“不同气侯带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孟德斯鸿在所著的《论法的精神》（1784）一书中阐述了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的心理、素质、情感、生理特征以及地方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影响，奠定了近代环境决定论的哲学基础。
近代环境决定论体系的构建根源于德国的拉采尔所著的《人类地理学》一书。拉采尔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他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分为三大类：对种族发展的影响，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图建立人地关系一般性原理和法则。其后美国的辛普尔（E.Ellen，1863-1932）、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澳大利亚的秦勒（G.Taylor，1880-1963）、法国的德莫林斯（E.Demolins，1852-1907）等相续发展、推进了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从它一成型开始，便遭到强烈批评。但是，环境决定论无疑存在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内核。①环境决定论用自然环境的作用否定“神权统治”，把唯心（或唯神）论者的人地观颠倒过来.人地关系研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并加强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推动了地理学向科学化方向的发展，②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在环境决定论的一般概念下统一起来，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开创了人地关系的理论化探讨，在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③强调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现实、潜在或未来）的作用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对环境的关心而导致环境意识和环境策略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当代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发展的基础。④绝大部分环境决定论者都不是绝对的或极端的决定论者，并没有否定人的力量和作用。它从客体（地理环境）出发研究人地整合关系，构成理论存在的基础，同时也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足。
在对环境决定论的各种批评论著中，对我国最有影响的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的观点：“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并由此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儿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在儿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批评环境决定论的经典理论依据。
环境决定论在不断接受批评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进行着内涵的转变；由单一自然要素决定论转向自然环境决定论，由狭义自然环境决定论转向广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由对身心、气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转向对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影响；由直接的、线性的、单向的、静态的“绝对的机械决定论”转向动态网络的、关联的“相对决定论”。这种转变无疑将形成一个崭新的人地关系理论，可谓之“新环境论”。
二、人类在利用地理环境过程中的创造力、选择力与或然论
维达尔根据拉采尔所著《地学通论》第二卷的论述形成了或然论。他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地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经过数千年人类工作的累积，地表的景观已大为改善，人类确实是改变地表的一个最有力因素。人力不但是具体的事物，而且可由各种物质影响上表现出来，因此，人乃是被动兼主动的地理因素。”白吕纳进一步提出：“人类与自然环境有连带关系，其关系并非自然环境单方面的作用，人类对自然环境也有选择的自由和活动的余地。”“自然是固定的，人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代而变化。”法国历史及地理学者费玻尔（Febvre）在其所著的《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一书中称这种观点为或然论，并指出：“世界并无必然，到处都存在着或然，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机运的评判员。”
或然论强调了人类的选择力和创造力，倡导并发挥了人力足以改变自然的具体概念。与决定论一样，或然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①或然论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无法提出具体的模式和适当可行的方法解决复杂的人地问题；②或然论缺乏决定论那样的研究深度和明晰度，对“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环境，改变后的环境又如何作用于人类”的研究尚无实质性推进，而这一研究本应是或然论有望取得理论进展的最佳方向；③或然论的观点缺乏一套可检验、可实证的标准。英国地理学家O.H.K斯拍特等认为在“自然作贡献，人类作选择”的情况下，自然所作贡献的机会并非毫无限制，也不是到处相等，而是随地区、时间、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而不同，由此形成可由统计方法具体化的概率论观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或然论与决定论看成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并出现以或然论否定决定论的思潮，严重地忽视了两者的共性和互补性；两者均以“环境的整体性”和“人地的交互作用”为出发点；决定论强端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性”或“限制性”，或然论则在环境的限制性这一客观现实基础上强调人类活动的主体性、能动性。两种观点彼此渗透、互为依存。未来人地关系论的重大理论突破口可能在环境论与或然论的深化、整合过程中寻求建树。
三、文化：人与环境之间的尺度与文化论
“文化”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是地理学的中心主题。然而，如同“文化”一词本身就有160多个定义一样，很难对地理学的“文化论”下一个明晰的定义。“文化论”是一种包括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学、文化生态学、文化自然地理学、文化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等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思想观念的统称。
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扩展、整合的影响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传统领域。早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聚焦于人与自然关系。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力量与限制性作用，或然论则强调人在适应改造环境中的创造力与选择性。景观论者从文化景观角度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景观转变成人文景观）进行解读。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倾向不同，人本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更倾向于以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为中心，并重新审视外在环境特别是人文环境（如城市系统）的重要性，然而，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科学化”和“人文科学化”增添了地理学五彩缤纷的色彩，但远离自然又深深地削弱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以来，文化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基于人地关系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观。①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每一种文化特征水平都对应于特定的人地关系。②汤因比的“挑战与适应”模式，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为人与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从这一思想中我们能窥视出“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结合的缩影。③LA.怀特的“能量-文化”进化观，认为能量利用的技术水平、类型、效益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动力，④文化生态学中的人与环境的适应模式。人类活动固然有对环境产生破坏（有意或无意）的消极一面，但大多数文化中均沉淀着保护环境的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内核，文化才能持久地保存并得以发展。⑤惠特尔西（D.SWhittlesey，1890-1956）提出的“人类利用说”，认为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一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称此为相继占用。相继占用概念是环境决定论的对立面，实际上具有文化决定论意味，认为一个地区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他们的意义就需重新估价、⑥当代文化变革论。针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重建人类文化道德价值坐标体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行“新人道主义”，培养民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力图通过文化变革来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此达到人地协调的目的。⑦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生产力论。文化已由社会生产力外部环境因素看成经济活动内在的活跃的因素，文化已被视为社会再生产的积极力量，文化经济学、文化产业、制度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点领域.⑧结构主义哲学的文化观。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把文化视为“话语”、“言语”、“文本”，从而使外行人必须通过他们本身的文本表达过程并从人种志的角度去解释文化。
文化决定论也是片面的，文化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但人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俯首听命的。在面临新的人地问题时，人们总是从传统习惯和文化习惯之外去寻找解决办法，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把一切环境问题归咎于文化进展，要返古归宗，也有失偏颇。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是有条件的，当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而加重生存环境破坏时，文化价值观也让位于生存基本需求。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在图12.3人地关系系统的立体结构模式中，我们看到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农业生态系统、人工产物系统、工具装备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多个交织的作用中介，其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与变换，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关系又不是直接的，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
四、和谐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1930年9月罗士培（P.M.Roxby）在英国科学协会就任地理组主席发表讲演时说“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如何调整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认识环境、调整有关地区人类社会的区域关系。‘调整’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对某些人类活动的控制，也包括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后来有人把这一说法提升为“调节论”或“适应论”，198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怀斯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近年来，不少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未来学家和国家首脑也经常谈到人与自然共生和协调问题。“和谐论”的观点逐渐为社会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把人地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更高层次，可持续发展论是人地关系论的新进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建立协调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研究不仅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同时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从发展中解决人地矛盾冲突。面对现代性危机，从事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学者开始纷纷进行反思：城市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开始反思“千城一面”的现象，并提出塑造城市特色；环境学者开始反思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地理学者开始反思环境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的局限，而提出人地关系的和谐论以应对诸多的人地矛盾；人文学者开始反思学科分化所带来人文精神“破碎”的危害，并提出整合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
现代性危机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中，显然难以从其传统内核中“涅槃”再生，东方文化的内在“元素”在消解现代性危机中有其独特价值。图12.4表明了世界观有多种形式，从一种学说--儒家、道家--到某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再到科学的世界观。从和谐论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形式实际上阐述的是不同层次的和谐。佛教所提倡的“无我”，实际上表达的“无”是最大的和谐；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追求的是自然的和谐；基督教提倡的外在奴役下的内心自由，实际上追求的是个体心灵的和谐；儒家所提倡的“德、礼、仁、信”，实际上追求的是社会心理的和谐；科学技术所努力建构的科学世界和人工世界，实际上追求的是世界结构程序和物化的和谐。新型人地关系需要从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和文化中获取优秀的、具有生态内核价值的“文化基因密码”。构建一种和--—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环境等多层次和谐共生。
本章小结
何谓人地关系？简而言之，人地关系是指人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即问答：地是如何作用或影响人，人是如何作用或影响地，以及人地在相互作用中的过程-响应-关联问题。这里的人，不只是抽象的、机械的、粒子的、理性的、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具体的、非理性的、充满创造和学习能力的、具有多重属性差异的、鲜活的人。从理性人、粒子人、抽象人拓展到现实的、丰富的人，成为当代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的驱动力，这为地理学对“人”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哲学指导。这里的地，既不是“环境决定论”的控制因素，也不是社会学的被动的环境条件，而是具有适宜性、潜力级、限制性、资源禀赋、空间区位多种功能属性的、活跃变化的地。这里所指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单向的、决定的、线性的，而是双向反馈的、互为依存的，以及实物与场域、潜存与现存、此在与彼在、近域与远域、现象与结构、随机性与不确性并存的关系体系。现代科学对复杂性世界图景的揭示，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人地关系研究在地理学中居何种位置？毫无疑问，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然而，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都猎涉这一主题，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乃在于它的空间--地域--时空视角和跨知识契合的特点。人地关系与空间地域构成了彼此不可分的双核结构。地理学其他主题一—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景观的、生态的、行为的等均孕育诞生于这一地理学内核之中，并在其发展壮大中回归到这一母体，并进一步丰富了地理学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