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谈城镇化：加强大中城市承载力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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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周报》周其仁谈城镇化：加强大中城市承载力是关键

发布日期：2017-08-02 13:09: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http://www.nsd.pku.edu.cn/home/xinwen/2017/0802/33199.html


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两本书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一本是《突围集：寻找改革新动力》，另一本是《城乡中国（修订版）》。前者是作者近年有关经济改革、创新、网约车、城乡发展等问题的文集，后者则是作者2012年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文章合集，曾在2013年出过一版。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及土地制度变迁。在《城乡中国》专栏之前，周其仁还曾撰写过多个专注于某一主题的系列评论文章，最有名的是《货币的教训》。

周其仁写作的特点是不脱离调研，素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之称。因此书中举例往往是亲身经历，有明显的具体感与现实感，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讲理风格，更为通常来说枯燥的经济文章增添了可读性。另一位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在给《突围集》的跋中，盛赞周其仁的社会调查能力和对真实世界的洞察力，并将跋的标题取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6月，时代周报记者在北京金融街就创新创业主题采访了周其仁。在采访中，“我这个人是非常经验主义的”“我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我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非人们有什么议论）”……类似这样的描述时不时从周其仁口里说出。

采访中，除了聊创新如何发生外，周其仁也对现实中的创新本身表达了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在谈到互联网创新带来的一些问题时，他说：“从现实出发，鼓励大家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常常说，一个问题你不解决，就永远是那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又会带出一串新问题。但整个社会要有耐心，要往前看而不要回头看，这样一拍一拍地打下去，过几年再回头看，哎？我们进步不小。”

有拿来主义也要有原创创新

时代周报：历史地看，你如何看待中国这几年兴起的创新创业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高潮？你认为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改变？

周其仁：是的，这是形势决定的。以前，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不需要依靠自己去创新，直接模仿、拿来就可以，许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增长的高速期过去之后，在原来的那种发展模式下，产能过剩就很容易出现了；还有，全球的贸易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总需求萎缩，在2008年之后，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2009年靠4万亿拉回来一些，但到2011年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就非常明显了。

但形势比人强，以前不用创新也能赚钱，人们也就不会想着去创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一开始也是“跟着跑”，跑着跑着就跑到前面去了，就像任正非说的，华为已经身在“无人区”，往前没有可跟的对象了，这样一来就需要企业长年的独立研发的积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跟着跑”的太多了，大家把路堵了，产能过剩了。这个情况下，一些地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有一批不服输的人，总能找出新的路来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者互相作用。

时代周报：过去中国的发展中，通过对外开放引入了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搞创新，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

周其仁：在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中，本身就会把各种信息带进来。比如，总会有人想：西方这些层出不穷的东西，到底是哪来的？于是人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生产结合得非常密切，基础研究攻克技术困难，最后形成一批可以变成产品的专利，再加上风险资本的支持、政策的支持，最后形成产业—这套打法慢慢就对国内产生影响。

这些元素拆开了看，我们都有。我们有很多大学，国家也很重视科研，有大量的科研项目、国家实验室，每年也招大量的高级人才，但我们的问题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实际的生产过程咬得不够紧，没有像硅谷，MIT周围那么打成一片。所以不够的就需要加强，各种元素加强融合、互动，打通壁垒。开放的最大好处就是互相可以看，不仅可以学别人已经成功的东西，还要学到根本上去。

时代周报：现在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中国的互联网创新活跃度已经超过美国，

周其仁：（笑）我觉得人们容易把话说得过头。互联网是美国人最先发明的，包括互联网的商业应用，也是美国先搞起来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你不能说阿里巴巴办得比Amazon还早。只是我们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加上文化特点不一样，互联网运用得更加活泼，形式更加多样，这是实情。

这点也说明了应用性创新的重要，也就是说，原创的东西是别人的，但是我们拿过来进行新的应用。比如我在腾讯就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最开始的网络社交应用是以色列开发的，引进来以后就面临一个中国式问题：发达国家每个人有台电脑，所以也叫个人电脑，在跟别人网络社交的时候，信息都存储在电脑上。但我们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年轻人在网吧里上网，没有个人电脑，最后腾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个人账号，让你的东西永远跟着你，不解决这种问题，QQ就不会有几亿的用户。

再比如说我们的资费比较贵，带宽比较小，但现在微信上一个很大的文件很快就能传过去，而美国人开发的东西很久就传不过去，因为他们假设你的带宽很大，流量很便宜，他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微信需要考虑。所以像应用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可以适应不同资源条件下的更广泛的经济环境。在特殊的约束条件下产生的改进、创新、对技术的新的应用，是大量存在的。

但不是说我们这些应用型创新比较有看头，就不需要原创了，所有的这些都要感谢原创的贡献，中国还是要鼓励原创性的创新。

“想把人摁在农村，我看做不到”

时代周报：近年媒体时常会评论说，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他们的新一代已经丧失了开拓精神、创业精神，你怎么看？

周其仁：没那么差，我看到日本年轻一代的有些创新也做得不错，只是有些创新被大规模运用要有个过程。我认为这些评论没有什么意义，议论这些对我们也没好处。

时代周报：不管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社会期待，都希望中国的制造业在品质上得到提升，你觉得这个过程会顺其自然地发生吗？

周其仁：不会顺其自然，有问题有挑战，但总会冒出一些英雄。比如你看小米，现在把一个电插座都做得那么好，挑战了原来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并且影响了行业，以至于现在整个行业都在改。经济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总会有人针对市场中的问题采取行动，尝试突破。

时代周报：你一直关注改革也关注中国土地问题，最近关注的热点有变化吗？

周其仁：目前的关注点有二个。一个是城市建设，这还是跟城乡中国的主题有关。一方面，现在仍然有巨大的需要进城的农村人口没有进到城里来，但另一方面，城市里又人仰马翻，存在各种拥堵、混乱。我关注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想把人摁在农村，我看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仅仅在县城呆着，我看也做不到。我的看法是，出路还是要把大都市、中型城市的承载力，通过人才培养、观念突破、政策调整给提上来，增加容量，吸纳农村人口。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创新。我也访问了很多创新企业，想看看有哪些经验，哪些问题。企业面临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的技术很成熟，但政策不允许；有的没有政策障碍，但是研发有困难；有的是国内障碍很大，但是可以打到全球去……不过我们的很多企业不擅长在全球布局。不同问题需要不同应对办法，不能笼统而论。

时代周报：城市建设的问题，你有解决的框架吗？

周其仁：哪里谈得上框架。我这个人是非常经验主义的，我喜欢东看看西看看。中国有很多几百万人口的小城市做得不错，很多地方有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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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演讲】姚洋：自尊是成就伟大的起点http://www.nsd.pku.edu.cn/home/xinwen/2017/0701/29751.html发布日期：2017-07-01 15:51:4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尊敬的刘震云先生，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欢迎大家参加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年的毕业典礼。今年国发院的毕业生包括14位经济学博士、32位经济学和管理学硕士、81位EMBA、99位MBA、687位经济学双学位同学，44位经济学辅修同学以及26位元培政经哲同学，共计983人。我谨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全体老师和员工，向毕业的同学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国发院以严谨的学术和教学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的博士和硕士项目，以魔鬼式的训练闻名于北大；同学们经历“三高”的磨砺以及论文的无数失败尝试，方才登上“灯火阑珊处”，享受到学术成功所带来的喜悦。我们的MBA和EMBA同学，在工作数年或十数年之后，重回学校，多数是被朗润园的静谧和庄严以及这里聚集的学术大师所吸引。国发院的MBA课程，是要让同学们学到真知识、真本事，目的是提升同学们的职业和人生价值。我们的MBA和EMBA同学大都是在职生，你们的成功，是牺牲数十个和家庭团聚的周末换来的。在此，我谨代表国发院，向楼上就坐的MBA和EMBA同学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你们对同学们的无私支持！我们的双学位和辅修同学的毅力，也不亚于我们的MBA和EMBA同学；他们要完成本专业的学习，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攻读经济学双学位，而多数同学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些同学还将进一步在国发院深造。最后，政经哲专业是北大本科生教育皇冠上的明珠。国发院有幸接受26位同学，在经济学方面深入发展。这些同学拥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扎实的经济学训练，相信你们将有光明和无量的前途。
国发院的毕业生，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中国在物的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沿海一线城市的风景，已经把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甩在后面。但是，人的现代化却远远没有跟上。许多人的行事和思维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十九世纪；规则远没有成为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关系和裙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打开微信、微博，丑陋和苦难总是扑面而来。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在路上；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
随波逐流总是比逆流而上更容易；但是，随波逐流的结果往往是跌入深谷，而不是通向坦途。安于平庸并不保证你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恰恰相反，你的平庸就是对刁顽之人乃至邪恶势力的纵容，他们的兴旺就是对你的安稳生活的威胁。因此，勇敢地站出来，向平庸告别，向邪恶说不，是保护我们的自由生活的前提。
然而，这不等于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摆脱平庸，抵制邪恶，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集腋成裘，我们就足以成就伟大。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自尊是成就伟大的起点。自尊就是尊重我们内心的那个伟大的灵魂，同情心，同理心，对家人的热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 ……。开车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开门不抢行，甚或帮后面的人把门拉住；与人交往的时候，保持理性，不卑不亢；做生意的时候，不是想着如何寻求官员的保护，而是想着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好；不违规、不越矩，做一个好人；等等、等等。你在做这些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法律的要求，而是因为内心灵魂的驱动，那你就实现了自尊；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要做到自尊，并不容易。然而，请你相信，你的自尊会唤起社会的觉醒。你的自尊向社会释放善意，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一些。你的自尊因此会唤起他人的自尊，而他人又会影响他人，这个社会也因此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曾多次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像北大这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引领一个国家的走向；没有，哈佛也没有做到。北大做到了，是因为一代代敢为人先的北大人；对于他们来说，“铁肩担道义”不是书斋里的慷慨陈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大人用笔唤醒国人，用言行感染周边的同路人，用行动改变现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用生命去捍卫真理。这就是北大能够引领中国的原因！
同学们在北大完成学业，就成为北大人队伍里的一份子。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此，我希望同学们满怀希望地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的进步。谢谢大家！




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的发言。
原汁原味的精彩内容，请见下文！
尊敬的刘震云先生、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欢迎大家参加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年的毕业典礼。今年国发院的毕业生包括14位经济学博士、32位经济学和管理学硕士、81位EMBA、99位MBA、687位经济学双学位同学，44位经济学辅修同学以及26位元培政经哲同学，共计983人。我谨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全体老师和员工，向毕业的同学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国发院以严谨的学术和教学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的博士和硕士项目，以魔鬼式的训练闻名于北大；同学们经历“三高”的磨砺以及论文的无数失败尝试，方才登上“灯火阑珊处”，享受到学术成功所带来的喜悦。我们的MBA和EMBA同学，在工作数年或十数年之后，重回学校，多数是被朗润园的静谧和庄严以及这里聚集的学术大师所吸引。国发院的MBA课程，是要让同学们学到真知识、真本事，目的是提升同学们的职业和人生价值。我们的MBA和EMBA同学大都是在职生，你们的成功，是牺牲数十个和家庭团聚的周末换来的。在此，我谨代表国发院，向楼上就坐的MBA和EMBA同学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你们对同学们的无私支持！
我们的双学位和辅修同学的毅力，也不亚于我们的MBA和EMBA同学；他们要完成本专业的学习，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攻读经济学双学位，而多数同学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些同学还将进一步在国发院深造。最后，政经哲专业是北大本科生教育皇冠上的明珠。国发院有幸接受26位同学，在经济学方面深入发展。这些同学拥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扎实的经济学训练，相信你们将有光明和无量的前途。
国发院的毕业生，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中国在物的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沿海一线城市的风景，已经把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甩在后面。但是，人的现代化却远远没有跟上。许多人的行事和思维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十九世纪；规则远没有成为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关系和裙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打开微信、微博，丑陋和苦难总是扑面而来。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在路上；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
随波逐流总是比逆流而上更容易；但是，随波逐流的结果往往是跌入深谷，而不是通向坦途。安于平庸并不保证你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恰恰相反，你的平庸就是对刁顽之人乃至邪恶势力的纵容，他们的兴旺就是对你的安稳生活的威胁。因此，勇敢地站出来，向平庸告别，向邪恶说不，是保护我们的自由生活的前提。
然而，这不等于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摆脱平庸，抵制邪恶，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集腋成裘，我们就足以成就伟大。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自尊是成就伟大的起点。自尊就是尊重我们内心的那个伟大的灵魂，同情心，同理心，对家人的热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 ……。开车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开门不抢行，甚或帮后面的人把门拉住；与人交往的时候，保持理性，不卑不亢；做生意的时候，不是想着如何寻求官员的保护，而是想着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好；不违规、不越矩，做一个好人；等等、等等。你在做这些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法律的要求，而是因为内心灵魂的驱动，那你就实现了自尊；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要做到自尊，并不容易。然而，请你相信，你的自尊会唤起社会的觉醒。你的自尊向社会释放善意，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一些。你的自尊因此会唤起他人的自尊，而他人又会影响他人，这个社会也因此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曾多次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像北大这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引领一个国家的走向；没有，哈佛也没有做到。北大做到了，是因为一代代敢为人先的北大人；对于他们来说，“铁肩担道义”不是书斋里的慷慨陈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大人用笔唤醒国人，用言行感染周边的同路人，用行动改变现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用生命去捍卫真理。
同学们在北大完成学业，就成为北大人队伍里的一份子。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此，我希望同学们满怀希望地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的进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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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普遍肤浅时代的阅读方式

发布日期：2017-06-27 10:42:1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遍肤浅的时代，中西皆同，只是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而已。在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定义的“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视角下，这是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视角下，这是一个“叙事碎片化的时代”。在赫勒女士（Agnes Heller）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反思”视角下，这是一个“无根的社会”（foundless society）。在“网络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of networks）视角下，这是一个“思维平面化的时代”。在“社会神经科学”（social neuroscience）视角下，或者在两千年中国官僚政治传统和韦伯“政治社会学”的批判视角下，这是一个“情感冷漠化的时代”。

通古博今的阅读方式，精要仍是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概括的四项接续互补的要素：“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容我引用十力先生原文：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论主，犹言著者。纵由悬空想象而施设之名相，但此等想象，在其思路中，必非无故而然，况其有据而非空想者乎！此谓踏实。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凌空者，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取著意义极难言，学者须反观始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此心才有所得，便是取着境相，即与真理相。违此种境地，吾无以名之，强曰凌空。如上四要，读佛书者，缺一不得。吾常求此于人，杳然无遇。慨此甘露，知饮者希，孤怀寥寂，谁与为论！”在人生最落寞孤寂的时期，王元化向先生熊十力当面背诵这段文字最后两句，先生微笑认可。

在普遍肤浅的时代，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文字，通病是“踏实”不足，也就是说，文字里毫无生命的气象，充斥着苍白的呻吟，或者原本鲜活的句子被网络搬运到无处不在于是丢失了生命体验的“官僚化表达”（套话空话假话时髦话）。若以熊十力的刻画，读者以自身全部生命体验冲击著者诉诸自身全部生命体验的文字，唯以生命相激，才有灵感迸发。然后可谈“凌空”——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

中国的传统社会，梁漱溟的概括，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表现为家族的、宗法的、“差序格局”的（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也可说是与孟子所言“爱有差等，施由亲始”的情感模式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我以前阐述过，一般而言，幸福感有三重来源或称三维空间：物质生活的（本质是“逐物而不返”），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深层情感交流”）和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自足”又称为“自由”）。当代社会生活，深层情感交流已退缩到家庭之内（如果还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的话），从而普遍可见，当代人的幸福感来源要么局限于物质生活（逐物而不返），要么局限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张成的二维平面之内。文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字从深层情感获得自己的生命。

有鉴于此，我建议的阅读方式，适用于我们这个普遍肤浅时代的，“首先”是直接阅读外文尤其是英文作品，这就尽可能避免了知识供给当中“最劣质”的供给——粗制滥造的翻译。不过，外文或英文作品也是普遍肤浅时代的产物，于是有“其次”的条件，就是尽可能直接阅读经典作品。我们常说“经典作品有强烈的生命力”（生命气象），究其理由，就是因为读者与作者“以生命相激”。这是荣格的符号学原理，符号的生命要素，其一是符号由以发生的“情境”，其二是符号在指号之外从心灵感召而生的“意义”。情境与意义，相辅相成。无生命的阅读，是机械地浏览“指号”。无生命的写作，是机械地堆砌指号。“机械”与“心灵”，古典的二元对立。

文字数量，每日每时，越是“浩如烟海”，人与人之间以生命相激的概率就越是“渺若微尘”。我最常使用的英文文献来自北京大学缴费订阅的十几个学术服务器当中最大的两个：ScienceDirect（旧名称“Elsevier”）——涵盖大约两千份“现刊”（以往十五年之内发表的和已通过评审即将发表的文献），和JSTOR——涵盖大约六百份“过刊”（以往百年或数百年之内的文献）。绝大多数是研究报告，堪称经典的不超过千分之一，思想史类的文章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五，其中令我感动的不超过总数的万分之一。思想史之外的学术文章，绝不意味着不能令人感动。我在课堂上推荐过至少两位经济学家的各自至少一篇学术文章，是令人感动的。

国人如此忙碌，有多少人意识到忙碌的本质是“焦虑”？有多少人意识到焦虑是幸福感（内心宁静）枯竭的最初原因之后愿意在忙碌中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体验？有多少人明白了忙碌不过是“为人”而不是“为己”之后愿意面对经典“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于2017年6月24日《文汇报 笔会》
http://www.nsd.pku.edu.cn/teache ... 017/0627/29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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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

发布日期：2017-05-18 09:48:1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http://www.nsd.pku.edu.cn/teache ... 017/0518/29355.html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特别高兴也荣幸，在这儿举办我回国任教30周年的庆祝会以及学术研讨会。我首先要感谢姚洋院长去年提出倡议庆祝我任教30年，感谢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仁们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隆重、非常有意义，感谢这些年来许多师长朋友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这30年中“教学相长”的同学们。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同学专程从外地、或者是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赶来，并且也有不少写了文章回忆过去相处的点滴，谈这30年来交往的感触，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

按照安排，让我来谈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看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这里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我想用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一、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

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过去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也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

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学习到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是在1988年时，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解决呢？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当时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新的17层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那个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那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常讲的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去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其实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形成我跟蔡昉、李周，在我们合写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讲的，由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宏观政策上的扭曲、资源上的计划配置，以及在微观经营上剥夺了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因为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要向市场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理论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

从现有的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希望国家好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在他生前我曾经和他见过多次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怎样？是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也就是说现有的理论是不能指导我们怎样比较好地转型。

后来我又发现不仅转型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运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发达国家所以发达，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他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那少数几个，他们推行的是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虽然他们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了，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到停滞，接着危机不断。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去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

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果要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怎么来进行？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

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不能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长在今天上午的开幕致辞中所指出的，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其实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

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以后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的对象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了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仔细想起来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如第一节中讨论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

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所以，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三、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和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产业既然是内生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要从劳动比较密集的产业往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升级，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那怎么改变这个要素禀赋的状况？这就是我常讲的，必须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那么，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就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而且，资本的投资回报会最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最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这样资本的禀赋增加的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产业也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必须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这个内生现象真正的改变过来，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一点。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就可以对发展经济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为何失败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的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掉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有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都是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结果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消掉，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渐进双轨的转型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认为这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是最务实的。承认原来的国有企业没有保护补贴不能活，那就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而且不仅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的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彻底，绩效应该比我国更好，但他们怎么却是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

另外，转型中的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只要是国有，国家和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一有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因为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创造的就业的机会非常少，为了就业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有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这个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

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也消除。没有了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苏联东虽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后政府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私营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比国有时高，今天苏联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负担剥离，并逐渐地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和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而且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因为他们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很密集，而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有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不是合适呢？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少，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的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应该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也是现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依靠引进。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但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高出很多，发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上的要求不同，显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适应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特性。

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还可以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有新的认识。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视角以后，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反过来讲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这样货币就不是中性的。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如果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会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会比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

另外，像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将来增加税收，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但是如果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看法就不一样。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与其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当时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瓶颈，等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同时，在发生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时，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作为走出全球危机的办法。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我在世行工作时就提出，现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支持。

四、结语

很高兴在今天庆祝我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让我有机会来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1995年举办成立大会那年，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

在文章中我还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根据从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中心最早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沿着我前面提出的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继续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和背后的原因，贡献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也将会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黄益平老师在前面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确实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会从台湾到大陆来，也是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我现在觉得作为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因为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我现在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

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而得。“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用知践行”的意义。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说“以成证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用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可以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

谢谢。

本文由沈仲凯整理，经林毅夫教授修订

本稿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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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发布日期：2017-07-01 15:11:0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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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多名教师代表、嘉宾、毕业生和家属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

典礼由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毕业典礼拉开了序幕。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发表致辞。他首先向983名毕业生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代表校方向支持同学们学业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感谢。面对即将走上社会舞台的毕业生，姚洋院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毕业生们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北大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唤醒所有人，感染同路人，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进步。

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史，指出要实现创新，必须创造自由的环境；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能让中国变成创新的国家。张维迎指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大家的责任，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他希望毕业生们捍卫自由，成为真正的北大人。

在学生代表发言阶段，硕博项目的邹静娴、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黄和清、MBA项目的段小娇和EMBA项目的商玥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们带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在国发院学习的美好时光，向老师们表达了真挚的感恩之情，并决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此次毕业典礼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作为78级北大中文系校友，刘震云回顾了在北大生活的点滴趣事，一盘锅塌豆腐描摹出人间百态；谈到同学情谊，他很高兴今天983名毕业生都将成为北大校友，也将成为他本人的朋友，校友、同学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往往在毕业后才能感受到“同学情”的真正含义；他最后希望毕业生们能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精神，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照耀人类前行的路。

北大国发院在过去二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校友。每到毕业典礼，都会有校友代表来欢迎毕业生加入校友大家庭。此次邀请的校友代表是北大国发院2000级EMBA、奥盛集团总裁汤亮先生。他在致辞中表示，Alumni这个词，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不仅可以让毕业生与母校终身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且学子们鲲鹏展翅后，都愿意尽己所能来回报母校的哺育之恩。他相信北大国发院的校友，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发扬光大“Alumni”精神，回馈母校，回馈社会。

在同学、家属和老师的期待中，接下来举行了庄严的学位授予仪式。

最后，毕业典礼以合唱《歌唱祖国》结束，寓意着广大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彤 报道）




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视频
https://v.qq.com/x/page/r05247bq8ap.html
文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2f47620102wz8y.html

本文来自张维迎教授7月1日上午在2017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首发于微信公号“经济学原理”。读读维迎教授这篇讲话，看看里面的呼吁——“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想想最近有关部门在媒体、舆论上加大力度的监管，不禁想问：我们每个人，是否尽到了对中国命运与中国创新应尽的责任？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 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 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 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 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 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 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 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

geonet

《人民网》张维迎对话邬贺铨：传统产业的互联网渗透肯定会发生

发布日期：2017-07-13 13:46:2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http://www.nsd.pku.edu.cn/home/xinwen/2017/0713/31332.html


7月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7（第十六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现场针对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对话。

张维迎认为，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是一个互补关系，不是一个替代关系。他强调，所有的互联网都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离开了实体经济，互联网什么都不是。“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渗透是自发的过程，不是设计的过程，今天互联网起了这么大的作用，是企业家不断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有企业家精神自发来发挥作用，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

邬贺铨同样认为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不是对立的，互联网经济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实体经济里强调它更多依赖互联网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互联网是一种通用的工具，“传统产业的互联网渗透肯定会发生。”

“与实体经济对立的另一个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就是通过资本化、证券化来做经济活动。虚拟经济好像看上去不好，但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只不过虚拟经济不能搞过头，搞过头，可能不是把资本用到发展产业上，而是把资本用到投机上，这样就会带来风险。” 邬贺铨表示。

张维迎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一个价值链的重新分配，平台会变得很重要，但是企业活下去的根本还是要帮助社会建立起更好的信任，这就意味着平台要承担责任，“你的价值创造是来自别人对你的信任，如果失去了信任，什么都不是。”

对于如何实现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融合？邬贺铨认为应该在五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人才。我们需要两栖人才，既懂新的技术，又懂传统产业。这方面，我们过去教育系统都比较单一。国外怎么样？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想去买一些东西来，而国外的数字化转型自己转，波音公司在设计生产飞机用了8000多种软件，市场上只买了1000种，7000种是自己开发的。具有两方面的人才可以做推动“两化融合”，我们这方面现在是有缺陷的。

第二，技术服务。我们不但缺技术，而且也不是简单地政府给它钱去买就可以解决的，政府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提供一种第三方的服务，帮助它改进。我认为，未来的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可能比本身生产产品来得更重要、来得影响更大，这方面我们有差距。

第三，安全。我们现在整个企业不连网还好一点，一连网，如果信息安全没跟上，最后带来的危害就更大，而这方面不能仅靠本身这个企业的安全能力，还得有国家强有力的安全支撑。

第四，改革。凡是转型都会产生新业态，如果我们用老规矩去管，肯定是要把它扼杀掉。一些新的业态用老的规矩去管，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推动企业转型，首先政府要转型，我们要企业创新，有没有政府创新，是我们“两化融合”的关键。

第五，法律。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保障，很难推动。这里有很多新的法律法规问题。包括数字交易诚信环境是否很好建立，否则数字化以后，整个过程很多时候是智能化，没有这样的诚信保障是很难做的。

“我很同意张院长说的，这个转型不是一个资金的问题，更大部分是思想认识上的转型、升级，还是一个环境的构造。” 邬贺铨表示。

本文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