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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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5月27日发布）
　　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党政工作者。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就向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解放初期的接管改造和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我们把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事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三十几年来，依靠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教育事业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今天战斗在我国各条战线上的广大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不但长期没有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并且使我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对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特别是面对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面对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
　　（二）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
　　（三）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发扬立志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很不够，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经过改革，要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使基础教育得到切实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发展教育事业不增加投资是不行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毕竟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办学经费困难和教师待遇较低的状况只能逐步改善。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有限的财力物力条件下，把教育搞上去，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改革来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多想办法，发挥各方面的潜力，使教育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向前发展。要下真功夫，才能做到这一点。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应该为此而努力。
　　二、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义务教育，即依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我国基础教育还很落后，这同我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迫切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决不能任其继续。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为此，需要制订义务教育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颁行。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义务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应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全国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地区：
　　一是约占全国人口1/4的城市、沿海各省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在这类地区，相当一部分已经普及初级中学，其余部分应该抓紧按质按量普及初级中学，在1990年左右完成。
　　二是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等发展程度的镇和农村。在这类地区，首先抓紧按质按量普及小学教育，同时积极准备条件。在1995年左右普及初中阶段的普通教育或职业和技术教育。
　　三是约占全国人口1/4 的经济落后地区。在这类地区，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不同程度的普及基础教育工作。对这类地区教育的发展，国家尽力给予支援。
　　国家还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教育事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本地区的义务教育条例，确定本地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
　　在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幼儿教育，发展盲、聋、哑、残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
　　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根本大计。为此，要采取特定的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与此同时，必须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认真的培训和考核，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要大力提倡和鼓励教师密切结合教学进行自学和互教；要为在职教师举办函授和广播电视讲座；要切实办好教师进修院校，并且利用现有设施，分期分批轮训教师；还要有计划地动员、挑选和组织高等学校的一部分教员和高年级学生、研究机构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和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干部，参加帮助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总之，要争取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在此之后，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有考核合格证书的，才能担任教师。从幼儿师范到高等师范的各级师范教育，都必须大力发展和加强。师范院校要坚持为初等和中等教育服务的办学思想，毕业生都要分配到学校任教，其他高等学校毕业生也应有一部分分配到学校任教。任何机关、单位不得抽调中小学合格教师改任其他工作。
　　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为了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此项收入首先用于改善基础教育的教学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并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但不得强迫摊派。同时严格控制各方面向学校征收费用，减轻学校的经济负担。
　　三、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但是，职业技术教育恰恰是当前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力争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已经强调多年，局面没有真正打开，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就业者的政治文化技术准备缺乏应有的要求，在于历史遗留的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因此，要在全党和全社会进行教育，树立行行光荣、行行出状元的观念，树立劳动就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技能准备的观念，并且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同时改革有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今后各单位招工，必须首先从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一切从业人员，首先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像汽车司机经过考试合格取得驾驶证才许开车那样，必须取得考核合格证书才能走上工作岗位。有关部门应该制定法规，逐步实行这种制度。
　　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小学毕业后接受过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可以就业，也可以升学。凡是没有升入普通高中、普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经过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然后就业。要充分发掘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并且有计划地将一批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者增设职业班，加上新办的这类学校，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发挥中等专业学校的骨干作用，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在城市要适应提高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在农村要适应调整产业结构和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要着重职业技能的训练，训练的范围不要太窄，基础教育也要适当配合，以适应长期广泛就业、进行技术革新和继续进修的需要；同时还要重视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教育。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要提倡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学校除了为本单位和部门培训人才外，还可以接受委托为其他单位培训人才并招收自费学生。
　　师资严重不足，是当前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突出矛盾。各单位和部门办的学校，要首先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专业技术师资问题，同时可以聘请外单位的教师、科学技术人员兼任教师，还可以请专业技师、能工巧匠来传授技艺。要建立若干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都要担负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任务，使专业师资有一个稳定的来源。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中央各部门办的这类学校，地方也要予以协调和配合。
　　四、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建成科类齐全，层次、比例合理的体系，总规模达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当的水平；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能为自主地进行科学技术开发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出较大贡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要改革大学招生的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以下三种办法：
　　（一）国家计划招生。要做好发展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和人才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切实改进招生计划工作，努力克服招生计划同国家远期和近期需要脱节的状况。这部分学生的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为了保证边远地区及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行业能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毕业生，应按国家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实行定向招生，到这些地方工作的毕业生待遇从优。为了保证国防的需要，要为人民解放军培养一定数量的毕业生。
　　（二）用人单位委托招生。为了鼓励学校挖掘潜力多招学生，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近年来行之有效的用人单位委托学校培养学生的制度，要继续推行和逐步扩大，使之成为国家招生计划的重要补充。委托单位要按议定的合同向学校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毕业生应按合同规定到委托单位工作。
　　（三）还可以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毕业后可以由学校推荐就业，也可以自谋职业。
　　不论哪类学生，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合格，由学校录取。
　　要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师范和一些毕业后工作环境特别艰苦的专业的学生，国家供给膳宿并免收学杂费。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对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以必要的补助。现已在校的学生，仍按原来的规定办理。
　　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术交流，等等。对不同的高等学校，国家还可以根据情况，赋予其他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家及其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
　　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潜力，接受委托，为其他部门和单位培养学生，积极倡导部门、地方之间的联合办学。
　　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改变高等教育科类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加快财经、政法、管理等类薄弱系科和专业的发展，扶持新兴、边缘学科的成长。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大学本科主要通过改革、扩建和各种形式的联合，充分发挥潜力，近期内一般不建新校。
　　要根据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挥高等学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拥有众多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的优势，使高等学校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为了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要针对现存的弊端，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各种试验，例如改变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精简和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有指导地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等等。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有条件的学校，教学任务较重的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今后每５年中应有１年时间供他们专门用来进修、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要尽可能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增添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新和充实试验室、图书馆。
　　高等学校后勤服务工作的改革，对于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学校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要把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责任担当起来。
　　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政方针必须集中统一，具体办法应该灵活多样，决不可一哄而起，强制推行。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注重试验。涉及全局和广大范围的改革措施，要经上级批准。 　　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方针，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各部门有关教育的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今后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的权力和责任更大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应该特别提出，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上来，放到办好本村本乡的教育事业上来。中央认为，在新的经济和教育体制之下，各地将有充分的可能发挥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潜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要承认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要承认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范围内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所以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达到共同的提高。
　　改革教育体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国已有近千万人的教师队伍，长时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生活如何清苦，无论经历什么政治风雨，都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愧为人师表。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紧紧地依靠教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关学校自身的重大改革都必须经过教师充分讨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今后每年都要为教师切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树立和发扬尊重各级各类教师的良好风尚，使教师工作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在改革中还要充分注意调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要根据他们的劳绩和贡献，给予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鼓励。
　　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学校中的党组织要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来；要团结广大师生，大力支持校长履行职权，保证和监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国家教育计划的实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师生，激励他们立志为祖国的富强奋勇进取、建功立业，保证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使学校真正成为抵御资本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
　　要动员和教育全党、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离休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人，遵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积极地自愿地为发展教育贡献力量。
　　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以及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本决定着重解决的是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有关干部、职工、农民的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就改进和加强这方面工作，作出专门的决定。
　　军事系统学校的改革问题，由中央军委决定。
　　中央相信，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坚持正确方针，经过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教育体制改革必将获得成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将空前繁荣，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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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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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 胡启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疴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时隔仅仅一个星期，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同志领导。万里同志在会上提出：让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边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由此，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教育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现实的教育实践弊端在哪里？造成这些弊端的体制根源是什么？改革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改？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从哪里做突破口？怎样抓住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也是文件必须回答的。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讨论了教育部关于教改问题的汇报提纲。此前的11月6日，万里同志和我找教育部同志就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一起商议，请他们认真准备一个提纲，向书记处汇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汇报提纲没通过。耀邦同志说，如果作为文件的框架，汇报提纲主要问题没抓住，显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旗帜不够鲜明。他说，关于教育改革，这次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所谓“纲领性”，就是要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洁。他强调说，教育改革是中央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搞文件就是抓大事，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时间宜早不宜晚，工作要往前赶。
　　 这次书记处会表明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文件的明确要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迫，容不得再迟疑拖延。于是我把手头工作排了排序，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研究制订教改文件上来。
　　 我首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对当时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战后德国、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验做了些考查了解，然后，我决定自己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11月20日，我带着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乘火车南下，第一站到了安徽，在合肥、芜湖，先后同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们座谈。安徽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在财政体制，招生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上都是僵化模式，学校没有自主权，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也缺乏积极性，内在潜力发挥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反映怎么样？我们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他们反映，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各地、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是以往分配来的不少大学生不对路，不合乎需要。政法委的同志们反映，全省公检法司系统总共近三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程度的仅占现有干部的5.8%，而学政法专业的更少，仅占现有干部的3.9%。计划到1990年要新增加2万多人，每年需增加3600多人，但目前每年最多分配二三十个学政法专业的，加上中专生，还不够自然减员的数目；律师尤其奇缺，搞经济司法的几近于空白。省计委的一位主任谈到，目前存在五大矛盾。一是需要和供给的矛盾。1984年全省上报需11万人，可供分配的仅占26%。二是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需要的矛盾，一些传统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则严重短缺。三是需要与质量的矛盾。一些专业、学科的教材相当陈旧老化，和五六十年代差不多，有的内容甚至成了笑话。四是学生知识结构上专和博的矛盾。现在是专业过窄，学工程的不讲经济，不懂资金和成本构成；学经济的不懂法律；学政治理论的不懂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五是学和用的矛盾。现在的学校与社会联系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更少，以致有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基本建设的程序名词都不懂；学文科的某些学生，古今中外这诗那词背得很多，参加工作后连个报告都不会写，一个文科大学生出去调查，回来三个月写不出来一份调研报告。
　　 安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教育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不好还会拖后腿。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1月24日，我们从安徽到达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进行调研考察。江苏和安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江苏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由于体制原因，形成条块分割，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资源极大浪费。江苏地处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这就使得江苏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和更紧迫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苏州市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设一个职业培训体系。全市已普及初中教育，毕业生约75%升学，在升学的部分中进普高与职业中学的比例达到1∶1，这个比例无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高的。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半培训进厂当工人，职业中学学生经过两三年培训当技工，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经过三年培训当技术员和高级技工。这样一个培训体系，使全市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江苏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德国（当时的西德）的职业教育。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出访西德，那里的人告诉我：在德国，仅凭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社会不仅看文凭，更要看你能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博士文凭不一定比职业教育文凭更值钱。从江苏的实践看，加强职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建设所必需。
　　 11月27日，我们从江苏转赴江西。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尽管建国后老区面貌有很大变化，但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宁冈县，1983年全县人均年收入才190元。与此相对应，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中小学的状况，条件相当艰难。我们考察走访了一些山村小学，相当一些学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校舍破败，少门缺窗，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学生的课桌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真的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了令人心情沉重。教师待遇也很可怜，拖欠工资十分普遍，有的教师几乎自己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完全凭着良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江西的情况有特殊性，但问题有普遍性。
　　 12月2日，我们又从江西南下广东。广东属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城乡经济改革的推动，教育改革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东高校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需求激增，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不拘一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电大、夜大、函大，还有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广东人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突破一些体制障碍，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这一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是冷静的比较和探讨，有时是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们一般把行程安排在白天座谈、考察、参观，晚上乘车赶路，在火车上就白天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消化、议论、归纳。经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就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调研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领域里还残存着“文革”遗毒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据统计，当时职业学校在高中教育阶段中的比例不到10%）。在教育思想上，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又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唯学历、唯文凭，盛极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高校里，较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师范教育不受重视，在广大农村，特别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数量少，条件差，师资缺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财力窘困，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不足，经费奇缺，另一方面，投入的经费效益很差，造成事实上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当时，全国4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2.3%，三级工以下的占70%），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协调、需要统筹的事情却又因条块分割，无人问津……

　　 另外，就全社会而言，特别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劲头都很大，真正把教育事业提到现代化建设战略地位高度，从认识上到行动还远未到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的问题也没解决，这就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留不住，等等。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民族，有过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水平，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又是一个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远不适应的状况，如不改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受到影响，又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广大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和空前的积极性。在调研中，许多教师、校长、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常常和我们交流讨论到深夜，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书面报告和建议。
　　 回到北京，我将调研情况以及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经过梳理，于12月22日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重点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很重视。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圈阅了报告。赵紫阳同志12月27日对报告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有了政治局常委原则上的肯定，我们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抓紧对文件进行构思布局。
　　 1985年1月8日，即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后一个星期，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再次听取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正式敲定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宗旨以及框架结构。耀邦同志强调，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改些什么，怎么改，这些道理在文件中一定要讲清讲透，其他次要的，零零星星的就不讲了；制定文件要着眼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写上了就要落实，定下来就要干。
　　 3月16日，领导小组再次开会研究讨论。就在这次会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得以拍板定案。会议确定，必须狠抓基础教育，要把在全国城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战略任务，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要在中央领导统筹之下把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简政放权，改变过去对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制度，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要增加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同时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要鼓励和指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会议确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教育事业。会议还提出，办教育也要纳入法治轨道，要考虑研究教育立法问题。
　　 为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进度，一月中下旬，文件起草小组加强和充实力量，把曾经参与起草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几位同志也调进来。充实后的起草小组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和几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精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写出了第五稿。根据书记处决定，将第五稿作为一个讨论稿，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还专门征求了人大常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4月份，文件起草小组汇集了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对第五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三百份），连续修改三次，形成第八稿。
　　 为了借鉴吸取外部经验，增强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小组在美国先后访问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吸纳了他们的意见，改出第九稿。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5月5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同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这次大会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讲话。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富有成效。分组讨论时，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领会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还对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月19日，小平同志到会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同志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这些话，如高天裂帛，振聋发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教育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意义讲得如此透彻，如此鲜明，如此精准，从未有过。正是小平同志这篇经典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也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同志倍受鼓舞。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全国各地迅速行动，纷纷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改决定的具体措施。教育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犹如春潮涌动，呈现出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迈出了历史的新步伐，国家的面貌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时指导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文件，是受限于那个时代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其是非功过也应由时间和实践去裁定。今天，重新回顾那个文件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也许只算得大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短短的插曲。我有幸参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可能算个项目负责人或者说施工小队长吧。当时付出的辛苦和劳作也不足为道，只是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有几点感悟，让人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第一，国之命脉，端在教育。一个执政党在谋划整个民族振兴之计的时候，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由中央制定文件来推动，来促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把事关全民利益的教育视为千秋基业，国脉所系，扎扎实实地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把这叫做“远见卓识”，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中央文件，《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要求。目标方向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路”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制定的那个文件可能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修正、完善、补充，但那时对教育地位、意义的认识，今天看也还是很到位的，当时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即使今天来审视，我以为，中国教育的关键，仍在体制；中国教育的前途，仍在于改革。
　　 第二，开放、民主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极为周密审慎和民主开放的。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比如讨论教育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尽可能做到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在正式决定之前，认真收集、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和声音。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一文件的，约在一万人次以上。说文件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是套话，也不是谀词。那时候，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是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大量的功夫和精力是用在调查研究上。老实说，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智慧、胆略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总是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己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书记处讨论问题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面争执。当然，这种局面更多的是靠主要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风范来维持的，尚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
　　 第三，执政党的历史担当。记得在教育大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最后讲了一段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话，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这段话，已经超出了对教育改革文件的评价，而是对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那一个时期总体工作的褒奖和肯定。当然，这个话也不是随口而出的。以我个人的体验，当时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历史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的推动民族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民主、走向进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时代的大考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道义担当和责任禀赋，刚毅品格，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求实精神，使我至今想起还怦然心动。这一点对于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吸取和传承价值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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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迎来教育事业的春天
http://edu.ifeng.com/news/detail_2010_07/15/1772261_0.shtml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的历史。随着全国工作重心转移，教育事业怎样在新形势下发展，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领导下，党中央开始了教育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参加讨论的约有1万人次以上，曾十易其稿。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00多位代表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并研究贯彻执行的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出席了会议闭幕式，在短短的13分钟里，他作了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把中央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落到实处。会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
这次会议和《决定》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促进教育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实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对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1985年到1992年，短短7年间，社会各方面集资办教育就达1062亿多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的破旧危房，明显改善了办学条件，为推进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单纯依靠国家投入，完成这些工作则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