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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推荐] 段义孚:北师大演说译稿 (2005.06)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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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3 14:49: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2 11:21 编辑

决定重新整理一下这篇重要文章,目前关于这个报告有三个中文稿,分别是2005年的译文稿(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be24b010137cx.html)和发表在《地理科学进展》第25卷第2期 2006.3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参见百度文http://www.sohu.com/a/118610727_494912和和《回家记》中文版(志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中本次演讲的修正稿。以及2007年段义孚的英文版《coming  home to china》。


1
2英语原文和回家记中的报告
3最早的译文
4地理科学进展 2006.3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5周尚意:他是谁?——眼中的段义孚

6朱阿兴: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
7
8宋秀葵 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






周尚意发表在地理学报2005年9月第60卷第5期的“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纪要




地理学报2005年9月第60卷第5期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Vol60.No5  Sep,2005

“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纪要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现与遥感学院。北京108875)


   
2005年6月4日,美国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段义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做了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学术报告。聆听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自己阐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与会学者和学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时值人文社会科学界人文主义兴起的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将科学神学化的反动,它的作用就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反动。英美地理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人文主义兴起后,一些地理学家也开始倡导用人文主义的哲学观指导地理学的研究。例如C.Harris,1,2他提出要发展一种类似“历史心灵”的地理学想象,使地理学研究沉浸在由人划定的“区域”里,就好像史学家要沉浸在一个人为划定的“时期”里一样。再如L.Guelke,3-6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观念论取向,在于关心人类心灵的理性行动和产物。行动(action)揭示着人的意向,而意向又反映出行动者(actor)采用了何种理论,理论的背后是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到今天,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学派大师为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的标志性学术作品便是段义孚的文章《人文主义地理学》,该文章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会刊1976年6月号上7。段义孚在报告开篇强调,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一种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哲学的学派,它不属于系统地理学的任何学科分支,“它既非自然地理学、又非经济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8。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感悟能力。段义孚的报告从三个方面探讨这种感悟力。
      第一,地理学关注于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地方特点是可以如何通过感官来感受到的,各种感受的综合便形成了地方感。“地理学者用文字、图片、地图所展现给我们的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世界,与常人所知的完整的世界相去甚远”。文字、图片、地图是地理学家(观察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记录,然而它不能代替其他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感受。段义孚列举多例,说明感受的综合性和差异性,其中一个例子大致是说,一个人可以从地理书上了解热带雨林,但当他真正进入热带雨林后会发现“猿猴啼叫不休、鸟类啁啾(zhōu jiū,形容鸟叫的声音。出自唐 王维 《黄雀痴》诗:“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东西南北飞。”)私语、大象穿行林间呼气声宛若吹号,还有动植物生长和腐烂的刺鼻气味,溽()热和潮湿像湿毛毯一样包裹着人们”8,这种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形成的综合感觉就成为这个人对热带雨林的“地方感”。不同的人的各种感觉器官敏感性有差异,他们的“地方感”也会有差异。地方感是主体建立的,虽然不同主体之间的地方感有差异,但是一些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验,成为人们交流地方感的基础。例如“脚”、“脊”、“口”是人体的基本部分,这种普遍的生活经验使人们可以用它们描述地方的自然环境,如“山脚”、“山脊”、“河口”,并使得这样的地方感在人们之间产生共鸣。
    段义孚报告的这部分与阐释社会学(intepretative sociology)和建构现象学(constitutive pbenomenology)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这两者列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来源.阐释社会学认为,人类行为包含理性(rationality)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为理解社会生活创造了可能。而理解社会生活可以借助一种瞭悟(Verstehen)的方法,即观察者想象地“融入”主体的“经验脉络”。一些根据经验建立起来的“理想模型”(Gdeal model)或Max Weber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人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参照。社会生活包括人的空间行为,地理学家根据经验建立起若干理想模型来理解人的空间行为。建构现象学认为,一个单独的行动者(actor)在生活世界里所从事的人类行动,会被这个行动者本身,以及他的同伴,依据对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阐释来予以理解,行动者的解释和观察者的解释之间要有一致性,这就需要建构共享的理论和符号。地方感可以被视为共享的理论和符号。
      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人的本性中有热爱自然的一面,但还有提取自然,奴役自然的一面,段义孚在这部分列举多个例证,展现人们如何将强权施加在自然之上的:改变水流的自然状态、驯化宠物、破坏植物自然增长的园艺等。在人类对自然施加强权的时候,人们将自己置于强者的地位,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奴仆和玩物,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将人类看作是自然世界的一分子,人类可以从自然中获取自己生存的资源,但是还要尊重其他自然要素生活和存在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与人类中心论的地理学家是迥然不同的。
        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想象力.想象力推动人们进行空间迁移,构想和营建新的空间场所(placc),如新的建筑、新的社区和新的城市。在想象力之下进行的空间迁移和空间营建,不一定都能满足人类本质需要的,有时甚至起反作用。段义孚强调:与一些物质文化产物相比,人类想象力下产生的精神文化产品对人类发展和道德提升更有利。在人类精神财富中,有许多人类想象的美好空间和场所。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很多地理学学派和思潮一样,也受到其他学派的质疑和批评。对于它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来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批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思想根源不论是唯心论、现象学或存在主义,都强调主观的面向,以及人类主体的中心性,这既是它优点,也是招致批评的所在。批评者认为人文主义的概念过度强调人类主体的能力,而忽视了在更大尺度的环境中物质与社会结构的作用。人文主义也缺乏成熟的社会观,对于社会关系与过程的复杂性、冲突和权力(以及文化再现与读解上的意识形态),未能确切掌握。对于人类主体的看法也过于一般性,亦即没有看到不同人类主体的差异,例如性别、种族、阶级的主体群差异。第二,来自科学主义的批评。由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主体意义,因此批评者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效度和客观性,过于独特而无法一般化(尤其是来自实证主义取向的学者)。第三,来自结构主义的批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架构过分强调个人行动的自由,而对人类整体所遭受的限制未予应有的重视。段义孚本次报告不是对这些批评的直接回应,透过报告的三个主题,人们可以体会他所肯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和存在的意义。
      聆听报告的学者和学生向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地理学贡献奖获得者、美国地理学会Cullum 地理学勋章获得者提出了许多问题。段义乎以他习惯的方式一—列举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实,逐一回答了问题。在问答的过程中,与会者体会到了主体之间对同一问题的感悟差异和态度差异。而这正是人文主义要说明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arris C.Theory and syathesis in histerical gcoggaply.Ceudian Gecgraugher,1971,15.147-172.
[2]Harris C.The aistarical miod and the peactice of geograpay.In Ley,M S Sauucls(ods),Humaniscx Gocgnoty.Beckenham:Croom Hoien,1978123-17.
[3]Gacdke L An idealist alleeranive in humns gsograpay.Aunuls of Aseciiom of American CGeogrnehers,1974,64:193202.
[4)Gulke L.Ou rethinking hisocicad geoprashy.Ares,1975,7:135-138.
5]Goelle L.Gcogeaphy ad Logdcal Positivsm.lm T Hertert,RI Joansea(eds.),Geography and the Uirtban Baviromseat.Vol.t.Caichester:John Wiley.1978.35-6l.
6]Guslke L.Historical Uadersoneding in Geogrepby.Casbridee;Cesbriadlge Universiry Press,1932.
7]Tuan Y.Humanisne geograpa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nican Gcogrepbers,1936,66:266-276.
8]Tuan Y.Humaniastic geograpay:a persoral view.A Report at Brijing Norumal Univesity,20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柴彦威等在人文地理  段义孚专栏文章
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187.shtml


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文·唐晓峰
唐晓峰(1948-),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华裔学者多是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有歧视味道。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Tuan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1998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讲稿事后要刊印单行本。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希拉丘兹(Syracuse)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D·梅尼(D.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他曾经历日本侵华的乱世。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鹊起。1973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Cullum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一书中,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宠物”,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power)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Yi-Fu Tuan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约15部之多。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除上面说过的书,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可惜还没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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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4 06:5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28 15:06 编辑

段义孚《coming home to china》P52-P64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669191.html
《回家记》中北师大演讲稿(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英语原文Humanistic Geography
At the architectural conference, I had addressed a mixed audi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ers, and so it seemed not altogether inappropriate to use English. But here I was speaking to an audience made up entirely of Chinese, so what was my excuse? I felt I had to explain. After the usual expression of thanks to my hosts, I said: As you notice, I am speaking in English. I owe you an apology and a brief explanation. I left China with my family sixty-four years ago to live among English-speaking peoplesAustralians, Brits, and, since 1951, Americans. Sad to say, in that time my Chinese has grown rusty. Though I can still carry on a social conversation in my native tongue, I am not able to do so on topics of intellectual interest. And this is doubly regrettable because my area of competence is humanistic geography. As I hope to show in the following lecture, if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distinguished in one characteristic, it is in its extraction of meaning from the resources of language. A humanist geographer who is not skilled in and sensitive to the subtleties of language is therefore a living contradiction.
The Felt Quality of Environment
I broached three themes in my lecture: the felt quality of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y of pow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setting and the good life. By felt quality,I refer to the obvious fact that places are not just what we see but also what we hear, smell, and touch, even taste. This felt quality is rich beyond description by virtue of the power of our Wve senses working alone, doubly, or, more often than not, all together. A more mysterious aspect of our senses is a phenomenon called synesthesia, a blending of the senses such that, for example, when one hears a sound one also sees a color. Generally, low-pitched sounds such as deep voices, drums, and thunder produce dark and round images, whereas highpitched sounds such as soprano voices,  violins, and squeaks produce bright and sharp images. Language points to its synesthetic grounding when we say in English, What a loud tie you haveor Its bitterly cold.What would be an example in Chinese? Could the expression jin sang zi (golden throat) be one?
Thanks to synesthesia, objects acquire a vividness and resonance they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It is an advantage to young children because it helps them locate and Wxate on the worlds objects. When strongly developed, however, it promotes hallucination. As children grow older and acquire a certain Xuency in language, synesthesia weakens, its function to enrich the world being taken over by the metaphorical powers of language.
What is a metaphor? If synesthesia is the blending of senses, metaphor is the blending of image-ideas or concepts. Metaphor enables us to make concrete what is diffuse, familiar what is unfamiliar. Nature, for example, can seem diffuse, complex, and threatening. It becomes less so when we predicate it on parts of our body that we know intimately. So we refer to headlands, foothills, the mouth of a river, the spine of a ridge, an arm of the sea, and so on. Even the objects we have made ourselves can seem coolly indifferent. To overcome that detachment, we bind objects to our anatomy: the eye of a needle, the spine of a book, the hands of a clock, the legs of a table, and the back of a chair.
These are, of course, English idioms, and I dont know that they all have Chinese equivalents. Some do exist, and some are not only equivalent but identical. And so we say in Chinese ho kou (river mouth) and shan chio (mountain foot). A worthwhile project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to see how languages differ in the ways they use metaphors to make unfamiliar objects more familiar.
Not just metaphors but the full resources of language are available to us as poetsand we are all poets to some degreeto Wrm up the emotional bonds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The world is made up of tangible objects, but also of more abstract entities such as space and spaciousness. How does language cope with spaciousness, making it more real and vivid to us? One way is to use the specialized vocabulary of numbers. For example, a popular medieval work (South English Legendary) conveys the vastness of space by saying, If a man could travel upwards at the rate of more than 40 miles a day, he still would not have reached highest heaven in 8,000 years.But more common is to use a geographical vocabulary that can stimulate our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 am struck by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wo poems, one composed by an anonymous Chinese poet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other by the English poet Wordswor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hinese poem,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Robert Payne, has these lines: Who knows when we shall meet again? The Hu horse leans into the north wind; the Yueh bird nests in southern branches.In Wordsworths poem The Solitary Reaper,just how solitary is the Reaper? How vast is the space that envelops her? For answer, Wordsworth, like the Chinese poet, calls up two contrasting images: to one side are the weary bands of travellers in some shady haunt, among Arabian sands,and, to the other, the Cuckoo-bird, breaking the silence of the seas among the farthest Hebrides.
I have not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ways English and Chinese evoke the felt quality of environment. It may be that true synesthetic expressions (its bitterly cold) are more common in English than i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moved closer to depending on the purely linguistic devices of metaphor and simile. On the whole, educated Chinese are more apt to use poetic words and phrases in their speech and writing than are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one reason being that the Europeans, though not the Chinese, have at one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the seventeenth centurydenounced the use of adjectives and fancy metaphors. Members of the newly founded Royal Society did so in a Wt of scientiWc passion. Just the factsturned into just the numbers.Science, they believed, must eschew verbal embellishment. Within a society of any size, however, differences in attitude can be expected among individuals. Some take pride in unvarnished speech, others are less astringent, and still others may glory in the evocative powers of a rich vocabulary.
The Psychology of Power
My second theme is the psychology of power. Geographers are much concerned with the hum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 Repeatedly, they seek to understand how forest and scrubland, steppe and swamp, have been turned into arable Welds, towns, and cities. Neglected is the exercising of power for pleasurethe pleasure that is to be had in making gardens and pets. Geographers, like most people, tend to see gardens and pets as belonging to an area of innocence, in sharp contrast to large works of engineer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are tarnished by suspicions of greed and pride. Nevertheless, from a psychological viewpoint, playing with nature, restrained only by the limit of ones fantasy, may manifest an even greater urge to power.
Consider water. Water becomes a pet when we make it dance for us. But we can only make it dance through the exercising of irresistible powerthe power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of large labor teams organized along military lines. The fountains that are the pride of the great gardens of Europe were mostly built by autocratic ruler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Many construction workers died in the effort, their bodies carried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o as not to demoralize workers. Tourists who Xock to these showpieces today, their senses drugged by beauty and charm, forget the raw power that lies behind them.
Water is alive only in a Wgurative sense. So lets move to things that are truly alive: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An egregious example of abusing nature for pleasure is the miniature gardenthe pen ching, or, to use the more common Japanese word, bonsai. It is considered a Wne art. But what kind of Wne art is it that regularly uses instruments of tortureknives and scalpels, wires and wire cutters, trowels and tweezers, jacks and weightsto distort the plants and prevent their natural growth?
Animals are domesticated for economic use, but also made obedient through training or docile through breeding so they can be playthings and pets. Training can turn a huge and powerful animal, such as the elephant, into a docile beast of burden. Training can also turn it into a playthingan object of ridiculeas when an elephant is made to wear a petticoat and stand on its hind legs. An even more radical way of altering nature is through selective breeding. Applied over successive generations, it can transform an animal into something dysfunctional and grotesque, and yet appeal to the taste of jaundiced connoisseurs. Think of the goldWsh and the miniature dogpets that have found favor in China. A certain breed of goldWsh is created to have large eyes shaped like Wsh bowls that impede movement and are easily damaged. As for the miniature dog, the Pekinese, weighing less than Wve pounds, is just a bundle of hair that can be used to warm the owners lap.
From a psychological viewpoint, power reaches a peak, a peak charged with sadisticerotic pleasure, when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are turned into playthings. In Europe, Renaissance princes kept dwarfs, whom they dressed up, slobbered over, passed around at the dinner table, or presented  as gifts to inXuential friends. Household slaves and servants, if they were comely, enjoyed the status of pets in slave-owning and other strongly hierarchical societies. In England, black boys were put in fancy uniforms so that they, along with purebred dogs, could sit for portraits with their masters and mistresses. Toward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 many duchesses and countesses kept black boys as pets that the fashion turned to Chinese or Indian boys. They were harder to come by and so commanded greater prestige. And then there are the women. In despotic Eastern societies, they were the decorative objects and sexual toys of powerful men, small, pretty, and helplessa helplessness made evident in China when women submitted to having their feet bound and deformed. Even in relatively enlightened Western societies, women were legally childrenchild-wives in doll houses, as Ibsen put ituntil a century or so ago.
Do I speak only of the past? Have times changed? The answer is yes, but the desire to dominate or patronize is too deeply embedded in human psychology to disappear altogether. Today, this desire is directed mostly at racial minorities in our own country, whether this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and at our little brown brothers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More generally, it is directed at all subordinates. Dog owners like to order their dog to fetchand see the animal trotting off in obedience. But it is a pleasure available to all who have human subordinates at their disposal. The boss says fetch”—though, of course, he uses a more polite languageand his subordinate goes to get coffee or a multimillion-dollar contract. Geographers have focused too exclusively on economic exploitation. As humanists, we should also attend to the ways we toy with nature and weaker people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to indulge in our dark fantasies of total power and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My third them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s swamps are drained and malaria is conquered,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undoubtedly improves. Likewise in a built environment, as peeling walls are repainted, drains unclogged, and rooms and household amenities added. But at what point does adding more rooms and amenities cease to improve, and might indeed detract from, the quality of lifea life that is not only materially but intellectually and spiritually rewarding? China faces this question as its economy booms and standard of living rises so that people can move from shoddy dwellings to well-built ones, and (for some) even from well-built houses to luxurious mansions.
Material goods can enslave rather than liberate. This is well understood. But what about works of art? Dont they enrich? What about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Dont they add to the quality of life? Take, Wrst, the enlarging and enriching power of art; more speciWcally, of architecture. Consider an elemental aesthetic experience known to all human beings, that of interior space. The quality of that experienceof what it means to be inside and enclosedvaries enormously, depending on peoples access to great works of architecture. Ancient Egyptians knew the sublimity of exterior space (think of the pyramids under moonlight), but interior space for them was darkness and clutter. Ancient Greeks had the Parthenon on the Acropolis to lift their spirits, but its interior was hardly more spacious than the interior of an Egyptian mortuary temple. Europeans had to wai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drians Pantheon in Rome (AD 11828) to acquire, for the Wrst time, the sense of an interior space that was formally elegant yet sublime, a vast hemisphere illuminated by the rotating sun. And, of course, this w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Architecture and, with it, the human appreciation of interior space continued to evolve.
This story of architectural-aesthetic progress leads me to ask, What about moral rules and systems? These too are products of culture, acts of the imagination. All societies have moral rules, but only a few have elaborated them into systems, into what might be called moral ediWces. Are the people who live under large and complex ediWces better off, more able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 than people who live in structures of simpler designmoral lean-tos and huts? The answer is not at all clear. One reason is that large moral ediWces are inevitably tied to sophisticated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is replete with examples of how the products of such culture, which include shrines, temples, churches, and mosques, can corrupt. Rather than inspire people to improve morally, they tempt them to vie for power and prestige.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whose moral ediWces are as artless as their lean-tos and huts have been found  to be gentle and caring, to value each others company rather than material goods. Understandably, educated urbanites in both East and West have been tempted to romanticize them, and see only virtue in their lives.  
But this picture does not bear close examination. Hunter-gatherers and other folks who live close to nature are human, after all. Certain behavioral traits, acceptable to them, are no longer acceptable to peoples elsewhere. An egregious example  is the tendency of hunter-gatherers to be cruel to the deformed and handicapped in their own group and to be indifferent to the plight of all those outside their group. As for people who have been raised in elaborate moral ediWcesin universal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such as 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Stoicismthey have glaring faults, which are well known, but they also have distinctive virtue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which is their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stranger. Evidence of this virtue in the landscape is the inns and hospices for needy travelers, the indigent, and the sick. The evidence goes beyond architecture, of course. As action, this virtue is most dramatically demonstrated in the way aid is generously extended to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 even when they liv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earth.  
The Kernel
I concluded my lecture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 three themes I had touched on were very different.  So the question arises, 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More generally, what do humanist themes have in common? My brief answer is that they all show a deep-seated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subtlety of human experience, which in practice translates into  paying rather more attention to quality than quantity, adjective than noun, psychology than economics.


段义孚《回家记》中的北师大报告
(翻译者志丞注释①此演讲稿的中文译稿最初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由北京师范大学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此处译文做了进一步修订,并根据原书文字变化有所改动。——译者

《回家记》P55-P66

人文主义地理学

    在建筑师大会上,我所面对的既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所以用英文演讲似乎并非完全不妥。但是现在我面前的听众全都是中国人,这让我拿什么来当借口呢?我觉得我必须做出解释。在礼节性地谢过了主办方之后,我说:“你们注意到了,我是用英文在演讲。我觉得自己理应向大家表示歉意并做出解释。在64年前,我随着家人一起离开了中国,居住到说英语的国家——澳大利亚、英国,从1951年起又到了美国。很遗憾地说,从那时起,我的中文就开始荒废了。尽管我还能用母语进行一些社交性的对话,但是就学术工作来说肯定是难以胜任。又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这就更增加了一层遗憾。就像我在下面要讲的一样,如果说人文主义地理学还有一项独到之处,那就是它能够从语言资源里提炼出意义。如果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没有足够的技巧,或者没有足够的敏感性去感悟语言的精妙,那么他就是不称职的。”   

环境的感受价值

    我的演讲包括三个主题:环境的感受价值、强权的心理学以及物质条件与幸福生活的关系。我所谓的“感受价值”指的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地方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也能让我们听到、嗅到和触碰到,甚至是品尝到。当我们的某一种或某两种感官发挥作用,更多的时候是五种感官同时发挥作用,那么感受价值就会大得难以言表。我们的感觉还会出现另一种奇妙现象,称为通感,也就是感受的混合,例如听到声音的同时又看到一种颜色。一般来说,浑厚的嗓音、鼓声、雷声这种低沉的声音可以制造出灰暗和圆形的景象,女高音、小提琴、尖叫声这类尖锐的声音可以制造出明亮和带有棱角的景象。语言就可以表达其具有通感的性质。比如英文中的“你怎么选了这么一条颜色张扬的领带”或者“刺骨的寒冷”①。中文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或许“金嗓子”算是一个例子?
注释①“颜色张扬的领带”和“刺骨的寒冷”:原文是loud tie和bitterly cold。——译者
    通过通感,主体可以获得一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这是其他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它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很有好处,它帮助他们去找到世间的各种事物,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然而,当过度使用时,它也会产生幻觉。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语言表述渐趋流畅,通感的作用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隐喻,它同样能够使世界更加丰富完满。
    什么是隐喻?如果说通感是几种感觉的混合,隐喻就是若干形象的想法或者观念的复合体。隐喻使我们将一些散乱的事物具体化,使我们对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然界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但是当我们将其隐喻成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各部分时,情况就好多了。所以我们用“海角”、“山脚”、“河口”、“山脊”、“谷肩”这样的词(So we refer to headlands(岬角),Foothills(山麓山脚), 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 the spine of a ridge(山脊), an arm of the sea(海湾), and so on. 整理者附原文)1就连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有时候都和我们很疏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人造物也都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相联系,例如“针鼻”、“书脊”、“桌子腿”和“椅子背”。(
the eye of a needle, the spine of a book,the hands of a clock, the legs of a table, and the back of a chair整理者附原文;谷肩是地貌学名词。由于侵蚀基准面下降或构造运动抬升,在古谷地中下切形成谷中谷,原来老谷地之底则成为新谷地的谷肩
   当然,这些是英文习语,中文里也有与之相对应的表达法;有些不仅仅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比如中文也说“河口”和“山脚”。人文地理学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语言是如何通过隐喻帮人们将本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的。
   不仅仅是隐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如诗人一般,用情感将我们自身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诗人。尽管这个世界基本上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组成的,但也不乏一些抽象的实体,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如何用语言来描述空间的无限性,使其更加生动形象呢?一种方法是使用专业的数学词汇。比如,流传很广的一部中世纪著作(《英格兰南部的传奇文学》)是这样形容宇宙之广袤无垠无垠“即使一个人能以每日40英里的速度向上行进,那么8000年后他依然无法到达天空的最高处。”但更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间性的词汇,这种空间性词汇的使用促进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有两首诗,一首由汉朝无名氏所作(已由罗伯特·派恩译成英文),另一首由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作于19世纪,我惊异于这两首诗的异曲同工。中文诗中的几句是这样的:“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在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中,割麦女究竟是何等孤独?笼罩着她的空间又是何等的无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像中国诗人一样,华兹华斯也举出两个反差较大的画面:一边是“身处沙漠绿茵间的疲惫旅客”,另一边是“在遥远的赫布利底群岛,杜鹃的轻啼打破大海的寂寥”。
    我已经讲述过中文和英文在体验环境的感受价值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或许通感的表达方式(比如“刺骨的寒冷”)在英文中更为常见,因为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明喻暗喻这样的纯粹的语言工具。从整体上讲,相比于欧洲人,中国文人更习惯于在说话和行文中使用诗一般的词语和句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相比于中文,欧洲语言在其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即17世纪,曾经公开抵制使用繁复的形容词和比喻手法。那时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们这样做是为了顺应人民追求科学的热情。“用事实说话”变成了“用数字说话”。他们相信,科学必须要摒弃修饰性的花言巧语。不过,在任何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里,无论它是大是小,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有区别。有的人推崇不加修饰的语言,而有的人就没有这么严苛,也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愿意沐浴在丰富的辞藻所激发出的丰沛情感中。


强权的心理学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强权的心理学。地理学者更多地关注人类是如何改造地表的。人们不断地探索着如何将森林、草原、沼泽改造成农田、乡村和城市。但是,人们都忽略了一点,即我们为了从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寻求快乐,正在对自然施加着强权。地理学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的纯真自然,能与代表着贪婪和自负的大型工程项目和经济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极尽人们所想的方式来拿自然取乐,显示出的恰恰是对强权更为强烈的渴望。
    以水为例。当我们让它为我们翩翩起舞的时候,它便是我们的玩物。然而,我们只能用它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操纵它,比如水利工程和成群结队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力量。在欧洲,为著名园林引以为荣的那些喷泉,都是在17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蒙蔽,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
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看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动物,还有人类。盆景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盆景一直被看做是一种工艺美术。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美术啊,它居然会使用刑具作为自己的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克丝钳、铲子和镊子、棕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它们的自然形态!
   人们拳养动物用于经济用途,也通过训练和驯化让它们变成玩物和宠物。训练可以使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变成驯良的可以负重的劳力。训练还可以将其变成玩偶,比如马戏团或动物园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是一种更荒唐的扭曲自然的方式。经过几代的选择性繁殖,动物们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却符合了鉴赏家乖僻的口味。金鱼和京叭儿狗就是在中国很常见的宠物。人们驯养出一种特殊的金鱼,它长出像圆形鱼缸形状的外突眼泡,然而这种眼睛有碍鱼的游动,而且容易撞破。还有就是京叭儿,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儿,重量不足五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强权的快感源于性虐待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玩物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达到顶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养着一些侏儒。他们给这些胖墩墩的侏儒穿上华美的服饰,令其在主子们的餐桌边跑前跑后;有时也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给地位显赫的朋友。在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家里的奴仆如果长得标致,就能享有宠物的地位。在英国,画肖像画时,黑人男孩可以穿上滑稽的制服,与纯种狗一起坐在主人身边。到18世纪末,有太多的男爵夫人、伯爵夫人都将黑人男孩养作宠物,以至于这种风尚转向了中国和印度的男孩。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男孩不容易得到,因此标榜了更高的地位。继而,便是女人。在专制的东方社会,女人是权贵的装饰物件和性玩具:她们娇小、美貌而无助。中国女人缠足便是女人无助的最好例证。即便是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直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女人也不过是合法的孩子,在玩偶之家里面当她丈夫的孩子,就如易卜生曾经写过的那样。
    我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吗?时代已经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统治、领导的欲望在人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根除的。今天,这种欲望在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体现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体现为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我们的有色小兄弟。更普遍地,它体现在如何对待一切相对低级的事物上。狗的主人喜欢命令小狗,然后看着小狗颠颠儿地小跑着把他们抛出的东西拿过来。任何有支配权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老板说拿过来”—一当然,他会说得客气些一于是,他的下属便去端茶倒水或是取来几百万美元的订单。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在玩弄自然、玩弄弱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为了纵容我们内心权力欲与控制欲的邪念。

环境和生活质量

    我的第三个主题是环境质量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沼泽地被弄干了,疟疾被战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会提高。同样,在一个建筑环境中,掉了皮的墙被重新漆好,淤塞的排水管被疏通了,房间和家具也都备齐了。可是,房间和家具增添修饰到多好才算是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呢?会不会实际上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只包括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上的生活。中国正面临这个问题——国民经济在发展,人民甚至还有些人从好房子里搬到了豪华房子里。
   我们知道,物质财富只能带来束缚而不是解放。艺术品呢?难道它们不能使精神富足吗?哲学和宗教这类非物质又如何呢?难道它们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吗?首先,我们来说艺术力量的不断扩大和艺术品的不断丰富一—具体一点,就拿建筑来举例吧。让我们思考一个全人类都有的基本美学体验:建筑内部的空间感。这种身处物体内部、被物体包围的体验所具有的价值随着人们对建筑精品的接触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古代的埃及人知道外部空间的崇高(让我们想象月光下的金字塔),但是他们的建筑内部空间是黑暗和混乱的。古希腊人在雅典卫城顶上建有帕台农神庙,但是它内部的空间几乎和当时埃及的停尸间一样小。欧洲人一直等到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设计建造万神殿的时候(公元118-128年),见到那个被运行的太阳照亮的巨大穹顶,才第一次体验到既优雅又庄严的空间感。当然,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建筑和人们对其内部空间的欣赏在继续发展。
      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使我思考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是怎样的呢?它们是文化的产物和想象力的实现。每个社会都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一些社会能详尽设计它们并将之系统化——这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很难讲。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地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这种例子在历史里比比皆是。那些东西并非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恿人们争权夺势。在另一方面,那些道德大厦如同道德棚屋一样朴实无华的人,却给人们带来随和、体贴的感觉,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
     但是这幅图景禁不起仔细推敲。狩猎者和其他靠自然生活的民族毕竟也是人类。他们所遵从的特定的道德规范,在其他地方已经不再适用了。渔猎者们对族群内部残疾者表现出的残忍和对族群之外生活困难之人的麻木不仁,就很让我们触目惊心。对于在精心设计的道德大厦下长大的人而言,全球性的宗教和哲学——比如佛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虽然都有广为人知的欠缺,但是它们有与众不同的美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它们提倡帮助陌生人。这一美德表现在景观上,就是为旅行者、穷人和病人提供的客栈和收容所。当然,这些东西超出了建筑学本身的范畴。就行动而言,这一美德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然灾害受害者的帮助,哪怕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①

注释①此演讲稿的中文译稿最初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由北京师范大学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此处译文做了进一步修订,并根据原书文字变化有所改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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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7: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28 15:19 编辑





这是最初的译文(作者未知,猜测应该是北师大现场的大学生(包括志丞、左一鸥等三位)的译文稿)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be24b010137cx.html,段先生在《回家记》有这次演讲,翻译者志丞在翻译的时候做了修正推荐大家去读最后的修正译稿。

引用一下《回家记》中段先生的描述的演讲现场:
翻译工作带来的挑战
逛过校园之后,朱阿兴说离晚饭还有一些时间,不如来看一看第二天我要讲的内容的中文译稿。我们没发现什么大错,但稿子里确实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朱阿兴给三个学生打了电话,问他们能不能来宾馆一趟帮忙做些调整。据说这几个学生中文底子很好,英文水平也不错。他们沉浸在一种高度艺术化的过程里,致力于找到最佳的词汇、最准确的表达法、甚至是读起来最上口的方式,而我却站在一旁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饭,然后回到宾馆里对文字再做些订正。为了要字斟句酌,他们决定在宾馆大堂里继续做翻译工作,以便能让我回到房间里休息。
双语表达
这场演讲所用的方法我在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我先读一段英文,然后刘冷馨马上把中文翻译读出来。这会管用吗?一开始我很怀疑,因为我觉得对略通英文的人来说,这种双重表达会严重拖慢思维的步伐。他们也许会不耐烦。不过从后来我所见到的效果看,情况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原因在于,首先,中文翻译得很优美,这样两次表达就给听众们相同的信息,但是让他们体会到的味道略有不同。其次,尽管这三个主题本身内容并不复杂,但是它们毕竟不太为听众们所熟悉,因此重复一遍也是好的。此外,从纯粹的听觉感受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音色上的反差———男一女、一唱一和,仿佛在上演一出不错的二重奏。



段义孚老师北师大就职演说译稿

                               2005.11 段义孚


    谢谢大家邀请我来发言,我深深地感到荣幸。大家注意到,我是用英文来讲的,而不是中文。我觉得应该向大家表示歉意,并给大家一个解释。我出生于天津,但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里,住在南京,而后是在上海、昆明,最后是在重庆。1941年,我全家离开了当时的陪都重庆,去了澳大利亚。之后,除了在去英国的路上曾途经上海以外,我就再没有回到过故土。换句话说,我已经离开故乡六十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与我相处的人都说英语: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在1951年后还有美国人。遗憾地说,虽然我还能用中文应付一些日常用语,可是用来做学术报告就不能胜任了。于是,这就带来了第二层遗憾:因为我主要从事的,是地理学中的一个部分——既非自然地理、又非经济地理或人文地理,而是人本主义地理。就像我下文中要讲的一样,如果要找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语言资源的内涵的提炼。一个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敏感度来洞悉语言的精要,那他就是不够合格的


                                    洪堡兄弟

   正如在美国那些主要的研究机构中一样,地理学延伸到了各个领域:从物理到生物,从社会到经济,以至于人类。到了研究人本这一环节力量往往是最薄弱的。我经常思索:如果地理学者能从洪堡兄弟那里得到更多的灵感,那么我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不是能更强一些。威廉·洪堡是个人文学者,生于1767年;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生于两年之后,是个地理学者、探索者。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洪堡对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贡献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涉及到资本流动,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的雏形。他不仅描绘了如诗如画的大自然的历史,还为我们提供了我所提到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知识。不过在他哥哥看来,他离人本主义学者还差一点点,那就是默默地自足和自省。现在的地理学家仍然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我们可能会吹嘘自己的很多成就,但是对这些东西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而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

    不过我把事情夸大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地理学者写出了相当一部分书,这些书对自然的本质、山水、荒野,还有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都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我本来可以向大家介绍这些书的梗概,可是这似乎没有太大必要,大家可以自己来读这些书。所以,我想多介绍一些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即在人本主义地理学方面做出的微薄贡献。我所写过的书对很多主题进行了探讨,不过其中三个是核心:地方的感受性质、奴役的心理学、和想象力所产生的文化


                             地方的感受性质

    描述地方的感受性质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著作中详细的介绍这个地方。我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住了20年,应该是有资格这么做的了。但是我没有小说家或诗人那样的语言技巧来把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感性层面的东西切实的展现出来。很少有地理学家有这种功底。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个途径。我选择了从相反的方向来着手研究感受性质,即以人类普遍拥有的官能感知、通感和语言来入手

  谈到感觉,我想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通过官能感知,我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当然,这是老生常谈。那什么是新的呢?或至少看上去像是新的呢(有些理论太为我们所熟悉而被淡忘了)?那就是地理学家用文字、图片、地图所展现给我们的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世界,与常人所知的完整的世界相去甚远。地理学家依靠视觉观察,有时也依靠听觉。这些远距离感知器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而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地通过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传递给我们。正是身边这些丰富的现实,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图像,丰富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世界的观众而存在——我们已被深深地植入它的色香味等一切性质中了。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了解,因为我们见过那些图片和文献资料。但当我们确确实实置身于森林中时,我们可能会震惊地发现有些景象与我们想象的背道而驰,无法抗拒的绿色、环绕四周的稠密植被——这些在图片中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但是有些东西出乎预料:猿猴啼叫不休、鸟类啁啾私语、大象穿行林间呼气声宛若吹号,还有生长和腐烂的刺鼻气味以及像一条湿毛毯包裹着我们的溽热潮湿。

   这种复杂的体验,我将其称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知性质”。但是这些感知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神秘的方式作用。我所指的是心理生理学现象,即通感。通感是多种感知的混合作用,例如,当一个人听到一种声音的同时会看到一种颜色。一般来说,音调低沉的声音,比如深沉的嗓音、鼓声、雷声,产生黑暗和圆形图像;而高亢的声音,如女高音、小提琴声和尖叫声,产生明亮和尖锐的图像。在语言中,通感体现了这种感知关联性。比如,英文中的“你怎么选了这么一条颜色张扬的领带?”,或常说的“刺骨的寒冷”,而在中文中,惯常的说法有“金嗓子”,还有宋代张元干诗中的“细风丝雨”。毫无疑问,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例子。

    通过通感,主体可以获得一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这是其他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优势。它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或聚焦其他事物。然而,当发展过快时,它也会产生幻觉。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语言表述渐趋流畅,通感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比喻,它同样能够使世界更加丰富完满。

    什么是比喻?如果说通感是几种感觉的混合,比喻就是几种想法或者观念的复合体。比喻使我们将一些散乱的事物具体化,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然界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当我们将其比喻成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各部分时,情况就好多了。比如我们说“海角”、 “河口”、“山脊”、“海湾”等等。有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都和我们很疏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人造物也都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相联系,例如“针眼”、“书脊”,“桌子腿”、“椅子背”。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只是英文中的习语,我不知道在中文里是不是都能找到相似的词汇:有一些确实能够找到,而且不只是相似,简直是完全相同。比如中文里也说 “河口”、“山脚”、桌子“有四条腿”等等。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去探求各种语言如何用不同的比喻方式来把我们不熟悉的事物转化成我们熟悉的事物。

    不仅仅是比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如诗人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诗人——用情感将我们自身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尽管基本上这个世界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组成的,但也不乏一些抽象的实体,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如何用语言来描述空间的无限性,使其更加具体更加生动?一种方法是使用专业是的数字词汇。 比如,一本中世纪的著作(South English Legendary)是这样形容宇宙之广袤无垠的:“即使一个人能以每日40英里的速度向上行进, 8000年后他依然无法到达天空的最高处。”但更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间性的词汇,这种空间性词汇的使用促进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有两首诗,一首由汉朝无名氏所作(已由罗伯特·派恩译成英文),另一首由英国诗人渥兹华斯作于19世纪,我惊异于这两首诗的异曲同工。中文诗是这样的:“
……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胡马北驰燕南飞,一南一北,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强烈的方向反差,空间上的距离隔断跃然纸上。在渥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中,割麦女究竟是何等孤独?笼罩着她的空间又是何等的无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如同中国诗人,渥兹华斯也举出两个反差较大的画面:一边是“沙漠的绿茵间疲惫的旅客”,另一边是“杜鹃轻啼,在遥远的赫市利底群岛,打破大海的寂寥。”


                            奴役的心理学

      我所要谈的第二个主题是奴役的心理学。地理学家更多的是关注人类是如何改造地表的。他们不断地探索着如何将林地、草原、沼泽改造成可耕田地、乡村和城市。这些改造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地理学家和环保者都忽略了一点,即我们奴役着自然,并从中寻求快乐——我们从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得到这种快乐。地理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较之贪婪而自负的大型机械工作和经济发展,相对纯真自然。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以自然为乐,限制的仅仅是人们幻想的空间,显示出的却是对奴役自然更为强烈的渴望。

     拿水来举个例子。当我们任意支配它的时候,它便是我们的玩物。然而,我们只能以我们也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操纵它:水利工程和军权强制下的众多劳动力。在欧洲,为著名园林引以为荣的那些喷泉,都是在17到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麻痹,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我们如此轻易地便掩盖了喷泉俗丽、做作的本质。然而我,有一点异想天开地看到,在未来,那些真正热爱水的人将涌入园林,捣毁这些喷泉,将水从这受奴役中解放出来。

    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看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动物,还有人类。一个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就是灌木修剪艺术。这种艺术在15~18世纪的欧洲十分繁盛:人们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几何形状,有方形的有球状的,或是剪成各种动物甚至是人的形状。简直没有比这更有悖于天道的了。另外一种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形式是微缩景园。提到这种艺术形式,我很遗憾,因为它好像是中国发明的,后来被日本引进并传承;然后其他国家,像越南,也不遗余力地从事。然而,盆景,或者用个日文词bonsai,究竟能否称为一门杰出的艺术?这该是怎样的一门杰出的艺术啊,居然会使用刑具作为自己的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棕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


    与将水和植物作为玩物不同,我们对驯养动物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毋庸赘述。在此要说的只是豢养动物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驯化,另一种是选择性繁殖。驯化可以使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变成驯良的可以负重的劳力。驯化还可以将其变成玩偶,比如马戏团或动物园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是一种更荒唐的扭曲自然的方式。经过几代的选择繁殖,动物们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却符合了鉴赏家乖僻的口味。比如说金鱼。人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饲养方式能使鱼长出像圆形鱼缸似的外突的大眼睛,然而这种眼睛有碍鱼的游动,而且一旦撞在缸壁上就破了。还有就是京叭儿,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儿,重量不足5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还有猎鹬犬的耳朵是被故意养长了的,垂在两边显出一副奴颜婢膝的嘴脸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奴役的快感源于性虐待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达到顶峰——也就是当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玩物的时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养着一些侏儒。他们给这些胖墩墩的侏儒穿上华美的服饰,令其在主子们用膳的时候绕着桌子转;有时也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给重要的朋友。在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家里的奴隶和仆人如果长得漂亮,就能享有宠物的地位。在英国,画肖像画时,黑人男孩可以穿上滑稽的制服,与纯种狗一起坐在主人身边。到18世纪末,太多的男爵、伯爵夫人都将黑人男孩养作宠物,以至于这种风尚转向了中国和印度的宠物男孩。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男孩不容易得到,因此标榜了更高的威望。继而,便是女人。在专制的东方社会,女人是权贵的装饰物件和性玩具:她们“娇小、美貌而无助”。中国女人缠足便是女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最好
例证。即便是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女人也不过是合法的孩子,她丈夫的孩子——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如此写道。

    我来这里难道只为了讲过去吗?时间难道没有改变什么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统治、领导的欲望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根除的。今天,这种欲望在我们国家体现为对待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体现为对待“我们的有色小兄弟”。更一般的,它体现在对待一切相对低级的事物中。狗的主人喜欢命令小狗,然后看着小狗颠颠儿地小跑着去“取回”他们抛出的东西。任何有支配权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老板说“拿过来”——当然,他会说得客气些 ——于是,他的下属便去端茶倒水或是取来几百万美元的订单。在我看来,地理学家的眼光太过僵死在经济发展上了。作为人本主义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在玩弄自然、玩弄弱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为了纵容我们内心权力欲与控制欲的邪念。


                              文化与想象力

   我的第三个研究主题是作为想象力的产物的文化。这里说的想象力是指能看到本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比如说,一个木匠看到一块木板就能看到一条板凳。如此,平凡就创出了奇迹:正如米开朗基罗看到了一块大理石就看到了一尊不朽的艺术巨作——大卫像——一样。另外一个知识性的常理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动物因此地的推动力而迁徙到彼地,人也如是。但是人还会因为彼地的拉力而发生迁移:也就是说,当他们设想一个地方——比如说新世界——会更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就迁移了。他们也可能留在原来的地方,于是这股拉力就成了人们头脑中的幻想或是计划,人们会努力使其变成三维的、物质的现实。

  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到了新的世界以后,移民们的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他们会设想西方更远处有更好的地方,于是拔营起寨继续迁移,就这样循环往复。人们也可能在老地方建起新房子,不过他们也不会满足,而是不断地去改进它,或是再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更新的。就算是猎人们——他们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身边的物质环境——也要在故事和宗教仪式上做出改进。文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前进着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一个对地理学者而言很普通的问题:环境质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沼泽地都被弄干了,疟疾被战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是提高了。同样的,在一个被改造过的环境中,掉了皮的墙被重新漆好,淤塞的排水管被疏通了,房间和家用的设施也都添齐了。可是,房间和家用设施搞到多好才算是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呢?会不会实际上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不只包括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上的生活。

  我刚才在一幢房子的尺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学者常在小区的尺度上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小区是如何更新的、新的乡镇和城市该有多大规模等等。他们希望新生的社区能够自组织,使其人文的、社会的性质与其实体外壳的性质相匹配。这样的事情实际发生了吗?成功的例子无疑是有的,尤其在新的城镇有着适度的规模的时候。霍华德在英国和德国掀起的“花园城市”的运动,还有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兴起的新都市化运动,就产生出了很多好的例子。不过,那些平地而起,作为国家的展览柜的城市,还是问题居多。看看18世纪建起来的圣彼得堡,19世纪建起来的华盛顿,以及20世纪的堪培拉、巴西利亚和伊斯兰堡。一开始,他们都因为视觉效果出色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这些城市富足、明快的生活定位却使得其历史变得光怪陆离。

   我们知道,物质财富只能带来束缚而不是解放。艺术品怎样?难道他们不能使精神富足吗?哲学和宗教这类非物质又如何呢?难道他们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首先,比如说建筑和艺术力量的扩大和艺术品的丰富——或具体一点,以建筑为例。考虑一个全人类都知道的基本的美感的体验——内部的空间。这种本来是很内在的体验的质量,随着人们对建筑精品的接触而显著变化。古代的埃及人知道外部空间的崇高(让我们想象月光下的金字塔),但是他们的建筑内部空间是黑暗和混乱的。古希腊人在雅典的卫城顶上建有帕特农神庙,但是它内部的空间几乎和当时的太平间一样大。欧洲人不得不等到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设计建造万神殿(公元118- 12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感受到既优雅又庄严的空间感——一个被转动的太阳照亮的巨大穹顶。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建筑和人们对其内部空间的欣赏在继续发展。

   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引起我问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如何?这些是文化和想象力的产品。每个社会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其中一些把它们具体化为秩序 ——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答案一点也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的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连在一起。历史充满了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例子。那些东西不是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恿人们争权夺势。在另一方面,那些道德大厦如棚屋一样朴实的人们却被发现是文雅和人道的,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

   但是这幅图景站不住脚。狩猎者和其他靠近自然生活的民族毕竟也是人类。如果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而按照现在广泛被接受的道德标准,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特点一定也会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一个缺乏道德的惊人的例子是他们对族群内部残疾者的残忍倾向和对族群外情况的漠不关心。对于在精心设计的道德大厦下长大的人而言,全球性的宗教和哲学——比如佛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都有广为人知的明显错误;但是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美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提倡帮助陌生人。这一美德表现在为旅行者、穷人和病人提供客栈和收容所。当然,上述证据超过了建筑学本身。作为直接的行为,这一美德最明显的证明是对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的帮助——即使是他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天。

结论

    我所涉及的三个主题是广泛的,覆盖了人文地理学家一般不涉及的领域。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更概括的说,人本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我认为,他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本地理学家应该是这样一个亚历山大·洪堡,掌握着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但是他还必须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就像他哥哥威廉·洪堡一样。 “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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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_段义孚地理科学进展 第25卷第2期 2006.3




该论文是在作者2005年6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志丞和左一鸥翻译,并由周尚意校对、整理。
本文出处为:《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02期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段义孚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威斯康星州府麦迪逊)
志丞、左一鸥译
周尚意校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段义孚和雷尔夫(Edward Relph)、布蒂默(Ame Butt iner)、莱(David Ley)、赛明思(Marywn Samuels)和恩特里金(Nicholas entrikin)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976年段义孚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1978年这些学者一起出版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第一部论文集《人文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underslanding)与智慧(wisdon),客观(objectivity)与主观(subjectivity)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方法论,并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地位的。本文各部分都渗透着这个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它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地方是可以如何通过感官来感受到的,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也会陷入怪圈。本文最后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洞悉人类对自然的感悟的复杂与精妙。(周尚意摘)
关键词:人文主义地理学  地方 人与自然文化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段义孚(1930-)男,1941年离开中国,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就读初中和高中。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84年起任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教授。身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出版十余部专著。Emai1[url=mailto:yuan%EF%BC%88@geography.wisc.edu]yuan(@geography.wisc.edu[/url]
本论文为作者在200564日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来。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371037资助。
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view
Yi-Fu Tu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MadisonUSA
Abstract: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a genre of geography born in late 1960s. It is the emerging period of humanism in Anglo-America.A series of theories came out which criticize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logic-positivism.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one of them. The philosophical fundament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are existentialism and phenomenology. Yi-fu tuan, Edward Relph, Anne buttimer, David Ley, Marvyn Samuels and Nicholas Entrikin are the leader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 published the first article about humanistic geography, which was collected in Human Geography(1978). It is the first collection work on this field One of the main aim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corresponding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materialism and mentalism Its task is to develop method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and farther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mankind on the earth. These points run through each part of this article. The standpoint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for social criticism is ethic and moral. One characteristic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to emphasize human ability of sense to the nature and the wor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at ability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geography pays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of places which emerge to different qualities of them.A place can be felt through sens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senses form the felt qualities of the place. Secondly,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e, power is often added onto the nature, which distortsthe origin form of natural things. To feel the harmony of nature and human can upgrade hi cman morals. Thirdly, imagination is an ability of getting experiences of the world, from which cultures come out. human may be trapped when running after a better material and/or mental life.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tes that a humanistic geographer must have a vast command of the facts meanwhile must be skilled and sensitive to the complexities and subtleties of the nature Key Words: humanistic geography, place, human and nature, culture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2016-11-10 11:21


摘要
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段义孚和雷尔夫(Edward Relph )、布蒂(Anne Buttimer)、莱(David Ley)、赛明思(Marvyn Samuels)和恩特里金(Nieholas Entritkin)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976年段义孚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1978年这些学者一起出版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第一部论文集《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understanding)与智慧(wisdom),客观(objectivity)与主观(subjectivity)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方法论,并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的地位。本文各部分都渗透着这个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它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人们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地方,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也会陷入怪圈。本文最后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洞悉人类对自然感悟的复杂与精妙。
关键词
人文主义地理学;地方;人与自然;文化
1引言:从洪堡兄弟说起
地理学渗透在美国主要的研究机构,不仅如此,它还延伸到各个学术领域:从物理到生物,从社会到经济,乃至人文科学。到研究人本这一环节,地理学的功力往往最弱。我经常思索:如果地理学者能从洪堡兄弟那里得到更多的灵感,那么人文主义的研究是否更强些?威廉·洪堡是个人文学者,生于1767年。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生于两年之后,是个地理学者、探索者。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洪堡对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贡献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涉及到资本流动,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的雏形。他不仅描绘了如诗如画的自然史,还为我们提供了我所提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知识。不过在他哥哥看来,他离人文主义学者还差一点点,这点就是默默地自足和自省。现在的地理学者仍然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我们可能会吹嘘自己的很多成就,但是对这些东西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而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
不过我把事情夸大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地理学者写出了相当多的书,这些书对自然的本质、山水、荒野,还有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都做出了深人细致的分析。本文原想介绍这些书的梗概,可是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人们可以自己拜读这些书。所以这里将多介绍一些我的研究工作,即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做出的微薄贡献。我所写的书对很多主题进行了探讨,不过其中三个是核心:地方的感受价值、强权的心理学、文化与想象力。
洪堡塑像
2地方的感受价值
描述地方的感受价值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著作中详细的介绍这个地方。我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住了20年,应该是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没有小说家或诗人那样的语言技巧,来把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感性层面的东西切实的展现出来。很少有地理学者有这种功底。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个途径。我选择了从相反的方向来着手研究感受价值,即以人类普遍拥有的官能感知、通感和语言来人手。
谈到感觉,我想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通过官能感知,人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当然,这是老生常谈。那什么是新的呢?或至少看上去像是新的呢(有些理论太为我们所熟悉而被淡忘了)?那就是地理学者用文字、图片、地图所展现给人们的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世界,与常人所知的完整的世界相去甚远。地理学者依靠视觉观察,有时也依靠听觉。这些远距离感知器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而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地通过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传递给我们。正是身边这些丰富的现实,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图像,丰富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世界的观众而存在—我们已被深深地植入它的色香味等一切性质中。
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了解,因为我们见过那些图片和文献资料。但当我们确确实实置身于森林中时,我们可能会震惊地发现有些景象与我们想象的背道而驰,无法抗拒的绿色、环绕四周的稠密植被——这些在图片中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但是有些东西出乎预料:猿猴啼叫不休、鸟类啁啾私语、大象穿行林间呼气声宛若吹号,还有生长和腐烂的刺鼻气味以及像一条湿毛毯包裹着我们一样的褥热潮湿。
这种复杂的体验,我将其称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受价值”。但是这些感受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神秘的方式作用。我所指的是心理生理学现象,即通感。通感是多种感知的混合作用,例如,当一个人听到一种声音的同时会看到一种颜色。一般来说,音调低沉的声音,比如深沉的嗓音、鼓声、雷声,产生黑暗和圆形图像;而高亢的声音,如女高音、小提琴声和尖叫声,产生明亮和尖锐的图像。在语言中,通感体现了这种感知关联性。比如,英文中的“你怎么选了这么一条颜色张扬的领带?”,或常说的“刺骨的寒冷”,而在中文中,惯常的说法有“金嗓子”,还有宋代张元干诗中的“细风丝雨”。毫无疑问,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例子。
通过通感,主体可以获得一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这是其他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优势。它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或聚焦其他事物。然而,当发展过快时,它也会产生幻觉。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语言表述渐趋流畅,通感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比喻,它同样能够使世界更加丰富完满。
什么是比喻?如果说通感是几种感觉的混合,比喻就是几种想法或者观念的复合体。比喻使我们将一些散乱的事物具体化,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然界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当我们将其比喻成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各部分时,情况就好多了。比如我们说“headlands”(海角)、“foothills”(山脚)、“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the spine of a ridge”(山脊)、“the shoulder of a valley”(山谷的侧翼)、“an arm of the sea”(海湾),等等。有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都和我们很疏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人造物也都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相联系,例如“针眼”、“书脊”,“桌子腿”、“椅子背”。当然,这些是英文口语,我不知道中文是否有与之相似的表达,有些有,有些不仅仅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比如中文也说“河口”、“山脚”,还有形容这张桌子“有四条腿”。人本地理学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语言是如何通过比喻帮人们将本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的。
不仅仅是比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如诗人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诗人—用情感将我们自身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尽管基本上这个世界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组成的,但也不乏一些抽象的实体,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无限性。
如何用语言来描述空间的无限性,使其更加具体更加生动呢?一种方法是使用专业的数字词汇。比如,中世纪有一部著作《英格兰南部的传奇文学作品》(South English Legendary),它是这样形容宇宙之广裹无垠的:“即使一个人能以每日40英里的速度向上行进,80(刃年后他依然无法到达天空的最高处。”但更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间性的词汇,这种空间性词汇的使用促进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有两首诗,一首由汉朝无名氏所作(已由罗伯特·派恩译成英文),另一首由英国诗人握兹华斯作于19世纪,我惊异于这两首诗的异曲同工。中文诗是这样的:“……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胡马北驰燕南飞,一南一北,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强烈的方向反差,空间上的距离隔断跃然纸上。在握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中,割麦女究竟是何等孤独?笼罩着她的空间又是何等的无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如同中国诗人,握兹华斯也举出两个反差较大的画面:一边是“身处沙漠绿茵间的疲惫旅客”,另一边是“在遥远的赫市利底群岛,杜鹃的轻啼打破大海的寂寥’。
3强权的心理学
地理学者更多的是关注人类是如何改造地表的。他们不断地探索着如何将林地、草原、沼泽改造成可耕田地、乡村和城市。这些改造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地理学者和环保者都忽略了一点,即我们为了寻求快乐正在对自然施加着强权—我们从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得到这种快乐。地理学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较之贪婪而自负的大型机械工作和经济发展,相对纯真自然。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以自然为乐,仅仅是受限于人们幻想,显示出的恰恰是对强权更为强烈的渴望。
以水为例。当我们任意支配它的时候,它便是我们的玩物。然而,我们只能以其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操纵它,比如水利工程和军权强制下的众多劳动力所产生的力量。在欧洲,为著名园林引以为荣的那些喷泉,都是在17到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麻痹,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我们如此轻易地便掩盖了喷泉俗丽、做作的本质。然而我,有一点异想天开地看到,在未来,那些真正热爱水的人将涌人园林,捣毁这些喷泉,将水从这受奴役中解放出来。
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看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动物,还有人类。一个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就是灌木修剪艺术。这种艺术在15-18世纪的欧洲十分繁盛,人们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几何形状,有方形的有球状的,或是剪成各种动物甚至是人的形状。简直没有比这更有悖于天道的了。另外一种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形式是微缩景园。提到这种艺术形式,我很遗憾,因为它好像是中国发明的,后来被日本引进并传承。然后其他国家(如越南)也不遗余力地从事之。然而,盆景(日文词“盆栽”)究竟能否称为一门杰出的艺术?这该是怎样一门杰出的艺术啊,它居然以刑具作为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棕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与将水和植物作为玩物不同,我们谙熟驯养动物,因此毋庸赘述。在此要说的只是豢养动物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驯化,另一种是选择性繁殖。驯化可以使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变成驯良的可以负重的劳力。驯化还可以将其变成玩偶,比如马戏团或动物园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是一种更荒唐的扭曲自然的方式。经过几代的选择繁殖,动物们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却符合了鉴赏家乖僻的口味。比如说金鱼。人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饲养方式能使鱼长出像圆形鱼缸形状的外突眼泡,然而这种眼睛有碍鱼的游动,而且一旦撞在缸壁上就破了。还有就是京叭儿,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儿,重量不足五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还有猎鹏犬的耳朵是被故意养长了的,垂在两边显出一副奴颜脾膝的嘴脸。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强权的快感源于性虐待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玩物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达到顶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养着一些侏儒。他们给这些胖墩墩的侏儒穿上华美的服饰,令其在主子们用膳的时候绕着桌子转;有时也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给重要的朋友。在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家里的奴隶和仆人如果长得漂亮,就能享有宠物的地位。在英国,画肖像画时,黑人男孩可以穿上滑稽的制服,与纯种狗一起坐在主人身边。到18世纪末,太多的男爵、伯爵夫人都将黑人男孩养作宠物,以至于这种风尚转向了中国和印度的男孩。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男孩不容易得到,因此标榜了更高的威望。继而,便是女人。在专制的东方社会,女人是权贵的装饰物件和性玩具:她们“娇小、美貌而无助”。中国女人缠足便是女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最好例证。即便是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女人也不过是合法的孩子,她丈夫的孩子—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曾如此描写。我在此难道只为了讲过去吗?时间难道没有改变什么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统治、领导的欲望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根除的。今天,这种欲望在我们国家体现为对待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体现为对待“我们的有色小兄弟”。更一般的,它体现在对待一切相对低级的事物中。狗的主人喜欢命令小狗,然后看着小狗颠颠儿地小跑着去“捡回’他们抛出的东西。任何有支配权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老板说“拿过来”—当然,他会说得客气些—于是,他的下属便去端茶倒水或是取来几百万美元的订单。在我看来,地理学者的眼光太过僵死在经济发展上了。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在玩弄自然、玩弄弱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为了纵容我们内心权力欲与控制欲的邪念。
4文化与想象力
我的第三个研究主题是作为想象力产物的文化。这里说的想象力是指能看到本不存在 的事物的能力。比如说,一个木匠看到一块木板就会想象到一条板凳。如此,平凡就创出了奇迹:正如米开朗基罗看到了一块大理石就想象到了一尊不朽的艺术巨作—大卫像。另一个常识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动物因此地的推动力而迁徙到彼地,人也如此。但是人还会因为彼地的拉力而发生迁移:也就是说,当他们设想一个地方—比如说新世界—会更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就迁移了。他们也可能不走,这股使他们留下的力量就是人们头脑中的幻想或是计划,人们会努力地使其在原地变成三维的、物质的现实。
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到了新的世界以后,移民们的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他们会设想西方更远处有更好的地方,于是拔营起寨继续迁移,就这样循环往复。人们也可能在老地建起新房子,不过他们也不会满足,而是不断地去改进它,或是再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更新的。就算是猎人们—他们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身边的物质环境—也要在传奇故事和宗教仪式上做出改进。文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前进着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一个对地理学者而言很普通的问题:环境质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沼泽地都被弄干了,疟疾被战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是提高了。同样,在一个被改造过的环境中,掉了皮的墙被重新漆好,淤塞的排水管被疏通了,房间和家什也都添齐了。可是,房间和家什增添修饰到多好才算是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呢?会不会实际上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因我们的生活不只包括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上的生活。
我刚才在一幢房子的尺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学者常在小区的尺度上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小区是如何更新的、新的乡镇和城市该有多大规模等等。他们希望新生的社区能够自组织,使其人文的、社会的性质与其实体外壳的性质相匹配。这样的事情实际发生了吗?无疑,成功的例子是有的,尤其在新的城镇有着适度规模的时候。霍华德在英国和德国掀起的“花园城市”运动,还有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兴起的新都市化运动,都产生了一些好的例子。不过,那些平地而起,作为国家的展览柜的城市,还是问题居多。看看18世纪建起来的圣彼得堡,19世纪建起来的华盛顿,以及20世纪的堪培拉、巴西利亚和伊斯兰堡。一开始,它们都因为视觉效果出色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这些城市富足、明快的生活定位却使得其历史变得颇为坎坷回。我们知道物质财富只能带来束缚而不是解放。艺术品怎样?难道他们不能使精神富足吗?哲学和宗教这类非物质又如何呢?难道他们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吗?首先,比如说艺术力量的扩大和艺术品的丰富—具体一点,就拿建筑来说吧。考虑一个全人类都知道的基本体验—即内部空间所带来的美感。这种身处于空间内部的体验,它所具有的价值,随着人们对建筑精品的接触而变化显著。古代的埃及人知道外部空间的崇高(让我们想象月光下的金字塔),但是他们的建筑内部空间是黑暗和混乱的。古希腊人在雅典的卫城顶上建有帕特农神庙,但是它内部的空间几乎和当时的太平间一样小。欧洲人不得不等到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设计建造万神殿(公元118一12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感受到既优雅又庄严的空间感—一个被转动的太阳照亮的巨大弯顶。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建筑和人们对其内部空间的欣赏在继续发展。
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是如何的呢?这些是文化和想象力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其中一些把它们具体化为秩序—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答案一点也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的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历史充满了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例子。那些东西不是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恿人们争权夺势。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如道德大厦一样朴实无华的人,却给人们带来随和、体贴的感觉,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
但是这幅图景站不住脚。狩猎者和其他靠近自然生活的民族毕竟也是人类。如果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而按照现在广泛被接受的道德标准,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特点一定也会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一个缺乏道德的惊人例子是他们对族群内部残疾者的残忍倾向和对族群外情况的漠不关心。对于在精心设计的道德大厦下长大的人而言,全球性的宗教和哲学—比如佛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虽然都有广为人知的欠缺,但是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美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提倡帮助陌生人。这一美德表现在为旅行者、穷人和病人提供客栈和收容所。当然,上述证据超过了建筑学本身的范畴。作为直接的行为,这一美德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然灾害受害者的帮助—哪怕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5.结论
本文所涉及的三个主题是广泛的,涵盖了人文地理学者一般不涉及的领域。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更概括的说,人文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呢?我认为,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应该像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掌握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同时还必须像语言学家威廉·洪堡那般,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真谛。“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会塑造出什么?”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应始终将这两个问题作为行动准则,同时使自身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作者简介:段义孚(1930-)男,分别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84年起任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教授。身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出版专著十余部。Email:ytuan@geography.wise.edu

*该论文是在作者2005年6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志丞和左一鸥翻译,并由周尚意校对、整理。
本文出处为:《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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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21: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22 14:31 编辑

人文主义地理学  段义孚2020-11-21 https://www.sohu.com/a/433462248_756901

段义孚先生(1930—),先后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84 年起任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教授。身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士。曾出版专著十余部。
引言:从洪堡兄弟说起
地理学渗透在美国主要的研究机构,不仅如此,它还延伸到各个学术领域:从物理到生物,从社会到经济,乃至人文科学。到研究人本这一环节,地理学的功力往往最弱。我经常思索:如果地理学者能从洪堡兄弟那里得到更多的灵感,那么人文主义的研究是否更强些?
威廉·洪堡是个人文学者,生于1767年。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生于两年之后,是个地理学者、探索者。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洪堡对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贡献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涉及到资本流动,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的雏形。
左: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右: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
他不仅描绘了如诗如画的自然史,还为我们提供了我所提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知识。不过在他哥哥看来,他离人文主义学者还差一点点,这点就是默默地自足和自省。现在的地理学者仍然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我们可能会吹嘘自己的很多成就,但是对这些东西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而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
不过我把事情夸大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地理学者写出了相当多的书,这些书对自然的本质、山水、荒野,还有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都做出了深人细致的分析。本文原想介绍这些书的梗概,可是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人们可以自己拜读这些书。所以这里将多介绍一些我的研究工作,即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做出的微薄贡献。我所写的书对很多主题进行了探讨,不过其中三个是核心:地方的感受价值、强权的心理学、文化与想象力。
地方的感受价值
描述地方的感受价值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著作中详细的介绍这个地方。我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住了20年,应该是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没有小说家或诗人那样的语言技巧,来把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感性层面的东西切实的展现出来。很少有地理学者有这种功底。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个途径。我选择了从相反的方向来着手研究感受价值,即以人类普遍拥有的官能感知、通感和语言来人手。
谈到感觉,我想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通过官能感知,人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当然,这是老生常谈。那什么是新的呢?或至少看上去像是新的呢(有些理论太为我们所熟悉而被淡忘了)?那就是地理学者用文字、图片、地图所展现给人们的真实世界。
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世界,与常人所知的完整的世界相去甚远。地理学者依靠视觉观察,有时也依靠听觉。这些远距离感知器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而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地通过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传递给我们。
正是身边这些丰富的现实,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图像,丰富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世界的观众而存在——我们已被深深地植入它的色香味等一切性质中。
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了解,因为我们见过那些图片和文献资料。但当我们确确实实置身于森林中时,我们可能会震惊地发现有些景象与我们想象的背道而驰,无法抗拒的绿色、环绕四周的稠密植被——这些在图片中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但是有些东西出乎预料:猿猴啼叫不休、鸟类啁啾私语、大象穿行林间呼气声宛若吹号,还有生长和腐烂的刺鼻气味以及像一条湿毛毯包裹着我们一样的褥热潮湿。
这种复杂的体验,我将其称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受价值”。但是这些感受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神秘的方式作用。我所指的是心理生理学现象,即通感。通感是多种感知的混合作用,例如,当一个人听到一种声音的同时会看到一种颜色。
一般来说,音调低沉的声音,比如深沉的嗓音、鼓声、雷声,产生黑暗和圆形图像;而高亢的声音,如女高音、小提琴声和尖叫声,产生明亮和尖锐的图像。在语言中,通感体现了这种感知关联性。比如,英文中的“你怎么选了这么一条颜色张扬的领带?”,或常说的“刺骨的寒冷”,而在中文中,惯常的说法有“金嗓子”,还有宋代张元干诗中的“细风丝雨”。毫无疑问,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例子。
通过通感,主体可以获得一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这是其他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优势。它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或聚焦其他事物。然而,当发展过快时,它也会产生幻觉。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语言表述渐趋流畅,通感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比喻,它同样能够使世界更加丰富完满。
什么是比喻?如果说通感是几种感觉的混合,比喻就是几种想法或者观念的复合体。比喻使我们将一些散乱的事物具体化,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然界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当我们将其比喻成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各部分时,情况就好多了。比如我们说“headlands”(海角)、“foothills”(山脚)、“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the spine of a ridge”(山脊)、“the shoulder of a valley”(山谷的侧翼)、“an arm of the sea”(海湾),等等。
有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都和我们很疏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人造物也都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相联系,例如“针眼”、“书脊”,“桌子腿”、“椅子背”。当然,这些是英文口语,我不知道中文是否有与之相似的表达,有些有,有些不仅仅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比如中文也说“河口”、“山脚”,还有形容这张桌子“有四条腿”。人本地理学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语言是如何通过比喻帮人们将本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的。
不仅仅是比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如诗人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诗人——用情感将我们自身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尽管基本上这个世界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组成的,但也不乏一些抽象的实体,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无限性。
如何用语言来描述空间的无限性,使其更加具体更加生动呢?一种方法是使用专业的数字词汇。比如,中世纪有一部著作《英格兰南部的传奇文学作品》(South English Legendary),它是这样形容宇宙之广袤无垠的:“即使一个人能以每日40英里的速度向上行进,8000年后他依然无法到达天空的最高处。”但更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间性的词汇,这种空间性词汇的使用促进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
有两首诗,一首由汉朝无名氏所作(已由罗伯特·派恩译成英文),另一首由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作于19世纪,我惊异于这两首诗的异曲同工。中文诗是这样的:“……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胡马北驰燕南飞,一南一北,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强烈的方向反差,空间上的距离隔断跃然纸上。
在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中,割麦女究竟是何等孤独?笼罩着她的空间又是何等的无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如同中国诗人,握兹华斯也举出两个反差较大的画面:一边是“身处沙漠绿茵间的疲惫旅客”,另一边是“在遥远的赫市利底群岛,杜鹃的轻啼打破大海的寂寥”。
强权的心理学
地理学者更多的是关注人类是如何改造地表的。他们不断地探索着如何将林地、草原、沼泽改造成可耕田地、乡村和城市。这些改造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地理学者和环保者都忽略了一点,即我们为了寻求快乐正在对自然施加着强权——我们从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得到这种快乐。
地理学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较之贪婪而自负的大型机械工作和经济发展,相对纯真自然。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以自然为乐,仅仅是受限于人们幻想,显示出的恰恰是对强权更为强烈的渴望。以水为例。当我们任意支配它的时候,它便是我们的玩物。然而,我们只能以其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操纵它,比如水利工程和军权强制下的众多劳动力所产生的力量。
在欧洲,为著名园林引以为荣的那些喷泉,都是在17到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麻痹,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我们如此轻易地便掩盖了喷泉俗丽、做作的本质。然而我,有一点异想天开地看到,在未来,那些真正热爱水的人将涌人园林,捣毁这些喷泉,将水从这受奴役中解放出来。
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看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动物,还有人类。一个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就是灌木修剪艺术。这种艺术在15-18世纪的欧洲十分繁盛,人们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几何形状,有方形的有球状的,或是剪成各种动物甚至是人的形状。简直没有比这更有悖于天道的了。
另外一种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形式是微缩景园。提到这种艺术形式,我很遗憾,因为它好像是中国发明的,后来被日本引进并传承。然后其他国家(如越南)也不遗余力地从事之。然而,盆景(日文词“盆栽”)究竟能否称为一门杰出的艺术?这该是怎样一门杰出的艺术啊,它居然以刑具作为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棕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与将水和植物作为玩物不同,我们谙熟驯养动物,因此毋庸赘述。
在此要说的只是豢养动物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驯化,另一种是选择性繁殖。驯化可以使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变成驯良的可以负重的劳力。驯化还可以将其变成玩偶,比如马戏团或动物园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是一种更荒唐的扭曲自然的方式。经过几代的选择繁殖,动物们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却符合了鉴赏家乖僻的口味。
比如说金鱼。人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饲养方式能使鱼长出像圆形鱼缸形状的外突眼泡,然而这种眼睛有碍鱼的游动,而且一旦撞在缸壁上就破了。还有就是京叭儿,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儿,重量不足五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还有猎鹏犬的耳朵是被故意养长了的,垂在两边显出一副奴颜脾膝的嘴脸。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强权的快感源于性虐待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玩物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达到顶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养着一些侏儒。他们给这些胖墩墩的侏儒穿上华美的服饰,令其在主子们用膳的时候绕着桌子转;有时也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给重要的朋友。
在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家里的奴隶和仆人如果长得漂亮,就能享有宠物的地位。在英国,画肖像画时,黑人男孩可以穿上滑稽的制服,与纯种狗一起坐在主人身边。到18世纪末,太多的男爵、伯爵夫人都将黑人男孩养作宠物,以至于这种风尚转向了中国和印度的男孩。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男孩不容易得到,因此标榜了更高的威望。
继而,便是女人。在专制的东方社会,女人是权贵的装饰物件和性玩具:她们“娇小、美貌而无助”。中国女人缠足便是女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最好例证。即便是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女人也不过是合法的孩子,她丈夫的孩子——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曾如此描写。
我在此难道只为了讲过去吗?时间难道没有改变什么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统治、领导的欲望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根除的。今天,这种欲望在我们国家体现为对待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体现为对待“我们的有色小兄弟”。
更一般的,它体现在对待一切相对低级的事物中。狗的主人喜欢命令小狗,然后看着小狗颠颠儿地小跑着去“捡回’他们抛出的东西。任何有支配权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老板说“拿过来”——当然,他会说得客气些——于是,他的下属便去端茶倒水或是取来几百万美元的订单。
在我看来,地理学者的眼光太过僵死在经济发展上了。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在玩弄自然、玩弄弱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为了纵容我们内心权力欲与控制欲的邪念。
文化与想象力
我的第三个研究主题是作为想象力产物的文化。这里说的想象力是指能看到本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比如说,一个木匠看到一块木板就会想象到一条板凳。如此,平凡就创出了奇迹:正如米开朗基罗看到了一块大理石就想象到了一尊不朽的艺术巨作——大卫像。
另一个常识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动物因此地的推动力而迁徙到彼地,人也如此。但是人还会因为彼地的拉力而发生迁移:也就是说,当他们设想一个地方——比如说新世界——会更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就迁移了。他们也可能不走,这股使他们留下的力量就是人们头脑中的幻想或是计划,人们会努力地使其在原地变成三维的、物质的现实。
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到了新的世界以后,移民们的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他们会设想西方更远处有更好的地方,于是拔营起寨继续迁移,就这样循环往复。人们也可能在老地建起新房子,不过他们也不会满足,而是不断地去改进它,或是再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更新的。就算是猎人们——他们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身边的物质环境——也要在传奇故事和宗教仪式上做出改进。文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前进着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一个对地理学者而言很普通的问题:环境质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沼泽地都被弄干了,疟疾被战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是提高了。同样,在一个被改造过的环境中,掉了皮的墙被重新漆好,淤塞的排水管被疏通了,房间和家什也都添齐了。可是,房间和家什增添修饰到多好才算是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呢?会不会实际上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因我们的生活不只包括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上的生活。
我刚才在一幢房子的尺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学者常在小区的尺度上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小区是如何更新的、新的乡镇和城市该有多大规模等等。他们希望新生的社区能够自组织,使其人文的、社会的性质与其实体外壳的性质相匹配。
这样的事情实际发生了吗?无疑,成功的例子是有的,尤其在新的城镇有着适度规模的时候。霍华德在英国和德国掀起的“花园城市”运动,还有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兴起的新都市化运动,都产生了一些好的例子。
不过,那些平地而起,作为国家的展览柜的城市,还是问题居多。看看18世纪建起来的圣彼得堡,19世纪建起来的华盛顿,以及20世纪的堪培拉、巴西利亚和伊斯兰堡。一开始,它们都因为视觉效果出色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这些城市富足、明快的生活定位却使得其历史变得颇为坎坷回。
我们知道物质财富只能带来束缚而不是解放。艺术品怎样?难道他们不能使精神富足吗?哲学和宗教这类非物质又如何呢?难道他们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吗?
首先,比如说艺术力量的扩大和艺术品的丰富——具体一点,就拿建筑来说吧。考虑一个全人类都知道的基本体验——即内部空间所带来的美感。这种身处于空间内部的体验,它所具有的价值,随着人们对建筑精品的接触而变化显著。
古代的埃及人知道外部空间的崇高(让我们想象月光下的金字塔),但是他们的建筑内部空间是黑暗和混乱的。古希腊人在雅典的卫城顶上建有帕特农神庙,但是它内部的空间几乎和当时的太平间一样小。欧洲人不得不等到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设计建造万神殿(公元118一12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感受到既优雅又庄严的空间感——一个被转动的太阳照亮的巨大弯顶。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建筑和人们对其内部空间的欣赏在继续发展。
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是如何的呢?这些是文化和想象力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其中一些把它们具体化为秩序——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答案一点也不清楚。
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的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历史充满了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例子。那些东西不是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恿人们争权夺势。
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如道德大厦一样朴实无华的人,却给人们带来随和、体贴的感觉,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
但是这幅图景站不住脚。狩猎者和其他靠近自然生活的民族毕竟也是人类。如果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而按照现在广泛被接受的道德标准,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特点一定也会被视为缺乏道德的。
一个缺乏道德的惊人例子是他们对族群内部残疾者的残忍倾向和对族群外情况的漠不关心。对于在精心设计的道德大厦下长大的人而言,全球性的宗教和哲学——比如佛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虽然都有广为人知的欠缺,但是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美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提倡帮助陌生人。这一美德表现在为旅行者、穷人和病人提供客栈和收容所。
当然,上述证据超过了建筑学本身的范畴。作为直接的行为,这一美德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然灾害受害者的帮助——哪怕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结论
本文所涉及的三个主题是广泛的,涵盖了人文地理学者一般不涉及的领域。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更概括的说,人文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呢?我认为,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
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应该像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掌握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同时还必须像语言学家威廉·洪堡那般,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真谛。“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会塑造出什么?”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应始终将这两个问题作为行动准则,同时使自身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本文在作者2005年6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刊《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注释从略。
段义孚、唐晓峰《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安德烈娅·武尔夫《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



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

朱阿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教授,从事GIS和遥感方面自然资源的工作):
1995年春,我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面试,当时系里的教授们不时提到段义孚(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义孚),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能体会到他们对义孚的尊敬,这些教授在美国地理学界也颇有名望,他们对义孚的尊敬引起了我的好奇。以前我对义孚也有耳闻,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震动。面试当天晚上,按照美国的习惯,被面试的人要与系里的教授们共进晚餐。当我与一行人走出地理系大门时,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位年长的东方学者,我猜想他就是义孚。义孚身材虽然不高大,但显得很精干,衣着朴素。他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并问及我是哪里人,来美国有多久了。当时有两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是我察觉他用的是音调生硬的中文;二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用中文与我对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与多数美国人在一起时,人们都用英文交流。我处于世俗,当时用英文回答他的问话。后来我受聘于该系,有幸与义孚成为同事。随着我对义孚的了解,我逐渐明白义孚当时的用意,渐渐地我也明白系里教授们为何如此尊敬义孚。
义孚研究的领域是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按照他的解释,humanistic geography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可能义孚并不愿意人们用这样的誉美来赞扬他,但是这些词汇并不过分。我并不想用过多的笔墨阐述他的学术成就,他所获得的许多学术头衔就足以说明。譬如,从1985开始他就进入了我校最高一级荣誉教授的行列(Vilas Professorship)。2001年他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他又被选为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许多人认为,如果诺贝尔设地理学奖的话,段义孚理应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
义孚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是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相结合的结晶。同事们在谈论他时经常说,义孚从事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一大幸事,因为像义孚这样的人才最多也就是一百年出一个。
义孚是一个非常谦和及善解人意的人,无论是平日的交谈,还是在学术讨论中,他从来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他总是在肯定别人的基础上,再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Iagree,but…)。他这种做法并不是虚伪,而是体现了一种友善,以及对对方的尊重。他常常在别人遇到窘境的时候,巧妙地帮人解脱出来。例如,我在工作日与他共进午餐时,经常与他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了解到义孚的儿童时期,父亲对他和他的兄弟要求极为严厉。为了让他们有竞争意识,他的父亲往往是通过夸奖义孚堂姊妹的学习成就激发他们。这给童年时期的义孚带来不尽的烦恼。我知道义孚父亲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许多中国家庭中十分普遍。我也时常考虑到,我是否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这样的痛苦回忆。我的痛苦之处是如何让我的孩子既能努力学习,又能享受童年的欢乐。他体会到我的这种痛苦,对我说:“你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凭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好父亲了。正因为你时常琢磨这个问题,你一定能摆平这个问题。”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细细品味,极有哲理。这话使一个年轻的父亲心理得到平静,从而减少很多苦恼。
许多人认为义孚是一个清高的学者,譬如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由于他的学术声望,许多学者要用拥抱的方式向他表示友好,而义孚每每客气地与对方握手,这使对方感到他要与对方保持一段距离。实际上,义孚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学者,他非常不善于以西方的形式接受别人的友好。义孚还是一个羞涩的人。我经常办一些聚会,并邀请义孚参加。他总是问被邀请的人中是否有他认识的人,往往在没有他的熟人时,他就会婉言谢绝,理由是他羞于与生人交往。尽管有时他也来,但是我能够感到他的为难之处。
与义孚共事7年,我慢慢地体会到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对人和善,但又羞涩的长辈。回想当年初次见面的一幕,我体会出他为何用中文向我问候。他为了表达对我的友好和欢迎,使一个初到该系的中国人感到亲切,他不顾常礼用乡音与我沟通。现在细细想来,我非常感动,我也很珍惜他的一片心意。
体会义孚的为人,就像阅读他的著作一样,需要慢慢地读,细细地品。他绝不是一个一眼能够读懂的人。谈到义孚的著作,允许我向大家推荐他的三本书。如果想了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话,请读《The Good Life》。如想了解义孚的生平,请阅读《Who Am I?: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Mind,and Spirit》。《Dear Colleagues: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是义孚的最新作品,这书记载了他几十年来对时事、自然、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及情感方面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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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8: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28 18:47 编辑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 (2011-12-24


    杨:老师,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有什么区别?
    叶: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大的学科,包括城市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行为地理,社会地理,人口地理等,人文主义地理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流派。学科英文称之为discipline,流派叫school。学科有着自己的分支,学科体系。而流派是一种理论思潮,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支持人群。人文是human,人文主义是humanistic,有些人将其翻译为人本主义,其实是不准确的。人本是指以人为本,以动物为本可能吗?关注新闻的同学会发现,其实很多新闻我们都可以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去思考,比如英美很不喜欢食狗肉,觉得狗多么可爱啊,怎么能残忍地去宰杀甚至烹饪呢?而韩国人包括一些中国人却觉得狗肉很美味。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
    王:段义孚说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那这个是不是跟刚才讲的矛盾呢?
    叶:这只是一个方面。即便“人本”也是有着不同的含义,保护动物可以是人本,杀死或吃掉动物也是“人本”。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旨在揭示两种不同行为和文化的差异,并不代表赞同哪一个阵营。但就虐待动物而言,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立场都是坚决反对的,无论怎么样,残忍都不应该是人性的善。有时候两者是等同的。人文主义比人本主义更加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考虑的范畴更广,更大。人本主义要考虑到单纯的人的需要。
    王:人本主义跟人文主义一样吗?翻译的时候为什么有些翻译成“人文主义”,有些则是“人本主义”?
    叶:不一样。周尚意跟段义孚本人沟通后认为翻译成“人文主义”更好一些。因为段义孚的原意就是既讲一个文化又讲一个群体。如果只说“人本主义”,那么文化层面的东西就被省略了。就不准确了。所以应该翻译成人文主义。只不过有些方面,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是可以重合的。
    余:两者内容有什么差别呢?

    叶:人文主义地理学包括很多门类,又可以划分为很多子门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讲究人的情感,价值观,情绪等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思想和理论可以应用于人口地理学,也可以应用于旅游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没有限定。甚至在自然地理学中也可以运用人文地理学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不是一个学科门类,只是一种学派,思潮。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思潮。







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2011-03-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bbddd20100qcwr.html


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前提是理解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概念。虽然不同的国家、时代,人文主义有不同的内涵,但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特性。段义孚以著名的哲学家伊拉斯姆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和动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ley,1887~1975)为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与现代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渴望扩展人类的个体概念。文艺复兴学者通过借助于古典研究和希腊理想来反对狭隘的宗教神学,而在20世纪,像赫胥黎这样的科学人文主义者也认为需要摆脱宗教式的教条束缚。

什么是人文主义?“历史用法允许我们定义人文主义为一个不断扩展的、关于什么是人和他能做什么的概念”(第266页[1])。而“科学主义”倾向于认为要在科学而不是宗教的范畴内来讨论人的话语权,这就歪曲了事实,段义孚讽刺它是“先前的解放者变成了检察官”(第266页)。人文主义的特点在于包容性。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并不否认宗教教义,现代人文主义者也不否认科学,并以科学为基础之一。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否定和抛弃科学。

段义孚认为反映人文主义核心思想的学科主要是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它们都集中反映独一无二的人类思想和活动”(第267页)。尽管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研究侧重点不同,但是它们都在探究人类的创始能力,而这种能力很难在其它生物身上发现。所以,人文主义关注人特有的活动及其产物。

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涵,段义孚给出了简短清晰的解释:“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入理解为终极目的而考察地理现象。从这一最终目的看,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一门地球科学。从希望提供准确的人类世界的图景这一目的看,它属于人文或者社会科学。什么是人类世界的本质?人文主义集中关注人类艺术和逻辑思维的最高成就并从中吸取营养。社会科学通过考察既是人类创新又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来获取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的地理行为以及关于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思想,来增进对人类世界的理解。”(第266页)。

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涵义出发,段义孚分别从其学科归属、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学者素养、功能等方面简洁而全面地阐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他认为,人文主义的引入、渗透和结合使地理学变得饶有趣味,从而使人文主义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包括地理知识、领地和地方(territory and place)、拥挤和私密(crowding and privacy)、生计和经济(livelihood and economics)以及宗教。人的经历、意识和知识是讨论这些主题的基本途经。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游离于科学之外,而是通过揭示这些事实而对科学有所贡献;在强调人类创造他们的历史故事方面,它不同于历史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具有系统思想和哲学训练。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提高认识水平而服务社会。

人文主义地理大师——段义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主义地理学(第10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bbddd20101jah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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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8:33: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28 18:46 编辑

American Space, Chinese Place
                                                                   Yi-Fu Tuan
Americans have a sense of space, not of place. Go to an American home in exurbia,and almost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drift toward the picture window. How curious that the first compliment you pay your host inside his house is to say how lovely it is outside his house! He is pleased that you should admire his vistas. The distant horizon is not merely a line separating earth from sky, it is a symbol of the future. The American is not rooted in his place, however lovely; his eyes are drawn by the expanding space to a point on the horizon, which is his future.

      By contrast,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ome. Blank walls enclose it. Step behind the spirit wall and you are in a courtyard with perhaps a miniature garden around the corner. Once inside the private compound you are wrapped in an ambiance of calm beauty, an ordered world of buildings, pavement, rock, and decorative vegetation. But you have no distant view: nowhere does space open out before you. Raw nature in such a home is experienced only as weather, and the only open space is the sky above. The Chinese is rooted in his place. When he has to leave, it is not for the promised land on the terrestrial horizon, but for another world altogether along the vertical, religious axis of his imagination.

    The Chinese tie to place is deeply felt. Wanderlust is an alien sentiment. The Taoist classic Tao Te Ching captures the ideal of rootedness in place with these words: "Though there may be another country in the neighborhood so close that they are within sight of each other and the crowing of cocks and barking of dogs in one place can be heard in the other, yet there is no traffic between them; and
throughout their lives the two peopl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In theory if not in practice, farmers have ranked high in Chinese society. The reason is not only that they are engaged in the "root" industry of producing food but that, unlike pecuniary merchants, they are tied to the land and do not abandon their country when it is in danger.

Nostalgia is a recurrent theme in Chinese poetry. An American reader of translated Chinese poems may well be taken aback, even put off, by the frequency, as well as the sentimentality of the lament for home. T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 of this sentiment, we need to know that the Chinese desire for stability and rootedness in place is prompted by the constant threat of war, exile,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s of flood and drought. Forcible removal makes the Chinese keenly aware of their loss. By contrast, Americans move, for the most part, voluntarily. Their nostalgia for hometown is really longing for childhood to which they cannot return: in the meantime the future beckons and the future is "out there," in open space. When we criticize American rootlessnes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it is a result of ideals we admire, namely, social mobility and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When we admire Chinese rootedness, we forget that the word “place” means
both location in space and position in society: to be tied to place is also to be bound to one's station in life, with little hope of betterment. Space symbolizes hope, place, achievement and stability.

        美国人有空间意识,但没有场所概念。如果你去住在郊外的美国人家中做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几乎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向观景窗。说来真是怪,你在主人屋内首先赞扬他屋外景色多么美!主人很高兴,你会欣赏他户外的远景。远方的地平线不仅仅是天地间的分界线,而且是未来的象征。美国人不会扎根于他的寓所,不管这寓所多么舒适;他目光被辽阔的空间引向地平线上的一点,那是他的未来。
      相对而言,中国人的传统住所是四面围墙、院子的角落里会有一个小花园。当你进入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时,你就能体会到一种由排列整齐的屋舍、小道、假山、花草而形成的宁静之美的氛围。但你不可能再有更宽阔的视野了:你的眼前除了天空已经没有其
空间了。这就是中国人,他们已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上了。
      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人对地域的情节,流浪的生活那只是外国人的情怀。道家巨著《道德经》里的几句话最能表达中国人的这种“根”的情节: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理论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早已深深扎根于务农这一行业,他们不同于唯利是图的商人,他
已经被束缚在了土地上。除非国破家亡,他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
     乡愁是中国诗词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一位读过中国诗词的美国友人极有可能会因诗词中频繁出现的思乡之情而惊叹乃至反感。只有了解了中国人对一个稳定归属的那种强烈向往是由频繁的战争、流亡及自然灾害的威胁所形成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份感情的强烈。背井离乡使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损失究竟有多大。然而美国人却是相对自主地进行迁移,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就像是童年一样,那只是一种再难重温的回忆:未来在向他们招手,未来就在前方、就在脚下。我们常常对美国人的故乡情嗤之以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源于我们对人家那种生活的向往,也就是灵活的社会生活和对未来的乐观。我们也常常为自己“根”的情节而自豪,同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场所”这个词既有方位又有社会地位的意思,那就意味着很难改善你的生活。在美国人的眼里,空间孕育着无
的希望;而中国人的场所只能说明你曾经的成就,也就意味着墨守成规。


美国人的空间和中国人的地域

    美国人有很强的空间感,但地域感较弱。每当拜访美国城郊住户时,一进门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欣赏窗外美景。明明在别人家里,却首先称赞屋外的景色,岂不怪哉!但屋主闻言往往心花怒放,因为你竟然懂得欣赏这房屋的远景设计。那遥远的地平线不再只是天地的分界线,更是未来的象征。美国人不会扎根在某地,不论那儿多么舒适:他们的目光越过广袤的天地,落在地平线上的一点,那儿是他们的未来。
    再来看看传统的中式房屋吧:清一色的围墙环绕四周,院子的角落里也许会有一个精巧别致的花圃。当你踏入这样一个私人院落时,立刻会被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所笼罩,亭台、曲径、奇石和花草一一点缀其中,错落有致。然而,你却无法看到远处的风景:除了头顶的天空外,再没有任何开阔的空间。中国人一旦扎根,就会认定这片地域。
    中国人崇尚落地生根,不喜四海为家。道教经典《道德经》中曾这样描述理想中的安居乐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应该颇高。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掌握国之根本——粮食生产,还在于他们和商人不同,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即时身陷险境,也绝不背弃家国。
    “乡愁”这一主题在中国诗歌创作中经久不衰。美国读者在阅读中国诗歌的英译文本时,往往会惊诧于这种频繁出现的思乡愁绪,甚至会产生反感。要想充分理解这种感伤,就必须知道,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渴望安定,是由于他们饱受战乱、背井离乡和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无法抗拒的颠沛流离使他们对失去的事物更加敏感。与之相反,美国人搬家大多出于自愿。他们对家乡的眷恋,其实是怀念那一去不返的童年时光:未来正向他们招手,它就在眼前,在那广阔的天地。当我们批评美国人的“无根性”时,却忘了这是我们在追求理想——社会流动和乐观面对未来时产生的偏见;当我们推崇中国人的“扎根性”时,又忘了“地域”一词不仅指地理位置,还指社会地位——植根于某地就等于限制了生活状态,意味着没有改善生活的欲望。空间,象征希望;地域,代表成就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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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20:34: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28 15:29 编辑

他是谁?——眼中的段义孚
周尚意

    1999年秋,我选择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在那里开始了为期一学年的富布莱特项目研究。系里三楼墙上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中国内地地理学者十分熟悉的哈特向,还有大陆学者并不太熟悉的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这个拍摄角度只有用长焦距镜头才可以呈现,而我则有幸近距离地“认识”他。人们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家,我想知道他是行在“云端”?还是坐在“地”上?他是谁?

    第一次见到段义孚很偶然,是地理系的楼道里。一个文质彬彬的瘦小老头,鼻子上架着一副轻巧的眼镜。这就是段义孚?与我想象的地理大师完全不一样!

    我与义孚的第一次长谈是在大学广场的一家餐馆,他虽然是华裔,但因从小离开祖国,先后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我们之间的沟通只能用英语。入乡随俗,我称他“Yi-Fu(义孚)”。话题从我做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开始。在国内,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研究城市地理问题正方兴未艾。学者们成功地利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城市土地的利用、交通、人口分布等现象,然而这些技术手段在研究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时却有难度和局限,尤其在分析流动的、抽象的社会文化现象空间分布时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脚踏实地的野外实地调查,在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分析中依然起重要作用。

    既然统计资料和遥感图像无法展现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那么许多地理学家往往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人们的想法,而后使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些空间“规律”。从本质上,这样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借助计量方法而兴起的空间分析学派没有什么区别。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义孚的兴趣所在,他总是关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个“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他们所在空间特殊的意义,这与统计学方法侧重于多数人有根本区别。例如,在讨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时,他关心进入城市的所有“新居民”(newcomers),这些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有成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有健康人,有残疾人。在不同新居民的眼中,城市的映像是不同的。谋求经济收入的提高是多数新居民“工具理性行动”(Zweckrationalit?t)的目的,而这些新居民的个体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理性行动”(Wertrationalit?t)、“情感行动”、“传统行动”也各不相同,而统计方法在分析或者预测这些行动的空间差异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义孚不定期地将他写的一些随感与系里的同仁们分享,其中有一篇随感最能说明他观察事物的人本主义视角。1999年秋,美国和伊朗足球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媒体将之与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如果按照统计学的分析或预测方法,这场在美国举行的比赛,观众的情绪一定是倒向美国,因为从伊朗来的观众为数甚少。令媒体吃惊的是,全场多数人为伊朗队助威。解说员时而将那些挥舞伊朗国旗的观众称为伊朗裔美国人,时而将他们称为美国人。因为在那些为伊朗叫好的观众中,许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义孚在随感中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今后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甚至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伊朗裔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美国”这块土地有“忠诚”之心和“忠诚”之举?空间的认同、地方的认同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回答,大家也就接受了义孚的观点——空间认同和地方认同对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或环境下,其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读罢义孚的这段随感,引发我重新验证统计分析方法的缺陷,一个统计学家是否能够告诉人们,根据人口统计资料记录的观众“社会属性”,他能够计算出有多少观众将100%地,或90%地支持美国队?

    读义孚的作品是“认识”他的另一种形式,我至今依然收集他给同事分发的随感,当时他计划将这些随想辑为一个集子想名为《致我的同仁》(To My Colleagues)。义孚是一个多产的地理学家。我曾经冒昧地问义孚,他最喜欢他的哪部著作,他并没有给我直接的回答。当时我认为,作品之于作者,如同父母眼中的子女,无法说出哪个最好。后来我才悟出,如果我那么看重他对其作品的“排队”,那么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很可能失掉了“我”的判断。义孚的著作分为两类,他的学科背景是自然地理学,因此早期著作有《新墨西哥州的气候》、《亚利桑纳州的碛原》等。自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转向对社会文化地理现象的分析,并以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年报》上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为标志,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我比较喜欢读他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中,这本书的藏书册数要比义孚的其他著作多,即便这样,有时图书馆的电脑也显示“已借出”(on loan),许多哲学系、人类学系、文学系的师生都借阅这本书。

    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义孚分析了人们感知空间的各种方式。他认为,地方是有范围的,而空间是自由的。我们生活的地区被他人认识,我们也渴望认识其他地区。义孚从个体的经验中挖掘出人类的经验,他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和讨论,而不是对一个我们已经充分了解的地区做出最后的定论。读义孚的作品需要“品”,他的写作风格是旁征博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他要表达的思想。例如,他在书中引用了波尔和海森堡的一段对话,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参观科隆堡城堡时,波尔对海森堡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的是由石头建成的建筑,然而一旦我们想象这里曾居住着哈姆雷特,这个城堡马上就变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义孚借用波尔的话告诉人们,对于同一个客观的“空间”,每个人的感觉将因其经验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他们知道组成客观世界的物质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而不同。《地理学评论》称该书“丰富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选择》则称“这是一个优美的思想管弦乐套曲”。其实我以为,用拉策尔(F.Ratzel)在其《人生地理学》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义孚这本书的思想——“人就是一块土地。”

    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岁末,义孚出版了一部自传——《我是谁》,新书的发行仪式在麦迪逊最好的一家书店里举行。书店巨大的落地窗临时成为演讲台的背景,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内书架间弥漫的“书香”混合着咖啡特有的香气。人们静静地倾听着义孚的发言,他依然采用娓娓道来的谈话风格,却简练地勾勒出一个我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他。大家自由发言时,不同的人向义孚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听懂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地方”的定义。望着窗外闪烁的星辰,我心中还在想——他是谁?

    《中华读书报》

周尚意(1960-),女。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院人文地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人文地理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社会文化地理学领域。发表《中国文化地理学概说》、《文化与地方发展》、《文化地理学》等专著和教材十余部,发表论文90余篇(截至到2008年),翻译出版了《现代地理学思想》(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
的重要著作)、《逃避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段义孚的代表专著之一)、《先知的土地》等五部学术专著。
  周尚意老师简历
  职称: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教授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文化地理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教育经历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硕士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
  著作
  1. 周尚意、刘卫东、柴彦威 主编. 地理学评论(第二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7377-6
  2. 刘卫东、柴彦威、周尚意 主编. 地理学评论(第一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ISBN 978-7-100-06735-5
  3. 王恩涌、胡兆量、周尚意、赫维仁、刘岩. 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1053-1
  4. 周尚意、徐亮. 奥运北京[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5639-1745-7
  5. 赵荣、王恩涌、刘继生、张小林、周尚意等,人文地理学(十五国家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7-04-017797-8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通論地理下”,授課教師:黃雯娟 指定的第一本中文教材。http://www.nhlue.edu.tw/~native2/bfiles/01/952/4.doc
  6. 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ISBN 7-04-014461-1
  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4-014461-1
  7. 周尚意、孔翔 著,文化与地方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ISBN 7-03-008150-1
  8. 周尚意 著,锦绣中华——中华名山,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金海湾音像出版社,1998.
  9. 周尚意、底艳 著,画说中华文化形象,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10. 周尚意等编世界地图册,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1998.
  11. 周尚意、赵世瑜 著,天地生民:中国古代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获1995年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
  12. 周尚意、石玉、安韬 著,信仰的坐标,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3.
  13. 赵世瑜、周尚意 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获1992年晋版优秀图书二等奖)
  14. 蔡运龙 主编.中国地理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周尚意 撰写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15. 中国地理学会.把握资源环境变化,谋划和谐社会.载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编.学科发展蓝皮书(2005卷)[C].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周尚意作为第七撰写人.)
  16. 赵济主编,中国地理(周尚意 著 第5章:文化地理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7. 王铮等主编,走向县域可持续发展,(周尚意 为第5章、第8章、第12章、第18章,以及附“环境总体规划”的执笔人).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
  18. 中国自然灾害图集美国灾害部分。(获国家民政部科技一等奖),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
  教材
  1.周尚意 主编. 人文地理学野外方法(“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ISBN 978-7-04-027483-7.
  2.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高校学校人文地理系列教材之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ISBN 7-04-014461-1
  3.周尚意 副主编 地理-八年级上(教育部实验教材),北京:地图出版社,2004.6. ISBN 7-5031-3413-5/K·1803
  4.周尚意 副主编 地理-八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北京:地图出版社,2004.12.ISBN 7-5031-3414-3/K·1803
  5.周尚意 参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上(教育部实验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6.周尚意 参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上(教育部实验教材教参),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7.周尚意 主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二版)ISBN 7-5320-8149-4
  8.周尚意 主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三版)ISBN 7-5320-8149-4/G·8213
  9.周尚意 主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教参),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一版). ISBN 7-5320-8715-8
  10.周尚意 主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教参),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二版). ISBN 7-5320-8715-8
  11.周尚意 主编 历史与社会-7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教参),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三版). ISBN 7-5320-8715-8/G·8688
  12.周尚意 著 地理(全国高中教材——文化地理部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3.周尚意 著 地理(全国高中教材参考——文化地理部分),北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4.周尚意 主编 地理-七年级上(教育部实验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5.6 ISBN 7-100-04530-4/G.697
  15.周尚意 主编 地理-七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6 ISBN 7-100-04531-4/G.698
  16.周尚意 主编 地理-八年级上(教育部实验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6 ISBN 7-100-04532-0/G.699
  17.周尚意 主编 地理-八年级下(教育部实验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5 ISBN 7-100-04533-9/G.700
  18.周尚意 主编 新地理同步练习,北京:商务印书馆、星球地图出版社,ISBN 7-100-04650-5/G.713
  译作
  1. 福格尔森 著,周尚意、志丞、吴莉萍 译. 下城:1880-1950年间的衰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 Richard Peet 著,周尚意等 译.现代地理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0. ISBN 9787100048538 / 7100048532
  3. Tuan, Yi-fu 著,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J].地理科学进展.2006(2):1-8.
  4. Tuan, Yi-fu 著,周尚意,张春梅 译,逃避主义[M].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4 ISBN 986-7416-42-2
  (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心理學課程大綱”指定的全文阅读教材,主讲教師:李明璁。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test/syllabus/951/syllabus7.pdf)
  5. Tuan, Yi-fu 著,周尚意,张春梅 译,逃避主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9 ISBN 7-5434-5685-0/K.271
  6. Alexandria, Virginia 编著,周尚意译,先知的土地——伊斯兰世界[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ISBN/CIP: 780603714-4
  7. (为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歷史與文化」課程綱要中“世界史—世界古文明”的教材之一,王惟貞 主讲,http://www.hec.fju.edu.tw/school_1/language/history/ 952%BE%FA%A5v%BBP%A4%E5%A4%C6/23%A4%FD%B1%A9%ADs--%A5@%AC%C9%A5j%A4%E5%A9%FA.doc)
  8. 雷德尔 著, 赵世瑜、赵世玲、周尚意译,欧洲家庭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87. ISBN K500.3/3
  9. 克林顿 著 郭世成等译,将人民置于首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ISBN:7-303-02638-X
  10. D.鲍德曼 著,周尚意 译.八十年代英国中学地理教学[J] , 地理科学进展.1985 (4):58-62,接33。
  论文
  1. 周尚意,鲍昕,肖梦竺..北京城区老年人设施分布的特点及实践意义[C]. 载刘川生、史秋秋、宋贵伦 主编.2009-2010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90-103
  2. 周尚意,吴莉萍,苑伟超. 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J].人文地理. Vol.25. No.5,2010(5):1-5.
  3. 周尚意,苑伟超,吴莉萍.文化表征权力转移与北京老商业区文化演替[C].张妙弟主编,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北京:同心出版社.2010:228-246.
  4. 周尚意,张晶.德国养老院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之分析.载 中国老年学学会主编,持续增长的需求:老年长期照护服务[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357-378.
  5. 周尚意,任森厚,唐晓峰,王恩涌.文化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C].区域地理论丛(2009专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120-129.
  6. 周尚意,程连生,冯嘉萍,朱华晟. 苏州-上海人文地理学实习基地建设历程及教学特色.区域地理论丛(2010专辑)[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2-35.
  7. 周尚意,程连生,冯嘉萍,张文新.北京人文地理实习基地建设历程及特色.区域地理论丛[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6-38.
  8. 周尚意.第五届人文地理学学术沙龙在北京召开[J].地理科学进展,2010,(02):2.
  9. 周尚意.建构主义理论与人文地理学实习教材探研. 载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组委会编, 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8-31.
  10. 周尚意、唐立、赵婧. 对中产阶级化艺术区域休闲区重叠的积极评价[C].载 庞学铨 主编. 休闲评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85-94.
  11. 周尚意,纪李梅.北京老城商业空间演替过程研究——以1996到2006年内城南北剖线变化为例[J].地理科学.2009 vol.29. No.4. 493-499.
  12. 戴俊骋,周尚意.基于三角模型的中国城市动漫产业竞争力评价[J].经济地理.2009. vol. 29. No.10. 1612-1618.
  13. 吴莉萍,周尚意.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09(2):30-35.
  14. 周尚意.解读北京文化地标景观[J].前线.2009(3):59-60.
  15. 周尚意,黄茜,戴俊骋. 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高校文化地理学课程与教学[C].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9-34.
  16. 周尚意.地标是城市的精神[N].北京青年报.2009.2.5.C2.
  17. 周尚意,左一鸥、吴倩.KFC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模型[J].地理学报.2008.vol.63. No.12:1311-1317
  18. 吴莉萍、周尚意.北京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认同. 载 刘川生、宋贵伦 主编.2007-2008北京文化发展报告[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pp.202-216
  19. 周尚意、朱华晟.人文地理学本科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总219期,2008.11: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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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由《社会科学报》2003.4.10.第三版 摘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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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论文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经济1999(2)全文转载).
  90. 周尚意,彭建. 浅析转型期村镇空间感知特点[J].人文地理,vol.13, No.4,1998(4):10-14.
  91. 周尚意. 人文地理野外实习探索[J].高等理科教育,vol. 20, 1998(2):52-57.
  92. 周尚意,底艳. 水资源约束下的农用土地规划[J].经济地理,vol.18, 1998(2):86-90.(此文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 评为1998年优秀社会和人文科学论文)
  93. 周尚意,周颖. 世界粮食贸易空间格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vol. 34, 1998(7):102-108.
  94. 包浩生,姚世谋,周尚意. 知识经济与地理学发展[J].地域研究与开发,vol.17, 1998(3):2-3.
  95. 孔翔,周尚意. 现行系统评价中指标体系缺陷之探讨[C].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48-53.
  96. 周尚意. 蒙特利尔民族岛的空间结构[J].人文地理,vol. 13, 1997(2):13-17.
  97. 周尚意. 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持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布局思考[J].北京社会科学,vol.45, 1997(1):77-85.
  98. 周尚意. 加拿大最大的都市:多伦多,人类活动的中心[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374-378.
  99. 周尚意. 北美的巴黎:蒙特利尔,人类活动的中心[C].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379-397.
  100. 底艳,周尚意. 中国粮食可持续生产的资源要素分析[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7(2):19-24.
  101. 周尚意,底艳. 陆良县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策[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6(3):10-18.
  102. 周尚意,孔翔. 资源持续利用的投入-产出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vol.4, 1996(2): 34-43.
  103. 周尚意,石玉. 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的人地观[N].光明日报,1994年8月1日.
  104. 周尚意:文化的保持与文化的变迁,加拿大成功的启迪,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
  105. 周尚意. 驯化地理[J].地理知识1992(3):20-21.
  106. 周尚意. 漫话加拿大的中国城[J].地理知识,1991(6):20-21.
  107. 周尚意,赵世瑜. 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中国民间寺庙[J].地理知识,1991(9):23-24.
  108. 周尚意,赵世瑜. 中国民间寺庙[J].江汉论坛,1990(8):44-51.
  109. 周尚意,赵世瑜. 文明的足下[J].读书1985(7):24-34.
  110. 秦耀辰,周尚意. 数量地理学及教材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1985(6):8-10.
  国际会议论文
  1. Zhou Shangyi. 2010 IGU Regional Conference (Tel Aviv, Israel)
  2. Zhou Shangyi. AAG2010(Washington D. C., USA)
  3. Shen Xiaoping, Zhou Shangyi.
  4. Zhou Shangyi, 4th China-Japan-Korea
  5. Shen Xiaoping, Zhou Shangyi. China's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nual Meeting of AAG 2008 (Boston, USA)
  6. Shen Xiaoping, Zhou Shangyi. Half of the Sky: Women Faculty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nual Meeting of AAG 2007 (San Francisco, USA )
  7. Wang Aiping, Zhou Shangyi. The Study on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andmark Architecture, 2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Beijing Aug. 8-13
  8. Wang Wenfei, Zhou Shangyi. The Function Change of Hui people’s enclaves while Beijing City’s Expending. Annual Meeting of AAG 2002 (Los Angeles, USA).
  9. Zhou Shangyi, Peng Jia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Awareness Building of Beijing Citizens: A Case study at Nansa River,The Confer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UNCRD) , Nov. 1998(Tokyo, Japan).
  10. Zhou Shangyi. The Boundary of Urban Area of Bei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nference of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s”. (Oxford, UK)
  11. Zhou Shangyi. Landscape Analysis of Niujie Hui’s Residential District in Beijing. Sino-USA Symposium of Human Geography (2nd) . May, 1997(Xi’an, China)。
 
  获奖
  1993年中国文化地理概说获晋版优秀图书二等奖;
  1993年中国自然灾害图集获国家民政部科技一等奖,本人负责美国灾害部分;
  1995年获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优秀青年地理工作者奖;
  1996年“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丛书被评为华东十省区优秀图书一等奖,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撰写了其中天地生民: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一书;
  1997年“世界地理教改”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1998年论文“水资源约束下的农用土地规划”被评为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 该年度优秀社会、人文科学论文;
  1999年获国家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
  2001年“县域可持续发展管理理论及其应用”获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本人排名第4)
  2006年“西城文化兴区战略研究”获北京“十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07年7月“城市实体空间变化与历史地名保护的关系研究”获得民政部全国地名理论研讨会论文一等获(十名中的第二名)本人排名第一。
  2007年“人文地理学”获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市级精品课程(课程负责人)
  2008“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德外大街改造过程为例,”获得中国地理学会吴传钧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独立获奖人)
  2008年获得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奖。
  2008年获得北京市师德标兵奖。
  2010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名师奖。
  开设课程
  人文地理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电视大学)
  文化地理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地理(本科、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经济地理(本科,北京大学分校)
  专业外语(本科,北京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学(大专、专升本,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及函授)
  高等人文地理学(硕士、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经济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
  现任学术任职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理事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地理学会《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编委会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视大学人文地理主讲教师
  
  曾任学术兼职
  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经济地理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
  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地理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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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19:47:4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f2f6020102w0m3.html
节选自段义孚先生《回家记》——厕所与文明

……卫生间里没有散发臭气,也备有卫生纸。不过其洁净程度 远远低于北美任何一家较为体面的餐厅的卫生间。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花一点力气来改善一下生理生活上这最缺乏美感的一面。在欧洲,直到抽水马桶的发明和推广,以及19世纪一场健康与卫生运动开展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相比于欧洲,美国的卫生间又是如何变成信奉“洁净亦是对神的虔诚”的庙堂、变成肆意奢侈地由大理石铺成的房间?中国人对腥臊恶臭的忍耐是不是源自于他们把粪水施在农田里,制造出遍地带有酸腐味的清香,并把这种期望与土地的肥力联系起来呢?美国人愿意掩盖住一切死亡和腐朽的痕迹。相反地,中国人不觉得有这种必要,因为对他们来说,腐朽及其产物(粪便)是种植活动的序曲和生命的开篇。


节选自段义孚《回家记》,答中科院地理所——

      我为什么从自然地理学转向了人文地理学研究?我回答说我一直就希望能致力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但是有一段时间让荒漠景观的美感把我的兴趣勾跑了。我陷入了对那种空旷而严酷的环境的爱——那是一个由死亡组成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由矿物组成的世界,没有弱肉强食、没有腐烂、没有呼吸。在我成年之后,这成为了我思维里的常态。
     但是在很早之前,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兆头了。在一个梦里,我清楚的意识到或者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会死去。长辈们为打消我的焦虑感。对我说长大以后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大多数的孩子小时候都会对异性、对诸如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有一种好奇心,不过长大以后就没有了。可我那个想法一直没变。我觉得我提出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它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我原本以为自己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会去选哲学。但是后来我觉得学术性的哲学高度抽象、论证严密、对人类经验进行根本性的质疑,所以不太吸引我。于是我打算从另一端开始,从实打实的经验主义出发向哲学的高度攀登。尽管我当时只有16岁,但我已经发现地理学对我来说是正确的、脚踏实地的选择。
     它会告诉我人类如何摆脱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的种种束缚而生存下来。但是生存是唯一目标吗?人类还想追求更多的什么?人类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是什么?这种定义和现实有多大差距?这样的问题把我引到了哲学和宗教最基本的层面,这正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


段义孚先生演讲节选——空间时间与建筑

我们知道时间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这让我们对稳定抱有一种向往——向往着时间能够停止,好让我们认清周边的事物并且仔细品味它们。那些更倾向于精神体验的人则更向往更多——一种关于永恒的感悟。宗教在现代世俗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走下社会的主舞台。但是说到建筑,在北京和上海这样蓬勃发展的大都市里,金灿灿的高楼拔地而起,似乎天生就是用来对抗时间和腐朽的。尽管与曾经的那些伟大建筑的死法不同,但是它们恐怕最终也难逃一死,因为它们受美学潮流和技术革新的影响实在太快也太大了。


············从历史来看、建筑学的灵感来源于天空和星辰——来自于它们的高贵和永恒。忧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能够得以减轻的途径就是按照天道来建城市,以北极星来定位,城墙沿着东南西北的基准方向而建。········


节选自段义孚<回家记>——它们表达了什么?

        人类希望物质条件即使不富裕,也至少得充足。但即使富足的物质生活也不能压抑我们对抵御时间的侵袭、期待不朽的需求。在一个很小却很重要的方面,建筑学迎合了这种需求。
        天人合一的城市本身就是创造物之中的绝佳案例,能超越生理上和社会生活的常态,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天空。但无论从规制上还是从建筑学上讲,城市依然与自然界循环的步调相一致。比如西方世界,在进入20世纪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教堂高耸的尖塔依然是一个城市的缩影。教堂的尖塔指向天空,提醒着我们,我们的宿命并不被圈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会沿着一条路走下去,那条路就是有方向性的时间,始于大地却终于天堂。不过,在教堂里面,各项服务还是要迎合生命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各个阶段,宗教仪式的举行也要合乎自然界的周期性规律。
      在现代城市里,由钢和玻璃组成的摩天大楼完全压过了教堂的尖塔。这些信的高大建筑几乎罔顾我们作为生灵的地位。它们,乃至于整个城市商业区,刻意地掩盖了人生周期里的低潮时段:伤害与痛苦、堕落与死亡。城市居民不仅看不到人类的死尸,就连麻雀甚至是落叶也被迅速地从他们眼前清理掉。即使在医院,医术和效率的光辉外表也会遮蔽病痛和死亡带来的忧伤。实际上,卫生和行政机构很少位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里。与身体有关以及行政运转方面的工作可能是需要一种稳定感和肃穆感,这些感觉只有接着地气的建筑才能产生。如今构成天际线的那些高大建筑基本上都是迎合了商业和金融业的需求。这些行业追求的都是抽象的、多多益善的财物。于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宇宙运行的模型毫不相关的景观,这些令人瞩目的建筑就矗立在这样的景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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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19:56:5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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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nku.baidu.com/view/3b95fcf3e53a580216fcfefe.html

空间、地方感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
http://www.doc88.com/p-6631330810540.html


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
【作者】 宋秀葵
【关键词】段义孚 人文主义地理学 地方 生态文艺观
【出版日期】2013-04-15【刊名】当代外国文学
【摘要】当代地理学家段义孚建构了富含人文关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方"思想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也是段义孚文学艺术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段义孚把文学艺术视为"虚拟的地方",是"思想建造的庇护所"。他提倡积极并合理地建构文学艺术世界,既体现文学艺术自身形式上的审美意义又关注其道德价值,以维护生命天性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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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段义孚(Yi一Tuan,1930一)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对抗实证主义,在吸收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建构了富含人文关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宋秀葵1)。尼古拉斯·恩特肯(J.N.Enirikin)在对其著作《宇宙与炉台:一个世界公民的观点》(Cosmo,and Hearth:A Cosm叩011‘e’5 Vie呷oinr,1996)的书评中写道:“毫无疑问,段义孚是当代文化地理和环境思想的知识力量。他的作品常常被地理学科以外的作者引用,从诸如文学评论等富有哲理性的学科到景观设计等应用性学科。理所当然,段义孚是跨越本学科的最著名的地理学家”(177)。斯塔斯(Paul F.St~)认为:“他的作品更吸引了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文学家、环境主义者。最终,被各类学者、科学家和思想家所喜欢”(454)。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受到地理学界以及似乎和地理学不太相关的诸多领域的关注,关键在于段义孚超越传统的地理研究,紧紧围绕人性、人情、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等方面对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与重塑,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其所蕴含的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伦理观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挖掘。①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专门针对段义孚生态文艺观的研究。本文从分析段义孚文学艺术理论的逻辑起点即“地方”思想人手,探讨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指出段义孚生态文艺观对生态批评的价值。一、“地方”思想段义孚的“地方”思想以人之生存为核心,关注地方蕴含的精神与特质,关注人类经验和人类行为,关注地方的社会建构,揭示了一种归返于人的空间理念。②他的地方构成理论强调,抽象空间经由人的经验转变为深具意义的地方。段义孚是最早“关注空间的经验特性并把地方的人文主义概念介绍到地理学研究中”的地理学家(Atkinson42)。空间是抽象、空洞的概念,缺乏实质内容;而“地方是由体验构成的意蕴中心”(“Space and Place”450),经验以不同的尺度建构地方,小至家中的壁炉、摇椅、家、邻里或城市,大至国家等都是地方。地方是被赋予了价值的空间,是人关注的焦点与意义的中心。在段义孚看来,地方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能感受到价值存在,满足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繁衍等生理需要或精神需要之处都可以称为地方,不论是以实实在在物质形式存在,还是以虚拟形式存在,如小说、诗、音乐、舞蹈、绘画、影视片、建筑艺术作品等都被段义孚称为“虚拟的地方”(宋秀葵48)。段义孚指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地方在人们心目中很重要,这种感觉的最终来源是养育和身份”(Plac。,Art,andse扩20)。但段义孚强调,“地方的意义关键在于人赋予地方更大的情感寄托而不是居住等实用意义”。地方影响人的感知、态度和世界观,引发不同程度的美感,是人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是人的世界观的汇集与体现,地方的稳定与完整还有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段义孚认为,人与其生活和经历的地方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程度各异的心理和情感联系,但“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A Ufe”330)。针对于此,段义孚分别写下了传世经典:《地方依恋: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的研究))(To尸ophilta:A sru办ofEnoironmenral Perc印rion,Atritudes,and Values,1974)和《恐惧景观》(Landse叩esofFea:,1980)。所谓“爱”是指人对地方天然地有一种依恋感,段义孚将这种情感称为“地方依·81·当代外国文学No.2,2013恋”(Topophilia),是人对地方的爱。这种情感包括“短暂的视觉快乐,触角快乐,对亲密熟悉之地的情结,对值得美好回忆的家之爱,对引发骄傲和自豪之感的地方之爱,看到健康和活力之物时的快活之情”(247)等等。“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不是最强烈的却是广泛存在而深厚的人类情感之一”(宋秀葵66)。与“地方依恋”相对应的词是“地方恐惧”(t叩叩hobia),表示对一地方的恐惧之情。段义孚在《恐惧景观》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恐惧景观,并指出“恐惧的景观”主要是指“混沌的、自然的和人文的无穷力量之显示”(18)。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与“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在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体验到的与地方相对应的爱与怕(65)。段义孚还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基本情感是改变环境、建构地方的根本原因。人类总是靠丰富的想象力改造自然、创造比自然界更加稳定的地方,试图把环境从“可怕的”变为“可爱的”。人的想象力在生态存在之美的敞开中起到积极的建构作用,同时,段义孚也深深意识到想象力造成的恶果,“想象的力量是巨大的,为开辟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提供各种可能性,可惜,所开辟的世界也会给人带来困惑和恐惧”(“Progress and Anxicty”78)。段义孚认为,建构地方时,脱离道德的人类想象力所导致的恶果主要体现在物化、化约了的人地关系和非真实的存在两个方面。物化、化约了的人地关系呈现出无根性和无意义(《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8)。“在段义孚看来,文明意味着礼貌、艺术,而不是建造辉煌的物质世界”(Schwartzl48)。在人居环境的创造过程中,呈现出奢华浪费、过度物质追求的倾向,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陷人怪圈。再加上科学技术带来的化约主义忽略人性、人际关系等实质性内容,增加了疏离感和冷漠感。另外,人造世界充满奇异,极不真实,并不能保障人类对安全感的深层次需求。“人们从威胁人类的原始自然环境中逃到优雅的文化之中,这的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化的优雅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泡沫,这层泡沫掩盖了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逃》6)。这会使人的本性与现实环境的距离愈来愈大,导致非真实的生存状态。因此,段义孚主张人类发挥想象力进行地方构建时应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之下,提倡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宜居环境,构建注重人性化、内在道德美和通向真实感的人工景观,并创建艺术世界,升华人性,敦化风俗,满足精神诉求。“通过物质现实体现个人或群体的节律、价值和渴望,让人感觉人的实实在在存在。设计者应创建清晰的意象和有形的世界,使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增强我们的存在意识,并创建升华人性的‘虚拟的地方’—文学艺术世界”(“肠ndscape’,”1 32)。人类利用想象力所建构的“任何环境应既保证人的身体健康,也应提升人的道德和利于精神健康”(“Mo耐Alnbi即ity”15)。由此看来,段义孚从文化历史向度揭示地方的构成,强调人的经验历史中的空间感情和空间观念。这种具体经验的空间—地方是人的在世存有活动的结果,人是空间的中心,回应人的心情和意向。正如台湾学者廖本全、李承嘉所言:“段义孚所诊释的‘地方’,是一‘主体性空间’,带有‘居有者’强烈的‘主体意向性”’(89)。与实证论空间分析学派的观点不同,段义孚的“地方”思想的核心是人的生存,诊释的是一种“在世之人”或“人之在世”的空间性,摒弃了传统实证主义空间认知所建立的“外塑的理性化的客观的空间观”,使得地理学家们留意空间的感官、美学和感情的维度(Atkinson42),留意对地方的生活体验,揭示了一种归返于人的空间研究的新向度。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二、文学艺术:虚拟的地方段义孚根据其“地方”思想,得出其独特的文学艺术观,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想象力下产生的精神文化产品,具有地方的特质,一个超越时空、由审美体验构成的意蕴中心,有许多人类想象的美好空间和场所,是“虚拟的地方”。而且,作为虚拟的地方,文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更易于生命的复归和人性的升华。段义孚常常探寻地方、文学艺术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但他并不是关注某些地方怎样激发了文学艺术或者文学艺术怎样影响了人对地方的感知,而是“关注文学艺术本身怎样成为地方—虚拟的地方”(Plaee,Art,anJ self 19一20)。段义孚认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是个物理环境。可以是自然的,如未遭破坏的森林或海滨,也可以是不同程度的人工环境,从茅草屋到由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大厦都包括在内。当建筑艺术作品被看做地方时,其它文学艺术作品,如绘画、照片、诗、故事、影视片、舞蹈或音乐作品也可以被视为地方—虚拟的地方。段义孚指出,“正如我们停歇在居住或到访的小镇、城市和景观中并以其为养育之地一样,难道我们不也在艺术面前驻留、停歇并以其为生吗?”“如果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养育我们并让我们变得强大,我们为什么还要停留其中?”(Plac。,Art,and Self3一礴)。这里的养育一词,段义孚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我们以艺术为生;二是以其为生的同时我们成长。在段义孚看来,不同形式的艺术以不同方式充任地方、成为地方的替身。照片通过“把时间河流的瞬间捕捉到胶片,成为稳定的地方,人可以如愿以偿地逗留和回归其中。……没有这些图像和暂停,也就是没有这些地方,就好像我们没有进行此次旅行”(27)。照片让人真切再现逝去的经历,唤起人对情景的真实感受。充满精炼和唯美化动作的舞蹈内部本身就存在令人屏气凝神的停顿—“地方”,如双人舞中只持续一两秒的动作组合,或一位男舞蹈演员一跃而起,瞬间在半空的悬停,都是经典芭蕾舞和现代舞蹈中的巅峰时刻(34一36),这些使平淡无奇的时间流逝、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在我们欣赏被强化、纯化、美化并称之为舞蹈的动作时停下来。被印刷和收集成册的诗总是“可供人品味并驻留和回归其中”,对喜欢诗的人来讲,诗可以使人“在被涌入生活的潮流之前,捕捉到自.我和世界”。在诗中,人能重新品味人生、实现人性复归、达到理想之境(28)。要花费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读完的小说也像诗一样能成为人休息的地方,能唤起人的归属感。“小说就像生活,由一件件琐事构成。然而,就是在小说中,像诗中一样,也可能存在触动我们情感的扉页,使我们察觉到希望回归的场所或氛围。”人的确一次又一次回到小说中“能触动他情绪的特定部分,就像回到人生中特殊的记忆”(30一31)。音乐也是虚拟的地方,其和谐的节奏、流畅的旋律,可以使人找回内心的那份宁静,使人具有归属感,又可以使人激情澎湃,充满对未来理想之境的无限遐思。段义孚说:“音乐似乎能使时间停止,把时间变成永久的存在—虚拟的地方,正如流行音乐中连续的音拍、中世纪音乐中的波状流动”;“音乐是家。就像我们用砖和泥沙建成的家,我们不厌其烦回归其中。然而,与家不一样,家的吸引力在于熟悉和平凡,音乐还充满平静与激情,一种超出寻常的精神的激昂。那么,音乐的神秘就在于它既是培养自我生理社会根源的地方,如配有痴情歌词的流行乐曲,也是纯净的声音组合,其超凡脱俗的美提醒自己它最终存在于别处”(36一39)。段义孚还进一步指出,作为虚拟的地方,文学艺术有超越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其一,文学艺术更易于使人达到生命的复归:“生活中我不能真正地重回一次家,在文学艺术中我常常·83·当代外国文学N0.2,2013能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房子、街坊、小镇、城市—很可能被以后的居住者和建造者改变。甚至沙漠也会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丧失其自然完整性,相反,画或雕像,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能保持基本不变,我可以回归到原处。”其二,文学艺术具有提升的力量,更易于人性的升华:“靠家园或仅仅靠家园造就的人是静止的,如果也吸收文学艺术营养,则自我是灵活而全面的。”段义孚还指出,地方可以以艺术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并以家为例进行说明:“家,尽管是个长期居住地,仍然可以以艺术的方式展示新面貌。例如,一场暴风雨后,人可以惊奇地发现空气中的宁静:落在水坑中的雨滴声如音乐,可以使人得到升华而非受到贬低;屋顶上方清晰而略带凶兆的黄色天空;坦然无畏地待在那儿的房屋,令人具有另一番认识,并夹杂着感恩”(21一23)。段义孚将形式多样的文学艺术视为虚拟的地方,阐释了文学艺术内含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所具有的精神与特质,体现出段义孚所探讨的“地方”的多重性,地方的这种多重性“并不意味着人的分裂”,相反,“随着体现人存在核心的艺术品和地方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人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强而不是减弱”(43)。更为重要的是,段义孚从全新的角度,以其“地方”思想审视文学艺术,从人与文学艺术的情感联系出发探讨了文学艺术与人之生存的关系。正如保罗·赫特福德(Paul Hotvedt)所言:“段义孚的文学艺术理论与其地方理论密切相关,主要从人的精神层面探讨人的存在”(156)。三、文学艺术世界的构建: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存段义孚在阐述文学艺术是虚拟的地方的同时,提倡积极合理地建构文学艺术世界,既体现其自身形式上的审美意义又关注其道德价值,以维护生命天性的完整。段义孚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了文学艺术世界的构建。一方面,段义孚对忽略生命天性的文学艺术进行了批判。段义孚注意到在文学艺术领域所潜藏的非人性的现象,为我们“开启了另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窗口”(164)。段义孚首先批判了只注重华丽外表而忽略人性等实质性内容的文学艺术建构。段义孚深刻认识到文学艺术建构中存在种种虚幻,这会使人的本性与现实环境的距离愈来愈加大,导致非真实的生存状态,并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立和孤独。段义孚以建筑艺术中常见的摩天大楼和闻名世界的迪斯尼主题公园为例加以说明。摩天大楼“尽管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其感觉氛围有限,依然使人产生距离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立和孤独”(Segmented 114)。凭借现代的高科技,迪斯尼乐园能够制造出奇幻的世界,而且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营造的幻境水平要高出很多。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里,真实世界被粉饰了,“一个人若生活在其中,他一定会惊奇地感到生命如此之轻,如此不真实”(《逃》6)。段义孚还极力抨击了带有邪恶目的的艺术构建。段义孚指出带有邪恶目的的人肆意利用艺术等实行民族歧视,对他人进行肉体和精神控制,并以希特勒为例:“希特勒,一个失败的艺术家,故意用审美文化创造了可怕的状态:美化雅利安人的权力,奴役较小的种族,灭绝犹太民族。从发明纳粹旗,己形臂章,党派统一到纽伦堡巨大的建筑下党的集体舞蹈,希特勒为了邪恶的目的,利用人们易于被艺术和表演、仪式和礼仪所吸引的心理。……纳粹德国毫不掩饰其排斥一些人的意图,……纳粹德国公然对弱者颐指气使”(passing 240)。另一方面,段义孚极力褒奖并提倡有助于人性复归和道德提升的文学艺术。段义孚认为,小说和诗中应包含“触动我们情感的扉页,使我们察觉到希望回归的场所或氛围”,“能成为人·84·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休息的地方”,实现人性复归、达到理想之境(Plac。,Art,andse梦30)。在段义孚看来,没有比华兹华斯的诗《丁登寺旁》更能充分体现这种情况的了:“诗中描述了华兹华斯五年后重回瓦伊河谷再次看到了‘高耸的崖壁’、‘通向家门前的绿色田园’。因此,至少在他那个年代,就能重温景观。诗也谈到想象中的回归。”而且“地方已远远超出‘通向家门前的绿色田园’延伸到‘海洋、天空和人的心灵’,使得像瓦伊河谷这样的地方对人是一种解放而非限制。”段义孚非常欣赏小说中能触动人的情绪的部分,在他看来,这些部分“有时是人的一次奇遇,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大法官”一章中两个兄弟之间的邂逅;有时是一个地方,如《大卫·科波菲尔》中位于雅茅斯的佩格蒂的澡堂。……小说的大部分必定重在渲染感人的人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我很讨厌重复的情节,可我不厌烦为人熟知的福尔摩斯的世界,就如我不厌烦我熟悉的家”(28一31)。段义孚还大力提倡典型而有分量的语言文字,认为它们在人性复归和道德提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段义孚认为,美国不乏这种富有分量的语言文字,如,“‘人生来是平等的’、‘我有一个梦’等成为美国人思维空间的一部分……与优胜美地、帝国大厦和棒球一起渗透和充满到意识中去……如果战争音乐给我们勇气,高耸人云的大楼使我们挺直腰板,那么诸如林肯在葛底斯堡所说的这些富有分量和道德美的话语具有抚慰、鼓舞和启示作用”(Passing 243)。段义孚对童话故事也极力褒扬和提倡。他认为,童话故事不仅仅供孩子们娱乐与消遣,“动人的童话能指引人们‘逃人’快乐和幸福的天界”(《逃》6)。童话“通过将人们置于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这个时空背景中充满了各种各样让人愉快的事物—而达到奇妙的效果”,并“尽可能地引领读者远离单调的现实生活”。而且,童话故事中的人物“往往有很强的道德感”,童话故事是通过道德镜头来观察行为的(249一50)。由此看来,段义孚主张趋人的文学艺术建构,对文学艺术建构的探讨仍然以人为核心,关注人性、人情,以人的美好生存为旨归。四、段义孚生态文艺观的当代价值段义孚的文学艺术观是以其“地方”思想为逻辑起点,处处以地方、生存等因素作为标志,认为文学艺术是“虚拟的地方”,在生命的复归和人性的升华方面某种程度上超越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段义孚论及文学艺术的作用及其建构时,始终以人的生存为核心,关注人的终极命运,并没有像早期生态批评那样仅仅要求文学艺术大声赞美田园牧歌和清风明月,而是独辟蹊径,从全新的视角、用其“地方”思想审视文学艺术与人之生存的密切关系。这充分显示出段义孚凸显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凸现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核心—人的问题,即抓住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首先使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批评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站在人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不能被超越的。其次,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还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生态批评的重要责任是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努力推进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在一个统一的地球生物圈内的互动。生态的恶化与当代人的生存抉择、价值偏爱、认知模式、伦理观念、文明取向、社会理想密切相关。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合”的意向,“人类精神的偏执、破碎,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失衡、断裂;而地球生态的恶化,则又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这是人类纪时代的人类面临的一个凶险、疑难的顽症!”(鲁枢元巧)。因此,更深层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精神上·85·的。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艺术比哲学、宗教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与理想的生活,惟有艺术有可能“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245)。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有助于生态批评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拓展,建构更为合理的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批评理论,以促进人们更理性、更实际、更根本地解决环境问题。在现实实践层面,段义孚提倡积极合理地建构文学艺术世界,极力褒奖并提倡有助于人性复归和道德提升的文学艺术。这种价值观念一方面有助于启发文学艺术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注重人性、内在道德美和真实感,为保护自然美和生态美服务,为创造更多的美,为健全人们的精神生态服务;另一方面,有助于启发文学艺术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避免加剧人的物化感、虚幻感、距离感、疏离感和冷漠感,更好地把握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则、审美的原则与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宋秀葵$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当代地理学家段义孚建构了富含人文关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方"思想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也是段义孚文学艺术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段义孚把文学艺术视为"虚拟的地方",是"思想建造的庇护所"。他提倡积极并合理地建构文学艺术世界,既体现文学艺术自身形式上的审美意义又关注其道德价值,以维护生命天性的完整。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地方";;生态文艺观[2]段义孚对地方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作品中: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Place: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Geographical Review 65.2(1975):151-65);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等。这一系列作品被段义孚称为有关“地方的感受特性”的作品。 Adams,Paul C.,Steven Hoelscher.and Karen E.Till.eds.Textures of Place;Exploring Humanistic Ge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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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宋秀葵. 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评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J]. 东岳论丛,2012(05):88-92.[2] 宋秀葵.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1.
引证文献
[1] 朴玉. 找寻诗意栖居之地——《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地方”诗学[J]. 外国文学,2014(05):76-8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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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20: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2 20:18 编辑

American Space, Chinese Place
                                                                   Yi-Fu Tuan
Americans have a sense of space, not of place. Go to an American home in exurbia,and almost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drift toward the picture window. How curious that the first compliment you pay your host inside his house is to say how lovely it is outside his house! He is pleased that you should admire his vistas. The distant horizon is not merely a line separating earth from sky, it is a symbol of the future. The American is not rooted in his place, however lovely; his eyes are drawn by the expanding space to a point on the horizon, which is his future.

      By contrast,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ome. Blank walls enclose it. Step behind the spirit wall and you are in a courtyard with perhaps a miniature garden around the corner. Once inside the private compound you are wrapped in an ambiance of calm beauty, an ordered world of buildings, pavement, rock, and decorative vegetation. But you have no distant view: nowhere does space open out before you. Raw nature in such a home is experienced only as weather, and the only open space is the sky above. The Chinese is rooted in his place. When he has to leave, it is not for the promised land on the terrestrial horizon, but for another world altogether along the vertical, religious axis of his imagination.

    The Chinese tie to place is deeply felt. Wanderlust is an alien sentiment. The Taoist classic Tao Te Ching captures the ideal of rootedness in place with these words: "Though there may be another country in the neighborhood so close that they are within sight of each other and the crowing of cocks and barking of dogs in one place can be heard in the other, yet there is no traffic between them; and
throughout their lives the two peopl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In theory if not in practice, farmers have ranked high in Chinese society. The reason is not only that they are engaged in the "root" industry of producing food but that, unlike pecuniary merchants, they are tied to the land and do not abandon their country when it is in danger.

Nostalgia is a recurrent theme in Chinese poetry. An American reader of translated Chinese poems may well be taken aback, even put off, by the frequency, as well as the sentimentality of the lament for home. T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 of this sentiment, we need to know that the Chinese desire for stability and rootedness in place is prompted by the constant threat of war, exile,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s of flood and drought. Forcible removal makes the Chinese keenly aware of their loss. By contrast, Americans move, for the most part, voluntarily. Their nostalgia for hometown is really longing for childhood to which they cannot return: in the meantime the future beckons and the future is "out there," in open space. When we criticize American rootlessnes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it is a result of ideals we admire, namely, social mobility and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When we admire Chinese rootedness, we forget that the word “place” means
both location in space and position in society: to be tied to place is also to be bound to one's station in life, with little hope of betterment. Space symbolizes hope, place, achievement and stability.

        美国人有空间意识,但没有场所概念。如果你去住在郊外的美国人家中做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几乎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向观景窗。说来真是怪,你在主人屋内首先赞扬他屋外景色多么美!主人很高兴,你会欣赏他户外的远景。远方的地平线不仅仅是天地间的分界线,而且是未来的象征。美国人不会扎根于他的寓所,不管这寓所多么舒适;他目光被辽阔的空间引向地平线上的一点,那是他的未来。
      相对而言,中国人的传统住所是四面围墙、院子的角落里会有一个小花园。当你进入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时,你就能体会到一种由排列整齐的屋舍、小道、假山、花草而形成的宁静之美的氛围。但你不可能再有更宽阔的视野了:你的眼前除了天空已经没有其
空间了。这就是中国人,他们已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上了。
      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人对地域的情节,流浪的生活那只是外国人的情怀。道家巨著《道德经》里的几句话最能表达中国人的这种“根”的情节: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理论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早已深深扎根于务农这一行业,他们不同于唯利是图的商人,他
已经被束缚在了土地上。除非国破家亡,他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
     乡愁是中国诗词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一位读过中国诗词的美国友人极有可能会因诗词中频繁出现的思乡之情而惊叹乃至反感。只有了解了中国人对一个稳定归属的那种强烈向往是由频繁的战争、流亡及自然灾害的威胁所形成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份感情的强烈。背井离乡使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损失究竟有多大。然而美国人却是相对自主地进行迁移,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就像是童年一样,那只是一种再难重温的回忆:未来在向他们招手,未来就在前方、就在脚下。我们常常对美国人的故乡情嗤之以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源于我们对人家那种生活的向往,也就是灵活的社会生活和对未来的乐观。我们也常常为自己“根”的情节而自豪,同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场所”这个词既有方位又有社会地位的意思,那就意味着很难改善你的生活。在美国人的眼里,空间孕育着无
的希望;而中国人的场所只能说明你曾经的成就,也就意味着墨守成规。


美国人的空间和中国人的地域

    美国人有很强的空间感,但地域感较弱。每当拜访美国城郊住户时,一进门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欣赏窗外美景。明明在别人家里,却首先称赞屋外的景色,岂不怪哉!但屋主闻言往往心花怒放,因为你竟然懂得欣赏这房屋的远景设计。那遥远的地平线不再只是天地的分界线,更是未来的象征。美国人不会扎根在某地,不论那儿多么舒适:他们的目光越过广袤的天地,落在地平线上的一点,那儿是他们的未来。
    再来看看传统的中式房屋吧:清一色的围墙环绕四周,院子的角落里也许会有一个精巧别致的花圃。当你踏入这样一个私人院落时,立刻会被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所笼罩,亭台、曲径、奇石和花草一一点缀其中,错落有致。然而,你却无法看到远处的风景:除了头顶的天空外,再没有任何开阔的空间。中国人一旦扎根,就会认定这片地域。
    中国人崇尚落地生根,不喜四海为家。道教经典《道德经》中曾这样描述理想中的安居乐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应该颇高。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掌握国之根本——粮食生产,还在于他们和商人不同,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即时身陷险境,也绝不背弃家国。
    “乡愁”这一主题在中国诗歌创作中经久不衰。美国读者在阅读中国诗歌的英译文本时,往往会惊诧于这种频繁出现的思乡愁绪,甚至会产生反感。要想充分理解这种感伤,就必须知道,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渴望安定,是由于他们饱受战乱、背井离乡和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无法抗拒的颠沛流离使他们对失去的事物更加敏感。与之相反,美国人搬家大多出于自愿。他们对家乡的眷恋,其实是怀念那一去不返的童年时光:未来正向他们招手,它就在眼前,在那广阔的天地。当我们批评美国人的“无根性”时,却忘了这是我们在追求理想——社会流动和乐观面对未来时产生的偏见;当我们推崇中国人的“扎根性”时,又忘了“地域”一词不仅指地理位置,还指社会地位——植根于某地就等于限制了生活状态,意味着没有改善生活的欲望。空间,象征希望;地域,代表成就和稳定。

重庆津南村
津南村,位于重庆南开中学内,始建于1936年。抗战时期张伯苓马寅初柳亚子等名流要人寓居于此,是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社交活动中心。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常到津南村看望张伯苓等文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5%E5%8D%97%E6%9D%91/9024891?fr=aladdin


2月24日,群友“雷斌的部落”在服务队微信群里抛出几张作家林亚光在津南村住宅的图片。津南村位于重庆南开中学内,始建于1936年。抗战时期张伯苓、马寅初、柳亚子等名流要人寓居于此,是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社交活动中心。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常到津南村看望张伯苓等文人。围绕这几张图片,群友们聊起津南村过去的样子。“为什么不像原样呢?外墙没那么高,而且院子中间左右两棵梅花树怎么不见呢?”“是修旧如旧,估计是拍照角度的问题。”

雷斌:
津南村的那些往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w3sa.html
穿越绿
树成荫的校园寻觅80多年历史的南开老建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xhwc.html
校园静夜思,时光永不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xhl6.html

南开小伙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xfnw.html
书卷气 梅花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xf37.html
都市老院落“津南村”尘封的历史 住过张伯苓马寅初
http://bbs.classic023.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2720
童年事,南开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x9k0.html
重庆南开中学“金色年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e00160102whhd.html
南开中学·津南村

[直播重庆午新闻]走近历史文脉 津南村:特殊的“抗战记忆”
南开津南村津南村的好时光https://www.douban.com/event/17516225/discussion/53384674/




重庆的南开
澳门大学 茅海建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48cc7f6529647d2628523d.html

被岁月尘封的文化孤城—津南村http://www.sohu.com/a/70212539_115551








文物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研究--以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为例
http://www.jylw.com/35/wz35675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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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20: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2 20:43 编辑




陌生的城市与“恋地情结”
https://wenku.baidu.com/view/2b9 ... 42336c1eb930a7.html
作者 唐晓峰
摘要摘 要: 现在,我国的城市有两个特点,一是盖楼多,另一个是搬家多。因为这两个特点,城市变得陌生了。大批旧房拆了,新楼盖起来,城市的景观大变。城市居民一个接一个离开旧居,搬入新房,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大的变化.
出版源 《环球人文地理》 , 2016 (12) :8-8

现在,我国的城市有两个特点,一是盖楼多,另一个是搬家多。因为这两个特点,城市变得陌生了。大批旧房拆了,新楼盖起来,城市的景观大变。城市居民一个接一个离开旧居,搬入新房,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大的变化。

看电影《没事儿偷着乐》,看到最后,张大民一家從胡同的狭窄小房搬进单元楼,虽然为他们一家高兴,但也在心中暗暗猜想,电影里面展现的那种滋味丰富的邻里生活还会延续吗?电影结束了,心里却留下一桩“悬案”。


常听社会学家说,城市环境会造就一种特别的“人类”,他们有四种特点:一是理智性强,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对待事情;二是精于计算,对于利弊得失要考虑再三;三是厌倦享乐;四是人情淡漠。过去我总认为这些情况不适合北京城,老北京的胡同生活不是这样冷淡疏远,但看到现在城市的变化,我渐渐感到社会学家说得有道理。电影里张大民一家最后是搬进单元楼了,但我们不难推测,大民“贫嘴”的生活环境也就没了。原来的胡同院里,邻居之间常见常聊,好说的人可以施展,但在单元楼里面,大家都比较“独”,对话很少,想象张大民在单元楼里一定憋死了。

电影里没有讲张大民是否还留恋他原来生活的那个胡同小院,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推测,张大民一定会留恋一番的。我自己也有从陈旧故居搬进新式楼房的经历,最近,因故居院子要被彻底拆除,老邻居们故院重游,拍照留影,对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尽情感怀了一回。所谓“老邻居”,其实都是在这个院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天各一方,从事各色职业,也有颇具知名度的明星,大家听说老院子要拆,都赶来要见它最后一面,回来的人数之多、之全,都超出事前的预料。一个“地方”的毁灭,竟有这么大的感召力!

美国一位有名的华人地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人文地理术语,叫“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想这个术语的提出很有必要,因为“恋地”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这种情结。以故地为题作诗、作歌的大有其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些诗歌都道出“恋地情结”,这些“恋地”诗歌,作者有情,闻者动容,一点也不比“恋人”的诗歌差。

不过,“恋地”是要有条件的。要“恋”的地方都是“特征性场所”(人文地理的另一术语),在这些特征性场所都有特定的景观,恋地与恋景观是并存的。如果把原来的景观拆个精光,换一个大样,恋地之情会变得空洞而无所依托,也就不会长久。我后来路过老院子那个地方,旧平房已被推倒,大树也被砍伐,面目全非,看上去俨然是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日后会有新式高楼在这里耸立,那更是个与我无关的景观,对这个地方的“感觉”也就从我心中消退了。


我们居住很久的城市就这样一块一块地变得陌生起来,我们的生活,交往的群体也在同步地改变。竟然有学者说:“迷路的经历就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认知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城市中的“迷路”,从本质上说是城市生活的迅速改变,人们几乎产生了全方位的“陌生”感。我们在北京城里看到,不少老字号也搬了家,换了地方,还换了门面,“老”的感觉全然没有了。如果到处都没有了“老”的感觉,则产生了一种效果,即一个本地人站在了与外地人类似的地位。

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中,人们必然要重建自己的地方认同感,选择新的城市空间位置和新的景观特征,渐渐形成新的“恋地情结”。当然,由于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改变,人们在重新选择地方认同时可能与过去的观念完全两样。眼下,似乎没有人能够清高到完全不顾“经济形象”地去选择位置,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恋地情结”,都是要恋富贵之地,所以,才出现了如“富贵山庄”、“尊贵家园”之类的地方。这类地方正在形成新的“特征性场所”,为了追求这种“特征性场所”,人们不顾超度消费,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们则在“偷着乐”。陌生,使许多人产生盲目,却为商人带来大量商机。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读书》2002(11):59-64










文 | 唐晓峰
(原载《读书》2002年11期)
我们说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问。但是人的问题在被人研究时,常常被搞得脱离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众多由人操作的“研究”中,在由人画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号,而不是你我。
人有丰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于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现在“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一个大题目,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这是一个老关系,即地利)、运筹关系(经济地理最擅长)、生态关系(新兴的环境课题)是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三类关系均立足于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但是,如果环境里面的东西都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我们又总是在“不依人的意志”中活动,那我们还要意志干吗?人与地的关系之间,还有许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为转移的事情,这些是我们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内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便与动物无异。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许多地理学家认真对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问题,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汇合时代意识,开出新风。在这一来势相当猛烈的西方地理学术潮流中,一位领军人物居然是个瘦小的华人。这便是段义孚。
段义孚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理论的主流,原因很多。华裔社会人文学者多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但近于事实。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国人,但他研究的问题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段义孚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学术话语。
段义孚一九三〇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庭到澳大利亚、菲律宾。成年后先在牛津读大学,一九五一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鹤起。一九七三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一九八七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 Cullum 地理学勋章。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Univ Of Minnesota Press; 5th or later Edition edition, February 8, 2001)
一九九八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历史地理学家D. 梅尼(D. W. 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段义孚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
《浪漫地理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 edition, January 17, 2014)
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但在伯克利时,也听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课,他自己的人文兴趣向来盎然。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数里之遥,去向目标明确,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的时间。
纽约城
或许就这样,在后来转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段义孚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要以人为本,而人本来是有感情、语言、想法的。在将人扮作科学理性逻辑样板的风潮中(六十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计量革命),段义孚却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人对地的情感关系当然不只是观沙漠、雨林那样简单,那样单纯得只有个人意义。最早,人对地的情感关系曾酝酿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们不可不察。人类可以理性地耕种土地,规划城池,但面对高山、大海、沙漠这些无法认识来头、无法将其撼动、无法假其操作的东西时,人类最初只能以情感对之。比如,山脉的危乎高哉让人首先产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础上渐渐产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与行为,敬山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则更为之震慑,而战栗景仰。
喜马拉雅山脉
感受、抒发、兴叹等情感行为几乎占据了对高山、大海的地理“认识”的主要内容,望洋兴叹似乎是人们面对大海时的惟一反应,我们找不到多少古人关于它们的具有理性实践意义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与猜想,构成着人类关于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识”。
在人文地理方面,优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想象其他民族时总要出现的一种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国家,也有“自大”的原生优越情感,它与华夏民族对“蛮夷”的优越感、埃及人对尼罗河以外的人(埃及人说他们不属于“人”)的优越感,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原生的优越感是早期宏观人文地理观念建立的基础,因为大家都有优越感,所以许许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国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优越感只有被现实反复“挫伤”之后才会改变、消失。优越感的消失是一种情感的消退,而这一情感的消退才会为宏观人文地理观念的修正真正敞开大门。否则就会像中国士大夫面对利玛窦的地图一样死不认账。在感情的支配下,人宁可相信谣传,“请面对事实”,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恐惧景观》(Univ Of Minnesota Press; Reprint edition, April 20, 2013)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 1979)。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Topophilia是由topo与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后者指偏好。与其相对应的词,是Topophobia,表示对地方场所的恐惧。Topophilia一词不是段义孚首用,却是因他的详尽阐发而大获其名,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术语,收入词典。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主要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
《恋地情结》(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 “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谓“天人合一”也是同样,不是合在自然生态,而是合在人类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这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学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则永远没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在求实方面,人远不如动物,动物没有梦想。因为有“白日梦”的追求,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人对于环境存在美学反应(Aesthetic Response),美学反应的方面很多,最终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观。家乡、故土、墓地、圣地、公园、海滨都是情感世界观中的地点场所。现在这类内容都归入文化地理的范畴。文化地理不仅仅研究各种文化项目的客观分布,对于某些项目,也应注意文化景观所反映的情感类型。中国与西方都有墓地,如果只讲项目类型,不讲情感类型,则中西方的墓地就没有什么区别,而实际上两者的环境氛围是很不同的。西式墓地像公园,绿草如茵,石雕精美,环境幽静,假日常有人来此消闲,布置野餐,欣赏碑刻,甚至情人约会。在中式坟场里哪能这样。在香港一处西式墓地中需要挂这样的牌子:“游人请保持宁静以示尊重,并请勿嬉戏或生火。”在中式坟场则完全不用这样的劝告。
西式公墓
在地理环境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破坏的建设,破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与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旧景在故地树立纪念碑。我们如果将所有的纪念碑标在地图上,便出现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会有一番情感满足。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可以说,面对各类“未知”地区,人类其实都是与其发生情感关系。而在这些情感关系中,恐惧是最主要的主题。陌生产生恐惧,恐惧则又必然产生要克制、调节恐惧感的进一步的心理行为,在这些心理行为中又常常附有“发明创造”。中国古代“风水”中,有许多是情感心理的调节术,它寻找地理景观中已知的、并被符号化的安宁、太平、兴旺的代表因素,经过选择和人工附加,将它们组合为具有镇、压、克、胜力量的新景观结构,从而达到战胜恐惧感的心理作用,获得情感成果。所以,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是有恐惧感,就越容易信风水说,行风水术。
新疆特克斯县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友情链接”起来,段义孚的视野正是这样宽阔。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欧洲,中世纪的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公开的,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十九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就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 Yi-Fu Tuan 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英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中,模拟复原的19世纪末的伦敦书房
人本主义在地理学中的提倡,大大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厚度”。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例。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由此指出,历史地理学可以研究三种历史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一,由文献与景观记录的真实环境;二,由过去规范理念描绘的抽象环境;三,由过去人们所体验的感知环境。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研究兴趣都是集中在对第一种历史环境的复原,这种研究讲求实在,不尚发挥。第二种环境的研究属于地理思想史的范畴,我国已有人研究,少数大学里也有这样的课程。地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地表,而是地理观念的群体,有更强的时代特性与社会性。对于第三种环境的研究目前尚少(所知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从古代诗歌看古人的环境感知),而此类研究恰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最密。这类研究多涉及人的心理,不易把握,搞得不好还有臆测之嫌。
的确,人本主义地理学谈论的,大多是总体性的理解,而较少个案研究。即使如此,整体性的理解还是需要的。人本主义学说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人的理念与体验。因为环境不是单纯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行为的外部依据,所以是“行为环境”。对行为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行为的重要参数,也是解释景观变化的关键。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们必须理解他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的限度,正如普林斯所说:“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文化为他规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他周围的人加给他怎样的规矩。”
(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恋地情结
2018/8/19 21:36:20
作者:顾籍 编辑:马思华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成名作《恋地情结》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恋地情结(Topophilia)”源于希腊语词汇“地域”和“钟爱”,意指对身处环境的情感依附,即一个人在精神、情绪和认知上维系于某地的纽带。

  段义孚,当代华裔地理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科学的双料院士。现为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的荣退教授,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不尚高远,但求深省。

  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但在伯克利时,也听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课,他自己的人文兴趣向来盎然。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数里之遥,去向目标明确,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的时间。

  或许就这样,在后来转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段义孚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要以人为本,而人本来是有感情、语言、想法的。段义孚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另一个是《恐惧景观》。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主要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谓“天人合一”也是同样,不是合在自然生态,而是合在人类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这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学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则永远没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士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在求实方面,人远不如动物,动物没有梦想。因为有“白日梦”的追求,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家乡、故土、墓地、圣地、公园、海滨都是情感世界观中的地点场所。现在这类内容都归文化地理的范畴。在地理环境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破坏的建设,破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与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旧景在故地竖立纪念碑。我们如果将所有的纪念碑标在地图上,便出现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会有一番情感满足。

  段义孚在《回家记》中写道:“我期待浸淫在怀旧的情绪中,让记忆从心底冒出来,能与童年时代的自己牵手。”现今,在日新月异的大城市中,许多人的童年时代,就像不会游泳的落水者,丢失了旧地旧景的救生圈,永远地沉没在意识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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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15:14:59 | 显示全部楼层


段义孚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摘 要】段义孚发表的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标志性学术作品。正是这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及其后续作品使得段义孚被地理学界公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本文首先简介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段义孚的生平,然后详细介绍段义孚所阐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也受到些质疑和批评,但其仍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关键词】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逃避主义
  引 言
  自从1976年当代国际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发表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概念以来,人文主义地理学已成为当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英国著名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把80年代的西方地理流派归纳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作为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引起了国际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着愈来愈深远的影响。
  1.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一种研究方法,是“理解生活的目的、价值和人文意义”的尝试,也是“一种人类究竟是什么、能够做什么的广泛观点” [1]。
  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迅猛社会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把人日益物化。在这种形势下,人文主义思潮十分流行。二战后这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和地理学结合,诞生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从整个地理学的发展来看,50年代实证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60年代末一些地理学家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日益不满。因此一些地理学家倡议,实证主义应被人文主义替代,以人及其所处环境为中心,将人作为地理研究的出发点,重视意义、价值、目标和目的等的[2]。人文主义地理学主张人文地理学以人为中心,是人的地理学,关心场所的构建。1976年,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协会会刊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至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入了高峰。
  2.段义孚的生平
  段义孚作为西方公认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的生平又是怎样的呢?1930年段义孚生于天津,后移居国外,成年后在牛津、美国伯克利读书,之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教书。自任教明尼苏达大学,段义孚在地理学界声名鹤起,荣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和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奖章。1998年,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也特意提到了早年中国生活带给他的感受。他注重人性、人情,以人为本,给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理念。在后来的人文地理研究中, 他总以人为本作为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在60年代的逻辑实证革命中,段义孚将人的情感与地理景观的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3]。自此,Yi-Fu Tuan闻名于世界人文地理学界。
  3.段义孚阐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
  段义孚认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两项基本内容, 关于这两个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写了两本书,《恋地情结》、《恐惧景观》。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段义孚所关注的“爱”与“怕”,指日常生活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这些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是合在人性,而不是自然属性。人与地方的情感有很多。面对各类未知地区,人类都会与其产生情感关系,恐惧是最主要的情感。陌生产生恐惧,恐惧则又产生要调节恐惧的心理和行为,在这些行为中又常附有发明创造。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有恐惧感,就越容易相信风水说、风水术。段义孚讨论的人与环境问题很有趣,从身边说起,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贴近,不求高远,但求深省。人本主义一词在地理学界就与段义孚密切联系在一起。
  3.1段义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
  2005年段义孚到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学术报告。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主要任务是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的地位 [4]。他强调人要对世界有所感悟。他的报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在特点上的差异。地方特点可以通过感官来感受到,感受的综合便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强权于自然之上,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人的本性中有热爱自然的一面,也有攫取自然的一面。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分子,人可以从自然中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源,但还要尊重其他自然要素的存在。第三,人类历史发展离不开人的想象力。想象力推动人们营造新的空间场所。他强调:与一些物质文明相比,人类想象力产生的精神文明化对人类发展更有利。在人类精神财富中,有许多人类想象的美好空间和场所[5]。最后段义孚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感悟自然的复杂、精妙
  3.2段义孚所著-《逃避主义》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15部之多。其中《逃避主义》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张春梅翻译成中文,200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逃避主义》一书是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最好的学术读本之一。全书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出他的个人情感、价值观,书中的图片、素材、生活事实也都体现出他对自然、世界的领悟力[6]。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一是自然:严酷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对象之二是文化:城市生活、苛政、宗教禁锢。对象之三是混沌:混沌、不清晰的状态。对象之四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想要逃避的原因是对自然的恐惧、对社会的无法承受、渴望感受真实、对自身动物性的反感。
  4.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受的批评
  人文主义地理学也受到其他学派的质疑、批评。如实证主义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过于主观性,关心的一些东西太琐碎,不注重改善现实世界,而结构主义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将重点放在人身上,扭曲了现,没有考虑社会等因素对个人活动的限制、约束……鉴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种种局限,恩特里金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不能完全取代其他方法,它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强调人文地理学中意义和价值等内容的重要,加强对社会文化的重视 [7]。
  5.结语
  人们将实证主义的兴起称之为一场革命,而当代著名地理学家D.李和M.塞谬尔则将人文主义的流行称为一种再觉醒。人文主义地理学是针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中的弱点和不足发展起来的,其领军人物便是美籍华人学者段义孚。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对某些问题的分析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它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它经常考虑的是具有独特性的事情,而不善于处理社会的大范围问题人文主义学的作用是推进人的发展,它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人的体验和感受。
  【参考文献】
  [1](英)R&#12539;J&#12539;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5.
  [2]于涛方,顾朝林.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5).
  [3]唐晓峰.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J].读书,2002(11).
  [4]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J].地理科学进展,2006(3).
  [5]周尚意.“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纪要[J].地理学报,2005(9).
  [6]段义孚.逃避主义[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7]唐晓峰,李平.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J].人文地理,2001(4).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人物经历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华裔学者多是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有歧视味道。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Tuan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1998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讲稿事后要刊印单行本。此前地理学界只有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历史地理学家D.梅尼(D.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他曾经历日本侵华的乱世。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鹊起。 1973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Cullum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一书中,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宠物”,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power)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Yi-Fu Tuan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约15部之多。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除上面说过的书,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其中《逃避主义》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张春梅翻译成中文,200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有趣的著作给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启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大大小小的事情、观念和经验。段义孚先生思考的中心主题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人类逃避自然、逃避人类自然本质的必然产物。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因为它是以一种最为积极的方式进行阐述的。该书语言新鲜 力,极具创造性,反映了作者绝妙精辟的洞察力。


主要作品


《逃避主义》
作者: 段义孚

译者: 周尚意 / 张春梅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05-7
页数: 327
定价: 28.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43456853


内容简介
《逃避主义》语言鲜活有力,极具创造性,字里行间透射出作者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富于智慧的思想见解。阅读这部作品不但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去欣赏、记录、学习及吸收人类的一切成就,还可以让我们反思万事万物之间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性与对应性,反思生命的意义与过程,从而找到生命的真谛,创造美好的人生。
目录
1·大地/自然与文化
2.动物性/掩饰与战胜
3.人/分离与冷漠
4.地狱/想像的扭曲与限制
5.天堂/真实与美好
注释 263
致谢 303
索引 306

《无边的恐惧》

作者: 【美】段义孚
译者: 徐文宁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页数: 220
定价: 24.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ISBN: 9787301181171


内容简介
本书以“恐惧的景观”为主题,探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恐惧景观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解读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作者所开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的一本代表作。
目录
第一章 序言
第二章 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恐惧
第三章 未成形的孩子
第四章 没有恐惧的社会
第五章 对自然的恐惧:伟大的猎手与拓荒的农民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饥荒
第七章 中世纪的恐惧
第八章 对疾病的恐惧
第九章 人性的恐惧--女巫
第十章 人性的恐惧--鬼
第十一章 乡村的暴力与恐惧
第十二章 城市里的恐惧
第十三章 当众羞辱和行刑
第十四章 流放和监禁
第十五章 开放的圆圈
第十六章 恐惧的过去和现在
注释
《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

原作名: 段义孚
译者: 潘桂成
出版社: 国立编译馆
出版年: 1998
页数: 238
定价: 新台币2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957021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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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8-7 17:05: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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