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编写清末地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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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编写清末地理教科书？
林培英  古籍  2017-07-09
如同其它学科一样，今天的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编写班子都是主编+团队模式，未见个人独著或二、三人合著式。而参与地理教科书编写的人员，绝大部分为大学知名地理学教授或中学地理特级教师，或有深厚的地理学研究背景，或熟知中学地理教育，至少也接受过大学地理学专业教育。而在晚清近代地理教科书刚刚兴起之时，情况可并非如此。在笔者所见到的近70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除一些教科书为机构署名或作者不详外，共有26名独立署名作者。这些教科书几乎都为个人编写或编译，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晚清因为学制仓促改变，各地新式学校一夜兴起，急需大量各学科的教科书，政府无暇对教科书编者资质、编写质量进行审查。谁去编写地理教科书都可以，与出身和社会地位都无关，全凭个人喜好或其他动机。今天回头看那些姓名尚可考的地理教科书编者们，有一些人在编写地理教科书之前就已赫赫有名，也有一些人则因此而走上成名之路。

“一编成名”的张相文

学界公认为我国地理教科书编写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是张相文。张相文于1866年出生，江苏泗阳人。1901年，他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套近代地理教科书《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和《初等地理教科书》（有文字记载，但未见该书），时年35岁。据张相文年谱记载：“两书流行达二百余万部。出于意料之外。海内外谈地理者无不知之。”此后，张相文又编撰多部地理教科书、游记等，并于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被后人誉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地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这都是后来的事。在编写第一套地理教科书时，张相文只是南洋公学的一名年轻普通教员，教国文和地理，同时学习日文。据资料记载，他钻研地理源于在老师家看到一张世界地图激发了自己对地理的兴趣，潜心钻研，此外还受到在南洋公学所见日本教科书的影响。之后，张相文曾在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江苏江北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多校任教，还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对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起步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史地名宿屠寄

屠寄则成名在编书之前。他是1856年生人，长张相文10年，祖籍江苏武进，是在文学、历史和地理方面均有骄人成就，且在官场留下足迹的清末著名学者。屠寄在1909年编写出版《中国地理学教科书》时53岁，已任教职多年。在教学方面，他自1875年开始在乡书院、学堂教书。1909年前，他在多个学堂、书院教授过历史、地理、文学，并且创办过学校。1903年，他受聘去京师大学堂任教，后编写《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在治学方面，1880年就已编撰了两卷文学著作，1875-1892年间作诗208首，1898年开始编著蒙元史学术著作《蒙兀儿史记》，其中的《地理志》，对蒙古地理进行了考释。1899年3月他主笔撰写《黑龙江舆地图说》，被誉为“黑龙江历史地理学中的杰作”。在从政方面，1892年春，屠寄就已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工部主事。1896年至1899年，在黑龙江担任舆图局总办，主持测绘工作。1905年，担任浙江淳安县令。《中国地理学教科书》是屠寄唯一一本为中学撰写的教科书。据屠寄记述，他编写地理教科书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求，当时“国家兴立学校，颁发章程，自小学至中学，列地理一门于普通必备之学科中……然此学教科之官书尚未编定”。虽然只写了一本中学地理教科书，但分量很重，长达400多页，融入了屠寄多年的教学和治学的经验，是研究我国清末地理学发展和地理教育宝贵的原始资料。

多产作家姚明辉

在晚清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的编者中，姚明辉属多产作家。他是上海南翔镇人，1881年出生。笔者经眼过他编写的地理教科书有《本国地理教科书》（三卷）、《高等小学地理课本》（二、三、五、六、七册），他同时编写配套的《高等小学地理教授本》八册九本；民国时期，他还编写了《中华民国高等小学地理课本》、《高等小学新地理教科书》、《高等小学校教科书中华民国新地理》、《中学新地理世界之部》等多套地理教科书及教授书等。1901年起，姚明辉任上海澄衷学堂教员、教科书编纂员。1904年起，历任上海南洋中学和龙门师范教员，兼中国图书公司地理编审员。照此推断，1906年出版《本国地理教科书》时，他应该是在南洋中学或龙门师范任教，时年只有26岁，可谓初出茅庐。后来，姚明辉又历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地理部主任、教授，兼宁海师范教员、江苏省立苏州、扬州、淮安等地师范学校校长和筹办员，成为一名教育家。姚明辉也出版过非地理教科书的著述，但就笔者所能查到的资料，这些著述都晚于1906年，《本国地理教科书》应是姚明辉编写出版的第一套教科书。姚明辉曾与张相文就地理教科书之事有过交往。张相文曾回忆自己编辑出版的《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然书实浅略，且有误处，上海姚孟曛(明辉)君为作正误一编，与书并行。文字因缘，良可感之。”

职业编辑群体

有几位作者是在出版机构的编辑任上编写地理教科书的。一位是谢洪赉，他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28岁时就编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地理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1904年出第2版。后又陆续出版《最新地理教科书》、《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高等小学最新中外地理教科书》、《中外国地理教科书》等。追溯谢洪赉经历，他成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中英文教育。1895年，他受人之邀到上海中西书院管理图书，并协助编辑事宜；1897年，进入刚刚创建的商务印书馆；1898年，25岁的谢洪赉利用自己出色的英文修养，编译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部出版物──英文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进阶》，销量很好，为早期商务印书馆掘得了“第一桶金”。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任上最大的成就，即是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其中包括前述几本地理教科书。

在编辑职位上编写地理教科书的，还有后来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他是1886年生人，原籍浙江桐乡。1906年出版《本国地理》，这是他个人编纂的唯一一本地理教科书，当时他因抨击时政遭通缉，刚从汉口逃到上海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这之前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后以出版为主业。他本人倾向革命，提出过积极的教育主张，在民国成立当年即组建了近代史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华书局，成就显著，影响巨大，被誉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但与地理联系的，只有他早年（20岁）时撰写的《本国地理》一书。

谢观是江苏武进人，1880年出生，1911年31岁时编纂出版《简明中国地理教科书》上下册。谢观有两次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经历，此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按时间推算，当时他应该正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民国后，谢观又独立或与人合作，出版《共和国教科书外国地理》和《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地理》，均为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务之作。谢观的地理知识来自早年遍读家庭所藏地理图书，父亲对舆地学颇有研究，影响了谢观的早期职业生涯，也是清末众多地理教科书编者中少有的具有地理学（舆地）教育背景的人（虽然为家学）。但谢观的家庭另有前辈精通中医学，受此影响，他的后半生专事医学，设诊行医，撰写医学专著，成为著名的中医。谢观在编写第一套地理教科书前，也在学校短期任教并任过校长，他还曾考入过大学，是苏州东吴大学的肄业生。

此外，还有管圻1907年在乐群书局参与编纂初等小学各科教科书时编辑出版《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新教科书》上、中、下三册；邵羲1906年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兼任会刊编辑员时翻译出版《地文学问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人都曾参与政治活动，是清末的政治人物和地方精英。

归国留学生群体

邵羲还曾留学日本，《地文学问答》的出版还与此背景有关：“近日地理之书译者甚众，惟地文学则阙如，以斯学属于科学之一种，非若普通地志之易知也。然地文地理为天然之科学，凡研究科学者，不可不先求诸地文学，故亟译之以飨我国学界。”归国留学生，也是清末西学东渐大潮中近代地理教科书编写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以借鉴日本地理教科书编写者居多，如陈乾生（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1901年曾留学日本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1902年编译出版《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夏清贻，早年留学日本，肄业于早稻田大学，1901年编撰出版《普通地理读本》，同时还编撰历史教科书，曾在学校任教，但教授的科目是乐歌，并被誉为我国“音乐教育先驱”；吴启孙，晚清著名学者吴汝伦之子，曾留学日本，编译出版了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矢津昌永所著的《世界地理学》；侯鸿鉴，近代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编译出版了《中等地理教科书》。

除了留日者受日本地理教科书影响外，同期还有留美者翻译或编译地理教科书，传播西方地学思想，如翻译家奚若，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曾留学美国，1907年与人合作翻译忻孟（美）所著《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据说在当时发行很好。翻译此书时，奚若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有人因此称其为“地理学家”，但因奚若除地理教科书外，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教科书，所以称其为“不可多得的翻译家”更为恰当。

清末地理教科书的署名编者并不多，但仍因资料有限无法一一详述。清末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功名在身，这些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编者，出于不同的动机，集个人智慧与出版机构之力，翻译、编撰出各种版本的地理教科书，致力于向国民传播新的地理知识，构成清末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独特图景。这些地理教科书有些影响甚远，有些昙花一现，但都为当时启蒙国人地理知识、提高国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素养、激发国人爱国之心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流传下来的地理教科书，也成为后人研究近代地理教科书发展的宝贵财富。



张相文（1866-1933）


屠寄（1856-1921）



张相文:中国近代地理第一人 首创"教科书"一词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2-02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 ... ntent_18993084.htm?
　　2009年9月28日，天津市教育、科技界举行了中国地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中科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题词“天津——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祥地”，而中国地学会在津成立百年纪念碑，已经选定地学会创会原址附近的海河耳闸公园内，预计年内建成。
　　1909年9月28日，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张相文被推为会长。中国地学会的建立，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它是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也是我国早在清代末期建立最早的三个学术团体之一。
　　1909年，43岁的张相文爱好研究地理已经15个年头。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后，张相文因痛惜清政府将宝岛台湾割给日本，开始关心地理。他从西方地理论著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地理的新知识，因而对中国传统旧的舆地学感到厌倦。1899年，张相文到南洋公学任教，讲授中国地理。从此以后，他的主要精力便放在从事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到南洋公学任教第二年，将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编著了两种地理课本：《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两本书的畅销出乎张相文本人的意料，印刷达两百万之多，海内外关心地理学习的人士几乎人手一册。
　　“教科书”一词也为张相文首创。张相文曾著文说明：“教科书之名词现已普行于学界，然出现于中国则自余之《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此后，张相文出于教学需要和自身兴趣，又相继编写了《新地文学教科书》和《地质学教科书》，同样畅销。
　　在其编著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张相文设计一个名叫“勤学”的小孩儿，随父亲游历山川城郭、海内海外。遇到不明白的事儿，勤学边游边问，父亲则随问随答。一问一答之中，就把地理知识传播给读者。这种课本的编写形式，在此后的科普作品中屡见不鲜。
　　1908年，张相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著作《地文学》。《地文学》是张相文的代表作，附有中西对照表15页，彩色地图10余幅，插图80余幅；内容分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5篇。《地文学》的内容，很重视实用。编写自然地理联系实际应用，在欧美诸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注意到的，而张相文在清代末期即注意到，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第一个地学研究团体
　　20世纪初期，张相文已经研究地理十余年。这时候，他感到一个人研究地学能力精力有限，因而想联络国内地学人士，相互切磋，以期“集思广益”。张相文同时期望创办地学刊物，将大家的研究心得，公之于众，以促进国人地学水平的提高。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相文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任校长，计划创建地学会，不顾好友张謇劝阻，毅然邀集白毓昆、张伯苓等及教育官员共50余人，于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190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成立“中国地学会”。在成立大会上，张相文被推为会长。
　　宣统元年八月十七日(1909年9月30日)《大公报》“开会纪闻”的一则短讯曾记载：十五日(即公元1909年9月28日)下午2点，中国地学会诸同人在河北第一蒙养院内本会事务所召开初次大会，到位者五十余人。会议公推投票决定：(一)总理傅增湘；(二)会长张相文；(三)编辑部长白毓昆……
　　有研究者根据资料推测，中国地学会的旧址应该在天津美院院内。据《天津政俗沿革记》的记载，“河北第一蒙养院”指的是设在窑洼的北洋官立第一蒙养院。北洋官立第一蒙养院1914年时被当时的天津县教育主管部门划归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作为该校的教学实习基地。而中国地学会总理傅增湘长时间兼任女师校长，会长张相文、编辑部长白毓昆均同时为女师的地理教员。另据专家鉴定，认为中国地学会成立时的照片背景楼与天津美术学院原16号工字楼(已于1980年时拆除)十分贴近，也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中国地学会成立旧址很可能就在今天津美术学院院内。
　　首次提出“秦岭—淮河”分界线
　　张相文在1924年发表的《佛学地理志》中，明确提到了秦岭—淮河分中国为南北。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问题。
　　张相文在《佛学地理志》中将中国分成六大部：“曰本部、曰蒙古、曰满洲、曰新疆、曰西藏、曰青海。本部之地，或称禹域，亦曰汉土。……就自然形势，分南北中三带述之。北带，即黄河流域。南凭北岭、淮水……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之正干，而为南北之界线。”这里已经明确说出淮河为南北之界线。
　　有研究者提出，1912年出版的《新体中国地理学》一书，对于秦岭—淮河这条线的记载要早于张相文的《佛学地理志》。书中是这样说的：“南北二岭，横绝域中，划为三带。黄河、扬子江、珠江三巨川流贯其间。北岭淮河以北为北带，为黄河流域……”后经证实，说是这本书主要是参考张相文的地理教科书而作。而张相文依旧是最早提出“秦岭—淮河”分界线的第一人。
　　链接
　　张相文(1866—1933)
　　字蔚西，号沌谷，江苏省泗阳县人。他自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即从事地理学的教学、研究和著述工作，并创建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和第一种地理学术期刊《地学杂志》，推动我国地理学发展达二三十年之久，为20世纪我国第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
　　《地学杂志》
　　1910年2月(宣统二年正月)创刊。开始时在天津出版。1913年1月始移到北京。编辑白毓昆、张相文。最初全年出十册，后来改为月刊。1924年仅出秋季刊。1925—1927年间末见出刊。1928年起改为季刊，直到1937年仍在出版。早期出版的《地学杂志》，用有光纸单面铅印，线装书形式。后来才改为白报纸印刷。事务所曾设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
　　该刊第一期刊有中国地学会简章，声称：“本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不涉范围以外之事。”该杂志通过对祖国地理山川的介绍，隐喻清政府的丧权卖国。又配合边界交涉事件绘制相应地图，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栏目有：论丛、杂俎、内编、外编、说郛、邮筒、本会纪事、绍介图书等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作“民国八年十二月休刊”，误。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均藏有部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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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科书：“民间本”与“国定本”之争

原创： 毕苑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中国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诞生，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所编的《蒙学课本》，因其体裁开始模仿西方课本，以生活中最易接近之物安排内容，不同于传统教本。

有人认为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教师所编的《蒙学课本》。1898年8月，举人俞复、裘廷梁会同友人丁宝书、吴稚晖等创办三等学堂，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成《蒙学课本》。该读本被誉为“我国自有教科书以来之最完备者”。

还有人认为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它由上海顺成书局印行，由该学堂首任校长刘树屏于1901年间编辑而成，部分涉及到现代政治、经济常识，引入了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

还有种种，不一一列举。但在笔者看来，现代教科书的最低标准是分科设学和学级制度，故而它们都不算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诞生

“蒙学教科书”由文明书局1903年后陆续出版。书局创办于1902年，恰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的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因此这套书被称为“蒙学教科书”。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是《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他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他编纂了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丁福保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毕业于法政大学，曾赴日本留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的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袁世凯在保定开办的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另外，“蒙学教科书”还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代，“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

第二，“蒙学教科书”的编纂较多效仿了日本教科书。

文明书局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汉译日本书籍在中国流行之时。从教本内容表现来看这个特点十分明显。《蒙学动物教科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

第三，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蒙学教科书”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推动传统知识体系的更新，促进了中国人近代常识的建立。

自然科学教育是蒙学的基础，是培养理性观念和逻辑思维的第一步。“蒙学教科书”有笔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学等几种，其中《蒙学笔算教科书》对以往算术书的教学次序加以改良，32课课文含括加减乘除和简单的四则运算，知识设计合理、简明得当。相比“三字经”中唯一一句算学知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囫囵模糊，何者能够培养儿童牢固的数理基础，不证自明。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它承担着传统“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使儿童了解科学知识、建立科学观念的重任。《蒙学格致教科书》共8章，每章约6课。第一章总论，第一课就是“释格致”——“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曰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曰实验。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

把“观察”和“实验”作为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方法，这个见解颇有深度，当是一大进步。

总论之后，各章分别讲解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和气象学等内容，基本物理现象均有涉及。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儿童，可谓破天荒头一遭。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具有的知识，也是与“金木水火土”思维不一样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培养科学意识的同时，“蒙学教科书”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世界图景。

传统私塾教育不仅没有声光化电常识，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生理卫生等知识，也多半被看成正经学问之外的“野狐禅”。这不仅压抑了儿童对于草木鱼虫的天然兴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识。

而销售良好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初版2年多就订正发行了8版。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儿童一定惊叹于各种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动物，满怀兴味接受各种分类和概念。这部动物教科书还有一大特点是插图丰富准确，其中一幅草履虫结构图，百年之后在我们今天的中学动物教科书中，还能见到它作为原生动物的代表。

后来居上者：商务版“最新教科书”

在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崭露头角之时，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正从一个印刷机构向教科书编撰出版机构转型。1904年后商务推出一套“最新教科书”，因为如下多方面因素，很快成为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宠儿，影响远远超“蒙学教科书”。

第一，紧合学制。“最新教科书”包括供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用三类，与“癸卯学制”的学级划分相称。按照教育史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中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

“最新教科书”编辑周详。它在“编辑大意”中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这种形式开启了近代中国教科书编辑的新形式。

“最新教科书”还编排了各科配套用书，包括“教授法”和各类挂图，与教科书同时发行。“教授法”即今天的教师用书，它讲求教学方法，重视知识背景之完备。比如，历史教科书配有“东洋史要地图”——包含22幅历史地图的小册子。该图册已非手绘，而是现代地图制作方法，标有比例尺和经纬度，符号标志基本符合现代规范，比同时期的地图更精准清晰。

第二，谢洪赉的贡献。谢洪赉，字赍侯，号寄尘，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基督教神职人员家庭，熟读四书五经。1895年后在上海中西书院教学，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多种教科书。

谢洪赉的贡献首在翻译英语读本。他译介了著名的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为商务教科书赢得了名声。他还说，“印度广学会另印读本一种，计五帙。不称Reader而曰Book，大致与前者相仿。惟所选之料不同耳。海上市肆今罕售者。”从“Reader”到“Book”的变化证明了英美学校教学正在经历从读本到教科书的转变，作为“Text-book”的“教科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中国的。这个发现是谢洪赉对近代教科书诞生所做的重要贡献。

“最新教科书”系列中谢洪赉参与最多，他编纂、编译及校订了地理、地质、理科、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等科目。

他在所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说，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始悟四洲”，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州、南北亚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

《瀛寰全志》内容丰富，重点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宗教、商务、交通无不叙述有章、要言不烦；该书尤重考察“国政”，对于一地之国家、政体性质均有论述。它还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它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该书初版于1903年，这些洞见不但超出同时代教科书，即便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也别有锋芒，值得珍视。

他更大的贡献则在于普及自然科学常识。笔者认为，谢洪赉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最为流畅精彩的是《最新理科教科书》。

“理科”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包括了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这样一部教科书对于编者的要求极高，因为只能“编纂”，无从“编译”。如此丰富的科目门类，由它们连缀成的教科书今天阅读起来竟如行云流水一般，过渡自然，难易合理，知识贯通。课文开篇以早春的“梅”把学生带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绍“菜”、“蝴蝶”和“豌豆”，然后小结“花与虫及风之关系”，巧妙地把自然常识熔为一炉。在介绍一些粗浅的动植物知识后，以“动植物之异同”一课联络这两大门类，说明世界万物生态循环的紧密关系。再例如，介绍光学原理时，以眼球构造相比喻，兼说明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用。如此种种，引人入胜。

谢洪赉编译的中学用书则更能体现他对引介西方“科学”的重视。比如地质学，谢洪赉认为地质学不是西洋独有，禹贡开创的中国地质学渊源久远，但历史的流变使它“杂以荒唐之说”，使今天中国人不明“天地间成毁之枢机”，“瞠乎无所闻见”。所以他编译美国人赖康忒（Joseph　Le　Conte）的地质学著作为中学课本，希望“予人以科学知识而唤醒其考察之习惯”。

第三，海外影响。“最新教科书”的影响不限于国内，它在当时就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

在华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开拓更广泛的事业，在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它的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用一个专栏报道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认为这些教科书“将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则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

商务印书馆和它的“最新教科书”以其超群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时代”。甚至可以说它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起点。

姗姗来迟的“国定本”教科书

当江南地区民间出版业博兴，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拳头产品已经迅速占领市场的时候，清政府才反应过来，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东亚普通读本》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中国近代教科书诞生初期一部稀见的中日合编教本，也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国定本”教科书。该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藏。这部读本只在台湾学者司琦教授主编的《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中有介绍。

该书为线装，封面整肃庄严，写有：泰东同文局撰；大日本国勅任贵族院议员/大清国钦赐二等双龙宝星伊泽修二监修；大日本国泰东同文局前协修/大清国京师大学堂教官江绍铨校补；大清国直隶学务处督办/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阅。版权页上注明著者是伊泽修二，泰东同文局发行，印刷于东京。封底写有“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刊行”，以及“书经存案不许翻印”字样。

书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每卷前饰以龙云花边的“圣谕”，说明该卷主旨，例如第一卷圣谕“孝顺父母”，第四卷为“教训子孙”。各章前均配有插图。十六章题目分别为：孝行、友爱、妇道、勤学、立志、交通、勤勉、节俭、廉洁、诚实、仁慈、忍耐、谦让、忠节、智识和刚勇。每章内容都包括叙论、嘉言和懿行三部分，依次诠释说明该章主题、选辑经典中有关语录名言，以及选录古今圣贤行为。

以第一章“孝行”为例。叙论先讲父母养育之恩，然后阐发“孝为百行之首”的道理，并将孝分为属于父母者和属于其身者两类，以孔子、曾子之言为代表，说明孝包括事父母和立自身两方面内涵。关于孝道的嘉言，是从《孝经》、《礼记》、《论语》、《诗经》、《中庸》和《大学》等典籍中选取。至于古今圣贤懿行，则节取《史记》等典籍中有关虞舜、曹娥等42例事迹。

这套读本以日本学者伊泽修二的编著为基础。伊泽修二早年曾赴美留学，甲午战后出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和日治初期对台湾近代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20世纪初，时任日本文部省编译官的伊泽修二和来访日本、积极引进日本近代教育体系的中国学者罗振玉有过不少接触。伊泽和罗振玉“详论译书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译印教科书，而定版权之法制”，伊泽多次表达两国合作、帮助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他还告诫来访的罗振玉，中国编教科书“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将来中学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

当时很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来访中国官员的建议，都是以尊崇儒家教育为宗旨。清政府学习日本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从《东亚普通读本》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体现了伊泽修二和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共同意愿。就在该读本出版的同年，伊泽修二所著《教育学》被翻译为中文，同样由东京的泰东同文局印行。

中方阅稿者为时任直隶学务处督办的著名学者、教育家严修。他1902年、1904年两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被袁世凯由贵州学政提任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在督办任上校阅了此书，还筹设开办了今天南开大学前身——私立敬业中学堂。该读本出版当年，他又在袁世凯举荐下就任学部侍郎，施行新教育改革。

校补者江绍铨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后因创办“中国社会党”而留名于史的江亢虎。当时他年方22岁，已学习日语并两赴日本考察政治，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校补此书时，他正担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员。此时他已开始从一个维新勇进之士转向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大师”。

著作最后告示本著同时在日清两国发售，书后所附众多的发售地说明该书在中日两国有较广的销售范围。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民间本”和“国定本”之争。

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颁布，近代学制建立。清政府着手规划各项文教政策，包括制定新式教科书的编审制度。时有“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类意见：“国定制”以前后两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和张百熙等官员为代表，认为学堂教科书均“急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审定制”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指出“官编课本未能尽善”，应该允许民间纂译课本，但需呈请学部鉴定。通观晚清时期，中央政府虽然力图实现“国定”教科书目标，但受各种条件所限，实际实行的是并不严格的“审定制”。

据统计，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宣统元年、二年（1909/1910年）间，学部编译图书局共编纂或改编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93册，编译图书局总揽其编纂、印刷和发行。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组织较有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发行。由于总量不多，存留于世者较为稀少。今天教育史研究者可见的“国定本教科书”，一般即指学部所编教本。这部《东亚普通读本》初版于1905年四五月间，此时教科书的编审职能正由京师大学堂向新建立的学部过渡。成立于1905年底的学部不曾参与读本的编纂校补诸事，诸务皆为京师大学堂主持。这部读本无序文、无编辑大意、无凡例、无章节、无目次，处处体现尊崇“圣谕”，其“国定”色彩比几年后学部所编教科书尤为强烈。

作为“国定本”教科书，不论《东亚普通读本》还是其后学部所编教科书，相比同时期民间教育界和出版界推出的教科书，都是大大落后。它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识，各章主题之间缺乏逻辑、不讲衔接，内容和体例都表现出落伍与傲慢。它也多重复传统教化、强调遵从清廷的等级尊卑意识。包括其后学部编纂印行的教科书，皆因内容不完善、印刷质量差、独断市场滋生腐败等弊端而饱受陆费逵、严复等学者和《申报》等舆论界批评。这部京师大学堂主持的“国定本”教科书，就其传布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来看，恐怕连被批评的资格都够不上，它很快在教科书市场上消失湮灭了。

从晚清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开始迅速壮大的民营出版业，到1906年已是十分壮观，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民营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文明书局、小说林、广智书局等22家。民营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其中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5册，为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时中书局三家所包揽：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文明书局（初级蒙学修身学等30册），时中书局（普通各科教授法1册）。

尽管清政府选派优秀学者、规划有利的销售渠道，但由于其教育理念和知识结构落后，“国定教科书”最终写下一个失败的结局。承载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民间编纂的教科书，它们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迎合了新教育转型的方向。民间自由编纂教科书、出版社相互竞争的传统基本上持续了整个近代时期，显示出蓬勃和活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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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中国地学会与科学地理的构建（1909-1911）

谢皆刚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iMjJmhOzXpmB67Sh#rd  2016-12-12


摘要：
光宣之际新学萌发，旧学陵替，构建新知识成为学界当务之急。中国地学会舍旧谋新，倡言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此，其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以植学术根基。基于新学眼光，中国是科学方兴的后进，引入东西学理是迎头赶上的前提，地理又是地域性较强的学科，借助外来基本原理与方法解释中国材料是发展学术的必然之路。囿于时代与出身，学会同人在讲求科学新知的同时，仍然深受固有学术的影响，试图以西学地理系统条理中学，贯通中西建立中国地理学统系。学术内外种种因素的叠加，致使科学地理的构建举步维艰，终因时局的变动而中止。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杂糅，各家观念歧异，竞相争锋。光宣之际新学渐有一统之势，然而中国科学方兴，学理尚极浅显，趋新者以鼓吹新知、构建科学为己任。乘势而起的中国地学会，以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号召，几乎将新学地理名家尽数囊括，成为新学地理的旗帜、专门社团的代表。其构建科学地理的努力，是清季少见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建设新知识的行动，对中国地理、学术的发展与流变有重大影响。
　　
既往学界对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已有所关注，但受派系眼光及研究观念的限制，认识相去甚远①。且大都关注中国地学会引入科学新知的一面，对其深受传统观念与行事影响，追求专门、古雅的另一面取向，以及为挽国难致富强，以学术研究参与时事时政，少有注意，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地学会在华洋新旧学理、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纠结与挣扎。本文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将其置入近代中国华洋新旧杂糅的历史现场，全面考察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的事实，尽力理解前人意图，体会前人创业的艰辛。
一、调查为基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争锋，如何取舍至为关键。趋新者认为中学不足以应变局，倡言“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智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智识”②。日俄战后，时人深感日本对中国持侵略主义，忧虑新学步趋日本，称“故人而无精神上之独立，则人将非人；国而无学问上之独立，则国将不国”，若早得教育、学问的独立，“日本人虽有野心，奈何我国人”③。光宣之际，以“留学东西毕业专门者，及毕业本国高等以上学堂者”④为主体的专门学者群体形成，科学学会蜂起，构建新知识的条件初步具备。
　　
新学地理学者组建的中国地学会，认为人类聚族求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故疆域随民族的盛衰而盈缩，“然溯厥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近世以来中国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今日地理虽为学校重要学科，学者兢兢业业，“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但相比西人调查水陆要地“以资生利用者”⑤尤不足言，以致出现“近世地理诸书大抵译自外国，凡外人之所述者，则复冗无节；外人所未述者，则漏略弗详”⑥的尴尬局面，亟需调查兴学，以竞争求存。
　　
其时，在国人的认知中不仅地理，“西人各种事业皆以调查为起点”，甚至“俱有一种调查之学问”，“至于各种专门学会及一切企业会社，尤以调查为专务焉”⑦，因此朝野各方热议调查。中国调查方兴，只能通过外人调查了解自国，国人痛言：“鄙人有心于蒙古久矣，寄居异国，不能身入该地，从事调查，而又鲜国书参考，苦极苦极。不得已功课之暇，访问游蒙诸日友，及涉览外人之著作。”⑧而外人在华调查，限于中国地大，又有种族、语言、时间、交通诸多不便，范围有限。来华调查的外人抱怨：“盖外人旅行于中国内地，甚为困难。所可调查者，仅沿官道一线，及其附近之地而已。”且调查者又非必为专家，“其所报告大抵据土人传说”⑨。欲以此为基础构建科学地理显然不够。中国地学会认为中国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调查全国仅靠个人力有不逮，政府又不作为，惟有合群分测，因此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为推行调查，会所暂时设在天津，日后拟在京师设干会，各省设分会，由此推及各府州县，以方便调查。
　　
中国地学会重视调查，学术外兴学战保利权亦是重要考量。海通以来西人屡屡来华调查，“北自天山，西北至卫藏，东南际海，中国官吏，或有未至，欧人之车辙马迹，已无不交错于道”⑩。光宣之际，国势愈衰，外人来华调查几无忌惮。1909年6月21日，舆论报道入藏外人“无一而非野心家也”(11)，西藏不亡何待；6月23日，又谓日本政府数年来派法政学生赴中国调查，福建两广云贵皆已完成，“以视我特设之调查局其呈功为奚若也”(12)。外人屡屡入华调查，国人则因地理不明，内政不修，外交失利，趋新国人呼吁“非正疆域无以策治理之方，非勘边界无以戢侵越之渐，非悉险要无以筹攻守之法；(13)。随着地方人办地方事的地方自治主义兴起，各地纷纷设立调查会，调查本地各项事业，助力官绅办事。缘此中国地学会定调查兴学、资益内政外交为主要事业。
　　
西人认为，地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之一是拥有专门报刊。甲午战后国人兴学会办报刊，倡议维新与新学，但多政论少专门。1910年前后，舆论认为专门报刊与学术关系甚大，“盖实业专门之学日盛，则其报日多，报日多则实业专门之学愈盛”(14)。中国地学会在发起时，即将编辑杂志列入章程。正式建立后，选举有编辑部长、编辑员。1909年10月3日，其自承应办事项甚多，暂时因经费支绌未能全部筹办，先按期出版杂志作为交通联络的机关，编辑由会员尽义务，印刷费则由张相文垫付，又预定下次会议筹议“发行杂志办法”，审定“调查册式样及条目”(15)。
　　
1910年3月1日，中国地学会正式出版会刊《地学杂志》，作为学会内外发表研究、交流学术以及推行全国调查的交通联络机关。《地学杂志叙例》写道：外人游历我国，辄就调查编著图说，“阳以饷其友群，或转而溉其馀沥于我国”，国人游域外，对彼邦“则耳熟焉而未能详也”。域外且不论，国内“间有之亦略而弗瞻，否则十年数十年以上之陈述无当于目前事实，否则日记月报一见再见而弗能为继，否则偏隅撮壤传闻异辞而未窥乎全局，皆非所以观变迁审形势也”。人类合群居住“竞争应事而生”，为唤醒国人特办刊，“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内容注重民生、物产、疆域沿革，“国际为尚，教材次焉”(16)。其后，中国地学会发布启事，谓政学军商各界君子有调查所得、见闻所及，请予赐稿，“以期互相研究交换知识”(17)。
　　
《地学杂志》出版后各界对其甚有期望，舆论称世界进化需要专门人才愈多，“假令承学之子咸知自奋，则专科杂志之出也，适足以投其所好而已”。中国地学会诸君共同努力，“至吾国地学之发达，吾亦将于是杂志之风行卜之矣”(18)。会员马登瀛、贾树模希望其能一扫中国地理学界的弊病，声称地理为施治基础，“且非知其最近情形不能应用。而吾国地理学图书或取材古籍，或则恃外国之本，实不免明日黄花及以讹传讹之弊。自有此会会员各尽调查之义务，有《地学杂志》以报告全国，从前之弊可一扫而空矣”(19)。

中国地学会虽极力推动国内调查，但经费匿乏，维持会务所需的每月200大洋，尚需张相文补贴，调查计划举步维艰。1910年5月8日，中国地学会总理、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致函各省提学使，称地理涉及甚广，“非联络各省各属不足以广调查”，今就《地学杂志》“以为交通之机关”(20)合力调查全国，并意图通过销行杂志，获得维持会务与推行调查的经费。然而《地学杂志》是受众有限的专门杂志，获利维持会务尚且勉强，求其用于全国调查，不啻杯水车薪。1911年3月20日，中国地学会禀请直督陈夔龙出面筹款，称调查全国、编印杂志“挹注为难，故东西各邦皆由其国家主之”，今日国家财政支绌，“拟即普告海内名公巨卿、通人学士量力捐助，请大帅登高而呼”，“异日地学昌明与世界各国争先并进，皆大帅维持之力也”。陈夔龙批示：“由本大臣捐助银圆伍百元，以资提倡。”(21)
　　
中国地学会调查计划难行，除经费外人才缺乏亦是重要原因。其时趋新人士多为旧学出身，通过杂志、译书改宗西学；留日者则多为速成师范生，未经过专业训练又缺乏仪器，期望有成不亦强人所难。《地学杂志》刊载的会员调查报告，仅有张相文《大梁访碑记》《粤西琐谈》《冀北游览记》《滦阳纪行》《豫游小识》，英华《关外旅行小计》，马登瀛、贾树模《新疆行程记》等寥寥数篇。考各家作文目的，以文学知名的张相文主要是仿古与回忆旧闻，英华为病后散心，马登瀛、贾树模因为有事于新疆顺道而为，既非以调查为目的，又未进行实测，皆重文采轻专门，未脱固有游记的窠臼。1930年代，张其昀尚谓：“地理学固有赖于游历，但世人所发表之游记，其足称为地理著作者实甚少。余曾言从前游记之体，每重文辞之美，留连光景，低囘陈迹。是其所长，而今日学术之所尚则异焉。”(22)
　　
中国地学会的调查计划搁浅，致使《地学杂志》所载调查报告多系译文，详外略内，兼且国事艰危，救国迫急，欲实行调查，时间难裕，只能采用旧有，其痛批的“略而弗瞻”、“陈迹”及“传闻异辞”等弊病自然难以避免。章太炎指出清季学术详于域外略于内政：“在清末叶，国事纷扰，外侮日迫，有志之士，欲唤醒国人迷梦，故对于域外记载，不厌其详，其流弊至使内政要点，处处从略”(23)。中国地学会会员苏莘论调查全国，“以土地如此之广大，实测者百什不及一”，必须“分省分道分县实行调查”(24)，并有强大的人才、财力支撑，然而中国二者皆窘，调查难行。
二、引入学理
中国地学会建立时中西学术易势，早在1906年2月，在华传教士已感受到中国的变化，谓：“时至今日，华人之讲求洋务者众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者亦日益多。”(25)西学的引入较西法又少政治等各种障碍，时人指出“惟学科之研究，器械者也”可以移花接木，因此学术的引入“交易之性质耳，无所谓权利于其间也”(26)，而欲谋学问独立首先应引进学理作“根本之改革”(27)。中国地学会认为地理旧籍不足用，科学还处萌芽时期尚极幼稚，引入东西学理是构建新知识的前提。其时，国人对此多有认同，雷铁崖称：“中国数千年来安于旧有学识，方自得为文明大国。今日欧潮东渐，民智渐开，乃觉人之文明优于我，我不追风步影，以求其可立于竞争之地位，则必归于天演之公理，此近日吾国民之心理也。”(28)
　　
中国地学会规定《地学杂志》刊文以国际为尚，意欲引入外来学理，兼通中西。纯粹学理代表学术的高度与成就，又是致用的基础，成为中国地学会输入的主要内容。引进外来地学学理，自以西洋为首选，若德国自然地理、法国人文地理、美国气象学之类。然而是时中国尚无在欧美学习地学回国的留学生，国人通西文者又无专门知识，求其做纯粹学理的翻译显然为难。中国地学会只能将名誉赞成员德瑞克在学会的演讲，以《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为名刊发，聊胜于无。其称中国地学“古有发明”，因未被学者列为专科研究“故后世卒鲜进步”。当今地理范围极广，关系各科甚深，研究地理学“须先明与地理关系最切之地质学”，盖地理学以考察山脉、海洋及生物分布为主，“而其生成及作用”无不关系地质学。至于讲演的来源：一由实地考察所得，一就地质学学理推断而来。此前中国锁国，旅行求学者绝少，故地理学不发达，现今中国地学会提倡实地调查，各处情形不难明白，“况地质学精则山海之成因，生物之分布，皆可推覆而明其故。地理之进步，不难一日千里矣”(29)。
　　
德瑞克的讲演外，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之子，其时刚从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张星烺，翻译美国唐雷《地轴移动说》。文章以抽象理论解释现实中的国界争端，指出地球有绕日、自旋两种移动。自旋带来的极点变动、纬线变迁，导致国家边界改变，极易引起国际争端。美国与加拿大边境有一段以北纬49度为界，若发生边界争端，“必因实测之纬度，生出许多纠葛，可预言也”(30)。而其移动的规律，因地球“质体”不一，不能拘于一说，至今未有定论。由石焕如自东文转译的《人类起源之时代》，则是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宾古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说，内容主要是提倡综合各学科研究人类的起源(31)。
　　
西洋学理的引入因地理距离与语言的隔膜受阻，但中国地学会多有留日、知日的会员，熟知东京地学会及其会刊《地学杂志》，所以引入的学理大体为东学。时人亦称：“世界文化最高之国，无过于英法德美奥者。而东方新兴之国，厥惟日本。”(32)中国地学会编辑员史廷飏翻译中村清二的《极光之成因》，此文认为从极光的地理分布来看，距离地磁极愈近愈多。其出现的频度与太阳黑子的活跃度有密切联系，“黑点多时极光亦多”，且周期皆为11年。最后中村指出：“盖所谓极光者，即空气上层极稀薄处所存之一种真空放电也。以真空放电之故，而使地磁气变动，又使大气发光。极光之现，实由于此。”(33)
　　
1910年5月28日，《地学杂志》刊发可权译佐藤传藏《冰河原始论》，指出冰河期的生成，前人“或谓当归于天文学者，或谓当归于地理学者”，今世学术进步，兼其两说，“且有确凿之证据，是亦一快事也”。过往诸说无足取，其可信者如克罗尔的说法，根据有二：“一地球轨道之变化，一春分点之前进。”就地史来看冰河时代的中间，“似有消长痕迹，是必其时有一定季候，因间歇而生成者”(34)。

中国地学会认为地理不明，每致交涉失败，丧权失地，欲研究地理以保利权，因此对涉及领土的新学理极为敏感。而此类问题亦是国人与舆论注目的焦点，典型的如飞行器，得到各界的关注与舆论连篇累牍的报道。《东方杂志》称飞行器开启了战术革命，欧美各国无不力求进步(35)。军咨处会同海军处、陆军部通告各省，轻气球各国应用已久，“颇得效力，现拟先于全国陆军添备交通专队”，并着各省访查保送“曾在外洋习练熟谙此项制造运用专门人才”(36)。中国地学会从地理专门视角，重视随飞行器产生的空中领土论。1910年4月29日，《地学杂志》刊载《飞行器与空中领土》指出今日英美德法日均设有飞行器研究会，随其产生的领土问题，得到国际法学家的关注。若以飞行器“可得升上之范围”为领土违反国际法，“故领空之范围随飞行器之进步早晚必得有确定之一日”。现今各国热心研究“空中领土可得侵犯与否”(37)，以维护国权，中国亦不可不早作准备。稍后，輿论呼吁各国抢占空权，中国却茫然无知束手待毙，“恐大陆瓜分之局必一变而为空中瓜分之局，言念及此可为寒心，吾愿我国民勿以此为怪诞，勿以此事为夸大”(38)，与地学会不谋而合。
　　
中国地学会援引外来学理，发达学术外力求学以致用。梅雨是中国长江中下游、韩国南部、日本中南部，每年6月中下旬至7月上半月之间持续天阴有雨的地理现象，与生活、生产关系甚密。江苏全省皆有梅雨，苏人主导的中国地学会当然关注其研究。史廷飏译《梅雨发生论》，称梅雨的成因，气象地理两家说法不一。马场信伦主张低气压说，顿野广次郎则认为是高气压的作用。冈田武松为支持马场的低气压说，著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又批评“世人之论梅雨者，谓起于季节风交代时，因气流反对冲突，致令淫霖不止”，缺陷在“第一不知季节风之理由；第二不知时期之差异，勦袭旧史，诞妄不经，未足为据也”(39)。
　　
海通以来，外来专门学者的在华调查报告，以致用而言价值颇高，至于其本东、西学理条理、剖析中国地理材料，亦值得中国学者参考。1910年3月30日，《地学杂志》刊发杜之堂译石井八万次郎《楚蜀之山形地质谈》。石井自称1902年在宜昌至成都间旅行，考察地质。他记述湖北到四川大部分是片麻岩，“褶曲如磐城之高原”，其余赭土、沙岩、石灰岩“亦层累褶曲，不为水平线而为波动势”。经过外力的侵蚀，“向斜谷为赭土、为砂岩，其色如赤铁矿，小丘起伏，风景畅快，农园村镇所在多有。背斜谷之两侧，石灰岩耸立，谷幅峭狭，阴郁而险峻，中国画家每峭石壁立悬瀑奔湍即背斜谷之特色也”(40)。其后，史廷飏译《钱塘江沿岸之地质》，称江西与浙江之间“多赭色砂岩及中生代砂岩，因此砂岩之作用”(41)，成为鄱阳湖与钱塘江的分水岭。桐庐主要是花岗岩、石英斑岩，诸暨则大部分为结晶片岩。根据地质调查，衢州虽有煤炭，但运输不便，没有开采的经济价值。
　　
中国地学会欲引入外来学理构建新知识，受时代、语言及自身学识的限制，输入的主要是新兴的东洋地学，而非高明的西洋学理。且日本地理面积狭小、环境单一，其研究难于对应面积辽阔、地形复杂数十倍于其的中国，以中国地学会极为重视的导淮研究而论，日本国小河短，没有治理大江大河的经验与学理，美国有治理大河及建设近代大型水利工程成功的案例，又引入无门，只能因循旧理。
三、洋为中用
清季中国科学幼稚，教育与学术多本译文。舆论反思学习外人以前太过保守，今日又有点过火，中国虽有不足，“岂能就把中国整个的不要了，改随外洋去吗？”故“只可以学他们的精神，不必尽求其形式”(42)。尤其地理又是地域材料性较强的学科，外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国显然无法照搬。学界对此早有注意，张相文鉴于地理教科书取材域外，学生惘然不知，“就中国地文上事实，羼以普通地文学之教材”(43)编著《新撰地文学》，大受师生欢迎，热销二百万部。学术上光宣之际接受系统西式教育的学生开始进入学界，据新学学理以局中人的视角研究中国地理，自与外人有别。
　　
中国地学会会员、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生章鸿钊，1909年假期回乡省亲，游名胜黄龙洞，著《黄龙洞生成观》。文章谓，《吴兴志》记弁山黄龙洞“石随龙势”，相传有黄龙出而得名。历代游记多记形胜、雄奇，岩质及生成原因则未有涉及，于“是龙见之说所以历久未去”。据调查弁山是赤色砂岩，“其下恒有含炭之砂岩层”，且富含黄铁矿石。山道多是石英岩，洞外是方解石，洞内是石灰石，由岩石及地质构造证以地方志，山洞的生成“已彰彰无以遁其形矣”。洞南的圆石“为洞口沉积之证”，即所谓喷泉塔，与孟莫司泉的生成当“在伯仲之间”(44)，可知黄龙洞的生成仅千余年。文章沟通中西，以地质学原理、方法解释地方志的轶闻传说及地理现象，可谓有得。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种族的生存基础，历来受国人重视。地理与农业关系甚大，中国地学会欲引外来学理研究农业，促进其发达。留学日本拟学习农科，受名额所限改学地质的章鸿钊，在调查时注意到杭州乡民将石灰作为肥料使用，甚为忧虑，遂着手研究肥料的要点，石灰为肥料的利害以及地质、气候与肥料的关系，撰为《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患》。文章指出农业生产必恃肥料，若选择不当则膏腴为石田，其他国家或许可以用工商业补助农业，工商凋敝的中国惟有束手待毙。
　　
肥料学的要点在知道植物生长所需与所缺，所需十余种要素除窒素、磷酸、加里必须人为添加外，其余均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用之不竭。农家不懂肥料学，只知沿袭先辈经验，而不知石灰是没有肥力的间接肥料，利在“(一)石灰能使土中有机物速为分解；(二)石灰能化土中不溶解物为溶解物；(三)石灰能治诸种之矿毒”，害处是“(一)耗竭地力；(二)消灭耕土；(三)能使产物品质渐劣”，长期使用地力渐竭。日本为指导农家施肥，设有肥料检查所，“以长官监督之”(45)。中国应借鉴其办法，设立专门机关调查地质、物理的关系，以图农业的发达。

因地力关系国家盛衰、朝代更迭，日本札幌农科大学中国留学生陶昌善，议论地力养成的原理及方法，作《地力说》，刊载在1911年3月20日的《地学杂志》。文章称地力有广狭的分别，广义有负力、植力、养力；狭义仅指养力，即“土地之中贮其天然养分，供诸植物吸收，得助其生长者是也”。就农业经济学而言，地力是土地的生产力，土质不同地力有异。土地收获与养力正相关，中国“文化日进需要益奢，人口日众生计愈艰”，国土又遭外人侵蚀，“不足供四亿人民之食”。惟有恢复地力，“或灌溉以匀其养分，或排泄以除其卑湿，或用农业机械以深耕，或施人造肥料以肥土，或输作栽培使地力无偏枯之虞，或耕地整理使土地尽利用之道，或撒布细菌类以摄取空中窒素，或举行客土法以改良偏颇土质”，方能足食。纵观四千年历史，“吾中国地力之消长，实与朝代之隆替相循环于其间也”(46)，亟宜研究以为国用。
　　
日俄战后，日本觊觎中国内海渤海，强指其为公海，征收渔业税，登刘公岛伐木(47)，挑起国际法、领海权的争论。中国地学会为维护国权，连续刊文与之相争。《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阐述渤海为内海的理由，斥责“稍明国际公法及地理学者类能知之，乃日人故为异议，晓晓强辩”(48)。实际上渤海问题争论的本质不在地理或者国际法的证据，有贺长雄声称：“苟亦以国际法争之者，迂之极也。要惟在以实力速与对手国(即中国)结特殊之条约而已。”(49)《民立报》报道外务部与日本公使交涉，亦称：“探系确因该国兵队觊觎渤海，有实行占据之说，故极力要求撤退，否则另有办法云。”(50)渤海之争在实力而非学术，然而书生舍学外夫复何为。
　　
1911年3月1日，舆论谓渤海交涉尚未解决，外务部咨奉天省实地测量划清领海与公海，“以固疆圉而保主权”(51)。5月13日，又报道政府命各海关道“查明海权界线”(52)。缘此，中国地学会会员白月恒著《渤海过去与未来》，将渤海分为洪水以前、洪水以后、自今以往三个时期，论证渤海未来必然为桑田。其称，在冲积纪华北平原皆为大海，随着水力、风力等搬运的泥沙沉积，“水量日缩，陆地日增，四围山脉陡起，自然有海岸迥绕之势”。据地质及考历代史志推测，洪水期以后的渤海海岸线，“较今日渤海面积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间”。未来渤海若以每千年沉淀五十里的平均速度计算，二千年后“当半为桑田矣”(53)。白文本意在以学术参与交涉，但政府对外交持秘密主义，防范舆论，又严禁士子议政，所以文章只能据地理学理研究渤海海域的变迁及未来趋势，间接为争端寻证，并引起国人关注。
　　
20世纪初，中国种族意识觉醒，各界热议人类及中国种族的起源、形成等问题。种族与黄祸论起自欧西，德皇首倡黄祸，“欲撩动欧美人之妒忌心以倾覆中国”(54)，同为黄种的日本人附和，因“日本自以为执东方各国之牛耳。以统一亚细亚人。抵制欧罗巴人之势力。为其目的之一”(55)。俄国为侵占蒙古，声称汉人移民蒙古，渐及俄国边境且日进不止，若任由四亿汉人蔓延，将影响俄国内地以及欧洲各文明大国。又在蒙古掘坟，以证其原有人种是白种人(56)。学界关于人种起源主要有多源说、一源说，西人倡中国人种西来，国人看穿其在学术外为殖民张目的意图，力主国人“黄帝其祖，中国其名，满汉蒙回苗藏安南朝鲜其同谱而一系者也”(57)。
　　
1911年11月10日，《地学杂志》刊载熊秉穗《中国种族考》，以中国古典附会西学，称人类起源有人认为全部发源于帕米尔，有人说各大洲人民都是发源于本土，然而“本世界以前，当有无数世界”。谭仲鸾说《河图》《洛书》即是此前世界刻石沉入水中，至大禹时被发现始得以再次出世。再证以墨西哥万年前的古碑，“盖荒古时文明之扫荡如此类者不可胜数也”。其又曲解外来学理混合多源与一源说，声称中国及巴比伦的古传说不足为据，然人类起源久远，“中西古籍所记皆同亦可异矣”。据近世地质学家论证人类遗迹在一万至十万年间，洪水时地势最高的葱岭成为人类的避难所，水退后分徙四方。“是故谓各洲人民皆发生本土者，乃洪水以前之事，谓来自帕米尔者乃洪水以后之事也。”洪水时避居本地高地的遗民，各据本土“蕃育子孙”，日久遂与外来的客民“相混合而不能辨”，为证此说，“试就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而纵论之”。
　　
中国在黄帝前已有人类，如神农、炎帝、蚩尤等族，但黄帝来自西方的说法亦未错，《史记》记黄帝归老昆仑，因黄帝一族由帕米尔东迁中国，“既老，不能无故乡之思，故归于昆仑墟耳”。亚洲各大民族无一不有迁徙，“且多缘迁徙而盛强，几若自成一公例”。数千年来，“大抵能得善地则兴盛，不能得受善地则衰败”，黄帝率族东迁世君中国，“赫然为全国各族代表之故，可以类推矣”。沙漠种族匈奴、突厥、蒙古亦相继以迁徙得地利而强盛；通古斯种散居北方，鲜卑、回鹘、契丹、女真等各种相延，“今人以满洲为东三省地与人之总称，实非其旧”，至于各族内迁后汉化“皆顺天演之自然为同化也”(58)。熊秉穗意图以地质、进化、种族说附会中国传说与古史，证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与西人各族并无不同，并欲寻种族盛衰的道理以为鉴戒。

近世以前国人基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包容，对待外来学术，每行取珠还椟之策，取其精华弃其形式，将其融入中学之中，从而造成一种新学问。地学的特质也决定了外人以域外为对象的研究难以符合中国情形，故中国地学会借外来原理、方法，解释中国地理问题，是为构建新知识的必由之路。但此种做法对学者自身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高明者自能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平庸者则每易流于穿凿附会，但因其论证符合大众心理，往往较高明者更受欢迎。
四、条理旧学
光宣之际国内实行西式教育未久，新学中坚几乎皆是旧学出身，改宗西学，欲引进新理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贯通中西自创新法。仅就地理而言，西人公认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是广博的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超过了同时代的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59)，如何处置考验学人智慧。高田早苗声称：“支那真有变法自强之一日，其必于在举支那旧来之学问与西洋新学而调和之”(60)，方能自强。1906年11月，尚热衷西学的王国维，论文科大学欲聘遗老任本国学术教师，称遗老即使愿意应聘，“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疎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故若无合格的教授“则宁虚其讲座”。而学生经过大学的系统教育，通外国哲学、文学则研究本国学术必将超越老辈，“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61)。其时学界不仅新学，旧学家亦有人主张灌输欧美文明，补救先儒学术(62)。
　　
中国地学会宗科学地理，引入学理的目的之一在改造旧学，纳入新知识体系之中。1910年9月23日，《地学杂志》刊载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文章称古代地理学“非说古代平面地理，又与搜查邦邑建设之遗址，寻求人文发展之径路”的历史地理不同，其研究地球形成以来各个时代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对地形、自然界的影响。研究方法有纯属地质学范围的若岩石的生成与变迁、动植物的产生及分布等，“又有与考古学、历史学家调查，如制造之遗物，建筑之故址等”，另外地震等学科的方法亦值得借鉴。其意图引系统的外来古地理学体系入中国，上溯地理学至地质时代，补中国地理所缺，以使其“完成为一科学”(63)。
　　
地图是地理发展的标帜，厘清地图学史则大体可知地学史的脉络，且直观易于比对，容易分别家派、形成系统。中国地学会编辑员陶懋立著《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引西法条理中国地图学，试图将其系统化，并建立清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谱系。其称中国偏居亚洲东部，自周至唐虽有地图传世，“然不知世界之大”。宋以后蒙古疆域达欧洲，得阿拉伯方法，地图学得以“大进”，知世界之大。今世五洲大同，西人地图学输入中国，“因是以有今日地图学之进步”。据此中国地图学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上古至唐为中国自制地图的时代；第二期从宋元至明为阿拉伯地理学传入的时代；第三期从明末至现世为欧洲地理学传入的时代。
　　
陶懋立在构建出完整的中国地图学系统后，又做出阐释，称中国地图学始于夏，“所谓一种之地籍图也”。晋裴秀制《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被称为“吾国发明地图学之第一人也”。隋唐开拓疆域，西控西域，南达南海，“而地图学亦极发达”，其时一行“有用子午弧测定事业，是法或由阿拉伯传来而间接受希腊之影响者也”(64)。他强调地图学的发展需引入外来学理，声称欧人引东方的罗针、火器、活版印书，不以外来为耻，中国地图学引外来学理得进步，亦不需讳言。元得阿拉伯地球仪，知世界广大“益肆其扩张领土之雄心”，随着疆域渐广“因得以扩充地理上之智识”，故地图宋不如唐，明不如元。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入华，引西学入中国，地图学由不完善的方井式地图，进而为精确的经纬网。国初用西法测绘的地图，“记述大备，珍藏秘府，皆前古所未有者也”。《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历代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地图》四家有世界观念的私家著述，“然皆本于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法，布设准望”。现今地图愈出愈精，大体可分为透视、投影、麦加多三方法，“然其轮廓方位，未尝稍变，故不复论及之也”。
　　
陶懋立认为地图学的发展，除在学术外与政治强盛及疆域关系甚大，“大约国势经一次扰乱之后，地图必有一次更变”，或进或退，固“由其国力委缩，抑亦关系于学术者居多”。又以西法附会中国古法，谓西法以北极定纬度，中国“以星次定分野”。黄帝至春秋战国疆域狭小，分野星次的方法尚可。汉唐开疆拓土，分野星次不足用，“亦骎骎乎有变通统一之势矣”。其强调中国地图学的内生性，称若非宋明崇尚语录、科举败坏学术，“即无阿拉伯之科学，耶稣教之宗徒为之导线，必有人焉。俯仰六合出其伟大之思潮，祖裴秀、祢贾耽更为吾国地图学辟一门径，蜚声于世界之上可断言也”(65)。故中国地图学当以固有为本，输入外来学理，发达学术以为国用，显示出中国地学会对待中西新旧学问的态度。
　　
1911年6月16日，中国地学会《本会征文启》明确提出“顾维新知启迪，既有赖于专家旧学商量，期无封于故步”(66)，再次表达了构建新知有赖旧学的态度。1911年10月11日，陈学熙在《地学杂志》发表《中国地理学家家派》，赞誉地理学最为广博、实用，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智识，“向与历史学互相效用而并重者也”。西人当国者重视地理，以地理教育普及程度定国与民的强弱。印度土人不知地理，社稷倾覆。克莱武因知地理，以一介商会殖民印度。阿美利加著美洲地理，英、西次第殖民其地。就中国而言富源、矿产、边檄属地，“我尚茫然无知，或知焉不知所以藉手，彼已了如指掌，外交失败固亦宜矣”。据此，地理对于个人是谋生利器，对于国家是强弱的根源，对于世界是“天演淘汰之准绳”。故吉田松阴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先究地理。”

陈学熙主张学理上舍旧谋新，谓吾辈研究地理当摈弃无谓的考据、错误的事理，本“实地测践”以发达学问，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引新学学理改造旧学，称“欲知今当观古”，欲发达学问必先保存国粹，“而商量地理分别学派，以发挥而光大之，是亦保存国粹之一端也已”。
　　
陈学熙附会中西，称地理学由希腊语地球与记录二字组成，我国向来称其为舆地。世界地理学始于公元前168年，我国的地理学则始于黄帝时期。上古中国地理首推八索九丘，次为《禹贡》《山海经》。《禹贡》为地理之祖，《山海经》后人不以地理书视之，然“人类未进化时地理学材料”皆如此，再证以西人地质学，其为地理书毋庸置疑。陈为与后世新学世界地理、中国地理的体系相合，曲解《禹贡》《山海经》二书“一则为域中地理学之鼻祖，一则为域外地理学派之鼻祖”。
　　
其后，陈学熙以所谓古代中国地理学的禹贡、山海二派，系统地对中学地理进行了派分与整理。禹贡派即域中地理学派，古代地理书大半出自此派，“然其初属于财政范围”，班固继作一变而属于历史，皆未形成独立科学，其后学术昌明，离史独立。其分为：一地志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中国地理，取法《禹贡》，九州可分为郡国都城宫苑志、沿革志、形势志、利病志、游记五门；二水经家，“盖法禹贡导水而作”，可分为域于一地者、域于一水者、专志于海者三门；三山经家，“盖取法禹贡之导山”。古人自大不谈域外，故山海派势力稍弱，进步极迟，此派可分为：一瀛寰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外国地理家，有国志、游记二门；二自然家，即地质、地文学。二派五家或证经或考史，皆重在古今沿革，并非材料、学力不足，乃时势使然，“不能执此以咎古人之疏漏也”。
　　
陈学熙又杂糅中西新旧学理，分萌芽阶段的新学地理为：一游记家，专志旅行兼及山川形势，为禹贡、山海二派的混合家，由王锡琪《小方壶舆地丛钞》开创，小学地理教员“多宗其意”；二新化家，研究山脉深得《禹贡》之意，创始人邹代钧办会译图，著述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沾溉士林；三中国地理学家，注重中国普通地理，由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义四家创始，为禹贡地志家的新学家；四外国地理家，以龚柴为鼻祖，《瀛寰全志》为代表；五自然家，多翻译少自著，张相文撰地文、地质两教科书，“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诚为教育国民的善本。文章最后感慨，在世界各国地理学中，“我国地理学派家数之多，学理之明，图籍之繁，大地世界雄飞突步，东西两洋奚多让焉；聊就所见，述为是编，贡献社会，为图史目录之一助，完全学说，是望通人”(67)。由陈学熙派分的新学地理各家，著述多为译书或据译书编著的教科书，可见中国科学地理之幼稚。
　　
中国地学会为纳旧学地理入新知识系统，引外来学理对其进行条理、改造，构建学科系统，编织学人谱系。其本意则较为复杂，后世研究者谓：“至少对清末的文人来讲，接受西学本身既非目的，亦非必然。为了捍卫中国文明的价值，他们必须重新组织自古相传的学术结构，以便跟海外传入的学术相衔接，并且主动地改变自己。”(68)至于其结果，早在1894年5月30日，国人就称中国格物与泰西“名同而实异”，如“仅赖传出，剽窃万一，类皆小试端绪，未能穷究根源，而欲以中西格致之学，合二为一，岂通论哉”(69)。1906年12月，章太炎指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引西学“以徵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耶？”“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70)。二者议论的对象虽非地理，然亦能相合，中国地学会用力于此，结果却早已为高明者预见。
　　
辛亥武昌事起，中国地学会实际负责人张相文、白毓昆、陶懋立等，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各项会务暂停。民初其人又借助中国地学会参与政治，构建科学地理的事业始终未能继续。至于清季中国地学会构建的科学地理，因调查全国的计划未获施行，早已失去根基，用力甚多的引入学理与改造旧学，又受时代及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引进的大体是经过日本条理的二手学理，改造更是穿凿附会多于真知卓见。其治学又掺杂功利目的，“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则其中道而止，固不足怪也”(71)。构建科学地理的重任只能留待后人。
注释：
①典型的如身为竞争者的张其昀认为中国地学会对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历史地理学(《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科学》第19卷第10期至第20卷第7期，1935年10月至1936年7月)。曾为中国地学会后进的张天麟、林超则认为中国地学会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产生的重要标志，并推动其发展(见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②《论本报第三年开办的意思》，《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期，1903年7月。
③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8期，1906年11月30日。
④李守郡：《清末结社集会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1期。
⑤《地学协会启》，《大公报》(天津)1909年9月22日，第2张第3、4版。
⑥罗汝南撰，方新校绘：《中国近世舆地图说》，宣统元年，广东教忠学堂石印本，“自序”。
⑦《顺直咨议局预备议案》，《大公报》(天津)1909年11月2日，第2张第3版。
⑧《蒙藏宗教谭》，《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3月6日。
⑨史廷飏译：《中国矿产》，《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3月1日。
⑩王与龄：《忠告上篇》，《昌言报》第10册，1898年11月19日。
(11)《外人入藏如此之多》，《民呼日报》1909年6月21日，第2页。
(12)《日本调查浙江详情》，《民呼日报》1909年6月23日，第2页。
(13)《皇朝舆地通纪例言》，《申报》1898年7月26日，第2版。
(14)高松如：《农会报序言》，《湖北农会报》第1期，1910年5月23日。
(15)《开会续志》，《大公报》1909年10月5日，第1张第6版。
(16)《地学杂志叙例》，《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3月1日。
(17)《启事》，《地学杂志》第1年第2号，1910年3月30日。
(18)《绍介与批评：地学杂志》，《教育杂志》第2年第5期，1910年6月16日。
(19)马登瀛、贾树模：《新疆行程记》，《地学杂志》第2年第11号，1911年2月18日。
(20)《三月二十九日总理傅咨送各省提学史札饬直属各学堂稿》，《地学杂志》第1年第4号，1910年5月28日。
(21)《二月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陈禀并批》，《地学杂志》第2年第14号，1911年5月18日。
(22)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科学》第20卷第6期，1936年6月。
(23)章太炎：《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一九二四年七月上旬)》，章念驰编：《章太炎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3页。
(24)苏莘：《地学丛书序》，张相文编订：《地学丛书》，民国十七年。
(25)《商原》，《益智汇编》1906年2月，参见刘望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26)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8期，1906年11月30日。
(27)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续)》，《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9期，1906年12月16日。
(28)雷铁崖：《谠言》，唐文权编：《雷铁崖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29)德瑞克讲演，王世英口译，耿兆栋笔述：《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3月1日。
(30)[美]唐雷著，张星烺译：《地轴移动说(续前)》第1年第9号，1910年11月21日。
(31)宾古演讲，石焕如译：《人类起源之时代》第2年第16号，1911年9月12日。
(32)陆费逵：《论各国教科书制度(1910年)》，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75页。
(33)[日]中村清二著，史廷飏译：《极光之成因》，《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29日。
(34)[日]佐藤传藏著，可权译：《冰河原始论》，《地学杂志》第1年第4号，1910年5月18日。
(35)《战术上之大革命》，《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1909年11月7日
(36)《陆军飞球专队预备法》，《东方杂志》第6年第12期，1910年1月6日。
(37)《飞行器与空中领土》，《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29日。
(38)牛逊：《论航空事业我国急宜防备》，《民立报》1910年11月22日，第1页。
(39)史廷飏译：《梅雨发生论》，《地学杂志》第1年第4号，1910年5月28日。
(40)[日]石井八万次郎著，杜之堂译：《楚蜀之山形地质谈》，《地学杂志》第1年第2号，1910年3月30日。
(41)史廷飏译：《钱塘江沿岸之地质》，《地学杂志》第1年第7号，1910年9月23日。
(42)《太过与不及》，《伊犁白话报》1911年4月23日，参见刘望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第345页。
(43)《张相文呈新撰地文学改正再呈审定批》，《学部官报》第136期，1910年10月23日。
(44)章鸿钊：《黄龙洞生成观》，《地学杂志》第1年第2号，1910年3月30日。
(45)章鸿钊：《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忧》，《地学杂志》第1年第10号，1910年12月21日。
(46)陶昌善：《地力说》，《地学杂志》第2年第12号，1911年3月20日。
(47)《第二之东沙岛又现》，《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3日，第2页。
(48)《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地学杂志》第1年第5号，1910年6月26日。
(49)《东三省中日交涉近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7月31日。
(50)《渤海之风声鹤唳》，《民立报》1910年12月24日，第3页。
(51)《关于领海之部咨》，《民立报》1911年3月1日，第4页。
(52)《嘻领海尚未划界》，《民立报》1911年5月13日，第5页。
(53)白月恒：《渤海过去与未来》，《地学杂志》第2年第14号，1911年5月18日。
(54)《论说：论世界之祸变》，《民立报》1911年9月30日，第1页。
(55)《日本与印度》，《东方杂志》第8年第1号，1911年3月25日。
(56)《俄国对蒙之大阴谋》，《民立报》1911年3月1日，第1页。
(57)瓜刨：《中国学界联合会序》，《民立报》1911年5月27日，第1页。
(58)熊秉穗：《中国种族考》，《地学杂志》第2年第18号，1911年11月10日。
(59)[美]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60)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续)》，《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9期，1906年12月16日。
(61)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胡逢祥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62)《广告：克复学报》，《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第1页。
(63)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地学杂志》第1年第7号，1910年9月23日。
(64)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地学杂志》第2年第11号，1911年2月18日。
(65)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续第十一号)》，《地学杂志》第2年第13号，1911年4月18日。
(66)《本会征文启》，《地学杂志》第2年第15号，1911年6月16日。
(67)陈学熙：《中国地理学家家派》，《地学杂志》第2年第17号，1911年10月11日。
(68)严绍璗、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0页。
(69)《西学以格致为要论》，《汉报》1894年5月30日，参见刘望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第31页。
(70)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71)王国维：《教育小言》，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胡逢祥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4页。
信息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73-82页。
作者介绍：
谢皆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