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教育是慢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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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教育是慢的艺术


1、我常常发现，更可怕的是人失去耐心，缺乏最基本的修养；更可怕的是不自知，自我陶醉，自甘粗鲁、卑俗，有时候这一切才是教育更为具体、尖锐的问题，但是它往往被各种任务、指标、困难遮蔽了。因此研究教育，最需要的是倾听、观察、记录和描述，研究教育就是“回家”，回到教育，回到细致、持久的省悟之中。

2、我们帮助孩子获得知识，我们学习和孩子共同生活，也许只有在这样的一体感中，孩子们才能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真挚的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外在的对他们的馈赠，而是，这就是共同生活的意义——我们彼此葆有希望，这样的信念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价值所在。

3、不言而喻，教师要有一颗教育的心灵，敏感、细腻、坚强、执著、明确、美好，教师甚至“要比热爱自己的党派、教会更热爱自己的学生”，教育确实要以爱为底色，谈起教育就是谈论我们的孩子和未来——然而，只要一静心我们就知道自己实在被扭曲得太厉害了，也许更需要询问的就是我们还有多少真挚的热情，承担的勇气，能够在各种困难中坚持应当坚持的执着，可是我知道这样的询问很多时候也是苍白无力的，莫名的焦灼与恐惧盘踞了我们的生活，太多的指标、任务、功利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渴望着美好，内心都变得越来越无望与冷漠——坚冰时期仍然延续着，有时我们几乎无法越过它瞭望到自由和有活力的未来。

4、常常我会清晰、明确而又不无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思想和创造力的衰竭，同时我明白这种衰竭绝非是一个人的事。也许，我们还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这是一个思想和创造力枯竭的时代，无论从历史的纵向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横向加以审视，情况都大抵如此，它是一个令人沮丧与气绥时代。持久的战争、政治运动、屈辱的生活耗尽了一代代人的智慧和活力。有时我们甚至一辈子都无法挣脱作为“平淡无奇”的“被压迫者”（弗莱雷语）的思维模式。我们自足、庸常而耐心地生活在一个奇怪而漫长的过渡时期——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表达。

5、有所坚持、有所放弃、有所抗争也是困难的，当你真的去尝试时，你就明白了，更多时候我们似乎只能“自然而然的”选择顺从、沮丧、怨恨和焦虑。我不得不说，内心的苦楚是很难诉说、甚至是无处诉说的。焦虑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一些“渺小的思想”，正在贯穿我的一生。一些散乱的念头正在引导着我。

6、我们正在普遍地感受到“新课改”遇到了困难，有各种各样对困难的原因的探讨，我认为真正的困难是，现实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制度优于技术”，制度才是第一推动力，某些制度的“不对接”才是一切改革与创新真正的障碍，“新课改成于教师，败于领导”说对了一部分，它是某些现状的描绘，这些现状背后令人恐惧、无所作为的是，在坚硬、冷冰的制度面前，个人与新理念几乎是没有价值和力量的。“渐进”思想从根本处而言，并没有多少生长的空间。

7、我甚至有点惶恐地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最大的错误其实是前提错了，你无法乐观起来，经常你就是白费劲，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你所有的努力中只有极少的部分有正面的价值，每一次为了这极小的正面价值你必须连带着也为“负价值”而付出心力，很多所谓正面的“教育行为”若细加审视，就发现“邪恶”和“不光明”的一面也都会“如影随形”。

8、我几乎没有勇气说，不是因为“新课程”有太多的缺陷，而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缺陷的“新课程”，对我们而言，也仍是奢侈品，也许新课程缺少的是生长它的土壤，这种缺少不是靠意志、热情与执着能够解决的。现在是坚持还是放弃，都是一个问题。

9、我们面对的教育实际上就是缺乏平等、威权管束、没有多少自由和独立性、以应试能力的培养为基本目标取向的，我们面对的教育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投入不足，不少学校挣扎在贫困线上，谈论教育怎么能不正视这一切呢？这些状况的改变才是教育改革要致力的核心问题。这些前提性的问题从根本而言严重阻碍了教育迈向人性，迈向对个性和想象力的尊重，甚至成为教育中一切困难与灾难的源头，我们有多少的心力就白白耗费在这种种无法改变的困局之中呢？没有这些前提性状况的变革要谈论创新和创造力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10、因此，我也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无计可施”、“难有作为”，这是真实的状况，并非我们脆弱、无所用心，不够坚韧。教育改革确实就是寻路之旅。

11、但是，我仍然要说，为微小的美好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这是因为，教育基于真善美，直抵人的心灵，教育直接面对每一个正在生长中的生命，教师个人的美好无论何时都弥足珍贵，也许正是它，构成了童年最有意义的“希望的生态”，只有它，才能播撒与邪恶对恃、并积蓄最终摧毁邪恶的力量。同时我还要补充一句，今天，正是这些身上葆有美好元素的教师保存了教育最后的价值。

12、幸运的是，教育总是具有潜在的、不断积骤的巨大的力量，从来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耐心去体察，有信念去促进，我们就更有可能回到自己——从自我生命的反省中返回教育，回到一种更多元更具开放性的自我认同中，从而能够避免再一次的迷失。

13、当我们谈论教育时，往往语调会变得激昂或消沉，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总是尽快让自己的情绪调整回日常化的状态：用生活着的方式的理解、表达，我并不是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力量在我心灵深处爆发了，每个人都是过程，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14、刘铁芳先生以下几句话说得对极了，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抄录一遍，以表敬意和强烈的认同：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即言称教育改革如探囊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刘铁芳用简单、有力的句式，明确不二的立场洞见了纷繁复杂的各种表象背后的教育真相！

15、许多年来，叶澜教授持之以恒的躬行“新基础教育”的理念，无论到哪所实验学校，她必定要先上教室听课（而且每次都是聚精会神地坐在教室的最前面，她说这样才看得清楚每个学生的“动态”），必定要先和实验教师对话，为他们“捉虫”、指路。如果没有外出，她几乎每周总会安排一天时间，早上六点多钟就出发到一所学校，上午一听就是4节课，中午简单用餐后，就开始评课、交流，然后则是讲座和对学校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她家里人告诉我每次“这样的活动回到家往往要到晚上六七点了”。叶澜老师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教育学者，她的“田野作业”方式同样令人赞叹、敬佩，启人心智！接着我要用刘铁芳的句式（他则得之于作家王蒙）这样说：凡从不进教室，从不听课，从不与教师细致交谈，每到一地必作大报告的那些“学者”的高论，皆不可信。

16、当代教育有一惊人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所谓的“名师”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教研会上“走穴客串”“现场送艺”，而且若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他们反反复复“操练”的也就是那么几节“经典”“做课”——有位“名师”这样说，不是我们上不了别的课，而是实在输不起——但是，你“不能不叹服”的是几乎每次都是观者人头攒动，群情高昂，嘉评如潮，真的堪称教育艰难时世中的最壮观的一幕悲喜剧。

17、美国教育家博耶说，学校还是小的好。那么“小”到什么程度为好呢？“小到学校所有师生都能彼此叫出对方的名字，亦即人数控制在二三百人内为最佳”，博耶又说：当班生数超过30个人时，教师的注意中心就从对个体的关注转为对班级的控制。这些见解都令人感佩。但博耶一定想不到，在中国有那么多“名师”可以在叫不出一个学生名字的情况下也能把“课做得神采飞扬”，他更不可能想到一些更厉害的“名师”竟可以在体育馆数千名观众面前在叫不出一个学生名字的情况下把“课做得神采飞扬”，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国教育胜过美国教育“难能可贵之处”。

18、苏霍姆林斯基是个有伟大毅力的教育家，他长期的对学生细致的观察，对思考与写作的坚持，甚至每天一定要境。听两节课的习惯，都是令人景仰的风范，这些行为本身也就是一种教育家的精神。我们也能有勇气与毅力对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吗？特别是校长们是否也能试着每天进课堂，就从“最简单”的听课做起？

19、我对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受教育过程中负担状况”作一个粗略的比较，我发现童年的边界仍在缩小，教育的负担在不断的加大，“应试”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有时，我会“消极地”想，改革当然重要，但在改革取得成功之前，我只盼望着教育的生态不要继续恶化。

20、教师的精力与能力如果仅仅能够应用于日常工作，只能用于维持生存的当务之急，那么教师是很难具有反思力，并将自己的思考转向内在生活与思想的。思考、质疑、在日常教育工作之外的用心，都属于奢侈的消遣，当我们迫于生计，并受制于各种压迫之中，我们的灵魂是粗糙与躁动的，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是适应与屈从，是消耗与厌倦，我们的一生也将是飘零和混乱的。

21、涂尔干曾经在他的教育思想的演进中写道：实际上，教育理念的发展和人的所有发展一样，并不是始终很有规则的。历史上，各种不同的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发动了一场场争斗，在这些争斗中，颇有一些正确的观念被扼杀，尽管根据它们内在的价值来判断，它们原本应该留存下来。和别处一样，这里的生存竞争只能产生非常粗略的结果。一般说来，生存下来的也是最具适应性的，最有天赋的观念，但与此相对的是，在种种情势的偶然凑合之下，又有多少成功并无价值可言，又有多少失败和覆亡令人扼腕叹惜。

22、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下了罗马尼亚思想家尼明斯库的一段话：

有时候我不禁会这样想，属于这个时代，并被这个时代的需要与倾向所主宰，成为“成功人士”的那些人，往往是面目可憎的，他们的卑陋和激情恰恰体现了这个时代所信赖的一种“精神”。而我愿我的目光更多的是注视着那些失败者，人微言轻奋力挣扎的人，找不到方向默默生活的人，日益边缘化望不到尽头的人，因为从来，我就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乐于接受这样的处境，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命运。

23、这些年来我一直倡说生命化教育，强调“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最近读到佐藤学的著作，看到佐藤学也有类似的观点：“这场教育革命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仅此而言，它决非是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才越能得到确实的成果。”此外佐藤学还主张教育变革应该是“静悄悄的革命”，认为它是从一个个教室里萌生出来的，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立性和创造的革命，这些都是能给予人启迪的见解。

24、其实任何猛烈、“激进”的变革不仅危险，而且遵循的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模式，它所能借助的往往就是“政治优势”，因此“运动模式”也就成了这种所谓的“变革”的常见形态，但是在它的激情澎湃、轰轰烈烈背后，几乎很难看到有什么新文化、新价值落地生根——我们的教育变革还没有一次能跳出这样的处境。

25、现在我坐在教学研讨活动的现场，第一节课要开始了，我也有点紧张。“舞台”上的孩子们正专注地听老师作“最后的布署”，我头脑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句子：“兴奋而可怜的孩子”，诚如一个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少开公开课，尤其要少举行大型的、更多为了显示课改、实验实绩的公开教学活动，就让教学过程尽可能如它所当有的朴素与自然吧。

26、不管怎么说，在众多傍观者面前上课，老师的兴奋中心在于“表演”，我说的不仅是那些夸张的作秀，而是，即使是比较“朴素、自然”的课，教师仍然受制于“任务、荣誉、现场的氛围”，他的紧张也全然不同于在自己的教室日常状态下的教学。除了“手段极高明”的“行家里手”外，一般教师上课的过程（从接受任务、反复准备到上课结束）都是精神的“炼狱”过程。因此，我还要说如果我们真的爱教师，就应该尽量少让他们受这样的煎熬。

27、而我说的这些，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检讨，我经常也是这类研讨活动的组织者、发起人，我可以把责任推到“不得已而为之”，“舍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之类，但是反省总是必要的。还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要了解一位教师真实的教学水平，听一节公开课几乎完全是不够的，说得难听点，有时公开课还会制造假象，产生误导，引人误入岐途。公开课的危害与危险，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28、看着简陋的舞台上，被强烈的灯光照得“挥汗如雨”的师生们，我想到在当下的教育格局之中，谈教育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优质教育，不是素质教育，也不是“新课程”，而是，课堂上如果真正有了一点民主意识，有了一点对学生的尊重，有了一点学习方式的改进，其实已经是善莫大焉了，我们对“好课”的期望过于强烈也决非什么好事。

29、我常想“新课程”并非我们的起点，我们离这样的“起点”还非常遥远，它只能是教育长期追寻的目标，我们应该不断创造条件去趋近它。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更像“新课程”，而做假、伪饰，反复操练，相互欺骗，我们就能从容看待自己的不足，更容易找到努力的方向。

30、教学过程从来都是知识和精神的探险，“40分钟”的旅程短暂而艰难，我们更应该带着“好的教育理念”进课堂，而不是“好课的标准”进课堂，一切外在于师生生命、情感、知识、经验的“标准”都是靠不住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即使在公开教学时，他关注的中心也应该是，让每一位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安全感和放松感，使每一位学生都能更为积极、健康的参与学习，以至于很快忘记了公开教学，而使课堂复归它的“原初”，生命能够进入更为本真的状态。

31、一个教育的管理者（我笼统地把局长、教研员、校长等都称为管理者），如果仅靠公开教学活动来观察教师，并以此作为评价教师的依据，那一定会有很多的偏颇。尤其是校长，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在日常状态下，对每一位教师长期、细致的关注与帮助。公开课对教师而言，最重要的其实是一种类似于节目主持人的能力：如何笑容可掬，驾驭有度，相貌出众，风趣盎然，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精于设计，引人入胜之类，而具备这些能力的教师总是极少，于是大到全国，少到一所学校，能登台表演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位“明星教师”。

32、我并不是要全然否定公开教学研讨活动的价值，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把公开课还原到尽可能自然、素朴的状态，要更警惕利益驱动的危害，要更多的体谅、理解教师与学生的难能可贵之处，在教育工作中不容易的也是一种平常心。

33、我所坚持的，是长期的深入相对比较自然状态之下的课堂，当然这样的课堂仍然还会有一些“水份”，但这个时候确实难以“再简化以使之更自然”了，这样的课堂给了我更多思考的“素材”和对改进教育的认识，也使我明白，一节一节的听课是困难的事，而教师的工作更是繁杂、艰难，我因此有了更强烈的教育之心：坚持教育的立场，和教师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化教育，才是真正的民间情怀。

34、关注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人，肯定每一个人的教育变革，也许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是多少困难的一件事，但是，这样的努力才是教育的方向和本质所在，我们谈教育怎么能不从一个个具体的人说起呢？

35、我坐在一个又一个教室之中，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每一个人，一个又一个的人，有时我甚至会忘了自己确切的“任务”，而把目光长久地落在某一个孩子身上，我发现在自己的目光中，常常洋溢着父亲式的忧虑和悲情，有时，课堂上一个微小的成功也会让我眼睛湿润，情绪难以抑制——我知道，我期待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幸福、充实的童年生活，课堂上淡淡的、自然流淌的人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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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研究领域：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教育是近代重要思想家都关心的核心议题。比如洛克的《教育漫话》、康德的《论教育》、卢梭的《爱弥儿》。黑格尔的体系是教育的体系，其核心即教化。如果不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利用历史学、文学等来对教育做整体性理解，那么当今的教育研究只能沦为技术而已。教育要融入历史、融入文明中来考察。

教育研究的难度在于，它既不纯粹是一种事实，又不纯粹是一种观念。比如，社会学，是对事实的研究；还有一种研究，是观念的理解。但是，教育不是这样。教育既要研究事实，又要涉及观念。潘光旦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位育”。

教育最困难的不是发明一种想法，而是将一种观念种入人的心中。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构想的学说并不是教育；教育是用自己的办法让街上的人自己产生思考和思想。教育天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是“成熟”的人与懵懂的人之间的关联。

在中国，不管是周代的礼教或乐教，或宋明以来的心学，都是一种教化。从这样的意义上，教育研究是最难的。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考察无数的事实过程：考察民情和习惯；考察在某个时代为何非有这种观念要传给众人；社会等级间的教育有何差异？而且，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是相互密切联系的。比如，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不成熟的人发生的联系，是在大街上呢，还是在现在的205教室呢？这个过程是依据书本呢，还是依据我们直接观察世界的经验呢？我们要一步步理解经典著作呢，还是如今大学里兴盛的本科生即做研究呢？这都是对教育不同的理解，由此会带来不同的麻烦。

今天我们讨论：

1、西方现代教育由来

2、现代教育呈现方式

3、中国现代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传统教育特点

西方现代教育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以涂尔干的《教育思想的演进》为基础, 简单回顾一下西方教育的历史。

1教育的起点

首先的问题是，教育在哪里完成？城邦时代，苏格拉底是在广场上；希腊的史诗时代，吟游诗人到处传唱英雄故事；悲剧时代，受教育的场所是在圆形剧场，观众根据剧情的展开而接受传统。这样看，为受教育而设的机构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西方受教育机构源于教会。作为底层宗教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统，一个原因是古罗马的腐败；罗马的腐败和堕落迅速使得从东方来的宗教在底层人中间传播。古罗马被东方民族征服，也是被基督教征服的过程。这个时期是文化的荒漠。人天然的淳朴与野蛮的历史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个时期承载文明的文献在西欧再也无法找到。这些文献大都从阿拉伯和拜占庭回传回来。可以说，很多自身文明是外来的；或外来的成为自身文明。这样，他们要从蛮荒的文明世界中寻找基督教得以成立的文明。

所以西欧第一次文艺复兴是7-8世纪。从古典世界里，不断地捞取能够为基督教信仰建立理性基础的文明因素。这就是重新解读古典的文明和历史。在自己的政治、文明处境和信仰处境，有选择地激活了传统和古典的东西。这是西方现代教育第一个重要起点。

2西方教育的重要发展期

西方现代教育第二个重要时期，是公元11世纪的开始，查理曼大帝以及子孙征服了西欧。巴黎成为欧洲的中心。查理曼大帝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重新调动起古典文明的复兴。他在欧洲范围内让人们用拉丁文思考。这和中国秦始皇统一文字类似。这个时代，中世纪大学开始建立。连接信仰和世俗世界的就是知识。这个时代奠定了liberal education的基础：以人类最经典的文献为教，即文教。

这样，选择什么样的文本就成了重要问题。把什么文本的内容融入时代人的身心。所以liberal arts不只是教什么，而且包括怎么教的问题，还包括教育里组成的方式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总之，这都是要回到一个传统里的努力。所有这些都不是对传统的复归，而是对传统的重新激活。比如，三科四艺：逻辑、文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

今天的通识教育和高铁一样，匆匆上马。我们没有考察通识教育的脉络，没有考察大学前学生的心灵状态是什么，没有考察两者相遇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可能适得其反，矫枉过正。教育绝不是运动。文教：方式是学习经典文本，根本则是培养人的精神和灵魂。这样看，当今中国的通识教育则是缘木求鱼。比如，数学的学习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和谐，这和奥数没有什么关系。

3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

第一是文法。人之所以成为人，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人是一个langue的动物。语言是思维的基础。人需要一生都要用一个最好的写作来规范自己的语言。一个能够规范的使用语言的人，相对来讲，是一个内心更平和的人。文教就是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今天的教育真的出大问题了，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文法不通的。我们不以人本身作为教育的目标，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人岁数越大，达到内心的平和，是关乎人幸福最大的基础。跟家庭一起生活，跟一个团体一起生活，在世界里遇到的问题，你用一整套方式来达到内心的平和。平衡感的来源，人最早是用文法来塑造的。

第二是修辞。修辞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修辞最重要的就是用,用语言。西方就是用古罗马演说家的东西,用古希腊学者的东西。比如,军队阵前的说辞,绝对不同于其他场合；和老师说话的方式，就和同学说话不同。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回到这样课程体系，而是要理解这一套体系。我们现在对教育最狭隘的理解, 就是掌握一门技术。不管是传统中国,还是西方,这都是对人非常低的评价。比如,传统上，劳心与劳力的区别。现在的教育是向下拉伸的趋势, 这必将使现代文明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讨论。今天我主要以讲西方的历史为主。今天我们理解的修辞，就是修辞的反面。修辞要讲生活的恰当性，而当今强调的修辞则是其反面。

文法讲的是合乎规矩，修辞讲的是用的合理。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修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语言问题。包括一系列的文明举止。比如，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一些太日常的话。当然，现在的老师都不懂。这不只是语言问题，比如你穿个背心短裤。你觉得自己很潇洒，但这与社会内在的道理背道而驰。你说美国人这样,我跟你说,美国人才不这样呢。

辩证法。人理解问题，是一步一步讲道理，分析问题，有依据。很多人，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他看你的文章，一下就能抓住要害。今天很多人，本科生就跟我说，我的研究领域是什么，然后你就只读这个领域那么点文章，别的都不关注。你22岁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大家笑），你30岁就死在这个地方了。很多人都在主动找死，就用你那么点屠龙之术。这是太大的悲哀，你这不等于读了技校吗? 我们的教育制度天天在追捧这些东西。你用这些目标来衡量教育的话，你肯定都是在衡量些许利弊。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拒绝教育，拒绝成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非常厉害了。一个人即使获得自己的机会和幸福感, 都必须能够越来越大地容纳周围世界的能力。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比你讲什么重要。这种意义上的教育和你的体验和感受，它的精神上的内涵，这种仪式性的东西,要比传授内容更重要。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已经彻底地常人化了。这一点，我们要重新回到神圣性上。

西方发展到这一时期，奠定了西方现代教育的基础。现代西方教育的讨论都要回到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之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就是要人有个性，要人无所不会。达芬奇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要理解，有这样一个时代, 所有知识都统领在一起, 让人做大。所有知识都拥有于心的时候, 你还是要读这些古典的、历史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只是从观察而来,而是从阅读所有古典的文献而来。

所有,这个时期的激活,就不同于查理曼大帝时代。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 比如普罗塔克. 即使我们有着掌握一切知识的欲望的文艺复兴时代, 但也是对传统的激活,虽然激活的方式不同。如果你看画展，可能会看到，从那时候到16世纪的荷兰, 一张画上基本把所有的鸟类都画出来了。这就是时代的精神。后来像达尔文的博物学,有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要将世界所有的物种搜集来进行分类。现在你去巴黎的植物园, 要将世界所有植物都种一棵.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传。换句话说, 就是不是用今天的学科的，或今天的科学的方式理解世界，即用分析的方式。那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分类和形态。懂历史的明白, 历史上有着不同的知识形态。文艺复兴就是要掌握所有的总体知识。什么是历史时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不同的人。

在某个历史时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上相似的培养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以前不同时期留下的风格.比如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有些人还有那个时代的风格。比如，阿伯特读过红楼梦2遍，读过陈达所有的作品。这样看，现在我们与国际接轨，这是哪门子接轨呢？比如钱钟书也是这样的人，他并没有建立知识体系，而是体会知识的每一点味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为这种人留下了什么机会吗？教育要为不同历史时期留下可能性，这就是好的教育。历史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就有给它机会的必要。

4怀疑时代的开启

西方的怀疑论时代，笛卡尔开始的怀疑精神，影响了教育。教育进入人性论或感觉论时期。教育学最基本的理论设定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这段时期主要讲什么呢？每个人都要敢于运用自己理解的能力，敢于运用自己体会生活、理解生活的能力。从这个时候，文本和文献的重要性下降了。也就是说，已经不完全是文教意义上的教育。这就进入了科学的教育。西方给了我们晚近的教育的传统。这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教育带来的结果。人们无法建立共同的神圣性的东西，而只是抽象的个体，这个社会是危险的。这特别像今天网络上的暴民的状态。他赤裸裸地发表绝对的意见，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可能是一个低能儿。他的意见抽象而极端，这是革命人格。这种人没有能力构建现实生活的共同体，所以爆发了革命。而社会学恰恰是反思这种危机而诞生的。社会学的根本在这里啊，而不是单纯的反抗谁。

所以涂尔干整个的讲法，教育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的道德精神。首先是要守纪律的，即规范的纪律；第二，对群体和他人的依恋感；第三个才是自主的意识，而前面两者是最基本的前提。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我就是我自己。从上千年教育历史的变迁里，不同传统的历史被激发出来的重点是不同的。涂尔干有一两本书是重新解释希腊和罗马的，即在家和国之间有一种调和的方式，即社会。涂尔干就是建立在重解希腊、重解传统的基础上。微信上，发法国高考的题，都是哲学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法国的liberal arts是在高中完成的，而美国则是在大学完成的。所以，法国去哪个高中非常重要。而且，有些法国大学者都是中学老师。不断地对传统做不断的解释，才能对现实做出更好的理解。如果你总感觉人赤条条来到世界上，那你肯定要赤条条地走出去。

现代教育是如何呈现的

我们从一个具体话题开始。今天的教育已经误入歧途，这源于我们对教育二字的漠视和不理解。每一个进入大学的人，都带着好像每个人都要出论文的想法。坦率的说，这都和教育没什么关系。教育的本质不是发现，不是研究，而是重复。

教育的本质就是重复和传递。首先，什么是重复？重复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代一代的人读的都是相同的书。就教育的本质而言，就是将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种入你的身上，让你自由地在未来世界里呈现你接受的东西。

教育首先关乎的是某种文明传承的过程。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大概断了几十年，如果我们不恢复对历史和文明的传承，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所谓的学术创新在将来都是一文不值的。这只是对某种学术潮流的一味模仿。如果我们理解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在于我们如何做成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人（good man）。当然，中西对此理解不同，古今也不同。

教育的目的不是新人，而是好人。如何理解这个好，是不容易的。中国古代认为君子是好。西方中世纪中期以前，全身心侍奉上帝的就是好人。笛卡尔之后，则建立自己内心秩序的才是好人。如今我们的大学，又有多少人会这样理解教育呢？我想这是当今中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之一。做新人，是无视传统和这些根本问题的。做好人是无数次回到我们的历史；而做新人就是粗俗的个人主义者；做好人是不断对世界开放并建立秩序的人。

教育是在不断的传递。传递的不只是一些想法，还包括自己的感受和习惯。做好人，第一，中国人讲修养，第二，教育根本上讲是要建立神圣性。做一个好人的最核心的标准在于，自己不是最大的，有一种特别重要的东西，永远是高于你，你内心要充满敬意。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存的人，再大的学者，如果对父母不敬，则也与教育无关。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父母的存在天生就是你的限度，所以你要对父母有爱、有敬。在西方，则讲天父。即使西方理性不断发展，则始终面临这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有天子，要敬天，敬地。如果不心存敬意，则教育毫无意义。比如，你来北大读书，什么叫对北大心存敬意？就是通过对北大的历史、对以往杰出的人、杰出的故事，不断的了解和体会，让这些融入身心，这就是有敬意。但今天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无关，这注定是失败的教育。

如果人能够认识、体会到这些，那他则会有修养。修养在历史上的表述不同。一种表述是cultivation，一种是alienation（黑格尔）。中国人讲教化，讲修齐治平。越有学养，越知道自己有不可超越的地方，对神圣性有起码的尊重。

如果人要有修养，与周围世界融合起来，接下来的问题则是神圣性是什么？性是什么？认识到神圣性，并将此融入身心，形成order，就是教育。历史上，对神圣性和人性的理解的不同，形成了历史的不同阶段。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对神圣性和人性的理解不同，造成了教育的不同。孔子所言礼乐教化与魏晋、宋明的教育都不同。因为这三个阶段我们对天地、对性的理解不同。所以，可以说，现在教育研究的很多问题和教育没有关系。比如教育经济学和教育没有关系，因为它研究的只是教育在市场里产生的效用；再比如，现在研究的教育不平等对于教育来说，都是假问题。因为你的出发点是social justice，而不是education。

“性”，所谓神圣性的东西，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理解不同。Human nature，从两个角度来理解：1、它本来是什么？这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讨论。2、它的内容是什么？教育学狭隘的将之理解成课程体系，其实它的内涵非常复杂。不管内容为何，我们赋予教育的方式一定是不断地激活传统。这个过程，只是因历史阶段不同，我们赋予人性不同的内容；但这都是对传统进行重新理解。历史上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个例外。可以说，与教育最相反面的就是革命，它是与传统一刀两断。

第三，教育的本质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传统或经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会选择不同的传统，选择不同的复兴过程，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所有人都在创新，是革命时代造成的结果。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人格塑造的过程。今天的大学生都没有抱着一种敬意的心态来读前人的书，没有心怀敬意来理解历史上好人（good man）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人无缘体会到自己何以能作为好人，何以做传承古之精神的人。这只能培养社会的在俗人士。他们拒绝在教育中发展人性的状态。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大概地讲了西方教育的历史，就是要说，教育就是要对自身不断地理解中不断地激发传统的过程。关键是要于现实的人的心理、他存在条件和感受和传统的东西不断地接壤。下面谈谈我国的情况，包括老一代学者的看法。

在西方，卢梭、伏尔泰这些人都是liberal arts传统中出来的人。不过，中国的文教不同于西方。西方是宗教下的教育，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反堕胎，就拥有丰富的宗教内涵。可以说，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紧张，让我们不停地讨论教育的问题。而中国教育的宗教性没有这么强。

从笛卡尔对人的理解，以及后来一整套现代对人的理解，创造了现代教育的形态。是不是对现代批评教育的时候，就扔掉了这些传统呢？这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大的症结。我们讨论教育的历史，不断复兴传统的过程，但是，复兴传统的过程并不是如此简单的，并不是只通过书本就能做到的。而且，不同时代选择的书本也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教育不是我们回到经典就能做到的。这要和我们现代人心灵的状态、世风民情的状态适应。换句话，不能只考虑种子的问题，还要考虑土壤的问题。不是说穿汉服、读孔子就回到传统了。而是说，文教，必须还要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相互接壤起来。这里的科学，不是现在理解的科学，特别不是现在的社会学。这个传统不只是中国的传统，还有西方的。

第二个，我们要对现实的状态有理解，这才是科学的意义。而社会学本质的精神就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如果用批评的方法来讲高中，有两个东西最要害：1、强烈的功用性、实用性，就是过早的用社会的思维理解自己；2、强烈的意见，对社会和自己有强烈的观念性的看法。比如生而平等，和父母、老师都是平等的。原理可能没错，但原理有很多前提条件。我们今天的孩子身上有强烈的意见性，比如社会是恶的，所有医生都是为了挣钱等。这些意见性的判断，只读经典是无法解决的；只读经典往往会助长这些意见。教育就是要对现实有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对经典也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费老晚年写了一篇文章，讲社会学在中国终极意义上是一门人文学科。中国的文明形态，更习惯一种连绵和传承的关系。中国文化就是在具体情境中来理解社会运作的过程。同时，我们一定要走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寻找一种共同特征的方式，找到我与研究对象同感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人文学科就是要读经典，更重要的还有一层，就是要了解现实的历史，现实的经验构成。这一点，社会学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有些哲学家就是做这些。而社会学恰恰就可以把经典的文史和现实经验发生关联，而对自己的位置有所认识。

如果让我加强课程体系的建设，一方面一定是大量的文史教育，哪朝哪代，要读具体的历史；另一方面，一定是社会调查。两者只取其一，都是危险的。可是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一个都不占。我们今天追求的东西，是不断革新的统计方法，是某某语言，而不是对生活恰切的生活理解。我们今天写文章，看几个变量什么关系，这样的文章也好发，十年之后你再看，全是垃圾。

你可能会说，今天有这么多学分要修，这么多事情要做，看不完这些浩无边际的古典著作。这个我也赞同。但是即使在一个学科内部，我们自己学科的历史，也很少有人做这项工作，回到这些传统。你不是非要读四书五经，读西方所有著作，起码你自己学科内部的传统，你要知道。越回到传统，越才能有新的理解，这个是我们在学科内部可以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教育和学问，越跟风，死得越快。尤其是教育。学问我不好说，因为有时候你不跟风找不到工作。

今天我们考察教育的很多指标，跟教育本身没关系。我今天讲的一些，乱七八糟讲了很多，只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启发。教育产生的效果是滞后的，我们今天的时代，真正的时代是文革的时代，是文革培养的一批人主宰这个国家的时代。而今天教育欠下的东西，也要未来三十年再来偿还。

geonet

吴非：教师比学生更需要学习
2015-01-23 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Zhongguojiaoyubao



我在退休时，曾想到，如果说自己的教育经历有什么值得总结，值得对人说一说的，那可能莫过于把自己教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学生。
我把自己教成了一个学生，我把自己教回到课堂，我把自己教回了童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离开课堂之后，我仍然对教育保持着热情，仍然对世界保持着好奇心，仍然在思考着学校里和课堂上发生的所有教育。



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教师比学生更需要学习
教师职业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因为这一点，教师自己必须是真正善于学习的人。因为只有教师知道如何去学，学生才有可能跟随他学习。
承认自己需要学习，才可能有真正的学习。从走上讲台的第一个星期起，我就想到，随“教学”的开始，属于我的学习也开始了。因为面对的这五十多个人，他们的智慧总和必然大于我，我唯一高于他们的，是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然而这种不足道的“优势”会很快消失。
30年以来，高师毕业即从事教学成为常态（近年一些学校才要求“硕士学历”）。我的同事，大多数是在22岁左右毕业来到学校的。在他刚走上讲台时，谁都会认为他的“专业水平”处在并不高的状态；其实，此时的他，缺少的只是经验和资历，一般而言，他的知识水平比工作了十多年的教师要“新”一些。
事实也证明，相当一批教师一生中知识水平最高的时期，就是刚刚毕业的那几年，——面包刚刚出炉，“色香味形”俱佳。而由于应试教育的熏染，很多教师在繁重的重复劳动中疏于学习，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已经成为庞大的考试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操作工。在教学方面，他只要带两轮教学，那些经验和技巧足以应付低水平的中考和高考。于是，他很可能停滞徘徊在起点附近，不思进取；而僵死落后的评价机制会很快给他带去显性的利益。在那样一种状态下，初出茅庐时的教育理想很快消磨殆尽，教学激情随之消磨一空，更不用说什么教学风格了，偶尔有过的那一点课堂魅力不过是昙花一现。
根据我国的劳动退休制度，如果22岁高师毕业，男教师得工作38年，女教师得工作33年，才到退休年龄。从理论上说，一个人在大学学习到的专业知识技能，不大可能支撑他站立讲台三十多年；那些知识，也不可能三十多年不过时。如果一名劳动者的技艺永远停留在22岁的水平上，是很可怜的，他所做的工作，新一代机器已能代替他；而一名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定格在22岁这个符号上，则是可怕的，因为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内，他只能用陈旧的方法向学生教授陈旧的知识。

教师只有比学生更善学，才可能会教
相比而言，教师的工作很容易走向平庸。
2004年课改开始时，很多老教师反对使用新编教科书，——这是我们预计之中的，毕竟课改需要他们多付出一些时间理解消化新教材，而他们感到精力不足了；但没有想到的是，一些中年教师也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刚刚熟悉教学，进入了平衡期”。
这是多么古怪的一幕！我从这里进一步体会到的是：课改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一旦具体到教师的专业提升意识，便会出现的这种惰性或是职业倦怠。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各种误解，也在于教师自身没有把教学当作“专业”，需要能力的提升。
教师只有比学生善于学习，他才可能会“教”，因而才可能是“师”；也只有比学生更知道需要学习，他的“教”才可能是有价值的。
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撑，就是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能发现问题，并始终正视问题，重视个人思考的价值。
要有“问题意识”。我是个愿意“相信”的人，但我更加尊重事实，希冀发现真相，这就让我不断地发现周围的问题，从课堂，从教科书，从学生的反应，从检测与考核评价，从学校的教育行为……那些年，我对语文教育产生的疑问，日后都成为我的教学与科研的出发点；由此而生的相应的思考，以及为寻找出路所作的探索，对后来从事的语文教科书编写，乃至树立正确的教育观，都起了重要作用。
语文教育，延伸到全部的基础教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时下的学科教育为什么经常违反教育常识？目前的考试制度及形式有没有改革的可能？基础教育中，怎样体现“法的精神”？……这些问题，直到现在，我仍然在不停地思考。

教师要善于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学生
教育不能仅仅凭借爱心，也需要智慧。仅仅有对教育的热爱，不一定能胜任教学任务。前年，和一位心脏外科专家交流，说起爱心与智慧的话题，他说：“我不太同意社会的一般看法，我认为智慧比爱心更重要：医术高超，病人的痛苦就少；以儿童心脏手术来说，胸腔打开的时间越短越好；仅仅有爱心，可能不行。”——行医与教学未必是一回事，但他的话也令我深思。对一名富有爱心的教师而言，他可能先得有智慧；行医是“救命”，或许是千钧一发，而“教育”将长久地影响人的一生，因而，教师的“术业”可能更重要了。
“了解自己”，是学习的起点。多年来，我深切地感到，我的智慧是有限的，好多领域的知识我不了解，好多应当读的书我没读过，这就让我始终把继续学习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每位教师都可能有自身的教学优势，要敢于“扬长”，但也要敢于“不避短”，善于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学习，当然也包括向学生学习。——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学习他不是为了成为“他”，而是为了成就“我”。有这样的意识，就能不断开拓学习的新途径。我在50岁时参加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在长期的工作中，认识了很多比我年轻的教师，我只注意他们强于我的地方，这样，我丰富了自己的视野，学到了更有趣的知识。如果我自以为是倚老卖老，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时有感悟。
长期的教学实践让我发现了更多有趣的问题，探究与思考使自己能以学习为乐事。退休了，我发现自己真的比30年前聪明了一些，在对职业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高度，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via 吴非的个人博客）

geonet

教育快评：教师的教育主张应当“接地气”


2015年08月13日 09:24
来源：凤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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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教育”、“学校和教师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等问题，即便是刚走上讲台的年轻教师也都很有话说。但问题是，因为缺乏全方位、系统性地思考，一些年轻教师认为自己很成熟的教育观点常常脱离了客观实际。这就像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转发的一些蕴含哲理和具备励志功能的段子一样，更多是呈现一种理想状态，说起来很有道理，但就是经不起推敲和现实的考验。

其实也不难理解，年轻教师的教育观点之所以不太成熟，是因为受到年龄、阅历和见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有的听到某一位名家说的某一句话，看到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观点，恰好与自己的一些想法产生共鸣，于是就信手捏来并堪称是自己的教育主张；有的是思考某一段经历或者某一事件，从而对教育迸发出一些观点和看法；还有的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些感悟和启发，便把它们“提炼”为个人的教育主张。

学校教育鼓励创新、探索和超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教师能够从工作实践中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这是一件好事。诚如台湾学者黄武雄教授所说：“教育者应该帮助孩子们经营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在复制我们的过去”。教师在工作中应当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敢于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但必须指出的是，教师如果认定了某一观点便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自信，沉陷于自己的教育主张中不能自拔，甚至于看不惯周围教师的一些教育行为，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凡事应当讲究实际，教师的教育主张若是离开了实际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曾经在一次教育研讨会上，一位教育同行向我津津乐道他的“某某教学法”，并自诩为他的首创，但当笔者问及该“教学法”提出的背景、有哪些实践经验、已经取得哪些成果等问题时，他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形成教育主张不能靠教师自己在那儿闭门造车，没有立足实际，脱离了教育实践，就不可能有什么教育主张。

话说回来，遇到提出的教育主张不适合当前学校教育土壤，或是与学校推行的一些举措发生碰撞的情况，教师既不必消极看待和应对，也不要一意孤行推行个人主张，要在工作中学会变通。比如，有专家提出反对“人与人争”、提倡“人与事争”的教育观点，但在举国上下“评比”与“竞争”氛围浓厚的情况下，不是教师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因此，倘若有教师也持着类似的教育观点，不妨变通评比和竞争机制，引导学生拿自己今天的成绩和昨天的进行对比。如此一来，既不违背自己的主张，也不违背上级有关部门和学校的决策。

总之，笔者认为，只要坚持认真做一件事，即使不能成为专家，也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教师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每位教师都可以根据实际大胆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都有可能成为教育的思想者。但教育主张不是人云亦云，不是想当然、拍脑袋。教师提出的教育主张应当“接地气”，应当尊重教育规律和孩子的成长规律，合乎教育学和心理学常识。

（作者陈松信，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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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教育才能成就优秀教师

——雷夫·艾斯奎斯对话罗崇敏

雷夫创造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近几年不仅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话题，而且是许多教师心中的想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成为优秀老师”，雷夫强调的这个观点让许多教师内心澎湃。6月27日，在湖北武汉，国家督学、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与全美最佳教师雷夫·艾斯奎斯进行对话交流，两位教育工作者对共同关注的中美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

成就优秀教师，要让学生自己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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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崇敏：一个学生在你的56号教室一年，可以改变他的人生吗？如果能，您是怎么做的？
雷夫：我无法对所有孩子作出改变，更多的是学生自己作出改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在教学方面失败的案例。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教师，有学生在我的教室学习了一年。他们做得很好，我就觉得已经尽到责任了。但不幸的是，3年后，这些孩子陷入了麻烦，比如进入混混小社团等。我的妻子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在每个周六与以前的学生进行交流。即使离开我的班级之后，他们还是会回到我的班级，我再坚持两至三年的教学，为孩子的成长作出努力。

罗崇敏：为什么在一个全美第二大的霍伯特小学，只有一个56号教室而不能在整个学校出现？
雷夫：许多教师也喜欢我们的班级，但是他们有的比较懒惰，总想得到一种所谓魔法式的教学方式。但是，他们看到我的教学方式需要十分努力工作，并且经常看到我有不开心和失望的时候，他们就不喜欢做56号教室这样的事情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对我的教室作了这样的评价：这的确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他看到孩子的时候也会感动得落泪，为这些孩子得到了幸福而落泪。但他的哭泣更是因为有太多的孩子不能参与到56号教室里来。我们当然可以有许多56号教室，但是，在美国，许多优秀的教师已经不再教学了，留下来的教师都是很普通的。每次与中国教师对话的时候，我就有些忧伤，因为中国教师与我合作的美国教师相比要优秀得多。

成就优秀教师，教师要个性化、全面释放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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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崇敏：您认为56号教室的奇迹会在中国的教室发生吗？
雷夫：我认为，中国应该有许多像56号这样的教室。我的班级真的不是一个奇迹，只是一个充满乐趣的班级而已。教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记住一切都能变好：学生会变好，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好。教师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学生，做学生的朋友，消除学生的恐惧心理，让学生知道学习是为了他们的幸福。教师不要对学生只讲规则，自己更应遵守规则。教师要了解学生在规则内想做的事，放手让他们去做。
罗崇敏：我认为，56号教室的奇迹要实现很难，因为目前一些地方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教育目标很难使我们的教师、特别是普通的教师，能够个性化、全面地释放自己的潜能。

雷夫：在美国，政府也会干预教师的教学活动。我们也有一些很棒的教师，但是政府不会采纳他们的意见，虽然教师对于教育教学的了解要比政府多一些。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失去许多优秀的教师。我想跟您交流的是，作为政府有什么措施去激励教师，而不是总做一些令教师伤心的事情？
罗崇敏：雷夫老师，我长期在地方做管理工作，后来到了教育厅任厅长。我认为，作为政府教育官员，应该真正支持学校成为独立办学的法人。
雷夫：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在美国一些地方，教师连一丁点儿的发言权都没有。我认为，教师和政府之间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我跟大家讲一件有趣的事，每年都会有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来我这里参观，但是在我所任教的地区，教师却从来没有来过。
罗崇敏：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原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所以，不要太在乎周围人赞许或者是嫉妒的目光，锲而不舍地做好面临的事情，坚定不移地走向前方。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评。

成就优秀教师，教师要发现学生个性化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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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崇敏：您认为什么教育思想对美国的教育影响最大？对您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影响最大？
雷夫：我希望，我会在两个方面对美国的教育有些影响。第一，美国小孩考试太多了。测试很重要，我也会给孩子测试。如果教孩子怎么去做乘法，我当然会以测试的形式检测孩子们学会了没有。但我也会告诉他们，如果你考试没有考好的话，也没有问题，这只是告诉我，需要再教一遍。妈妈也会继续爱你，老师也会继续爱你。我一直想让美国政府接受这样一件事情，真正对孩子有用的，是通过考试考不出来的。第二，我希望政府在各级各类学校不要取消音乐课程。音乐是一个孩子成长中最核心的部分，我觉得音乐与主课数学、语文这样的学科是同等重要的。当孩子玩音乐的时候，他能增强自己的注意力、学会彼此倾听、犯错误后善于改正错误，等等。现在，我班级里的一些小孩可以一个人玩10件乐器。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教育理念，就是所有的小孩从5岁开始，每天都应该玩1个小时的音乐。

罗崇敏：这也许是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最大的不同，美国教师是要去影响别人、影响国家，我们是要接受影响，包括国家和他人的影响。但我认为，雷夫老师一直坚持的教育思想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注重的是人的个性化培养、创造力培养！还想与雷夫老师交流一个问题，人类的教育是否应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雷夫：我觉得，全世界的学生可以彼此去发现其他国家最好的价值部分，然后彼此分享。我会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一样学习刻苦，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我也觉得，中国的学生也能像美国最优秀的学生一样变得更有创造力。我曾经看过一群很棒的中国小孩跳舞，他们跳得很好。跳舞结束后，我问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有没有人犯错误，立刻所有学生的眼光投向了老师。没有一个学生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我希望全世界的学生学会“犯错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觉得羞愧的地方”。这就是我希望中国学生从我的班级可以学到的东西。因为我的学生一直在犯错误，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请大家不要害怕学生犯错误。


罗崇敏：我觉得教育应该有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教育应该构建师生多元一体的价值观，要注重发现和培养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就像雷夫老师崇尚的观点，要彼此欣赏、相互成就，使学生的灵魂走向高贵。如果让我解读56号教室的奇迹，我认为，它的成功在于：使弱势的孩子优势，使不幸的孩子幸运。因为我看到你介绍的这些孩子大部分母语不是英语，70%的学生来自贫困地方，特别是他们的父母许多都在吸毒等等。你通过耐心的教育，使孩子的不幸变成幸运，使弱势的孩子具备优势。
雷夫：谢谢你，你的理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想让大家理解一点，就是我并非总是成功的。我认为还要继续坚持，做得更多。

优秀教师要有爱心、智慧和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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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崇敏：雷夫老师，我发现您每次出席活动都是穿西装不穿皮鞋，作为全美最佳教师，我觉得这样很不匹配。您是为了表达个性还是习惯呢？
雷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之所以穿运动鞋而不是皮鞋，因为在我教课的时候，一天都是站着的。在我的班级里是没有课桌的，我永远不会坐下来。我穿白色的鞋子，是因为我从10岁开始就喜欢这样。所以，当我教10岁小孩的时候，我想跟他们想得一样。而且我的妻子也觉得我的行为跟10岁小孩没什么区别。

罗崇敏：雷夫富有爱心、富有智慧、富有意志力，有许多好的教学方法，在他的教学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非常富有意志力地进行改变。要成为优秀的教师，我们必须不断追问到底“什么是教育”？
雷夫：我认为，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实现人的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活动过程。现代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大爱情怀、创造能力、社会责任和幸福生活的代代新人。
发展现代教育的灵魂是教师，要建设一支有忠诚之志、大爱之心、专精之业的教师队伍，教师不仅要成为经师，还要成为业师，更要成为人师；教师要以爱心滋养爱心，以智慧生长智慧，以价值构建价值，以创造激发创造，以幸福传承幸福。要全面实现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使人知生理，调心理，懂伦理，守法理，明事理，晓哲理；使人认知生命的价值，增长生存的智慧，培养生活的信仰，实现人生的幸福。


雷夫·艾斯奎斯（Rafe Esquith），198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美国最有趣、最有影响力的教师，但他并未得到应得的所有荣誉。当然，他不会在乎那些。在洛杉矶霍巴特小学（Hobart Boulevard Elementary School in Los Angeles），56号教室里的五年级学生所上的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谦逊，艾斯奎斯（Esquith）相信树立榜样是教师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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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境界 大变革 新气象
——青岛市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的教育创新
2015年09月06日 08:03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陶继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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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如果说“三个定位”与“四个关注”是春日初萌的播种，那么，他们所期待的“五个中心” — —课程发展中心、教学研究中心、教学资源建设中心、教学质量检测中心、教学数据研究中心和六个职能的教研转变，就是秋果累累的收获了。
关键词：教学;青岛市;普通教育;研究室;教研员
作者简介：

　　陶行知语：“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青岛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其教育发展也是突飞猛进。2014年初，张思峰走马上任青岛市普通教育教学教研室主任之后，便反复思考何以让教研工作有一个新的突破？

　　有战略眼光的顶层设计，无疑是让教研工作产生飞跃的智慧之举。通过大量调研与深入思考，青岛市普教研室的“三个定位”渐次清晰起来——全市课程和教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课程和教学的指导服务机构；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指导机构。随后，他又提出了市普教研室聚焦“四个关注”，建设“五个中心”和转变“六个职能”的目标要求。

　　“三个定位”的顶层设计

　　全市课程和教学的学术研究机构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全国很多教研室在探索如何适应当地教育发展方面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是，如果只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研究如何出考试题上，或者放到评选优秀老师上,这只能在教研的低层次徘徊，而无法进入百花齐放的春天。我国民国时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言：“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张主任深谙教研室既然有研的性质，就应当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教研员在指导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既要有实践经验，还要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让最前沿的教育教学研究走进青岛这个具有现代都市特点的教学之中去。

　　学术研究机构中的教研员，是一个“鲜活样本”，不但要有“高原”之型，还要具备“高峰”之势。要关注教育科研前沿以至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趋向，更要注重向名专家学习，既学习其精湛的经验，又需紧密与教学实践相联。比利时学者哈维尔·罗杰斯教授认为：“教育研究必要源于实践，”唯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并寓于反思之中，才能生成巨大的生命能量，犹如美国教育家布鲁巴赫等人所提出的要对实践反思、要在实践中反思、要为实践反思。

　　基于此，青岛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和完善了《青岛市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出台了《青岛市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考核管理办法》，在全国聘请了课程、教学、评价、教研、管理五个方面的全国一流的专家，作为青岛市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的顾问。著名教育专家田慧生、顾泠沅、储宏启、刘坚、吴正宪等，应邀成为其第一方阵的顾问。

　　“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故而张思峰认为，在特邀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来青岛讲学指导的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青岛市教育界也是人才济济，甚而有的已经在全国崭露头角。张思峰主任按照“体检报告”要求，以公开、公平、公正的严谨态度，聘请了180人作为学科团队的专家，成为青岛校长与教师培训的指导力量。教研室实施了轮流上台演讲策略，每次8人，每人演讲15分钟，要求讲出教学改革内涵、特色，以及相应的理论支撑。要现场回答听课老师的质疑问难，有时还要接受全国知名专家学者的点评和问询，最终淬炼出一个崭新完美的自我，校长、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大为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人志存高远，勇攀高峰，整个岛城教育界形成了“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生机勃勃的气氛。张思峰主任充满自信地说，用不了几年，青岛基础教育界，在基础教育教研室这个学术中心的指导下，将会新生一批懂管理善教学的骨干力量，推动青岛基础教育跃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青岛市教育部门已经完成了17个学科的高端培训，培训人次达到1万人次，全程录像形成资源，与全市教师共享。很显然，如此的牵引、“伏击”，把藏在春天的鼓点敲响。一个开始了大变革的青岛教育，以全新的态度、全新的容貌站在教改的最前列。

　　课程与教学的指导服务机构

　　潜心教研，励新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指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学校领导的课程开发与教学指导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而张思峰主任则认为，教研员要统领全市学科课程与教学改革工作，同样要具有强烈的课程开发意识与较高的教学研究水平。不仅要有校本课程开发的能力，还要具备国家课程校本化及其课程整合的能力。同时，课程也不止于文本这个单一的向度，还要有生活实践课程这个向度。教研员在教育教学上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挥指导作用，不是对学校的教育、教师的课堂教学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不是对教师教学进行局外式的点评；而是深入教学第一线，参入教学活动，参入课堂教学，把听课看作是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在深入第一线教学中，将自己的教研思想、教研体会、教研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与教师们一起探讨教学工作的改进与完善。教研员们普遍地能“带着问题进学校；带着问题进课堂；带着问题进座谈，总结问题出成果”青岛教研室从实际行动上彻底改变了教研员脱离学校教育、脱离课堂教学、脱离学校学生，坐在办公室里搞教研的弊端。诚然，改变这种弊端并非易事，教研室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

　　制定了3+2教研制度，即一周之内，教研员3天在学校，2天在单位，而且包括一天在单位的集中学习。从情感上看这样做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些像泼“冷水”似的“残酷”。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虚火”过旺，教研员才能扎根“土壤”，才能有足够的教研底气，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也才能真正成为引领教师前行的带头人。同时，教研员不仅要有和一线教师对话的权力和能力，还要有理性的情怀与胸襟，正如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于20世纪所提“对话哲学”中所主张的：“真正的对话，是从一个开放的心灵到另一个开放的心灵之间的话语。”教研员只有具备了强烈的学习、研究与服务皆不可偏废的意识，才能有效地服务于教学，更好地服务于教师，才能以自己的实际水平树立一个良好的学者形象。既然教研员的工作是为教学、教师提供学术意义上的服务，那么“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道理便突出在每一个教研员的面前：提高教育教学中的学术思想、学术能力、学术见识，开阔各自的学术视野，壮阔各自的学术襟怀，便成了教研员必须认真对待的工作态度和认真思考的工作课题。当然，新的学术境界与新的工作态度使教师的工作方式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研员都能与学校教师心与心地直接倾诉，都能谦虚待人而不是盛气凌人。从而不但可以提升他们在老师中的信任指数，还让一线教师怀揣惊喜，得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实惠，从而掌握新教法和学法。

　　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时代的前进洪流，更无法阻挡社会革故鼎新的发展需求，我们唯有不断地在适应中学习，在学习中适应……但“我们发现，要大多数人都能至少比原来好五倍、快五倍、轻松五倍地学习任何东西，并将学习贯穿一生，是十分简单事情，这并不难，但人们不仅需要用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吸收信息，而且更需要树立信心，从这个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时代充分获益。”这是学者珍妮特·沃斯《学习的革命》一书中前言部分的一段话，而这种个性化学习方式即转化为青岛市教研室不断创新的教研工作机制当中，突出表现在其积极开展的“菜单式”教研服务。2014年，教研室制定了《关于开展“菜单式”教研服务活动的通知》。为此，教研室公布全年综合教研服务菜单258项，学科教研菜单249项，其中对农村薄弱学校调研40余次。通过“菜单”“订单”双向选择，落实基于学段和所有学科的个性化“教研服务菜单”。逐步建立起有效服务对接机制、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和科学服务长效机制。各学校在“教研服务菜单”中，提炼出一些“草根”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教研服务质量，增加了教研的深度。

　　“菜单式”教研服务受到了校长与教师的一致好评。“菜单式”的服务与被服务，彰显出老师们适应“霜天”竞争的真本领。一艘教研“航母”经过“能手”的艰辛努力，终于扬帆起航。

　　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指导机构

　　有一种说法，评价是教学变革的瓶颈。毋需赘言，教学评价不应是教学的“指挥棒”，而应是教学的“服务器”。可以说，对基础教育的评价，既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个难问题。青岛市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知难而进，一方面认真研究分析中国前沿甚至世界先进的基础教育评价成果，一方面针对青岛市基础教育教学的评价现状进行深入的调研，并且对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了全面剖析，从而制定出一个科学、先进且符合青岛实际的教育评价体系。同时，他们还将这种体系投注于现实教育教学中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广泛听取老师们的意见与建议，再行修订与完善，最后形成一整套能激发老师们追求上进的评价改革方案。

　　2015年4月11-13日在合肥举行的全国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实验指导工作会议暨培训研讨会上。青岛市普通教育教研室初中数学教研员安志军老师作了题为“初中数学学业水平测试的实践与研究”的专题报告，分别从测试理论的研究、测试命题的思考、测试形式的探索三个方面介绍了其在学业水平测试方面开展的实践与研究，展示了青岛市创建并采用口试、设计题目、数学小论文、数学手抄报、成长记录袋等多种评价方式的实践过程。罗杰斯曾深刻指出：“发展学生的能力是课程评价的核心。……必须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调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境。同样，必须放在各种复杂情境下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所得，对能力的评估要恰当、有效、可靠。”据此可以说，青岛市初中数学在评价方式改革实践中拓展思维、引向启迪的做法，成为了教改最深刻的标志，受到与会专家和老师的好评。

　　“三个定位”不但提升了青岛市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的威信，而且也使这个机构真正成为引领校长与教师发展的研究机构。

　　“四个关注”的教研方向

　　张思峰主任认为，“四个关注”是“三个定位”的必然产物，两者内涵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着火种与燃烧、能量与释放的内在关联。
关注教学需求，提高教研的针对性

　　教学需求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平时教师课堂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包括某些情形下老师们可能意识不到，但却是极其重要的教学实际问题。保加利亚心理学家乔治·洛扎诺夫通过试验表明，人的学习活动不仅仅靠大脑皮层结构，而且是在情感和潜意识的共同参与下进行的，是潜意识与显意识交替的心理活动。当潜意识和显意识处于和谐的相互作用的状态下时，学习效果就会成倍提高。比如当今课堂教学改革中的小组合作学习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有了相对成功的经验与成果。其实，绝大多数还是在同组异质这个单一的向度内合作学习，即同一小组内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上中下之别。这种合作学习形式的优势不必多说，可是，如果天天如此，课课如此，孩子们会缺少新鲜感而降低学习的效率。那些学习好的学生，几乎始终处于指导者的位置，难有与高手进行思维碰撞的机会；学习差的则处于屏蔽思维的状态，难有自身的突破，以致出现“掉链子”、“边缘化”的现象。

　　美国合作学习的主要代表罗伯特·斯莱文提出构成合作学习的三因素：小组目标、个体责任和成功的平等机会，而兼顾三者下，我们还可以运用同组同质的合作形式，即同一小组内学生的学习水平相对一致，即学习好的与学习好的学生组成一组，学习中等的与学习中等的学生组成一组，学习不好的与学习不好的学生组成一组。目前，这种小组合作形式在全国使用的尚不太多，可却是合作学习必须的形式之一。

　　此外，还有一种合作学习形式，即多组合一合作学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学习中心”的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中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多组合一合作学习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在学生本组内讨论的基础上，升级成几个小组共同探讨问题的更高层次的一种合作学习形式。比如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小组临时组成一个新的合作团队，还要很快选出这个新的团队的组长，一般是原小组几个小组长商量甚至竞争后选出新团队的组长。新组长则根据原来几个小组讨论的议题，总结梳理出新的更有价值的议题，或者原来小组内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性的问题，在这个大的团队内讨论与研究。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学校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而且成果非常显著。

　　总之，合作学习是以教育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现代教育教学技术等为理论基础，以目标设计为先导，以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以短时、高效、愉快为基本品质的教学组织形式，故而张思峰主任认为，在小组合作学习教研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让教研工作更有针对性，学生学习更有自主性。

　　关注教学实际问题，破解教学中的重难点

　　每个教师都知道教学中重难点的重要性，而且有的地方还采取了集体备课与共同研究的方式“排查”出教学中每个阶段的重难点。这样，教学的时候就会重点突出。

　　可是，张思峰主任认为，仅有这些还不够，关键要研究出如何有效地突破这些重难点的有效方略，同时不能加重师生负担，要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快乐。所以，在备课的时候，在教案上不只注明重难点，还要写出突破这些重难点的具体方法，甚至是出奇制胜的方法，而且，还要注明在解决哪一个重难点与用什么方式解决的时候，要用多少时间，从而让课堂教学有节奏感，且不至于游离主旨与方向。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与预设的时候时间有出入，教研员就要帮助教师在课后研究为什么有出入，以后再备课的时候如何让时间的分配更科学。比如，课堂节奏安排应考虑学生的生理特点。在课堂上，不能整节课让学生坐着不动，更不能让老师一讲到底，即使讲得非常好，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孩子的高度注意力一般不超过15分钟，即使他想认真听讲，过了15分钟后也会精力分散。不是学生不认真听，而是生理活动机制的原因造成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J.M.索里就认为：“现代教育的重点在于指导活动和采用活动型的教学程序。因为由活动而学习比传统正规课堂情境下的学习更有意义，而且更易于迁移到新情境中去。”所以，老师在时间的设定上，考虑到一节课要让学生有几次“动中学”的环节。只有让学生“动”起来，才能把学生的灵气“逼”出来，也才能让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的快乐指数大幅度提升。

　　关注农村与薄弱学校（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圈

　　农村与薄弱学校的师资等，与优质学校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张思峰主任认为，要最大化地让他们享受到青岛市优质的教育资源，逐步缩短他们与优质学校的差距。

　　教育信息化，无疑为优质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而青岛市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又是全国的典型，所以，教研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将青岛的优质教育资源，甚至是全国乃至世界的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与薄弱学校输送。仅仅输送还不行，还要让这里的教师学会输入与吸收，尤其是唤醒他们吸纳这个信息的自主与能动意识。为此，教研室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捷足先登，而且具备了相应的指导能力。

　　同时，青岛市普通教育教研室还采取了定点研究的方法。比如某学校在某个方面有了经验，教研室立即在此召开全市现场研讨会，让优质学校与农村及薄弱学校的教师一起参观考察与共同研究。某个农村与薄弱学校有了好的经验，也是同样就此召开现场会，让他们无所顾忌地畅谈经验，与大家一起研究。这种积极参与的研究，树立了农村与薄弱学校教学改革的信心，很多农村薄弱学校迎刃而上奋起直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如是说：“渴望被肯定是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张思峰主任就欣慰地感受到，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有不甘落后的元素在蠕动，每一次现场会的召开，都让与会者经历一次酣畅淋漓的震撼，承受一次荡气回肠的轰鸣。

　　关注教研服务与引领，提高教研的实效性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领导学校，首先即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要想让教研员成为教学研究的服务者、引领者，首先也要解决教研员的思想观念问题。

　　从原来的指导甚至领导者，一变而为服务者，这要转一个很大的弯。首先是思想的转变，端正自己与学校教学工作的关系，端正与学校教师的关系，端正与教育教学学术质量的关系。学校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都与教研员的工作密切相关；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与教研员的工作密切相关；教研室都是当地教育教学的学术中心和带头人，该地区的教育教学学术水平与教研员密切相关。唯其这些思想的转变，才有了教研员工作态度的转变。教研员必须明白自己是学校、教师、学生的服务员，必须有一个好的服务态度，要视学校、教师、学生为上帝。根据他们的需求而研究教学，甚至在老师们不理解的时候，也要有一颗宽容之心。这样，才能让教师感到教研是教学的生命之根、精神之乡。在与教研员一起研究教学工作的时候，有一种灵魂所属，人人平等的心态，才可能大胆发言，甚至反驳教研员的观点。于是，完美而和谐的统一，“当仁不让于师”的教育景观就出现了，也达到了理想的教研效果。

　　教研员真正起到引领作用，也许有人认为这不成问题，其实不然。以前的指导，其实有不少假象。在教师讲课之后，教研员的夸夸其谈，看似有些道理，实则是不接地气的，甚至可能是存在错误的。可是，教师能够挺身而出进行反驳者，却是少之又少，因为教研员有的时候决定着他们教学水平的考核等级。而有些教研员也认为，与老师们相比，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不但不亲自上课，甚至也很少学习，思想和水平也就出现落伍的现象。

　　张主任说，现在的引领概念不一样了。恰如华东师范大学郑金洲教授所言：“认识了课堂教学，才算真正理解了教育；改变了课堂教学，才算真正落实了新课程。”所以，教研员首先就应是教师队伍中的优秀人才，是最有教学水平和教学实力的人。这就需要他们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与不可或缺的实践经验，既是教学的能手更是学养深厚的学者。他们所谈，老师们信服。即使讲座，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类似空谈的讲座，而是“讲做”，即既讲又做。唯其如此，教研员才能赢得教师的尊重、才会有信服力，教研工作才会有实际成效。

　　如果说“三个定位”与“四个关注”是春日初萌的播种，那么，他们所期待的“五个中心”——课程发展中心、教学研究中心、教学资源建设中心、教学质量检测中心、教学数据研究中心和六个职能的教研转变，就是秋果累累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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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职能”的教研转变

    张思峰主任认为，有了“三个定位”与“四个关注”，要想“五个中心”愿景变成现实，还需要实现“六个职能”的教研转变，来折射出教研的长短“音波”。

    教研工作的指导思想，由关注知识传输向全面育人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教研工作是只负责教学工作，至于育人，那当是德育工作者的职责。可是，张思峰主任认为，课堂教学，一直与育人难分难解。当年孔子的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多是做人的教育。他的教学总纲只有12个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教学内容只有四个字：“文、行、忠、信。”可是，如果问当今的教研员，到底能有多少教研内容走进生命的内核，研究过做人教育？张思峰主任认为，只传授知识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很多知识中本来就内含做人的教育，无论是人文学科，抑或是自然学科教学，都与做人教育密不可分。马丁·布伯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曾明确论说：“名副其实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品格教育。”即教育乃成人之事业。

    为了更好地由传授知识向全面育人转变，教研员在钻研教材的时候，要研究如何开掘教材中所涵有的人文因素与育人思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让教研员在教学中生硬地大讲做人的道理，即使政治课也不能如此，而是“润物细无声”地将做人的道理融汇其中，让做人之理“随风潜入夜”地浸入学生的心田。所以，教研员研究教材的时候，不但要有育人意识，而且要有育人的方略。同时，要将这种思想与方法传递到教师那里，让他们真正接受这种思想，并真正在教学中实施这种方略。

    从2014年初次尝试将思想品德课上到社会“大课堂”之后，城阳实验初中的老师们在市教研室“体验参与式”德育教育的指导下，又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德育课程开发，将去社会福利院上思想品德课创建成常态的品牌，并且把课程安排在城阳规划部门、学校社区、城阳看守所等地，从正反两方面使内容丰富多彩化，收到了立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在学习七年级上册《撑起法律保护伞》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爱护生命、感恩生命”的主旨，老师们带领学生来到了城阳看守所。活动中，师生观看了由唐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一起由一名刚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实施的盗窃、杀人案的庭审过程。目光对视，直面现实，灼痛神经，活动对学生的触动非常大。学生在心灵的一阵阵震撼中，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健康权是公民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前苏联教育家赞科夫说过：“教学方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情感，便能发挥其高度有效的作用。”上述教研活动从学生的视角和体验入手，围绕德育、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素养展开，从而更富有感染力，一种向上的精神在学生那里顺风扬帆。

    教研方式由零散式、随意式、应急性的教学研究向主题性研究转变

    零散式、随意性的教学研究，有可能解决某个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却很难解决思想性的原则问题，很难深入到教学的重大根本问题的层次里。长期以来大部分教研员的教学研究，都停留在一个表面化的浅层次上。

    张思峰主任认为，向主题性研究转变，明确教研主题，明确教研思想，明确教研目标，明确教研的具体任务。教研主题的核心意义是重大的、根本的、带全局性的问题，构建新的教研文化，提高办学思想，让教学、研究、师训三位一体，成为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而且在某个主题研究中，可以形成系统的研究案例，以及相应的教研成果。郑金洲教授指出：“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这些案例的基础上，再进行理性的剖析，就可能总结出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

    于是，全面实施主题调研，强化教研的力度，围绕加快教研工作由基于经验向基于数据转变的目标要求，各学段以破解教学问题为主线开展主题调研，确定了全年主题调研日程安排。

    千帆竞渡，勇者为先。“支柱型”的崂山七中在竞渡中，开展“基于微课资源的初中地理翻转课堂”教学研究，针对新授课、讲评课、复习课三种课型，采用课内小翻转、校内中翻转、家校大翻转等形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地理课堂的翻转。“翻转”所到之处，枯木逢春，一派生机。

    “活力型”的青岛二十八中开展“基于信息技术条件下学生学业水平个性化动态评价与提升”的主题研究，创建了教与学“二平台八环节”模式，聚焦学生个体成长，探索出学校发展之路。学生活力四射，学校气象万千。

    英国哲学家怀海特说过：“教育的全部目标就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智慧。”有如类似上述教研改革的范例实在不胜枚举。在市教研工作人员的直接引导和“主引擎”的作用下，青岛教研经过爬坡过坎，教师们成为教学改革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教研思路从零散式向主题式转型，教改水平整体“提速”，并使课堂教学彰显出生命教育的意蕴。

    教研工作的重点由研究教师如何教，向研究学生如何学转变

    《学会生存》一书中说：“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的是激励思考。”张主任提出：“教师的教固然重要，而学生的学更加重要，教学生会学习、会思考、会提问题、会分析问题，会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称职教师应该做的”。教研室在张主任的倡导和鼓励下，教研员先前“教”的观念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大家普遍认识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因为“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所以，只要学生自己能够学会的，教师尽量不讲。真正做到“其言而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即使提问，也不只是老师提出来，最好让学生提出来。因为“记问之学”，还“不足以为人师，其必也听语乎”——整个岛城教育界开始出现了教学以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善于提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的新风尚。

    事实上，教学正如古希腊苏格拉底所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让它如何发光。”每个学生都拥有极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只不过在老师一讲到底的课堂“训练”下，不再自我学习，尤其不再自我探索问题。当然，也不再是学习的主人，而是成了学习的奴隶。岛城教育界在教研室的强力推动下，教学思想与理念都从先前单向的传授知识的“教”，向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的转变，学生也因此完成了从“奴隶”到“主人”的脚色转变。

    拥有很强实力的即墨28中的“和谐互助”教学策略，在全国影响很大。用李志刚校长的话说，这是一种“动力分散技术”。过去是老师一个人讲，老师累得精疲力尽，学生听得昏昏欲睡，课堂教学只有老师一个人有积极性、有动力，所以教学效果很差。而和谐互助学习老师讲得很少，学生在自学中不明白的问题通过同桌互助解决，同桌互助不能解决的问题请教周边师傅解决，再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全班解决，全班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由老师解决。这样一来老师退到了最后一道防线，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逼上讲台，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教师的很大作用就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动力，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动车”，让每一对师友都成为“小动车组”，而不是拖车。教与学关系的微妙即在于美国教育哲学家J·S·布鲁巴克所总结的：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不仅如此，青岛市初中数学教师还创建了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的信息资源环境。在2015年《初中数学毕业升学复习指导》中率先使用二维码。将知识梳理、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综合复杂的问题讲解都以二维码的形式呈现在书上。同时还建立了专题学习网站，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课程。爱尔兰学者德斯蒙德·基更博士在《个别化学习——远程教育的一张王牌》一文中就充分说明个别化学习对于远程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信息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多方位、开放性的获取知识的途径，让学生有了主动参与和自主控制的能力，学生不再一味地依赖于课堂、书本获取知识，而是根据自身学习情况选择学习资源。可以说，信息时代的到来，终身教育的提出，必然要求个性化学习以其灵活多样的特点，使学习变成了一个各取所需的“营养餐饮”，使学生学习的自主化、个性化成为现实，从而促进学生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养成，实现个体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教研领域由单纯以学科课堂教学为主的研究，向“课程—教学—评价”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教研员，一般是以学科研究为主，有的还成了某个学科的专家。张思峰主任认为，学科教学之于教研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可是，如果不将“课程—教学—评价”进行综合研究，就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教学改革的需求。大课程大教材观认为，学生所学，除了教科书上的知识之外，还要有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更大的知识背景，还应当建立一个相应的大课程体系，还应当有一个大的教材观。进一步说，课程不止于文本这一个系统，还有生活实践系统。所以，教研员如果对此没有研究，只是就教科书上的某个学科进行研究的话，就会步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境地。

    张思峰主任介绍说，正是课程观与教材的变化，相应的评价研究也由原来狭窄的单一线型模式的学科研究走向全面与科学的、立体方式的评价研究。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与水平的高下，不只是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成绩进行衡定，还要有大课程大教材观意识。同时，原有的终结性评价，必然也要过渡到过程性评价与综合性评价相结合的新体系中。这就对教研员有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把教科书上的学科研究引向深入，又要在大课程观与大教材观思想指引下，使学科研究向“课程—教学—评价”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转变。可喜的是，教研员们在这一范畴的教改中，很快拿出一套系列的研究结果，这又成为下一步追寻探索教育的“路线图”。

    据教研室小学科科长、小学数学教研员刘仍轩老师介绍，近年来，青岛市积极探索三级课程整合和国家课程校本化研究，完成了地方课程《蓝色海洋教育》（1-8年级）的编写修订工作，并在全市义务教育范围内免费供学生使用。青岛市在校本课程建设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首届中小学校本课程研讨会在青岛召开，首届校本课程优质课展评活动在青岛举办。青岛二中的“绿色课程体系”，确立了以十项素质发展目标为导向的大课程观，突出课程的实践性、自主性、综合性和开放性，优化和整合学校资源、社会资源、教师资源和学生资源，形成多元课程体系，成为学生素质发展的支撑。青岛实验初中开发了60余个校本课程模块，由学生网上自主选课。东川路小学构建了基于人文、科学、身心、艺术、实践五大素养的“绿蕴教育”课程体系。刘老师特别提到李沧区实验小学的海洋课程，从开始的王颖校长，到现在的范明星校长，一以贯之地进行着三位一体的整体实验。

    课程意识的觉醒，课堂教学的改革，带来的是评价的变革。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的评价，都具备了综合性与过程性的特点。评价的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研究的方法由基于经验的教学研究，向基于经验与数据相结合的研究转变

    在教学研究中，基于经验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如果没有与数据研究的有机结合，就很难得出精确严谨的科学结论，也很难升华到学理的层面。

    张思峰主任强调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很多在以前费时费力而又很难通过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通过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瞬间即可得出准确的结果。

    国家教育部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实施“中国数字教育2020”行动计划，在优质资源共享、学校信息化、教育管理信息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信息化基础能力等五个方面，基本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可以说，教育信息化数据愈充分，由此通过逻辑归纳推理出来的结果也就更科学。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类比推理甚至演绎推理，就可以让教研呈现出特有的魅力。

    青岛市教育部门领导在世界信息化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当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新的变革。

    为打造“创新之城、创业之都、创客之岛”，青岛市教育部门正在制定实施“互联网+”系列行动方案。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仅仅将内容数字化只是表层应用，并不是真正的融合创新，要创新教学与学习模式，我们所致力的是技术回归教育。市普教研室根据全市“三通两平台”建设统一部署，通过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现“微课知识树助学系统”“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系统和自适应作业测评系统，推动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相互对接的有效融合，信息技术在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草籽一粒，可以打开春天。青岛第二十八中学的微课助学系统，使学生在家即可以自主完成学习内容，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随时随地的学习。碎片化是现下教育研究领域的热词，这样碎片化的学习时间、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更易形成学生碎片化的思维方式。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与教学系终身教授托马斯·波克维茨曾就碎片化展开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碎片化应是一种去常规化，是力图寻求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和常规逻辑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思维方式，这在教育中往往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学生在碎片化时间所形成的碎片化思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根据学生的问题有的放矢的、整合探索的进行教学，提高效率。例如，课堂教学中利用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终端，准确实时地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掌握情况、了解整个班级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对于存在的问题准确地、及时地给予评价反馈。利用“自适应作业测评系统”（阅卷易码上学系统），及时整理出每个学生的错点，找到薄弱环节。真正做到了琴声在千里之外，但能看到弹琴的手指，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教研工作的主导由个人权威式的教学研究，向合作共同体式教学研究的转变

    一些教研员在某个学科，已经成为权威人士。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深入基层，不断丰富理论学养所得到的恩赐。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那种靠单打独斗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合作共赢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共识。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在其《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理》一书中阐释：“真正的共同体绝对不是线性的、静态的、分等级的，而是圆形的、互动的、动态的……真正的共同体就是通过论争而不是竞争来推进我们认知的……论争是公开的，有时是喧闹的，但永远是群体共享的。在这个公开的、群体的论争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成为胜者。”而青岛市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清醒地认识到，教研工作的“组合拳”也是如此，教育的迅速发展，让学科形态的单一性悄然转化，只有课程整合并向合作共同体式教研转变，学科才能有更丰富更有生命张力的内涵。

    于是，合作共同体式教学研究应运而生。你的出类拔萃，我的独出心裁；你的长处，亦可能是我的短处，我们即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中形成一个共同体式教研研究团队，1+1大于2的奇观在团结作战中诞生了。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团队中的一个展示者和受益者。团队队员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愿意离开谁，大家合作共赢。青岛教研呈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研究力。

    教研大合作，催生出青岛市基础教育各学段“小班化教学联盟”、“生本愉悦课堂教学联盟”、“翻转课堂教学联盟”和“合作学习教学联盟”。各联盟制定并完善了《教学实验联盟章程》。本学期11个联盟、63个单位参与，共召开71次现场会。每次现场会的召开和现场会所形成的材料，都敲打着入会人员的心灵，为联盟校以及周边学校提供了可借鉴的典型经验。

    教研室初中科科长、初中生物教研员张玉坤老师对笔者说，没有成立联盟之前，一般学校到名校参观学习，总是要费一番周折。现在有了联盟，是一家人了，就大不一样了。农村或薄弱学校与市实验小学、嘉裕关学校等名校成了联盟，前去参观与学习，不但有了顺理成章之势，还感觉创新之举竟离自己那么近。当然，对方接待也格外用心。

    张玉坤老师说，以前大都是关起门来办学校，彼此的经验，别人无从知晓。成立联盟后，大门敞开了，大家突然发现，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亮点。比如青岛二实验的海洋课程，青岛十六中的分层教学，胶州常州路小学的合作教学，青岛经济开发区实验初中的信息化教育，即墨28中的和谐互助教学，青岛二中的课程建设，青岛49中的教育管理等，不但烙印着其学校独具的特色、推广的价值和起伏回旋的“感应”，还在教育界产生了冲击和震撼。

    教研室办公室主任刘林兼任高中物理教研员，她特别谈到了团队的作用。她说，青岛共有特级教师38人，而高中物理学科就有7人。高中物理学科团队特别团结，不管哪一位教师要参加特级教师评选，整个学科的骨干教师都要献计献策。大家尽其所能地助其一臂之力。她说，整个学科团队，人人都有“成人之美”之心。所以，才有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可喜局面。

    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论《什么是教育》中坦言：“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团队出力量，也出智慧，更出品质。当大家都有了团队意识的时候，优秀人才就会越来越多。

    飞翔永无终点。犹如加拿大当代著名学者迈克尔·富兰在其著作《变革的力量》中所预言的：“课程改革不是一张蓝图，而是一个不尽的旅途。”张思峰带领青岛市教研团队，以饱满的激情、拼搏的精神、勤奋的努力、不懈的探索、坚定的信念，英勇地立于教育教学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从解决教育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用团队的力量战胜一个个困难。他们用不停的脚步丈量这个频率加快的时代，清晰的足迹里深藏着智慧和力量，印证着教育改革的创新和对教育事业的情怀。如今，他们在教改洪流中，把鼠标的箭头指向未来，点击出一道道醒目的教育发展的标题——教育的视线因之拉长。

    令人感叹啊！啼血的不止是杜鹃，奔驰的不止是骏马，在举国上下大变革的洪流中，每一位崛起者都是英雄。

    （陶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