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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涿鹿县辞职教育局长：衡”模式很“变态”，教改需全社会努力教育新闻澎湃新闻2016-07-21 15:03
愤怒、委屈、孤独。 体制内官员郝金伦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 7月20日，澎湃新闻独家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长郝金伦，以辞职的方式，“抗议”自己推行的教育改革遭遇全面叫停。 43岁的郝金伦曾在涿鹿做过多年的乡镇党委书记。2013年8月份，郝金伦“上调”县直部门，出任教育和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 在县教科局局长任内，郝金伦推广了“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思维可视化技术、学习力课题、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等新方法。其中，“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包括四个环节：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这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所不同。 郝金伦的努力虽然得到了一些教育业内人士的肯定，但也引发了当地部分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课改后课堂上教师讲课不足，希望恢复到“满堂灌、题海战术、考试排名”等传统模式上去。 澎湃新闻了解到，涿鹿县近百名学生家长因反对“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曾于今年7月初到县信访局反映该问题，并提出要求罢免郝金伦。 涿鹿县官方7月5日发布消息称，县委县政府重视教育工作，充分尊重民意，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全面停止全县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 对郝金伦而言，这是一场失败告终的改革。 他举例说，就像做一个专业的手术，病人家属都来干预，很可笑。 7月20日上午，郝金伦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对于自己辞职“抗议”以及两年来的教改探索，他还有些话要讲。 
这就像一个手术，可病人家属都来干预澎湃新闻：为什么要在涿鹿推广“三疑三探”？ 郝金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源自河南西峡县，传统课程的模式对孩子伤害太厉害了，题海战术，像衡水（中学）那样教是不行了。 在全国的教学改革中有上百种模式，但是有六个字贯穿其中，自主、合作和探究。过去的教学模式是孩子们张着嘴等着灌，这是大不同。教育部提出来的自主、合作和探究，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实践。 我2013年8月份到教科局工作，担任局长以后就开始研究和探索教学改革模式。“三疑三探”在涿鹿县已经实施两年多了。2014年5月份，涿鹿县所有的学校都开始启动，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参与，从部分试点班级开始。 澎湃新闻：你个人如何评价“三疑三探”？ 郝金伦：“三疑三探”这种模式很好。北京十一中学李希贵校长……所有内行的人都觉得很好，外行人充满了焦虑。打个比方，做一个肿瘤的手术，这个是非常专业性的，但是病人家属都在要求怎么做怎么做，这是在干预。很可笑。这是非常极端的比喻，但是很恰当。 澎湃新闻：当地部分学生家长，甚至还有内部人士对你提出过质疑。 郝金伦：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原来老师们上课内容讲了十几遍了，教了十几年了，就凭一只粉笔就能把这个课程非常顺利地上下来。留点作业就可以下课了。但是现在这种课程，学生们即时生成一些疑问，课堂上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学生们经常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和难题，思维是非常发散的，这样就对教师过去备好课的固定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现在教师就得花大量时间去准备这堂课，花大量时间去学习。 过去老师讲一道题，结束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学生经常把一道题用十几种方法解答出来。这样孩子的思维无形中迅速地打开。老师如果解答不上来就觉得很尴尬了。有些教师一开始是反对的，后来我们给教师减压，师不必不如弟子，课堂上出现老师不能把控局面的话，老师要非常坦率地跟学生讲，老师没有研究到，下来我们一起研究。这样下来，师生关系就非常融洽。 刚开始，老师会觉得没面子，我怎么能有不会的呢？我们就给老师减压，让老师们大大方方地说，这个老师不会。六十个学生六十个脑瓜肯定比一个强，更何况老师的岁数大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们比老师强岂不是更好。这就说明是老师的成功，后来老师的观念转变了，也就释然了。 澎湃新闻：多少人支持你？ 郝金伦：90%的学校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回顾一下旧模式，难道家长们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任何一种模式都会有杂音。不要寻求一个模式征服所有家长和孩子，那是不现实的。 自认为受害的成了叫嚣者，受益者大多沉默澎湃新闻：县里的处理你满意吗？ 郝金伦：当时部分家长去拉条幅、上访。很多老师情绪波动也很大。 其实当时县里处理这个事情应该非常简单——找每个人谈心，如果你就是想上传统的课程，我们就给你组织最好的老师讲，各取所需。你想上这种自主探究式课程你就上。但县里为了更快地把这件事情平息，就采取了全面停止的方式。 澎湃新闻：有人说县里这么处理也是根据民意。 郝金伦：这是什么民意啊？十万家长来了200人。200多人能代表十万多人的民意吗？现在是自认为受害者成了叫嚣者，而真正受益者大多数选择沉默。 澎湃新闻：有学生家长还去县里举报你了。 郝金伦：县里成立调查组到学校调查过上访人反映的五个问题，比如说我对支持改革的校长就重用提拔，不支持的未经任何组织程序就免职。这是对我的污蔑。 所有提拔的校长都是德能勤技第一位的，免掉的校长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得对他们的政治生命负责。 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比如说哪个校长和女教师有私情，大会上不能这样说。被免的人没意见，私下都沟通过了，但是其他人会为他“鸣不平”，会把这种“不平”归结到改革上。我比窦娥还冤呢。所有校长的任免都要上局务会，都有记录，都有据可查。 我对衡水模式非常嗤之以鼻，它很“变态”澎湃新闻：现在你已经辞职了，怎么看这两年的改革？ 郝金伦：这种改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在张家口就涿鹿一个县是这种模式。经过两年的经验，公立的涿鹿一中，一本上线翻了一番，此前每年是30到40人，今年94人，老师学生什么都没变。这个成绩在张家口比较靠前，在河北没有可比性，好生源都被好学校抢走了，我们剩下的都是学习成绩较弱的，我们现在是以弱胜强。 衡水中学宣传说上清华北大多少、一本多少，你怎么不说全省的尖子生都到了你们那？衡水（中学）的模式我非常嗤之以鼻，衡水（中学）的模式很“变态”。 不能把孩子们狂热的学习视为艰苦奋斗，我认为衡水（中学）的孩子不是艰苦奋斗，是对一个孩子潜力的提前透支，不是挖掘，透支和挖掘就不是可以划等号
素质教育改革岂能罔视社会民意
2016-07-27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5538592.html
近日，河北省涿鹿县教改失败以及该县教育局长含愤辞职一事，引起了互联网上的热烈讨论。虽然主管教育改革的负责局长含愤辞职的确颇有血性，且网上贴出的辞职信亦是激扬文字，但客观来说，该事件不过是一场素质教育改革在应试大环境下的必然失败。中国社会虽然不乏对这位血性改革者的同情，但支持他的改革内容的却未必是大多数。
素质教育改革的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是其效果却一直广受质疑。一方面，长期习惯应试教育的中国公众对在量上大幅度减少的教育模式带有天然的怀疑，尤其是在应试的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更是有“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担心。
另一方面，素质教育对于教育公平的冲击也正在成为近些年来西方社会所暴露出来的一大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素质教育的确带来了公共教育质量的普遍下降，穷人的孩子在素质教育的游戏里被敷衍对付，而富人的孩子则通过各种课外班获得真正的教育。这最终让财富与家庭出生的差距在教育里得到了强化而非弥补。
尽管涿鹿教育局前局长认为，涿鹿的改革不仅没有影响教育质量，而且还对教育质量有着极大提高，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所用以论证其模式优异性的例子，其实大多是最优秀的学校。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是要在最好的精英学校，推动某种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其实并不会有太多的抵触，问题在于当这种模式向普通学校进行扩散的时候，它的优势可能会被师资、生源质量等方面的因素抵消，而教学强度下降所带来的劣势则会被明显放大。所以抗议这位局长新政的，未必真的是他所认为的“刁民”“愚民”或是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者”，而很可能真的只是担心“你的梦想却是我的毒药”的利益相关者。
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快乐中学习，但是在人口稠密的亚洲，教育通常都是残酷的、高强度的。不仅中国如此，韩国、日本都大抵如此。
这位局长表示，他不忍心看着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丧失了学习的乐趣，家长们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家长们往往更担心孩子在还小的时候就失去了进入重点中学的机会，往往更担心孩子虽然有一个快乐的中小学经历却丧失了进入好大学的机会。
作为教育的改革者，当然要有对孩子的爱，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用实际效果来说服家长，而不是觉得自己比家长更爱孩子，或者说更会爱孩子。这位局长认为“衡水模式”是病态的，也许符合相当多数教育改革家的理念，但是这种病态的“衡水模式”却给了更多普通孩子成功的机会。
对于普通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吃苦是本分、快乐是奢侈，读书不仅是为了成长或是经历，也是为了考上大学去改变命运。只要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不变，“衡水模式”就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所有的改革都需要先行者，不管成功或者失败，这种先行者都值得人们的尊重，但这绝不意味着改革者的失败就一定是愚昧者的胜利。即便理想是美丽的，现实也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坦率而言，这位激愤辞职的局长的确有不怕牺牲的改革者的热情，但是在辞职信中流露出的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判断却令人并不愉快。
改革不仅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改革绝不是改革者坚持理想的事情，而且涉及到许许多多被改革所影响到的现实利益的调整。改革的成功者往往是现实主义的妥协者而不是专断的完美主义者。
更何况，以教育局的行政力量为支撑，以教育口领导的偏好为导向，就去大刀阔斧地改变一地教育之基本方向，实在是草率了些、专横了些、急躁了些。如果某一位领导喜欢互动式教学就可以推广互动式教学，那么换一位领导不喜欢互动式教学是不是就可以取消互动式教学呢？
在涉及如此多孩子未来的重大决策上，本应有家长的广泛参与、社会的充分讨论甚至人大、政协的支持，居然只需一位强势局长就可以推行了，也许这才是令人更担忧的问题。
以改革的名义，就可以如此蔑视社会的民意吗？如果一位局长觉得好就要顶着民意上，那么这和一位市长觉得要市容整顿就要大规模强拆民居又有什么不同呢？
虽然在我们国家，社会舆论对于失败的改革者总会附赠上道德的光环，但事实而言，这是一场在内容上值得商榷的改革，在过程上并不正当的改革。社会精英不要总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贯彻自己的理念，并把那些反对他们理想的人视为群氓。他们必须学会体谅老百姓的顾虑，尊重老百姓的利益。永远不要用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来比喻官员与群众，因为群众没有找你看病，群众更不是你新方法、新理念的小白鼠。
“局长辞职”是改革理想触碰现实之礁
2016-7-22 09:55:15
来源:东方网 作者:王甄言 选稿:桑怡
2014年，河北涿鹿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引进“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2015年7月15日，县教科局曾召开2000余学生家长会，郝金伦在会上指出，“三疑三探”将彻底改变一直以来呆板、乏味、低效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2016年7月5日，涿鹿县当地官方发布消息：充分尊重民意，经研究决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7月12日，郝金伦辞去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务，目前没有计划下一步的安排。(7月21日《成都商报》)
教育局长力主改革，经过3年试验，高考一本上线人数翻番，改革成绩就摆在那里，可是局长还是被部分家长以不理性的抵制方式“赶下台”。同时，当地政府也以“尊重民意”的理由决定全面停止教育改革，致使艰难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叹息，心理也顿觉五味杂陈，更让人领教到教育改革之难。
因为缺少顶层设计而一个县推行的教育改革，很可能被人误解为充当教育改革的“试验品”，直接受到家长的质疑，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可以预料的问题。因为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充当教育改革的“小白鼠”，极力反对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家长维护既有利益的需要，也是不希望为打破常规而承担风险的被迫选择。
看起来，阻碍教育的力量正是来自千千万万的家长。这是一种教育改革困局，亟待破解。但其实问题不在家长那儿。实话实说，家长的顾虑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教育改革作为一种试验，没有现成的模式，不能保证是否成功，而这种风险又要由具体的家庭来承担，除非家长们愿意接受，并积极支持孩子参加这种改革，没有人可以强迫家长和孩子。郝金伦推行教育改革沉沙折戟，正是因为家长不愿意承担改革风险。
事实上，如果郝金伦在推行教育改革之初如果能够征集到“勇士”，组建特别班级，针对对这些特别的班级和学生进行教育改革，甚至可以吸收“差生”参加，并通过3年或6年改革试验，使学生的成绩发生了巨大变化，参加改革的学生喜获丰收，大家皆大欢喜，这样的改革就会使人心悦诚服。
然而，郝金伦推行教育改革，并引进“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时，恰恰缺少这样的考虑和规划，就此而言，郝金伦的教育改革失败，可以说是改革方法的失败，令人惋惜，这个教训也值得汲取。
当然，也许不采取行政措施无法征集到“勇士”，无法推行其教育改革措施。但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却又容易遭受到“反对派”的质疑和抵制，这真是一种两难。这主要是现有的教育模式严重固化，尤其是评价学生和选择人才的机制太僵化，并没有为教育改革提供制度空间和保障，致使单兵突进行的教育改革难以“突围”，往往踌躇满志，结果，却在舆论的炮轰和质疑声中铩羽而归。
因为家长是很现实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冒风险，也不愿意拿子女的前途博弈，宁愿孩子受苦受累，也要随大众和选择风险最小的教育方式，愿意孩子接受最残酷的题海战术。不是家长不心疼孩子，而是家长觉得孩子的前途更重要，不得已而求其次。由此可以说，郝金伦辞职，是“教育改革理想之船”撞上了“现实之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改革者的悲哀，也是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孩子们的不幸，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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