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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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学人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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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近年来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1
钱理群中学教学实践带来了什么
2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附录
钱理群：“这才是个合格的、真正的教师！”
3
我的教师梦
4
钱理群谈教育
5
钱理群：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6
钱理群:为了完善自我的告别
7
钱理群：让弱势群体也能受到好教育
8
钱理群：告别的时刻到了
9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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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向我们发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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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12
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
13
钱理群：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最平等
14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马小平

1钱理群中学教学实践带来了什么http://www.shedunews.com/zixun/guonei/gedi/2012/10/09/393561.html
2012-10-09 16:59:02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东方教育时报》    作者：陈易
近日，《南方周末》　以“钱理群‘告别教育’”为题，刊登了专题报道。讲述任教五十年的北大钱理群教授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并不理想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本期，我们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政涛教授、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程红兵和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语文高级教师夏昆，共谈钱老的中学教学实践。
参与有积极作用
记者：编制教材、写理论文章，甚至直接介入中学课堂，北大教授钱理群这么多年坚持参与中学教育有什么意义？作为大学教授，是否有更为切实的作为，介入并影响中学教育？
程红兵（以下简称“程”）：在走进中学开课之前，钱理群已经为中学教育做出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他参与主编的《新语文读本》　对中学语文教育就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大学教授，他还可以继续在中学开设拓展课程，开拓学生们的视野，这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夏昆（以下简称“夏”）：钱老师坚持参与中学教育首先表达了一种姿态，他深入到最真实的课堂，用自己的行动来播洒火种，这在很多专家身上是看不到的。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的不仅是理论支撑，更需要实际行为的介入。同时，只有真正置身于中学课堂中的人才可能对教育的现状有最真实和切身的体会。
李政涛（以下简称“李”）：我敬佩他的激情和勇气，这是一个罕有的、有内在力量的灵魂。但大学教授的角色和责任的本分，不是亲自到中学去上课，不是替中学老师上课，而是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影响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作为决策者的教育行政人员，改变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
应者寥寥是必然
记者：钱理群教授兴致极高地走进中学授课，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初时人满为患，之后人数渐稀”的怪圈。难道钱老的中学授课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夏：我们的教育将一种对于无法获得文凭的担忧通过家长和老师传达给学生，而且一直伴随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面对可能的生存困境，任何人都会被迫进行最优化的选择，这些学生们对钱理群授课的反应就是这种最优化选择的结果。任何与考试存在较大距离的东西都会被他们自觉地加以抵制。因此，钱老在中学的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是必然的。
李：如果这样的尝试，脱离了今日的教育现实，那败退是迟早的事情。如果这样的尝试，隐含了一种鲁迅笔下的“英雄情结”，期冀“振臂一呼，则应者云集”，败退也会成为必然。即使“应者云集”了，倏忽间作鸟兽散，成为“神马浮云”，相信也是必然。
程：钱理群教授在中学课堂中的清冷遭遇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绝非媒体所称的“节节败退”。钱理群在中学开设的课程是“鲁迅作品选读”这样的拓展性课程。但一所中学里真正对鲁迅作品感兴趣的学生数量并不可能非常多。一开始很多学生慕名前往听课学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很多学生会因为兴趣爱好等原因放弃这一拓展课程。最终仍有二三十名学生坚守在钱教授的课堂中，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如果这二三十名学生中，有一些成为鲁迅作品的爱好者，进而成为这方面的研究者，便是钱理群开课的巨大成就了。
更现实更能坚持
记者：《南方周末》　的报道中这样表述，“著作—本—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钱理群这样一位知名教授在中学都不能圆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基层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坚持自己的梦想呢？
李：对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光有投枪和匕首，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图纸、砖头和石材，需要实实在在地盖一栋房子。今天的中小学教育，最需要的不是批评家、思想家，而是建筑家。叶澜先生提出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从来不逃避现实，而是直面现实，扎根于现实，提出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不一味地屈从或抱怨现实，他还在思考：如何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让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夏：声名不显的一线教师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吴非先生的观点：“反抗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底气。”因此，我以为，要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至少得做两件事：第一，不断地学习，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增强自己的对抗能力；第二，寻找同伴，让自己在这条路上不再孤单。
钱理群告而难别
记者：作为教育实践者的钱理群选择“告别教育”，那他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能够成功吗？
李：教育现实能否改变，既不取决于站在教育之外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议，也不取决于教育之内的深化变革，而是取决于教育内外各种不同力量能否形成合力。教育改革永远是综合性、整体性的改革，指望仅凭教育之内如学校自身的变革转型，或仰赖于教育外力的推动支持，就能让教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换，是不现实的。我相信：钱理群先生也许暂时“告别教育”，但永远不会“告别理想”。
夏：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也必须从诸多方面入手，方可有实质上的成效。钱教授提出“告别教育”，如蔡朝阳所说，这更像是一种“修辞手法”。这种告别，应该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注视和努力，这也是作为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的钱理群最能发挥其能量的层面。
程：作为一名具有深切人文情怀，真心关心语文教育的大学教授，他绝不可能完成他宣称的告别。当他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在中学教育的圈子之外，他还可以为中学语文教育出主意，想办法。他还能进行其他尝试，以他的力量对中学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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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作者：钱理群      
[推荐理由]
北京大学资深学者钱理群教授，是我国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他名列首位。他对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的独特理解，入木三分。
虽然文章后面的三段视频联接，不能连贯，前后他的讲话总量也只有30余分钟，但更能点燃我们渴望的需求。

     第一部分：中学与小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与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都是中学老师，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和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文章。我想中学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点外，由于它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就又有了一些独有的特点。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学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是什么阶段，他有什么特点？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意义，性质和价值.
　　成长之美，成长的感觉和成长的权力。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成长本身就是成长的美和成长的感觉。成长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但是在自己看来是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长的幸福，同时有成长的痛苦和成长的挣扎。
　　第一、学生，青少年在成长中他有成长的权力。什么是成长的权力？总的来说，有三大权力：
　　1、探索与渴求的权力
　　我们的教育应该保护他们的好奇心，诱发他们的好奇心，
　　兴趣很重要，要保护他们的兴趣与爱好。什么是诗，诗的本质是发现，是好奇，是婴儿的眼睛看世界，黎明的感觉。中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种赤子之心，一种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们的教育要保留这样的好奇心。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把学生好奇、探索、追求这样一种权力给抹杀掉。
　　但是现在许多孩子的好奇心都打消了，探索是孩子的权力。
　　我们不要扼杀黎明的感觉权力，
　　2、自由成长的权力
　　即生命的自由感，在什么情况下实现这种自由感？但实现他必须要有环境。但现在没有自由的时间与空间了。
　　孩子是春天，春天就干两件事，一个读书，一个是玩。但现在孩子不玩了。他们没有仰望天空的自由了。人在自然中是一个最一种最理想的教育状态。这样的状态对人的成长是一个最佳的状态。脚踩泥土，仰望天空是一个最自由的状态。
　　我们不要剥夺了孩子仰望天空的权力。
　　3、欢乐的权力
　　不要剥夺了孩子们欢乐的权力，它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自杀。活着的理由是什么？（研究生理性的分析活着的与不活着的理由后，还是选择不活着。）
　　鲁迅活着的理由：为自己的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我的敌人活着。
　　但现在的孩子呢？因为应试，父母的爱变得扭曲，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了。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是快乐，但现在这也被剥夺了。孩子的欢乐被剥夺了，对这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将出现没有童年快乐的一代，这又意味着什么？在五四时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的民族是健全的发展的，有的民族是不健全的，很快地进入少年成年。我们中国就是这个一个很快就进入到成年的民族，这也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早衰的民族。鲁迅呼吁整个民族都要来补课，补少年的课......现在，我们的民族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早熟的阶段,这也许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早衰。所以要保卫童年，保卫童年，就是保卫民族。
　　第二：中学生青年时代意味着什么？青年意味着什么？独立价值是什么？青春时代，他有独立的价值。青春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不只是一个过度的阶段。其实他学习的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时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不成熟，青年时期幼稚，不成熟。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熟起来。但是我门常常把孩子青年时期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认为抛掉就是成熟。我们常说孩子你别做梦了，等哪天不做梦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施怀德，他说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但是当成熟后都像老鼠一样活着。什么原因了，说他们成熟了。所以他给成熟下了一个定义叫贫乏、屈从和迟钝。本来年轻时他是丰富的，到了成熟时贫乏了，本来是反抗的，成熟时屈从了，本来是敏感的，我们把他变迟钝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时的本身的价值。青春就是一种价值，教育变成把青春价值否定掉，消极掉，把他变成所谓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认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永远的价值。青春时期就是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概括的说叫青春精神，我觉得附中就有这种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么了？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时期中学生正好是这个时期，是他本能的这个时期。他本能的就有这种青春精神，而我们的教育要培育这种青春精神，使他成为终身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戕灭这些、伤害这些青春的基本东西。让他们所谓的成熟起来。实际上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青春，我们的对象年轻人有青春时期的特点。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诱发他，不是要伤害他，更不能用"成熟"的名义来扼杀青春的精神。
　　我们不剥夺了青春的权力，教师的职能，一是保卫童年，二是培育青春精神。
　　第三：在中小学阶段，我们教育的手段是什么？主要手段就是引导学生读书。
　　人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平面生活，一是立体生活。什么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体的时空限制，是偏于物质的，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他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有一种生活是超越时空的，不受时空界限的，是一种精神空间。具体到我们的中学生对象来说，因为中学时期受时空限制更大，孩子么，主要就是学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脚狭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生活给他扩大起来。第二生活，可以读书，通过读书来打破时空界限，使他过一种精神的生活。这是中学时代的特点。相对来讲他的第一生活比较简单，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给他丰富起来。而中学的教育真是要训导学生读书，读好书来打破时空的一个界限，来丰富他的精神生活。而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教师的责任就是牵着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巨大的身旁，让他们与创造历史的人与创造未来的人进行对话。教师就是这样打开学生一个文化空间。
　　这样的一种功能，归结到一点就是建造人的精神家园。中学教师不仅是精神家园的营造者，而且是精神家园的象征。
　　中学教育就是打下终身学习的底子。
　　还有一个功能是，人老了以后，还可以回到中学，见老师，老师是精神家园的象征。所以，我们要自觉地营造校园文化，营造精神家园，有时还可以物质化，如名人塑像，参加一个小学活动，"收藏童年"，编书，二十年后回来看。还可以搞"班级节日"，一代代传下去。班主任的名字来命名一个班。开展系列"告别童年"的活动。
　　这才是理想的教育，从中学出去回到中学。
　　中学教师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虽然不能保证孩子的一生，但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的记忆。中小学教师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就是可以成为孩子童年中最美好的最神圣的瞬间。我们争取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瞬间。这个意义是永恒的。永恒的瞬间。这是中小学老师能够做到的。最终极性的目标。
所以这样三个概念：寻找权力的概念，青春独立价值的概念，以及人的两种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概念。这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学阶段所担负的作用。中学教育应当担负起建造人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功能。

　　第二部分。从学生的回忆看中小学教师的价值
　　那么什么瞬间容易被孩子记住呢？中学老师给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谁？钱理群教师回忆自己的教师中，许多学生回忆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时一致讲到--陶老师，大家对陶老师的回忆中共同都说到的几点，也许可以从中发现中小学老师身上的共同的价值所在。
　　一、美丽
　　是美的化身，端庄华贵，这就是青春时代的特点，对美有一种特别的感观，是生理与心理的。美是青春时期的内在需要。老师要成为美的使者与播种者。首先是外表的形象，要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呈现在孩子面前。绝不容许自己逢头垢面。教师之美是大气的美，正气的美，高贵的美（端庄就是端正庄严与大气。华贵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气质之美。但，中小学老师外在的美十分重要。
　　给学生埋下了美的种子。
　　二、爱
　　中小学教师的爱的特点是什么？亦师亦母或亦师亦父的爱。要把父母的爱天性的爱延伸到中小学。父母的爱是超越了天性的爱无条件的爱。（鲁迅认为抱恩观念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他是从人类生命之路来看，这种爱，是人类的健全发展尽义务。）教师的工作，就是为人类的健全的发展尽义务。所以，才会对学生付出无条件的爱。
　　天性的爱，有三个特点，一是理解，中国人把孩子看成是成长人的准备，外国人把孩子看成是儿童。二是指导，是指导者协商者，而不是命令者。三是解放。让他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教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肩住黑暗的榨门，放孩子到光明的世界。
　　但教师之爱又不能等同于父母，父母之爱是本能的爱，是非理性，而师生关系更多的是理性的。孩子成长中他要摆脱童年，因此，会不程度上开始摆脱父母，而这时，教师的爱就要发挥作用。
　　弗洛依德认为：爱有低级与高级的，被别人爱到爱别人。所以这种引导作用的就落到教师身上。亦师亦母的爱是一种超越父母本性的爱，既是本能的，又是理性的。是天然的爱与现代爱的结合。所以，教师的爱必须汇集全体学生。
　　陶老师，差学生怀念他，在他们最困难时拉他们一把，弱者本位思想。好学生也怀念学她，很正常，因为老师需要把自己的梦想延续下来。中等学生，对她的回忆常常是某一个瞬间。
　　教师的价值：给予爱的抚慰。
　　三、瞬间的震撼
　　带学生看星空。这其实就是中学教育的功能，即让学生产生一种对未知的向往。营造精神的星空。
　　因此，归纳一下，就是中小学老师的价值就是三个：给学生埋下了美的种子、给予爱的抚慰、营造精神的星空。
　　第三部分，中小学教师是什么？
　　所有老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努力做到这几点，一是思想者，二是可爱的人，三是杂家，四是语文学家。
　　一是思想者
　　应该经常问七个问题：
　　1、你对独立的世界有什么独立的见解吗？
　　2、你有信念，你自己的有信念？你能感受到自己信念背后的生命气息吧？
　　3、你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观吗？
　　4、你反思过自己的知识观吗？
　　5、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与演说姿态？
　　6、你思考过启蒙吗？
　　7、作为一个教师能够没有艺术判断力与审美力吗？
　　二、教师是可爱的人
　　这是对教师最高的评价。也是教师应该追求的。有几层意思
　　1、真诚，但有点傻
　　2、没有机心，
　　3、天真，但是老小孩，长不大
　　4、有赤子之心，
　　其实是可爱的人又是可笑的人。
　　一个教师的生命存在状态就决定了一个精神状态。
　　第三部分：我理解的教师工作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
　　最大的欢乐是与纯真的状态的孩子打交道，因此，教师要不断地进行知识要不断更新，生命的状态也要不断地更新。
　　欢乐很重要，如何对待承担，就可以看出能否有欢乐。
　　承担，有许多层面。
　　首先是自我承担，马克思讲过，你所从事的劳动是外在于你的还是内在于你的，是肯定你的还是否定你的，使你肉体与精神受到推残还是受到这两方面的愉悦？
　　教师的工作，也是这样，你能不能从中得到一种欢乐，自我承担，对得起自己，这其实是与你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状态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对你学科的承担，或对你教育工作的承担。我们不要把教育理想化，但必须把这神圣化。
　　第三个承担，是为人类，为社会，是为人类的健全做贡献的。
　　三个承担，这就是教师工作的欢乐
　　但另一方面有痛苦，有怕
　　一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成长中的生命，注定了教育是慢的艺术。中小学教师永远是一个播种者，是春天的播种者，而且不是收获者。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就是播下一个种子。只顾耕耘，不顾收获
　　二是因为孩子是不成熟，所以，会经常得到伤害。而且是很痛苦的。老师被学生伤害是老师的宿命。教师经常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时，经常是想想就哭，想想就笑。丰富地痛苦，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这样的丰富的痛苦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相关视频连接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与中小学教师(上)——13分钟之前都是主持人的开场白，48分钟之后谈中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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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与中小学教师(中)
http://www.56.com/u41/v_MjQ5MTA2MzA.html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与中小学教师(下)——报告只有前面的20多分钟
http://www.56.com/u98/v_MjQ5MTMwNjM.html


钱理群：“这才是个合格的、真正的教师！”

    读了王栋生老师的《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后，不禁掩书长叹：“这才是个合格的教师！”
在我的心目中，“合格的教师”就是“真正的教师”。
长叹之后，是深思和追问：“教师”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怎样才无愧为“人之师”？教师，他（她）必会有、应该有什么情感、心理、思维、观念、修养、气质和品格？


平常心，正常情——教师首先是有“人”的意识，是情感健全的人
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常给人以震撼，《“模范”如是说》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在教育表彰大会上，有“模范教师”介绍“经验”，说自己如何为了“坚守讲台”，而不顾家庭，以致妻子瘫痪，老父含恨而死，无暇关心女儿学习，连自己也延误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据说这就是教师的“无私奉献”，云云。王栋生拍案而起，怒声问道：“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连子女也不爱，连父母都不爱，却说热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学生，这种话，你相信吗？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抛弃了所有的亲人，只是为了能站在讲台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工作牺牲亲情，牺牲亲人，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极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虚伪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应当有正当的人性。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观和教师观，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有人情，要体现人道精神”（《跑，还是别跑》），“不近人情”就“近于野蛮”（《昨天的故事》）。
而以这样的失去“正当人性”的教师为“模范”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坏的是基本的伦常，毁灭的是人性”。王栋生老师质问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连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为六亲不认的人？”
问题是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教育，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古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现代有“只有国没有家，只有领袖没有父母”的“革命加拼命”的教育；而在这个利己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鼓励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模范教师”，就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其实质不过是“对流汗流血的人强调'奉献’，对淌脓流'香汗’的人却总能'按需分配’”（《何不弹铗而歌》），因此那些主持表彰会的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自己是绝不会这么“无私奉献”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警惕那些“伪教育家”（《遍地“教育家”》），要明确地指出，那些新时代的假道学都是不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鲁迅早就说过，“伪士当去”。“去伪士”，包括去伪教育理论，也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栋生老师断然拒绝了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的所谓“奉献”论。这种理论竭力渲染教师工作的“悲壮”性：“似乎这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是人要为之牺牲的一场苦难，是一条殉道者的路。”然而，这是地地道道的伪理论，不仅它的提倡者自己都不准备实行，而且它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至今还津津乐道地宣扬“安贫乐道”论，这是一种驾驭术。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级官僚”，他们“穿着丝绸”，放纵地享乐，“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蚕一样默默地吐着有用的丝”。
不，我们不是“春蚕”和“蜡烛”，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意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人”的权利，绝不为官僚们去做“无私奉献”；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不需要官僚们来“教”我们如何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和意义。“我们不仅是庄严的劳动者，而且是爱的使者，因为有我们的工作，孩子们变成有感情的人，懂得会尊重人的人”（《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么》），“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一个人在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同时享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而已”（《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人”的教育，应该由感情正常、健康、丰富的“人”来承担。

我喜欢，心灵震颤，眼眶湿润——教育的快乐在每天接触到的细节中
王栋生老师教育词典中最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词语是“我喜欢”：“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感恩之心》），“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善良的心是一盏灯》）。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欢听他“讲讲学生的事”，而且“还是美好的故事多”，这样的“美好”总让我们心热眼红，“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感恩之心》，《老师，我的神》）。
刚刚远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栋生老师写的《告诉你几个故事》也“潸然泪下”，特地去信说“能流泪的老师是幸福的”（《致吴非》）。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篇《很小的事情》，还没有收入王栋生老师的文集，是我从2008年2月22日《新民晚报》上小心地剪下来，并珍藏在我的文件夹里的——说“小心”，说“珍藏”，是因为我从这短文里抚摸到了一颗教师的“大心”，并深受感动和触动。
还是先抄录开头的一段文字——
“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在他的脸上。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在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我感动，自然是因为从“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国普通中学生心灵的闪光，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中国年轻一代，以及中国未来，并因此常怀忧虑的知识分子，我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爱的幼芽还在，就如王栋生老师所说，“当今之世，中国有这样的学生，可以证明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有可能的”（《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我真的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我感动，更因为能够发现这样的“很小的事情”，为之感动，并深思其意义的教师，也必有一颗“仁爱之心”。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自觉的努力，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有一颗“仁爱的心”。有了这样的“仁爱的心”，就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去“发现”学生身上爱的萌芽、文明的萌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善良的心是一盏灯》）。这真是一盏“灯”，给中国教育以真实的希望。
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了教育的意义，以至生命的意义。王栋生老师说：“只要能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随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受到感动，更不用说深思其意义了。这也正是王栋生老师最感痛心和寂寞的。他说：“对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教师要有精神追求》）他还叹息说，今天的教师缺少的是“审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实践中反思》），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发现其内心和行为的美，更不用说去培育美了。而不能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美的教师，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师职业之美。
王栋生老师说：“我喜欢孩子”，“看着他们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常常会有一种震撼，我的眼眶会莫名其妙地湿润。”（《第一滴污垢》）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湿润”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情感！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人活着要永远保持一种“黎明的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在我看来，教师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能从学生身上发现新的美，并时时受到心灵的震撼。这样，教师的生命就能永远处于新生的状态，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里，还有中小学教师所特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中小学学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时期”（我经常的说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时节），这也是一个人生命发展中最为纯净、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即使说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们依然是相对单纯的。天天和这样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学教师正可以从中吸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在中小学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师，他们“在长年从教后仍然能保持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对未知领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终对教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并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王栋生把它称作“热爱的禀赋”（《教师要有精神追求》）。
这“热爱的禀赋”，是来自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育学生心灵美的襟怀、眼光和能力、习惯的，这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和禀赋。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职业适合他，他自愿选择当教师，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和禀赋，并在学生心灵美的发现与培育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秘密所在。

大忧虑，大恐惧——当“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成为思维习惯时
王栋生老师不仅有大欢喜，更有大忧虑、大恐惧：“我畏惧，我担心。我们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吗？这孩子纯洁的心灵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一种什么方式，洒上第一滴难以抹去的污垢呢？”（《第一滴污垢》）
就是说，王栋生老师在进一步思考与恪守教师的职责时，不能只局限于校园的细节，而要放眼观察、感受教育的环境和生活的世界。他的大忧虑、大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究竟忧虑、恐惧什么？这又反映了怎样一种思维、观念和精神呢？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把乞丐赶出特区》的标题，愕然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呢？”他说：“一想到我们的学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宣传而学会在人民的疾苦前闭上眼睛，我就感到愤怒。”（《谁“赶走”谁》）
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玩杀人的电子游戏，联想到电视里充斥的带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奋笔疾书：《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可以那样不经思考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虽然不过是在虚拟的场合中，但是从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出发，必须考虑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会让他们变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蛮。”
他听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门小心，外面坏人多。”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从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没有对人世间的爱，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善良。”（《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
他听报告，听到一组吹牛的数字，联想到商家在吹牛，官员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不能。他说：“我之所以特别憎恶吹牛者，是想到当今孩子们思想混乱，他们的许多错误判断正是来自吹牛家的胡说八道。牛皮家吹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搞乱学生的思想。”（《有缘有故论吹牛》）
在谈到学校招生腐败时，他说：“我最怕的是我们的学生过早地知道这些故事。可是现在的学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因此而感慨：“在这类问题上，学校伤害了多少学生？”（《老红军的难处》）
他还为“官员当着教师、学生面前念白字”而感到难堪，觉得这是“糟糕”透顶的事。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更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十分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些事过早地让孩子面对，会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难以摆脱的阴影”（《先生，你怎么说话》）。
他甚至害怕学校的墙上挂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为“如果让学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学无术的嘴脸下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将是多大的伤害啊”！（《如今怎样当校长》）
他说，他经常为社会的各种问题“魂牵梦绕”，弄得“无处藏身”，就是因为“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为人的素质差”，“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沉重的话题》）。
王栋生老师作为一个杂文家，他的这些社会批评文章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自不待说；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批评有一个基本的“教师”的立场和眼光。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最后都归结为教育问题，所有的社会危机，最后都归结为教育危机。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腐败，教育的腐败，其最大危害，其罪恶滔天，不能容忍之处，并且让他忧虑、恐惧之处，就在于它会污染、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这无异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谋杀”。他说——
“教育上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欣闻取消“重点班”》）
“'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可怕。教育为立国之本，如果根本发生动摇，不但我们毕生的奋斗将变得毫无意义，几代人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如今怎样当校长》）
“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
“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前方是什么》）
“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对许多人，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和教育官员，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但在王栋生这样的自觉的教师这里，却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遇到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将污染学生的心灵，造成教育危机，从而动摇“立国”的根本。
正是这样的将教育危机与民族危机视为一体的思维，构成了他的“大忧虑，大恐惧”的心理意识。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自觉的承担意识。——我们在前文谈到，王栋生老师从发现、欣赏和培育学生心灵美中，享受快乐和感悟人生意义，这是教师职业对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承担。而这里，当王栋生老师面对学生心灵被污染和伤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我们不思考，就没有人去思考”的历史使命感时，就引发了他对教师工作的自觉承担，以及对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扩大了说，是对人类未来的自觉承担。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王栋生老师之所以自愿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产生终身不变的“热爱”，就是出于这样的对自我生命，对教师职业，对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三层承担意识。王栋生老师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并且强调，这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这样，对王栋生这样的老师来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王老师说得好：真正的教师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前方是什么》）

独立，创造与尊严——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
“站直了的人”，这是王栋生老师教师观的一个关键词，他那句名言——“不跪着教书”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教师观。其出发点、着眼点依然是学生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如果教师跪着教书，中华民族也站不起来”。
而“不跪着教书”一语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则是因为击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要害。所谓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人”的工具化与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更是“不把教师当人”，“不拿学生当人”（《官场陋俗进学堂》）。这是当下中小学教育的两大问题，都和人（教师、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的丧失，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缺失有关。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权力的淫威下，许多教师、学生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觉地争当考试机器的“螺丝钉”和官僚体制的奴隶，以致奴才，以求分得一杯羹。因此，“站直了”的一声呐喊，才如此地振聋发聩。
而作为教师自身来说，能否“站直了”、“不跪着教书”，关键又在于教师是否有独立的思想。
于是，就有教师应当是“思想者”的命题的提出，所要恢复的是两个缺失了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教育精神。
一是独立的批判、怀疑的精神。王栋生老师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却非想不可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回答是，“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问题还可以再问下去：如果一个民族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隶，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如何？王栋生说他时有“不寒而栗”之感（《人，不能和野兽一样》）。这类问题追问下去，是无法让有良知的教师心安的。
结论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是为他们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这个任务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不要跪着读》）。
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思想就不独立，不但不做“'瞒和骗’的掘墓人”，而且还助纣为虐，推行“瞒和骗”的教育，那后果又如何？王栋生老师回答说：“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不要跪着读》）——由盲信、盲从到虚无，这不正是当下中国校园轮番上演的教育悲剧吗？
鲁迅说，中国“早就应该有几个”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当下中国教育也正呼唤着这样的“凶猛的闯将”。
其二，是独立的创造精神。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教师应当是思想者”和“教师应当是创造者”。这两个命题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是思想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创造。王栋生老师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王栋生老师语文教育观的一个核心，特别在作文教学方面更是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这里还要说的，是他自身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教师，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他说：“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又是人们很少问，却又是非问不可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而且是创造性的思想。在这诗意的表达背后，是一种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感。“自尊”是王栋生教育词典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他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他有一篇告诫年轻教师的文章，第一诫就是“要时刻想到，你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诫徒》）。他这样引述哲学家罗素的话：“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并且还说：“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社会才可能进步。”（《〈前方是什么〉自序》）前面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不把教师当作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摧毁教师的自尊心。正是为了反抗这样的权力歧视，王栋生老师把有没有教师的职业尊严，视为教师是否“站直了”的一个标志，他最鄙视的就是某些教师的自轻自贱。他说：“教师没有自尊是最可怕的。一位教师如果到了没有自尊的地步，作为教师他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释放粗鄙》）
他把教师的尊严，称作是“劳动者的尊严”，他说他和“周围的人”都“坚守诚实劳动的信念，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做人，保持人的尊严和善良”，他坚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会价值判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会和那位民工一样，选择流汗。”他坚信，“劳动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同时从劳动中，人获得知识的教养”，“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诚实劳动》）。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王栋生老师把教师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他说，作家的写作和“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做“有益的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里，显然有一种可贵的平等观，由此产生的是教育平等观，这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而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显示的王栋生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王栋生老师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农村当代课教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始）时，正是“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懂得了“同情”、“善良”这样的“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的价值（《善良的心是一盏灯》）。他因此而领悟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着诚实的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渐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祖国的歌》）——也许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才触及到王栋生老师其人、其思想的根和他的尊严感，他的独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爱之心，他对教育，特别是对语文教育所有独到、深刻的思考，都来自我们这里所说的“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知识、文化的血肉联系。他要维护的，正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这同时也是“知识者”、“思想者”的尊严。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要点：王栋生老师对“教养”与“高尚”的强调，这也是他的教育词典里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到方面。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直气壮谈“教养”》。他说：“现今学校教育在过于重视学科成绩的同时，忽略了'教养’；而'德育’的形式内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风度’。”他说他“痛心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他们却认识不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寸步难行”。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贵族阶层，但是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在丧失了绅士风度的社会，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饰涂抹而已。”——这都是痛切之言，没有直接说出的是教师的“教养”和“风度”。其实，按王栋生老师的一贯思路，学生的教育关键在教师，对“教养”和“风度”教育的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许多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官员，自身就没有教养与风度。熟悉王栋生老师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人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教养”和“风度”。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贵的气质。因为劳动是高贵的，思想是高贵的，创造更是高贵的。

不可不慎——一切为了学生，一切都关乎下一代成长
这是王栋生老师所讲的教育故事中，最让人感动、深思的一个细节：“某次我们在对一本论文专辑作最后校对时，发现一位学生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抄袭的，如果在平时，我们会抽去这篇文章，同时会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教育。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同，因为此时距高考仅有四五十天，而该生本人也看过这份校样了。如果采取行动，有可能强烈刺激这位学生，使她的事暴露在全年级面前，影响她的高考，从而影响她的未来。但是如果按原计划编发这本专辑，我们将承担编辑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不撤下这篇文章——尽管我们会因此而受到非议，但是一个孩子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人生关口，进入高校学习，能在以后的学习阶段改正缺点，这还是'合算’的。为了保护一个孩子，教师就作出了牺牲。”（《一切为了学生》）——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教育原则的特殊处理，看起来有点“出格”，但它背后的教育理念，却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学校教育有一个绝对的教育原则：“一切为了学生”，“学生的成长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学校的一切教育行为，都要从“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这一点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教师的天职就是“保护”学生，为他（她）一生的精神成长、生命发展，为他（她）的前途负责，替他（她）着想，即使因此自己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例。王栋生老师有一篇《通过封锁线》的文章，其中说到自己“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可是到了高三，我不能不教他们一些应试技巧，不得不教他们一些俗招，以帮助他们通过'封锁线’。我看不起高考，但是我的学生要上大学，我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他们获得进大学的门票（这个说法很俗气，但是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说的郑重其事，也未免太没有见识了）”，“因为选拔方式是考试，学生不得不受这样的训练”，“他们要的是'分’，只要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了，他何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呢？作为教师，何尝希望自己的学生平庸？不得已也！”他最后说：“高中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养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我读了有“惊心动魄”之感：我看到了一个有思想的真正的教师（也就是我说的“合格的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真实而深刻的痛苦。他们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信念和教育体制的现实之间作艰难的选择，最后只能作出一定妥协，选择折中的二元目标。其理由只有一个，即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原则，拿学生的前途冒险。这又是一个“为了学生”的“牺牲”，在“无奈”中依然有“坚守”，坚守教师的基本信条——学生的长远发展就是教师的生命。
这里还有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真实的故事。一位农村教师坚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的实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压力，他依然坚持下来。但到了高三，他却最终停止了实验。他在“最后一堂课”上对学生这样说：“你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一考定终身的国度，你们都是农村的孩子，你们更需要通过考试去圆你们祖辈几代人的大学梦，那还是一种生活的渴望。你们明白吗？我没办法不停止，我不能拿你们的未来去做一种教育实验，我不能！可是，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牺牲了什么！今天，我向你们郑重道歉，请你们原谅我这个朋友真诚的无奈！”这位教师最后说：“但我没有放弃，后来的复习，我也一直在戴着镣铐跳舞，而且想尽量跳得好一点”，“我爱你们，爱你们每一个人。也正因为爱，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将来也不会放弃。所以，将来，无论你们面临什么困境，无论多么的无奈，无论怎样的屈辱与绝望，也不要放弃！”（梁卫星：《未来，我们永不放弃》，载《学习博览》，2008年4期）——这里的“我没办法不停止”的无奈，“郑重”的“道歉”，以及“绝不放弃”的誓言和嘱咐，多让人动情和动心，这就是把“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理念化为生命选择的合格的、也是真正的教师的爱！
和“一切为了学生”相关，还有“一切都关乎下一代成长”的理念。王栋生老师说，“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实际的教育行为”，“学生在校的全部活动，都可能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教师直接和学生接触，事无粗细，都可能是榜样，行政部门在教育管理上的做法，也会成为实际教育内容。因而不可不慎”，“教育事关人格修养，人格尊严往往就在细微处体现出来”，“一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学校里有可能诱发难以想象的后果”。结论是：“在教育问题上，没有小事，一切都关乎下一代的成长。”（《一切为了学生》，《教育无小事》）
王栋生老师有两篇讨论教育上的“小事情”的文章，都让我感动不已。一篇是《小睡有何不好》，有学校在教室后面设置“观察座”，让上课睡觉的学生坐到那里去，王栋生认为“这种做法不尊重学生人格，而且不顾学生的健康”，并提出异议。他自己上课时，发现后面有位学生睡了，小声喊他，他没醒，想到他也许实在是累了，怕他着凉，就请同座帮他盖件衣服。学生醒了，神情内疚，王老师安慰说：“少听几分钟语文课不要紧，万一生了病，损失就大了。”王栋生老师在一次教师学习班上讲了这件事，下面递上条子，质问“你凭什么认为语文课少听几分钟不重要”？一件小事，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看法的背后，是不同的教育观。还有一篇《你小时候是第几名》，反对按成绩给学生排名次，触动我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那些名次在后的学生，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痛苦，教师揣摩过吗？倾听过吗？教师为什么不体验体验呢？”这几个问题是可以、应该问一问每一个教师的：你揣摩、倾听、体验过学生的感情吗？得出的结论，更是严峻得让人猛一听很难接受：“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担当教育重任。”但仔细想想，这里确实有对教育本质的最深刻的体认，是一件“小事”里的“大问题”。
至于这一篇《这些都不是小事》，就更让我羞愧了。“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师，从来没有让学生写过'日记一则’、'假期日记’那样的题目。学生虽小，也要给他们灌输权利意识，私人的东西不要随便给别人看”。教师经常对学生说：“你下课到办公室来一下”，“为什么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呢？能不能这样说：'您愿意下课后到我办公室谈谈吗？’或者'如果你有时间，放学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事情也许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了。这是对学生的尊重，教师也应当通过这样的语言方式使学生获得教养。”——坦白地说，这些都是我这个有40年教龄的老教师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我为什么意识不到这背后的教育问题呢？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反省吗？据说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王栋生回答说：“学生年纪小”，我们如何对待他，绝非“小题”，必须“大做”，“在这样的年纪，要给他们的心灵多种几粒善良的种子。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们回望童年、少年时代，他们就会对人世间充满感激，并可能把善良和爱传播给更多的人。”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这是教育。”真的，这已经说尽了一切，无须多说了。
我终于懂得了一个合格的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他不仅眼界开阔，身有铁骨，而且心细如发，情柔似水。

凄凉，迷惘，悲悯，困惑——面对教育危机的失职感
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教育故事。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再写信表示感谢，王栋生老师却沉默不言，最后写了封回信，直言自己的内心感受：“当你们为获得高分进入大学而兴奋时，我的内心竟是一片凄凉和迷惘。”为什么？因为学生为了高分失去了自己的脑袋，除了教科书“已经装不下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切“听老师的话，跟老师走”。“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却不希望你以这样的状态考上大学”，“你并没有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我没能在有限的时日内引导你接受正确的学习理念，使你缺乏发现与创造的意识，以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超越我，我因此感到失职”，“我在悲悯中会有一种困惑：教育究竟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苦恼》）
这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深层次的苦恼与困惑。教育，中学教育，难道就是为了让学生以高分上大学吗？这是评价中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和中学教师的唯一追求吗？中学教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可能是王栋生老师写给另外一个学生的信：“做教师的，总是说喜欢学生（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王老师最爱说'我喜欢’——作者注），可是我得对你说真话：我不喜欢你。”—— 一个视教育为生命、信仰的教师，要对学生说这样的话，是极困难、极痛苦的。王栋生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在这“不喜欢”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理念、心理和情感呢？
王老师的这封信有一个标题——“我不喜欢你的世故”。“我厌恶的是你身上没有学生气。无知并不可怕，庸俗则无药可救”，“你总是能迎合宣传需要，起草'决心书’，在年级、在全校发倡议，你成了社会活动家”，“你不懂得尊重别人，你缺乏平等意识”，“只有对你有用的老师，你才会表示敬畏，虽然那也是假的”，“你这么小年纪就知道要当两面派，知道要左右逢源，知道要察言观色，知道要'巧干’，一个十八岁的人，竟比他的老师世故，这才是可怕的”。在另一篇《如今少年老成精》的文章里，王栋生老师更表示，过去“怕学生高分低能”，“现在最怕看到'高能人精’”，可怕之处，就在于成年人的“权力病正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幼小的心灵”！更让人恐惧的是，“一个人二十岁就立志滑头，三十而老于世故，四十已大奸似忠，五十而扮正人君子，可作'关心下一代’状……”那将是怎样的人生和社会？这又是怎样的教育？
《你不该太功利》一文，揭示的也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学生自觉维护应试教育，反对教育改革，“教师在战斗，而学生摇起了白旗”，公开宣言：“坚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百年不动摇。”
《致一个所谓的“另类”》一文，更让人读得心惊肉跳：表面上这是高中生中的“有思想的人”，“经常表现出义愤”，“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别人对社会有着过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则抱着混世态度，认为但凡牵涉自己的事，都可以不必认真”，到处宣扬“不作弊吃亏”，“有几个污点没关系，'只要混得好就行’”。
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学生，都是学校里所谓的“尖子”，在现行体制下，他们是最容易考上大学的，名牌大学也是向他们敞开的，他们中许多人实际上是被视为学校“政绩”的成功典范，甚至成为在校学生的榜样，王栋生文章里的那位为高分失去了自己脑袋的学生就曾向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介绍“经验”。但这又是些什么“人才”呢？这是无思考欲望和能力的考试机器，是萌芽状态的一切从功利出发的保守主义者，毫无道德原则的世故的投机者，在道德高调掩饰下的虚无主义、混世主义的“伪异端”。一句话，这是“高能人精”，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虽还在幼稚阶段，其表现已令人侧目而视。
我在一篇谈话里，谈到北大的一些学生，我称之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和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北大一百一十周年答采访者问》）。读王栋生老师的这些文章，我立刻想到，我这里所说的这类北大学生，其出身都是中学里培养的所谓“尖子”。这是一个“教育输送流程”：中学（特别是所谓“重点中学”）培养出这样的利己主义“尖子”，输入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经过深加工，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精致”，最后再输送到国家，成为“接班人”。而这样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接了班，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事业的主导力量，那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这或许就是王栋生和我这样的教师的杞人之忧。我说：“弄不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未来的国家和民族欠下的一笔无法偿还、无法弥补的债。”王栋生老师则说：“教育的失误，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被掩盖住，而当其'发作’的时候，真是天命难违！”（《在欢乐中沉思——“名校”的反思》）
因此，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样的“教育”培育出了这样的“人才”？现成的回答，这是应试教育结出的病瘤。这还是有点笼统，我们又要追问：应试教育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个大问题，王栋生老师并无意全面展开论述，但他有三点分析却十分重要，或者说，他揭示了扫荡、摧毁中学教育的三股风。
首先是“把所谓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育”（《你小时候是第几名》），其结果是“非人化的教育”横行校园，中学生“从少年时代起，就看不到合作与友谊，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名次落后就声名扫地，名列前茅则可以出人头地，竞争的目的就是要做'人上人’”，在这样的“狼文化”的浸染和“残忍的教育”培育下，“人很快就能变成野兽”（《从人到狼》）。
其次是“'教育产业化’之风让一些中学利令智昏，以办公司开商店的法子来办学”，其结果是“相当一批学生及家长的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把上学当作消费支出，把学科竞赛当作上名校的敲门砖，把取得的成绩当作向学校讨价还价的筹码，把教师视同家庭的仆佣”（《闻学生向学校索要奖金》），这样的商业化的教育正是培育绝对利己主义者的温床。
其三，是所谓竞办“重点学校”、“快慢班”之风，不仅为教育腐败大开其门，更使学校教育丧失了“民主与平等环境”，极大地伤害了孩子，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特殊’在'普通’之上”，“知道人分三六九等，穿皮鞋的不要和穿草鞋的走在一起”（《欣闻取消“重点班”》），所谓“尖子生”，就是这样的等级观念和教育的产物。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教育，“学校开店”式的商业化的教育，以及等级化的教育，构成了应试教育的内在逻辑，它造成了中学教育的两极分化，在许多学生被无情淘汰的同时，又培育了一批“尖子学生”，尽管其中并不乏无论学业素养，还是人格素养都堪称优秀的人才苗子，但我们所说的“高能人精”，高智商的绝对利己主义者（另一面又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和奴才）的苗子也不在少数。——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中学教育的危机的重要表现。
我们每一个教师是不可能置身于这样的教育危机之外的，或者说，这样的教育危机向每一个教师提出了两个问题。
首先关乎的是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辛辛苦苦地教学，最后培养出来的，竟是这样的绝对利己主义者——如前所说，这些“高能人精”是把我们教师视为“可利用”的工具或雇佣的，那么，我们的劳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王栋生老师说得好：“学校教育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今天的教育者如果不去想，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在欢乐中沉思》）如果我们只是服从应试教育（骨子里的竞争教育，商业化教育，等级化教育）的逻辑，以学生高分上大学为自己的唯一追求，而忘记了“教育，是为了要让学生像人一样活着，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活得美好”这一根本目的，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在学生心灵中播下了利己主义和奴隶、奴才主义的种子，那么，不仅会贻害学生和社会，而且会在实际上否定我们自己，颠覆教师的自身价值。王栋生老师在学生自己为高分上大学而兴奋时，却感到凄凉和迷茫，他所思考的就是这个“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更让王栋生老师不安和困惑的，还有在这样的人才培养的歧路上和教育的危机里自己的责任问题。他心里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代，他的骨头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他很可能一生都站不直。真可惜啊！”他面对这些“高能人精”的尖子学生时所想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喜欢你的世故》）。同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失职”，学生“站不直”，难道跟自己没有完全站直，自己的教育存在问题没有关系吗？反省和自责，常存惭愧之心，也许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和品格。

孤独中的坚守——合格的、真正的教师要面对什么
王栋生老师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的文章，不过是坚守我们这里讨论的一个合格的教师和真正的教师自然会有、也应该有的基本教育观念和立场，而这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就有了坚守中的孤独感，于是，在收入这篇文章的教育随笔集《前方是什么》的《自序》里，就谈到“自己的选择可能'不合时宜’”，谈到“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谈到“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等等。
读到这些文字，心里真不是滋味，不禁想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界，仅仅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就如此地难。
他要面对什么呢？
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曾经以为，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来自学校的校长，后来才“终于醒悟，这不是校长们落后，而是体制落后”（《在欢乐中沉思》）。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体制病’”（《如今怎样当校长》）。王栋生老师更进一步指出，体制的背后，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沉重的话题》）。因此，王栋生老师看得很清楚：“有一点新锐思想，有独立意识的语文老师，在学校里总是首先受到怀疑与压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言行总要触犯学校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合格的、真正的教师在现行体制下受到压制，这显然是“造成教学改革长期劳而无功的一个基本因素”（《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
如果说体制的压制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真正的教师，对此是要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阻力，却多少有些意外，人们常常因认识不足而感到沮丧和痛苦。这就是王栋生老师经常感慨的，没想到“说服教师有时比教育学生难”（《小睡有何不好》），“没想到教改的阻力竟然来自学生”，没想到“年青一代观念比我们落后，比我们保守”（《你不该太功利》）。自然，更令人恐惧的是“舆论环境”的干预。正如王栋生老师所说：“教育不同于一般行业，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教学问题）不能通过'群众讨论’'群众投票’来解决，如果假借所谓'民意’来反对教育教学改革，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恶果。”（《我对课改充满信心》）这正是“中国特色”——一切都打着“人民”的旗号。王栋生因此专门写了文章，讨论《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质问道：“'家长’是'群众’，'群众’就是'人民’，家长不满意，等于'人民不满意’。市民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但是仅仅因为他是市民，他的话就能代表'人民’？他就可以肆意歪曲教育？”
事实正是这样：“社会性的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的障碍”。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学校教育目前还不是社会风气的对手”（《桃李愁风雨》），“教师不是'流行’的对手”（《从雄辩到调侃……》）。问题是，面对这样的世俗的力量，我们怎么办？王栋生老师的回答是：“因惮于世俗力量的顽固而放弃思想，放弃呐喊，那才是无价值的一生。”（《在欢乐中沉思》）坚持着做“反抗绝望的思想者”（《〈前方是什么〉自序》），这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应有、必有的选择。
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样的世俗社会里，世俗的观念和习气有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我们的灵魂里，因此，真要做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更要面对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自己，是更为困难的。王栋生老师就谈到自己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不跪着教书〉序》）。此外，不可回避的，还有自己的错误。“教育教学是很复杂的实践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在实践中反思》）王栋生老师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是个在教育教学上犯过错误的教师，因为我总试图去改变现状，所以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同时，我是个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的教师，因此，也就有了结论，我是个合格的教师。”（《有反思，才可能有发展》）任何时候，都保持自我清醒，这本身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最可贵的修养与品质。期待与希望——
教师当如“王栋生”
王栋生老师写过一篇题为《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文章，有读者讥之为“乌托邦”，认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气”，在现今中国不可能实行。王栋生老师回应说：“把人的教育说成是'明天的空气’，这种极端消极的言论是对教育的亵渎，因为即使在应试教育猖獗之际，依旧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努力实践着'人的教育’，否则我们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也正因为教育界还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里所说的）这样的'三户’，所以我们对教育改革应当充满希望。”（《我对教改充满希望》）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首先，要坚信，像王栋生老师这样的坚持独立思想、坚持教育理想，并努力实践的教师还有“无数”，中国毕竟有一批比例不大，绝对数却不少的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在这个意义上，王栋生老师并不孤立，我们在这里讨论王栋生老师，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校园中所有的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在本节标题里，我们将王栋生老师打上一个引号，就是要将他符号化，成为一个群体、一个思潮的代表和象征。
同时，要强调的是，“王栋生”并不只属于明天，他更是今天的——今天的现实，今天的需要，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要召唤的——“教师当如'王栋生’”。
王栋生老师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应该有一种“战略家的思考”，“让教师的教育生命牺牲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中，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给中国的基础教育留点“种子”，“为未来的发展准备一批骨干”（《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是语重心长、意义深远的。我们在这里召唤“教师当如'王栋生’”，其用意就在这里。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王栋生老师是经过了“文革”底层磨难冲决而出的，他和20世纪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那代教师，是支撑着当今中国基础教育的骨干，但都即将退休，如何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事实上，主要是毕业于90年代大学的一批教师已经开始接班。王栋生老师在《高三：我们继续阅读》一文里就不无自豪地谈到他所在的学校里，有“一批爱读书的中青年教师”，如何“一直在艰难地教学”，追求着“考虑长远利益的教育”，在他们的教育下，“一群有思想的学生”，“懂得了生命中有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逐步走上了“精神的制高点”。问题是，应更自觉地进行这样的教育思想、理念、精神、修养、经验和品格的传递，从“为未来的发展准备一批骨干”的战略高度，在中青年教师中培养更多的“王栋生”这样的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种子”。
“教师当如'王栋生’”——中国基础教育的希望，在这里，就在这里。
王栋生老师在最近写的《在实践中反思》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有时会想到，再过六七十年，后来者追寻我们这几代教师的踪影，面对我们在教育史上留下的不堪回首的几页，会不会感到失望和困惑，甚至为我们感到羞耻。”我能理解王老师的愤激与沉重，我也常有这样的自我审问，也常有对未来的欠债感，毕竟这些“不堪回首”的“几页”，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但我想，历史也会同时记下我们的挣扎与努力，至少说明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还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依然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如王栋生老师自己所说，“总会有人会想象前几代教师不同的生命姿态”。是的，如今这个功利主义、实利主义的时代，是没有多少人想到子孙后代的；但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是一定要时时想到的，就因为想到了，所以我们才要坚守，才要在“雨夜泥泞中跋涉”。
我们都是教育史上的“过客”。
“前方是什么？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后退。
前方是什么？
管它呢，只管往前走。”（《前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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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师梦
  
  
作者：钱理群

  
  
  
我作为附中的一位老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做一个汇报。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１９５６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从２１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的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线，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的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我要汇报的第二个题目：我的中学教育观。大家都是中学老师，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和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文章。我想中学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点外，由于它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就又有了一些独有的特点。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学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是什么阶段，他有什么特点？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意义，性质和价值。这里我想介绍深圳育才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严凌君的一些观点。他编了一套书《青春读本》，我给他做了一个3万字的长序。我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给一位中学老师做序了？而且这是我主动做的，这是为什么了，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能思考的一位老师。他提了一些有价值的理念。我很赞同他的一些理念。我下面说的既有他的理念，也有我的发挥。他是这样一种概念。他说成长之美，成长的感觉和成长的权力。他说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所有动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长的动物。人的学习生存技能实践最长。从出生到大学要几十年的学习。所以成长什么意思了？就是在学习期间他的任务就是学习成长。然后再为社会做贡献。而成长本身就是成长的美和成长的感觉。成长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但是在自己看来是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长的幸福，同时有成长的痛苦和成长的挣扎。他强调，学生，青少年在成长中他有成长的权力。什么成长的权力了，就是探索、发现和成长的权力。因为中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种赤字之心，一种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们的教育要保留这样的好奇心。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把学生好奇、探索、追求这样一种权力给抹杀掉。所以他提出来要把属于孩子的欢乐还给他。现在的孩子天空越来越小了，他们没有仰望星空的权力，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他整天被数不清楚的学习的压力，数不清楚的书本压着，他的眼睛里就是书，没有一个仰望天空的权力，而仰望天空就表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一种追求。一种好奇。所以这里面一种尊重孩子成长的权力，探索的权力，追求的权力。这是他提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他提出来，青春时代，他有独立的价值。青春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不只是一个过度的阶段。其实他学习的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时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不成熟，青年时期幼稚，不成熟。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熟起来。但是我门常常把孩子青年时期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认为抛掉就是成熟。我们常说孩子你别做梦了，等哪天不做梦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施怀德，他说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但是当成熟后都像老鼠一样活着。什么原因了，说他们成熟了。所以他给成熟下了一个定义叫贫乏、屈从和迟钝。本来年轻时他是丰富的，到了成熟时贫乏了，本来是反抗的，成熟时屈从了，本来是敏感的，我们把他变迟钝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时的本身的价值。青春就是一种价值，教育变成把青春价值否定掉，消极掉，把他变成所谓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认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永远的价值。青春时期就是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概括的说叫青春精神，我觉得附中就有这种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么了？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时期中学生正好是这个时期，是他本能的这个时期。他本能的就有这种青春精神，而我们的教育要培育这种青春精神，使他成为终身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戕灭这些、伤害这些青春的基本东西。让他们所谓的成熟起来。实际上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青春，我们的对象年轻人有青春时期的特点。他还提出来精神生活有两种，一种平面的生活，一种立体的生活。什么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体的时空限制，是偏于物质的，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他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有一种生活是超越时空的，不受时空界限的，是一种精神空间。具体到我们的中学生对象来说，因为中学时期受时空限制更大，孩子么，主要就是学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脚狭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生活给他扩大起来。第二生活，可以读书，通过读书来打破时空界限，使他过一种精神的生活。这是中学时代的特点。相对来讲他的第一生活比较简单，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给他丰富起来。而中学的教育真是要训导学生读书，读好书来打破时空的一个界限，来丰富他的精神生活。而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这样三个概念：寻找权力的概念，青春独立价值的概念，以及人的两种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概念。 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学阶段所担负的作用。中学教育应当担负起建造人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功能。人是需要有精神家园的，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校期间，读书期间，你给他打下两个底子，一个是终身读书学习的一个底子；学习是终身的，但是中学是打基础的时候，给他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我常说，你的语文教育如果使学生喜欢读书，你的语文教学就成功一大半，给他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教会他终身学习的方法。再一个就是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个精神的底子。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方面是，人老了以后，他可以回到中学来，像我就回来了，因为人老了他越来越想寻根。又想回到精神家园来，而最好的精神家园常常是中学。中学给人留下一个最纯洁的东西。象我们这些校友老在一起聚会，有的时候不仅仅谈附中，有时候在一起玩，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特别是附中这样一所名校，他影响了人的一生。这个别的老师很难做到，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个在我理解这是一个主要的功能。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学美化的什么样，中学老师有很多苦闷。虽然我是大学教授，可我多少还是能领会一点的 。下面念几封信吧，是青年教师和我的通讯。很多年前有一位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华东教书，他起先给我写信说我一定会坚守岗位┅┅我说好，鼓励他。过了几年，他来信说：钱教授我无法忍受下去了。还有一位云南的教师和我说：我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当中学老师，特别是中学老师。他说教中学语文会把人教“憨”的。他说当你还没有“憨” （无主观，无创造力）时还有两份良知者在中学当语文老师，你会痛苦不堪的，矛盾至极。还有我的好多师范的老师，他说好的老师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的，最差的是两者都没有，中间的两者取一，如果这样是要有思想，我发现越有思想的老师并不适合在中学生存。后来我回信说，你不要走，中学本来有思想的老师不多，你走了，那孩子们怎么办了？后来他最后一封信是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庆幸，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我的理想，离开了恰恰需要我的这样的老师的学生。最后写的是钱老师我只想告诉你我要走了。我希望你能快乐的活着（他反过来安慰我）。因你是好人。我无力阻止别人对你的伤害，我只能说我尊重你，我爱你。我给他回信说。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且感到一种温馨。我们都是普通人，遇到压力时只能默默承受，看到他人受难也只能无言表示声援。所以信中所说，“不知该说什么。”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你终于走了，离开恰恰需要你这样的老师的学生。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怅。但是相信你还是会关注中国的孩子，他们实在是太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了，相信这几年的教师生涯对你今后的研究发生影响。职业可以变，心却是可以不变。我还有一封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到中学教书没有多久的老师。这个老师非常有思想，我很羡慕这个老师。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沉重，也让我感到震撼的信。他说尽管我认真的教书，但是我 没有做对任何事情。如此学生暑假过了以后，他们毕业后，我甚至会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尽管他们现在对我仍然很尊重。但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现实将不费摧毁之力将撕碎我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冷漠，无动于衷。因此我也想起了同为人师的你，他说我知道你的课很受欢迎，你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你的演讲和著作在你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过是一种快感的消遣。因为他们在社会中不满，所以想听你发表不满，于是他们得到点快乐。他们是看客的群体，你不过是示众的材料。事有大有小，你是如此，我站在讲台上也是如此。我常常感觉到，我在讲台上，中学生在看我，我是看客示众的材料。面对中学生我也不希望唤起他们太大的痛感。力图培养他们一点纯美的情趣。一点对国家起码的责任心，在小是小非上有一点独立的判断力。而我的处境如你在北大的尴尬一样，在我们把他看着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置于疯子行列的前沿。本质上你的学生，你的读者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至少在理智上认可我们，但是他们不会有真正的行动。与这样一个无动于衷的理智和行动相比，感情的亲近又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事情。这个老师很敏感，他提出一个根本的东西，像我们这样理想主义的老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这样回答他，其实你所说的我并非不知道，我早就清醒的看到，在我们这个充满看客游戏的国度，一切严肃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都会变成哈哈一笑。因此每次上课、演说，在兴奋之余也会有种无聊感，但你的来信仍让我震动。他再次让我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你刚上教学岗位，就有这样的感悟，真让我感到心酸。而中学生会成为看客，学生比老师，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懂世故，这个事实更加触目惊心。学生比我们世故的多，我可以再举一个事实，来证实此说的并非夸大其词。一位广东的中学语文老师把学生写的优秀作文编成一本学生的杂志寄给我，我看了非常感兴趣，就写信给他表达了我敬意和支持。但他来信告诉我说，在学校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眼里，他是一个疯子，有的人欣赏他，也只是因为他天真的可笑。他办这个杂志，就有有关部门还找他谈话。这大概就是你、我、他一切有理想的有思考的教师的共同命运。你说在中学里我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此能够理解，并深有同感。你说的对，我们读者、听众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为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而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要有力的多，这几乎是信奉教育至上的人的共同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尴尬处境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教育理想主义有充分的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项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对这点我们必须有很清醒的认识。就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发挥的就更加微弱。几乎是不存在什么希望的。你说一个很渺小的教师，我们都是普通人，你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的。所以我们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知效果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寻求某种价值和意义。当时给这个老师写信的时候，我正在编《新语文读本》，其中有一篇，有这么一个情节：“童年生活结束了，其中一个孩子死了，在安葬的路上，其中的一个孩子，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因此留下了一个世界上最崇高、最强烈、最艰苦的一个时代。以后我们将怎样生活。生活很可能使我们当中许多人变成恶人，变成坏人。尽管这样，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神圣的、美好的童年生活。那么这个坏人可能在临刑之前，他会感到心里有点暖意。” 我们的老师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成为孩子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瞬间记忆价值。所以这有个概念，就是教师意义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使自己成为学生记忆中神圣瞬间的那样一个价值。我在 北大上课有这样一个过程。在80年代，学生认同我的观点，我和学生之间能产生共鸣。到90年代，他对我的那种信念不是很认同。但是还是喜欢我的课程。在毕业的时候，学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钱老师我们非常喜欢你的课，我们所有同学都喜欢你的课。你的课显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告诉我们人可以那样生活。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教学当作一种生命。一种充满理想的，人可以那样的生活。这个本身让我们感动，这就是一种价值。以后我们不会像你那样生活，但是你让我们感到一种生命，一种价值。所以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教授他会对学生有一种精神上的辐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教师的价值。
      
      2004年4月14日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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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谈教育
   
一、我们没有哲学课已经半个世纪
　　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HK〗我们的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软件上，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开句玩笑说，毛泽东将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最大问题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失误。
　　我们姑且说是失误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在人类的教育体系中，哲学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引导人们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怎样跟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神文化财富沟通的知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远，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哲学课，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发展，都有致命的影响。一个民族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一个民族的教育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课呢?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25年，但在25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我对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的评价是非常低调的，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评价尤其低调。我们都感到自己的精神资源严重匮乏，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却没法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作为枢钮将它转化过来。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荒芜状态，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关，但其中有一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没有哲学课。我们因此对世界缺乏基本的认识，完全被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训练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松动，我们立时就会失去信念，感到动摇和空虚。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即使企图去找点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因为我们没有哲学，没有对外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

二、蔡元培的“五育并举”现在只剩下下半截　　
　　钱理群：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钱理群：现在是党委领导一切，教育本身体制化以后，教授与体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关系。
　　在大学里面，培养目标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一个是作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的问题。蔡元培就是坚持这种教育思想的。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说的体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认为这三者属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三者是服从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服从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与此同时，必须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关于彼岸世界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世界观教育。他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消极意义上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他告诉学生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也不要执迷于此；二是积极意义上要追求对人格的培养，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培养学生超越政治和科学的东西，培养起宗教层面的东西。但他对宗教的作用有所保留，认为宗教容易形成独尊，这与自由理念抵触，因此提倡美育，认为美育是从现实世界向彼岸世界过渡的东西。美育既有普通性又有超越性，因而美育可代替宗教。他提出的前三个教育目标，在有关会议上很快就得到认可，并被会议所通过。第四个关于世界观的教育没有人赞成，它跟德国教育有关，别人根本不懂，自然就否定掉了。第五个目标即“美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开始是完全被否定掉了，后来有人提出不把美育作为全国教育的方针，而把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方针。再后来，美育被人们缩小成我们今天所讲的音乐、美术。我们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是“半截子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间既强调了长远的根本性培养，又考虑了现实性需要。因为教育在现实的层面还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这一思想跟鲁迅的“立人”思想相衔接。一方面要建立民族国家，要求每个公民“德智体”发展，另一方面要“立人”，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这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重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
　　当前研究起来比较复杂的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人的思想，马列课最初的目的也是世界观教育。毛泽东在人们心中是圣人形象。他把伟人分为贤人和圣人。贤人具有具体事功意味，比如秦皇汉武之类。他在《沁园?春•?雪》词中列举了他们这一类人在事功意义上的成功，并提出要超越这种事功的贤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圣人”。他认为圣人是要影响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因此他的目标不仅是改造物质世界，更要改造人，要向人性挑战。他在这方面遭到了失败。他把全国变成一所大学校，以转变人的思想为根本，而不局限于“德智体”的那一套。他要改造人的灵魂，这本身就带有专制性。蔡元培提出的要开发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好的东西，这不是要外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把一个人内在美好的本质激发出来使它升华、丰富，跟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人一出生时什么也不懂，意识也很弱，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已经长大的人应该帮助这些没有长大的人跟世界建立广泛的精神联系，将他们内在的美好东西激发出来。人的灵魂美好是生而有的。一个好的导师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一个学生本身潜在的创造想象力诱发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与被教育者相互诱发创造想象力，最后是双方都得到升华，我认为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教育的状态。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你很难说1949年后不重视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与启蒙意义上的世界观教育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任由其从国家权力和利益出发训练合格的公民，还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人类群体对每个个体所施行的文化行为，要求它从人本身出发，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帮助每个个人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从而使每个个人尽可能成为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最广阔的精神自由的人。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应当跟大自然建立一种认识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与交流。我们与每个个人之间、与整个人类之间，也应该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与交流。我们一成年，我们脑子里就拥有人类的整个一部历史，这个历史激励我们追求我们更加美好的人生，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教育的过程就是把人类的一切经验和文化都教给学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这样，学生就可以拥有人类所有的精神资源。在拥有了这样丰富的精神空间之后，一个人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有选择地设计自我，同时按照自己的愿望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也就是说，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是自己的事，而不应是由所谓“教育”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意义来强加给所有的人。我觉得怎样活才有意义，就选择怎样的活法，只要这种活法不侵害别人，就应当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力就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权利。帮助每一个人最切实最完整地实现这样的权利，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当然教育还有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特定内容，包括作为政权而存在的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某一部分合理要求，也应受到适当的尊重。比如在目前的人类游戏规则中，要激发公民有足够的爱国心来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教育目的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次要的一小部分。可是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切断了学生同人类文化的联系。
   文革时在这方面走到了极点。文革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和不优秀的东西都一刀砍断。最有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横扫一切封、资、修的毒草”，“封、资、修”这三个字实际上概括了人类历史上一切经验和文化。这样的切断把我们彻底地抛到了文化的荒漠中。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沿着反“封、资、修”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在“烧书”这一层面已经大有改观，但教育的观念还是老样子。我们的教材仍然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只有一种东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而且用一整套考试制度强制你接受并相信这一种东西。学生因此只能拥有最单一的知识、最单一的观念。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我们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荒芜状态。教育本来应该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可是我们的教育偏偏从内部窒息了人们的潜能。
　　钱理群：教育还有一个功能是启发受教育者进行自我开发。知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古希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建立一个人学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最终还是落到对自我个体生命的认识上来。这两个方面都应注重，不可偏废任何一面。而我们的教育在这两方面都出了大问题。在阉割人类知识上我们走得太远了。即使有极少数知识有幸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被我们歪曲得面目全非。比如《项链》，被我们理解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这就是用意识形态化的讲法来歪曲人家的艺术创造。我们的教育太漠视人类心灵。列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是“七分无用三分有用”，这种“用”的观念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用的，于是我们的教育无情地压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成为书橱，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我的讲课总是试图让学生打破时空的界限，和人类历史上的伟人进行精神对话。人打开书就是与遥远时空的人进行精神交流。书本教育的很多好处就是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哪怕现实世界是一片污浊，你都可能通过书本拥有更加浩瀚的时空中的一片光明。高尔基能成为一位巨人，书本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通过读书而进行的交流是很平等的，因为这不是由教育体制背后的强权灌输给我们的。
　四、要么意识形态，要么物欲横流
这方面也有教训，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就要导致荒唐结论和结果。他有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还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人的群体性，企图完全扼杀人的个人性。《纪念白求恩》很重要，是表现毛泽东人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他的这种理想讲起来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纯粹”，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而这种纯粹的精神在现实存在中的表现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钱理群：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一个命题，有它的逻辑推理和整套理论。毛泽东还提出“人群是划分为阶级的”，这也是对底层人和知识分子很有诱惑力的一个命题。毛泽东思想有一个特点，每个逻辑前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就是这样推理的：在阶级社会里，人群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利益是由政党的政治理想来代表的、而政党的利益是靠领袖来综合体现的。这样推理下去，为了人的群体利益，每一个个体的人就必须成为党的工具，进而必须成为领袖的工具。毛泽东的命题都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而每一个命题的实践展开和逻辑结果却都是这样可怕。
　　　　钱理群：而且在当代，我们又面临一个物欲横溢的问题，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对毛泽东的理念构成反讽。其实应当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做理论上的清理。只有揭开曾经导致我们民族精神迷乱的这类的“逻辑迷魂阵”，这个民族才可能有理性的追求。要作理论上的清理，当然很不容易，这涉及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五、中学语文教育过于强调工具性
　　前面所说的这些教育理念落实到中学语文之中，就是过于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今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葛兆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问题。他是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的语文考题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
语文教育究竟仅仅只是要解决工具问题，还是同时要解决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解决精神问题，个人精神自由问题，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问题。我们是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二者兼顾?
　　钱理群：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历来有争论。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这两个口号由来已久。前者是针对50年代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一种倾向提出的，因为那个时期语文课被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政治课。于是有人提出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用以抵制语文课政治化的倾向。还有人提出了语文课不是文学课，1956年曾进行过一次教育改革，当时把语文课本改成文学课本，按照文学史的框架选择经典著作。从《诗经》读起，然后是唐诗宋词，还有鲁迅、曹禺、老舍等等。这样上课似乎跟我们现在提的“人文精神”较接近，现在还有人怀念当时的课本。但这种课本有一个毛病，就是对学生进行了纯粹的文学教育，而相对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当时的文学课本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而苏联是拼音文字，识字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的汉字是很难学的，如果学生没有基本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的话，文学教育也会落空。于是有人出来强调语文课不是文学课。60年代针对这两种倾向提出了“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强调要抓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我们今天语文教育的格局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后来语法越来越多地介入进来，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尽管最早提出这样的主张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把语文课定位为工具课的主张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弊端来。这种主张把人文教育排除在语文之外，使语文变成了一门技术性的课程。
　　但又不能因此否定中小学教育的技术性内容。它是要让学生具备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阅读写作能力。中学语文教育是有双重性的，既是人文教育，又要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它的复杂性还在于汉字难学。另外，中国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中小学语文中文言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比例占得太小不利于学生掌握文言文，太多了也不合理。大陆教育和台湾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区别。台湾是很注重文言文的，它的许多考题我都不一定能答上来。汉字难学和两套语言的特点决定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中国语言。我担心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六、中学人文教育是为人生打上一点明亮的底色
　　当然，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人文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一个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我个人认为这种精神底子应当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即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我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讲到这个问题。我收到过人大一个学生的信，他指责我说：“我是受你影响较深的人，但现在我觉得你给了我那么多沉重的东西，很容易给人一种虚无感。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够沉重的，你再给了我们那么多沉重的东西，还有沉重的记忆，你这是害了我!”后来我说给学生一点精神的亮色也应该是中学语文教育所解决的问题。本来就像周作人所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青年时代应该是做梦的季节。别林斯基说过，年轻的时候应该追求做虚幻的东西，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要敢于做梦。在成熟以后，美梦破灭，在破灭中升华，这样就可以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他主张人的精神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一种虚幻性的精神和谐，然后是虚幻的破灭，再然后在更高的层面建立一种精神和谐。
　　鲁迅也曾经认真谈论过少年时期的梦幻问题。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过于渲染他黑暗和沉重的一面，而实际上鲁迅的生命也有他的亮色，这亮色来源于民间思想的滋养。他童年时受到民间思想的影响，使他有一种亮色、一种基本的信念，以后他才有沉重的一面。我的中学时代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我也做过很多梦，有很多美的东西，如童话、神话等许多很浪漫的关于彼岸向往的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是为了做人可以牺牲一切，这就是鼓励我们建立一种做人的基本信念。中学教育应当为学生建立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亮色。人文教育能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有了这么一点亮色，当他遇到沉重黑暗的东西时才不至于走向绝对虚无。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说的那样，“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
　　中学语文教育在引进人文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人若缺少这种底子是会有问题的。而现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中都没有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年轻的人心中也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现在的学生真是过于懂得现实，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这以后的精神发展是一种季节颠倒，我觉得非常可怕。
　　由于缺乏那样的人文教育，精神上没有打底，在现实的操作中就可以不讲理想，不讲超功利的信念和律令，也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我觉得当下人们最明显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依恃。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一个无赖在精神上是无所畏惧的，在操行上是没有规范也是没有边际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沦为现实利益的奴隶，现实利益需要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就无所顾忌地怎么操作。无论要做出怎样恶劣的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心理障碍。
　　钱理群：支配许多人(当然不是全部)的操行的，一个是现实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活命哲学。活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致命的地方，人们常常放弃所有的价值，一心只追求怎样能够活下去。
　　现实利益和活命哲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现实利益是为了活命，活命本身就是一切现实利益中最大的现实利益。中国人精神上的这个缺陷实在太大。教育本来应该帮助每个个人克服精神上的狭窄、软弱与缺陷，可是目前这种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教育，不但无法补救这种缺陷，而且只会强化这种缺陷。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是极为糟糕的，其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和祸患。面对这种日渐功利化、工具化的现实，人们既没有清醒的认识，更缺乏回天之力，只有指望少数人从教育的扭曲和窒息中突围出来，思考一点复杂的问题，讲一点具有人文气息的话。但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大多数人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地生存。这种恶劣的生存使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人们一边遭受伤害，一边又丧心病狂地伤害别人。中国人真是一个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的群体。
　　钱理群：由于缺少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彼岸关怀，缺乏一种精神砥柱，我们这些人都成了一个个软体动物，确实如你所说，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
　　人文教育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学生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汉字一方面难学，另一方面积淀了很丰富的文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中国语言文字美的背后是人性美，这是我们长期忽略的。浙江的语文课本里选有对联，还有谜语，很受启发：这些都可以让学生体验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我们的教育方法却违反了中国语言文字规律和学生学习的规律。汉语是感悟的文字，传统教育也有优点，就是不要过早地让学生了解意义，让他在朗诵中感悟语言中一种意韵的东西。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也正好是写作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点。
　　余杰：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说应当有3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
　　钱理群：这是60年代“息封灭资”的重要产物。教育目的体现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意义阐释上。
　　余杰：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钱理群：语文教材的编选和我们的学术研究脱节很大，基本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6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有两个背景，一是“息封灭资”，二是受俄国日丹诺夫影响。日丹诺夫有一个理论，即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进步性，可以借鉴。文艺复兴至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最高峰；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学则是完全反动的，这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作品。1958年茅盾写的《夜读偶记》把西方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种，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整个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一套观念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极大，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比如我们这一代人对19世纪以前的文学比较熟悉，但对20世纪文学就一无所知了。
　　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突破了这一套陈腐观念的束缚，可是中学语文从教材编选到教学方法都还深陷在这种过时知识和观念的束缚之中。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语文教学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们比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几十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荒唐事。据说中学教育中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教材也存在这种严重滞后问题。这种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只会起阻碍作用。为什么不可以把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吸引到中学教育中来呢?为什么不可以让中学生学到最完整、最丰富、最有活力的文化知识呢?这些问题一问起来就觉得太复杂，也太令人焦虑与悲哀。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就进语文课本。毛泽东占的比例非常大，周恩来、刘少奇的也进来了。还有邓小平的，江泽民的，等等。
　　钱理群：这其实也是把语文课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
　　余杰：鲁迅文章的选编问题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具体选哪些，都应该按照中学生的接受能力重新研究。现在许多中学生都反映学鲁迅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最好的是敬而远之，更多的是有一种逆反心理。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的是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不考虑中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但是在目前的教材结构中，只有鲁迅的作品才是真正丰富的，真正具有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的。这些作品给少数出色的老师在夹缝里坚持的人文教育提供了文本依据。如果没有鲁迅的作品，整个中学语文教材就太惨不忍睹了。
　　钱理群：还有一个解读方法的问题。目前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基本上还是依据60年代的很传统的观点。60年代有个提法叫“讲深讲透”。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是常读常新的，要引导学生不断去读、去体会。教学中应该是有所懂有所不懂，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解释清楚。我主张学生读书比如读鲁迅的经典作品是要囫囵吞枣地读。文学作品不必解释得太死，比如曹禺笔下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就被教学界规定为自私的、虚伪的。考试的时候非得照这种说法答题不可，写了别的答案就不给分。文学作品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这正是发挥人的想象力的地方，应当鼓励学生作出多种解释。我们现在的教学参考书具有一种法律的威严，不允许老师有发挥的余地，只能按照参考书的规定来解释。这些做法恰好违反了文学的规律，当然也违反了教育的规律。本来语言文学课是最有趣味的课。我中学时就觉得语文课非常吸引人，每次上课前我都带着一种进入精神圣地探险的期待。语文课应是一种精神漫游。应该是好玩的有趣的。现在语文课却变得如此乏味。
　　现在中学生一上语文课就怕，不大有人听语文课。最有诗意的课成了最可怕的课。
　　余杰：语文教材中的文体分类也很糟糕，分为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三大块。我认为应当取消说明文这一块。说明文的教学目的表面上是要使学生在实际中广泛运用语言文字，设想很好，但作用恰恰相反。比如叶圣陶《景泰蓝的制作》，非常繁琐，非常枯燥，对提高实用文体的写作能力没有什么帮助。这类文章在教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景泰蓝的制作》我不知教了多少遍，可我什么也没得到。靠这样的文章学习文学、学习写作、学习科学、学习工艺都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语文课枯燥乏味。很多学生甚至觉得语文课是难以忍受的折磨。
　　余杰：现在对科普文章的选择非常差。
　　钱理群：可是科普文章还是必须有一些，不能全是文学，还要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geonet

钱理群：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教育新闻南方周末 [微博] 2014-12-14 13:41我要分享 10


任教五十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钱教授，你的课与高考(微博)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

2004年4月末的-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洎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个字-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模-样：-开始人很多，慢慢的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http://edu.qq.com/a/20141214/013867.htm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次执拗的"反击"。

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微博)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个老板要投资编-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微博)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钱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理群还陆续推出《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等七部著作，对基础教育进行持续发声;他其他的书里，亦不断提及有关中小学基础教育。

钱理群将自己的介入分为思想者和实践者两个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是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成果，他在该书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提出教育目标，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刺激与批判。"我-开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论，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明确提出'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语文教育门外谈》的后记中，钱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过瘾，"付出太多，收获却有限。特别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说的多是常识。"

著作-本-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些-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

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个实践者。"

同时，教育界-些专家发出质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要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撤掉；我就有点不服气，我就说退休之后我要去上课，争取讲鲁迅，而且是开课。"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要发现教师，总结经验，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

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他在那里度过了青舂岁月，这也是-次寻根之旅。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钱理群在《我的教师梦》中回忆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2006年，在给-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O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这是钱理群在进入中学课堂之外的-种实践方式，并且成为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种形式。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紧接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其中，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被钱理群激赏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摘选罗素、爱因斯坦、黄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余篇文章，力图对学生们的"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

四川成都新都-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脚踢开，告诉每-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

湖北石首小河中学语文教师马-舜和许丽芬-道被钱理群并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两位教师，马在信中谈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自己愿意作为-个"先觉醒了的父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应试教育"黑暗的闸门"，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这与钱理群不谋而合，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那正是他基础教育理论的最初来源。

湖北仙桃一中语文教师梁卫星则得到了钱理群"最有思想"的赞誉。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村教师，将对教育的观察写成小说《成人之美》。钱认为该小说将人性的阴暗描写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哲学的深度"。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

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钱理群推荐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的书写序。钱理群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对于在学校不受重视、不合群的教师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对马一舜和许丽芬等钱理群口中的"底层"乡镇教师而言，更拥有部分特立独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护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因操劳患脑癌去世，9月8日，一场有关马小平的追思会在北京召开，钱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师们聚首，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

这些老师们更丰富了钱理群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梁卫星向钱理群写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信奉"活着主义"，"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在给梁卫星的回信中，钱理群指出，信奉"活着主义"的冷漠机械性人格的人，尽管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也会进行无声而绵长的抗争，但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的顺民性格。

之后，结合王栋生总结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钱理群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精致"则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于和教师们联系的裨益，钱理群说，"原来都是空谈的，现在和他们结合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体制。"

钱理群认识基层教师越多，发现越多"真正教师"的同时，他也对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夏昆和他的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怎么怎么'，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

夏昆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让孩子们在地上罚做作业，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C，摸鼻子选A，摸眼睛选D"在内的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喊，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老，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

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2007年暑假，钱理群在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会议结束后，一位大学教师提出要求，要钱理群举例说明"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的作用"。这一问，问得钱理群当即"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心中却隐隐作痛"。

而越和基层教师们交流，对基层教育的状况了解越深，钱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从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变，如今，他已拒绝再高谈教育理论。

"丰富的痛苦"

"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则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做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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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为了完善自我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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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9日 08:34:46 来源： 新京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多年来，钱理群一直坚持鲁迅的批判精神。 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
　　12月12日，北大教授钱理群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20日下午，钱理群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再次演讲，向青年告别。钱理群在短时间内的两次告别，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回响。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继向学术界告别之后，12月20日，学者钱理群再次向青年告别。在三联书店书籍和青年围成的一方“讲台”，钱理群做“我与青年”的演讲，他的学生邵燕君坐在前排。2002年6月退休之时，向北大学生告别，她也坐在台下，并向老师送了花篮。
　　事实上，钱理群已经多次，面对不同的人群，挥手告别。如同鲁迅笔下的过客，他被某个声音指引，不断前行，接下来的写作，除了面向自己，便是面向未来。他也一次次表明自己不理解90后及更年轻的一代，只能抽身远离。
　　演讲结束后，一位90后女生给钱理群献上了鲜花。
　　谈告别背后
　　“完善一个有现实关怀的自我”
　　“我觉得这个……不谈告别的话题！”告别青年的演讲开始前，钱理群和新京报记者在“老北京”餐馆见面，他落座不久，即对记者说。12月12日，他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发言，“在很小的范围里那么一说”，经过媒体的传播，却迅速“闹”成热门话题。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新闻”，钱理群用一个词形容——“害怕”，他“特别害怕”成为公众人物。告别的话题被广泛关注后，他接到了很多媒体的采访邀约，但绝大多数都予以拒绝。目前，他最大也是唯一的要求，是：“谁也别注意我，让我安静下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种告别，只是一种外在的告别，“内在的精神不会变”。钱理群边夹碗里的菜，边对记者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关心现实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能安静下来，用我最后的时间，来完成和完善我自己。”“完成和完善自己”，正是向学术界告别时谈到的重点。为此，钱理群强调自己只是告别学术界，并非告别学术，他还有八九本书要写。
　　这些年，钱理群不断告别，向“民间思想村落”告别，向北大告别，向中小学教育告别。向前者告别时，他写道：“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如今向学术界告别，12月20日又向青年告别。
　　“告别”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关键词，每一次告别都“很痛苦”，也反映出他身为学者的言说困境。“这太正常了。我现在和青年的关系，是爷爷和孙子辈的关系，你尊重爷爷，但他并不懂你。说老实话，我和孙子辈谈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人愿意听，已经很不容易了。得见好就收。”钱理群说。
　　他一直记得导师、北大教授王瑶的一席话。“你作为一个人，应该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你就必须能拒绝诱惑。”王瑶说。时值1981年前后，作为王瑶助教的钱理群，被认为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会有很多人找你写文章、开会”。
　　“对于一个正在往上发展、势头很好的年轻人来说，这句话的分量，你想想看！否则，你做了很多次演讲，你出了无数的书，看起来已经很辉煌，但是到最后，你心里很悲凉，因为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完成。”钱理群说。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一直遵循着王瑶的教导。“这次也是这个意思！”他放下筷子，提高了声调。
　　采访时，钱理群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语是“自己”，表现在研究和写作上，即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它当然同时作用于社会，但我更追求的是自我精神的完善。”
　　钱理群出生于1939年，成长于红色年代，亲历了“反右运动”、“文革”等。如今人们所理解的“自我”，更着重于“我”，但钱理群这一代人，无论怎样强烈的自我，都被时代伟力改变，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要完善自我，是完善一个有现实关怀的自我。”钱理群说。
　　谈个人信念
　　“乌托邦有价值，但要明白它只是乌托邦”
　　此番告别之后的写作，钱理群强调是面向未来。“我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所思考的东西，不一定为现在的人所关心。但是我觉得，就像现在的人回顾‘五四’，甚至回顾八十年代一样，迟早我们的后代会关注眼前这个时代。”钱理群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后人留下另一种声音。
　　孙郁等多位学者觉得，钱理群像鲁迅笔下的过客，只知道不断朝前奔走。“至少我很受鲁迅的‘过客’的影响。我总觉得前面有个声音在指引我向前走，但前面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更强调过程，意义在走。背后包含着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说完，钱理群自己点了点头。
　　青年时代，钱理群这一代人面前，耸立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后来，这一信仰幻灭了。钱理群对此有过深刻剖析。在他看来，信仰是彼岸的追求。“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分清彼岸和此岸，我们相信彼岸能够成为此岸的东西，但事实上，天堂变成此岸就成为地狱。彼岸的世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否则不叫彼岸。”
　　信仰坍塌之后，无力感、虚空感掏空了几乎每一个人，人们对“彼岸”整个予以否定。“但是我不！我还是年轻时的那是个信仰，但我很清楚，那只是彼岸的东西——可以接近，永远达不到。”钱理群说。正因如此，信仰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他身上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支撑着他。用学生余世存的话来说，他逃不过时代的宿命。
　　“讲具体一点，我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简单的理想，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以前我们以为，现实生活可以做到，但现在发现，这永远存在，甚至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同时带来新的奴役，比如说网络，就是这样。”钱理群解释说。
　　在他眼中，自己的这一信仰——“如同北斗星照亮”——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对教育制度，对历史文化，他都提出批判意见，但不像鲁迅，论战时树敌众多，甚至因此影响身体健康，而是采取“不点名战法”，从不点出具体的名字。“这没有削弱战斗性，反而避免了很多无谓的东西，也减少伤害他人。”
　　“凡是社会中出现压迫、剥削、奴役，都是我批判的对象”，钱理群认为这是自己的信仰价值之所在。更进一步，他始终觉得乌托邦自有价值，甚至需要一个新的乌托邦，问题在于，要明白乌托邦只是乌托邦，不能为社会现实提供具体方案。
　　钱理群称，在这一信仰驱动下的批判，同时有所建设。“压迫不能避免，但你可以减少、防止。我觉得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可以做到的。”说着，钱理群笑了笑。在当日告别青年的演讲中，他试图呼吁青年重建理想、信念、信仰，并提出两个建议：自由地读书；沉潜到社会底层，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
（上接B10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钱理群作品精编”，该系列计划共十一册，分为专著和文集两种类型，整合收录了作者主要的学术专著和文章随笔，既是对钱理群先生学术思想阶段性的总结，也试图呈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主要成就，并对重新思考“时代”与“思想”有所助益。
　　“很多人问我，你那么大年纪关注年轻人干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对一切都绝望了，我唯一不能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都绝望了，你靠什么生存呢？”
　　谈无力感
　　“像一支箭，射到大海里去”
　　“我怀着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奴役的信念。”钱理群边咀嚼，边对记者说。
　　这形成了钱理群内心世界的“底色”。1988年，学者汪晖在文章中说：“温和的微笑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几乎伴随着钱理群所到的一切场合，但倘若你留心，就会在他偶尔显得疲乏的眼神中读到几丝深沉的悲凉。悲凉对于钱理群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的基础不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失望与憎恨，而是对于自己的失望与憎恨……”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现实越来越超出钱理群的理想，这种失望越来越广泛而深刻，“我应该说是有些绝望的”。9·11事件发生，他说：“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最初没有察觉”。有人认为，这是观念与现实错位后的必然结局。钱理群一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批判不就很有力？”记者问。
　　他摇摇头，说：“鲁迅的一句话我一直引用，意思是我批判的言说，像一支箭，射到大海里去——它是箭，射出去了，但落到大海里了，不起波澜，能起一点波澜就了不起了，但事实上，不起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批判最终都是出于对自己的责任，“是为了我自己”。
　　2012年，钱理群发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批评，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事实上，这一批评是中学教师向他反映的。乘电梯时，钱理群讲到自己身边时常发生的事情。有些学生来告诉他，喜欢听他的课，能说出几点听起来不错的理由，钱理群便悦纳他，找自己写推荐信，也欣然提笔，可是此后，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他的微笑，他的说话，你没办法不信任他，但他是有目的的，一旦达到，就离开了。这很可怕。”钱理群感叹。
　　他一如既往地信任学生，发表批评，但是，他强调，这些批评的影响“极其有限”。他指着记者说：“如果你认识的这个人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能怎么办？能改变他吗？如果有作用，那只是起到警觉的作用，比如一个年轻人很想向他看齐，听了我的话，会自己思考。”
　　在钱理群看来，知识分子的言论，唯一的作用是社会清洁剂的作用。因而，他的要求只是“允许我说话”，“我来提醒你注意，至于做不做，那是你的事”。同时，他展开行动，和青年志愿者在一起，建乡村图书馆，进中小学讲课，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等，身影活跃于民间，也因此积聚了“丰富的痛苦”。
　　钱理群称他已经看透，对自己的言论价值、有限性早有清楚认识。“我经常说，对我的言说的价值的估计，是在小数点后零零零零零几，是不大的，但是有，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我就很满意。很多时候我都是白说，但是白说也要说。”钱理群说完，又笑了起来。最后一句，是其师王瑶一贯的观点。
　　吃完饭，距演讲半小时。人们不断赶往演讲场所，他们已在等待钱理群。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
对话钱理群
　　哪怕骗自己，也不能对青年绝望
　　新京报：在社会现实让人产生无力感的时候，在你看来，青年应该何为？
　　钱理群：我觉得，第一，本来是最低标准，现在是最高标准，就是说真话，坚持自己。有时做不到，那你就沉默，但是对青年人来说，可能沉默也做不到。比如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信，他说我必须对某个问题表态，不然不能毕业。这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怎么说？我跟他说，你应该表态。你不说，你就不能毕业，找不到工作，那你只能够妥协和迎合。
　　这时候，你要掌握三点：首先，分清是非，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你别将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很多人最初说谎，心里不安，到后来，越来越心安理得；第二，你必须是被迫的，不是主动、自觉的；第三，不能伤害他人，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这三点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
　　第二，我提倡从自己做起，从改变周围做起，我提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比如，现在读书会很多，这是好事。当然，也要保持独立性，不受惑。
　　新京报：你为什么这么关注年轻人？
　　钱理群：很多人问我，你那么大年纪关注年轻人干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对一切都绝望了，我唯一不能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都绝望了，你靠什么生存呢？这个问题看似说得很大，其实，你看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为什么对孩子特别上心，投入极大？他们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个社会我无力改变，于是想尽办法对孩子好。对我来说，也是这个问题。
　　不管我怎么绝望，但是，哪怕是骗也要骗自己，我总得留一点希望啊。鲁迅说，故乡对我的蛊惑是哄骗我一生；我明知这是哄骗，我做什么事都失败，对什么事都绝望，但哪怕是虚妄，也要给自己希望。我是抱着这种信念去的。
　　新京报：你在中小学讲课，对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代，是否能获得他们的认同或共鸣？
　　钱理群：我去上课，老师宣传说你们向往北大，北大有钱某人，现在他都到门口了，你还不听吗？但是，听课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和高考无关。最后坚持下来，只有二三十个人，但是，他们作业的水平，对鲁迅的理解，比大学生还高。这就够了！
　　新京报：这是一种希望吗？
　　钱理群：不，不，教育的力量再大，也比不上社会的力量。在初期，可能受我的影响，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却可能走向另外一条路，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说得极端，我经常谈到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中的场景，一群孩子小学毕业了，有人演讲，说长大后，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成为坏人，但是只要小时候有这种美好的记忆，即使成为坏人，也跟一般坏人不一样。你播下了一个健康的好的种子，也许后来变成另外的样子甚至夭折，但有没有这个种子，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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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让弱势群体也能受到好教育http://kids.163.com/14/1107/09/AAEI8KSJ00294MO6.html
2014-11-07 09:28:41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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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钱理群指出，他做平民教育，是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的工人与农民，这是他们的权利。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讯 据九个头条网报道，近日，教育家钱理群接受采访指出，他做平民教育，是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的工人与农民，这是他们的权利。在他看来，静悄悄的教育更有生命力。而他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在体制外做教育可能么？

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巨大利益链。组织教育改革的人就是在应试教育中获利的人，这就是应试教育越反越红火的原因所在。现在中国的整个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教育改革尤其如此，不彻底斩断围绕应试教育建立起来的利益链条，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毫无希望。这不是单纯的教育内部改革所能解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在教育之外谈教育"的意思。你所说的在体制外的教育试验就是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在体制外做教育试验中，我注意到出现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教育。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能会打通另一条路。但可以到这类学校读书的人有限，绝大部分还得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在体制外开辟新的教育，不太可能形成主流。

问题是，体制内怎么办:？这也是许多教师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本来就不在中小学（微博）教育界，而且已经退休，当然可以"退出"；但现在处于教育第一线的老师却是退不出的，他们还要吃教育这碗饭，又不甘心混饭吃，应该作如何选择?我和许多老师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具体到中小学教育领域，所谓“好人”，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自己爱读书，爱学习，有上进心；二是他们心存教育良知，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这样的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是不乏其人的，我的估计是比例小而绝对量不小，但能量、影响都很大。可能一所学校就这几个人，但非常优秀，有威望。问题是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不然就会被湮没了。

我接触到许多年轻教师，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是有许多理想与抱负的，但在现实不断遭遇挫折，看不到希望，日子久了，就被磨平，随波逐流，甚至也成利益链条里的一个环节了，但他们中有些人又不甘心于此，心里是很苦的。要防止堕落，就需要联合起来，摆脱孤独，相濡以沫，形成力量。联合起来做什么“好事”？这就是我和一些老师提倡的，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具体地说，就是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教育存在开始，尽力按照(或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去进行教学，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做起。

《《《平民教育的现实性

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

在2013年，钱理群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教育的领域。而且有两个方向，一是平民教育，一是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

这其实是出于他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判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进入各个利益群体全面博弈的时代。这样的博弈能否健全发展，取得良性结果，关键在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实际的权利与足够的能力，来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强势群体是掌握了权力，拥有充分的发言权的;而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这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土地流转是否合理与必要，我担心的是，处于不觉悟，无组织状态的农民，面对资本市场，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也许具有理论合理性的土地流转，就会形成对农民新的剥夺，最后农民一方面不能无障碍地进入城市，另一面又失去了土地，回不了农村，成了流民，那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在钱理群看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工人、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觉醒与组织化，获得公平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考虑得更为具体的是，自己作为关心底层人民利益与命运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关心，是出自我的理想与信念，因而这也是"我的问题"，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自己并不能自命为底层人民的"代表"，为他们"请命"--这也是违背我的信念的;我所能做的，是从我的专业出发，做我能够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2013年，更准确地说，在此之前，就转而关注平民教育的内在原因。”

《《《今天重提平民教育应该怎样去理解？

首先是今天有了新的对象，就是被称为“新工人”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里有两个数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2012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市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20万人，占全市16-35岁青少年总数的23%；而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基本上是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在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保障外，他们特别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强烈的继续受教育的要求的。值得关注的，还有留守农村和这些年陆续回到农村的青年群体。这样的“新工人”和“新农民”就构成了今天“新平民教育”的新对象和重新兴起的社会基础。

2013年钱理群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副教授和她的在校和毕业研究生合作，编了一套《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分为“经典卷”与“当代卷”。

目前这两卷书还在内部试用，以后会争取出版。在他的总序里，讲了两点。一是“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的工人与农民，这是他们的权利。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高成果，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富，这是我们的理想与追求”；而“阅读经典的目的，又在于提高新工人、新农民的‘文化自觉’，这是他们寻求自我解放，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根本条件和前提”。


《《《做平民教育要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是打工者对自己个体的自信

现在很多从农村到城里的人，都有自卑心理。我在专门为读本写的《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里，却对他们说：这恰恰是你们自己的优势：你们出身农村，现在还和农村保持联系，就自有农村文化的根底；现在，你们来到城市，又有了接触、了解城市文化，以致世界文明的机会。这比一辈子在农村或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同龄人，都有优势。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自卑，而要发挥优势，建立文化身份自信。如果你们既努力保留农村的“精神家乡”，又努力学习，广泛汲取城市文化和世界文化，这都是你们的权利，或许就能够在你们身上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你们就能够成为比较健全的现代中国人。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

可以说，钱理群在做《平民教育人文读本》这样的“小事情”时，背后是有一个“大问题”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促进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自我觉醒，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自觉、自信。这也是为他们组织起来打造思想基础的。这就是钱理群这些年一直在倡导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其实我对青年志愿者运动关注与参与已经有十多年了。2013年我做的具体的小事情，是编了一套《志愿者文化丛书》。这些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这就把队伍的思想建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有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的提出，而且有一个寻找思想资源的问题。现在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包括大学里的社会工作系的理论资源大都来自西方，在发展初期这是必要的，而且产生了很不错的影响。但显然不能局限于此，就需要寻找中国本土的资源，创建自己的志愿者文化。我过去在部分志愿者中介绍过鲁迅的思想，年轻人反应很强烈。这回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想把它系统化，编一个系列，先编现代部分，以后再编古代部分，从儒家到墨家。我用了很大精力，编了《晏阳初卷》、《陶行知卷》、《卢作孚卷》，正在编《梁漱溟卷》，每卷十万字左右，包括编选的语录和撰写的长篇导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有两个问题或目的。一是总结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经验，把它转化为今天的社会工作、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资源。比如，当年晏阳初就是从平民教育、农民教育入手，以后就发展为农村教育与生计、卫生、公民社会构建等全面改革，最后又发展为推动县政改革，这样的逐步深化的乡村改造与建设道路，在今天就有很大的启示性。我一直期待，我们的志愿者、乡村建设者、社会工作者不仅参与农村教育、农民工教育，还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促进中国弱势群体组织化上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我更看重的是，志愿者运动、社会运动对青年自身成长的意义。前面说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其实是更适用于青年志愿者运动的。鲁迅说过，青年有玩着的，睡着的，更有醒者的。我多次说过，“玩着”和“睡着”只要是青年的志愿选择，而且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玩和睡，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年轻人。当然，和我更接近的，也是我更看重的，是醒着的青年。最近几年，他们在继续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在寻找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例如，许多青年或实施"爱家乡计划"；或进行"简朴生活"实践，追求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或回到农村寻求发展;或在城市寻找城市地方、民间文化之根，寻找城市与乡村结合、互动的新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积极的变化。可惜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看不到，也不愿意去了解。我看到了，尽管已经老了，不能参与他们的活动，但我还是愿意为他们做一些精神服务的小事情，我费心费力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这样的服务工作。”


我同时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首先我都是闭门造车，编的读本是否适合实际需要，就是问题；而且能够读这些书的人，就微乎其微；要对中国现实发生影响，更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这都是聊胜于无，对我自己的意义可能大于它的社会意义。和我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一样，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但它的总价值大概是正面的，而且如果大家都来从“大问题”出发，做“小事情”，也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还是我当年说的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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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告别的时刻到了 来源:新快报　http://culture.ycwb.com/2014-12/15/content_8374034.htm发表时间：2014-12-15 17:57
钱理群先生笔耕33年，写了一千三四百万字，陆续出版《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论》、《1948：天地玄黄》等数十本著作。12月12日下午，在三联韬奋图书馆他说，“应该告别了”，他要去过“半隐居的生活”。
今天是2014年12月12日，我想起了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最后一课的情景。上完课以后北大的网上立刻传出了600来个帖子，中心意思是钱老师“一路走好”。
我最认同的是其中的一个帖子，它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听的人也听了，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也该退休了。今天的会使我想起了这段话，就是我该写的写了，愿意看的看了，不愿意看的他也不看了，应该告别了——具体来说，是告别学术界，而不是告别学术。
实际上最近这两年，我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准备收手。我今年做了几件事情，出了几本书，都是收手之作。
向青年告别
关于我跟青年的关系——实际上我也准备和青年告别了。我写了《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提了一个问题，未来的四五十年你们将遇到什么问题？我能想到的是三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全面反思，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但我只能提出问题，我无法解决。
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的青年了，对60后、70后我有点理解，80后多少有点理解，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时代的青年的选择，无论你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他们。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是编一套志愿者丛书，献给当下的青年，我跟青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
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余生用来完善自我
但是我仍然有事情要做，我并不悲观，我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完善我自己。我还要写八九本书，我原来计划是用四五年时间，八十岁以前写完。很多人劝我放慢点速度吧，那么未来的十年，我把这几本书写完，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最近我在写一本自述，我要写《我的精神自传》的姐妹篇，做一个总结。我把自己定义为“五四之子”。就我个人的性情、立场和追求来说，应该更倾向鲁迅，但我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接近周作人。
我属于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我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既坚持又质疑，但整体而言，我还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中，我的价值和我的局限就在这里。
我跟我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我的知识结构和我的研究对象相差太远。不懂外文，古文学得不好，文字写得不漂亮。对此我的同代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程度地做了弥补，我因为当时已经是40多岁了，就采取了放弃的态度，现在看来我这个放弃有点过头了。
我对五四的理解、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理解，是从我的自我生命和历史经验出发的，而不是从知识资源出发的。在研究和写作中主体的投入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问题。我号称鲁迅、周作人专家，事实上周氏兄弟的很多层面我进不去。知识结构不纯粹是知识问题，也有精神境界的问题。
另外，我其实有很大的野心，就是觉得真正的学者应该有理论创造。而我的理论能力显然不足，想要创造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我力不从心。
还有我的精神气质，使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精深的学者。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质，因此做研究从好的方面来说是有开创性。但我缺乏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耐心。我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忽略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此外，我确实有极强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能我是最早对学院派的学术提出反省的人。成了公众人物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极大的不自由。我在不自由的情况下追求自由写作，同时我自己又成为批判的对象。
总而言之，这次对我个人来说带有标志性，标志着我的人生将有新的选择。我从去年开始就在逐渐地酝酿，要过半隐居的生活了，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和家庭，过更平静的也更本色的生活。我刚才说我正在写的自述叫《一路走来》，我的一生收获了两个东西：“有缺憾的价值”和“丰富的痛苦”。我还会继续走下去，最后完成和完善我自己。
完了，谢谢大家！
（据演讲实录）

geonet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作者：钱理群      
[推荐理由]
北京大学资深学者钱理群教授，是我国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他名列首位。他对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的独特理解，入木三分。
虽然文章后面的三段视频联接，不能连贯，前后他的讲话总量也只有30余分钟，但更能点燃我们渴望的需求。

     第一部分：中学与小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与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都是中学老师，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和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文章。我想中学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点外，由于它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就又有了一些独有的特点。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学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是什么阶段，他有什么特点？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意义，性质和价值.
　　成长之美，成长的感觉和成长的权力。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成长本身就是成长的美和成长的感觉。成长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但是在自己看来是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长的幸福，同时有成长的痛苦和成长的挣扎。
　　第一、学生，青少年在成长中他有成长的权力。什么是成长的权力？总的来说，有三大权力：
　　1、探索与渴求的权力
　　我们的教育应该保护他们的好奇心，诱发他们的好奇心，
　　兴趣很重要，要保护他们的兴趣与爱好。什么是诗，诗的本质是发现，是好奇，是婴儿的眼睛看世界，黎明的感觉。中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种赤子之心，一种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们的教育要保留这样的好奇心。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把学生好奇、探索、追求这样一种权力给抹杀掉。
　　但是现在许多孩子的好奇心都打消了，探索是孩子的权力。
　　我们不要扼杀黎明的感觉权力，
　　2、自由成长的权力
　　即生命的自由感，在什么情况下实现这种自由感？但实现他必须要有环境。但现在没有自由的时间与空间了。
　　孩子是春天，春天就干两件事，一个读书，一个是玩。但现在孩子不玩了。他们没有仰望天空的自由了。人在自然中是一个最一种最理想的教育状态。这样的状态对人的成长是一个最佳的状态。脚踩泥土，仰望天空是一个最自由的状态。
　　我们不要剥夺了孩子仰望天空的权力。
　　3、欢乐的权力
　　不要剥夺了孩子们欢乐的权力，它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自杀。活着的理由是什么？（研究生理性的分析活着的与不活着的理由后，还是选择不活着。）
　　鲁迅活着的理由：为自己的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我的敌人活着。
　　但现在的孩子呢？因为应试，父母的爱变得扭曲，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了。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是快乐，但现在这也被剥夺了。孩子的欢乐被剥夺了，对这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将出现没有童年快乐的一代，这又意味着什么？在五四时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的民族是健全的发展的，有的民族是不健全的，很快地进入少年成年。我们中国就是这个一个很快就进入到成年的民族，这也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早衰的民族。鲁迅呼吁整个民族都要来补课，补少年的课......现在，我们的民族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早熟的阶段,这也许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早衰。所以要保卫童年，保卫童年，就是保卫民族。
　　第二：中学生青年时代意味着什么？青年意味着什么？独立价值是什么？青春时代，他有独立的价值。青春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不只是一个过度的阶段。其实他学习的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时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不成熟，青年时期幼稚，不成熟。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熟起来。但是我门常常把孩子青年时期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认为抛掉就是成熟。我们常说孩子你别做梦了，等哪天不做梦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施怀德，他说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但是当成熟后都像老鼠一样活着。什么原因了，说他们成熟了。所以他给成熟下了一个定义叫贫乏、屈从和迟钝。本来年轻时他是丰富的，到了成熟时贫乏了，本来是反抗的，成熟时屈从了，本来是敏感的，我们把他变迟钝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时的本身的价值。青春就是一种价值，教育变成把青春价值否定掉，消极掉，把他变成所谓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认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永远的价值。青春时期就是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概括的说叫青春精神，我觉得附中就有这种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么了？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时期中学生正好是这个时期，是他本能的这个时期。他本能的就有这种青春精神，而我们的教育要培育这种青春精神，使他成为终身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戕灭这些、伤害这些青春的基本东西。让他们所谓的成熟起来。实际上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青春，我们的对象年轻人有青春时期的特点。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诱发他，不是要伤害他，更不能用"成熟"的名义来扼杀青春的精神。
　　我们不剥夺了青春的权力，教师的职能，一是保卫童年，二是培育青春精神。
　　第三：在中小学阶段，我们教育的手段是什么？主要手段就是引导学生读书。
　　人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平面生活，一是立体生活。什么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体的时空限制，是偏于物质的，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他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有一种生活是超越时空的，不受时空界限的，是一种精神空间。具体到我们的中学生对象来说，因为中学时期受时空限制更大，孩子么，主要就是学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脚狭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生活给他扩大起来。第二生活，可以读书，通过读书来打破时空界限，使他过一种精神的生活。这是中学时代的特点。相对来讲他的第一生活比较简单，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给他丰富起来。而中学的教育真是要训导学生读书，读好书来打破时空的一个界限，来丰富他的精神生活。而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教师的责任就是牵着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巨大的身旁，让他们与创造历史的人与创造未来的人进行对话。教师就是这样打开学生一个文化空间。
　　这样的一种功能，归结到一点就是建造人的精神家园。中学教师不仅是精神家园的营造者，而且是精神家园的象征。
　　中学教育就是打下终身学习的底子。
　　还有一个功能是，人老了以后，还可以回到中学，见老师，老师是精神家园的象征。所以，我们要自觉地营造校园文化，营造精神家园，有时还可以物质化，如名人塑像，参加一个小学活动，"收藏童年"，编书，二十年后回来看。还可以搞"班级节日"，一代代传下去。班主任的名字来命名一个班。开展系列"告别童年"的活动。
　　这才是理想的教育，从中学出去回到中学。
　　中学教师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虽然不能保证孩子的一生，但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的记忆。中小学教师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就是可以成为孩子童年中最美好的最神圣的瞬间。我们争取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瞬间。这个意义是永恒的。永恒的瞬间。这是中小学老师能够做到的。最终极性的目标。
所以这样三个概念：寻找权力的概念，青春独立价值的概念，以及人的两种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概念。这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学阶段所担负的作用。中学教育应当担负起建造人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功能。

　　第二部分。从学生的回忆看中小学教师的价值
　　那么什么瞬间容易被孩子记住呢？中学老师给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谁？钱理群教师回忆自己的教师中，许多学生回忆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时一致讲到--陶老师，大家对陶老师的回忆中共同都说到的几点，也许可以从中发现中小学老师身上的共同的价值所在。
　　一、美丽
　　是美的化身，端庄华贵，这就是青春时代的特点，对美有一种特别的感观，是生理与心理的。美是青春时期的内在需要。老师要成为美的使者与播种者。首先是外表的形象，要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呈现在孩子面前。绝不容许自己逢头垢面。教师之美是大气的美，正气的美，高贵的美（端庄就是端正庄严与大气。华贵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气质之美。但，中小学老师外在的美十分重要。
　　给学生埋下了美的种子。
　　二、爱
　　中小学教师的爱的特点是什么？亦师亦母或亦师亦父的爱。要把父母的爱天性的爱延伸到中小学。父母的爱是超越了天性的爱无条件的爱。（鲁迅认为抱恩观念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他是从人类生命之路来看，这种爱，是人类的健全发展尽义务。）教师的工作，就是为人类的健全的发展尽义务。所以，才会对学生付出无条件的爱。
　　天性的爱，有三个特点，一是理解，中国人把孩子看成是成长人的准备，外国人把孩子看成是儿童。二是指导，是指导者协商者，而不是命令者。三是解放。让他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教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肩住黑暗的榨门，放孩子到光明的世界。
　　但教师之爱又不能等同于父母，父母之爱是本能的爱，是非理性，而师生关系更多的是理性的。孩子成长中他要摆脱童年，因此，会不程度上开始摆脱父母，而这时，教师的爱就要发挥作用。
　　弗洛依德认为：爱有低级与高级的，被别人爱到爱别人。所以这种引导作用的就落到教师身上。亦师亦母的爱是一种超越父母本性的爱，既是本能的，又是理性的。是天然的爱与现代爱的结合。所以，教师的爱必须汇集全体学生。
　　陶老师，差学生怀念他，在他们最困难时拉他们一把，弱者本位思想。好学生也怀念学她，很正常，因为老师需要把自己的梦想延续下来。中等学生，对她的回忆常常是某一个瞬间。
　　教师的价值：给予爱的抚慰。
　　三、瞬间的震撼
　　带学生看星空。这其实就是中学教育的功能，即让学生产生一种对未知的向往。营造精神的星空。
　　因此，归纳一下，就是中小学老师的价值就是三个：给学生埋下了美的种子、给予爱的抚慰、营造精神的星空。
　　第三部分，中小学教师是什么？
　　所有老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努力做到这几点，一是思想者，二是可爱的人，三是杂家，四是语文学家。
　　一是思想者
　　应该经常问七个问题：
　　1、你对独立的世界有什么独立的见解吗？
　　2、你有信念，你自己的有信念？你能感受到自己信念背后的生命气息吧？
　　3、你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观吗？
　　4、你反思过自己的知识观吗？
　　5、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与演说姿态？
　　6、你思考过启蒙吗？
　　7、作为一个教师能够没有艺术判断力与审美力吗？
　　二、教师是可爱的人
　　这是对教师最高的评价。也是教师应该追求的。有几层意思
　　1、真诚，但有点傻
　　2、没有机心，
　　3、天真，但是老小孩，长不大
　　4、有赤子之心，
　　其实是可爱的人又是可笑的人。
　　一个教师的生命存在状态就决定了一个精神状态。
　　第三部分：我理解的教师工作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
　　最大的欢乐是与纯真的状态的孩子打交道，因此，教师要不断地进行知识要不断更新，生命的状态也要不断地更新。
　　欢乐很重要，如何对待承担，就可以看出能否有欢乐。
　　承担，有许多层面。
　　首先是自我承担，马克思讲过，你所从事的劳动是外在于你的还是内在于你的，是肯定你的还是否定你的，使你肉体与精神受到推残还是受到这两方面的愉悦？
　　教师的工作，也是这样，你能不能从中得到一种欢乐，自我承担，对得起自己，这其实是与你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状态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对你学科的承担，或对你教育工作的承担。我们不要把教育理想化，但必须把这神圣化。
　　第三个承担，是为人类，为社会，是为人类的健全做贡献的。
　　三个承担，这就是教师工作的欢乐
　　但另一方面有痛苦，有怕
　　一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成长中的生命，注定了教育是慢的艺术。中小学教师永远是一个播种者，是春天的播种者，而且不是收获者。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就是播下一个种子。只顾耕耘，不顾收获
　　二是因为孩子是不成熟，所以，会经常得到伤害。而且是很痛苦的。老师被学生伤害是老师的宿命。教师经常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时，经常是想想就哭，想想就笑。丰富地痛苦，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这样的丰富的痛苦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相关视频连接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与中小学教师(上)——13分钟之前都是主持人的开场白，48分钟之后谈中学阶段
http://www.56.com/u75/v_MjQ5MDY5Njg.html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与中小学教师(中)
http://www.56.com/u41/v_MjQ5MTA2MzA.html
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与中小学教师(下)——报告只有前面的20多分钟
http://www.56.com/u98/v_MjQ5MTMwNjM.html

geonet

孩子向我们发出的警示     2007-03-30 09:17:00, 钱理群,http://blog.cersp.com/index/1056994.jspx?articleId=929906
      
    这是《正在发育》一书的小作者的自我介绍：“我叫蒋方舟，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出生，天蝎座，……生活在中国大陆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里的一个普通的小学里，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但有时也做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事”：１１岁时出版了一本书，现在１２岁的她又向世人献出了这本《正在发育》。这大概是属于近年被炒得很厉害的所谓“天才儿童写作”吧。我对此并无兴趣，而且在我看来，“天才”之类的桂冠是有可能成为扼杀人才的一把屠刀的。我注意的是作者的如下辩白：“大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小孩的生活，把我们想象得太天真太简单啦。我们的生活，是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这些年我虽然在关注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但心里一直没有底，因为我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很少接触今天的孩子，当然更谈不上了解，那么，我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他们所需要的吗？对于我这样的既愿意为孩子做实事，又不了解他们的成年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我经常为此而感到忐忑不安。现在好了，孩子自己说话了，而且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不是大城市）的普通学校（不是所谓重点学校）的普通的孩子（不是天才），我正可以从中得到某些信息。——当然，我也明白，这信息是有限的：这孩子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要写“一本书”（这是孩子母亲对她的要求），而人在“写书”状态与日常写作还是有所区别的，总要有意无意的遮蔽什么、强调突出什么，这是每一个写书的人都有的经验，孩子想来也不会例外。但无论如何，这本由１２岁的孩子自己写的书，总能够向我们提供某些成年人“绝对想象不到”的、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的“小孩生活（心理，情感等等）”的部分真实情况。——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视野”去读这本书的。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本书所运用的词汇。就随便抄一些吧：“男女有别”，“封建观念”，“心有灵犀一点通”，“初恋情人”，“抛一个媚眼”（第一节）；“玩世不恭”，“大义凝然”
    （第二节）；“划时代”，“试验田”（第三节）；“重要机密”，“瞻仰”，“慧根”（第四节）；“积极分子”，“共产主义接班人”，“孺子不可教也”（第五节）；“另类”，“同性恋”，“小白脸”，“醉翁之意不在酒”，“生米煮成熟饭”（第六节）；“发育”，“乳房”，“不可思议”（第七节）；“悲壮”，“甜美“，“黑社会”，“解放”，“战友”（第八节）；“素质教育”，“承包”，“做爱”（第九节）；“孤男寡女”，“混混派掌门人”，“虎口余生”，“响应政策”（第十节）；“帝国主义”，“女特务”（第十一节）；“申请专利”，“圣地”，“蒙汗药”，“鬼鬼祟祟”（第十二节）；“军训”，“教官”，“帅”，“太监”，“御医”（第十三节）；“阅兵表演”，“旁观者”，“保守分子”（第十四节），“弱智”，“更年期”（第十五节）；“玉腿如林”，“弱不禁风”（第十六节）；“隐私”，“演员道德”，“含情脉脉”（第十七节）；“女权主义”，“纯洁的美”（第十八节）“三教九流”、“混蛋”、“混球”、“混搞”、“少儿不宜”（第十九节）；“天旋地转”，“乾坤倒转”，“风水轮流转”（第二十节）；“违法乱纪”，“开庭审理”，“实战练习”（第二十一节）；“模型”，“电脑组合”，“显示器”，“人体艺术”（第二十二节）；“问题人物”，“深沉酷男”，“哲学”，“抽象派”（第二十三节）；“泡妞秘岌”，“帅哥”，“鱼水缠绵”（第二十四节）；“婚外恋”，“鲜花插在牛粪上”，“要富贵如比哥（比尔．盖次），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第二十五节）；“谋杀案”，“东窗事发”，“狼烟四起”，“四面楚歌”（第二十六节）；“中国特色”，“思想者”，“化悲痛为力量，化干戈为玉帛”（第二十七节）；“洁身自好”，“英气逼人”（第二十八节），“诗性大发”，“过一把瘾”（第二十九节），“逃避”，“放弃”，“批判”，“阳光下的罪恶”，“罪恶上的阳光”，“审美观”，“莫名其妙”（第三十节）；“生理优势”，“语言气势”（第三十一节）；“寻找刺激”，“心有余悸”，“薄情寡意”（第三十二节）；“哪壶没开提哪壶”，“白眼”，“火眼金睛”，“一票否决”（第三十三节）；“赚钱”，“大款”，“青年企业家”，“商务通”，“水货市场”，“深藏不露”（第三十五节）；“革命”，“国家机构”，“爱国”，“条约”，“社会主义辉煌成就”，“胜利”，“领袖”，“满眼泪水，满腹气愤”，“满脸庄严”（第三十七节）；“有奖的思想品德”，“集体”，“小主人”，“不怕苦，不怕累”，“精神”，“竞争意识”，“吃软不吃硬”（第三十八节）；“颓废美”，“病病秧秧”，“改革开放”，“女流之辈”（第三十九节）；“神圣”，“庄严”，“空荡”，“雄辩”，“激烈”，“成熟”，“深如秋潭”（第四十节）……。
    之所以不顾行文的累赘抄了这么许多，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具有语言社会学的研究价值的，也是语文教师与关心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的成年人应该认真考察与研究的。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这里的词汇面相当的广，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伦理道德、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生理、心理……各个方面，一个１２岁的孩子掌握（知道，基本懂得其含义，并且能大体正确地运用）这么广泛的词语，这确实令人惊异：这显示了孩子学习与运用语言的巨大潜力，而我们过去是严重地低估了；而透过这些词语，我们更可以看到今天的孩子的“生活世界”并不像我们成年人想当然的那样狭窄与单纯，或者如作者所说，我们确实把孩子“想象得太天真太简单”了。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孩子拥有的这些词汇，有许多显然来自学校的教育，来自书本，但更多的恐怕是来自社会教育，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这些成年教育者所严重忽视的。这里，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世俗语言的大量进入孩子的生活世界与语言世界，从而提醒我们注意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流行文化对孩子的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过了学校教育的影响的，这与当下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弊端（下文将有详细分析）显然有关，而且学校教育通过社会流行文化的改造所发生的变形，也同样发人深思。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予以正视并作深入研究的。我在一次关于《正在发育》这本书的研讨会上，听到一些网络文化研究的专家，谈到“网络写作”的某些特点，例如，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智力的竞赛，要求敏感的快速反应；它的语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比较庞杂，而且多用调侃的语气等等；对照这本《正在发育》，我们是不难看到这种“网络写作”对当今青少年写作的影响的。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既惊异于其用词的广泛，更惊异于这位小作者在运用这些词语时，自觉不自觉地赋予的“反讽”的意味。这里不妨随手再举几个例子——
    “当我激动着心，颤抖着手，走进了会议室。啊，神圣，啊，庄严，啊，空荡，啊，干净。但是我这个离十八岁还有八年（似应为六年——引者注）的孩子，在这地方，竟有些不知所措，措手不及，手足无措了”。（第四十节）
    “到了期末，我们的思品竟然都上了９０分，我是１００分。
    因为那些思品题目都很简单，一目了然。……
    还有问答题：为什么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集体的小主人。都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中，我们都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积极动脑筋，想办法，为集体活动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这样，集体才能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且集体就像一辆自行车，少了一个零件就难以前进，所以我们更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再说，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就是热爱集体的表现”。（第三十八节）
    “我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怪胎，与所谓的俗人区别开来，我希望自己的审美观与凡人不同，就是把狗屎看成艺术品，把艺术品看成狗屎；大声赞扬阳光下的罪恶，批判罪恶上的阳光。
    “我盼着长大，长大就不用上学了，可以天天在家里当疯子。我要躲在角落里，像发怒的狮子，拼命地创作人们永远也读不懂，但我死后身价百倍的东西。我只吃美丽的树叶，吃百合花，吃天堂鸟，不吃人们丢弃的骨头。我死前不要割掉耳朵，我要在湖里飘啊飘啊，我是空心的魂魄。”（第三十节）
    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孩子们实际上是有两套写作的：一套是学校教育中课堂上的写作——我估计前引的思想品德课考试中的“问答题”的写作大体上是从考卷上抄下来的；
    其显著特征是说大话、套话，说成年人（老师，考官）要求他们说的话。顺便说一点：近来看学生的课堂与考试中的作文，又发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写作，我称之为“伪写作”，即假抒情，假天真，以至假叛逆：故意作翻案文章。这与前述大话、套话写作其实都是中国古老鬼魂的再现：前者即所谓“八股”，后者就是“策论”的变种，其表现形式不一，但对个性化的心灵自由表现的独立写作的压抑却是共同的，五四先驱者们为着人们的思想解放，曾对之作过尖锐的批判，但早就被遗忘，又作为“必须遵循的写作模式”向我们的孩子推销与强迫灌输了。但孩子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当他们有可能作课外的“另一种写作”时，如像本书的小作者那样，就往往用一套调侃的笔墨，将学校写作的模式全给消解了。这大概也是一种反叛，或者叫“报应”吧。但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调侃笔墨也是自有资源的，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流行文化与流行写作的影响。这里也同样存在着一个陷阱：如果陷入盲目模仿，也会成为流行文化的俘虏，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惯常的，共用的，流行的写作模式与标准来进行表达，结果同样会失去自我和写作的相对自由与独立（绝对的独立与自由写作是不存在的，这涉及另一个重大问题，需要以后作专文讨论）。至于本书的作者，应该说她的写作基本上还是一种没有多少拘束与顾忌的真实而真诚的表达；但流行文化的影响也依然给她带来了一些限制。比如我在读这本书时，在最初的惊异过去以后，冷静下来想想，在她用词的广泛——这自然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丰富”——的背后，又发现了某种词语的“单调”与“贫乏”：这倒不完全是年龄的局限，恐怕更重要的是折射了流行文化的局限：它是一种民族与人类文化的“平均数”的表现。我这里并无意根本否认流行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如前文所分析，社会流行文化对开拓孩子的视野，扩大学生的语言资源，开发他们的写作潜力，自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我甚至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恐怕是不可能出现像本书小作者这样的“超前写作”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孩子的精神营养只限于或过分依赖于社会文化的平均水平，那他的精神发展是有可能趋向于平庸化的。正是在这里显示了学校教育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按照我的理解，学校教育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人类与民族精神文明的精华正凝聚于其中，阅读经典可以使学生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精神的制高点，这对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发展的意义绝不可低估，而且可以与流行的“快餐读物”的阅读形成一种张力，这对学生的健全发展也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对于已经习惯于快餐阅读的孩子，阅读经典是有一定的障碍与困难的，这就需要教师的引导：这本是学校教育的任务。
    如果把讨论再深入一步，就会注意到，像《正在发育》这样的“调侃式的写作”并不是个别的。近年出现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有才气的中小学生写的作品，大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调侃味，除了前述流行文化的影响，恐怕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这正是我所要探求的。于是，我注意到本书小作者对她所生活的周围世界的观察与描写。书中有一节是写自己“演节目”和看老师们“演节目”的，而且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题目：《跪着演节目》——这既是写实，恐怕也是孩子在看节目时的感觉。而在我看来，这一节描写是具有某种概括性的：整本书写的就是孩子们如何看大人们“演节目”。——尽管小作者写作时未必有这样的自觉。这里不妨也举几个例子。这是孩子眼里的“上课”——
    “我们的社会书分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近代的中国’，简称为‘条约’；第二个单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近代革命’，简称为‘胜利’；第三个单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简称为‘机构’；第四单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简称‘成就’。
    我们班同学不可否认地都爱国，因为我们都很怕上‘条约’。
    又该上条约了。老师身穿黑色旗袍。自然满眼泪水，满腹气愤地走进教室。
    一声‘上课！’俺们立刻闻声变色，从十分高兴，变为无比激动无比愤怒。……
    我们班同学还是不可否认地爱国。所以我们喜欢上‘胜利’。
    老师身穿大红旗袍，自然满脸庄严。
    ……
    上‘机构’时，老师身穿铁路制服。‘机构’课比较枯燥，就不说了。
    我们最喜欢上的是‘成就’。
    老师改革开放，身穿一个又大又叉的旗袍，胸前还开了一个水珠形的漏洞。
    这一单元的特点是：讲得俺们都不懂。”（第三十七节）
    孩子眼里的“军训”是这样的——
    “我们很激动，因为事先听到一些关于教官的小道消息：最凶的教官，个子最高，最帅；最温柔的教官，个子最矮，最逊。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开训了！’我们一股脑儿跑了出去看教官。
    遗憾的是，教官躲在教导处不出来，害羞。
    我们站好队后，教官出来了，我找到了那个头最高的，看上去果然凶，年轻，挺帅，黑脸。我们又找了一个个子最矮的。哇塞！是个大红脸，脸还特别大。
    总教官长得蛮好看的，五官端正。戴的帽子也比别人好看，是歪歪的，软软的，特别像空姐。”（第十三节）
    就连爷爷的“葬礼”，孩子最“感兴趣的”，也是请来了四个乐队：”第一个只会奏哀乐，第二个是流行乐队兼点歌台，第三个是戏班子，不过不化妆。第四个是锣鼓班子，全是由残疾老头组成的”。于是，孩子就看起表演来：“最敬业的就是残疾老头乐队”，“他们对外界不闻不问，不听不看，不恚不怒，不走不蹦，化悲痛为力量，化干戈为玉帛。令人赞叹的是，他们敲的全是一个节奏。更令人赞叹的是，一喊‘开饭了！’，他们聋的也不聋了，瘸的也不瘸了，瞎的也不瞎了，互相搀扶着，团结一致，奔向饭桌”。（第二十七节）
    本书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旁观者”这个词（十四节），还有这样的描写：“教室里……高朋满座，人声鼎沸”，全班人“早已拭目以待，等着看一场好戏”（第二节）：孩子们正是这样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我们成年人“表演”。而且看着看着他们自己也表演起来了。比如他们“学雷锋，做好事”：“见到窗子就擦，见到垃圾就扫，见到老人就扶，见到小孩就抱，见到女人就……带路！”，就是将“学……做……”与游戏、表演结合为一体的，因此，最后总结的经验是：“学雷锋一定要在公开场合，不要躲在犄角旮旯里学”（第三十一节）。还有“表演”天真与激情：在学校组织的春游里，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见到一朵花，就围着它赞美：‘哇！美丽的花儿呀！给它取什么名字呀！’
    见到一棵树就背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也不管它是不是柳树；见到一棵草就惊呼：‘哇！这么大的草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哩！’”（第二十九节）。
    而且孩子也有了“被看”的感觉：书中有一节写到加入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从台下看，我们庄重严肃，偶而的骚动，反而成了活泼。而且从台下看，我们是一群有慧根的小娃子，无师自通，自学成材”。而孩子自己的感受却是：“天知道，天知道……”，“（我们）好傻呀”（第四节）。
    应该说，１２岁的小方舟写着这一切的时候，并不含有自觉的批判意识——这是她与成年人的，以及某些高年级的学生的反讽写作不同的地方：她只是以一种近乎游戏的心态写下了她和她的小伙伴的真实的观察与感受，或者如座谈会上的一位朋友所说：她向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做了一个“鬼脸”。但或许正是这样的“无意识性”反而达到了一种真实的揭示：我们成年人，我们的教育（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在“演戏”，而且在我们的影响、引导下，孩子们从小也学会了一边“看戏”，一边“演戏”。这是真正触目惊心的。而正是这样的“边看边演”，严重地伤害、扭曲了我们的孩子的心灵，特别是那些敏感的、聪慧的孩子，更是以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多少有些“看透”的眼光来看世界，调侃着成年人，也调侃他们自己。——或许正是我们这个全国上下都在“演戏”的国度，培育出了这样的“调侃的一代”？猛然间意识到这点，我为之一震，心里沉沉甸甸的，好几天都在想着，以至于感到不安，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也很想问问所有的中国的成年人：当我，你，他，我们所有的人自觉地，不自觉地，自主地，不自主地陷入了全民的演戏（还有全民的腐败）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在我们的敏感的，也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的心灵上，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成年人犯混、犯罪，在孩子身上得到惩罚”这样的“报应”吗？我们已经没有了“爱”，如果连“怕”也丧失了，那我们真要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首先要救的，还有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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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发布时间:2012-09-18 16:06 作者:钱理群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91867945.html
　　——马小平编著《人文素养读本》序

　　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近十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范围结交了一批出色的中小学教师，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因此，2004年，当我得知马老师身患癌症时，是极为震惊的。后来听说他在住院期间，编了一本中学生《人文素养读本》，出院后就在深圳中学开设专题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件事不仅让我大为感动，而且引发了我的思考：马老师为什么要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投身于人文素养教育？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理想、理念和忧患？为此，我专门写了《一项“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的文章，作为《人文素养读本》的序言。此文传给了病危的马老师，他的夫人告诉我：他已经无力说话，但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当时希望马老师能亲眼看到此书的出版，但是，没有想到，马老师还是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深为没有及时实现马老师最后一个心愿而悔恨不已。现在，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这本凝聚着马老师全部生命力量的编著终于出版，我们也可以以此告慰马老师在天之灵了。为提高书的影响力，出版社决定将读者范围由中学生扩大到广大青年；对此，我是理解与赞同的，并且认为也是符合马老师的心愿的：他对中学生教育的关注，归根结底正是要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因此，在改写序言时，我还是保留了原序的基本内容，只是针对新的读者作了一些补充。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针对每一个国人的：我们生活中所欠缺的，究竟是什么？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与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的，岂止是中学生？我曾经多次说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的高扬，却陷入了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泥坑，造成了精神的危机。而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马老师这里所说的三大缺乏症。

　　需要提醒注意的，今天中国并不缺乏关于人类文明、人文素养、公民素养的宣传、鼓噪，甚至可以说，高谈人文素养、公民素养，也成为一种时髦。正是鲁迅说的，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有的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多次谈到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如此。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正是这样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讲起“人文精神”却是头头是道，比谁都漂亮。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问题的症结，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更是社会教育。马老师在本书里，特地编选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这位世界科学大师尖锐地提出了教育是要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时时面临的选择：是要做和谐发展的“人”，还是训练有素的“狗”？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使“人”变成了“狗”？爱因斯坦指出了三点：一是“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业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些精神”；二是“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三是诱惑人们“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同时灌输一个观念：“成功”的标准就是成为“人上人”，要“成功”就必须不择手段。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和体制下，成功者就成了前面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失败者就失去了生活目标，落入了颓废、虚无，混世。这看似极端的两个方面，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人文素养和公民素养的真正缺失。

　　应该看到，这样的教育和人生目标的失误，意义的丧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病的恶果。马老师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以及我们讨论的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

　　正是看到这一点，马老师感到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他为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人文素养教育？或者说，我们如果想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公民素养，该从哪里入手？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从阅读开始：这是马老师的回答。

　　马老师在书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作者秦光涛），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之为人，或者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精神的追求，而精神的追求，说到底，就是对生命、人生“意义”的寻求。而这样的意义寻求，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必须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教育，进行意义的引导，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

　　那么，怎样实现这样的文化传承呢？“阅读”是一个关键环节。正是阅读，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我们和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相连接的重要渠道。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我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我们和无缘谋面的历史巨人或不相识的朋友进行精神的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交流与传承。我们每个人，在营造自己的物质世界的同时，还应该营造一个书籍的世界，沉湎于其间，进行精神的修养，享受人的生命的快乐。阅读应该成为我们的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我们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我们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完全可以想象，我们每个人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又想起了马老师的学生黄素珍写给他的信：“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叩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让我们也打开马老师为我们指出的这一道道门。在那里，再和马老师相遇。

　　2011年7月28日初稿，2012年8月9日删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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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2-11-17/941891.aspx
第一、超教育而言教育。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

　　去年我和北大的志愿者一起作了一件事：为教育界前辈高仁山先生出文集，建墓立碑。高仁山先生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也是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左派，参与革命活动，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被张作霖杀害的先烈，而且他是被押送到菜市口公开问斩的，是北大唯一的一个如此惨烈牺牲的教授。但人们却把他遗忘，几十年无人问津。我们这些北大的教师、学生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了解到高仁山先生的事迹，深感有愧先烈，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在香山植物园将他迁坟安葬，也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他的教育遗产。我因此写有一篇《高仁山先生文集》序言（文章收在今天将要送给诸位的《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书里），提到他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弃教从政，积极参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他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与选择，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至变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没有希望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前一次讲话里，我谈到自己大概是从1998年左右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思想者"的身份与姿态参与，主要是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依据教育理想对现行教育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判，其主要成果收在《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中，这样的坚持理想的批判立场，遭来了"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的社会反响。也有教师和朋友善意提醒我，应该更多地结合教学实际，更多地做实事。于是，我对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调整，努力追求"思想者与实践者相结合"。于是，我作了两件事，一是把目光转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为他们服务：编选课外读物，作文本解读；同时，又努力发现"真正的教师"，向他们学习，又总结他们的经验，企图从中形成中国自己的中小学教育学（包括语文教育学）。其次，在退休以后的2004年、2005年我又亲自到中学去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直接参与中学教育实践。这样的努力的成果，主要收在我的六本书里，即《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编》、《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但正是在和第一线教师的接触和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中国中学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之外的任何教育都很难进入校园。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我前面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经济改革的变形。我突然发现，我在中国现行的也已经变了质的教育改革中，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必须有新的选择，即"超教育而言教育"。熟悉我的朋友早就注意到，这些年我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的研究。这样的重心转移，固然主要是出于我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兴趣，但也是为了要从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这方面的成果已经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知我者为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书。

　　这里要和诸位交谈的，是我的一个研究心得。在讨论教育和其他中国问题时，人们通常说这是体制问题。现在正应该追问：这是什么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弄清楚了，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五七体制"，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的"大权独揽"，统管一切的体制，这个体制之前就有，但是1957年以后，把它完整化、体系化了。其具体内涵有五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不分，党即国家。比如党的各级政法委就是凌驾于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法院和公安部门之上。二是军队只属于党，是所谓"党军"。三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党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没有独立工会，农会，教师没有独立教师工会，党是唯一者。四，党要管思想、管脑袋。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要让党的思想"进入学校，课堂，进入学生的脑袋"。这其实是说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本质的，就是要为党统一全国老百姓和下一代的思想服务。不仅统一思想，还要统一言说方式，以及言说背后的思维方式。多年来高考指挥棒造成的"说大话，假话，空话，华丽、花哨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要求的。其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党的绝对领导要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上，叫做第一把手专政。昨天马老师发言里那么痛苦的谈到，在他所在的底层学校，一个校长、支部书记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管你，就因为他拥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你反他就是反党，你对提意见他就可以宣布你是"反革命暴乱集团"。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也很能说明问题，马老师觉得不可理解，其实这样的绝对权力的统管一切，是普遍的，只是马老师所在的底层学校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这样一种党绝对控制下的、为党管思想服务的教育，就会出现老师们所说的"权力至上"的教育逻辑，大家都要争权力，连普通的老师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权力对学生进行暴力统治，许老师讲得非常深刻，专制成为日常教学生活逻辑了，可以不假思考的这样做，成了习惯。你要违背这个逻辑，你就是异端，他就要把你搞掉。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个是八九风波以后形成的体制。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就造成了真正的两极分化。首先是形成了权贵资本阶级。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新的阶级，用社会学的概念，可以叫做新的阶层。当代中国有这样几大阶层：权贵资本阶层，知识精英阶层，私营资本阶层，属于上层社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这是社会的底层。而且每一个阶级（阶层）都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问题是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掌权者却可以利用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支配人们行动的，已经不是什么观念，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我同意梁卫星老师的观点，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什么教育观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语文教育界有人文论、工具论之争，很多人把我看作人文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始我也很热心于这样的争论，后来我就慢慢发现，现在很多人讲人文比我还彻底，但是他做的时候却按照他的利益去做。现在支配中国教育行为的，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理想，方法，而是利益；尽管人们依然在口头上大谈各种教育理念的高调。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及的利益链条，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掌握份额不等的权力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不同程度跟着他们以求分得一杯羹的教师，职员，以及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辅助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补习学校----等等花样百出的利益群体，还有期待通过应试教育达到让孩子往上爬的利益要求的相当部分的家长，以至学生自己。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真的要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多少人饭碗就没有了，那是要跟你拼命的。当年我介入中小学教育，为什么有些人死命要把我赶走，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触犯了他的利益，并不在教育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我就注意到，当年我的一些批判者早已把我的教育观念拿过去了，比我还彻底；但他仍然不容你，因为你妨碍了他的利益。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的改革，就要追问：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它的利益需求是什么？谁来主导改革？改革的结果对谁有利？我想到鲁迅的三句话，非常的深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以此观察当下中国的改革，就有三种：一是曾经的权势者要求于推动的改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到过去，到毛泽东时代，在教育方面就是要恢复"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二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愿意改革，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因为大家都在要求改革，也就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以便通过他主导的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完全理解梁卫星老师为什么说，他一听到"教育改革"，就头皮发麻，因为今天正是教育领域里的既得利益者在操纵所谓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只能继续以新的名目来损害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我是1998年介入教育改革的，我发现2000年开始，中国教育实行产业化以后，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以后，就逐步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恰好也是最糟糕的几年，教育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说一句极端点的话：教育不改还多少能按常识运转，越改越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为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大体制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教育本身存在就存在着矛盾。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一个彼岸的理想，只能逐渐趋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教育的乌托邦理想，就像北斗星一样，照亮此岸教育的黑暗，成为批判现实的一种资源、力量，同时成为改革的动力，经过努力，可以不断趋近教育的理想状态，却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是永远不满意现状的，即使将来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也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于是又有新的不满，新的反抗。这样，一个真正坚守教育理想主义的教师，必然是边缘化的，孤独的。这个边缘化的位置和孤独的命运，是教育理想主义本身必然带来的。它既让你永远为理想而奋斗，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与快乐，但同时它必然给你带来永远的巨大的痛苦，快乐和痛苦是伴随的，我把它叫做"丰富的痛苦"，我痛苦、孤独，但从不感到空虚，我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对这一点，也要看透，如果你想做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准备好永远孤独、永远边缘化，同时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这样说，也许太悲观了。出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今天想和诸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在绝望中寻找出路，"联合起来，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们还要重新谈一谈马小平。昨天马小平的学生黄素珍在这里发言，她曾写了一篇文章阐释她老师的思想，提出了"意义的创造"的概念，强调必须"回归日常，回归于平凡的生活，回归日常的实践"。马小平在跟黄素珍的谈话里也说到"生活毕竟不是关在窗子里漫谈理想，生活是严峻的、严肃的，也是残酷的，我们不能绕过今天的教育现状，生活到明天去。我们必须从今天起步，一步一步地迈向未来"。他说："诗意化的生活的秘密不是别的，就是行动起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我们的生活，打量我们的工作，打量我们的人际关系。从现有生活资源中去吸取一种快乐和幸福。只要我们倾心去创作事物，去创造一堂课，去创造一次解决过程，去创造一次美好的生活经历，去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在创造世界了，就是在创造诗意了。所有的诗意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体验中和过程之中"。

　　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一位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也是我很熟悉的老朋友王栋生先生，他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发言，我念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曾寄希望于教育管理部门能够为未来做些实事，我曾寄希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也曾寄希望于社会的觉醒，但是，现今我更重视的，是个人的思考与实践。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个人才能思考'。同样，只有个人才能读书，也只有个人的实践才能获取有价值的经验。因此作为教育者的人文阅读就显得无比重要。全国一千多万教学工作者，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某种基本的人文品质，中国教育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他说应该从提高教师个人的人文素养开始，"一所学校能有几个思想上独来独往的教师，能有一群读书人，或许如暗夜中的几盏灯，能给'统一思想'下的学生一点精神的亮色"。

　　我由马小平老师和王栋生老师的话，联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也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着重介绍的，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小平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走近哈维尔的文章，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向我的学生介绍哈维尔这个人"。也就是说，马小平曾经想把哈维尔思想引进中国教育界；我今天就是要继续他的工作，建议老师们去读一读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收《哈维尔文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思想，叫做"存在革命"。"革命"这个词或许有些敏感，我们可以改变一个词，叫"教育存在的变革"。"存在革命（变革）"的思想，在我看来有四个要点，跟我们这次会议的讨论的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作一点理论的提升。其一、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要改变革教育状况，从自己的每一堂课开始，从每一次教育行为，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和一群朋友共同一起改变我们的教育存在。当整个社会靠谎言生存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群体部分地生活在真实中；当整个社会在追求享乐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群体，尝试过一种有社会承担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意义真空的教育大环境里面，我们尝试一种有意义的教育，进行有意义的教学实验。这就意味着，要"在现有框架之中加进一些异数"，不直接和现有框架、体制对抗，而在力所能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我们的教育工作，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文化"、"第二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自身有意义的存在。在我看来，很多老师的工作就是在建立第二教育。但无须张扬，也不摆出挑战姿态，只默默地做，持续地做，一点一滴地做：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它牢牢把握"当下"，不虚构美好的未来，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教育弊端的所谓"彻底、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就是为了美好的今天。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从当下做起，并在当下的教育实践里，获得意义，享受快乐，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渺茫的、幻想的。

　　第三、从下面开始，起点在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即我和你，我们之间。眼光向下，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和自己一样独立的人们。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一个一个具体的学生。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帮一个算一个"。这是一个草根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志愿者的运动，力量就在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一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教育的命运。

　　第四、更注重行动，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做一个普通人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刚才许丽芬说的，在荒诞教育环境下，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相信只要有一个人做，有一群人做，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它是有辐射效应的。我们要有自信：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教育本性的。因此只要做好了，有效果了，就有说服力，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孤单，也只是相对的。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认清了中国教育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前提下，我们又要"反抗绝望"，做有限的和可以做到的事情，提倡一种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我们身边做起的，来自于底层的教育存在的变革。既对教育现实保持清醒，又采取进取的态度，既悲观，又积极：这两个侧面是相反相成的。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在座的老师，还有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的老师，都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努力，变得更加自觉，并逐渐吸引更多的朋友参与其间。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做这些事情？

　　这也是对老师们的经验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韧性精神，二是教育智慧。

　　这里我稍微展开来讲一点鲁迅有关"韧性精神"的思想。他讲了一个故事：你要到山东去，带行李下火车的时候，就会碰到当地的青皮，他给你运货，说要两块钱。你说：路不远，他还是说要两块钱；你说：行李不重，他依然说要两块钱；最后你说：不要你送了，行不行？不行，还要两块钱。认准一个目标，要两块钱，就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鲁迅说，这样的流氓习气固不足取，但其韧性精神却值得学习。

　　我理解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具体来说有三个要点。首先是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鲁迅说：一代不行，就两代、三代-----地坚持下去。从个体生命来说，一代、两代、三代的时间确实太长了，有点可怕；但是从民族的发展来看，两代、三代就不算什么。我是看明白、也想明白了，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到中国教育会有多少长进；而且在我看来，在座所有老师，大概都看不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教育改革）的空前复杂与艰巨，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的努力，只能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第二、要慢而不息。这个"慢"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中国做事情太困难了，鲁迅说连搬一个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只能慢，必须慢。另一面，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急不得，也无法立竿见影的。但是不能因为慢，就停息不前。要慢而不息，认定要做一件事，就做到底，绝不停止，绝不放弃。即使落后，也要坚持做；不怕慢，只怕站着不干。

　　最后，鲁迅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认准一个目标，有几种做法，一个是不吃、不喝、不睡去干，精神可嘉，持续不了，顶多一个月。但是一边做，一边该谈恋爱，该读书就读书，该玩就玩，这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说，要把你的奋斗变成日常生活实践，不是在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去做事情，那只能坚持很短一段，无法持久。如果变成日常生活化的努力，就可以长期做下去。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鲁迅的这一思想。我说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却难以坚持；一种是"只玩不打"。其实，这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要尊重这种选择，只要他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支持自己的"玩"，是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但是我们这些人，总想做一点利己利人的事，就不能只玩不打了。那么，就只能"边玩边打"，一边为自己的某个长远的或短期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同时该玩就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坦白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每年都看准时机写一两篇很"狠"的文章，有人欢喜，有人骂，还有人怕。我也不管，从来不看别人的反应，骂我也听不见。我就去玩了：该旅游就旅游，该看戏就看戏。等到休息好了，再找个机会，写篇文章"打"一下：这样的日子，多痛快！

　　我最喜欢鲁迅说的两个字："纠缠"，像毒蛇一样地纠缠。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介入就是毒蛇般的纠缠。一些教育界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不喜欢我，要赶我吗，我偏不走。这个世界绝不能让既得利益者那么顺利地独占一切，总要有人反对。我的存在就是让你不舒服，明知道打不过你，也要纠缠不止，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很多青年让我题词，我就是写这八个字："边打边玩，纠缠不止"。

　　但纠缠也要有方法，这就是"智慧"。这就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经常说，思想者和实践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思想者讲彻底，超前，实践者要讲现实条件，讲妥协。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里，完全不妥协是不行的，但妥协又要有一个度，过了度，就会失去自己。如何掌握好"度"，既能通过一定的妥协，把事情办成，又不失度，不丧失自己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智慧。这里还涉及对现代体制的分析。刚才已经谈到体制的根本问题，这是就其整体而言，具体的实际情况就比概括的分析复杂得多。统治尽管严密，却并非毫无空隙。我在第一天讲话里，提到在座的老师遇到的五大问题，其实也还有另一方面。

　　第一、行政部门的压制固然存在，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时紧时松，这就有鲁迅说的"钻法网"的可能：当它松的时候，你就拼命挤进去，把它扩大；等它紧的时候，你就沉下来做准备；再松了就再作发挥，而且发挥得更为充分。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而且缝隙会越来越大，路越走越宽，反正我们并不谋求私利，就是想按我们的信念，做一点有利于学生健全发展的事情，这是关不了，档不住的。

　　第二、现在家长的情况总体来说，问题很多，常常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但据我的观察，家长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家长本身就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他对现行的应试教育是有看法的，这就有了和我们沟通的可能。如果我们做好工作，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会由阻力变为支持我们的存在变革的动力的。

　　还有学生。学生的不理解，以至反对，这确实是我们最感痛苦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学生的可塑性，关键还是看我们的引导。我一直认为我们严重了低估了中学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要引导得当，孩子是能够成为改变教育存在的主要的推动力。刚才夏昆老师发言里谈到了学生对他的试验的支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验。

　　第四，同行的不理解与掣肘，确实让人沮丧；但也要看到，同行也是复杂，可能变的。今天夏昆老师没来得及讲，但他昨天告诉我，他所做的艺术教学，最初被看作是异端，但最近变了，有的老师主动要求他提供电影教育方面的资料。你做得好，学生接受了，就有可能被一部分同行接受，不管他动机如何，这总是好事。反对你的同行，也有变的可能，我们的教育试验，在学校里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

　　最后，社会环境也会发生变化。这次企业家的介入，本身就说明了外在的环境正在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理解与支持我们。而且我认为经过努力，宽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是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实现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总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利用机会，关键在你有没有足够的教育智慧在现行体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

　　我想总结几句话，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教育的艰难时刻，这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这是我们分析的前提。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作为，也还可以有作为，不能大有作为，但是小有作为、中有作为是可能的，而且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努力的，这里就有一点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其实也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同时，我们要自救、互助，就是我在前一次讲话里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最喜欢用的词就是"相濡以沫"，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相濡以沫。我相信历史的合力的作用，大家不要只看着自己，或者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全中国很多人都在努力，只不过彼此不知道罢了。我们无须串联，默默地做就行。但是要相信，和你一样默默做事的有很多人，而且各人用适合于自己的不同的方式去做。最后就会形成历史合力，会发挥你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悲观中的乐观：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普通教师，大家都在思考，在聚集，在行动，这就是希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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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最平等 2014年04月10日 09:12　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www.chinavalue.net/215410/Home.aspx　时间：4月2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　　演讲人：钱理群
　　主持人语：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文学·青年”文学节于4月2日开幕，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作为开幕式的嘉宾，在开篇演讲中充分阐释了读书对于人生以及世界观建立的重要意义。
　　鲁迅指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我今天的题目是“读书，为了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我要讲的，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一些建议。
　　什么叫合理地做人？什么叫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这背后其实关乎如何处理人和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鲁迅对这个问题有两句话，第一句是“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就是说当每个人都感知到个体，人群就近乎于彻底觉悟了。此句强调个体的自由觉醒是社会觉醒的前提；另一半是：“人各有己，而中国也就立起来了。”每个人都把握了自己，都具有独立的意志，那么中国也就真正站起来了。
　　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鲁迅先生认为，人的本性，首先表现为他的个人性。因为人是有个体性的，个体的独立自由权利是国家独立自由权利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鲁迅的第二句话是：“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就是说，我不是孤立地存在，我是作为群体的存在。因此他提出，一个真正博大的人，是能够体会到全人世间的快乐和痛苦的。别人的幸福是他的幸福，别人的痛苦也是他的痛苦。他感觉到自己和他人和社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他说人不能够只是咀嚼自己小小的悲欢。这是鲁迅对当时年轻人最严峻的批评，把个人的悲欢看做是整个世界，脑子里面只有自己，把个人的悲欢作为全部的目的，这就违背了人的社会性。
　　这都涉及人际关系的问题。只有在群体的发展中，才会有真正个体的发展，因此鲁迅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叫做“自他两利”。追求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是完全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在为己和为他间取得平衡。所以我常跟志愿者说，志愿者虽然是为他，但首先是为己，因为在利他过程中，你的生命得到价值，把利他和利己统一了起来。
　　因此我要提一句话，当你强调“我们”的时候别忘了“我”，“我们”的发展是以“我”的发展为基础；当你强调“我”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我”的发展必须在“我们”的共同发展中取得发展，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我一直强调平衡的概念，在物质与精神中、个人与社会中取得平衡，不要绝对偏向其中一方。我们中国最大的毛病就是“钟摆现象”，老是偏向一方，一强调物质就没有精神啦，一强调他人就没有自己啦。其实，我们要回到“中道”来，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上来。当然，我们讲的是动态平衡，完全平衡是没有的，它是在不断矛盾、不断平衡、不断偏置的过程中来到达某种平衡。在具体的操作中可以偏向一方，是个矛盾斗争的过程。
　　从刚才的讨论可以看出，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讲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内涵很丰富，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琢磨，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去实践。
　　对根本的人性，要充满信任和自信
　　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实践？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题目，叫做“静悄悄地变革，从读书开始”。
　　“静悄悄”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要真正使得每个中国公民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实际上要有制度保证，这就是我们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原因。但我们普通人怎么参加改革？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不满、感到累、感到没意思的时候，却无力改变，于是就产生了焦躁、发牢骚、怨愤的现象，成了愤青，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困境。我们既对生存状态不满，有要求、渴望，但是又做不到，而且没力量去改变这一切。
　　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我的建议是，第一不要发牢骚，第二不要等待，要行动起来，从改变自己和改变周围的人的存在开始。这里要引用鲁迅的话：“青年何须寻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因为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号召青年人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呢？我建议，联合起来快乐地、健康地、有意义地活着。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想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来创造一种新生活。
　　比如说，在这个物质享乐消费的社会里边，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着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当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着利己利他；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坚持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不把别人当敌人，而当成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合作；当这个社会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实里……别人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管自己，或者我们这一群朋友可以互相理解。我们采取一种“我不跟你玩儿，我自己玩儿行不行”的方式，所以我就提倡“自己玩儿，按自己的方式去玩儿，我们联合起来，自己玩儿”。自己去过一种快乐、健康、有意义的生活。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就存在变革，从改变自己和周围人的存在开始。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只要你愿意。但我强调静悄悄，别对抗，不张扬，低调说话，别大声嚷嚷“哎呀你们不合理呀”，不要让别人注意你，你就静悄悄地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你的阻力，而且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大声张扬的地方，你不要摆出一副愤青的姿态。而且我们要相信一点，我们的追求，刚开始很孤独，但我们追求的“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是最符合人性的，而人性给予我们一种力量，我们对人性要充满信心。我们可以对社会失望，但对于根本的人性，要充满信任和自信，你要相信，符合人性的事情总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只要你成功了，别的人就跟着你一起做了。这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我们做得好，就会对周围产生影响，像滚雪球一样逐渐扩大。
　　我记得我参加过北京最早的志愿者组织，当时没几个人参加，但现在发展得相当可观，几十万人了。
　　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最平等
　　再问一个问题，这样的存在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里开始？从读书开始。我郑重地介绍，希望诸位能够支持读书会，从读书会开始，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倡和接触的。
　　最早是福建的一群老师，在网上建立1+1读书俱乐部，一群老师每个月读一本书，在网上展开讨论，在一个城市里聚会讨论这本书。泛泛提倡读书是不行的，那没办法交流，大家共同读一本书，然后来思想见面，很容易操作。
　　那天我到福建去了，他们就在网上发布消息说钱理群教授来了，马上就有各地的人聚集到福州来听我讲，听完他们就走了，这样一个读书会的形式把人都聚集起来了。在读书过程中形成一个共同理念，然后再考虑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现在读书会在全国有相当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里又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从读书开始？读书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我想我有两个理由：第一，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关乎幸福观、价值观、人生观，关乎我们的信仰问题。这问题的解决不能凭空想，需要知识和历史资源作为背景，世界观的解决和寻找，前提是在历史上寻找精神资源，这就需要读书。
　　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全世界的文明历史就是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人在不断寻找合理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过程。寻找过程中中国积累的经验全部集中在书本里，特别是经典著作里。所以首先读经典，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作为解决价值观、幸福观、人生观的基础。第二，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最理想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非常快乐，读书极其快乐，也寻找意义。中国古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可能有假，但是书中自有意义在这句话无假，且是人类文明积淀的那种意义，所以读书可以延伸我们的精神空间、生命空间。
　　我常说，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最平等。每个人都可以读书，读书的时候才是独立自主的。任何人，从孔夫子到普希金，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想见孔子，打开《论语》就可见了，不想见，合上就走了，这多自由啊，以你为主，而且完全超越时空的界限，这何等快乐！何等幸福！此时不读，更待何时！这是我们普遍意义上说读书的意义。
　　从在座的角度说，大学是人生中最好的读书的时光。我经常和大学生讨论一个问题，你们自命为大学生，但是，你们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吗？你想过大学在你人生阶段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吗？我看很多人没想过，糊糊涂涂当大学生，还自以为傲。我有两句话，第一，大学不同于中学，它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中学你不独立，听家长、老师支配。第二，大学不同于工作以后，因为你们的任务是准备为社会服务，不要求你直接为社会服务。你享有公民权，但不尽公民义务。人生就这一段，四年，不够再读研究生。
　　在这样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应该读书！
　　读书是通向文明的最好途径，大学就要独立自主、集中精力地读书，还要自由，一生中只有这四年或八年。
　　可是有些大学生一上大学就忙着去公关，这不好，钱以后能赚，书以后不一定会读。现在是一个常识，大学就是来读书的，不是来搞关系赚钱的。大学里要充实自己，为未来和社会服务。
　　“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
　　怎么读书，鲁迅的建议非常重要。
　　第一，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及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可看看文科的书；学文科的可看看科技的书。这样对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但中国人普遍有个毛病，那就是认为自己学的是最好的。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大家要看清楚，我们学术发展的前景是什么？未来的学术发展是要走向综合的，这是理工文的通，还有文史哲的通，所以事业不能过分狭窄。还有，我们现在是知识社会，人的职业也会不断变换，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职业容易变换，安全稳定会很难，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学习能力。真正学到的东西是靠自学得来的，你的知识结构越合理，你就越能适应职业、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这就是鲁迅的话的深层含义。
　　第二，要为趣味而读书。读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兴趣的读书。你们至今的读书，基本是职业的读书，就业教育的读书也一样，它是片面的。鲁迅曾作一个比喻，读书就像打麻将一样，对于真正的赌徒，追求的不是赚钱，而是摸牌摸出的无限趣味。所以读书也应该是非功利的、快乐的、为乐趣的。应试教育的最大罪恶就是把快乐读书变成功利的读书。实际上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第三，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的读书方式。读书方式可分为“正襟危坐”的读书，还有随便翻翻的读书。随便翻翻也是一种比较，防止上当，比如不要只读正史，还要读野史，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原貌。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几本经典要细读，不求甚解。中国人学文学，要读《论语》、《孟子》、老庄的书，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还有唐诗，那是中国青春期时代的诗歌，还有《红楼梦》、鲁迅，还有《楚辞》、《史记》、苏东坡……这些都是基本的经典，对于这些要逐字逐句，其余的书泛泛而读，毕竟人的精力有限，要把精读和泛读结合起来。读多了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作家，你会非常喜欢，经过这样的筛选，你会找到你想读的最多的书。读书必须要读大家，这是你的依靠。我的学术研究功底就靠鲁迅和周作人。
　　最后鲁迅提议，倘若只看书，变成书橱，没有自己。要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读完书还要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这一本活书。我建议中学语文教师也应该做到“读书，思考，写作，实践”，这也是青年的成长道路。
　　所以建议青年学生们：第一步，联合起来，多举办读书会；第二，共同思考，达成共识，把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做一些改变自己和改变周围的好事。我有个口号叫“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因为这个世界，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
　　据我观察，读书之余做志愿者活动也是一件很好的事。现在的志愿者有一种新的倾向，就是去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回到农村一边读书，一边种地，一边做手工，过一种充实的自然的农耕生活。现在的电脑让我们的手越来越不会动了，但有些青年仍在努力着，比如城市的民间文化很有特色。广州的一些青年，去农村调查当地的方言，寻找城市文化的源头，这让我想起了五四时期的“新春”运动，追求一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追求城乡的结合，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演讲人小传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
　　现场互动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提到的志愿者，这些诸如种地、编织的活动在我们读书到写作的链条中究竟充当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这些方式是不是就是一个表现读书意义最好的方式？第二个，您说大学生活应该最大限度用来读书，但就现状来看，似乎那些功利化的大学生得到了诸如保研、工作上的更多优惠，而社会对那些认真读书的同学关注并不够，请问这样的读书是否还有意义？
　　答：我举的例子带有实验性质，你不可能完全实现你读书的信念和理想，但是你可以想见，像是耕地、编织这样的活动，对于当事人来说，必然是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只要你能达到这个目的，你知识的具体运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人忙于公关，他们得到了更多，但是从长远来看，将来的社会必然朝知识社会的方向发展，这不只是要求你的实践能力，更要求你的综合素质。这样的素质从哪里来？必然只能读书。
　　问：您觉得研究鲁迅的意义在何处。
　　答：鲁迅之所以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他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研究鲁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知识的角度切入，把鲁迅当成一个纯粹的研究对象；另一种是从生命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我属于后一种，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前一种的价值。我所以从生命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是因为他能进入我的生命。我在“文革”期间，遇到很多生命绝境和精神困惑的时候，鲁迅成为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鲁迅是一个精神资源，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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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马小平
钱理群 原创 | 2012-09-17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2-9-17/930592.aspx
　　我真的非常感谢王瑛女士和主办方给我一个机会，在座的很多人我们都是神交已久，或者文字之交已久，但是没有见过面，有这样的机会我真的非常的感谢。

　　这次会议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有三位老师没有来，一位是南师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和南师附中的王雷老师，因为我是南师附中的，他们都是我的学弟，他们此刻在南京也有活动所以就没有来。还有一位四川的李国宾老师，我和他相识很有意思，是他的学生找我说钱先生你一定要写一下李老师，你不写不行，我就想这个老师的学生怎么这么爱他，因此我就把他的书找来看，他已经得了癌症，在他动手术之前我赶着把文章写好，这次我一定要请他来，但现在他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来，因此我觉得非常遗憾，他是四川人，是一位农村的老师。

　　今天来这里，我想起，我大概是1998年开始介入中小学的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改革的，到现在10多年了，这一路风风雨雨地走来，经过很多的曲折，有的人总想把我赶出中小学教育界，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大学，但是我偏要留下来，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座的老师们对我的支持。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所以这次能见到大家我非常高兴，在这里我应该向这些年支持我，和我一起艰难前行的老师们表示谢意！

　　今天看到很多马小平的同事、学生、朋友、同学我也非常感动，我想起我对马小平老师的认识，我是通过他的学生王翔，后面又通过他的学生黄素珍认识马小平老师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个老师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紧紧交融在一起，我甚至感受到形成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今天来了这么多他的学生就证明了这点，我觉得一个老师能够和自己的学生成为生命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是马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马老师给我的第二印象，他是我所见到的中学老师中具有世界眼光、全球意识的一位老师，他对中国教育的关心不仅从中国现实出发，他更从世界的、人类文明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来看中国的教育，这几乎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学教师中绝无仅有的，眼光之高远让我非常折服。

　　第三个印象，他有一种精神的东西，他有很高的精神思想，所以一开始他就给自己提一个问题，“一个中学老师能够走得多远？”他和他的学生王翔有一个对话，让我非常震动的。王翔评论他的老师说，“老师，你是永远年轻的，你有一颗燃烧的心。”而马老师对他说，“你也有一颗燃烧的心，但我和你不一样，你自己燃烧，我燃烧自己我还要燃烧学生。”从他身上使我认识到一个中学老师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对中学老师以及对中学生的潜力远远的估计不足。我们教育的问题恰好在于，对于中学教师和中学生潜力的压抑，如果释放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对马老师的几个印象。

　　当然让我最感到震撼的就是曾鸣写的那个报道里的细节。“有一次马老师被许多的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按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学，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一点手足无措，最后泣不成声。”这个场面真正的让我震撼，并由此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师的命运，什么是真正的教师或者说合格的教师？我跟南师附中的王栋生老师有一个交流，我们共同认为，真正的教师、合格的教师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独立思考；第二喜欢读书；第三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让学生健全的成长，他的教学出发点和归结都是让学生健全地成长，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教师，但同时这其实是一个合格教师应该有的起码的标准，但是这样的真正教师，像马老师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他其实面对着五大困境。

　　第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的压力；

　　第二，受到家长的包围，因为我们现在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变了，变成雇主、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第三，反对自己的常常是自己的学生，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成为学生一种内在的要求；

　　第四，常常受到同行的另眼看待；

　　第五，受到社会舆论的不理解。

　　有这五个方面的压力，而这五个方面压力最后就归结于自己的压力，归结于自己的困境——我教书还有意义吗？我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想这些老师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想马小平老师的痛苦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真正教师、合格教师本来应该是我们教育改革的动力或者依靠对象，但恰好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依靠的是什么人呢？我也有一个概括，不合格的教师或者伪教师。什么是伪教师？当然这样说会得罪很多人。他不合格不是业务水平问题而是精神状态，他不是为了意义和学生成长而教学，他们或者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是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的教学水平可能并不低，因此很容易和真正的教师相混淆，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他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因此他们一切教育行为都是围绕权利转的，迎合领导也就会表演作秀。我在这里并不是对这些教育进行个人道德的谴责，这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他们是现行教育体系弊端的产物，同时也是现行教育体系得以维持、得以发展的支柱，他们常常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骨干和依靠对象。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的依靠对象，真正的动力受到排斥、受到打压，发不出他们的声音来，而另外一些低智商、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谋取利益，现在是利益把这些人捆绑在一起了，为了利益的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利益的改革是什么改革？我觉得当下中国的教育最基本的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两个。

　　一方面我称为互助，大家一起尽可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地营造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环境，我觉得今天到会的媒体朋友们，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刚才杨林科老师讲，当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华商报》支持他的，在《华商报》展开了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媒体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做的，营造一个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包括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我想王瑛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想在这方面一点工作，营造一个相对宽容的教育环境，这是互助。

　　另一方面就是自救，自救什么意思呢？这些老师们自己团结起来，自己组织起来，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我想今天的会议也是一种方式，大家交流、互相认识，以后还要保持关系。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会觉得非常孤独，包括我自己，我坐在书房里觉得非常孤独，但是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家，我觉得今天的会议一开始就非常温暖，和别的会议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还有很多人跟你的想法是接近的，这就是我说的相濡以沫，我们自己救自己，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王瑛组织这个活动大致就是这两个目的，一个是营造这样一个环境，帮助大家发出声音来，放大诸位的声音来，所以叫做“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第二就是大家联系起来，大家建立一个平台。在座的杨东平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到处讲，杨老师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好人联合起来，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好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好人为什么这么软弱？好人应该联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会议就是好人联合起来，讨论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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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
 ——对话钱理群

               转自《南方周末》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336381.html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南方周末：上次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你谈到要从中学教育退出。现在也有人在体制外做各种教育实验，有跟社会结合很紧密的职业教育，还有从国外引进的各种教育理念。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进入12年的基础教育体系，想让孩子接受另一种教育，这能走通吗？

钱理群：我提出退出中学教育，是因为认识到整个中国教育病症已不是观念、方法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巨大利益链。组织教育改革的人就是在应试教育中获利的人，这就是应试教育越反越红火的原因所在。现在中国的整个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教育改革尤其如此，不彻底斩断围绕应试教育建立起来的利益链条，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毫无希望。这不是单纯的教育内部改革所能解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在教育之外谈教育”的意思。你所说的在体制外的教育试验就是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在体制外做教育试验中，我注意到出现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教育。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能会打通另一条路。但可以到这类学校读书的人有限，绝大部分还得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在体制外开辟新的教育，不太可能形成主流。

问题是，体制内怎么办？这也是许多教师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本来就不在中小学教育界，而且已经退休，当然可以“退出”；但现在处于教育第一线的老师却是退不出的，他们还要吃教育这碗饭，又不甘心混饭吃，应该作如何选择？我和许多老师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具体到中小学教育领域，所谓“好人”，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自己爱读书，爱学习，有上进心；二是他们心存教育良知，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这样的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是不乏其人的，我的估计是比例小而绝对量不小，但能量、影响都很大。可能一所学校就这几个人，但非常优秀，有威望。问题是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不然就会被湮没了。我接触到许多年轻教师，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是有许多理想与抱负的；但在现实不断遭遇挫折，看不到希望，日子久了，就被磨平，随波逐流，甚至也成利益链条里的一个环节了，但他们中有些人又不甘心于此，心里是很苦的。要防止堕落，就需要联合起来，摆脱孤独，相濡以沫，形成力量。联合起来做什么“好事”？这就是我和一些老师提倡的，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具体地说，就是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教育存在开始，尽力按照（或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去进行教学，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做起。

南方周末：在课堂内发展区别于应试教育的第二教育？

钱理群：对。就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打进一个新的因素。尽管总体上仍然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框架，但却要努力在局部范围内超越应试教育。根据许多教师的经验，这不是不可以做到的，特别是联合起来，有了一个群体的力量。而且也是会得到体制内的有类似理想的领导的支持的。因此，我们要说两句话：一是不寄太大的希望，二是还有希望。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可能大有作为，但还是能够小有作为，甚至中有作为的。当然，你这么做，不会影响全班学生，甚至有些学生还会因此反对你。但一定会有学生受到影响，发生作用。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我还和老师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在每一个班级里，影响了三、五个学生，积累下来，就会影响上百个学生；还有许多老师和你一样做，就会影响上百万、上千万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重要的是，在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你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快乐。那么，你的一切付出，都不算什么了。

南方周末：你们倡导的这样的“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从哪里入手呢？

钱理群：要从教师的阅读入手。简单地说，就是喜欢读书的老师组织读书会，共同一本一本地读书。其实，所谓中小学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的老师引导学生读书。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大家都不读书，或者只读应试的书。要改变现状，就应该从老师读书开始。坐下来认真读书了，就会认真地思考，然后还要把读书、思考的心得写下来，我因此把教师的成长之路总结为八个字：“读书、思考、写作、实践”。这里讲“实践”，主要指教学实践：老师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就自然会形成某种共同、相似的教育理念，人生信念，然后就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样的理念、信念，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活动里，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这样的改革、实验，是以自己的理念、信念支撑的，是完全自觉的，是“我要做的”，而不是“领导要我做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存在变革就自然形成了。

南方周末：中小学老师读什么书？

钱理群：没有规定，首先是爱读书，读什么都可以。不仅根据教学的需要读，更要从自己的生命健全发展需要出发读。还可以利用网络，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网上读书俱乐部，一个月共同读一本书，就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在网上交流，同一地区的还可以定期聚会。参加的人不仅是老师，也包括校长、教研员，但他们是以普通教师身份参加。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许多有想法的校长，他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就可以发挥他掌握的教育资源，扩大影响。

南方周末：教师们通过读书，有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怎么跟原来的教材体系和教学大纲协调呢？

钱理群：教师当然可以选一些和自己理念比较接近的补充教材。但主要还是用指定的教材，但理念不同，教法就大不一样。现有教育体系里，包括教材，有很多可利用的东西，还是有发挥的余地的。比如立人教育就是体制允许的。

南方周末：比如公民课，本来可能是一些灌输，但教师可以把这个课程做实了？

钱理群：对。为什么有校长愿意参加？因为有合法性。你采取的行动不是对抗的，是建设性的。体制内是有空间的。如何利用体制内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这是需要“智慧”的。我曾经说过，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进行教学的老师，需要有几种品质，一是要有“坚守”，无论如何，也要守住一些自己理想、追求的东西，至少要守住一些绝对不可做的底线；还要学会“妥协”，但妥协也要有“度”，这就需要“智慧”。而且还要有“韧性”，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的教育，是急不得的，必须慢而不息，做长期的奋斗，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理想是要建一个全国教师读书网络？

钱理群：我说的是“静悄悄”的变革，就是不用搞大，不大作宣传，不要张扬。就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提倡坐下来静悄悄地读书，老老实实教书，不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把读书、思考、写作、实践变成日常生活，每天都这样，最后就成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

南方周末：这种体制内的慢慢变革，跟你理想中的立人教育差距有多大？

钱理群：基本是立人教育的一个落实。我最初提出“立人教育”是想根本改变整个教育体制。现在看来，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得多。现在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不是放弃这样的教育理想，而是考虑现实条件下，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课堂上。当然，这是有妥协，有局限的。

南方周末：就教育改革而言，要依靠谁？

钱理群：应该是我前面讲到的“真正的教师”，即有教育理想、良知，具有实验精神的老师。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受到重用的，常常是赶时髦，唱高调，实际是教育利益链条中的“伪教师”，“伪改革”者：“教育改革”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的一种新的手段。这就提醒体制内还想推动真正的教育改革的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区分真、伪教师，真、伪改革者；当然，这很难做到，因为伪教师是最能迎合上级领导的，而真教师有自己的想法，就不那么驯服，也就最容易被看作教育的“不稳定因素”。

南方周末：是不是还有一个高考模式的改革问题？

钱理群：首先要肯定：高考不能取消，这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一些的选拔制度，对穷苦而努力的学生有好处。高考是一条线，取消了不得了。

南方周末：但高考始终是指挥棒。在高考体制下，如何改出题、评卷和录取的方式？

钱理群：还是有一定的改革余地。但从大方面来说，现在千军万马考大学的局面不可长期维持下去，要逐步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家不用都去考大学。因此，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实现分流。

平民教育的现实性

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

南方周末：你宣布退出教育，并不是真的不再关心教育了。

钱理群：更准确地说，我宣布的，是退出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我是不可能不关心教育的。在2013年，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教育的领域。而且有两个方向，一是平民教育，一是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转移？

钱理群：这其实是出于我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判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进入各个利益群体全面博弈的时代。这样的博弈能否健全发展，取得良性结果，关键在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实际的权利与足够的能力，来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强势群体是掌握了权力，拥有充分的发言权的；而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这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土地流转是否合理与必要，我担心的是，处于不觉悟，无组织状态的农民，面对资本市场，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也许具有理论合理性的土地流转，就会形成对农民新的剥夺，最后农民一方面不能无障碍地进入城市，另一面又失去了土地，回不了农村，成了流民，那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工人、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觉醒与组织化，获得公平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我考虑得更为具体的是，自己作为关心底层人民利益与命运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关心，是出自我的理想与信念，因而这也是“我的问题”，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自己并不能自命为底层人民的“代表”，为他们“请命”——这也是违背我的信念的；我所能做的，是从我的专业出发，做我能够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2013年，更准确地说，在此之前，就转而关注平民教育的内在原因。

南方周末：从上一个世纪的二、三、四十年代，就不断有“平民教育”的提倡，今天重提这一命题，有什么现实性呢？

钱理群：首先是今天有了新的对象，就是被称为“新工人”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里有两个数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2012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市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20万人，占全市16—35岁青少年总数的23%；而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基本上是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在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保障外，他们特别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强烈的继续受教育的要求的。值得关注的，还有留守农村和这些年陆续回到农村的青年群体。这样的“新工人”和“新农民”就构成了今天“新平民教育”的新对象和重新兴起的社会基础。

南方周末：你们具体做了什么？

钱理群：2013年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副教授和她的在校和毕业研究生合作，编了一套《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分为“经典卷”与“当代卷”。

南方周末：能做一点具体介绍吗？

钱理群：由于时间关系，具体内容与编排这里就不作介绍了，目前这两卷书还在内部试用，以后会争取出版。这里只介绍我们的编辑指导思想和意图。在我写的总序里，讲了两点。一是“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的工人与农民，这是他们的权利。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高成果，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富，这是我们的理想与追求”；而“阅读经典的目的，又在于提高新工人、新农民的‘文化自觉’，这是他们寻求自我解放，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根本条件和前提”。

南方周末：“文化自觉”这确实是一个关键。

钱理群：还要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

南方周末：这不是说对传统的文化自信，是打工者对自己个体的自信，意识到自己是有文化优势的人？

钱理群：对，现在很多从农村到城里的人，都有自卑心理。我在专门为读本写的《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里，却对他们说：这恰恰是你们自己的优势：你们出身农村，现在还和农村保持联系，就自有农村文化的根底；现在，你们来到城市，又有了接触、了解城市文化，以致世界文明的机会。这比一辈子在农村或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同龄人，都有优势。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自卑，而要发挥优势，建立文化身份自信。如果你们既努力保留农村的“精神家乡”，又努力学习，广泛汲取城市文化和世界文化，这都是你们的权利，或许就能够在你们身上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你们就能够成为比较健全的现代中国人。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

南方周末：你这一说法很有启示性，也很能鼓励农村出身，来到城市谋发展的年轻人，不只是新农民工。

钱理群：可以说，我在做《平民教育人文读本》这样的“小事情”时，背后是有一个“大问题”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促进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自我觉醒，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自觉、自信。这也是为他们组织起来打造思想基础的。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倡导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志愿者文化”的意义

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

南方周末：关注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也是这样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钱理群：其实我对青年志愿者运动关注与参与已经有十多年了。2013年我做的具体的小事情，是编了一套《志愿者文化丛书》。这些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这就把队伍的思想建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有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的提出，而且有一个寻找思想资源的问题。现在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包括大学里的社会工作系的理论资源大都来自西方，在发展初期这是必要的，而且产生了很不错的影响。但显然不能局限于此，就需要寻找中国本土的资源，创建自己的志愿者文化。我过去在部分志愿者中介绍过鲁迅的思想，年轻人反应很强烈。这回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想把它系统化，编一个系列，先编现代部分，以后再编古代部分，从儒家到墨家。我用了很大精力，编了《晏阳初卷》、《陶行知卷》、《卢作孚卷》，正在编《梁漱溟卷》，每卷十万字左右，包括编选的语录和撰写的长篇导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南方周末：这背后的“大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有两个问题或目的。一是总结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经验，把它转化为今天的社会工作、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资源。比如，当年晏阳初就是从平民教育、农民教育入手，以后就发展为农村教育与生计、卫生、公民社会构建等全面改革，最后又发展为推动县政改革，这样的逐步深化的乡村改造与建设道路，在今天就有很大的启示性。我一直期待，我们的志愿者、乡村建设者、社会工作者不仅参与农村教育、农民工教育，还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促进中国弱势群体组织化上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我更看重的是，志愿者运动、社会运动对青年自身成长的意义。前面说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其实是更适用于青年志愿者运动的。鲁迅说过，青年有玩着的，睡着的，更有醒者的。我多次说过，“玩着”和“睡着”只要是青年的志愿选择，而且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玩和睡，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年轻人。当然，和我更接近的，也是我更看重的，是醒着的青年。最近几年，他们在继续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在寻找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例如，许多青年或实施“爱家乡计划”；或进行“简朴生活”实践，追求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或回到农村寻求发展；或在城市寻找城市地方、民间文化之根，寻找城市与乡村结合、互动的新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积极的变化。可惜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看不到，也不愿意去了解。我看到了，尽管已经老了，不能参与他们的活动，但我还是愿意为他们做一些精神服务的小事情，我费心费力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这样的服务工作。

我同时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首先我都是闭门造车，编的读本是否适合实际需要，就是问题；而且能够读这些书的人，就微乎其微；要对中国现实发生影响，更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这都是聊胜于无，对我自己的意义可能大于它的社会意义。和我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一样，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但它的总价值大概是正面的，而且如果大家都来从“大问题”出发，做“小事情”，也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还是我当年说的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geonet

向目前教育体制下 应试教育学校的中学教师们致敬！ 与尊敬的钱理群先生探讨并敬请指正
2014-10-31 02:55:46　来源: 东方今报(郑州)http://news.163.com/14/1031/02/A9RQUM7G00014Q4P.html
张清波

钱理群先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近年来一直致力中国教育改革以及素质教育在中学的推广工作，被称为最有良心的教育专家。

老师，前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现国内著名高考英语快速提分专家、高考应考策略专家，一直秉承“既然应试教育目前不可改变，那就把应试教育做到极致”的理念，改变了众多考生的命运。

中学教师们的应试教育：

屡受诟病，

但又迫不得已的最佳选择！

早在北京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日子里，我就听说过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也知道钱老在语文教学和人文领域是卓有建树的前辈。后来再次关注到钱老，是两年前在高铁上读了2012年9月13日《南方周末》关于钱老的一篇访谈“告别教育”。彼时，我已从北京大学辞职并在中学教育培训领域工作了8年。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读了那篇专访之后，觉得非常苦闷。首先，我由衷地敬佩钱老在中学素质教育推广过程中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精神；其次，我为那些在中学教育一线劳心劳力地奉献着，而在钱老的专访中又可能遭到误伤的中学教师苦闷。

坦白说，两年前看了关于钱老的专访后，我的瞬间感觉就是：关于教育改革（或称改良），钱老走错了方向，也打错了板子。当时就想与钱老探讨一下关于中学教育改革的想法，后因为种种原因放下了。

前天，又是在高铁上，我再次在《南方周末》上拜读了关于钱老的专访，知道钱老“在教育外关注教育”。非常敬佩钱老对中学素质教育锲而不舍的关注，但同时也突然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还是觉得钱老走错了方向，下面是本人结合20年来对大学录取制度、大学教育以及中学教育的观察和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观点，与钱老探讨并敬请指正。

目前体制不可改变的情况下

向应试教育学校的中学教师们致敬！

首先，我必须说：在目前高考体制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广大的中学教师是可敬可佩的，尽管他们在做着被诸多理想型教育家所诟病的应试教育！

我们必须得承认以下几个目前不可改变的现实：1.作为基层第一线的中学教师以及校长们，目前的高考以及高考录取模式是他们没办法改变的。2.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说，上初中努力学习是为了进更好的高中，而更好的高中要求更高的中考分数。3.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说，高考考更高的分数可以去更好的大学。4.总体来说，去更好的大学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毕业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特别注明：请不要老拿乔布斯说事，那毕竟是个例）。5.目前，中国各所大学之间教学质量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现实，那么，作为中学的一线教师以及作为管理者的校长们，在不能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以追求让自己的学生考个更高的分数从而上个更好的大学难道有错吗？

他们做得没有错！恰恰相反，在目前的高考体制下，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让更多的中学生考上了更好的大学，从而有了更广阔的人生之路！所以，他们是可敬可佩的！

有很多老师在跟我聊天时发泄他们的苦闷：“我们也不想搞应试教育，但是，如果孩子因为高考分数低从一本降到了二本怎么办？从北大清华降到了普通的211大学怎么办？那不是害了学生吗？”

所以，在目前的高考体制下，在目前大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广大中学教师做的被诸多理想型专家批判的应试教育，是对学生的人生最负责任的教育！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艰苦努力，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所谓批判应试教育的板子，不应该打到他们头上！他们，才是我们广大家长和学生心中最可敬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在大环境不可改变的情况下，作为学生和家长，追求更高的分数和更好的大学，追求更好的人生，这难道有错吗？所以，他们不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批判对象！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乐水者

有点长，看得眼睛都发酸了。不过是值得的，真是好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