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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余姚，赴一场人文精神之旅 【导读】百里姚江，千年积淀。作为历代望县，余姚人文璀璨，风物富饶，皆为浙东翘楚，有着“文献名邦”、“东南名邑”之美誉。 余姚是一个人文辈出的千年古城。余姚有“四贤”者，王阳明、严子陵、朱舜水、黄宗羲也。近现代则蒋梦麟也是余姚人；据说当代文化明星余秋雨也是余姚人。余姚也可谓人杰地灵，然而余姚还是以王阳明为最。 一、王阳明故居，五百年风雨洗礼 心之疲倦的时候，来到余姚，自然要去拜一趟王阳明的故居，“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吾侪是处皆行乐”呀。 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余姚城区传统历史街区武胜门路西侧，阳明西路以北。 故居的门口有一座牌坊，上书“新建伯”，是明武宗因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而对他的册封。穿牌坊而过是“阳明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王阳明的全身铜像。 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打通儒释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明代第一完人，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真正达到了“三不朽”的境界，是古代文人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治国安邦，吟诗作字，布道教化，诸多才能集于一身，真乃旷古奇才。 王阳明故居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期间虽然经过多次改建、扩建，但其主体格局未有大的改变。 故居四周筑有高大的马头墙围护，大小庭院错落有致，其典型的硬山造建筑风格与素雅的装饰，简洁大方。 王阳明故居大厅——寿山堂，这里是王阳明家举办婚礼或丧礼的地方。堂内明间廊下挂有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据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也就两个半人，两个人是孔子、王阳明。 大厅布有 “吾心光明”题匾，它取自于王阳明先生临终遗言“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光丝丝缕缕，照亮故居每一个被光阴尘封的角落。五百年的岁月沧桑，但依旧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浩然大儒风范。 我静静地驻足，细细了解王阳明的家族渊源，慢慢理清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发展历程，由衷佩服王阳明娴熟的军事智慧和才能，欣赏其精湛的书法作品；若不谈心学，他也是一位热衷于山水诗歌创作的诗人，他的山水诗将物、性、情、理融为一体，除了有灵动的语言，还有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 二、余姚博物馆，烟水万人家 余姚是浙江东部的一个小城市，但绝不可小瞧这个小城市。那可是一块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宝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曾在余姚为人类的文明史描上了绚丽的一笔。 在风光旖旎的龙泉山西麓，有一处“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仿古院落，即为余姚博物馆。进入博物馆，便如乘小舟溯流而上，开始了领略姚江两岸奇丽历史风光之旅。 余姚地处宁绍平原中枢，四明山之门户，自古物华天宝。上古就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金简石匮，禹藏秘图”的传说。 自汉以来，更有“东南名邑”和“文献名邦”的美誉。县域内名家辈出， 群彦争辉。 人杰地灵的余姚中，还有许多有名的人诞生：东汉高士严子陵，晋代天文学家虞喜，唐代政治家、书法家虞世南，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明末清初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朱舜水，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等，都诞生在这块充满灵气的土地上，因而余姚拥有“姚江人物甲天下”的美誉。 “耕读传家诗礼著，忠孝教子节义彰。”浓厚的儒学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历代余姚人。宋代之后，余姚考中进士的人数共有六百十二人，其中状元5人。梁启超曾说：“余姚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 看那“古城余姚”，通济桥桥上有一队人正在舞龙，前面鸣锣打鼓，一位坐在轿上的官人正在巡游，好是气派。 肉铺、中药店、茶馆和布店里的昼夜不息的灯火等待着客家的光临。 路边的戏台演得更是精彩，让人目不斜视地禁不住叫好。 余姚，一个蕴藏着文明历史的江南名城，向滔滔姚江水娓娓吐诉着历史的变迁。 【三姐姐温馨贴士】 王阳明故居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30——17：00(夏令) 8：30——16：30(冬令) 交通指南：1、余姚南站或北站乘101路公交线路至山后新村(阳明公园)下车，2、余姚东站或西站乘201路公交线路至瑞云楼下车 余姚博物馆门票：免费 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作者：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像 资料图片
一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幼名为“云”，五岁时改名“守仁”，盖取《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他自幼聪明绝伦，十岁那年，父亲王华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次年，王阳明随同祖父竹轩翁一起赴京生活，船过镇江金山寺，竹轩翁与客人饮酒赋诗，尚未成篇，王阳明却已赋诗一首，诗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船客大为惊异。大家又叫王阳明应景赋诗，阳明出口成章，诗惊四座。 阳明十二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天，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做官）耳！”王阳明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王阳明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 阳明十六岁（1487）时，按照父亲教导，遍读朱熹理学著作，并在庭园格竹求理，不仅未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于是感叹圣贤难做，便转向词章之学，又沉浸于佛道二教。竟在新婚之夜（十七岁）撇下新婚妻子，只身跑到南昌铁柱宫道观与道士大谈养生。他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后，曾两次会试落第，于是回到余姚结诗社，驰骋于词章，长时间出入于佛老之学。 弘治十二年（1499）春，阳明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举进士出身。次年六月，被授以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时，他才开始真正归本儒学。 二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阳明三十五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竟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出狱以后，阳明将赴谪所。但刘瑾派人尾随其后，意欲加害。王阳明设置投江自尽假象，并作《绝命诗》迷惑阉党。经过一番曲折历险，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春天，到达龙场驿。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百折千难”，但他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自强不息，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所谓“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龙场，是王阳明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评论王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说：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可见学术真知得来不易，它往往是在经历了政治磨难与人生巨变之后获得的思想结晶。龙场时期的“悟道”，代表了阳明心学的初步形成，即从本体上悟得了“心即理”“心外无理”和“知行合一”之旨。 王阳明从正德三年（1508）春初到龙场，到正德五年（1510）春晋升庐陵（今属江西吉安市）知县，前后约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 三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后被朝廷起用，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别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淳厚。钱德洪《年谱》记王阳明：“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至今数十年犹踵行之。”可见其治理庐陵成效卓著。 掌政庐陵时期，王阳明在政务繁忙之余，坚持讲学。这个时期的讲学特点是主张“静坐”以“自悟性体”的修养方式，“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可见，王阳明主张的静坐，是旨在摆脱纷纷世务而涤除私心杂念的一种道德实践，是王阳明确立良知心学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庐陵任职不到一年，阳明奉命入京朝觐。于正德五年年底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调吏部主事。其后五年，历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他仕宦之余，讲学不辍，故弟子日众。其讲学重点仍以“静坐”为主，“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但这样教法，毕竟未脱旧学窠臼，且与佛老的禅定与静坐很难区分。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四十五岁的王阳明奉旨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十二月初到达江西，从此开始了一介儒生的军旅生涯。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仓促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在王阳明的精心调度与策划之下，竟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声名。于是朝廷封他为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阳明大多时间在江西赣州和南昌。这段时期，他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但就在种种苦难的磨砺中，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促使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对此，其弟子钱德洪所编《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巳”条下记载说：“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之教是在平定宁藩叛乱以后，以提出“致良知”三字为标志而形成的。正如阳明自己总结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仅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自立于不败之地。 四 王阳明受封新建伯不久，其父王华于嘉靖元年（1522）病逝，阳明遵制在绍兴老家守丧三年。到嘉靖三年，阳明丁忧服满，四方来学之士盛况空前。钱德洪记阳明讲学盛况云： 先生自辛巳年（正德十六年）初归越，明年居考丧，德洪辈侍者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者日众，癸未（嘉靖二年）已后，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由于门人日众，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字元善，1487—1541）遂督同山阴县令扩建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门人多达300余人。 嘉靖六年（1527）五月，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数剿无效，朝廷遂命王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勘处思恩、田州事宜，进剿“乱贼”。王阳明遂定于九月初八启程前往广西。就在出征前一天晚上，他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在府邸天泉桥上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论辩，史称“天泉证道”。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阳明所谓“四句教言”。《传习录》记曰：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龙溪）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云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还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这个四句教，重点本来是要求弟子“二君相取为用，不可各执一边”，但阳明殁后，王畿另著《天泉证道记》，对四句教作了翻案文章，于是开启了日后的许多争端，王畿说： 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着于有矣。……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王畿又记乃师之说曰： 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 言下之意，是说阳明赞同其“四无”说，这就有悖于王阳明“二君相取为用，不可各执一边”的告诫了。 其实关于阳明“四句教”的争论，不只限于王、钱二子。其山阴后学刘宗周（号蕺山）就批评王阳明的“致良知”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弊病，批评阳明“将意字认坏，将知字认粗”。蕺山主张分别意、念，认为意是好善恶恶的本体，念是意之动，故有善有恶，他将王阳明“四句教”修正为：“有善有恶者心之动，好善恶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有善无恶者是物则。”总之，阳明后学各派关于良知学说的种种歧见，都围绕着“良知”善恶问题与本体功夫问题展开，这与王阳明解说“四句教”时分别所谓“接利根人”和“为其次立法”不无关系。 五 王阳明率师抵达广西以后，对思恩、田州地区以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采取了安抚为主、罢兵息战的政策。不到半年，即促使其首领卢苏、王受率数万之众竭诚投降，使得迁延数年、屡剿无效的思田之乱宣告平息。接着，王阳明采用“以夷制夷”策略，主要利用新招降的土司头目镇压了负隅顽抗的断藤峡、八寨地区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平乱之后，阳明又上疏朝廷，提出了多项安定民心、巩固治安的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 广西平乱的战事，前后经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王阳明以衰病之躯，奔走于炎热潮湿、瘴疠遍布的崇山峻岭，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到战事全胜，他也病入膏肓了。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十日，王阳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疏，说明自己“炎毒益甚、遍身肿毒，喘嗽呕吐”的严重病况，请求朝廷允许他回乡养病，其词悲切，但朝廷没有回文。眼见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复了，于是班师北归。他由广西经广东韶关，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再顺赣江而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府（今大余县），二十八日晚，舟停青龙铺水面。二十九日上午，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其弟子周积请问有何遗言，阳明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瞑目而逝。时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上午辰时（8时许），享年五十七岁。这位明朝文武双全的大臣、这位被后人誉为“真三不朽”的圣贤，就这样英年长逝于军旅途中。虽然令人无比惋惜，但其思想、其精神令人无限敬佩！ 六 王阳明的学说简称阳明学，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海内而传播中外。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 1.阳明学的思想主旨 关于阳明学的思想主旨，可谓众说纷纭。多数人只作哲学形而上的概括，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而忽略其作为外王之学的民本政治论。本人则从“良知”本体论、“致良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四大方面展开论述。兹简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体论。 在王阳明之前，宋儒陆九渊已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命题（见《象山集》巻二《与吴显仲书》），元儒史伯璿也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命题（见《四书管窥》）。王阳明的高明，不在于承认“心即理”或“心外无理”，而在于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均见《传习录上》）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从根本上讲即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 王阳明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王阳明又说： 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而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理，这就叫“致良知”。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 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功夫，不能割裂。所谓“功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功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说明王阳明的良知学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是“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 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它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2.阳明良知心学的当代价值 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一是道德自觉精神。王阳明《咏良知》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自觉精神的话语。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首句原文“在亲民”的坚持，它反映了阳明心学“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黄宗羲解释说“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功夫”，则“致良知”即是“行良知”了，强调的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我们从阳明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揭示其当代价值之所在：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精神，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 第二，阳明学提倡“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主张，继承了早期儒学的“民惟邦本”的思想，并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倾向。 第三，阳明学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 总之，我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30日 06版） 过眼王阳明故居
车辆行走在浙江余姚的街道上，目光搜索，王阳明在余姚的招牌和路名之间闪现。看到阳明西路，知道王阳明故居快到了。抢夺目光的是一座牌坊，非常醒目，“新建伯”三个字述说的是王阳明仕途高峰，有点凸显重点吸引眼球的味道。“新建伯”是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明武宗论功行赏给予的册封。至于“新建伯”，那是王阳明去世之后的追封，类似于当今悼词里的美誉之词，没有太多提及的必要。 王阳明是明朝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光环显赫。在他的故居大厅寿山堂，廊下姜东舒题写的“真三不朽”匾额高悬。“三不朽”为清代名士王士祯所赞的“立德、立言、立功”，古往今来，能做到“三不朽”的有两个半人，一个孔子，一个王阳明，另外半个是曾国藩，就这么四个字，王阳明的高度须仰视才见。在寿山堂内，还有另外一个匾“吾心光明”，王阳明的人生和思想境界“吾心自有光明月”显露无遗。自然也可以想到，57岁的王阳明因病“乞归”，但他没能撑到家中，而是病逝于归途中的江西省南安船上。在临终的时候，守在他身边的学生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说了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公元1529年1月9日(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事。 浙江余姚，是王阳明人生的出发点。王阳明从这里一次次出发：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诞生于此;王阳明十岁的时候，跟随高中状元的父亲前往北平(北京)。这一次次的出发，总感觉到多少有些磕磕碰碰。据说，王阳明在母亲的肚子里呆了十四个月，这明显比“怀胎十月”姗姗来迟，尽管这可以解释为“异人天象”，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王阳明一出生就不顺。后来他的祖母梦见祥云送子，王阳明应运出生，祖父很高兴，取名王云。王阳明长到五岁，人是生长了，样子也挺清秀聪明，可就是不会说话，这又是一个缺憾，而且不小。幸亏来了个得道的老和尚，抚摸了王阳明的头，说可惜道破了。王阳明的祖父王伦足够聪慧，知道事情不对，礼问之后，才知晓取名“云”道破先机，赶快改名“王守仁”，王阳明才得以开口说话，而且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充分显现他的聪明才气。站在瑞云楼前，回味王阳明出生的情形，这座因为王阳明、当年的王云出生而得名的地方，有许多故事激荡回旋。 穿行在王阳明故居，看到故居里的那一小片竹子，陡然有亲切感。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十分喜爱竹子，在房屋四周都种了竹子，时常在竹林子里大声地吟诗诵书，王伦也就有了“竹轩先生”之称。教书为业的竹轩先生对王阳明是有过直接影响的，儿时的王阳明经常依偎在祖父身旁，听他吟诗诵读。王阳明五岁一开口，即可朗诵听祖父读过的诗歌，不仅仅是个神奇，另一个角度，祖父王伦的诵读给王阳明留下的是怎样的深刻，由此可见一斑。就是王阳明开口说话后以及后来的少年时代，王阳明豪迈不羁，父亲王华常常为此担忧，但王伦却相信王阳明会有所作为。这样的信任给予王阳明信心，以后无论是在京城还是江西，王阳明常常想念祖父。 竹子不仅仅是王阳明祖父的最爱，也不仅仅是王阳明想念祖父的通道。竹子，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心学之路上的重要界碑。王阳明结婚后半年，携带新夫人诸氏回余姚经上饶的途中，他前往拜访了当地的名儒娄谅。娄谅告诉王阳明，可以像朱熹的“格物说”那样，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的境地，日常生活要保持端庄。此次会面，王阳明改变了活泼、爱开玩笑的性格，变得端庄严谨，话也少了。后来，在对宋儒的格物学说有了进一步了解和思考之后，王阳明很是推崇宋代程颐提出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王阳明和朋友在父亲北京的官署里，对着竹子“格竹子”，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尽全力地想发掘竹子中的道理。在第三天朋友病倒之后，王阳明还是继续坚持，第七天，王阳明也因为耗尽心力而病倒了。关键的是王阳明一无所获，他日夜对着竹子沉思，却始终感受不到竹子蕴涵的道理。王阳明心灰意冷，“看来这圣人是做不得的啊!格一物都如此困难，要格尽天下事事物物，我们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啊”，颇有“一屋扫不得，何以扫天下”的悲怆苍凉。竹子就是如此地楔入王阳明的生命深处，成为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一次回望。这次回望，让王阳明选择远离。他开始选择了文学，去追求辞章文学方面的功夫，到最后进入“知行合一”。这片竹子，给我的感觉就不是诗意，而是有禅的意蕴。当年王阳明彻悟之后的感慨，在竹叶的沙沙声响中隐藏。 余姚留下王阳明印记的，不仅仅是故居，还有王阳明的讲学，他的足迹以及心学的影响，这至关重要。在王阳明故居里，可以看到他重要的学生门派脉络，有八个门派之多，从直接弟子到追随者，人数众多，其中的人物更是星辰闪烁：冀元亨、钱德洪、徐爱、王龙溪到黄宗羲、李贽等等，古今中外皆有。王阳明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如果说王阳明是阳明心学的主干，那这棵树枝繁叶茂。
大明"完人"王阳明:一个疯癫少年的宗师之路https://www.douban.com/note/66121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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