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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2-6 07:57 编辑
樊杰.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综合研究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变规律的理论基石[J]. 地理学报 , 2018, 73 (4): 597- 607.
[FAN Jie. "Territorial System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A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for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8, 73 (4): 597- 607. ]
Doi: 10.11821/dlxb2018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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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综合研究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变规律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 吴传钧;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地理格局; 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区域; 可持续发展;
如果把国外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走势、学科特征同中国做一个比较,便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吴传钧先生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及“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等重大研究成果的产出与示范,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极其重大的学科贡献[1]。20世纪后半叶,国外许多国家因自然地理学分化而影响到地理学整体性和稳定的发展,跨越21世纪的过程中,又因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地理学的分解与地理特征的削弱。但与此同时,吴传钧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引领着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流学派,并因为研究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和城乡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更加密切了地理学学科间的关联,地理学的自然与社会系统的综合研究特性、自然和人文地理格局及演变过程的区域差异特性更加凸显[2]。吴传钧先生的理论实践为整个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对全球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3]。
1 国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新近发展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长期被学科性质和定位所困扰,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发生过以此为主题的“争论、争鸣”,深刻地影响到学科的发展,这是其他自然科学门类所少见的。1978年之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争论的核心在于学科研究对象究竟是“生产力布局”还是“生产布局”。1978年之后的一个阶段重要讨论,是针对与国际人文地理学接轨、应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潮引入后,中国人文与济地理学面临的发展重点和方向的选择问题[4]。应该说,是吴传钧先生的告诫和提醒,才使得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吸纳新老经济地理学合理内核的过程中,避免了简单西化（人文化倾向）、以偏概全（忽略地理全要素的研究取向）,指引了后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健康发展。事实证明,对人文和经济地理现象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既要充分认识资源环境系统对经济地理格局和过程的影响作用,也不能忽视人文和经济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自身格局形成的作用。同时,应当越来越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与自然圈层、生产生活空间结构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共同决定了人文与经济地理现象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规律[5]。国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基本沿革了从“人—地”相互作用、到人类物质空间内部相互作用、“上升”到人类非物质空间与物质空间相互作用研究的基本历程[6]。近年来国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有4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本节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王姣娥、刘志高、李玉恒、杨宇、杨振山、邓羽、宋周莺、戚伟等研究人员的帮助,协助检索和分析了有关国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在此致谢！）
1.1 地域开放系统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流空间”的研究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人文与经济地理格局发生的最本质的变化,是国家尺度为主的地域系统开放性及其对格局变化的影响程度都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值,经济全球化过程成为进入“人类世”之后地表发生的最重要的人文与经济地理过程[7]。在开放系统条件下全球、国家、地方、城乡之间的交流的强度越来越大,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构成的流空间对于地域格局的解释程度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过了静止空间的解释程度。把开放系统、流空间、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地球表层的人文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8]。开放系统和流空间导致一些过去静止空间下的基本规律发生了变形,甚至出现了全面重构。比如新型的生产和销售区位及其网络的时空变异及其地理格局,已经是传统的工业区位论所难以解释的。尤其当大数据改变了遥感数据以资源环境类为主的状态,社会交往数据骤增,这使研究人文地理格局的动态过程和现实结构成为可能,不仅可以在宏观尺度上解析全球系统的网络结构,也可以从微观尺度上解释个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交过程。
1.2 开放与流动引起的社会文化地理变化的研究社会和文化对开发、流动的暴露程度是相对较高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时时处处在发生、并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人类文化空间和社会结构,特别是其空间分异及其对人文地理格局的影响、作用过程和发展趋势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性别、种群、制度、管理等一系列命题被前沿地理学者所关注。当人流发生时,对地方的冲击首先是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种族和文化的异质性、多样性及其适应与响应几乎是随着人口流动同时发生的[9],诸如未来文化交融和开放的过程中文化将越来越趋同还是趋异?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存在着因交流过程文化特色价值被提升而更有利于多样文化的并存、以及由于交流对美与丑等的认知趋同而导致文化收敛且一致性加强等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与推理过程[10]。
1.3 流规模经济驱使和文化社会软环境加剧了区域发展新的不均衡问题,社会公平与地方创新能力的研究随之兴起由于流空间和开放系统使得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大,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组合就为部分地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创造了机遇和可能[11]。加之社会文化转向对软环境的重构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新动力和新机制。随之,发展机遇以及生产要素在不断创新的环境下的空间收敛,改变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中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会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的出现和区域发展差距的最终消失的基本规律,流规模经济放大了超额利润的边际效应,区域间不公平程度随之提升。因此,如何营造区域和国家竞争能力、研究决定竞争能力的关键要素“创新”之外,倾向于占据人类伦理制高点的科学家日益关注创新发展的收益分配,关注发展差距以及所引申的社会公平问题[12],随之产生的社会治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研究对象[13]。
1.4 实现社会公平和区域竞争力的主要落脚点——对产业经济发展空间组织新模式和新产业空间的研究一方面关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产业布局的新因素对产业布局和产业空间组织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关注产业空间组织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作用和效益。新兴产业出现带来了新区位指向原理,新产业空间集聚形成了新产业空间及其特殊的演变机理,产业布局的区位指向与强调成本和收益的传统人文地理学有着很大甚至本质的差别,一些产业布局的模式和原理发生了很大变化[14]。如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变并未秉承工业成组布局的核心原理,而更多的驱动作用来自通过集群的形成演化过程提高创新能力,实现新集聚带来的学习型生产和学习型创新[15]。此外,金融业服务功能的双重性、以及电商和互联网经济对实体空间的市场带来的挑战等,也成为新产业研究的重点。
总的来说,国外人文地理学,特别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化倾向非常严重[16,17],美国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在学科设置上开始分离,人文化和人文与自然地理的分离[18],很容易导致国外人文地理学在解析全球、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问题能力的削弱。对人文与经济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变的研究离资源环境要素越来越远,甚至地理的实体空间被抽象掉了[19]。与之相一致的研究组织方式,开始越来越个体化、小型化,由于缺乏大的项目和长时间的积累,很难给出对地理格局形成和演变等复杂问题的完整的科学解决方案,服务社会和服务决策的能力随之弱化。
2 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主流学派的特征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是揭示陆地表层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分布格局和规律,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研究领域：① 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的耦合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阐释人类活动分布的基本格局;② 从人类实体空间中的生产生活活动自身的、内在的组织规律阐释所形成的空间结构,以及从社会文化系统对生产生活活动系统的影响阐释人类活动实体和非实体空间的格局和规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假说认为即使自然地理表层是均质的,人文与经济地理的空间现象也存在着空间分异和结构化的特征,这就明确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独到价值所在。与国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更多注重文化和社会系统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格局的影响,并把文化和社会系统所形成的新空间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同,在吴传钧先生学科定位和研究示范的引领下,中国形成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特色,或者说主流学派更多强调了生产生活活动系统内部及其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的研究。
2.1 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概貌① 非常强调吴传钧先生所倡导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科学命题——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突出人地相互作用,即人文和自然交叉的综合研究。相关研究不仅提升了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学科贡献和学科价值,同时也使得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成为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重大命题的重要学科支撑。② 突出人文圈实体空间的研究,特别是产业地理以及区域方面的研究。传统的产业地理研究多集中在资源导向型的产业,包括钢铁、煤炭、石油化学工业等。自然地理条件、技术经济要素是传统产业地理研究的主要着眼点。而近年来,产业地理拓展到对新产业空间和新产业类型,以及对新产业组织形态、组织规律的研究。包括信息化和全球化在内的新因素对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传统的以依托自然条件的综合评价以及技术经济分析的产业区位和产业空间组织规律的研究越来越淡化。③ 开展文化空间的研究。该研究成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过去这些年新兴的、与国际接轨程度相对比较紧密的重要领域,突出研究了社会文化转型对当今人文地理格局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空间自身的分布和演化规律。
2.2 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流学派的特点坚持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定位,把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圈层和人类活动圈层的相互作用作为学科研究对象,把理解和影响不同空间尺度人文与经济地理格局与过程,特别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规律作为研究导向[20],形成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范式和主流学派[21]。从研究范式上,突出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在解决国家和地区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问题中凝练关键科学问题,通过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提升服务国家和地方需求的科技支撑能力[22],在全球范围内规避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加速人文化的倾向,成果应用于决策管理的程度最高。体现学科综合性是能够在应用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法宝,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坚持综合性学科定位,使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已经成为地学庞大的学科体系乃至整个科学体系中一门特殊交叉学科[23],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领域的最为重要的应用基础科学之一。
2.3 与“未来地球”研究计划的前沿思想的契合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流学派的研究坚持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作为基石,其内涵同当前地球科学前沿的研究计划“Future Earth”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推出的主要前提是,地球已进入“人类世”。地球科学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了应对行动、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着重系统研究决定地球（包括其中的生物群和人类）状况和动态的社会与自然分量、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和其中蕴含的全球可持续性[24],这与我们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与吴传钧先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创新贡献在本质上是高度吻合的[25]。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属性和目标导向可以概括为“预测—监测—管制—响应—创新”的系列[26,27]。“预测和监测”,注重环境变化机理和减缓适应机理的科学理解、以及资源环境的预测精度;“管制和响应”,突出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体制机制与实践行动的方案选择,则更强调探索整合不同利益集团、扩大社会响应的政策设计与管理举措,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完善主流学派所借鉴的。建构理论方法基础、提升应用研究水平、加强体制机制探索,不仅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战略,也是探索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解决方案的分解步骤[28]。
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学术贡献与价值在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流学派形成中,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其遵循的核心理论;同时,该理论也应该成为地理学开展综合性、系统性和差异性研究的重要基石[29]。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30],这一目标与当今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完全契合的[31],也应该是整个地理学发展的方向。
3.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1）吴传钧先生对中国经典哲学和文化的深厚积累。中国哲学和文化以儒、道、释三家为核心,不同程度地渗透到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的乡土社会之中。其中,“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人地和谐与因地制宜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中庸之道又蕴含着解决复杂系统的综合性方法论的逻辑;学以致用,特别是以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作为致用的主要路径也明确了做学问的基本导向。再加上先生的故乡苏州园林景观系统,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和特色文化的内涵,为先生的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2）吴传钧先生学习国外地理学理论思想所受到的影响。吴先生是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18世纪末欧洲古典地理学的产生,是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从环境决定论、生存空间、区域地理的模式,发展到19世纪后期,法国的白兰士学说,科学的人文地理学基础已经形成,人地关系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地理学的主流。白兰士认为：人类不但受环境的影响,同样,也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英国古典地理学的先驱者麦金德进一步将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至20世纪初,法国人白吕纳完成了集人地关系研究的大成[32]。吴传钧先生形成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正是秉承了地理学主流和对最基本问题的研究脉络。
（3）吴传钧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科研实践中的研究探索和理论总结,这同他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内涵的阐释是一致的。先生认为：“经济地理学着重生产布局地域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关条件、类型、区划和发展规律。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发现、阐明并运用有关规律来解决生产地域布局上的一系列矛盾”[33]。
3.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要点的理解、 吴传钧先生对中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是,将人地关系的思想完整地引入到地理学中,并采用地理学思想加以发展和提升。他反复强调,地理学要“着重研究人地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 34],从空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变、整体效应、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全球的、全国的或区域的人地关系系统的整体优化、综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机理,为有效地进行区域开发和区域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要点就是人地相互作用形成的功能、结构、过程和效应,以及人地作用的区域分异特征、系统性和可调控性。他认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方法是：分类、区划、定量分析、建立模型和评价等。地球表层的格局和演变过程,无疑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形成的。具体在每个地域而言,其功能特征和时空变化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或者说是人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地关系构成了地理格局和过程最基本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基本关系的形成是人与地的相互作用,其作用机理、动力机制、表达效果和产生的影响都呈现出综合性的基本属性[ 35]。这种关系因功能特征与时空变化规律在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36],而综合性与区域性是地理学两大特征,因此研究人地关系就成为地理学的基本命题。当然,这种作用不仅受到一个地域自然圈层和社会圈层的直接影响,同时又受制于更大的地域系统对其制约,表现出强劲的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性,这里包括区域之间、以及纵向区域系统之间的影响。随着空间尺度变化,不同地域之间的功能组合关系、即空间结构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具有升降尺度的规则或尺度转换的规则,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人地相互作用构成的不同地域组合而成的平面结构（如点轴系统结构）和立体结构（如升降尺度转换规则）会发生变异,为空间结构的组织序变研究提供了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人地关系因区域依赖性、时空尺度转换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这就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37]。
从人地相互作用或者说是人地关系解释和揭示了地域形成的基础,关键是要揭示地域功能的成因。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决定着地域功能的形成和演变,同时产生了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具有时空变异特征,而因为地域均衡的驱动力的作用,这种时空变异应该是呈现出“有序化”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和具体每个时空尺度的地理格局定格时,地域功能和空间结构的区域效应是有所差别的,主要体现在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按照综合效益较优区评价功能定位和空间组织方案,就成为空间规划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通过认知这种有序化规则、并合理利用调控杠杆,通过影响成因及演变因素探究其具体变化路径与目标,实现科学组织,以最终形成合理的地表格局,就具有了重要的政策工具的内涵和价值。
总之,地域功能性、系统结构化、时空变异有序过程以及效应的差异性及可调控性,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精髓。
3.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学术贡献1979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第4次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吴传钧先生作了“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对人地关系的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地理学研究的特殊领域“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吴先生反复强调地理学要“着重研究人地系统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和“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38]。可以说,吴先生对地理学的突出学术贡献是开启了地理学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基础理论的先河。现代地理学最大的科学难题,依然是如何在自然圈层和社会圈层之间相互作用的成因、过程、格局以及效应等诸方面实现综合的问题[39]。而实现地理学综合性的难题进一步的延伸,就是很难产生这样的地理学基础理论,不仅能够把握区域间相互依赖性、不同空间尺度转换关系、地带性分异规律和区域差异性等关键的地理科学特性,又要能够高度凝练提升为指引整个地理学研究的基石[40]。吴先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就是综合研究地理格局形成和演变规律的重要的理论基石[41]。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主流学派。吴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地理学科学发展史上极具前瞻性的理论思想,当今地理学突出的综合研究和面向应用的研究都在不约而同地诠释着吴先生理论思想的科学性。吴先生的学术思想是经得起发展实践的检验,未来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和全球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无疑将进一步彰显出吴先生理论思想的的强大生命力。
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创新性探索吴传钧先生已离开我们9个年头了。适逢先生100岁诞辰,重温他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梳理先生培育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术团队近年的创新探索,一方面是告慰先生,另一方面也是勉励人文地理学者要砥砺前行,科学阐释人地关系,科学谋划地域系统,切实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成为先生所倡导的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
4.1 坚持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学科定位一方面,在整个地球科学系统,特别是在地理学的大框架中,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解决人文圈和自然圈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地理格局。所以,从学科定位上赋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必须要加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交叉和综合研究[42]。另一方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直接面向全球、国家、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需求[43]。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模式不仅为政策制定和辅助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应用接口,也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整个学科建构中提供了更接近于应用、决策以及管理的定位[44]。基于这样两个定位,我们的研究始终强调交叉和综合的方向。从自然要素或者是自然条件入手,通过资源环境要素的集成探索其影响人类活动的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反馈作用。在自然同人文要素双驱动下,即探索社会—环境动力学下的对人文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规律,其中采用区划的方式表达其地域功能的时空分异格局是揭示人文与经济地理格局、乃至对综合地理格局进行科学表达的有效方式。区划的重要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涉及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则,而其地域空间的影响效应、适应响应,加上尺度转换的研究,不仅把地表格局时空分异定格在阐释的一个方面,而且赋予了调控的功能[45]。这正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定位的实施路径,也可以说是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探索性应用。
4.2 主要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和重大成果在原经济地理部的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继续履行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职能[46]。在陆大道院士创建“点—轴系统理论”和提出“T”字形国土空间开发结构的重大学术与应用贡献的基础上,近年来陆先生领衔开展了中国城镇化科学道路、中国经济增长合理速度、“一带一路”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研究,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建设发挥了引领作用,也成为最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文与经济地理最新学术成就。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领域坚持以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为支撑,以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为核心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发展的因素、功能、格局与模式,揭示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与规律,近年来的重大产出成果是由金凤君和张文忠领衔开展的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系列研究及其由此延伸的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地理学与城市化研究坚持以城市地理的基本理论为支撑,重点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群发展形成发育、产业集聚与空间重组的动力机制、资源环境效应,新型城市发展问题或特殊类型地区城市发展模式等,近年来的重大产出成果是由方创琳领衔开展的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地理研究成果及其长期以来在城市群成因和演化规律方面开展的系列理论与应用研究产出。农业与乡村地理学主要以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为背景,以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与产业用地时空耦合机理、模式及其效应研究为对象,重点关注农业地理、乡村发展和城乡转型与土地利用的研究,近年来的重大产出成果是由刘彦随领衔开展的农村空心化和精准扶贫以及由此拓展的乡村振兴的地理学研究系列成果。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着重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产业组织、社会群体行为和社会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作用机理和资源环境效应进行研究,同时开展以设市标准和行政区划规划原理的研究,开拓老龄化社会等社会地理学研究新领域,近年来的重大产出成果是由陈田领衔开展的中国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及其不同行政管理层级的行政区划规划理论方法与应用实践的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进行面向国家重大决策的区域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机理、模式及模拟研究,包括不同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类型差异特征、演变机理、状态诊断和区域模式,以及气候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及响应,近年来的重大产出成果是由刘卫东领衔开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规划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及其与之相关的西部大开发和区域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成果。
4.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研究的一个脉络和主要进展结合笔者团队在学习和应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开展系列研究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一个研究脉络[47]。① 试图从水、土、气、生等自然要素影响人类活动,特别是影响地域功能格局和可持续过程的自然要素的资源、生态、环境和灾害4个属性入手,确立研究人地关系中自然要素作用力的研究基点。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研究,实现自然要素作用力的集成,主要研究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原值、剩余量（现状值）、潜力等3种形式及其适用方向。从灾后重建的承载力应急集成评价入手拓展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以及采用承载力的超载状态对区域可持续性进行预警的理论方法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② 运用地域功能及其功能区划学术思想,在承载力基础上融入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和潜力等要素,形成对地域功能适宜性的认知,引入空间结构实现地域功能的综合区划。功能区划是不土地利用规划,它不成为规划期实现的蓝图,而是实现规划蓝图的依据。立足土地利用、生态功能、人口集疏、产业区位等对地域功能成因和变化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研究综合地理区划方法并形成主体功能区划草案的工作对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研究功能在尺度间的传导过程以及合理的演化过程,通过开发关键阈值和参数实现升降空间尺度、长短时间尺度的合理转换,达到空间结构有序化的调控。空间规划技术流程及重要参数确定模型的开发,丰富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体系。其中的两项具体工作对地理学综合性的研究有着基础性的价值：一是建立功能谱系及其与功能谱系相匹配的承载力、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与算法;二是建立空间均衡模型,用来揭示地理格局演变过程的驱动力及驱动机制。此外,研究配套政策和过程评估等问题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研究脉络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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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樊杰 ，男，1961年3月出生。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政策研究－规划（后评价）专家组组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履历
1982年从北京大学地理系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政策研究－规划（后评价）专家组组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兼职编辑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地理学会区域规划研究分会主任。
《经济地理》主编，
《地理科学（英文版）》、《地理科学进展》、《中国区域经济》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院刊》（中文版、英文版）、《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杂志编委。
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产业布局、空间规划领域的研究和战略咨询工作。
以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持续发展动力机制为研究对象，重点开展经济地理学微观机理的探讨；
在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领域开展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和应用实践的探究。
科研成果编辑
主持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研制工作，
主持了国家汶川、玉树灾后重建规划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
主持了国家发改委委托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制任务，
主持了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委托的“广东省国土规划”等项目。
曾多次赴德国、奥地利、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参加中央政治局和部委、地方政府的授课，到2010年共培养研究生50余名。
学术著作
1.FAN Jie，et al.,《Ru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E.Sharpe Publisher, New York, USA.2005.
2.FAN Jie，et al., Renewables Portfolio Standard and Regional Energy Structure Optimisation in China, Energy Policy, 2005(33), 279-287
3.樊杰.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地理学报，2007年, 62(4),339-350
4.樊杰主编.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5.陆大道，樊杰主编. 《2050：中国的区域发展（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6.樊杰主编. 《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7.樊杰主编. 《西江经济带（广西段）可持续发展研究——功能、过程与格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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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8 07: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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