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互联网时代将最先淘汰“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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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将最先淘汰“看客”

皮钧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

自媒体的诞生，第一次让当代知识分子中那些不想再做“看客”的人，深切感受到了互联网强大的行动力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处在大多数人共同的实践中。因此，在这个时代最先被淘汰的，一定是“看客”。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始人、总编辑秦朔发布微博承认辞职，表示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一时间各种解读纷至沓来。其实，对于像秦朔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他“在新闻一线奋斗了25年后”的内心强烈的驱使。因为他如果不做出这种选择，将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我相信，很多和他一样的人终于明白了，再有理想的“旁观者”，也终究不过是历史的“看客”。

　　这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媒体人转场的标准路径——从本质上看，传统媒体的衰落，并非媒体形态的衰落，而是知识分子借助传统媒体影响社会的功能衰竭了！从更深层看，被互联网淘汰的不是媒体，而是充盈其中的那些具有“看客思维”的人。

　　让我们先看看作为最纯粹的互联网一代——90后的解读：

　　传统媒体人：媒体是先知，受众是群盲；互联网人：三人上网，必有我师！

　　传统媒体人：报道事实是媒体的权利，好一篇华美的文章！互联网人：谁都有披露事实的权利，有错字、病句都无所谓！

　　传统媒体人：我们述而不作，我们不做线下！互联网人：我们知行合一，线上就是线下！

　　传统媒体人：我们是圣坛，要登坛作法！互联网人：高手在民间，人人都是神！

　　传统媒体人：我们是社会的守望者！互联网人：我们自己守望，自己行动。

　　媒体从来就不能脱离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而独立存在，但是媒体人往往喜欢把自己抬到云端，扮成超然物外的力量。传统媒体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看客思维”，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只出主意，不担后果！这才是导致传统媒体衰落的深层原因。

　　知识分子“看客”思维由来已久

　　除了古代的“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创造价值的群体。他们难以深刻地参与社会变革，总的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比较单一：在封闭的社会，他们借助权力，在开放的社会，他们借助媒体。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三种情结，本事大的，有“帝师”情结，姜子牙、张子房、诸葛亮是他们的榜样，姜子牙有“尚父”之名，诸葛亮得“相父”之尊，让人眼红了几千年；本事中等的，则有“谋士”情结，所谓“借君之箸，为君谋划”——赢了可以分红，输了不舍本钱；本事小的，则有“师爷”情结，优游府幕之中，掌管刑名钱粮。这并非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本心。只是自秦汉以降，“士”的独立基础已经被彻底抽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虽然社会承认“修齐治平”的法则，但是“修齐”与“治平”之间少了一个关键环节——皇上用你，则威无不加；皇上不用你，一文不值。“终老山林，五岳寻仙”，那只是发牢骚的幌子。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无时无刻不在扭曲着这个人群，最终培养出了一种“看客思维”。直至明代王阳明倡导心学，以及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喊出了“经世致用”的口号，才重新让知识分子从内心中站立起来。

　　很可惜，能够看到经世致用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眼高于顶”而“手拙于功”。清末知识分子倡导变法，其实是两线并举，一个是用富国强兵来摆脱亡国灭种的境遇，另一个是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寻找一条新路。媒体恰恰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这种需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多有媒体情结，便是本于此——皇权已经指望不上了，逼出了一条求诸民间的道路。梁启超办《新民丛报》，“笔锋常恒带感情”，一枝笔纵横天下，以晚辈身份与乃师齐名，并称康梁，首开先声。中国报业之繁荣，此为一高峰。为革命党鼓与呼，则有章太炎主笔之《民报》，把康有为驳得体无完肤。为民间问疾苦，则有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辈，一时名动天下！陈独秀办《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胡适、鲁迅等人皆有雄文传世！早年毛泽东也以创办《湘江评论》而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确实为改变中国命运喊出了先声，做出了新绩。但是，知识分子借助媒体的驰骋，不过二十年光景。最终改变中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鼓与呼的人，而是投笔从戎、走向民众、与实践结合的人。

　　同样，改革开放之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始，知识分子以媒体为工具，再次掀起巨澜。与上个世纪初不同的是，很多作家和学者加入了这个行列。作为当时最有活力的媒体，《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半月谈》也曾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很多记者都成了著名学者或报告文学家。除了报纸，电视手段作为新的工具，大大增强了其感染力。“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尤其当大多数学者和媒体还在纠缠“究竟应当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非知识分子”不仅仅已经先富起来了，而且开始决定其他人的命运。“看客思维”再一次羁绊住了知识分子！值得庆幸的是92 派企业家的诞生，这个群体对知识分子的意义更大于对企业家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新士大夫”精神的探索，一条不再单纯依靠权力、依靠媒体影响社会的新路被趟了出来。

　　传统媒体是如何被网络一代干掉的？

　　今天来看，虽然大家都在谈论是互联网“终结”了传统媒体，但互联网英雄们却没有一个是做媒体起家的。新浪、搜狐是做资讯起家的，与媒体算是比较接近。但真正的巨无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先做了其他互联网产品才涉足媒体的。他们的横空出世，使新浪、搜狐瞬间矮化。如同高级生物的降维攻击一样，传统媒体分分钟被干掉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干掉传统媒体的人，并非是“外星人”，而是很多根本没有受过新闻训练的新人，只不过他们时时刻刻生活在网络中。他们已完全没有旁观者的概念，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时代的主人——这种因互联网生活而带来的基因，彻底修复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看客思维”！互联网的战车，不知辗过了多少“立马横刀”的传统媒体英雄，这绝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人”的进步：尤其是自媒体的诞生，第一次让当代知识分子中那些不想再做“看客”的人，深切感受到了互联网强大的行动力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

　　人们惊奇地看到，那些在传统生活中需要艰苦修炼的素质，在互联网一代的身上竟然成为本能：互联网改变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方式。它逼迫你的思考必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要斟酌后果，而不是创立理论，以免被“理论体系”这种鸦片所迷惑。在互联网一代看来，理论只是解决问题的跳板，根本不可能代替分析计算本身，而且他们抛弃旧理论的速度比换手机还快。过去，财富必须从经营行为中获得，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种行为都能够产生财富。过去，学者喜欢把权力看成是抽象的东西，是一个常量，而互联网时代，要求权力必须和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变量。过去，学者们可以任意遐想，而在互联网时代，你必须活在实践中，紧紧盯住事物发展的结果、影响和作用。

　　曾国藩曾有一段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胜利归于真正进入角斗场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而与这些（文艺复兴的）巨人相比，“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恩格斯语）

　　互联网时代便为这样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并非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深藏其后的人的进步——只有置身于大多数共同实践的人们中间，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推动时代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