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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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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1 07:4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5:54 编辑

各楼内容索引
1百科 段义孚

2柴彦威“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  人文地理 2014第4期 专栏文件

3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读书》2002年11期)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2002-12-25 中华读书报)

4周尚意他是谁?——眼中的段义孚

5朱阿兴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

6

7刘苏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文件在13楼

8段义孚的最后书单

9豆丁链接最初将段义孚介绍到我国大陆的李旭旦 汤茂林的译文 人文主义地理学

10开卷八分钟:段义孚《回家记》(一)|梁文道_凤凰读书

11叶超博文3篇 知识为己——简评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 (2009-11-28 叶

12汤

13刘苏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论段义孚早期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

段义孚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14一些网上文章

15读后感4篇

16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
宋秀葵 - 《山东大学》

17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些资料
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pdf (511.07 KB, 下载次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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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3 15:44: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4:42 编辑

段义孚与中国学者

1.最早将段义孚思想引进国内的是李旭旦先生。他在1983年2月将段义孚的名作 — — “人文主义地理学”译为中文,并在南京师范大学 (时为南京师范学院) 铅印出来。(李旭旦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人文地理学,提出用综合方法划分地理区域的观点,晚年大力提倡复兴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撰有论文《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

2.唐晓峰 (1948-),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1980年代末到日本留学时我才接触到段义孚先生的著作   
2002 (《读书》2002年11期)http://www.sohu.com/a/206399533_597685)发表“还地理一份人情”介绍段义孚。

3.柴彦威 男,1964年3月生,甘肃会宁县人,博士(文学),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地理》副主编《地域研究与开发》副主编《地理科学》编委《经济地理》编委。
《人文地理》 2014年04期  “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

4.最早接触段义孚和翻译段义孚作品的的大陆地理学者 周尚意
周尚意(1960-),女。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院人文地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曾任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第三任主任,教育部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2005翻译《逃避主义》(2005.7河北教育出版社)(他是谁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253209.htm
文化地理学人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257026421
2005段义孚回国演讲旅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6e52580100yaut.html2005年6月4日,著名地理大师段义孚教授在敬文讲堂做了以人本地理学为主题的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地遥学院副院长谢云、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周尚意教授出席了讲座。参加讲座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李秀彬研究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朱阿兴教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及总编李栓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周一星教授、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于希贤教授、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柴彦威副教授、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孟晓晨副教授、贺灿飞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肖平教授等。


5.朱阿兴 段义孚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中国同事,2005偕同段回中国演讲旅行,1995在美国与段相识,参见: 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https://wenku.baidu.com/view/a14 ... 42a8956becaa6e.html
(朱阿兴研究员,男, 1962年生, 浙江省长兴县人。现任海外地理信息科学协会学会理事、《资源科学》编委等职。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1996年1月-2003年9月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Wisconsin-Madison)地理系并获终身教授资格)

6.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段义孚作品《经验透视的空间和地方》潘桂成译 1998 国立编译馆(中国台北)


7.汤茂林    http://www.docin.com/p-140161224.html(1983李旭旦翻译的段的文章,由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汤茂林扫校2005-10-16)
汤茂林(1967—),男,江苏沭阳人,博士,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方法论、城市化、文化景观、区域发展。1985.9-1989.6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89.9-1992.6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硕士研究生,1996.9-2000.6 在职攻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博士研究生,2006.11-2007.08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访学、
2013.5-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  

8.志丞 左一鸥 翻译 段义孚北师大报告 人文主义之我见 (《地理科学进展》第25卷第2期 2006.3)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44073-1-1.html

9.叶超有一篇正式发表和另四篇有关段义孚的博文
地方稳定,空间自由: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2wybn.html
什么是你的探寻之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个体对意义的探寻》 (2015-01-0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2va6o.html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 (《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段义孚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专栏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2v6t4.html
略论段义孚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用处的观点2010-01-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0gx6i.html
知识为己——简评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 (2009-11-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0g4gr.html

叶超(1978-),男,甘肃武威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2008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地理所(导师为陆大道院士);2010 年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同年 6 月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学科特区第四层次优秀高层次人才引进到地科院,年底晋升副教授;2016 年初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经由海内外公开招聘引进的教授。专业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可持续科学与环境治理。
科研成果突出,共发表 50 多篇论著。在著作方面,独立出版系统性研究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和理论的专著1部——《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为第二作者出版《地理学方法论》、《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参著《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中国城镇化研究报告》等。论文发表上,近  5 年共发表中英文核心刊物论文  30 多篇。其中,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国内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20 多篇(CNKI 引用超 600 次),有 7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发表 SCI/SSCI 论文 11 篇(被引用达 70 次),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际刊物  Nature、Lance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和  Habitat International 等发表论文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主持和参与各种科研项目、规划实践项目 15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地理学方法论:主观与客观的思辨叶超 , 蔡运龙中国地理学会百年庆典 , 2009
地理学方法论演变与价值判断叶超,蔡运龙 - 《地理研究》2010 29 (5) :947-958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张小林,柴彦威,叶超 - 《经济地理》2011 31 (3) :409-413

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二元论的演变及其透析 叶超蔡运龙 - 《地理研究》201231 (5) :771-78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13mcx.html
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叶超 - 《人文地理》2012(5) :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13i35.html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叶超 - 《人文地理》2014 - (4) :3-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2v6t4.html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规划与实践反思蔡运龙叶超保继刚,... - 《地理研究》 2016 -35 (8) :1399-1419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蔡运龙叶超马润潮,... - 《地理研究》2016 - 35 (7) :1205-1229






10.刘苏  一文一作一译
刘苏(1983—),男,重庆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现象学等。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
一文: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刘苏    人文地理 2017年第3期 Vol. 32 (3): 44-52 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301.shtml
一著作:《上海市嘉定区拾荒者地方认同研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 》
              刘苏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09  平装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LoBgUFKbwx.html
一合译:《恋地情结(汉译名著本16)》作者 [美]段义孚 著; 志丞 刘苏 译,出版:商务印书馆

11.宋秀葵
宋秀葵(1969-),女,山东郓城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等。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内华达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委,《山东建筑大学学报》审稿专家。
《人文地理》 2014年04期  宋秀葵  《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
作者:宋秀葵 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年08月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籍华裔学者、当代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从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理论特征的梳理和评析入手,《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所涵盖的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艺观,揭示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独特建树及其对中国当下生态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初步形成了作者宋秀葵自己的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学术观念。


12.李溪(1985-),女,江苏句容人,哲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理论。 北京大学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人文地理》 2014年04期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视野

13.陆小璇(1986-),女,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国水资源管理。北京大学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人文地理》 2014年04期  初论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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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7:5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4:54 编辑

柴彦威 .“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J].人文地理, 2014,29(4): 1-2.
柴彦威(1964-),男,甘肃会宁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为地理学、城市地理学。E-mail:chyw@pku.edu.cn。
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pdf (275.24 KB, 下载次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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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03: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5:15 编辑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https://www.sohu.com/a/206399533_597685
编者按
“人地关系”在地理学中是个大题目,涉及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运筹关系、生态关系等重要课题。而在华裔地理学者段义孚那里,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挖掘呈现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并加以极具智慧的阐发。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文 | 唐晓峰
(原载《读书》2002年11期)
我们说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问。但是人的问题在被人研究时,常常被搞得脱离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众多由人操作的“研究”中,在由人画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号,而不是你我。
人有丰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于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现在“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一个大题目,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这是一个老关系,即地利)、运筹关系(经济地理最擅长)、生态关系(新兴的环境课题)是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三类关系均立足于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但是,如果环境里面的东西都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我们又总是在“不依人的意志”中活动,那我们还要意志干吗?人与地的关系之间,还有许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为转移的事情,这些是我们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内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便与动物无异。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许多地理学家认真对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问题,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汇合时代意识,开出新风。在这一来势相当猛烈的西方地理学术潮流中,一位领军人物居然是个瘦小的华人。这便是段义孚。
段义孚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理论的主流,原因很多。华裔社会人文学者多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但近于事实。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国人,但他研究的问题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段义孚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学术话语。
段义孚一九三〇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庭到澳大利亚、菲律宾。成年后先在牛津读大学,一九五一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鹤起。一九七三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一九八七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 Cullum 地理学勋章。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Univ Of Minnesota Press; 5th or later Edition edition, February 8, 2001)
一九九八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历史地理学家D. 梅尼(D. W. 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段义孚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
《浪漫地理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 edition, January 17, 2014)
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但在伯克利时,也听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课,他自己的人文兴趣向来盎然。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数里之遥,去向目标明确,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的时间。
纽约城
或许就这样,在后来转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段义孚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要以人为本,而人本来是有感情、语言、想法的。在将人扮作科学理性逻辑样板的风潮中(六十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计量革命),段义孚却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人对地的情感关系当然不只是观沙漠、雨林那样简单,那样单纯得只有个人意义。最早,人对地的情感关系曾酝酿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们不可不察。人类可以理性地耕种土地,规划城池,但面对高山、大海、沙漠这些无法认识来头、无法将其撼动、无法假其操作的东西时,人类最初只能以情感对之。比如,山脉的危乎高哉让人首先产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础上渐渐产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与行为,敬山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则更为之震慑,而战栗景仰。
喜马拉雅山脉
感受、抒发、兴叹等情感行为几乎占据了对高山、大海的地理“认识”的主要内容,望洋兴叹似乎是人们面对大海时的惟一反应,我们找不到多少古人关于它们的具有理性实践意义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与猜想,构成着人类关于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识”。
在人文地理方面,优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想象其他民族时总要出现的一种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国家,也有“自大”的原生优越情感,它与华夏民族对“蛮夷”的优越感、埃及人对尼罗河以外的人(埃及人说他们不属于“人”)的优越感,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原生的优越感是早期宏观人文地理观念建立的基础,因为大家都有优越感,所以许许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国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优越感只有被现实反复“挫伤”之后才会改变、消失。优越感的消失是一种情感的消退,而这一情感的消退才会为宏观人文地理观念的修正真正敞开大门。否则就会像中国士大夫面对利玛窦的地图一样死不认账。在感情的支配下,人宁可相信谣传,“请面对事实”,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恐惧景观》(Univ Of Minnesota Press; Reprint edition, April 20, 2013)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 1979)。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Topophilia是由topo与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后者指偏好。与其相对应的词,是Topophobia,表示对地方场所的恐惧。Topophilia一词不是段义孚首用,却是因他的详尽阐发而大获其名,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术语,收入词典。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主要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
《恋地情结》(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 “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谓“天人合一”也是同样,不是合在自然生态,而是合在人类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这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学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则永远没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在求实方面,人远不如动物,动物没有梦想。因为有“白日梦”的追求,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人对于环境存在美学反应(Aesthetic Response),美学反应的方面很多,最终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观。家乡、故土、墓地、圣地、公园、海滨都是情感世界观中的地点场所。现在这类内容都归入文化地理的范畴。文化地理不仅仅研究各种文化项目的客观分布,对于某些项目,也应注意文化景观所反映的情感类型。中国与西方都有墓地,如果只讲项目类型,不讲情感类型,则中西方的墓地就没有什么区别,而实际上两者的环境氛围是很不同的。西式墓地像公园,绿草如茵,石雕精美,环境幽静,假日常有人来此消闲,布置野餐,欣赏碑刻,甚至情人约会。在中式坟场里哪能这样。在香港一处西式墓地中需要挂这样的牌子:“游人请保持宁静以示尊重,并请勿嬉戏或生火。”在中式坟场则完全不用这样的劝告。
西式公墓
在地理环境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破坏的建设,破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与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旧景在故地树立纪念碑。我们如果将所有的纪念碑标在地图上,便出现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会有一番情感满足。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可以说,面对各类“未知”地区,人类其实都是与其发生情感关系。而在这些情感关系中,恐惧是最主要的主题。陌生产生恐惧,恐惧则又必然产生要克制、调节恐惧感的进一步的心理行为,在这些心理行为中又常常附有“发明创造”。中国古代“风水”中,有许多是情感心理的调节术,它寻找地理景观中已知的、并被符号化的安宁、太平、兴旺的代表因素,经过选择和人工附加,将它们组合为具有镇、压、克、胜力量的新景观结构,从而达到战胜恐惧感的心理作用,获得情感成果。所以,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是有恐惧感,就越容易信风水说,行风水术。
新疆特克斯县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友情链接”起来,段义孚的视野正是这样宽阔。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欧洲,中世纪的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公开的,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十九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就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 Yi-Fu Tuan 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英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中,模拟复原的19世纪末的伦敦书房
人本主义在地理学中的提倡,大大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厚度”。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例。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由此指出,历史地理学可以研究三种历史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一,由文献与景观记录的真实环境;二,由过去规范理念描绘的抽象环境;三,由过去人们所体验的感知环境。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研究兴趣都是集中在对第一种历史环境的复原,这种研究讲求实在,不尚发挥。第二种环境的研究属于地理思想史的范畴,我国已有人研究,少数大学里也有这样的课程。地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地表,而是地理观念的群体,有更强的时代特性与社会性。对于第三种环境的研究目前尚少(所知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从古代诗歌看古人的环境感知),而此类研究恰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最密。这类研究多涉及人的心理,不易把握,搞得不好还有臆测之嫌。
的确,人本主义地理学谈论的,大多是总体性的理解,而较少个案研究。即使如此,整体性的理解还是需要的。人本主义学说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人的理念与体验。因为环境不是单纯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行为的外部依据,所以是“行为环境”。对行为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行为的重要参数,也是解释景观变化的关键。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们必须理解他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的限度,正如普林斯所说:“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文化为他规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他周围的人加给他怎样的规矩。”
(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文·唐晓峰  
[url=http://wap.cnki.net/touch/web/Newspaper/List/ZHDS20021225.html]《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url]
[url=http://wap.cnki.net/touch/web/Newspaper/List/ZHDS20021225.html]http://wap.cnki.net/touch/web/Newspaper/List/ZHDS20021225.html[/url]
唐晓峰(1948-),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华裔学者多是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有歧视味道。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Tuan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1998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讲稿事后要刊印单行本。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希拉丘兹(Syracuse)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D·梅尼(D.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他曾经历日本侵华的乱世。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鹊起。1973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Cullum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一书中,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宠物”,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power)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Yi-Fu Tuan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约15部之多。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除上面说过的书,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可惜还没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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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20: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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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眼中的段义孚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人文地理学教授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
1999年秋,我选择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在那里开始了为期一学年的富布莱特项目研究。系里三楼墙上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 中国内地地理学者十分熟悉的哈特向,还有大陆学者并不太熟悉的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这个拍摄 角度只有用长焦距镜头才可以呈现,而我则有幸近距离地“认识”他。人们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家,我想知道他是 行在“云端”?还是坐在“地”上?他是谁?
第一次见到段义孚很偶然,是地理系的楼道里。一个文质彬彬的瘦小老头,鼻子上架着一副轻巧的眼镜。这就是段义孚?与我想象的地理大师完全不一样!
我与义孚的第一次长谈是在大学广场的一家餐馆,他虽然是华裔,但因从小离开祖国,先后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我们之间的沟通只能 用英语。入乡随俗,我称他“Yi-Fu(义孚)”。话题从我做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开始。在国内,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研究城市地理问题正方兴未艾。 学者们成功地利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城市土地的利用、交通、人口分布等现象,然而这些技术手段在研究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时却有难度和局 限,尤其在分析流动的、抽象的社会文化现象空间分布时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脚踏实地的野外实地调查,在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分析中依然起重要作用。
既然统计数据和遥感图像无法展现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那么许多地理学家往往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人们的想法,而后使用社会统计学的方 法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些空间“规律”。从本质上,这样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借助计量方法而兴起的空间分析学派没有什么区别。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 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义孚的兴趣所在,他总是关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个“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他们所在空间特殊的意义,这与统计学方法侧重于多数人有根 本区别。例如,在讨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时,他关心进入城市的所有“新居民”(newcomers),这些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有成人,有孩子;有男 人,有女人;有健康人,有残疾人。在不同新居民的眼中,城市的映像是不同的。谋求经济收入的提高是多数新居民“工具理性行动” (Zweckrationalit?t)的目的,而这些新居民的个体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理性行动”(Wertrationalit?t)、“情感行 动”、“传统行动”也各不相同,而统计方法在分析或者预测这些行动的空间差异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义孚不定期地将他写的一些随感与系里的同仁们分享,其中有一篇随感最能说明他观察事物的人本主义视角。1999年秋,美国和伊朗足球队在洛杉矶举行 了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媒体将之与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如果按照统计学的分析或预测方法,这场在美国举行的比赛,观众的情绪一定是倒 向美国,因为从伊朗来的观众为数甚少。令媒体吃惊的是,全场多数人为伊朗队助威。解说员时而将那些挥舞伊朗国旗的观众称为伊朗裔美国人,时而将他们称为美 国人。因为在那些为伊朗叫好的观众中,许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义孚在随感中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今后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甚 至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伊朗裔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美国”这块土地有“忠诚”之心和“忠诚”之举?空间的认同、地方的认同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 培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回答,大家也就接受了义孚的观点——空间认同和地方认同对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或环境下,其 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读罢义孚的这段随感,引发我重新验证统计分析方法的缺陷,一个统计学家是否能够告诉人们,根据人口统计数据记录的观众“社会属 性”,他能够计算出有多少观众将100%地,或90%地支持美国队?
读义孚的作品是“认识”他的另一种形式,我至今依然收集他给同事分发的随感,当时他计划将这些随想辑为一个集子想名为《致我的同仁》(To My Colleagues)。义孚是一个多产的地理学家。我曾经冒昧地问义孚,他最喜欢他的哪部著作,他并没有给我直接的回答。当时我认为,作品之于作者,如 同父母眼中的子女,无法说出哪个最好。后来我才悟出,如果我那么看重他对其作品的“排队”,那么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很可能失掉了“我”的判断。义孚的着 作分为两类,他的学科背景是自然地理学,因此早期著作有《新墨西哥州的气候》、《亚利桑纳州的碛原》等。自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转向对社会文化地理现 象的分析,并以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年报》上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为标志,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我比较喜欢读他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中,这本书的藏书册数要比义孚的其它著作多,即便这样,有时图书馆的计算机也显示“已借出”(on loan),许多哲学系、人类学系、文学系的师生都借阅这本书。
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义孚分析了人们感知空间的各种方式。他认为,地方是有范围的,而空间是自由的。我们生活的地区被他人认识,我们也渴望认识 其它地区。义孚从个体的经验中挖掘出人类的经验,他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和讨论,而不是对一个我们已经充分了解的地区做出最后的定论。读义孚的作品需要 “品”,他的写作风格是旁征博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他要表达的思想。例如,他在书中引用了波尔和海森堡的一段对话,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参观科隆堡城 堡时,波尔对海森堡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的是由石头建成的建筑,然而一旦我们想象这里曾居住着哈姆雷特,这个城堡马上就变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义 孚借用波尔的话告诉人们,对于同一个客观的“空间”,每个人的感觉将因其经验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他们知道组成客观世界的物质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而不 同。《地理学评论》称该书“丰富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选择》则称“这是一个优美的思想管弦乐套曲”。其实我以为,用拉策尔(F.Ratzel)在其 《人生地理学》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义孚这本书的思想——“人就是一块土地。”
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岁末,义孚出版了一部自传——《我是谁》,新书的发行仪式在麦迪逊最好的一家书店里举行。书店巨大的落地窗临时成为演讲台的背景, 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内书架间弥漫的“书香”混合着咖啡特有的香气。人们静静地倾听着义孚的发言,他依然采用娓娓道来的谈话风格,却简练地勾勒出一个我 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他。大家自由发言时,不同的人向义孚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 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听懂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地方”的定义。望着窗外闪烁的星辰,我心中还在想——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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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36: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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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阿兴:我的同事段义孚

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
朱阿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教授,从事GIS和遥感方面自然资源的工作)
1995年春,我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面试,当时系里的教授们不时提到段义孚(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义孚),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能体会到他们对义孚的尊敬,这些教授在美国地理学界也颇有名望,他们对义孚的尊敬引起了我的好奇。以前我对义孚也有耳闻,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震动。面试当天晚上,按照美国的习惯,被面试的人要与系里的教授们共进晚餐。当我与一行人走出地理系大门时,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位年长的东方学者,我猜想他就是义孚。义孚身材虽然不高大,但显得很精干,衣着朴素。他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并问及我是哪里人,来美国有多久了。当时有两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是我察觉他用的是音调生硬的中文;二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用中文与我对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与多数美国人在一起时,人们都用英文交流。我处于世俗,当时用英文回答他的问话。后来我受聘于该系,有幸与义孚成为同事。随着我对义孚的了解,我逐渐明白义孚当时的用意,渐渐地我也明白系里教授们为何如此尊敬义孚。
义孚研究的领域是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按照他的解释,humanistic geography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可能义孚并不愿意人们用这样的誉美来赞扬他,但是这些词汇并不过分。我并不想用过多的笔墨阐述他的学术成就,他所获得的许多学术头衔就足以说明。譬如,从1985开始他就进入了我校最高一级荣誉教授的行列(Vilas Professorship)。2001年他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他又被选为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许多人认为,如果诺贝尔设地理学奖的话,段义孚理应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
义孚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是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相结合的结晶。同事们在谈论他时经常说,义孚从事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一大幸事,因为像义孚这样的人才最多也就是一百年出一个。
义孚是一个非常谦和及善解人意的人,无论是平日的交谈,还是在学术讨论中,他从来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他总是在肯定别人的基础上,再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Iagreebut…)。他这种做法并不是虚伪,而是体现了一种友善,以及对对方的尊重。他常常在别人遇到窘境的时候,巧妙地帮人解脱出来。例如,我在工作日与他共进午餐时,经常与他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了解到义孚的儿童时期,父亲对他和他的兄弟要求极为严厉。为了让他们有竞争意识,他的父亲往往是通过夸奖义孚堂姊妹的学习成就激发他们。这给童年时期的义孚带来不尽的烦恼。我知道义孚父亲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许多中国家庭中十分普遍。我也时常考虑到,我是否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这样的痛苦回忆。我的痛苦之处是如何让我的孩子既能努力学习,又能享受童年的欢乐。他体会到我的这种痛苦,对我说:你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凭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好父亲了。正因为你时常琢磨这个问题,你一定能摆平这个问题。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细细品味,极有哲理。这话使一个年轻的父亲心理得到平静,从而减少很多苦恼。
许多人认为义孚是一个清高的学者,譬如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由于他的学术声望,许多学者要用拥抱的方式向他表示友好,而义孚每每客气地与对方握手,这使对方感到他要与对方保持一段距离。实际上,义孚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学者,他非常不善于以西方的形式接受别人的友好。义孚还是一个羞涩的人。我经常办一些聚会,并邀请义孚参加。他总是问被邀请的人中是否有他认识的人,往往在没有他的熟人时,他就会婉言谢绝,理由是他羞于与生人交往。尽管有时他也来,但是我能够感到他的为难之处。
与义孚共事7年,我慢慢地体会到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对人和善,但又羞涩的长辈。回想当年初次见面的一幕,我体会出他为何用中文向我问候。他为了表达对我的友好和欢迎,使一个初到该系的中国人感到亲切,他不顾常礼用乡音与我沟通。现在细细想来,我非常感动,我也很珍惜他的一片心意。
体会义孚的为人,就像阅读他的著作一样,需要慢慢地读,细细地品。他绝不是一个一眼能够读懂的人。谈到义孚的著作,允许我向大家推荐他的三本书。如果想了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话,请读《The Good Life》。如想了解义孚的生平,请阅读《Who Am I?: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Mindand Spirit》。《Dear Colleagues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是义孚的最新作品,这书记载了他几十年来对时事、自然、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及情感方面的随笔。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受到周尚意教授的极大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本文出处: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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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43: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5:05 编辑

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文·唐晓峰  《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 http://wap.cnki.net/touch/web/Newspaper/List/ZHDS20021225.html
唐晓峰(1948-),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华裔学者多是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有歧视味道。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Tuan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1998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讲稿事后要刊印单行本。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希拉丘兹(Syracuse)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D·梅尼(D.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他曾经历日本侵华的乱世。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鹊起。1973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Cullum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一书中,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宠物”,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power)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Yi-Fu Tuan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约15部之多。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除上面说过的书,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可惜还没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
星韵地理百科,一部由全国地理教育工作者协作共创的地理百科全书!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15: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5:22 编辑

本文文件在13楼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于2013年7月2日,原名为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文余教授。该所属于院所合一的院管研究机构,依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员主要来自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南大学哲学系和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另外还包括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部分研究人员。现有正式成员16人,其中教授5人,分别是崔延强教授、黄其洪教授、陶林教授、王文余教授和崔平教授;副教授6人,分别是刘宇、谭杰、毛兴贵、祝莉萍、潘宇鹏和陈飞;讲师5人,分别是蒋志红、相欣奕、王立、刘苏和张能。在四年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练出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古典哲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研究和西方空间哲学与城市化理论研究,在这三个领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为了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提升研究所的实力,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任院长白显良教授的直接领导下,该所于2017年9月13日正式更名为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由黄其洪教授担任所长。5http://iwm.swu.edu.cn/s/iwm/briefing/20171224/2181864.html相欣奕、王立、刘苏三位博士将推进对社区空间布局和西方城市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将发表相关成果。西南大学第八届教师课堂教学比赛刘苏—北美自由贸易区http://icourse.swu.edu.cn/index. ... &id=360&res_id=1434

人文地理2017.03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301.shtml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刘苏

摘要: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核心方法论为理念论,以此为基础实现环境研究的综合性。首先,《恋地情结》从理念出发的"规范性视角"实现了环境研究的综合性。其次,理念论的核心内涵为荣格精神分析学所提倡的圆形(曼陀罗)意象,象征人类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是"恋地情结"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圆形(曼陀罗)意象跨越历史与地域呈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里,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形式的演变,这构成段义孚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考,倾向于注重其地理知识的差异性,忽略其规范性;对环境中人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单向度人的特征,《恋地情结》理念论体现出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视角,无疑能给予新的启发。
关键词段义孚    恋地情结    理念论    人文主义地理学    荣格   
刘苏(1983—),男,重庆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现象学等。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A STUDY ON THE IDEALISM IN YI-FU TUAN'S TOPOPHILIA
LIU Su         

Abstract: Yi-fu Tuan's book called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Chinese geographers usually study humanistic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However,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other methodology called idealism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based on Topophila as a case. To start with, based on idealism, Yi-fu Tuan attempts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study in this book. from the normative point 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geosophy study, two perspectives call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and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are integrated together. While th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highlighting the start poin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stresses the startpoint of the environment. All the three perspectives (normative, existential and situational) form into a triangular system, based on which Topophilia can take various human experiences into account. This system leads t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 Moreover,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idealism in Topophilia is manifested as a circular or mandala image. This image stems from the thoughts of Plato and advocated by Jung's psychoanalytic school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se thoughts contribute to Yi-fu Tuan's idealism. The circular image is in the unconsciousness of human beings according to Jung. And Yi-fu Tuan suggests that this image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human continuous pursuing of ideal environments on earth, but also demonstrates in city structures throughout different areas and periods. This is the main idea of Yi-fu Tuan's city ontological thought.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n China usually focuses on the distinctions among various geosophies and experiences, but always overlooks the inner common base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As a result, humans are always understood as a one-dimension pattern of the whole environment. However, idealism, as the key methodology in Topophilia, definitely provides new inspirations.

Key words: Yi-fu Tuan    topophilia    idealism    humanistic geography    Carl Gustav Jung   

1 引言

19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处于一个激变的时期。逻辑实证主义在当时发展了将近十年,而其中一些地理学家纷纷转向对行为的研究,进而又转入人文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1]。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指出,在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里,段义孚(Yi-fu Tuan)是最重要的五位学者之一[2]①。他在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被大卫·西蒙等人视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鼎盛时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10部文献之一②。这本著作迎合当时风靡欧美地理学界的人文主义运动思潮,尝试为相关研究领域确定主题与规范,对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是美国各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必读书[3]。

“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提出[4, 5],后来由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做了系统性发展,成为一个被多学科—地理学、建筑学、景观规划、环境心理学等—广泛引用的概念。有研究发现,仅从1974年到1992年,ISI索引期刊引用《恋地情结》的次数就多达242次,而其中无一篇文献是段义孚本人所写,同时,非地理学期刊引用该书的比例高达58%[6]。因此,欧美地理学界普遍认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是不局限于本学科范围内,能对其他学科造成广泛影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之一③。

什么是“恋地情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与好奇的概念。段义孚在书中诸多地方对此概念下了定义,例如:“‘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place)之间的情感纽带”[7];是“人类对地方的爱”[7];“‘恋地情结’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7];“‘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images),所以这种情感远远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7]。似乎可以理解,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关系,研究者只能从人施加于外在环境可观察的过程,和可被度量的回应里去认知这种关系,这样“恋地情结”就成为了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爱与依恋关系的一个有效概念。但倘若仅限书中对此概念的诠释,则并不能完全参透“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在评论《恋地情结》时说道:“在这本书里,就连对‘恋地情结’这个概念都缺乏有条理的查问。在十几章的内容中,仅仅只有两章是直接涉及这个概念的,而在其他地方几乎鲜有提及……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恋地情结》这本书用来传达其最重要思想的方法就是少说,或者不说”[1]。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许多学者在涉及地方情感问题的研究时,常提及“恋地情结”的概念,或作为修饰语来用,但其实与段义孚所指的“恋地情结”本质关系并不大。那么,“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另一位针对该书的评论者道格拉斯·坡科克(Douglas Pocock)说道:“段义孚为了探索恋地情结的主题,采取了广泛的哲学视野” [1]。可见,倘若不深入研究这部作品背后的方法论,则较难理解“恋地情结”的本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探究的议题可界定为:通过探究《恋地情结》作品中的关键方法论,来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

其实,不少人认为《恋地情结》并非一部深奥的理论著作,段义孚在书中尽力回避了方法论的探讨。正如爱德华·雷尔夫评论道:“这本书很难说是一部指南性的参考书,它没有给出一条方法论的线索,也更无任何对策建议……所以很难评价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1]而国内学者张骁鸣十分中肯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段义孚是希望读者更加关心他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方法,这体现出一种“面对事实本身”的态度,是一种更加体现出现象学精髓的态度[8]。但是,很显然的事实却是,段义孚在书中规避理论论述的同时,却又采纳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术语,并将这些术语直接应到到了新知识的创造当中。这无疑增加了对这部作品理解的难度。例如,书中多次提及“圆形”、“曼陀罗”(mandala)等术语。在对其理论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读者往往较难把握他提出某种观点的初衷。由此,透过解读《恋地情结》所蕴含的方法论,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实现有效的知识引进,实属必要。

通常,在涉及段义孚思想的方法论时,国内学者往往关注的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例如2014年《人文地理》推出的段义孚与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专栏中的两篇论文[5, 9],就对其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思想展开了集中论述;2016年《人文地理》上发表的段义孚早期环境经验与现象学态度的论文,则更加深入地诠释出段义孚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8]。段义孚本人也在多篇文献中谈到了自己的方法论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10-12],在此不赘述。这些研究都为理解段义孚的现象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单就《恋地情结》这部作品来看,其主要的方法论还更加明显地体现为“理念论”,原因在于不仅理念论的术语广泛充斥于这本著作,还成为了整本著作的基本架构,具体体现为:整本著作都在尝试以理念论为基础,从空间规律入手,去探索人与环境建立联系过程中所具有的先验形式。那么,后文则将从:恋地情结的基本经验模式,著作中如何体现出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以及立足于基本经验模式的城市本体论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将《恋地情结》所涉及的纷繁芜杂的环境主题统摄起来的基本骨架。

事实上,理念论与现象学在对待经验本质的态度上一脉相承。例如,胡塞尔现象学中最为关键的关于本质的概念eidos即源于柏拉图的idea(理念)[13],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在地理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论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M.S.萨缪尔斯(Marwyn S. Samuels)在谈及何为存在主义地理学时表明:与人类地理知识(geosophy)相关的理念论始终与存在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相伴随[14];而克里斯·斐洛(Chris Philo)在论及何为理念论时则更为绝对地说:“不管是笼统的人文主义还是特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都是‘理念论的’”[15];而其中,“段义孚的思想则直接针对空间秩序中的意义展开研究,试图发现那个绝对、永恒、有序的世界”[15]。所以,理念论贯穿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也是段义孚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样,对《恋地情结》中理念论的理解并不脱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2 经验的本质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经验是对本质的例示,即事实性的经验世界仅仅是无限可能世界的特例而已[13]。研究经验在于对经验进行“纯化”,进而达到对经验中所蕴含的普遍先验意识的把握。

经验,同样也是段义孚开展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他曾说:“经验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词典里的关键词汇”[16]。而在他看来,经验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纯化出来的先验模式,这与胡塞尔对待经验的态度总体一致。比如,段义孚在《地方:一种经验的视角》(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中说道:“经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是指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模式(modes)”[17];在《生活如同实地的考察旅行》(Life as a Field Trip)里,他说:“经验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动物如何通过它们所有的感官与意识去理解现实环境的方式(how)”[16];而在1977年的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他指出:“经验乃一个综合性术语,是指各种各样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人类可认知并构建出现实的环境。这些模式包括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所具有的模式,也包括了人类象征能力所具有的模式”[18],他同时对世界上七个地方的空间图式展开研究,详细分析了人类经验中的模式是如何组织环境并建构地方的过程。这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蒂姆·克里斯威尔(Tim Cresswell)所言:“令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作为……在世存有方式(或模式)的‘地方’”[19]。因此,经验中的模式就是人建构环境秩序、为环境赋予意义的基础,也是人的本性中能呈现出来的可观察与可度量的外在显现。不同地域文化背景里的人,拥有不同的去诠释世界的模式,进而构建出不同的地方与场所。而所谓的“恋地情结”,其实就是蕴含了“爱”(philia)之模式的一套复杂环境经验,并体现在了理想的空间秩序当中。而理念论要去关照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经验模式。

3 规范性的研究视角

以理念论为基础对经验中的理想模式进行关照,体现出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具有的规范性研究视角,以及对待人地关系的综合性研究特征。该规范性视角是指承认人类秉性中存在着具有先天规范性的普遍规律,而反对相对主义的人性观。这构成了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大特征,该特征在1980年代因受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式微[2]。

段义孚以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为基础,在《恋地情结》中回应了当时环境态度与价值观领域中缺乏综合性的问题,并尝试对该领域的综合性进行建构,这成了整本著作的重要理论抱负。他在前言中说道:之前的研究“在目标、方法、哲学基础、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千差万别,让人感到毫无头绪。对爱德华州埃姆斯县的一个家庭主妇购物活动的细致分析,和针对基督徒对自然界的理解的大型调查,它们的共同点在哪里?”[7]针对这样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恋地情结》研究重点在于:“论述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它们的本质”[7],换句话说,就是“恋地情结”的形成过程与本质。所以,段义孚是朝着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综合性研究的目标开展理论思索的。他说:“最好是能由一个人来把这个大杂烩拣选一番,得出一个统一的观点。由于为大家公认的、提纲挈领性的概念实在太少,所以这种努力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它还是值得一试,因为如果不做,我们就不能发现这个领域在结构上的很多欠缺。”[7]

因此,《恋地情结》的研究目的在于:在积极的环境态度里找到某种普遍的本质,由此出发,开辟出一条综合性的研究路径;而规范性视角下的理念论则是为此目的所采取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体现为:在用理念论关照种类繁多的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中,去探索人类对环境展开依恋时具有怎样的理想经验模式。那么,规范性的视角又是如何在书中传达出来的?

首先,段义孚在前言里指出,他需要一套有限的概念来统领“恋地情结”的研究,包括: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s)、价值观(values)、环境(environment)与文化(culture)。在这五个概念里,感知、态度与价值观,也是书的副标题,代表了从人类的意识出发去探讨环境的视角,可称为“存在性视角”;而“环境”与“文化”两个概念,意指书中某些章节着重以环境为出发点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方式,可称为“处境性视角”,着重体现在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第十二章里。从人出发的存在性视角和从环境出发的处境性视角,是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种基本视角。M S萨缪尔斯将这两种视角概念化为“参照的处境”(situation of reference)与人的主观性造成的“偏好空间”(partial space)[14]。另外,规范性的视角则主要针对“恋地情结”中的理想经验模式展开探索,通过书中频繁出现的三个概念来传达,分别是:“理念”(ideal)、“原型”(archetype)与“图式”(schemata)。它们均为理念论,尤其是荣格精神分析学继承的理念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规范性的视角将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考察“恋地情结”经验及其地理知识的视角体系(如图 1)。正如神学哲学家约翰·弗兰姆(John M Frame)所指出:“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规范的知识,所有的知识也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自我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有事物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思想”[20]并且“三个视角都是认识人类知识的同一个过程”[20]。因此,三个视角就构成了一个视角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研究的综合性,体现为:始终不脱离规范性视角去分析人类在理想经验模式的推动下如何诠释与建造环境,并反过来被环境所影响。该视角体系能将种类繁多的“恋地情结”的经验模式与地理知识开放性地纳入其中进行审视。

图 1 “恋地情结”研究的视角体系Fig.1 The View System of Topophilia Study

国内地理学在理解段义孚思想乃至整个人文主义地理学时,着重强调其研究的差异性视角,而缺乏关注其规范性视角。像国内地理学者编写的一部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中就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没有兴趣去寻找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21]的确,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知识差异性的强调,是不同于计量地理学强调普遍空间规律的重要特征,但是,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差异性的目的却在于,要理解人类经验里的某种普遍本质。该研究目的其实在1980年代不断遭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激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的猛烈攻击,被诟病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并且尝试用结构性的因素与相对主义去解构之,因而导致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90年代从重视人的普遍心灵本质转向了更加重视差异化的地方建构因素[2]。关于这一点,当国内地理学者回过头去研究1970年代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时,尤其值得关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正是当年所谓“本质主义”的时代产物,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Zeitgeist的产物[1],而理念论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

4 理念论

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在《现代地理学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第二章里,对《恋地情结》的内容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单独引用《恋地情结》书末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式的陈述:“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本质上来看,普遍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意象:一个是纯净的花园,另一个是宇宙……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影到天空之下的魔法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 22]这段话是段义孚在著作末尾,从规范性视角做出的总结性回应,指出人类从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环境”(ideal environment)是“恋地情结”里理想经验模式的一种体现。

理想的环境由两种基本意象所构成:其一,为人类提供安全感,具有哺育功能的意象——纯净的花园(无罪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innocence),可以具体化为提供哺育与庇护的家庭、具有田园生活方式的郊区,等等;其二,是代表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能满足冒险与探索欲望的意象—宇宙,可具体化为拥有公共生活方式的广场、自由人的居所—城市,等等④。两种意象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模式,人类为了调和该模式所产生的矛盾,便竭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因此,二元对立加上中央平衡点的结构就构成了“恋地情结”的一种理想经验模式。

该理想模式在不同地域文化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书中谈到,在巴厘岛人的世界观里,该模式是由山脉”、“大海”与“人界”三要素来体现:“山脉被认为是上层世界,而大海被认为是下层世界,形成两极对立: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水象征着生命,而朝向大海的方向则象征着灾祸、疾病和死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被称为madiapa的人界,同时受两个极端的影响。”[7]段义孚进一步指出,该结构在不同地域文化里还具有相似的演进过程,即,从简单的二元对立加上中央第三者调和的三元结构,演进为四个基本方向(cardinal directions)加上中央调和点的五重(five-fold)结构,构成了呈现于大地之上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图 2),该图式不仅出现在印尼的巴厘岛,也出现在中国和古希腊,因此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并且“是原初的统一、和谐理念在提供支持”[7]。因此,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在普遍意义上代表了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经验模式,也是人类在现实处境中构建生存环境的一种普遍经验模式,是《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的核心内容(表 1)。

图 2 巴厘岛中部的宇宙图式Fig.2 The Cosmological Schemata of Central Bali注:本图根据《恋地情结》(第22页)原图翻译绘制。东北—西南四个基本方向呈现出基本的二元对立,调和点(Madiapa)在正中央。

表 1 理念论在《恋地情结》里的脉络Tab.1 Idealism in Topophilia

理念论最早产生于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被创造的原始模型[23]。荣格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原型”概念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24],其基本意象为向心的圆形或曼陀罗,是圆满与和谐的象征。

“原型”英文里的“arche-”是“最初”、“起始”的意思,它与形式相关联。在西方古典神学与哲学中,“原型”、“上帝形象”等被当成物质世界的精神本源。即在这个物质世界产生以前作为本源的精神就已预先存在了,物质世界就是依照精神世界的形式即“原型”演化而来[25]。地理学家约翰斯顿(Johnston R J)指出,深刻影响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理念论的基本原则为: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26]。段义孚所说的经验的理想模式就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存在,它是人类诠释世界并构建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

理念或原型的基本意象——“曼陀罗”(mandala)是一种梵语的表达,其原本意义为人们在宗教节日所画的圆圈[27];在佛教中意为坛场,后来引申为具有绝对中心意义的圆形[25]。按照荣格学派的观点,向心的圆形(曼陀罗)意象在心灵集体无意识的层面驱动着人类以它作为普遍模式,并以自我(自性,self)为中心去诠释周围的环境,在世界各地,也于不同的精神与物质领域中反复出现—绘画、诗歌、建筑、城市等;并体现出不同的样式:方形、十字、车轮、以四为倍数的角形等。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说道:“曼陀罗的形式千差万别,使用的场合也各不相同。它可能演化成莲花瓣、太阳的光晕、纳瓦霍人的疗伤圈、教堂里的玫瑰窗以及基督教圣徒头顶上的光环。作为完美的象征,圆形对西方的世界观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7];“一位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也许会说,每一个建筑物,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只要有曼陀罗或等轴的设计,就是人类无意识里的圆形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具象化表达。城市庙宇乃至于居民都可能成为心灵追求圆满理念的小宇宙,让人类能对其进入或生存的地方施加有益的影响。”[7]

在地理环境的营造方面,荣格精神分析学派学者阿尼埃拉·嘉菲认为:“圆形是心灵的象征,甚至柏拉图也把心灵描绘为一个球形,方形(通常是矩形)是紧缚于大地的物质象征”[28]。段义孚在书中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方形(矩形)是圆形简化后产生的形状,两者在意义上相互重叠,但多数时候圆形代表天,而方形代表地[7]。因此,圆形以及与之相关的方形就成为人类建造地理环境的基本空间规范,比如圆或方的城市、上圆下方的巴洛克教堂、外圆内方的明堂建筑、城市里的方格网、方形的四合院,等等。

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原型观念尽管继承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深受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影响,力求在进化的生物本能中去寻找原型的逻辑起点。但段义孚在书中应用原型概念阐述其城市本体论思想时,并没有诉诸进化论,而是诉诸来自宇宙的先验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因此,先验的理想模式就成为解释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之生存形态的出发点。这样的思想着重体现在第十一章“理念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the ideal city and symbols of transcendence)当中。进而,在第十二章里,他从城市的理念(理想)出发诠释城市空间与市民生活的相互关系;又在第十三、十四章里从城市理念(理想)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回应。由此可见,以理念论为基础的规范性视角将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个基本视角—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了起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研究。这样,段义孚就在理念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的城市本体论思想。

5 城市本体论5.1 城市理念

城市理念(city ideal)是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着墨最多的论题,是他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涵。段义孚对城市理念的论述是从城市发生学的角度展开的,他说:“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市场或一座军事要塞,而只会看见某个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凡是城市化独立出现的地方,其前身往往是一个有声望的仪式中心”[7],因此“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精确性、秩序性和从天堂里投射而来的可预测性。”[7]

与段义孚的观点相对的是城市发生学的经济模式解释,其主要观点为“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认为城市起源的机制主要是剩余农产品的出现。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对经济模式的城市起源提出了质疑,他说:“经济学认为,城市是经济富余的产物:农产品不能完全消耗时,就在方便的地点展开交换,渐渐产生了集市、小镇、最后演变为城市……但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某个地区只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密集的人口,却没有出现一座城市。新几内亚高原上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支撑每平方千米200人的程度,但并没有出现城市生活。”[7]因此,他认为城市并非主要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对先验宇宙秩序崇拜的象征性产物,这便是城市的本质属性。

段义孚在往后的研究里,进一步发展了《恋地情结》里的城市本体论思想。他在1978年的论文《城市:及其与自然的距离》(The City: Its Distance from Nature)中指出,存在三种城市本质属性的观点:其一,通过数学测量方法探讨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市被视为具有特定尺度的聚落;其二,关注城市的理想模式,探讨单个城市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三,关注城市的起源,重视城市本质属性与起源间的联系[29]。而他本人的思想可归为后面两种。在200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中,他就谈到:地理学家可以从经验中建立起的若干理想模式(ideal model)来理解人的空间行为,这些理想模式正是人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参照[30]。他也在不少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研究的视角》、《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浪漫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里不断强调该城市本体论思想。比如在《浪漫地理学》中,他说道:“城市起源于人类想要把天堂的秩序与威严带到大地上。”[31]

由此可见,城市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蕴含的理念。那么城市理念究竟有何形式?它对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类的生存具有怎样的影响?

段义孚认为,城市是一种象征,指向了一种超越经验的意义。在古代,它意指一种超越性的秩序,人类借此对抗大地的混乱[18],“古时候的人们看到天国中存在一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他们在地上所找不到的……为了反击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混乱无序,美索不达米亚、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些可以反映天界规律性的仪式中心和几何形状的城市。在国王和统治者的眼中,最符合宇宙秩序的社会是阶层社会。”[32]城市的理念规范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为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其规范性的空间形态通常呈现为从中央点辐射开来的圆形与方形。他说:“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圆既象征着完美,又述说着宇宙”[7],该形状反映出宇宙的秩序,是宇宙秩序在大地上的投影,并在其中构建起有序的阶层社会。

当圆形与方形的城市与阶层观念相结合,就与同心环的空间结构对应起来。在《恋地情结》里,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克巴坦那城(Ecbata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城位于山丘上,由七道同心环状的城墙所围成。从中心到外围,地势不断降低。国王与贵族居住在最内圈,随着社会阶层不断降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居民则依次向外居住在不同的圈层里,于是“七道环状的城墙就构成了上升的阶梯,象征阶序性的宇宙”[7]。

向心的圆形与方形城市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里反复出现。书中,段义孚列举了大量案例:在古代,包括亚特兰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伊斯兰最大的圆形城市—萨拉姆的麦地那(老巴格达)(Medinat-asSalam(Old Baghdad))、泰西封(Ctesiphon)、北京城、长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又涌现出大量的圆形城市,比较典型的是中世纪巴黎的核心区。

另外,当圆形与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对应起来,则演变为以四为倍数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镇设计—斯福钦达(Sforzinda)。这座城镇由一个圆形加上两个与基本方向相对应的正方形组合形成一个八角星形状。到了现代,某些圆形城市的设计受到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花园城市(田园城市)观念的影响,段义孚认为: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圆形意象“归根结底依然是从头上的宇宙投射下来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构成了段义孚思考城市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段义孚曾在《地理学的视野》(A View of Geography)一文中谈到:“对现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现代地理学者的一大挑战,其中包括现代性如何将限定并根植于某一地域的前现代社会,转变为流动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现代社会”[33]。而《恋地情结》对城市的现代性思考则体现在空间扁平化与时间矢量化导致的城市理念表现方式的演变上,以及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过程当中。

段义孚在书中表明,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现方式上不断演变的过程,即城市逐渐丧失了古代超验的宇宙中心理念,进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圆形(曼陀罗)意象的向心性意味着人的自我中心性,在荣格精神分析学派中特指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自性”(self)为中心。段义孚在书中谈到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向心性、现代城市对中心区位的竞争等主题都与此相关。所以,前现代人始终谦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从天国秩序启示下来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义;而现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从地上升起的集体意志,竞相争夺着要成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如书中所言:“传统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们是‘中央’思想的象征,用城墙围起一片神圣的、有秩序的地域,把这片地域与外面蛮荒世界区分开来”[7],而现代城市却“……有183个‘门户’……如果再加上‘枢纽’‘家园’‘中央’‘心脏’‘摇篮’‘中枢’和‘发祥地’词汇,总量还要翻上几倍。有很多城市不仅标榜它们的‘中心’地位—这个名号既能体现它们的成就,也能体现它们的地理优越性。”[7]

段义孚认为,该变化过程背后的机理在于:人类的时空感知因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的变化。他在书的第十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指出,因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从循环的时间与垂直的空间,朝线性的时间与水平的空间演变。在古代,人类的时空感知始终囿于一个水平方向上狭窄的地域范围,形成了垂直而丰富的世界想象,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狱形成的垂直结构。而古人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也在整体空间结构中去回应宇宙(天堂)的永恒秩序。同时,循环的时间是古人所具有的时间观。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却将整个人类抛向了一个在时间上矢量化的美好未来,空间压缩为平面。这样,垂直、超验的空间感被消灭,宇宙被祛魅,而经验的、水平的空间感知凸显了出来,他说:“古人生活在一个垂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义的世界里;而现代人的世界更加宽广化、平面化、底压顶、无旋回、重美学而不重神灵。”[7]因此,人类建造的城市就从象征永恒秩序的天堂彼岸世界,转向了看似无限可能的世俗此岸世界。

这样的变化进而体现在了城市外观形态的构造上。“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22],以其整体向心的圆与方的规范空间结构来表现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而“现代城市则以一个雕塑或一个鲜明的建筑为标志”[22]来彰显城市世俗的地理中心区位,“这些象征物可能是一条大街或一片广场,也可能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历史和特性的市政厅或者纪念碑……有些城市会打造出一个清晰的意象,来给自己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7]因此,人类建造城市的方式就从注重整体的空间结构转向了片段式的景观打造,这正体现出段义孚在书中所言“从宇宙到景观(from cosmos to landscape)”的变化过程:“垂直渐渐被平面所取代,旋转的宇宙全景变成了平展的自然(不具有超越性的)片段,也就是所谓的景观。”[7]

对于城市理念的这种演变过程,段义孚曾表达出十分尖锐的批判态度。他在2005年北京建筑学界的一个会议中谈道:“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筑师们可以……不必去迎合地域布局和人们想要怡然观看星斗的需求……这些城市建筑远离了人的生理特质、打破了对宇宙的回应、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础,那还能称得上伟大么?”[34, 35]

5.2 现代城市的理想

书中ideal这个词既有“理念”也有“理想”之意。对古代城市来说,ideal代表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和宇宙相互呼应的理念。但对现代城市而言,ideal则主要体现为某种集体性的世俗理想。《恋地情结》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的内容转向探讨现代城市理想的层面,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现代城市理想如何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人类如何因现代城市的理想去回应生存的环境。

关于第一个问题,段义孚认为,较之古代城市的先验理念,现代城市更多体现为对某种世俗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从古代城市延续至今,即使在最初宇宙性理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型城市中,都已体现在空间布局上,到了近代则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到了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突破原有的城墙,表达宇宙理念的空间结构荡然无存,城市实体空间不断向外蔓延。为更明确地表达某种现实理想和地理区位上的中心性,城市会借助某些标志性建筑物,比如广场、纪念碑或一座桥等来体现,如“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构想就是要体现出一种理想。该理想并非源于宇宙,而是要以国家的伟大作为设计和建造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五组大型喷泉和三座主要的纪念碑”[7]。

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人类因城市理想对生存环境具有怎样的态度?段义孚从诸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城市意象;不同阶层人士的社区体验和社区参与度;底层居民的城市视角;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等等。其中,关于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的讨论是对该问题既系统又精彩的阐述。

段义孚始终认为,西方城市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内在机理,均在于人们对理想生存环境的追求。这与从技术革新与制造业成本优势导致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解释不同,比如城市经济地理学家奥沙利文(O'Sullivan)的解释就代表了后一种立场,在此不赘述。

段义孚认为,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致力于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古代的理想环境是在城市里,而荒野则代表了混乱与邪恶;而工业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两者的态度发生了地域上的逆转,荒野反而成为了秩序和自由的象征,城市中心区却沦落为一片混乱之地。因此,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渴望逃离城市,去往乡村体验自然、淳朴与和谐的生活,如此,郊区化的运动应运而生。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多郊区建设与治理的系统化思想,像书中谈道:“……杰斐逊总统为独立的家庭农场宣扬的平均地权论,小镇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种思想元素杂糅而形成的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人与环境的思想以及邻里互助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现代郊区里很容易找到它们活生生的体现”[7]。但随着越来越多家庭参与到郊区化的进程中,郊区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比如社会阶层同质化与排斥的现象;人们不愿面对郊区问题的逃避态度,等等。

然而,郊区问题的凸显并没有阻止人们追求理想环境的步伐,模范村庄(model villages)与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想又应运而生。同时,这些新理想的追求过程也遭遇了挫折。段义孚说:“建设一座新城可能出于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于促进社会的整合。从这一点来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还是最终住到了一起”[7]。另外,随着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几十万、上百万人口规模之时,也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与霍华德对花园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规模。最终,段义孚总结道:“作为理想,新石器时代舒适惬意的村庄让位于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扩张使得大都市区的居民追寻贴近自然的模范村庄和规模较小的新城;而新城,当它们的设计达到容纳50万到100万人口的时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国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里。”[7]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与回应的态度始终与理想的环境息息相关。理想的环境源于宇宙的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作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园的原始驱动力,这便是人类“恋地情结”的核心内涵。然而段义孚却在全书最后一句话中感叹道:“……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这是他在书末发出的一句针对人性的终极考问。人类从古至今在数不尽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追求的理想环境却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个个不断建设起来又失败了的乌托邦,但人类追寻理想环境的步伐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恋地情结”俨然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环境永无止境的驱动力。

6 余论

段义孚曾在《论人文地理学》(On Human Geography)一文里,谈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便是“文化作为一种想象力的产物”[36]。何为想象力,康德曾言:“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37];段义孚同样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天赋的、能看见不存在事物的一种能力,因为人类总是不会满足已有的东西;人类正是通过想象,在混乱的大自然中创造出人化的秩序,将大自然残酷的现实,彻底改造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实[36]。因此,人类想象中的理念(理想)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景观改造的基本动力和经验模型。以此为出发点,段义孚对过去以洪堡兄弟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的人地观提出了质疑,指出:“从亚历山大·冯·洪堡开始,地理学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泽如何被人类改造为耕地与城市。研究者将这一转变归结为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力量。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考虑寻求快乐的力量—为了寻求快乐,人类才建造了花园,制造了宠爱之物”[36]。由此可见,段义孚对人地关系中“人”的思考体现出一明显特征,即,首先对人性提出一种本质的先验预设,进而在不同的环境与文化中进行演绎。由此路径展开的“恋地情结”研究,就体现出以理念论为基础,注重人性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这对国内人文地理学的人地观具有很丰富的参考价值由于受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观念的影响,国内人文地理学倾向于将人视为一个次系统,或者系统里的一个要素,也将人性过分经验化地置于环境系统当中进行界定,并将人分割为自然人、经济人、感性人、社会人、生态人[38]等单向度的人来进行理解。因此,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的人观,无疑为国内人文地理学如何处理环境中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关于“恋地情结”研究的实用价值或许会是在国内学界引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段义孚曾在1976年的重要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特长并不在于像应用地理学家去搜集和分析数据,而在于诠释模糊且复杂的人类经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为规划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何种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紧密一些,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居住紧密可能会导致文化特色的丧失,等等;但是,段义孚却又认为,即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可以提供类似的实用性建议,也不会受到别人多大的关注。原因不仅在于,这种建议比起显而易见的物质生产建设来说显得效率低下,更在于当今时代很少有人会感兴趣深入地探索他们自己了[39]。但是,对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探索却对人的生存来说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如爱德华·雷尔夫的观点所指出:人们必须真实开敞地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的条件,构建出属于自己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s)[40],才能令人类的经验丰富起来[41]。由此可见,“丰富人类的经验”似乎恰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展研究的基本信念与价值所在。而或许正是出于该信念,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才将深具相同信念的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理念论融合了进来,成为了该书的基本方法论。

注释:

① 大卫·西蒙在文章《居住位置和存在的区位:朝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次回归》(Lived Emplacement and the Locality of Being)中认为,1970年代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五位学者分别是:Ann Buttimer,David Ley,Marwyn Samuels,Yi-fu Tuan,和Edward Relph。

② 大卫·西蒙等在2015年的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认为,1970—1978年是地理学人文主义流派最重要成果涌现的时期,并认为其中有10篇文献最为核心,包括:1)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Edward Relph, 1970);2)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Yi-fu Tuan, 1971);3)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David Ley, 1974);4)Values in geography (Anne Buttimer, 1974);5)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Yi-fu Tuan, 1974);6)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Yi-fu Tuan, 1974);7)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e Buttimer, 1976);8)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 1976);9)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1976);10)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David Ley & Marwyn Samuels, 1978)。

③ 参考Seamon D, Lundberg A. Humanistic geography[M]//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 该二元模式在段义孚1996年的著作《宇宙与炉台:世界主义的观点》(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中,家里炉台的意象代表哺育,而宇宙的意象代表自由。但提供哺育的地方同时会对人的发展造成禁锢,而自由的地方也会充满危险,所以人们就在这两极的地域之间不断逃离,寻找完美的平衡点。

致谢: 文中多数翻译段落取自志丞的翻译成果,并已取得本人的同意,在此十分感谢!同时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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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的最后书单

原创: 小河  掘火档案  2017-12-08
一位华裔地理学家在最后一本回忆录中列出的地理学书单,与另外一些他的故事。



The Last Launch: Messages in the Bottle(2015)是段义孚(Yi-Fu Tuan)的最后一本书。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是他对于各种主题思索的最后结集。并且希望,通过将这些思索封入漂流瓶,在别的什么地方被你我读到。

段义孚1930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在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念地理系之前,跟随外交官父亲(段茂澜)的职位调动频频搬迁,生活在重庆(1938-1941)、悉尼、马尼拉和伦敦。他幼年与少年经历二战(以及生活背景的缘故),让他觉得他一度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他说,1946年以后,“我仅仅是世界事件的旁观者。”当自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孩时,他相信日本飞机与潜艇是冲着他来的。段义孚被称为人本主义地理学之父(Father of Humanist Geography),但他的地理学生涯是从自然地理学开始,他最开始研究沙漠,在加州伯克利的博士论文是The Origin of Pediments in Southeastern Arizona,也是在同一时间,他开始试图将哲学与心理学引入他的地理学思考。1974年的Topophilia(《恋地情结》)和1977年的Space and Place(《空间与地方》,已有中译本)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著作。2012年,段义孚获得了Vautrin-Lud奖(从1991年起,在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géographie中颁发,被视作地理学最高奖),他被评委称作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他用温和的文字将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基于量化的空间分析的一代地理学者吸引过来。他吸引那些心灵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Tim Cresswell(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博士)写过一篇介绍段义孚Space and Place的文章,讲到自己1985年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念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在一门“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课堂上读到Space and Place,并立刻被吸引。“人本主义地理学”这门课几年后也就改作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象征着时代的变迁。这书乍读起来并不是明显的地理学,按照Cresswell当时对地理学的理解,但它全部内容却又以地理学能够或者应该怎样为中心。Cresswell当时并没有意识到Space and Place将成为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学界中多么重要的作品,也没有意识到它对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在1985年,“人本主义地理学”这样的思想是本科学位必修。它不再是“革命性”的,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1977年,Space and Place出版之时,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在大多数人的知识视界中不过才5年。1974年,段义孚的Topophilia出版,同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在Cresswell1985年念“人本主义地理学”课程的时候,如下著作也是重要的参考书: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1976), Anne Buttimer and David Seamo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1980), David Ley, 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1974), Donald Meinig,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1979), 和J. B. Jackson, The Necessity for Ruins (1980)。对于这些著作来说,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与世界里充满意义的生命。有关“地方”(place)的概念便是其中之核心。在Space and Place出版前的那十年里,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变得越来越不“人文”。空间科学(spatial science),量化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和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纷纷将世界,与其中的人,当作是客体而非主体。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样的思想占统治地位。location,spatial patterns,distance和space这样的词组出现在书刊纸页中。人文地理学更像是一个伪科学。人本主义地理学便是对这种情形的批判。

Cresswell认为,段并不按照常理进行“研究”。他并不使用那些方法论课堂里所教授的任何方法。他不利用民族志,符号学,数据分析或者是深入的档案研究。他阅读段的著作,会感觉到,作者阅读了很多二手材料并且将其组织连结,却又不露痕迹。段的许多观察是对常识的声明。通常,它们被许多人类学文献,经典社会学材料,诗歌,小说与心理学片段所支持。就像是,段雇佣了大量的富有创见的学者、作家与哲学家帮他做研究。虽然段使用的例子与材料来源非常丰富,但却很少反映当代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我们更容易通过人类学家视角看到非洲土著群体,或者是中国古代城市计划,而不是那些表现当下的材料。段的写作是适合于更广阔的受教育群体阅读的,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理论的主题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学科。

虽然段义孚已经是致力于将“地点、空间与内在自我”的探索写进“学术著作”中,阅读他的回忆录与随笔,更容易接近他个人。在书上明确标注“自传”或“回忆录”的著作有三本: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1999) (标注:Autobiography, Geography, Gay Studies),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2012) (标注:Memoir, Nature, Religion),以及最后的这本The Last Launch: Messages in the Bottle (2015) (标注:Geography, Philosophy, Memoir)。他还有一本“游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7)(中文版:《回家记》(2013)),记录了他2005年在中国的活动与心理感受。

段义孚在The Last Launch一书最后列出了他的favourite lists,分“书”、“艺术”与“地方”三类。以下就摘录他所列出的地理学书单(和我的一些注解)。

段义孚有关书单的说明:

在这份地理学书单里,段义孚包含进了六个非地理学家的著作,为了填补职业地理学文献的空缺,即对地球与其环境,人,和地点的“唤醒”。对段义孚来说,地理学家的著作能做到“唤醒”的包括Hendrik Willem van Loon(房龙)的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1932) 与 André Siegfried(西格弗里德)的 Géographie Poétique des Cinq Continents (1952)。段在青少年时就发现了它们,并且它们让他明白可以充满热情的写作地理学。

对于人与地点都鲜活生动的“历史的-区域的”地理著作,段义孚推荐John Updike的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1996),四代美国人的生活,沿着东海岸,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展开。

因为地球有四分之三都是海洋,所以他推荐了Hamilton-Paterson的The Great Deep: The Sea and Its Thresholds (1992)。

至于那些导致很多人对地理感兴趣的旅行读物,他很喜欢的两本是:Apsley Cherry-Garrard的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1922) 与 Sven Lindqvist的Desert Divers (1990;2000)。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是讲1910-1913年间英国南极地区考察(British Antarctic Expedition),由Robert Falcon Scott率领的五人团队在1912年1月17日抵达南极点,但发现挪威人Roald Amundsen的考察队早于他们34天到达。Scott一行在回程途中全部罹难,其中一些人的遗体、日志及照片在8个月后被一个搜救队寻获。
Sven Lindqvist曾在1961-1962期间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馆任职文化专员,当年的太太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与他一起去了北京。同时,他们也就读于北大。1963年,由Sven Lindqvist写作,附有林西莉摄影的China in Crisis出版,并有多个译本。林西莉的新作《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2016)(En annan värld: Minnen från Kina 1961–62(2015))也记录了当时的见闻。据称,Sven Lindqvist当年去中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赫尔曼·黑塞作品的影响。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喜欢上了吴道子,之后写了The Myth of Wu Tao-tzu (1967)。他写了不少旅行文学,段义孚推荐的这本Desert Divers就是写撒哈拉沙漠的。)

段认为,有关城市地理的文献非常多,但是,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品味到城市的高度与深度。George Orwell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中文版《巴黎伦敦落魄记》或《巴黎伦敦冒险记》)是一个范例,展现这种深度在触觉、味觉和嗅觉上的观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地理学主题。地理学家对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bio-”几乎总是限于植物,而非动物。人与野生动物之间重要的关系几乎主要是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在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很出色的例子是Harry Greene的Tracks and Shadows: Field Biology as Art (2013).

书单:

Alexander von Humboldt(亚历山大·冯·洪堡), Kosmos: A General Survey of Physical 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 Vols. 1-5 (1845-1862)
题外话,最近有一本讲洪堡的书The Invention of Nature: The Adventur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Lost Hero of Science(2015),也出了中文版,《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2017)。这本书值得看。

Vidal de la Blache(维达尔·白兰士), La Personnalité Geographique de la France (1903)
这实际上是1903年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的第一部分

Apsley Cherry-Garrar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1922) 详见前文

Henkrik Willem van Loon,Van Loon’s 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1932) 详见前文

George Orwell,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详见前文

Francois E. Matthes, The Incomparable Valley: A Geolog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Yosemite (1950)
这本书是在Matthes去世后编辑出版的。

Carl O. Sau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1952) 与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1963)
Sauer是人文地理学家,他对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一个文化群利用自然景观造成。文化是中介,自然区域是介质,文化景观是结果。

André Siegfried, Géographie Poétique des Cinq Continents (1952) 详见前文

Walther Penck,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Land Forms: A Contribution to Physical Geography (1953)
Walther Penck(1888-1923)是地理学家Albercht Penck(1858-1945)的儿子,Albercht因研究冰川地貌而著名。因为早逝,Walther Penck的“形态分析”之书稿是去世后由父亲出版的。“形态分析”是指,他希望通过研究地貌类型来分析大地构造。Walther Penck的著作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里的影响更重要。一篇地理学史论文解释,“他的著作至1953年仍在译为英语,并在1972年再版,这对德国人说来是难以理解的。”“这件事可以他被视为William Morris Davis‘侵蚀轮回说’(cycle of erosion)的挑战者来解释。”他认为抬升与侵蚀是同时发生的。

William L. Thomas,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Vols. 1-2 (1956)
20世纪中叶学者对环境的看法,包括Carl Sauer, Lewis Mumford, Paul Sears, James Malin, Karl Wittfogel,和Clarence Glacken等人。这个专题论文集的灵感来源于George Perkins Marsh的Man and Nature (1864)。Marsh使得公众警觉人类对于环境改变的程度,他最早提出“人并不仅仅是环境的被动的受害者,而也是改变环境的活跃的中介者”这样的概念。这部选集还有一些文章,现在,人们会称其为“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1958; 1964)
中文版: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

John K. Wright,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 Fourteen Papers, 1925-1965 (1966)
John K. Wright(1891-1969),美国地理学家,他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地理学会当图书馆员。他对地理学史很感兴趣,并且很重视地理学的档案信息。于1947年提出Geosophy(地理知识学)这个概念,这个词由“geo”(Greek for earth)与“sophia”(Greek for wisdom)两词构成。他认为geosophy对geography来说,相当于historiography对于history。“地理知识学”是为了解决过去与现在的地理知识的本质与表达。这远远扩展了科学性的地理知识或者是已经由地理学家系统化的地理知识构成的核心区域,将所有边缘的领域都考虑在内。“地理知识学”涵盖地理的想法(geographical ideas),无论对错,也涵盖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地理学家,也包括农民和渔民,商界精英和诗人,小说家和画家,Bedouins人和Hottentot人——正因为如此,“地理知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主观认知所相关的。之后,MaGreevy对此总结:地理知识学是人们对世界的构想与想象的研究。

Clarence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7)
因为这本书,Clarence Glacken被视作“环境史”领域的重要人物。Glacken认为,在西方环境思想史上有三个主要的理念:其一,一个神性设计的地球(生态理论与智能设计论都由此而来));其二,环境对人的影响(类似早期人类学中的环境决定论);其三,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1971)
Paul Wheatley主要研究领域是东南亚与东亚的历史地理。

David Lowenthal and Martyn Bowden, eds.,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1976)
这个论文集是向John K. Wright致敬的,论文集的题目也反映了Wright所提及的与“主观认知”(subjective conception)有很大关联的地理的想法“geographical ideas”。其中有段义孚讨论geopiety的文章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Wright最开始提出geopiety这个词,表明人类因认识自然世界与地理空间而产生的虔敬。

J. B.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1984)
Jackson影响了美国当代文化景观研究的轨迹。他描写包括停车场、汽车营地以及高速公路在内的美国景观。他创立了Landscape杂志。这个杂志混杂了历史、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地理、人类学和遗产保存。这个杂志确立了Jackson称为vernacular landscape(乡土景观)的概念,是指日常生活地方的地理与平民建筑,他曾写道,当我年纪越大,花在观看景观上的时间越长,我也越来越确信它们的美不仅仅是外貌而是本质,而那样的美是源于人类的存在的。

这本书有中文版,《发现乡土景观》(2015)。

Sven Lindqvist, Desert Divers (1990; 2000) 详见前文

James Hamilton-Paterson, The Great Deep: The Sea and Its Thresholds (1992) 详见前文

John 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1996)
中文版,《圣洁百合》(1999;2012)

Tim Cresswell, The Tramp in America (2001)
The Tramp in America讲述了“流浪者”是如何在1870年代到1930年代期间的美国被作为一种社会型发明出来的。Cresswell研究了“流浪者”如何被想象,被描述,以及到二战时,被重新分类,致使消失。更重要的,这本书质疑了一般的假设——即移动性(mobility)在美国身份的生成中所起的关键角色。

Tim Cresswell关注“移动性”(mobilities)这一社会科学范式。“移动性”关注人,想法与物品的移动,以及这些移动产生的更广泛的社会意涵。Tim Cresswell是段义孚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是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移动性”(mobilities)主要与社会学相关,但是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地理学、移民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和旅游与交通研究都为“移动性”文献做出了贡献。Cresswell在2011年对mobilities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交通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做出了定义:“移动性”通常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连;“移动性”通常将不同尺度的移动相连,而传统的交通地理学倾向于只在一个尺度以下关注特定模式的移动(比如本地交通研究或者家庭旅游调查);“移动性”包含人、物品与想法的移动,不仅仅是狭窄的关注乘客模式转换或者是货运物流;“移动性”既关注移动,也关注“停止,静止和相对的稳定”;“移动性”包含移动理论和方法论,避免将“有界性和静止不动的”优先化;“移动性”通常会涉及政治的以及有差异的移动政治(politics of mobility),异于工程学科的研究者所追求的非政治的、“客观的”立场。

Paul Adams, Steven Hoelscher, and Karen Till, eds., Textures of Place: Exploring Humanist Geographies (2001)
这本选集的作者分别来自地理学,艺术史,哲学,人类学与英美文学领域。他们探讨“地方”(place)嵌入日常经验中的方式,地方对于群体与个人身份之形成的关键作用,以及地方对于权力关系的反映与加强。

Kenneth Olwig, 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 From Britain’s Renaissance to America’s New World (2002)
这本书有关景观(landscape)与自然(nature)的含义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如何被用于定义政治体(body politic)。Olwig是段义孚的博士,读博士前,他的教育背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The Morphology of a Symbolic Landscape: A Geosophical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nmark’s Jutland Heaths Circa 1750-1950(1977),之后出版的Nature’s Ideological Landscape(1984)是他博论的缩减版。段义孚在本书序言中说,Olwig将scenery,view,landscape,land,countryside,country,nation,national identity这些概念的产生融入了一个议题中,用landscape一词折射其他所有词汇。landscape一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拟人化的词。landscape中的land或者country不仅指代自然单元,并且指代人——他们的习俗、法律和制度。自然——荒野自然——只有当人们不再视其为威胁之时才能够以欣赏的眼光观看。当不再是威胁时,荒野自然就可以并入一种美学——崇敬的美学。

Harry Greene, Tracks and Shadows: Field Biology as Art (2013)
这本书是生态学家Harry Greene的自传,据他自己介绍,除了自传以外,还包括蛇的奇妙,研究与理解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美,还有与人性共享自然之美的重要性。

除了地理学书单之外,段义孚还列出了历史、传记、社会学等等(也许以后可以继续列出)。我们还可以看看他读什么小说。

段义孚曾经读很多侦探小说,包括G. K. Chesterton, Agatha Christie, Arthur Conan Doyle, Ruth Rendell, Robert van Gulik, 和Janwillen van de Wetering。但是他现在不读侦探小说了,可能是觉得看动作片更适合消遣。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心的小说阅读者,反而更喜欢通过阅读传记和自传,历史书和描述性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著作来窥视别人的生活和时代。

当他读小说的时候,是为了找寻他所不能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中获得的东西。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是他所隐匿其中却没有技巧和勇气表达的感觉与渴望。他并不很喜欢novel of manners(社会风俗小说),如Jane Austen那类。但是,段很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他将其描述为:an account of the decline of an illustrious family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这当然也是社会风俗小说,但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下面潜藏着另一层存在。因为同样的原因,段是十九世纪两个伟大俄国小说家的爱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并不像其他一些评论家那样,在意存在的一定层次(a level of existence)是否先于世俗。所以,像很多人那样,他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中的“Grand Inquisitor”一章。另外,尽管他也很欣赏《战争与和平》(1869)与《安娜·卡列尼娜》(1877),但是,最令其难以忘怀的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ch (1886))与短篇小说“What Man Live By”(1885)。

段义孚最喜欢的当代小说家是Iris Murdoch(爱丽丝·默多克,或艾瑞斯·梅鐸)。他读过她的二十本小说,并且每每在出版前都十分期待。Murdoch满足了他的一些阅读时的心愿:哲学性议题在虚构性作品中具体的讨论,在社会表层以下那些精神上的渴望的痕迹,以及对于年轻人之间互相拥有的温柔却又强烈的感情的描绘。对于这种感情的唤醒,段义孚提到他很早就喜欢的一部小说,Wiliam Maxwell的The Folded Leaf(1945)。当他需要柔情(tenderness)的时候,他会重读,这里说的不是真的“柔情”,而是他可以用尽全力使其想象到达边界——在小说家艺术的帮助下。

段义孚在自传Who Am I?中通过讲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故事来表明自己对(青年)男性的依恋。这也是该书标记gay studies的缘故。洪堡对于段来说是英雄,这当然很好理解。因为洪堡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而段的地理学职业生涯是从自然地理学开始的。并且,洪堡是最早使用景观画与诗作来扩展地理经验的范畴的——感觉、情绪与观念——这些恰恰是人本主义地理学所构成的要素。他的活力也是段自认为所缺乏的,洪堡在六十岁之时仍在西伯利亚与中亚行进一万两千英里。段在自传里讲述了洪堡的三段与男性有关的故事。接下来,他写,“我在1997年2月7日做了有关洪堡的报告,但是我没有提及任何一段他的情事(affairs of the heart)。我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专注于洪堡对于地理学的贡献。但是,在我即将结束那个报告时忍不住说到,‘亚历山大·冯·洪堡,虽然有这么多的成就与喝彩,但他缺少——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即,能够一起享用睡前饼干的所爱之人。’”段义孚接着写,“我当时并不仅仅在想着洪堡。现在也不是在想着他,当我描述他的情感依恋时。在我人生的故事里,我自然是主角。”“我更像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我更像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是,那时候有青年的美。但同时,那时候还有宇宙的美——这是更大的诱惑。”“如果没有宇宙,或者更精确地说,没有我对自然与人类作品的喜爱,我的生活会是悲惨的,不可活的。我被地理学所救。自然地,我在外部世界看到了恶劣与丑陋,就像我在我混乱的内心世界一样。我甚至相信,我自身的痛苦,我不可更改的处于被社会所接受的外在表现的底层中,给了我能够洞悉人类痛苦的能力,尤其是对属于被轻视的少数群体的洞察力。但是,我选择不生活在阴影中——我自身的或者是这世界的。”

段义孚以一个故事结束他的自传Who Am I?那天,他独自开车,在Nebraska向西行,已过午夜。在公路上只有他与前面那辆车。它们互相作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司机,尤其是在黑暗中,所以他感激前车的尾灯,可以指引他,并且让他感到安全。正当他开始认为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前车的右转灯开始闪烁。友好的表示,却令人遗憾,因为他又要自己一个人向前开了。前车转向了一条乡间小路。接着,就只剩他的前灯替他指路了。那灯光照亮了一小片路面,随即被吸进了如一堵墙一般的黑暗。

The Last Launch中,段义孚也讲了一个小故事。那天他正在威斯康辛麦迪逊的State Street走,听到身后反复响起一个童声,“你是学生吗?你是学生吗?”他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显然不可能是在问他。但却又好奇的转过身去,问那个小朋友,“看过来,我看起来像学生吗?”小朋友答,“是的,你有一个双肩包。”这当然让他很开心。“我仍然有一个双肩包,这意味着我仍然是一个向生活敞开的学生。”


参考资料

Phil Hubbard, Rob Kitchin and Gill Valentine ed., 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 (2008)

“The opium ships at Lintin(内伶仃岛), China, 1824,” William John Huggins

附录1.段义孚的著作
Romantic Geography: In Search of the Sublime Landscape (2013)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2012)
Religion: From Place to Placelessness, with Martha A. Strawn (2009)
Human Goodness (2008)
Coming Home to China (2007) (简体版:《回家记》(2013))
Place, Art, and Self (2004)
Dear Colleague: 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 (2002) 这些信可以在他的个人网站上看到:http://www.yifutuan.org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1999)
Escapism (1998)(简体版:《逃避主义》(2005),繁體版:《逃避主義》(2006;2014))
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 (1996)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 (1993)
Morality and Imagination: Paradoxes of Progress (1989)
The Good Life (1986)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1984)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
Landscapes of Fear (1979; 2012) (繁體版:《恐懼》(2008),简体版:《无边的恐惧》(2011))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1977) (繁體版:《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1998),简体版:《空间与地方》(2017))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
Man and Nature (1971)
China (1970)
The Hydrologic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 a Theme in Geoteleology (1968)


附录2.有关段茂澜

段茂澜(1899-1980)
曾就读于济南德文学堂、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学校。获纽约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后,在南开大学任教,随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代办。(他当时负责去解决巴黎使馆“易帜事件”)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1959年段义孚在巴拿马研究过海岸地貌)。周恩来与段茂澜自南开中学时期熟识,1956年日内瓦的一个会议上,段茂澜的弟弟被周恩来从天津派来游说他返回大陆。1973年,段义孚的弟弟在北京见了周恩来,周邀请段茂澜来大陆看看,说既然段茂澜已经退休,可以用私人身份访问。另外,纠正一个总被误传的八卦,段祺瑞的确是段茂澜的亲族,但并非直系,是旁支。段祺瑞资助了段茂澜在天津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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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6: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6 21:22 编辑

最初将段义孚介绍到我国大陆的李旭旦 汤茂林的译文 人文主义地理学
http://www.docin.com/p-140161224.html?docfrom=rrela

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rar (91.56 KB, 下载次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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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7:52: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23 20:17 编辑




梁文道:过年期间我们中国人总是要回家,在这段期间我就正好看了一个关于谈中国一个中国人回家的故事,就是我手上这本《回家记》,他的作者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在这里面应该介绍,介绍过他其他书,就段义孚,先说说段义孚是谁,段义孚是大概是全世界的地理学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华人了,他其实家世很显赫,他是段祺瑞的后人,听说据说是段祺瑞的孙子,但很小的时候,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状态,他10岁离开中国,就没有再回来过,只有在十来岁的时候从菲律宾要去欧洲的时候路过过上海,停了两个礼拜。
   
    那么10岁之前呢,他家是天津人,段家,但是呢他小时候很多时间最有记忆的时间是在重庆,那时候他一家人在重庆在南开,他在南开当时的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上学,为什么南开会在重庆呢,当然是因为抗战的时间,而那时候他爸爸是做外交官,他家里面也是往来无白丁,就像我们这书里面看到的一样,周恩来都到过他家跟他们家的小孩玩,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送玩具等等等等。
   
    但重要不是这个家世,而是段义孚这人,他在地理学界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今天我们很多人讲人本主义地理学或者人文主义地理学,其实这整个流派或者走向的一个兴起跟建立,就完全不能够离开段义孚,而段义孚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大师,他不只是在地理学界有名,而且是在整个人文社科界或者很多的爱书人那里面都相当有名,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地理学似乎是一个相当技术性的一门学问,越来越科学化,但是段义孚的作品不一样,段义孚的作品他的文字非常非常漂亮,他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像散文,像诗歌像哲学像历史像回忆录等等不同的学术文类题材的综合体,常常给人感觉到一种很温暖的沉思,他触碰到的题目也跟我们一般中学课本里面学到地理不一样,他谈到是一个人对地方的恐惧,谈到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想回家,谈到一个人为什么会想逃离,又或者说他最近一本新著,我已经买了但还没来得及看,这是他第二十二本书了,谈的是为什么某些文化里面会发展出一些对于丛山峻岭,对于高山湖泊汪洋大海这种非常奇鬼极端的环境的自然环境那种热爱,甚至把他们浪漫化,他的地理学是这样的一种地理学。
   
    由于是这样的一种地理学,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地理学界这个不是太被重视,常常我们一说就是这叫唯心主义地理学,就把他打发掉了,但是随着最近几年我们的学术界跟外面的交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地理学界跟地理学界外的人开始认识到段义孚了。
   
    我们这本书,今天讲的这本书呢是段义孚一本相当,比他之前其他的书更个人化,唯一可以相比的是他后来那个自传,更加个人化的一本书,为什么,他谈的是一个他回家的故事,像他这么一个今天名满天下的华裔学者,要回到他离开了几十年的老家,那是什么感受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边就说到他其实过去去国这么多年,一遍又一遍被人问起什么时候回到中国看一看,到了他74岁的年纪,他发现他恐怕再不去的话就没有机会了,然后2005年这一年,他收到了一个邀请信,是一个建筑师们他们搞的一个会议,想请他去发言,他把握这个机会去了一趟,在这去了这个过程里面,他见了很多人,来了两个星期,但是已经给他足够大的冲击,那么他后来的很多的回忆跟他当时的一些发言的讲稿撮要就构成了我们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也像他其他的书一样,从分类上很难分类,他既有学术的一面,但是又有很个人的一面,有一些你看到一个老人带着童真的眼睛,很谦逊很可爱很温暖的老人家,他怎么来看周边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学术界的大师,原来在美国平常坐飞机是不坐商务舱的,他们没这个机会,都坐经济舱,这次难得,坐长途飞机坐上商务舱,他好高兴,很兴奋。
   
    然后你看到他住到我们中国的崭新的酒店里面,他觉得比美国的那些破旧的酒店好太多了,先进太多,那些床边的灯都不晓得怎么用。然后你也看到了他的一个有学者眼光,有时候是游客眼光来重新看回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那种陌生的奇怪的一种感受。
   
    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这本书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不如先跟大家讲讲看到底什么叫做他发展了这种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个根本上不可能是一两分钟说的完的,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本书里面,他曾经提到了,我不是说他做过很多演讲,这些演讲的讲稿的撮要也都放到这本书,夹杂在这本书里面,其中一场演讲,他在中科院讲,那么在这里面他就提到了一点,比如说他讲引喻,他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自然世界,我们平常看到的自然世界其实是非常繁杂的,是人类不能够掌握的,你会觉得有点危险的,那怎么办,我们就要赋予自然界一些引喻,简单的讲就是把自然界开始归类,赋予他们名字。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看到河流的河口入海那个河口,这河口是什么呢,这河口不是一个自然界本身有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概念加注上面的,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叫河口或者一座大山的脚下我们叫山脚呢,段义孚认为这河口跟山脚就是我们人类通过引喻来使这个陌生的一片纷杂的自然界能够被我们掌握被我们亲近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这个手段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用了我们人体身上的东西来命名它,把一个河流的出海处叫做河口,把一个山的山底处叫做山脚,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我们能够总算驯服他,而这样的驯服的背后的心理,其实不是对一个地方的依恋,而是对他的恐惧,这是一个段式的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关注的是人类多样性的情感,人类交流的丰富,以及这一切情感跟交流和文化跟我们生活周边的空间的关系,这种地理学是一种饱满了人性的跟意义的一种地理学。




开卷八分钟:段义孚《回家记》(二)
梁文道:这个星期开头我仍然跟大家介绍上礼拜还没给大家讲完的这本《回家记》,作者就上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当代的华人地理学界里面,或者世界地理学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华人学者段义孚。那么段义孚呢,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一个人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从来没回过中国,他不止没有回过中国,甚至连中文他都已经荒疏掉了。
   
    那么他这下回国他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这本书,《回家记》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他说他回家的时候,一下飞机,他觉得最触动的是什么?发现整个机场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面孔,都在说中文,他叫做“北方官话”,这是他几十年来再也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朱阿兴是另一位华人地理学家,现在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地理学的教授,也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年轻的一个同事,晚辈。
   
    他说我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时候我们是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很熟悉地你来称呼他,毕竟我们相识多年,而且他们都是在美国工作,等于是个美国人。但是朱阿兴,这位由中国到美国,成长之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这位学者,他用的却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轻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于是在这里面我就看到段义孚最有名的一点开始出现了,就是他的观察力跟想象力,还有同情共感的能力,就在他一下飞机,回到北京的机场第一霎那,他开始观察到了很多细微的东西,而这个状态还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我们刚说到说中文,其实他好久没说中文,他基本上已经不太会说,但是回来这两个礼拜,慢慢慢慢他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太久没有用过的圆珠笔在纸上,一开始写不出字,结果越写越滑,这墨就慢慢慢慢出来,他开始能够流畅起来。尽管还是不敢用中文做学术演讲,但是做任何日常社交沟通已经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大胆。然后在这个沟通交流里面他不断地告诉他的读者,这本书原来是英文书,告诉他的英文读者,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同行,中国人对他是多么地友好、多么友善,让他很感动。这里面有一些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比方说他去一个学校演讲,会上面几百个学生热情鼓掌,把他当成是摇滚乐巨星一样,这是他在美国从来没享受过的,他觉得中国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经过了这么久,到了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骂我们的中国人不尊师重道,但其实这个传统还是在呢?
   
    然后他又发现在一些的酒店宾馆里面,他的年轻同事朱阿兴向服务员介绍,这位先生可是个老学者,那大家就会对他肃然起敬,他觉得在美国只有你告诉别人说,他可是肯德基的总裁,人家才会对你有这样的态度。然后他又描述了他在这里面受到很多年轻建筑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些年轻学生对他的细致体贴跟照顾,他很好奇这些人是怎么学到这些东西呢?这是否表示这是个中国的,过去我们说的美好传统其实还是在呢?那么其中一个他特别感激,特别怀念的一个当时陪伴他游中国游北京的学生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志丞。
   
    然后这里面他说到一点,然后他最后他要跟这些学生分手的时候他觉得依依不舍,他说,尽管我努力地去记住他们的形象色彩,人是一点点的在退去,如今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和他们一起照的相片里,我打算把那些照片都贴在我的电冰箱上,然后他就讲了,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如何留下对彼此的回忆呢?中国诗歌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感怀伤逝之词。想一想,在迈入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当你最亲密的朋友与你道过别之后,转身上马疾驰而去,而他的音容笑貌瞬间消失于无形,除非等到若干年后重逢之时而不可求,那种感觉真是乖乖的。
   
    然后看这里面当然还包括很多介乎陌生人与本国人之间的对中国的观察,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在包厢吃饭,为什么中国的洗手间,就连餐厅的洗手间也总是那么的肮脏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他都一方面觉得好像不太能够适应的作为一个常人,但另一方面又保持学者的好奇,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是个游客的身份,所以他又发现自己学者的好奇心被困在一个游客的身份里面好像不可能完全施展。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个礼拜的回家之旅让他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发现回来这一趟之后,反而变得更复杂,更难回答了,他的母语是中文,但是今天他的英文要远比他的母语还要流利。
   
    他说到一个人,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最关心空间对一个人的(00:06:26),跟人之间的互动。他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地方产生依恋,那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的整个人生感观生命的开展是在他长大那个空间里面比赋予的。但是他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后来他却在美国一次长途大巴的旅程里面感觉到美国是他的家园。然后现在他回想他小时候那些东西是用都丢不掉的,只不过那些东西是像断片一样,就像他曾经藐视的一些电影纪录片,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串接起来,中间跳了太多地东西,他曾经不喜欢看这样的纪录片,觉得很不完整,没有一个严整的叙事结构,但现在他发现,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是一个碎片、一个碎片的接坠起来,那么到底你是谁呢?这样的归属感可以由何而来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尤其对于像段义孚这样的人来讲。




核心提示:华人地理学家少小离家老大回,荒疏掉了中文,抵达机场的时候他觉得最触动的就是华人面孔在说中文,所以他决定用中文来与自己的同事交流。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中美文化的差异。在学校讲学的时候,同学们的热情让他感到兴奋,段义孚认为,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文化并没有被丢掉。

凤凰卫视2月24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这个星期开头我仍然跟大家介绍上礼拜还没给大家讲完的这本《回家记》,作者就上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当代的华人地理学界里面,或者世界地理学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华人学者段义孚。那么段义孚呢,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一个人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从来没回过中国,他不止没有回过中国,甚至连中文他都已经荒疏掉了。

那么他这下回国他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这本书,《回家记》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他说他回家的时候,一下飞机,他觉得最触动的是什么?发现整个机场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面孔,都在说中文,他叫做“北方官话”,这是他几十年来再也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朱阿兴是另一位华人地理学家,现在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地理学的教授,也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年轻的一个同事,晚辈。

他说我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时候我们是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很熟悉地你来称呼他,毕竟我们相识多年,而且他们都是在美国工作,等于是个美国人。但是朱阿兴,这位由中国到美国,成长之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这位学者,他用的却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于是在这里面我就看到段义孚最有名的一点开始出现了,就是他的观察力跟想象力,还有同情共感的能力,就在他一下飞机,回到北京的机场第一霎那,他开始观察到了很多细微的东西,而这个状态还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我们刚说到说中文,其实他好久没说中文,他基本上已经不太会说,但是回来这两个礼拜,慢慢慢慢他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太久没有用过的圆珠笔在纸上,一开始写不出字,结果越写越滑,这墨就慢慢慢慢出来,他开始能够流畅起来。尽管还是不敢用中文做学术演讲,但是做任何日常社交沟通已经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大胆。然后在这个沟通交流里面他不断地告诉他的读者,这本书原来是英文书,告诉他的英文读者,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同行,中国人对他是多么地友好、多么友善,让他很感动。这里面有一些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比方说他去一个学校演讲,会上面几百个学生热情鼓掌,把他当成是摇滚乐巨星一样,这是他在美国从来没享受过的,他觉得中国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经过了这么久,到了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骂我们的中国人不尊师重道,但其实这个传统还是在呢?

然后他又发现在一些的酒店宾馆里面,他的年轻同事朱阿兴向服务员介绍,这位先生可是个老学者,那大家就会对他肃然起敬,他觉得在美国只有你告诉别人说,他可是肯德基的总裁,人家才会对你有这样的态度。然后他又描述了他在这里面受到很多年轻建筑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些年轻学生对他的细致体贴跟照顾,他很好奇这些人是怎么学到这些东西呢?这是否表示这是个中国的,过去我们说的美好传统其实还是在呢?那么其中一个他特别感激,特别怀念的一个当时陪伴他游中国游北京的学生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志丞。

然后这里面他说到一点,然后他最后他要跟这些学生分手的时候他觉得依依不舍,他说,尽管我努力地去记住他们的形象色彩,人是一点点的在退去,如今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和他们一起照的相片里,我打算把那些照片都贴在我的电冰箱上,然后他就讲了,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如何留下对彼此的回忆呢?中国诗歌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感怀伤逝之词。想一想,在迈入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当你最亲密的朋友与你道过别之后,转身上马疾驰而去,而他的音容笑貌瞬间消失于无形,除非等到若干年后重逢之时而不可求,那种感觉真是怪怪的。

然后看这里面当然还包括很多介乎陌生人与本国人之间的对中国的观察,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在包厢吃饭,为什么中国的洗手间,就连餐厅的洗手间也总是那么的肮脏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他都一方面觉得好像不太能够适应的作为一个常人,但另一方面又保持学者的好奇,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是个游客的身份,所以他又发现自己学者的好奇心被困在一个游客的身份里面好像不可能完全施展。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个礼拜的回家之旅让他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发现回来这一趟之后,反而变得更复杂,更难回答了,他的母语是中文,但是今天他的英文要远比他的母语还要流利。


他说到一个人,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最关心空间对一个人的形塑,跟人之间的互动。他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地方产生依恋,那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的整个人生感观生命的开展是在他长大那个空间里面比赋予的。但是他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后来他却在美国一次长途大巴的旅程里面感觉到美国是他的家园。然后现在他回想他小时候那些东西是永远都丢不掉的,只不过那些东西是像断片一样,就像他曾经藐视的一些电影纪录片,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串接起来,中间跳了太多地东西,他曾经不喜欢看这样的纪录片,觉得很不完整,没有一个严整的叙事结构,但现在他发现,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是一个碎片、一个碎片的接缀起来,那么到底你是谁呢?这样的归属感可以由何而来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尤其对于像段义孚这样的人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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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8:08: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5 19:28 编辑

什么是你的探寻之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个体对意义的探寻》 (2015-01-07

段义孚2012年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个体对意义的探寻》是一部自选集,辑录了段义孚对其学术历程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关键概念的诸多思考,是一部入门必读之书。我把书扉页英文版翻译出来,感兴趣者可参详。

五十多年以来,段义孚已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在20世纪早期被约翰。赖特称之为地理知识论,也就是地理哲学)提升到新的高度,其每部新著常提供我们对于人类状况的新鲜而独特的学术反思。他最近和最后一部书——《人文主义地理学:个体对意义的探寻》,也是他作为地理学者学习和经历的最后见证。
回顾和重估从学生时代到作为一个毕生受人尊敬的作者和大学教授的整个学术生涯,段义孚强调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何以能够指引年轻一代的老师、学生和学者走向自我发现、个体成就甚至启蒙。他认为路径就在对地理学和作为人类思想和想象奇迹的地方进行创造性研究,尤其要从感觉层面理解它们。
这使得这本书有些个人化,但段义孚的意图是揭示:即使我们面对强大严酷的自然和根深蒂固的人类弱点,我们这个小小星球的生活也是何其美妙。因此,即使我们终生都要面对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许多挑战,但段义孚对未来充满希望。就个体而言,段义孚问:“什么是我们人类所要做的?个体是完美的尘埃还是高尚却忧郁如天使的万物之灵?他认为答案系于我们的个体观是现实态度还是宗教信仰。
段义孚倾向于后者,一种内佛法、外基督的杂糅。这是他探寻类似为何我们人类能存在地球上等意义深远问题的路径。这本书的问题不言而喻:什么是你的探寻之路?什么是你理解世界上你的地方的路径?对段义孚而言,人文主义地理学和地方的研究能通达此路。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Yi-Fu Tuan has carried the study or humanistic geography--what John K. Wright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lled geosophy, a blending of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to new heights, offering with each new book a fresh and often unique intellectual introspection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his latest and last book, is a final testament of all that he has learned and encountered as a geographer.
In returning to and reappraising his entire career, from his time as a student to his life's work as an esteemed writer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Tuan emphasizes how humanist geography can offer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scholars a path toward self-discovery, personal fulfillment, and even enlightenment. He argues that in the creative study of geography and of place can be found the wonders of the human mind and imagination, especially as they are understood by the senses.
This makes the book rather personal, but Tuan's intent is to show how wonderful life on our small planet can be, even as we must deal with nature's stringencies and our own deep flaws. And so his view of the future is hopeful, despite the life-long challenges that face us a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As for the individual, Tuan asks, "What are we humans to do?" Is the individual the 'quintessence of dust' or the 'paragon of animals, noble in action but apprehensive like an angel'? The answer, he says, depends on whether our view of the individual is purely secular or one that is grounded in religious faith.
Tuan opts for the latter, a personal blending of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a Christian outlook. It is his path to finding meaningful answers as to why we humans are here on Earth. Implicit in the book are the questions, "What is your way of searching?" "What is your path to understanding your place in the world?" To Tuan, humanist 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place can lead the way."


略论段义孚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用处的观点 (2010-01-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0gx6i.html
段义孚为什么能在美国产生甚至超出地理学界的影响,是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问题。这些“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东西,究竟有何用处?我试译他的原作中的一段话为复:
“地理学提供有用的知识。斯特拉波曾宣称,“它服务国家的需要”。什么是有用性?一个标准是:如果一件工作有酬劳,则它是有用的。另一个标准是对人们生活和土地有可辨别的影响。第三个是从人类的目的定义:如果对人类福利有贡献,则它是有用的。什么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用处?除了宽松自由的艺术院系,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很难在其它部门就职。在传统部门他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因为处理大量的统计材料不是他的技术。人本主义者对现实世界有何影响?当然,学生是现实世界一个部分而且致力于教学能够解放思想。事实上,以影响他人为标准而判定,人文学者在他的教室比那些规划办公室的、讲究实际的同事更有用。数据收集并不能保证有用。大量的土地利用图、公园和休闲报告、城市和政府规划未见天日。梦想在书桌上开始,常常在文档盒里逗留,然后就永远被束之高阁。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怎样对人类福利有贡献?以设计更好的自然环境为例。他的科学家同事能够建议修建更有效的交通系统,选择理想的新产业和下水管厂房的区位。人本主义者能做什么?一般而论,人本主义者的特长在于解释人类经历的模糊、矛盾和复杂。作为地理学家,他的主要作用在于澄清那些属于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工具和渴望。这包含一个他如何去做的暗示。人本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揭示文化的美德和缺陷。他应该能够建议规划者同种文化的人倾向于生活在一起,他应该能够提醒人们,尽管抱团令人渴望,但是它必须付出某种人生价值的成本。人本主义者将展示,地方怎样是一份共享的感情、一个就像一个区位和一个自然环境的概念。它能够建议地方感觉被提升的方式。除了这些可能的服务,人本主义方法将从不会真正流行。原因不简单,因为与那些直接的自然环境的人工方法相比,它很少有效率。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知识为己,人本主义事业的最初奖赏,在西方文化中常被怀疑。考虑一下地方感和民族身份形成时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任务中,它有助于生动地表述邻里或民族成就;借助麦迪森大道技术,它有助于提升一个地方的形象;在更深层次上,通过象历史的盛会和咖啡桌上的书籍这样的方式,它有助于唤醒人们过去的自我意识。这个探究和经历应止步于何处呢?正如个人的历史只是枯骨一具,人类的历史更是如此。那些通过告诉他的邻居如何修饰形象而有一个良好开端的人本主义者也失去了他的客户,因为它揭露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常是美好的过去。”
    请注意上面的多处警句。尤其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比较中国古人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之学者又在为啥?)
    研究地理为了什么呢?到底为了什么呢?
    为了自己!那么是不是地理学的问题和学问可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不是人的地理,是不是“人”的新地理。段的理论、思想可能并不是新的或者特别宏大和具有震动性的,因而他无法与那些大哲学家相提并论;但是,在哲学贫困的地理学领域,他将二者,或数者联系起来,却无疑身逢其时和其地。
    另外,段义孚的成功是丰富的个人敏感性、西方哲学素养、东方文化背景三者结合的结果。
    关于应用及“有用性”的学科意义,舍费尔(Schaefer, F.K.)在他的例外论一文中曾指出,“根本性的要点在于,只存在科学及科学的应用,而不存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明确划分。无论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实际,个人兴趣还是研究重点等理由。“纯”科学家寻求与他的“应用”科学家同事所用的的法则并无区别。相反地,一些重要的理论思想来自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举一个人们长期确信的学科的例子,相比热力学和机械学,工程物理学不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这个概念也不是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清晰。它至少有两层意思。区域地理学家应用法则解释一些区域特征,而区域规划者或土壤保护专家则应用同样的法则工作,但他的“应用”含义却与区域地理学家不同。他是一个社会工程师。”。
    说到底,不同的人看待“应用”不同的价值观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分工再与现实的经济利益挂钩,就会产生两重效果。一方面,它促使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更重视和产生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评价东西的价值标准变为经济和功利、工具主义,以至产生马克思批判的人的异化。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
    事实上,社会分工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障碍,而是条件,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打破的有利条件。 地理学家,在享受分工带来的专家地位的同时,能跳出这种学术或社会分工的桎梏,使人类(包括自己)更加自由吗?为什么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几乎十年一变,并容易受哲学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我想,与这个问题不无关系。重要的不在于思潮的变化,而要看到维系它变化的主线和核心。尤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古老的问题和思想似乎永远不会过时,它们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对我们重新提出挑战。这是我们把握常新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时应有的立场。否则,一味地追风,就只能是捕风捉影。
    段义孚正是在破解这一难题上提供了一个并不崭新却发人深省的视角。



知识为己——简评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 (2009-11-28 叶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0g4gr.html
(大概这也是叶的一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958469074_0_1.html)
尽管人文主义是对人本质的重新发掘和认识,人文主义地理学提供了人们认识传统的人地关系的一种新视角,并成为一种思潮,但在当时学界,人文主义并非主流,而且其持续影响力也有限,所以段义孚紧接着分析了原因。一个表层原因在于与那些直接可用的自然环境控制和管理方法相比,它很少有效率;也就是说,与工程、规划、技术类的行业相比,人文主义对人类世界的改变是通过首先改变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进而渗透到其它学科和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不能明显地、很快地收到效益。但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据此,段义孚重提了“知识为己”的号召。知识为己,本是对人文主义事业的最初奖赏,在西方文化中却常被怀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真正的人文主义很难流行。从“知识为己”的目的出发,学术的出发点、立足点以及归宿可能指向这样一个过程,即自我出发,以此铺陈、展开、观照、反思“普遍自我”(文化),最后再回归自我。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在于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的地理要素纳入这一过程,坚持追寻地理事实的意义与事实本身至少同样重要,并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构成和形成了本质意义的人类生活。
这篇名作的一个有趣和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的结语。段义孚在这里除了重申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将洪堡兄弟做了一个比较,并引用了著名教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他的弟弟,也就是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评论:
“你知道亚历山大的观点与我们的向来不同,尽管我爱他。我和他在一起简直可笑。我常让他说,让他独行其是,因为我们对所有原则的用处以及首要基础的主张皆不同。亚历山大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学识和真正广泛的视角,而且有可爱的个性:热心肠、乐于助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自私。他所缺乏的是对自身和其思想的平和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既没有理解人(尽管他与别人有亲密的联系甚至乐于关心自己和别人的感情),也没有理解艺术(尽管他很容易就理解技法并且是一个好画家),也没有(这样说他有点冒失和可怕)理解自然(尽管在自然科学上他每天都有新发现)的原因。”(第276页)[1]。
段义孚认为这个评论是“不公正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颇费笔墨援引呢?主要原因在于威廉·洪堡对亚历山大·洪堡的关键性评价“他所缺乏的是对自身和其思想的平和满足”,是中肯而且具有警示意义的。段义孚在另一篇论文中直接指出了这种“默默地自足和自省”是现在的地理学者仍然欠缺的[2],而且如果没有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人文主义就无从谈起。所以,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用处可能在于经由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自身,这个用处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是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纲领和宣言。它整合了地理学中关于人文主义的分散思想,正式地提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和简要体系,清晰地阐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容及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因而统领和带动了地理学中人文主义方法和思潮的勃兴,并在景观设计和规划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实践作用。当然,人文主义地理学也存在一些争议之处,例如,它到底是一种方法论,抑或仅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批判形式,还是存在某种建构?而且由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包容性和宽泛性,甚至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和回答也不尽一致。也许这是因为人类个体的差异就如区域差异一样是一种“自然禀赋”,虽然文化具有某种调和功能(同时也会促生冲突),但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终究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应该将人文主义看作地理学中一个动态的、相对持久的研究理念和行动。从这个层面看,尽管西方人文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的热潮早已褪去,但是这种“经由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自身”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和指向,却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和一个重要的标尺,在时刻提醒着后来的地理学家不断反躬自省。

    [1]段义孚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既像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掌握丰富的事实……;也像他哥哥威廉·洪堡那样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见Yi-Fu Tuan,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view, 2005-6-4。
[2]段义孚(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地理科学进展, 2006(2): 3-9.


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价值观2013-03-03 04:45:00 来源: 浙江在线-钱江晚报(杭州)
http://news.163.com/13/0303/04/8P121K4A00014AED.html


2005年5月,75岁的美籍华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踏上了回乡的旅程。此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64年,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在离开的64年里,他被一遍遍地问到。

但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对祖国始终有一份“近乡情怯”离乡太久,不仅“乡音已改”,甚至退化到只能作简单的中文对话。

尽管如此,面对“继续享受在美国的平静生活、慢慢变老”,还是“做一件在余下时日中值得回味的事”的“二选一”,段义孚还是选择了后者。

无法融入的故土礼仪

从北京到重庆,经长江三峡到宜昌,到上海,回美国,这次为期十多天的旅程,以学术演讲为起始、童年探访为重点、参观游览为结束。段义孚将它看作是一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每天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等到旅行结束,一本《回家记》已然诞生。

他很清楚,自己此次回乡不过是惊鸿一瞥,点滴记录下来的“回乡偶书”,和自己过往的学术著作相较毫无可比性。他只是用个人的视角和感悟力来描绘自己眼中、心中的当代中国。

一踏进北京,段义孚置身于京片子中,感到一阵奇妙。不是英语,不是法语,甚至不是纽约或芝加哥唐人街上常能听到的广东话,而是京腔的普通话!他也几乎立刻意识到美国式的随意和中国式的正规,因为他很自然地用“你”来称呼同伴,而同伴却用了“您”。

段义孚发现,中国的同伴们很自然地把他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前辈当成“自己人”,并为有这样一位华裔地理学学者而深感自豪。当他想按照中国人的礼仪,作为一个长者,掏钱请客的时候,那些孩子们连连摆手,“因为您为我们中国人争了光。”

当然,只有段义孚自己知道,他的思维模式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式的。例如餐桌上的礼仪,例如洗手间的卫生,例如一个餐馆为何竟能取名“狗不理”,在这个华裔地理学家的眼里,都是可以引发东西文明对比的新鲜细节。

“我到底属于何处”

地理意义上的重逢,仍然激荡出段义孚充沛的乡情。

南开中学里的津南村,那个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唤起段义孚最鲜明的记忆。60多年前,张伯苓独家拥有的冰箱,“周叔叔”周恩来跟父亲掰手腕……一张张面孔、一幅幅场景,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段义孚始终在深思这样的问题:“我到底属于何处?我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美籍华人、一个华裔美国人,还是一个美国人? ”


“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我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的哪里呢?’这个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

他认为,真正的归属感,不在于同样的文化标识,也不在于相近的生活方式,而在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而形成价值观的本源是历史、地理和语言。

“那么我到底是谁呢?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却在中国出生,是一个没有确定的历史、地理和语言的人。”

人口流动、迁徙日益频繁的今天,削弱了人的归属感,但也加强了对归属感的追寻。但睿智如段义孚,也没有完全解答自己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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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3 10: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益民兄有心有功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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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15: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5:32 编辑

7楼

段义孚_恋地情结_理念论思想探析_刘苏.pdf (1.87 MB, 下载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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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15:4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15:28 编辑

地方感何以可能——兼评段义孚《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一书相关推荐·《民族学刊》2016年05期·《地理学报》2005年05期·《文化研究》2016年04期·《人文地理》2014年04期·《东岳论丛》2012年05期·《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0

在相当长的学科史里,人类学、民族学一直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客观的”、“理性的”、“集体的”、“普遍的”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从而使得这个学科看起来“客观”而“科学”。这就造成,那些“主观的”、“个体性的”和“不属于理性”的领域在该学科话语体系里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并被边缘化。感觉,正是这样一种传统人类学拒绝碰触的领域。人类学研究走向“感觉”是自20世纪后期从美国开始的1。1997年,美国学者ClassenConstance提出“感觉人类学”(anthropology ofthe senses)这一概念以来,“感觉”(sense)逐渐成为当代西方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词”。在这一基础上,在历史人类学一贯关注的“国家与地方”、“地方与空间”等议题中,引入“感觉”视角(也即地方感)就成为一种必然。国内“地方感”的研究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旅游学和地理学领域,在历史学、人类学领域尚鲜有涉及,但已有一些学者正在探索:杨念群通过北京“四大门”信...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地理学报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纪要

2005年6月4日,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段义孚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做了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学术报告。聆听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自己阐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与会学者和学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时值人文社会科学界人文主义兴起的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将科学神学化的反动,它的作用就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反动。英美地理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人文主义兴起后,一些地理学家也开始倡导用人文主义的哲学观指导地理学的研究。例如C.Harris[1,2],他提出要发展一种类似“历史心灵”的地理学想象,使地理学研究沉浸在由人划定的“区域”里,就好像史学家要沉浸在一个人为划定的“时期”里一样。再如L.Guelke[3-6],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观念论取向,在于关心人类心灵的理性行动和产物。行动(action)揭示着人的意向,而意向又反映出行动者(a...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文化研究空间、地方与自然:段义孚告别演说评述

人文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1930~)84岁高龄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地理学系为他举办了一个学术生涯告别仪式,以表彰他对地理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始,段义孚提出并发表了多篇以“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为关键词的文章,深刻透析各种地理学现象的情感心理因素,将人文主义视域植入自然地理科学研究当中,开创了西方“人文地理学”新分支。《世界博览》杂志编辑栗月静评价段义孚的地理学成就说:“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他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话语”(1)。从段义孚的十几本专著看,人文地理学不仅考察地理学不同分支的各个命题与现象,还采用人文角度重新提出并阐释地理知识、领域与地方、空间与情感、公共与私人等问题。2013年,段义孚出版了最后一本学术专著《浪漫地理学:寻找神圣景观》。该书对地理空间的人文解释,显示了作者的浪漫气质和人文情怀。(2)他在书的“序言”开篇就说:“将浪漫...  (本文共16页) 阅读全文>>




人文地理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

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Vol.29.No..No.4 2014/82在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与空间理论是核心内容,该理论以人的生存为旨归,从人的感官、感情、美学的多重维度,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境的本质联系,呈现了人类认识地方、认识空间、重构地方的崭新视角。由于段义孚的著述大多采用描述性而不是论述性的语言,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对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尤其是地方空间这一核心思想的研究,多从其哲学基础[1-3]、研究方法[4-6]和研究内容[1,3,7,8]方面进行评价和介绍,系统的研究不多,对其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式的研究更不多见。本文通过研读段义孚的经典作品,挖掘其地方与空间思想的内涵、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段义孚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的哲学基础两方面分析段义孚地方空间思想的历史渊源,并梳理与概括了学界对段义孚地方空间思想的评价,进而探讨了段义孚...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东岳论丛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评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

当代美国华裔地理学家、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1930—),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学界。他在地理研究中反对实证主义,吸收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观点,建构了深具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取向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他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段义孚阐明,人与环境有无法割舍的情结,而在对环境的态度中,“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①人类总是尽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试图把环境从“可怕的”变为“可爱的”,以调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宜人栖居的世界。段义孚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比自然界更加稳定的人造世界主要靠丰富的想象力,然而,在肯定想象力的产物———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国图书评论解读恐惧

北京大学出版社一连出了两本有来头的恐惧译作。去年是挪威新锐哲学家拉斯.斯文德森的《恐惧的哲学》,今年是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无边的恐惧》。这是不是意味着恐惧这个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也开始变成一种时尚?事实上,今年3月斯文德森带着他的挪威女友,由挪威驻沪领事馆和电子刊物《读品》主办,邀我过去作陪的一次读书沙龙上,话题也就是时尚。当时近百个座位座无虚席,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听众与斯文德森交流,也是清一色说英语。这似乎可以显示上海这个城市太为鲜明的外向意识。斯文德森中国之行,是推广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题为时尚、恐惧、无聊的三部哲学著述。当时我说,今天追逐时尚己经成为我们的第一天性,即便学术,一个计划如若做不到与时俱进,立时完蛋。时尚其实捕风捉影,不好追逐,由此带来种种生存压力,使人感到恐惧。而假如我们时来运转,满足了一切欲望,我们又陷入了无所事事的无聊。语毕满座大笑。比较斯文德森和段义孚的两部恐惧著作,前者不失为恐惧的一...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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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1 15:14:01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家记》是一本由段义孚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3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回家记》读后感(一):城门开 回家来

  长久的和中国和中文的疏离,让这位享誉世界的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跟陪同自己前往长城参观的小翻译小同行说起:走鸟(驾着鸟笼子在公园里溜达),以及走狗(遛狗)的话。让人忍俊不禁又觉得为何不可,带来的是新视角的冲击。这本书对我也是这样,冲击不但是新视角,更是新学科领域的。难得的是作者的敏感真实,这得益于他的学科训练。更难得的是作者的稚子和赤子之心,毕竟他是回家,回到阔别64年的出生地,中国。

  这是一次美好的阅读体验,感谢这本书,在自己如此难和茫然的时期里,给了我一个幸福的白天。

  人文地理学者。这本书回家回到出生地的地理概念下,关键在人文。下面是一些带给我阅读喜悦的摘抄:

  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如果我以后想要在陌生的城市里体验回家的感觉,那么就应该去游乐场,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不羁的年轻生命发出的喧嚣中。(儿童游乐场)

  我们居然不得不自己把箱子从头顶的行李舱中搬下来,被呵护了这么久之后,这点小劳动似乎都让我们感觉到不公平。在长途飞行之后,受到的思想冲击之一就是似乎突然一下子被粗暴地从童年驱赶到了成年。这也许是我的感受,或许也是那些像我一样的人的感受。但是对朱阿兴和像他那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受冲击的,因为在整个飞行途中他们都一直保持着成年状态,一直通过电波与三万英尺以下的世界进行交流。(商务舱飞行结束时的个人感受)

  孩子们无需为这个世界操心,所以他们睡得好。

  孩子对自己周边环境里可感受到的因素非常敏感,其程度远远超过被日常琐事占满头脑的成年人。因此,中国的各个城市给我在触觉上,嗅觉上,甚至五脏六腑里都留下了印记,这是美国城市所没能做到的,尽管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相对要长得多。(所以你看北岛的《城门开》,里面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的北京的各种嗅觉味觉听觉的描述。)

  再次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总希望一个事件,一项工作,一天或者一周,都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生活并不像理想中的这样,成熟就意味着能够接受平庸的结局,接受这样的现象:一般来说,交谈都会以无话可说而结束。

  不过这就是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故事的帷幕要么落下得太早,要么落下得太晚,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沉迷于艺术所塑造的完美世界中。

  (完美,遗憾。我对这样的情绪,对这样情绪的人会有种天生的呵护感。说道这二者的关系,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一篇作文,写八月十五赏月的,爸爸执意要我加上一段在作文的最后,这段是:要是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像八月十五的月亮那样圆满,该多好啊。当时的自己一点都不情愿加,毕竟不是自己的感触。抗不过父亲,只好加了,没想到这篇作文得到老师的大加赞赏,听下来最为赞赏的是父亲给我想出来的这句结尾。看来,段义孚学者,我的爸爸,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在完美与遗憾这一个情感上,是一类人。)

  人文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呢?简要地说,我认为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去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

  (这句归纳太好了,我读到一本好书常会觉得沉浸在一种人文情怀里,但这所谓的人文情怀究竟是什么?好像总是难以表述。这句归纳到位了。)

  在雅座里吃饭似乎是有点身份的中国人所青睐的方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西方没有这样的习俗。也许是因为吃饭这件事在中国不算是正经事,所以在嘴里大声吮着凤爪,把大虾的壳吐出来这种在生理上必须完成的程序最好是背者别人进行?相比之下,西方的进餐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礼节,或许是因为最早的饭店大厨,在法国大革命前,都曾在皇室和贵族家庭里服务,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礼仪。那种吃饭已经变成了一种演出:用一把餐刀轻巧地把肉从骨肉上剔下来,就仿佛有个鉴赏家在一旁观看一样。(看到这段我哈哈大笑,笑这个可爱的独特的视角。而其实,这是一个从西方人的视野出发来看待吃饭这件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中国人爱雅座包间的原因可绝对不是因为背人的缘故,在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思维里,吃相这件事重要是重要的,但绝对没有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人总是需要归属感的,人的归宿感从何而来,作者归纳,三个来源:历史,地理和语言。

  这三者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都是通的。如果一个民族不确定自己的归属感是什么,那就应该好好去学一下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并确保自己的语言仍在使用。

  《回家记》读后感(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段义孚,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名字;在欧美,他却是享有盛誉的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获得过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古根海姆基金奖、美国地理学会杰出贡献奖等多种荣誉和奖项。少小离家老大回,2005年,74岁高龄的段义孚教授应邀参加北京的一次建筑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对天津、重庆、上海等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作了一次难忘的旅行。《回家记》便记录了他这次归乡之旅的心路历程。

  “回家”不仅仅是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它更是一次百感交集的心灵的激荡,一次重新寻找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旅程。这体现在北京街头,作者看见儿童游乐园旁边建有老年人健身场所之后,对这一具有尊老爱幼、共享天伦之乐的中国特色的赞许;体现在对陪同他游览北京的两位大学生身上的彬彬有礼、尊师爱老品格的称赞,为中国在经历了革命的动荡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后依然保存了这一民族传统而欣慰;也体现在作者为自己又能慢慢说中文,终于分清了“遛鸟”与“走鸟”、“遛狗”与“走狗”的区别之后的愉悦之中。

  然而,这份情感的共鸣、文化的认同并不妨碍作者以一个学者理性的目光,发现和审视我们也许已经麻木或者习以为常的许多陋习和不足。比如,他对国内公共场所最干净的卫生间也不及北美任何一家较为体面的餐厅里的卫生间的洁净而感到郁闷,提出了“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化一点力气来改善生理生活上这最缺乏美感的一方面”这足以让我们羞愧和反思的问题。随即,他从美国人由宗教层面看待卫生间与中国人热衷于从实用出发“化腐朽为神奇”展开比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又如,他还以人文地理学者特有的敏锐,坦率地指出“北京城区里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并不是美仑美奂的艺术品,而是工薪阶层居住的俗气的公寓楼”;从一幢银行大楼有意设计的似乎要倾倒的墙面,他说明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建筑并不适合银行或建筑中心,缺乏安全感,它们只是设计师利用先进的工程材料技术实现自己的狂野构思的实验品。

  重庆和天津都是段义孚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在山城重庆,他想起了小时候在战时赔都的英国大使馆,父母亲赔他看过的一场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是英国大使馆为支持对战争孤儿的慈善事业而特别放映的。在天津南开中学,他想起了小时候在这所母校的操场上独自飞奔、想象自己是全校赛跑冠军的模样,在附近的树林里与小伙伴们做过的各种男孩游戏。他送给了南开中学一张带框的照片,上面是三位著名的南开校友的合影,他们分别是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与作者的父亲——一位国民党官员。南开学校教师宿舍的津南村旧址,勾起了他对父亲与周恩来交往的回忆。当年的“周叔叔”给他们几个孩子讲过故事、送给他们玩具。尤其是有一次在他们家,周恩来与他的父亲在一张小桌上兴致勃勃地辦手腕,因为周恩来的一只胳膊负过伤,父亲想测试一下他那只痊愈的胳膊的力量。作者由此幽了一默,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侵略者,但很遗憾他们不能用辦手腕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十分欣赏《回家记》中感性与理性交织而成的温润、流畅而又不失严谨的文字。这份感性的细腻与理性的严谨也表现在穿插于书中的几次北京的演讲中。诚如作者所言,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学者,他“不免会思考文化和自我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对于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人与地理的关系,人的身份认同,作者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观点,比如,“从历史上看,建筑学的灵感来自于天空和星辰——来自于它们的高贵和永恒”。“盆景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理解了历史、地理和语言的公开性和私密性之后,这三者共同承载了一个民族强大的自我意识”。当然,我们未必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山水画表达了对原始纯粹自然景观的不认可,让人不敢苟同。而他认为中国的市场上可以有星巴克和麦当劳,却不应该出现《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之类的外国畅销书,理由是它们不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个拥有深厚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文明古国的书店里。这不由让人哑然失笑,既对他的固执有所保留,也为这位华裔老人根深蒂固的中国心油然而生敬意。

  《回家记》读后感(三):华裔学者回家记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中国人不太熟悉,但享誉美国的华裔学者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段义孚确实身在人文地理学的云端。他一生荣获多种荣誉与奖项,包括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等。

  在美国的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他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他们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除了后来从菲律宾飞往英国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过一次以外,他就再也没回过这片土地。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真正的归属地产生了疑惑。甚至觉得“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

  与老家的疏远还有语言的原因。后来无论是居住、学习还是任教,段义孚的生活都是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度过的,这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再也没有接触过母语。他的两个兄弟也是在幼年就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们的夫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在家里他们说中文,或者中文夹杂着英文一起说。而段义孚一直单身,而且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先后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这两个华人社区很小的城市里。

  所以他的中文词汇和句子冒了出来都是磕磕绊绊的,后来才能渐渐变得流畅而丰富起来。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支好长时间没用过的圆珠笔一样,必须要在纸上使劲划一划才能出油。”

  2005年夏天,段义孚收到北京一个建筑学会议的邀请,74岁的他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于是有了这次回归中国这行和这本书《回家记》。

  对这次旅程,用段义孚的话说,这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段义孚采用了一个不常见的结构和风格。首先,它并不是一本日记,但它的基础是他在踏上旅程两三天后开始在一个本子上记录下来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基本上是以过去式写成的。其次,本书还记录下他到过的各个地方,并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就像一本旅行见闻录一样。不过与旅行见闻不同的是,它还包括演讲稿,以及饭桌前的一些谈话。

  所以你在这本《回家记》中能读到一些专业的文章,比如在建筑论坛上所做的有关“恋地情结与对地方的恐惧”的演讲。《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段义孚认为,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在中国,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最近的例子如北京,它直到20世纪中叶还保留着天人合一的格局。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恐惧是最主要的主题。段义孚的《无边的恐惧》也是一部开山之作。中国古代“风水”中,有许多是情感心理的调节术,它寻找地理景观中已知的、并被符号化的安宁、太平、兴旺的代表因素,经过选择和人工附加,将它们组合为具有镇、压、克、胜力量的新景观结构,从而达到战胜恐惧感的心理作用。

  书中还有一些独特的感受,比如,在长途飞行之后,段义孚受到的思想冲击之一就是“似乎突然一下子被粗暴地从童年驱赶到了成年”。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这椅子几乎就像妈妈的怀抱,我们吃饭、睡觉、像吃撑了的婴儿一般打嗝,都是在这椅子里。

  读者还能看到独到的见解,比如说,段义孚注意到,饭馆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年轻女士,打扮得漂亮而且得体。而后厨杀鱼的小伙子们身上穿的是深色的长衣服,上面到处溅的是水渍和污渍。对此,段义孚评论说“阴阳在这里似乎颠倒了:一面是漂亮女服务员形成的亮丽的‘阳’,另一面是杀生害命的男士形成的黑暗的‘阴’。”

  《回家记》能够让读者体会到一个人文地理学者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正如译者所言,本书的内容不是要向读者展示一个“客观”的中国,而是以作者独到的观察视角和深刻的感悟力来描绘自己眼中、心中的故乡。

  《回家记》读后感(四):回家?

  一位远离中国50多年的老先生,怀着矛盾的心情踏上回家的路。尽管是本游记,但是却涉及了一些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包括了作者在北京所做的三场演讲的稿子。这些演讲稿谈论的东西比较抽象,主要是建筑在文化层面的意义,除了实用性外,建筑的发展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权力关系、甚至是超脱尘世的终极意义。尽管这部分比较抽象,老先生结合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叙述,让这部分内容并不枯燥,还往往像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但是,书里最有趣的内容还是从这样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大半生在美国度过的、接受了美国价值观的老先生的视角来看现代的中国,他怀着宽容和善意看待所遇到人事,也坦率的谈到了两种文化认知在他心理的冲突。最让他困惑的是身份的认同。我在国外和当地华人朋友接触感受最深的,也是这种身份意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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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3 17: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13 17:18 编辑

2011被引量: 10
宋秀葵 - 《山东大学》


http://www.docin.com/p-1274711254.html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1bc58e1f14f1af1c3d7bc828011a369d%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docin.com%2Fp-1274711254.html&ie=utf-8&sc_us=666588765973818568

http://item.jd.com/11104463.html
编辑推荐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作者宋秀葵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有深刻的“同情的理解”,对其关于地方、空间、环境观念的理解和解析多有精到之处,对环境审美、宜居环境、社会空间、文学艺术世界的关系梳理也颇多独特感悟,对段义孚极具灵性又显散漫的思想进行了理论建构式阐释,试图理出内在逻辑,突出人文关怀。选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论点可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对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建设有促进作用。


内容简介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籍华裔学者、当代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从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理论特征的梳理和评析入手,《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所涵盖的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艺观,揭示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独特建树及其对中国当下生态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初步形成了作者宋秀葵自己的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学术观念。


作者简介
宋秀葵,山东郓城人,文艺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访问学者。苏州大学外语语言文学博土后流动站博士后。


目录
序言(一)
Preface(Ⅱ)
导 言
第一节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第二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第一章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记忆深处的地方情结:生命初期体验
第二节 人生意义的追问:生态文化思想的提出
第三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 对实证主义的质疑
二 现象学:研究方法的立论哲学
三 存在主义:存在、经验、整体和本真之观念的渊源
第四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内涵及逻辑结构
一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人文关怀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

第二章 两极控制的生态运行机制:段义孚的生态生存观
第一节 地方与空间
一 地方:安稳与束缚
二 空间:自由与威胁
三 地方的固守与空间的憧憬
第二节 个体与群体
一 空间分隔与个体意识的日益张扬
二 社会凝聚力的逐步增强
三 个体与群体的融合与重构

第三章 主客交流:段义孚的生态整体观
第一节 人对地的基本情感
一 爱
二 怕
第二节 人的内部机制:建构地方意义的能力
一 感知能力:审美主体对地方的整体性关照
二 文化:人类融入世界的媒介
第三节 环境刺激:环境的本源性作用
一 环境对感知的影响
二 环境的审美特质
三 环境的象征意蕴

第四章 道德与想象力的结合: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
第一节 对人类强权心理的批判
一 经济实用领域
二 审美文化领域
第二节 对想象力恶果的担忧
一 化约、物化了的人地关系
二 非真实的存在
第三节 环境改造中道德的高扬
一 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宜居环境
二 创造艺术世界

第五章 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
第一节 文学艺术:虚拟的地方
一 文学艺术与地方的一致性
二 文学艺术对地方的超越
第二节 文学艺术世界的构建: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存
一 对忽略生命天性的文学艺术的批判
二 对有助于人性复归和道德提升的文学艺术的褒扬

第六章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意义
第一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
一 人类中心主义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致性
三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第二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生态中心主义
一 生态中心主义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一致性
三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第三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价值
一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理论价值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实践应用价值
结语

附录1 段义孚简介
附录2 人文主义地理学
附录3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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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2 13:51: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6 18:40 编辑

《逃避主义》的书里书外 More about Escapism
2016-02-25

段义孚(Yi-Fu Tuan)
美籍华人,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中小学时期在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度过。1956年起,先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他在地理学概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有突出成绩,因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性、人情,思想见解发人深省,被学界公认为“拥有超然灵魂之正义之声”。

1998年,段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希拉丘兹(Syracuse)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D•梅尼(D•Meinig)受过邀请。他获得的荣誉还包括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和Cullum地理学勋章、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古根海姆基金奖等。


段义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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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年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来形容,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是个“跨界”奇人,他的高妙之处在于他的眼中并没有太多意识上的障碍——心中无界,笔下自然也就通脱。段先生数十年来既善于体察、感悟和思考,著作也丰。除了成名作《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之外,《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等,都在西方学界中影响颇广。

上世纪末,段义孚出版《我是谁?——情感、意识与灵魂的自传》(Who Am I?: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Mind,and Spirit),既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又把“我”成功地演化为一个文化分析的蓝本。对于不熟悉他的人来说,也许还难免要问上一句:段义孚是谁?

他是谁?

这位1930年生于天津的老先生,幼年时曾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居住过,自11岁随家人去国,辗转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读中学,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后,他曾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执教。2005年,他受邀到“ATF《建筑师》国际论坛”演讲,也因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段经历,后来写进了《Coming home to China》里。

在西方学界,段义孚称得上一个“异数”。更多华裔学者以科学研究成果闻名,他则很早就对哲学情有独钟。他曾说过,自己之所以去读政治,除了受自然地貌的吸引,更想要得到一个特别的角度,好穿行回到他钟爱的哲学领域里去。有此初衷,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非洲人研究黑人问题”,“亚洲人研究亚洲问题”的大环境里,始终拒绝往自己身上贴标签,而是去关注能够打通各学科的基础问题。他说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术语背后,是“人地关系”(人与大地的关系)基础上,对多种学科,包括哲学、心理学、景观设计、人类学等的融会和贯通。他的视线长久地停留在“人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发现人类共同的爱、恐惧和逃避,找到了这些本质力量的藏身之处,而且表达得极为鲜活。据闻,段义孚本身也得到过美国心理学界授予的学术奖,可见他在人文学科领域里的游走确是无界的。

段义孚熟悉东西方文化历史,而且与两种文化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让他刚刚好能够发现两者的联系与分歧背后的因由,从而成为了一个博学、机智、心胸开阔和有趣的作者。


《逃避主义》

今天你逃避了吗?

《逃避主义》是第一本段氏作品的中译本,译者之一周尚意曾在段义孚执教的威斯康辛大学交流访问,与段先生多有接触,他最终选择这本书来译,最重要的原因是本书很能够体现人文地理学的特点。但对像我这样远离学界千尺之外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第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段义孚用一个最为人熟知、绝不陌生的字眼,点出了许多不为人所知、耐人寻味的内容。

“谁不曾有过逃避的想法?但逃避何物,逃往何处?一旦我们来到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否就是我们迁移的最后目的地?我们是否还会被另一个逃避的愿望所吸引,而再次迁徙到别处?”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人们迁移的原因和方式自然是重要的研究主题,段义孚说,然而,连他自己也不曾想到,“逃避”这个司空见惯的词语,能够成为打开人类本质和文化之门的钥匙。

他这样讲述这个发现的过程:“我接到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撰写一篇有关迪斯尼乐园这一主题公园的论文。我最初想谢绝邀请,因为我不是主题公园方面的专家,而且我住在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打电话的人告诉我,翌年一月份,他们将邀请所有的作者到迪斯尼乐园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阿纳海姆开会。”突然间,“逃避”一词闪现了出来,“我可以逃脱威斯康星洲寒冷的冬季,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安乐乡里恢复元气,同时还可以继续写作,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这次旅程,让他对主题公园这个场所的特殊性也有所改观:

“但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被告知要远离主题公园,因为主题公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因此显得有些险恶),使得这个世界看上去很不真实,非常虚幻。出乎意料的感受促使我思考一系列问题。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主题公园是为逃避者而建造的幻想乐园,仅仅适合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那么,我不禁要问,人类所创造的作品哪一件不是如此?是否存在一种欲望之梯,它的最上端是极其华而不实的嬉戏,最下端则是极其严肃而真实的事物?”

逃避无处不在。在购物中心,人们借华丽的物质和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甜腻的人际关系来逃避生活;在城市里,人远离了自然和四季更替;在农庄住宅里,农场主通过人造的环境,比如说墙上的图画、温暖的灯光来逃避身处自然环境带来的孤寂。即使对于不名一文的采集狩猎者——段义孚说,“虽然他们手头上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进行机械操作的工具,但是他们却拥有语言这个工具……他们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构想出另一个世界,用来替代现实世界或作为补充,在他们承受现实压力的时候可以从中需求慰藉和快乐。”如他所说,在所有的社会中,“逃避主义”一词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贬义的意味。逃避,意味着人们在真实的世界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但在所有的生灵中,“只有人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选择了退却。人类只会闭上自己的双眼,却不敢睁大双眼,抖擞精神去直面这些威胁。人类在现实面前只会做白日梦,妄图靠幻想靠逃避解决问题,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只有人类才可能拥有的文化。”段义孚解释说,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是后天习得的习惯、工具的制造与使用,还包括人类全部的思想和信仰、习惯与风俗、技能与人工制品。

读到这里,我开始感到明显的放松和释然。“人是一种天生就讨厌接受现实的动物”——如果方便举起腿来,我愿意同时击掌及击脚表示认同。段义孚并未对我们赖以为生的本质力量忽视、鄙视和蔑视,这让他精准地窥探到了世界的真实。


逃避自然,奔向一种“人化”的自然

在终日的逃避中,人类都在逃避什么?段义孚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自然”,即从变化无常且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大自然环境中逃离出来。人类和大地的关系,其本质是十分虐心的。自然的残酷在于它自有一套,自行其是,从不听从人类的呼喊、恳求、痛恨乃至咒骂。在相当一部分时候,它是不靠谱的、残暴的、不能对话的。在很多时候,它又如母亲般亲切,看起来既富饶又稳定。人类面对自然这种矛盾和纠结,正是人地关系永恒的主题。近年来,我们就因汶川地震和南方的雪灾而心情沉重、压抑,即使是在家园之外的小岛上发生的海啸,也加深了我们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感;在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在烟尘滚滚的高架桥和市郊农田边上黑色的水沟前,我们又十分真诚地想念着脑海里“真正的田园”。

“中国人数千年来不顾残酷的现实而试图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共处的关系。这一点使得中国人称得上是逃避主义者。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努力,没有他们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执着梦想,他们或许早就丧失了乐观和坚韧的生活态度……”段义孚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灾难突然降临之际,用常规手段无法解决时,统治者会认为这是天谴,就要设法祭祀上天,重塑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关系。“无疑,中国的上层文化也像其他所有的上层文化一样,存在着对上天的依附,为的就是逃离大地的束缚。”

今天我们的社会大家庭里,已无“天子”这个就业岗位,不过在烟尘滚滚的新城建设里,人们对远离自然的担忧和不安更明显了。有意思的是,这种离开自然较远带来的疏离感和不安,从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了:“在古代苏美尔人造城之初,他们就热切地盼望着能重返淳朴的自然。这种盼望从史诗《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中可以窥豹一斑。这首史诗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自然人恩基都(Enkidu)一步步受到引诱,投入到美妙的人类文明的怀抱之中。但是,他临终之前惟一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与瞪羚一起快乐腾跃的自由生活了。”我们有著名的“桃花源记”,有优美的山水诗,今天更有无数农家乐和挤破头才能一见的名山大川当旅游景点。

逃离北上广也好,逃回自然也罢,这些行为本身都伴随着我们对“自然”的想象。除了少部分探险家之外,不适宜人居的高山和荒漠依然不能成为我们逃奔的对象,更多人对自然需要的程度,还停留在“农妇,山泉,有点田”。段义孚说,“人们逃亡的自然必定已经被人文化了,且被赋予人类的价值观。”他接着断言,我们所希望逃向的方向其实已经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这一迷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人们经验和历史(或文化)的产物。所以,“逃向自然”本身的确已经成为了一项文化产业。


        
逃避动物本性?作为人的爱与怕

人对于恐惧的想象力,原比对快乐的想象力要丰富得多。这是一个有趣的想象,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文学作品,对地狱的描述总是显得活灵活现,而天堂的生活总是美好的“老几样”。就像电影里的反角常常为观众津津乐道,灾难片和恐怖片拍了又拍。段义孚提醒说,人的身体也是一种自然。“我要干预它,而且多数的干预是出于有意识地要摆脱和遮盖我的动物本性。动物有食、色之性,或早或晚会死掉;而我也要进餐、做爱,并希冀永生。”为了战胜自身的动物状态,我们只有通过文化本身来实现。

因为恐惧死亡,人们聚集在一起,试图淡忘、忽视或抵抗这种必然的后果。对秩序的渴求,对混沌状态的逃避,某程度上也源于对生命不可捉摸之本质的逃避。段义孚常引入空间、时间、心理学等,来观察因恐惧产生的文化现象。《Coming home to China》收录了他在“ATF《建筑师》国际论坛”上的演讲“A Speech to Architect”,其间,他清晰地描绘了“逃避”之于城市发展、城市文化形成的关系。“我们生活在某些地点,要穿过不同的空间,并且是时间中的生物。”我们这些生物,很早就学会借身体的感知去认识和想象世界。我们掌握了语言,用它把自己的身体和整个外部世界连结起来,使用“山脚”、“河口”、“椅子腿儿”这样拟人化的说法削弱世界的陌生感。我们还把自己的身体和身体行为赋予更多的社会意味,当作交往的工具和规则。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有身后部分。事实上,我们乃是向前生活的。往前,我们看到目前,也许还看到将来。后边则意味着过去,那是我们眼睛无法看到的部分,在这点上,它也表征着黑暗。”段义孚说,在不同的文化里,背对着人都被认为是粗鲁的,就是因为这样会使对方被置于你的视线之外,无法得到你当下的关注。在他的书里,总是有许多这样基于日常行为的细腻分析。

归根到底,人类最想逃避的对象之一,是死亡。我们只能短暂地占有一段时间,这几乎是令人无法承受的事实。因此,我们的自然本性促使我们去寻求安慰。段义孚在演讲里提到了几种方式,一种安慰来自于血脉的延续;一是从自然的永恒性那里得到安慰。“比如高山、山谷、森林和大地本身。他们能够长久存在,这是我们对它们的欣赏的深层原因之一。相对比而言,一片麦田或一座住宅构成的景观并不具有延续性,或者它们只是通过人工维护来维持一段时间而已。”

还有一种安慰,能够稍微平息我们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对于生命的延长——乃至永恒,略感心安。那就是建筑与现代城市生活。

段义孚指出,在文明早期,建筑并非作为艺术品出现,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常常是出于宗教和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比如,在西方世界,“直到20世纪,一座城市的剪影还是教堂的塔尖。塔尖指向天空,提示说我们的命运并不受到俗世的限制,我们会沿着时间的向度走——生命从地上开始,结束时归于天上。”

现代化革命之后,逃避生之恐惧的办法徒然增多。“我们求助于科技的帮助,以期延长生命,并为生活增添娱乐性,让生命里拥有更多光明之物。”人们想让自己感觉到生命延长,其中一个办法是在夜幕降临后依然“醒着”,这让人得以摆脱过往数千年来日落而息的习惯,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更大的支配权。

段义孚对人如何忘记自己的自然属性,举了不少有趣的例子。比如说,人们通过改变自己所处的高度,把自己和那些在地面上爬行、吃喝拉撒的动物区分开来。这是为什么高层建筑有时候常有激励人心的作用,摩天大楼则既是人对天空的示爱,也是对深埋于大地之命运的排斥和拒绝。

当代城市运转的机制,似乎能够有效地帮助营造现实安乐乡的环境。“使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塔楼(大厦)完全压住了教堂的塔尖。这些新的垂直线几乎不去表征我们作为自然生物的特征。相反,他们有意地遮盖——整个市区也是如此,遮盖那些人类循环中的低迷状态,比如受伤和痛苦,堕落和死亡。城市居民不但几乎永远看不到人的死亡之躯,连枯死的树叶和死去的松鼠也会很快被从人们的视线中移除。”段义孚同时注意到,在医院这样的场所,也会通过对卫生、明亮、高效的空间,来帮助将那些因病痛和死亡带来的哀伤隐藏起来。正是这一点,让现代都市多少沾染着幻想的色彩。


“许多美好、悲伤和罪恶都源自对这种人际联系的需求”

由于要分析文化产生的机制,《逃避主义》免不了有大量心理学相关的例子和证据,这让全书变得特别地好读,并重新唤起对读者自己的感知和对周遭环境、现象的敏感性。

比如人对“群体生活”和“交往行为”的需要。段义孚对建筑环境与整体性的关系有细微入理的体察。“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建筑环境。以一个房间为例,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团结,而且这种影响非常微妙,因此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影响时无不感到惊奇。”在一座住宅外部,路人能够看到屋内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明亮,黑暗被隔在屋外,更加强了这个空间的整体感。在屋里,一家人也许各做各事,并无身体接触,但在感觉上,他们是彼此联系的和谐整体;在教室里,由于几乎所有的桌椅都一摸一样,整列排放,此情此景将会激起老师的幻想,认为在座的学生们是“一个人”,并把他们视为无差别的整体。

语言,人类文化的核心,也是人们掩饰、逃避和改变世界至关重要的工具。掌握更多的词汇,意味着更容易与他人交流,共同分享对世界的认识;说不同的方言,能把人迅速带入特别的文化语境中,说话的人会天然地认为这意味着更紧密的一种联系。特别是方言中独有的词汇和流行词,总是能轻易地帮助双方建立默契,带来会心的一笑。

2005年,段义孚到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开始前特别说明自己为什么不能用中文演讲。尽管他个人有足够的理由来用英文作学术演讲,他依然感觉到有点别扭。关于语言对人际关系的促进和障碍,几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南蛮子”,我就很早学会了写作文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用普通话的节奏安排句子。在青少年时期,我就决定了必须到“中原地区”去上学,因为汉语的书写文化几乎是一个普通话的世界。然而经过十多年在各地的求学和生活,我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回归。两广传统的,在某些方面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生活秩序和观念让我安心,这种尘埃落定的归属感,就像一碗菜干粥一碟叉烧粉一份白斩鸡落肚之后的满足。曾经不屑一顾的故乡仍然不是迁徙的终点,但却是支持我继续漂泊的力量源泉。而说到语言如何塑造群体的统一感,大合唱也许是很好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则是同事们在“钱柜”集体活动时,我点了太多粤语歌,这让大家觉得“非常没劲”。

是的,融入群体必然带来个体特征的压抑。我们知道,承认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必然导向孤独,而孤独是需要逃避的,是可耻的,但这无法阻挡因为人际交往带来的沮丧。段义孚对这部分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当小孩自豪地创作好一幅图画、兴冲冲地拿给母亲看时,母亲却因为他打断了自己的思绪而显得满脸不耐烦。虽然这种不耐烦转瞬即逝,但那对于孩子敏感的心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难道只有在母亲和孩子之间是这样吗?

“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时常会给人带来卑微、沮丧的感觉。”他给出了更多具体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一位办公室职员,无论她做出怎样的努力,却始终被大家所排斥。讲诉者津津乐道,而听者却无动于衷。正如加缪所说,“他人和我们相处,并不是希望我们处境不好,而是他们对此根本就是漠不关心。”要命的是,这种漠不关心正是人的某种本质,就像孤独乃是生命的本质一样。

假如没有想象……

文化是想象的产物,并且由想象所推动。就像自然本身有两幅面孔一样,段义孚认为,想象也是双面的。“历史上人类想象力的高飞使得一些大胆的心灵不断与崇高的宇宙世界发生真实的碰撞……使这个世界更加迷人,更加有魅力。正是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大地也变成了景观。”

《逃避主义》的译者之一周尚意这样回忆段义孚出席《我是谁》发行式时的情形:

“新书的发行仪式在麦迪逊最好的一家书店里举行。书店巨大的落地窗临时成为演讲台的背景,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内书架间弥漫的“书香”混合着咖啡特有的香气。……大家自由发言时,不同的人向义孚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听懂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地方”的定义。”

这,大概就是再好不过、能够引起共鸣的例子,它讲述了人如何通过想象与一个地方建立起感情的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把人和一个城市、一处场景、一件物品之间本无情感特征的距离拉近,产生了丝丝缕缕的温暖。

然而段义孚也提醒说,想象力也能够不断使我们误入幻想的歧途,“既不真实,又充满奇异。它诱使我们首先描绘蓝图,然后常常就是实施罪恶,制造出地狱般的世界。”这是想象的扭曲。他在书里谈到了最显为人知的残忍行径,如破坏、暴力、把动物和人本身作为施虐对象,也谈到了一些我们早已熟悉、不以为然的“无意识的残忍”。通常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纯净的,他们是天使,但孩子身上未曾经过人工去除的生物本性(野蛮性),未尝不能令人大吃一惊:他们可能会把蚯蚓穿在鱼钩上作为诱饵,会把钓到的青蛙摔死喂给鸡吃,甚至可能会活生生地取出小动物的心脏。连《小红帽》、《白雪公主和小矮人》这样的童话故事的演变,也经过了许多“提纯”和“净化”。成年人的世界,又怎么说呢?比如说,通过扭曲植物的肢体做成盆景,把一双双天足缠成三寸金莲供人亵玩,把侏儒和佣人当成玩物呢?更不提日本人和德国人在二战期间,种种耸人听闻的人体实验和虐杀囚犯的所为。

段义孚的另一本书《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中,探讨了人类对于所在地基于心理和感情的改造。人们将自己设定的感情标准施于自然,更耐人寻味的是,许多改造假“玩”之名,放纵想象力作恶。尤其是,当权势、财富和“玩”结合在一起时,其破坏性无法测试,也无法限制。

所以段义孚有自己的想象方式。从他对自己的定义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唯物主义者”,也坚信“一个世界,不管它多么有魅力,只要缺乏了道德砝码,它就是轻浮的。”因之,他精确地捕捉了大大小小事情中的动因,将之全无保留地呈现,但他并不希望这些揭露和讨论带来更多的悲观。以下这段话是段义孚自陈《逃避主义》写作目的时所说的,其基调和恳切情怀,也适用于其几乎所有的著作:

“在怀疑一切的现代人心目中,奔向天堂的逃避从表面上看是很好的,但其实这与奔向其他的目标一样,看似真实,其实非常不真实。对他们而言,‘天堂’简直就是错觉和幻想的同义词。如果说能有什么东西让人感到更真实一些,那就是生命的坎坷、残酷或苦境。我希望我能够反驳这种流行的悲观论……我想说服读者,特别是那些读过太多悲观文献的读者,认识到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太多美好的事物,尽管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是很可靠。让我们想一想吧,即使不存在真正的天堂,即使上苍只是偶尔才会眷顾我们一下,我们也应该少一点绝望,多一点希望和光明。”

(本文原载于《米丈誌》第12期)

华裔地理学大师段义孚作品从地理看人生(组图)2005-10-03 00:06:00 来源: 新京报(北京)

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名著引进出版



图为段义孚近照。



段义孚的公众知名度并不高,这本《逃避主义》更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内地出版,不过这位打通了“两种文化”的大师将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本报讯(记者涂志刚)对中国读者来说,段义孚是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此前在内地还没有出版过,而提到人文主义地理学,知道的人可能也不会太多。但在国际学术界,正是段义孚和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为当代地理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日前,段义孚名著《逃避主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这位华裔地理学大师开始进入内地学界的视野。

打通“两种文化”的大师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11岁时离开中国赴澳大利亚读书,后进入牛津大学,并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6年6月,段义孚在权威的《美国地理联合会会刊》发表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界产生震撼性的影响,并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标志性学术作品,被后续的地理学读本广泛引用,段义孚本人也由此确立地理学大师的地位。

和传统的自然地理不同,人文主义地理学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解释和影响,特别是个人情感造成的对自然理解的多样性。人文主义地理学本身带有强烈的“感悟”色彩,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产物。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个特点,段义孚的作品同样表现出强烈的人文色彩。在《逃避主义》中,段义孚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自然地理,还有人因为地理而产生的生命选择,这本书因此打通了“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的界限。

出生在中国的段义孚怀有强烈的中国情结,为此他专门著有《中国》一书。不过在中国学术界,段义孚的作品译介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学界早已了解这位大师,但直到1988年,他的名著《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在台湾翻译出版,才使得他第一次真正进入中文世界。

而《逃避主义》则是内地第一次引进出版段义孚的作品。

从地理看人生

据《逃避主义》一书译者、北京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周尚意介绍,《逃避主义》一书是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最好的学术读本之一,该书的写作来自段义孚的一个灵感:一次他应邀到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有关主题公园的讨论会,当时他所居住的威斯康星州正值严冬时节,这个会议使他得以“逃避”居住地的风雪与严寒。在参观迪斯尼乐园时,他看到人们沉醉在自己所创造的魔幻世界和童话仙境中,以“逃避”现实中的种种烦恼。“逃避”一词遂成为试图打开“我—它”和“我—你”关系的一把钥匙。

《逃避主义》一书研究了人们逃避自然的原因和途径,从地理出发,最终研究的是人的感受、文化和精神活动。在这本书中,段义孚提出,“逃避”这个看似含有贬义的词汇实际上是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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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6 18:43:29 | 显示全部楼层
写在段义孚(Yi-Fu Tuan )的讲座之前
段义孚: 美国威州大学,著名人文地理学教授、城市文化研究专家
认识段义孚先生这么一号人物完全是由于周尚意老师曾经经常提及,并且很推崇他的东西,甚至于他会把他的研究成果以email的形式发给他的fellow们,先后借了他老先生的东西看,有那本传说中的《Space and Place》,并且还听过一次翻译《逃避主义》之书之后的周老师的读后感的介绍!
明天他会来学校办讲座,还是蛮期待之!
中华读书报好像曾经还专门介绍了他老先生,参见周尚意,朱阿兴老师的文章:
我的同事段义孚
义孚研究的领域是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按照他的解释,humanistic geography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可能义孚并不愿意人们用这样的誉美来赞扬他,但是这些词汇并不过分。我并不想用过多的笔墨阐述他的学术成就,他所获得的许多学术头衔就足以说明。
大家自由發言時,不同的人向義孚提出的問題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談到,他父親曾參與當年麥迪遜的城市規劃,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對這個“地方”有著獨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聽懂了人本主義地理學者對“地方”的定義。望著窗外閃爍的星辰,我心中還在想——他是誰?
特别收录我的相关笔记:
从逃避主义(escaptism)透视人文地理学
——《逃避主义》读后感 周尚意 张春梅
1. 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1.1 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人文主义不等于唯心主义而是唯人论
人文对应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对应神本主义
标注性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1976,6 美国地理联合会会刊
1.2人文主义地理学及其特点
地理学不仅可以在应用地理学方向上拓展,还有向哲学理论层次上拓展的能力。
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Peet,1998:10)
特点:“我向”思维,诉诸情感,感悟性
2.逃避主义与人文地理学
2.1《逃避主义》的主题
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一是自然,之二是文化,之三是混沌,之四是自身的动物性或兽性
原因:与对象对应(middle landscape 中间景观,比如北京动物园)
自然、动物性、现实——中间景观——人文景观
途径:空间移动,改造自然,建构想象的物质世界,创造精神世界,迁徙与改造。
2.2《逃避主义》的人文地理学特点
我向性(以我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情感性或多样性
感悟性(反计量性)
3结论
3.1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核心
人文主义采纳了“解释学”方法,祛除了度量这一步骤
解释必须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
提供认识自然和文化的视角,对世界多一点希望
Space and Place—The persepective of experience
Contents
1.Introduction
2.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3.Space, place, and the child
4.Body, person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values
5.Spaciousness and crowding
6.Spatial ability, knowledge, and place
7.Mythical space and place
8.Architerctural space and awareness
9.Time in experiencial space
10.Intimate experiences of space
11.Attachment to homeland
12.Visibility: the creation of place
13.Time and place
14.Epi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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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1 15: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推荐
空间、地方感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
http://www.dlyj.ac.cn/article/20 ... 585-37-6-1049.shtml

空间、地方感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docx (28.67 KB, 下载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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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2 17:08:5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主义地理学(第10课) (应该是华东师大叶超教授的博客文章)

一、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
【师】: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个比较新颖的话题:段义孚和他创立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可能你们在学习人文地理学的时候没有听过吧?
【生】:没有
【师】: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文地理学里出现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学派,甚至在地理学里也很有影响,叫“人文主义地理学”。它的英语叫“humanistic geography”——人文主义的。我们以前有人翻译叫“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还是有差别的,他们有什么差别呀?
【生1】:我没听说过“人本主义”,我认为“人文主义”是偏向研究人的。
【师】:那么什么学科是不偏向研究人的?
【生1】:物理化学。
【师】:那么他们有没有人的成分存在?
【生1】:也有,只是偏向程度没有像人文主义那么重。
【师】:你认为偏向于人主要偏向于人的什么?
【生1】:思想行为习惯。
【师】:你认为这样是不是叫真正的“人文主义”呢?你认为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什么?
【生2】:是不是价值观啊?
【师】: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观?
【生2】: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师】:那人本主义呢?
【生2】:以人为本,人可能会侵害大自然。
【师】:那么,什么是侵害,什么是和谐呢?我们这节课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以前的时候,由于人对于自然的了解和人所使用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自然是他的敌人:在丛林里生存有很多危险,人要去开拓土地。那个时候对自然的侵害,在我们现在看来反而是人要获得生存空间所进行的正常的、合理的努力。现在我们说一个地方不允许人们砍树,破坏了生态环境,但是在热带雨林,必须把树木砍掉才能进行耕作,而且热带雨林的树砍掉以后种植作物非常麻烦。有可能你砍树种植作物3年后那些树又长出来了,因为它生长作物的速度和频率与其他地区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一个砍树的行为,在热带雨林就需要与自然作斗争,向自然获取生存空间是合理的,但在我们这样的城市,砍一棵树就会有很大的争议、批评。
我们给人本主义下一个定义: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到底是什么呢?中共中央也提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我们还不清楚以人为本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清楚“人”是什么。什么叫以人为本?举上节课的例子,一个空间,城管也是人,摊贩也是人,居民也是人,到底以谁为本呢?我们仔细一思考,就发现“以人为本”的提法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东西。
“以人为本”这个提法很早就有了。《三国演义》中刘备说:“夫济大事者,以人为本。”就是说你想要办成一件大事,你必须要以人为本。他说的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呢?火烧新野的时候,有几万百姓要跟着他逃跑,他手下的谋士都说不管百姓,自己去逃跑,刘备就对这些人说了这句话。中国古人在提到“以人为本”这个概念时,主要是针对老百姓(他要照顾的对象)说的。
我们现在提的“人本主义”指的是多元化的、包容性的城市化——包容、多元意味着你要照顾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人本”还是聚焦在人上,核心是人。但是“人文”比“人本”的含义要大得多,因为“人文”并不仅仅是人了。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内蒙的某个地方活埋了好多流浪狗这样的动物,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网上还在讨论。为什么会争论这种事情呢?再比如,前年发生的某某医药公司取活熊的熊胆,也在网上引起了争论。为什么去关心这些事情?这就反映了“人文主义”:除了人之外,还有和人生活的动物、植物、环境。自然环境其实都是人文环境,没有纯粹的自然环境。人文主义使我们不仅仅从人本身去思考,并且由人本身联系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就包含了一个更广的范畴:人会对动物产生很重要的依赖、很深的感情,做出一个价值判断——这是残忍的、不好的,哪怕是对不是自己的同类,也不能去这样杀害。这样一个推己及人、悲天悯人的心态,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些新闻。
新文化地理学有一个研究方向:研究动物的伦理和动物的行为。去年发生禽流感的时候,各地认为禽流感的根源在禽类身上,大量地烫死、焚烧鸡的幼苗,这种事情是很残忍的,被人们所指责,一方面它违反了科学依据,因为并不仅仅这样它就能保证一个地方太平、安宁了。南京在去年也发起了一场杀鸡的行动。一个老太太养两只鸡养了好几年了,城管队员和居委会深入他们家要把这两只鸡杀掉,老太太不同意,引发纠葛,要打这些人。新闻报道出来,老太太的形象是“不配合,不注重集体的安危,扰乱秩序,不理解这种精神”。我们也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老太太对动物的感情谁考虑了呢?
到底是人本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更适合我们?“人本主义”,尽管“人”是模糊的,不知道是哪群人,哪个地方的人,哪个民族的人,信仰哪个宗教的人,但是我们要以人为本。“人文主义”比较宽泛,会去思考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人文主义”比“人本主义”好一点。
段义孚先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最开始翻译到国内的时候,是“人本主义地理学”,后来周尚意(最早把段义孚先生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北师大的教授)跟段义孚先生讨教以后,认为翻译成“人文主义”更适合他的原意,所以后来我们称之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字之差,内容却是千差万别。

二、案例聚焦
【师】:做了这么多铺垫,我们肯定已经有兴趣去了解段义孚和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先通过一个案例来看一看——本·拉登之死与“9·11”。
“本·拉登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我们回想后,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去透视,如从“文明的冲突”角度去透视。为什么本·拉登之死对美国来说这么重要呢?奥巴马发表了讲话:“如我们做的那样,我们还必须重申美国没有也绝对不会对伊斯兰发动战争”,“我们的战争并非针对伊斯兰”这是他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对全球传递美国价值观的承诺不变”;第三点“我们生来要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公正”。这是奥巴马的讲话,这三个层面的意思值得我们去分析。我们知道,最后一句话基本是一个谎言——所有人的公正包不包括塔利班呢?在此之前,美国有一段时间支持塔利班,后来他又去镇压塔利班。张国庆说,9·11事件既可以从地缘政治——文明的冲突角度去分析,也可以从安全感角度分析——这个事件使得美国的安全感没了。“举世同悲,几千平民一下子就没了。”“从楼上掉人的情景简直惨不忍睹。”“以前美国人活得很自在。”但是9·11之后,大家对周围邻里都抱着小心的态度,“特别是有些长的像穆斯林”的人。“有段时间对穆斯林也比较紧张”,“他到了美国,美国人不查别人,就反复的查他”。9·11对于美国是一种金融、安全、政治、心灵、精神上的危机。
民族的安全感没了!
【师】:本·拉登为什么选择撞美国的世贸大楼呢?那是纽约的地标,这撞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是美国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安全感到底来自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对这个事件有很多的思考:
1.政治、宗教(包括伊斯兰)与国家有什么关系?
2. 符号、正义与地理。奥巴马宣称的向全球传递“自由与公正”,这是一种语言——符号。符号的意义在不断的变化:曾经它是象征着经济繁荣的地标,后来变成了伤心之地,最后人们又重新聚集到这个广场去庆祝本拉登之死。符号的意义与地理学研究有没有关系?
3. 恐惧、安全与景观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文化地理学”有很强的主观性,主观性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在我们看来,主观性是一件好事。人的感情重要不重要?像刚才那位同学说,对于物理化学,难道我们把主观感情放到一边才算是好的吗?其实,现在的发展证明,即使是像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主观性对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只是我们在学的时候,有意地规避掉这些主观性。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叫海森堡,他提出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讲的是实验的对象与观测者很有关系,正是由于观测者的存在,所以他对于对象精确性的把握永远不会达到一个完全精确的程度。这是物理学上的定律,他还是跟人的主观性有关系。即使是物理学都是如此了,何况文化地理学?我们更应该去注重和研究人的主观感情。可能正是因为美国没有注重人的主观感情,所以他想当然的认为要向全球传递他的自由和正义——这种正义在别人看来是一种掠夺。
恐惧、安全和景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涉及到对地方的认同。为什么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安全。如“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家里我睡得香、吃得香。在外面,你碰到了陌生人,你住的地方不是你熟悉的地方——你到了一个没有地方认同的地方。你从南京到上海,你还是以南京的眼光看上海。对上海到底认同不认同,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农村人到城市,他可能还是以农村的角度看待城市,城市的哪些地方给我归属感,哪些地方没有。
段义孚举了一个例子:1999年秋,美国和伊朗足球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媒体将之与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令媒体吃惊的是,全场多数人为伊朗队助威。解说员时而将那些挥舞伊朗国旗的观众称为伊朗裔美国人,时而将他们称为美国人。因为在那些为伊朗叫好的观众中,许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
所以,段义孚认为:那些今后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甚至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伊朗裔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美国”这块土地有“忠诚”之心和“忠诚”之举?空间的认同、地方的认同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段义孚通过足球赛事件引伸出文化地理的核心智慧——认同,不仅是感情上的认同,更是对地方的认同。空间认同和地方认同对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或环境下,其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为人是流动的,他对地方产生不同的评价,随着知识的增长,他的认同的感觉也会变化。
我们可以想象,自从奥巴马当选美国的总统后,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黑人对美国的认同在提升。华人如果某一天能成为美国总统,不知道大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一个事件也炒得沸沸扬扬——篮球明星林书豪。美国人对中国大陆、中国文化没有什么了解,认为林书豪是美国人,只是我们在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们在为他骄傲。这种认同表面上看是一些表面现象:皮肤、外表长相,更深层次的是深层的文化。他所接受的是美国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完全不一样。这是地方或空间认同的复杂性。

三、段义孚及其学术思路
【师】:段义孚是怎样解释这样一些现象的?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段义孚,他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受过11年的中国教育;1941年后随家辗转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并在牛津大学读完本科。1951年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的16年中,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奠定了在地理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他在倡导和建立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的突出成就,1973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他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他克拉姆(Cullum)地理学勋章;2001年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一点,我要说一些题外话。我们国家的科学院是纯粹的科学院,理工科出生的才能成为科学院院士,文科没有。这说明我国人文的地位和理工科相比,一个在下,一个在上。我们看待文学、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与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把艺术与科学放到平等的地位。
段义孚为什么获得这么高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到了美国之后,研究的是所有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你恐惧某个景观,中国人会恐惧,美国人会恐惧,西班牙人也会恐惧。研究某个人的依恋感,他的结论都是普世的,不是说只针对某个小群体。如果你只是针对某个小群体,你也应该有普遍、重要的意义。比如某些人类学家,研究原始部落。研究清楚原始部落,有助于解释人类的起源,人类为什么会敬仰巫术,这是有广泛意义的。大家记住,要想让你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的话,要么你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研究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事件,要么选择一个小的但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是段义孚的学术成就给我们的启示。
《Who Am I》是他的自传性的著作,讲述他的家庭是怎么产生的: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在天津时曾经和周恩来有过交情,段义孚对这些人还有印象,他在2005年回了一趟中国,根据路上所有的见闻写了一本书——《回家记》,他的感受、想法和我们国内的很多人都是不一样的,通过《回家记》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天真如孩子般但又很睿智的老人。其实,真正能做出巨大成就的,都是兼具这两种特质的人。因为天真,他去思考别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恐惧,我们仅仅看到关到黑屋子里很恐惧,段义孚却专门去研究这事儿,从古代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从美国到中国,研究不同的恐惧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他在《回家记》中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包括对中国的观察、到小学、中学、大学做的报告等。
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段义孚学的是地貌,拿的是地貌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写的是亚利桑那地区的荒漠地带,后来,他却从事人文主义地理学方向的研究。他在研究地貌时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地貌景观,生活在此的人对它有什么感情;生活在此的人和来此参观的人的感情是否一样。他认为这个问题比单纯的地貌更重要、更有趣。最后,他就由一个自然地理学者转化为人文地理学者。在1976年,他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篇经典论文,代表着他真正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地理的大师,这篇文章标志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学派正式形成。在我们看来,一个思想仅仅是偶然的——你写了一篇文章,只能说有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系列观点来论证为什么会形成,通过哪些方法做这件事情,怎么去做,这就形成了一个体系,有这个体系后,一个流派就形成了。我们一旦提到流派,就说明它是一个有体系的东西——是一个圆,至少是一个半圆。如果是一个思想,那仅仅是一个点,有一个点绕着一个半径,才能画一个圆或一个半圆。
后来,他也发表了一系列的专著:
1.《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研究》,对地方的依恋是怎样产生的。
2.《恐惧景观》,北大出版社已经翻译出来了——《无边的恐惧》。这个翻译不大好,“无边的恐惧”,真是“没边”了!但其实它是有边的。我们看看它的英文——《Landscapes of Fear》,恐惧的景观,而不是无边的恐惧,这两个词差别真的很大。所以我们做翻译的时候,确实要好好体会,因为景观是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词汇。这个翻译者显而易见没有受过人文地理、文化地理的训练,他不了解景观对人文地理的重要性,段义孚这本书就是要讲各种各样恐惧的景观,但是翻译成《无边的恐惧》后,景观的含义一下子没有了。无边的恐惧,也不准确,什么叫无边的恐惧呢?无边是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恐惧的程度,但段义孚是想表达各种各样不同的恐惧的景观,景观如何引发人们的恐惧,而人们又怎样塑造恐惧的景观。
3.《逃避主义》。有一次他去迪斯尼乐园玩,他发现去这个地方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逃避。像你们,五一去欢乐谷、去南京古城墙,你们想过去这些地方的原因吗?有些人可能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期中作业、逃避压力、逃避人际交往的困惑,享受释放后的感觉。有的人去逃避工作的压力。不管怎么样,别人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段义孚却想到这可能是一种逃避。比如说一个人从寒冷的地方到温暖的地方是一种逃避。他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逃避,所以写了《逃避主义》。如果让我们同学去思考,两句话或者三句话就说完了,他却花了一本书的篇幅,这就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他到底是讲什么逃避呢?
他的三部代表性的著作:《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研究》(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1974)(Topophilia,这是他创造的一个词,把地和依恋结合在一块儿),《恐惧景观》(无边的恐惧,北大出版社,2011)(Landscapes of Fear,1979),《逃避主义》(Escapism,1998;已有周尚意、张春梅译的中文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等。

四、人文主义地理学
那么什么是“人文主义”呢?“人文主义”最早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文主义”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人文主义”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概念。“历史用法允许我们定义人文主义为一个不断扩展的、关于什么是人和他能做什么的概念”。我们文化地理的关键就是什么是人,他能做什么。我们想不清楚什么是人,如果想清楚了,我们对于人本主义也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为什么人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别?有的人主张爱护小猫小狗,甚至把比亲人还亲,有的人却在餐馆里大快朵颐吃狗肉。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两种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里,觉得狗猫很可爱,绝对不会把它端上餐桌;但东方文化里,韩国、朝鲜却喜欢吃狗肉,无狗肉不欢,中国很多餐馆也卖狗肉。两种文化差别很大,西方人就很难理解,东方人为什么会把这么可爱的动物杀掉。东方人却觉得西方人为什么不去尝试这样的美味。即使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差别,广东人很多东西都吃,几乎没有广东人不吃的东西,禽流感大肆流行的时候,大家就说都是广东人吃出来的瘟疫,其他地方的人觉得广东人很奇怪,如广东人觉得蛇肉很养生,其他地方的人对蛇肉有天生的恐惧。包括段义孚的《恐惧景观》里,就提到了对蛇的恐惧,它引用了动物行为学家研究的结果:人对蛇的恐惧远远胜过了对老虎、狮子以及其他动物的恐惧。人们对于动物是有一些偏好的。动物里,人们对于老虎狮子的恐惧程度不大,人们往往恐惧厌恶两栖类动物、爬行类动物。但是现在情况也变了,有一些“潮人”养蜥蜴、蜘蛛,这说明多元化差异的存在。
    “人文主义”是有包容性的。什么是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他对科学主义是一种批判态度,但是并不否定和抛弃科学,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科学主义认为只有物理化学这样实验的学科才算科学,其他不做实验的就不是科学。这个概念不对,因为实验与否并不是判断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尊重事实的态度,只要这个事实能够通过各种方法去检验,它就是一个科学的态度,而且,科学的思想也有可能来自某个人的胡思乱想,经检验后才成为科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否定和抛弃科学,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要论证人的恐惧感,必须借助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成果,动物行为学显然是一门科学,如果排斥了科学研究,不可能对动物的恐惧、对地方的恐惧得到一个好的解释。我们要注意到人文主义与理工科的区别:广泛的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来为人文主义研究提供证据。
反映人文主义核心思想的学科主要是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他们积淀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关注人特有的活动及其产物,这一点跟人本主义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使是人文主义,对动物的同情和怜悯、对植物的保护,实际上也是从人出发的,人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才去保护植物、保护动物(让自己获得一点安慰),由于人让自己获得一点安慰、人的同情心,才使动物免于遭受更残忍的对待。归根结底,人文主义的基础还是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地理学有什么内涵呢?它是以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入理解为终极目的而考察地理现象。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的地理行为以及关于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思想,来增进对人类世界的理解。情感和思想是不一样的,情感——喜怒哀乐,思想有可能是灵感,有可能是其他观念。探讨人的地理行为以及关于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思想,来增进对人类世界的理解,这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包括哪些呢?
1.地理知识。这个“地理知识”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地理知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研究某个地区有什么道路和桥梁,而研究人们对于道路有多少认识,通过桥梁时,是走着舒服还是坐车舒服?从感知能力与地方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
2. 领地和地方。人为什么老有想控制一个地方的欲望?控制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的领地了,他有这样一种空间意识,一旦别人越过他的空间范围,他就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绪。狮子通过体味或尿液圈定一个范围,一旦其他的种群进入他的领地,它会攻击,会有恐惧和不安。人本身也是一个动物,在地铁这样一个拥挤的范围内,也会有很不安的情绪,要保证合理的触碰范围。如果是一个熟人,你可能觉得贴得越近越好,这是差别。归属地、生死追问:出生于一个地方,死后葬在一个地方,有的人说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去,有的人说我要回到故乡,对于死,人们在寻求地方的归属。陆游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意味着大家都对中华统一有认同感,有认同感了我死也高兴了——“含笑九泉”、“瞑目”。这表明对于国家、对于地方、对于民族的认同超过了生与死。所以才有了“家祭无忘告乃翁”,满足先人的遗愿(认同)。
3. 拥挤和私密,刚才讲了。
4. 生计和经济。在印度,牛可以到处跑,没有人会去阻拦它、杀它,因为印度崇拜牛——圣牛之邦,不仅有宗教的原因,还是一个沿袭下来的传统。即使印度很穷,也不会宰杀牛。我们可以把欧洲国家称之为“圣狗之邦”,狗受到很大的尊敬和照顾。
5. 宗教。广义上讲,宗教意味着“捆绑”——把自己跟某个信念牢牢的捆绑在一块儿,而不是祷告、念经就叫信仰宗教(有的人可能心口不一)。当你有一套信念的时候,牢牢的把自己跟这套信念联系在一块儿,哪怕你是个无神论者,你也是有一个有宗教的人。在段义孚看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与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一样具有宗教性,因为爱因斯坦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上帝不会掷骰子”,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段义孚想以此说明爱因斯坦和阿奎那寻找宇宙意义的热情一致。牛顿既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宗教神学家,他用了十几年时间去研究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我们只有搞清楚他为什么去研究宗教,才能去批评牛顿,没搞清楚之前,认为牛顿从科学家变成一个迷信者,太简单、太武断了。
与历史和科学的关系。依靠历史去发现人文意识。艺术注重细节,我们上节课看《维斯普奇登上美洲》,看西方宣传中的对东方的印象,从艺术的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美洲、中国乃至东方的想象。数字的资料很苍白、很枯燥:多少印第安人被杀掉了,多少殖民地被抢夺了。但是你看一个影片《与狼共舞》,你就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美国欠了印第安人这么多的债。“一个美国人最后站到了印第安人的队伍里去”比“印第安人被杀掉的数字”要生动得多。

五、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用处”
人文主义地理学到底有什么用呢?同学们可能老问“我这四年毕业了有什么用?”问到有什么用,这就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螺丝钉,安到某个机器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大学真的是比较可怕的。据我的理解,中国的大学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把“有用”放到第一位,但实际上大学应该是你自由的去探索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到一个就业前景好的工作,谋得一份饭碗。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大学还是西方现代的大学都不做这样的事情。西方的大学最早的时候是远离社会,过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在大学中进行神学、宗教的研究。现在,大学已经完全被社会化了,社会化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可能会歪曲社会的本意。对于知识的探求、精神的享受与和别人交流时愉悦的提升变为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就业变为一个最首要的事情。但是大家想一想,真正要有长久用途的东西,从来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学能会的。这是平等的,你花费长时间去学习一样东西,它会回复你长久的东西。
对于有用的理解也不一样:1.如果一件工作有酬劳,则它是有用的。这是很基层的理解。2. 对人们生活和土地有可辨别的影响。这就跳出了个人,跳出了你的职业。为什么有人去做志愿者?对别人有影响。3. 从人生的目的定义:如果对人类福利有贡献,则它是有用的。这就涉及到了“人文主义”或是“人本主义”,对我个人来讲用处不大,对别人来讲用处很大。这是广义的有用。
【师】:你认为什么是有用的?
【生3】:起到作用,应用于实践
【师】:你听了这个以后,对有用有没有什么看法?
【生3】:除了具体的用,还有抽象的用,除了物质的用,还有精神的用
【师】:《道德经》里讲了这样一个用:从表面上看车轮是由车轴和轮胎组成的,但实际上决定车轮的却是车轴和轮胎的空当,正是有了空当的存在,才能支撑起车轮。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有的用”,还要知道“无的用”,甚至“无的用”比“有的用”更重要。我们再举一个更直接的例子,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得太满了——你们现在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上班族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奔来奔去。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应该让自己空下来,让自己什么事都不想,让自己的心静一静,回到自己想要的感觉,这种“无的感觉”甚至是最好的感觉,如果你一直让自己忙个不停的话就真的跟流水线的产品是一样的。
知道“无的用”是干什么的呢?我们有一句话叫“知识为己!”我们学知识是为了干什么呢?为自己找到一份工作是最浅层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为“己”,要关心和剖析自己。中国的古人其实是关心“知识为己”的,“知识为己”意味着把自己最想学的知识作为核心去思考,从自我出发,铺陈、展开、观照、反思“普遍自我”。因为其他人跟我可能都是一样的人,我是自立考虑的,其他人可能也是自立考虑的,我如何从“我”本身出发,得到一个普遍的自我呢?这就有了研究的价值,有了提升。因为人活着不仅仅是理解自己,还是理解人类,最后再回归。
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在于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的地理要素纳入这一过程,坚持追寻地理事实的意义与事实本身至少同样重要,并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构成和形成了本质意义的人类生活。
【师】: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如何用到城市规划中?规划者、建筑师、经济地理学家等能够建议修建更有效的交通系统,选择理想的新产业和下水管厂房的区位。大学城应该安排多少个麦当劳就合适了,这是一些经济地理学者关心的问题,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关心麦当劳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情感?麦当劳与美国本地的麦当劳有什么差别?大学城的麦当劳和市区的麦当劳有什么差别?我们做这个调查后,再对人进行访谈、观察,我们就会得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结论。
人文主义者的特长在于:1.解释人类经历的模糊、矛盾和复杂,澄清那些属于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工具和渴望。以往我们建立统一的广场,但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人的经历是复杂的、模糊的,人们对各种东西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要注意不同的体验,不能建设得千篇一律。
2.揭示文化的美德和缺陷。他应该能够建议规划者,同种文化的人倾向于生活在一起,比如美国、加拿大,有韩国人聚居区、印度人聚居区、中国人聚居区——唐人街,更多的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
3.展示和提升地方感。不能损害了这地方原有的感觉而去建设新的东西。
人与自然的关系:水的例子。1.前一阵子兰州发生了水污染事件,水就成为了法国水务集团、政府与市民斗争的工具,法国水务集团控制了供水的权利,水已经不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安全的东西了。2. 欧洲著名园林的喷泉都是在17到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麻痹,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
另外还有一些司空见惯却需要反思的问题:
1.人类为什么豢养宠物、修剪花草?
2.为什么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生活质量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为什么我们的精神反而更疲惫,思想反而更匮乏?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贫乏相比之下,使我们更加空虚、失望。
3.传统地理学可能注意了贫民薪水的微薄,却忽视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注意到农民工劳作的辛苦,却忽视了当权者对他们精神施加的强权;看到流行病的蔓延,却忽视了文化和道德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中的力量。正如我刚才举的对待动物的例子。实际上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始终在反射着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的人在镜子面前自惭形秽,改变了对它的方式,有的人大行其道,觉得应该这样。我们不应该简单的下结论,如屠杀动物是不好的——在牧区,宰杀牛羊是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要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去探讨这些现象背后复杂、模糊的经验。
【师】:学完这节课,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生4】:有很多现象不能用“逃避”来解释,如从北方到南方,可能南方的文化对你更有吸引力,而不是不喜欢北方的气候,为什么一定要用“逃避”解释?
【师】:我建议你看看《逃避主义》这本书。逃避不能用来解释所有的事情,逃避也不是精确的、可以量度的东西。有的人回家只是单纯的回家,有的人回家却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呆了,想去家庭找寻温暖。你得承认有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看看这本书,看了以后告诉我,到底什么情况是逃避,什么情况不是。
【师】:其实逃避是无所不在的,就好象我们前面空了三排座位,其实也是一种逃避。当然,有的同学会说我只是想这样坐坐而已,那只是我们逃避了“逃避”这个问题。但有些东西是无法逃避的,这些问题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有时候下去和同学交流,我完全可以去逃避这些东西,不去和同学交流,装作没有看见那些不听讲的同学,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去逃避。我也希望这些同学不要去逃避。我想我们这节课上到的东西真的会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和思考,我不指望它能影响到你们的大学四年,但至少它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这我就满足了!
(谢谢袁月同学的前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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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
叶超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46)


提  要:理解空间思想的演变及其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可将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的演变划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康德从哲学角度第一次系统地界定地理学为专门的空间科学,抬升了地理学的学科地位。赫特纳—哈特向承袭康德的空间观,将空间科学的抽象规定与方志传统的实际历史结合,把地理学研究对象归约为区域。其后,人文地理学的空间思想出现了四次重大转向,分别是空间几何学、人文空间性、激进的空间、空间的生产;它们体现了人文地理学与数学、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紧密关联与交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空间思想某种程度上契合康德空间观,但在哲学理念和侧重点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所以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的争论已趋于淡化,这提示了人文地理空间研究可采取多重面向。哲学和其他学科在为人文地理提供依据和工具,使得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空间;人文地理学;空间的生产;后现代空间

对于我们的全部知识来说,我们要首先把我们的目光指向它们的源泉或者起源,但除此之外也要注意整理它们的蓝图或者形式,亦即可以怎样整理这些知识,因为若不然,我们就不能在出现我们恰恰需要它们的情况时把它们从记忆中召回。……说到整理的蓝图,我们必须给我们的经验知识指定其特有的位置。但是,我们能够给我们的经验知识指定一个位置,要么是在概念之下,要么是按照它们实际上能够被发现的时间和空间。
                                         ——康德《自然地理学》[1]
1 引言

空间是很多学科都关注的问题。20世纪后半期,由于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研究成为热潮。2001年的剑桥年度主题演讲就以空间为关键词,内容涉及大到天体物理的宇宙空间和小到大脑的内空间,反映出尽管存在学科差异,但空间也是自然科学甚至艺术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2]。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这些谈论空间的8位不同领域的学者中竟然没有地理学家。如果联系到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的历史[3](尽管有争议,但这些争议恰好说明了地理学对“空间”的哲学思辨和技术考量的广泛和深刻程度)以及其“旨在为人们提供各种对空间含义的综合性考察”[4]的目的,那么,忽视来自地理学的空间阐释无疑是该讲座的一大缺憾。
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5]或一大传统[6],虽然空间研究在地理学,尤其在人文地理学中有着稳固而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如地理学本身是一门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学科一样[7],地理学中的空间思想也并非单一和静态的。相反,它可以说纷繁复杂甚至大相径庭。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各异,导致对空间思想及其演变的认识、解读和结论也不同。对此,国内外也有大量论著分析和总结[4][8-13]。虽然国内学界对一些重要的空间思想已不陌生,但大多还处于“知其然而不其所以然”的境地,其主要原因是思想史意识的缺乏[14];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思想,由于缺乏对应的案例剖析,往往给人以晦涩难懂之感。基于这两方面原因,本文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对空间思想流变进行简要的梳理,重点提示一些中文文献所忽视的部分,并尽力使之成为一个“有序”的流程(当然,按照后现代的观点,“有序”是存在很大疑问乃至不可能的,简化的宏大理论也是不可靠的,我赞同其道理;但认为对于难解西方人文地理学变化理路的人来说,“有序”的观念能为他们提供必要基础和有价值的思路);另一方面,针对难解的社会空间概念,通过采取“解构”案例或文本的方式来澄清它。
空间思想演变与学科身份的关系是人文地理学争论的主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和理论的频繁转向,使得划定思想转折的次数与边界成为难题,所以本文用“几次”这样一个约数表示这种超过三次的不确定性,用“重大”表示思想形成的范式及其影响程度(也就是重点考察源流)。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概而言之就是理解并明晰空间思想的源流派系,起承转合。前者讲形式,后者讲过程,这两者关系也是辩证的。据此,本文将人文地理学中空间思想演变划分为起、承、转、合四个主要阶段或部分,进行分别论述。

2 起: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
康德(Immanuel Kant)告诫研究者认识事物应该先从考察其起源开始[1]。这对常常忽视认识起点及其过程的国内学界无疑是一个好的忠告。地理学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地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涉及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地图对空间定位和表达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较系统地将地理学界定为一门空间科学并进行持续讲授的是大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的康德[3]。
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于1775年的讲座,但到1802年才正式出版。地理是康德最喜爱的课程之一,由于当时康德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教师),使得康德能从整体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地理学进行研究;康德的地理学成就在当时已获得承认,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院士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地理著作[15]。
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将知识分为按照概念(逻辑)划分的系统,按照时空划分的历史和地理(这是自然的划分),将地理学定义为专门的空间科学,认为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时间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指出,“地理学这个名称表示一种自然描述,确切地说是对整个地球的自然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1]康德的这种空间观点常被地理学家引用,然而,事实上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和空间观很复杂,至今仍然是地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16]。
康德空间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次的、专门的(享有专属权)、三维的和哲学的。它对于地理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历史学地位高于地理学,地理学常被视为历史学的“侍婢”;而康德界定使得地理学学科地位得以提升,从历史学的附属上升到与历史学相提并论的地步。他对于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三部分构成的划分方法也成为一种重要思想。他的空间思想还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显示出与哲学的密切关联[17]。

3 承:从空间到区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赫特纳(Alfred Hettne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将地理学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视空间为“被填充的容器”[3][18-20]。比如,赫特纳在其《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巨著中曾满怀欣喜地引用康德关于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的经典论述,认为“空间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形式,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并三番五次地强调,“地理学不应是关于各种不同事物地区分布的科学,而应是关于充填空间的科学。它是空间科学,正如历史学是时间科学一样”[18]。此后,经由哈特向添砖加瓦式的巩固,区域学派的空间观长期主导地理学界,成为二战以前地理学的主要范式。
区域学派视区域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那么,从空间到区域转换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缺乏数量方法的空间科学毕竟只是抽象的界定,它没有具体的方法基础,与地理学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也有一定距离,区域却是一个体现空间并将其“落地”的概念,而且划分不同区域的类型学方法也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地理学发展历史显示出“方志”传统,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大量的方志和旅行记等。将空间科学这种抽象的界定与方志传统的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到区域概念能统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从而打破二元论,并有类型学方法来体现,于是就衍生出将区域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思想。
大体来看,从康德、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所持的空间观都是绝对空间,也就是视空间为容器,把空间看作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东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赫特纳所强调的,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得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它非常依赖其他学科却又需要独立,这就奠定了一种紧张的基调。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地理学家始终得面对和应答学科身份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取消地理系可说是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表现。
4 转:从空间几何学到空间的生产
4.1  空间几何学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其渊源却可追溯到19世纪就已萌发的区位论思想。这种可被归结为空间几何学的思想范式,主要探讨空间的形式法则(比如杜能环、韦伯的三角形模式、克里斯塔勒的正六边形中心地模型等),它是一种相对空间概念,以追求“空间秩序”为目的,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且大量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来发展地理学理论。
以舍费尔1953年发表的挑战区域学派的论文为开端[21],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于1960年代兴起。这一学派的地理学家倾向于诉诸区位论的传统,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模式”或“法则”[22]。舍费尔非常推崇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以及区位论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形态学或几何学。但是,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物化”(fetishism)的空间理论[23],它尽量避免对空间的价值判断,因而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比如,克里斯塔勒宣称事物围绕中心集聚不但是一种生物物理秩序,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方式[24]。但是,对于这个“中心”是谁的中心,中心—边缘结构中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如何等问题却不予考虑。归根结底,杜能—克里斯塔勒等古典区位论者及其后的空间分析学派的“空间”主要是完全理性经济人的空间,“人”的社会政治属性、行为、个性、情感和价值观等重要问题,却被回避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论是冯·杜能、阿尔弗雷德·韦伯还是克里斯塔勒等,都强调他们的理论与经济学的密切关联,所以,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这一理论出发点既是这些理论成功的基点,同时也是其被人质疑和否定的焦点。所以,实证主义地理学试图通过计量分析的工具摒除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因素,以追求所谓“科学”的结论,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主张[25]。
4.2 人文空间性
空间几何学范式的缺陷在于,这个空间结构或秩序中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机械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社会人、道德人和充满个性的“个人”,导致塑造空间秩序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和个体因素被忽视,使得地理学与现实世界空间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26],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反思和批判。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一种。
人文主义,顾名思义,也就是讨论个体的、个性的(人)与集体的人(文)发展变化的思想或学问。人文主义地理学因而也有两个对应,在个体这个层面,它强调价值观、个性、感情、心理与地理学的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这个层面,它强调从历史、哲学、社会和组织行为、经济与政治集团综合思考它们与地理之关系。我们可以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归为人文空间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如段义孚、拉尔夫(Ted Relph)、布蒂默(Anne Buttimer)等[27-30]。他们更重视空间概念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并借助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联系人文学科和历史来阐发人文主义地理学。比如,段义孚认为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中,他最看重“家园”这个关键词,因为它不仅是个物理和建筑空间,而且也是象征的空间,是社会政治、美学和精神寄托的场所[31]。
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思潮,但它的渊源却很深广。概括而言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地理学本身的文学、艺术传统和景观学派等的人文思想和美学观念,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两个源泉也预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宽泛性)。前者比如《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地理学发轫时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洪堡和李特尔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以及索尔、赖特等的思想,班泽的美学地理学等等;后者则是始自尼采,并经由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形成的重要哲学思潮。
4.3 激进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在20世纪70年代,相对更加严厉地批判实证主义空间几何学的是激进地理学者,因此他们的空间观可称为激进的空间。中文的激进往往有过激的、不可靠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激进是根本、彻底的意思[32]。皮特(Richard Peet)、哈维(David Harvey)等早期的激进地理学家都强调地理学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空间是什么取决于人类实践[33-34]。所以说空间并非价值中立的空间,而激进主义地理学,激进的空间的核心要旨在于发展地理学成为一门批判的空间科学。这个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号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35]。它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地理学家自身和学科内部,因为地理学家往往受文化制约,文化可以具体体现为种族、阶级和性别划分,这使得地理学家研究的空间不是客观的[36];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早期的激进地理学家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后期的激进地理学家则批判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37-38]。
典型案例剖析是理解这种抽象思想的好方法[39]。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它恰当地反映了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的思想。
“那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是在主要城市的有名的酒店举行的(现在依然如此)。这些酒店通常会有一个中央大厅走廊,那里挤满了喜欢社交的学术会议代表。学科权威结构也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地的等级结构。在这个权威的空间模式中,一些人在大会发言席上给另一些人作报告,交流是在学术权威之间,研究生们则像鸟儿一样四处盘旋,啄食着权威们偶尔故意表现出来的、谦逊的惊叹。”[33]
这个案例典型而饶有趣味,蕴含和反映了不同层面的空间(的生产)关系,很值得从激进地理学或“空间的生产”的批判视角予以“解构”(见表1)。具体来讲,主要城市是一种复杂空间,意味着一种优势属性和权能的集聚;中央大厅这个权力空间意味着中心和支配地位;有名的酒店这种社会空间往往是上层阶级的聚集地;发言席这个符号空间意味着话语权,为少数人所把持;而代表这个词意味着身份空间,它的拥有者是精英;权威和研究生之间构成知识空间,也反映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中心和外围的关系。知识空间及其生产是作者论述的核心,但是知识空间是在与其他诸种空间的互动影响中产生的,它生产其它的空间,同时也被其它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要旨),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也不存在“纯粹的”或纯然客观的知识。在这些空间之外,还需要我们注意两种动态空间,也就是时间影响下的空间。“举行、挤满、交流”及“盘旋啄食”等动词,反映了空间生产的过程;而“现在依然如此”这个时间上的强调,反映了这种空间秩序的牢固性。在这个空间生产过程中,“中心”是突出的,有名有姓且堂而皇之的,它对应于特定的物理和象征的空间样态和形式,这些空间也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把持和支配;而“外围”则是缺省的或者边缘化的,它对应着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空间。
此外,应该注意这段话中隐含的空间。作者通过一个比喻“像鸟儿一样”来反映研究生群体的边缘、流动和依赖性,这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还有另一种容易忽视的想象空间在于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想见,能把这一场景描绘的惟妙惟肖的作者肯定处于这种空间之内,但是却反省、反对或批判这个空间,因此它是另一种矛盾的想象空间。

表1 “解构”知识空间的生产

1 “解构”知识空间的生产

Tab.1 Decon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academic space


中心

外围

象征

复杂空间

主要城市


优势属性和权能的集聚地

权力空间

中央大厅


中心、支配

社会空间

有名酒店


上层阶级

符号空间

发言席


话语权

身份空间

代表


精英

知识空间

权威

研究生

空间错综交织与相互作用

流动空间

举行、挤满、交流

盘旋啄食

空间生产的过程

隐喻空间

(想象)

像鸟儿

边缘、流动、依赖

隐含空间

(想象、矛盾)


在场却反省、批判的作者

时间

现在依然如此


牢固的、既定空间秩序

     



     
由于激进地理学对于空间价值中立的批判和对社会空间的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彻底批判,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所以最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它的核心概念是空间的生产,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强调“(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0],其中的主要内容三元辩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41],而且已有较多中文文章论及[42-45],所以本文不展开论述,只强调如何把握它。简而言之,空间的生产主要讲资本、权力和阶层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介质、产物及过程[46]。因此,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的或反映相互关系的绝对和相对空间概念,而反映了更多的关系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空间辩证法[47-48],并力图以此整合社会空间。一些热点新闻,比如真维斯楼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与知识空间生产的关系[49];某大学竟然把雅典娜和女娲的神像都换成了校董的面孔[50],反映了资本对于知识空间的侵蚀有多么的巨大!
5  合?:后现代空间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潮流是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它的核心词是“解构”,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试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发现某些东西[51];在学科关系上,人文地理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再一次被强调。在后现代空间思想中,詹明信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进行了“解构”[52],卡尔维诺则用艺术的手法想象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城市”[53],福柯和桑内特对权力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精深论述[54-5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探索[56]。后现代地理学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对于洛杉矶、巴尔的摩等城市,迪尔、哈维、索加也有解读[57-59]。
后现代空间到底是一个转折,还是对以前的空间范式的契合?,这一问题不好回答。某种程度上,后现代空间与康德的空间界定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地位的上升方面,由于众多学科的介入,空间又成为大家的注目焦点,人文地理的学科地位也因而得到提升;其次是它与哲学的关系趋于紧密,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密切相关;最后是它们都是三维空间。但是,这些相似却有不同的内涵:在空间地位的上升这一点上,以前把地理学视为专门的空间学科,现在是其他学科也开始切分这一块空间研究的蛋糕;在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康德以理性批判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哲学截然相反;在三维的内容侧重上,以往的三维非常强调物质性维度,而后现代却强调社会性这一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所以,正如索加所说,“空间太重要以致于不能仅仅留给那些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和建筑),或者仅仅作为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空隙填充剂或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就象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渗透在每一个学科或话语中。”[59]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空间思想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专门的空间科学到其他学科切入空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不再拥有空间研究的特权和优先权。这似乎会使一些强调学科特权和知识垄断权的人感到失落。然而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强化的趋势。其实,并非人文地理学如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面临这一问题。破除学科和知识特权正是后现代思想提供给我们的强大营养。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泛化的极端。毕竟,一门学科长期历史的积淀会给她自身打上独特的烙印。研究者必须承认、承继这种历史,然后才能打破它。在思想与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个体与文化之间常常是一种辩证、紧张的关系。所以,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我的最后结论是:有特点,没有特权。
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也正是因为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60],使得在学科史上引起持续争论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这种争论也在淡化。可以明确的是,人文地理学依赖哲学和其他学科为其做依据和工具,它们在使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
    关于未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已经予以提示:
“到我明白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
“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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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3 21:29:06 | 显示全部楼层
段义孚地方思想对区域旅游开发的启示
2018-05-16 02:45:08 旅游纵览·行业版2018年4期
李润 李玉琼 汪顺美
地方与空间思想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其地方与空间思想思考阐述的不仅是人的感官感受到的各种感情,还融合了美学和哲学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境存在的本质联系,展现了人类对地方和空间认识的新角度。本文认为在区域旅游开发中,要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赋予人文情怀,将其规划开发为一个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能吸引游客满意的稳定的地方,给予游客以强烈的安稳幸福感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发和保护好当地的旅游资源。
引言
在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与空间理论是核心内容,其地方与空间思想思考阐述的不仅是人的感官感受到的各种感情,还融合了美学和哲学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境存在的本质联系,展现了人类对地方和空间认识的新角度。他的思想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建设、景观园林的设计思路等。本文通过研读有关段义孚的精品著作,发现将其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引用到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案列较为稀少,因此,通过从其空间和地方与人的情感和生存相联系,研究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充分将其理论及其阐述的本质和实际相联系,推动旅游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期对区域的精神生态和环境生态在开发的过程中起到充分的保护作用。
一、地方思想与区域旅游开发
在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不但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还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地方开发规划得当,不仅让人感觉安稳幸福,也让人有强烈的归属感。由此看来,地方使人具有稳定感与安全感。
第一,地方要能给人以身份认同。即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如在基础设施服务方面,要给游客以强烈的“归属感”,要从游客的心理需求出发,站在游客的角度深入客观地分析其内心深处能够满意的旅游目的地的载体,让游客身临其境时,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要来这里,最好让其有足够的存在感,充分地给予游客身份认同感。
第二,稳定与完整的地方有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要轻易破坏当地的历史遗迹,要在充分保护和开发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如果随着社会和时间的变化,当地的旅游环境开发以破坏当地的自然或者人文资源为代价,就打破了地方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规律,就没有归属感可言。
第三,地方中有许许多多真实与美好的事物。这些真实的美好的事物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的向往,比如景区花开了,人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得美丽;旅游地的小凳子能够让人坐下来享受到放松的乐趣;甚至是公园内的草地,都能够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愉悦感。这些幸福感都来自身边触手可及的物体。因此,旅游资源开发中,要侧重于关注真实可触的事物。
二、空间思想与旅游开发
空间与自由密切相关。空间和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空间的大小可以直接关联到人类的视野和心理感受。
第一,在一个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依据本土的资源特色,将审美理念提升到一个重要的规划和设计层次。尤其是对旅游景区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既要保留其原始风貌,又要加进一些现代化的创新元素,将美学的价值、生态的价值、精神的价值和本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广阔的空间有时候会使人丧失地方意识,但广阔的空间更易于让人对生活展现一个全新的自己。现今,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外出进行旅行活动,收拾好心情外出到全新的地方,可能会在当地遇见新奇的景观和事物,从而更加清晰地認识自己。所以,旅游地的开发要独具特色,只有新颖奇特的旅游事物才能让游客的身心得到释放。
三、区域旅游开发的启发
第一,要强化对地方性的解读,突出地方特色。即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突出当地特色,且开放的空间也不要狭隘,某个地方的空间要开阔,在规划和开发时,要有稳定性,能给游客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例如,乡村旅游开发,结合乡村的生态环境、乡野资源和本土文化,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也能提高当地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
第二,要深化文化,突出“乡愁”。每个地方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历史遗迹文化,而本土文化又是本土人的精神纽带,是一代代人的心灵归宿。因此,要将旅行者的乡愁情绪融合到旅游地原生态的民间民俗文化中,满足当下社会不同群体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如制造能够展现本土特色的精美手工业品,将家乡的元素渗透进去,让游客在旅游地能够有与众不同的“乡愁”体验。
第三,开展特色的夜间活动,让游客留下。在当地广阔的旅游空间下加强旅游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旅游地的接待能力,增强创新力度,开发旅游地独具特色的夜间活动,当地的人和游客积极互动,增进互相了解,在彼此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给游客以良好的身心体验。开展夜间活动的同时也能带动夜间消费,把一日游游客变为过夜游客,增加当地旅游收入,同时让游客能在蝉鸣蛙声的夜晚体验旅游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段义孚的地方思想运用到旅游开发中就是要以人的生存为核心,将人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等多个方面融入到区域旅游开发中,旅游地带给游客安稳的幸福感很重要,不仅能够开发出一个自由美好的地方,带动当地旅游业快速更好地发展,还有利于维护当地的精神生态和环境生态。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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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3 21:45: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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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是[美] 段义孚所著书籍, 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1]






中文名
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作者
段义孚
译者
志丞、刘苏
定价
45.00元
出版时间
2018年5月
字数
424页























1作品介绍编辑

《恋地情结》英文版段义孚恋地情结》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历史背景,首先是源于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地理学界以空间科学、量化革命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地理学之中人逐渐消退,此消彼长,地却越来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义孚试图重新定义人在地理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揭示地理学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其次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特别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科学与诗意兼备的写作,促使整个社会重新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最后是源于个人的体验。段义孚自少年漂泊时期,就思考人与地的关联,关注人类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中国作为段氏的故土,又有着特殊的意义。1970年在《恋地情结》之前,段义孚著有《中国》一书,来解释人类如何塑造景观,论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时期中国的景观与人类生活,强调技术变革在地理景观中的作用。

恋地情结是关于人与地如何相依的系统研究,这是此书的主线。段义孚将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引入地理学之中,发掘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构建人本地理学,而非实证主义的抽象解释。即通过研究人对环境的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价值观(value),探讨人与地之间的感情纽带。因为感知、态度和价值观三者是有等级的:感知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态度是人面对世界的方式,稳定性比感知更强;而世界观则是概念化的经验,是态度的系统化。因此,此书以递进式论述,先论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种族以及个人的感知,然后是态度,再次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后,从人类宏观历史角度,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模型替代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以及人类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对环境态度的影响。在书中最后部分,段义孚将恋地情结放在城市之中,特别是美国城市之中进行检验。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有许多精彩论断,例如宇宙观的变化影响景观的论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纪的时间观与垂直旋转的宇宙观相互契合,本质上是不断循环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循环的时间观被线性的时间观代替,垂直的宇宙观被平行的空间观代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筑学和景观学的空间等距变换原理,让位于轴向延伸以及放射性布局的开放空间观。

《恋地情结》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而缔造者段义孚,在此书中重新定义了人在地理学的地位,将人本主义发展成为地理学一种新的知识论。 本书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译本,这个时间也基本符合中美两国人文地理学的差距。







2作者介绍编辑

段义孚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官宦之家,父亲段茂澜(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国外交干将,在族人段祺瑞的资助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与周恩来熟识。后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回南开大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从此辗转各国。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及代办,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

段义孚少年时期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播迁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在伯克利期间,段义孚的学术训练以自然地理为主,博士论文是研究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时受文化景观学派大师卡尔·苏尔(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响。段氏毕业之后任职新墨西哥州大学,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气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过,段义孚逐渐意识到地理学重地轻人的弊端,即把人当作理性的客体而非主体。他开始书写关于环境认知、环境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章,发掘地理过程中人的感知,这种探索的结果就是《恋地情结》一书的出版,虽然此书出版于1974年,但是恋地情结最早可以追寻到他1961年的文章。[1]













参考资料:

1.
张雷评段义孚︱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

澎湃网 [引用日期2018-11-02]




张雷评段义孚︱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张雷

2018-11-02 09: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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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美] 段义孚著, 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424页,45.00元

1938年的战时首都重庆,一位小学生踏着津南村的石板路,穿过杂草丛生的柏树村,一蹦一跳地去学堂,学堂是有名的南开小学。在这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他听到了瓦特和牛顿的故事,得到人生最初的教育,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这位小学生就是日后美国人本地理学的旗手段义孚(Yi-Fu Tuan)。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官宦之家,父亲段茂澜(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国外交干将,在族人段祺瑞的资助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与周恩来熟识。后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回南开大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从此辗转各国。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及代办,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


段义孚

段义孚少年时期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播迁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在伯克利期间,段义孚的学术训练以自然地理为主,博士论文是研究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时受文化景观学派大师卡尔·苏尔(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响。段氏毕业之后任职新墨西哥州大学,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气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过,段义孚逐渐意识到地理学重地轻人的弊端,即把人当作理性的客体而非主体。他开始书写关于环境认知、环境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章,发掘地理过程中人的感知,这种探索的结果就是《恋地情结》一书的出版,虽然此书出版于1974年,但是恋地情结最早可以追寻到他1961年的文章。

段义孚《恋地情结》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历史背景,首先是源于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地理学界以空间科学、量化革命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地理学之中人逐渐消退,此消彼长,地却越来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义孚试图重新定义人在地理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揭示地理学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其次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特别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科学与诗意兼备的写作,促使整个社会重新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最后是源于个人的体验。段义孚自少年漂泊时期,就思考人与地的关联,关注人类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中国作为段氏的故土,又有着特殊的意义。1970年在《恋地情结》之前,段义孚著有《中国》一书,来解释人类如何塑造景观,论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时期中国的景观与人类生活,强调技术变革在地理景观中的作用。


《恋地情结》英文版

恋地情结是关于人与地如何相依的系统研究,这是此书的主线。段义孚将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引入地理学之中,发掘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构建人本地理学,而非实证主义的抽象解释。即通过研究人对环境的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价值观(value),探讨人与地之间的感情纽带。因为感知、态度和价值观三者是有等级的:感知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态度是人面对世界的方式,稳定性比感知更强;而世界观则是概念化的经验,是态度的系统化。因此,此书以递进式论述,先论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种族以及个人的感知,然后是态度,再次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后,从人类宏观历史角度,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模型替代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以及人类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对环境态度的影响。在书中最后部分,段义孚将恋地情结放在城市之中,特别是美国城市之中进行检验。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有许多精彩论断,例如宇宙观的变化影响景观的论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纪的时间观与垂直旋转的宇宙观相互契合,本质上是不断循环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循环的时间观被线性的时间观代替,垂直的宇宙观被平行的空间观代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筑学和景观学的空间等距变换原理,让位于轴向延伸以及放射性布局的开放空间观。

人的恋地细微而精妙,对环境感知差异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文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感知,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同样的环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中国传统住宅,以墙围住,自成天地,对于中国人而言,象征着安全和稳定,但是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象征着封闭和缺少流动。感知还有明显的阶层性,居住在湖畔的白人中产阶级与城南贫民区的黑人对芝加哥的认知是不可能一致的,同样刘姥姥和妙玉对大观园的感知也有天壤之别。不过,高端人口并不能保证对环境感知胜于低端人口。少年时期,我的家乡有一位博士,常年在外读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回家奔丧,竟然找不到自己生活二十年的村庄,被乡人作为笑谈。可见博士虽有知识,但是对乡土的感知已经不如一位农人。

当然,恋地情结只是人类对环境的一面,人类对于环境还有恐惧的一面。正如段义孚幼年在重庆上学的经历,南开小学实行宇宙主义教育,是一个充满自由和阳光的世界,但是上学路上必经的柏树村则是另一个世界,因常有葬礼,被竹席包裹的尸体和上面放着的一只公鸡,就充满着迷信和恐惧。因此,段义孚对于人与地的追问并未止于恋地,之后又写出《景观恐惧》(Landscapes of Fear, 1979),反映人类在灾害、饥荒、瘟疫、鬼巫、刑法、监禁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环境中的脆弱和恐惧。


《景观恐惧》

在《恋地情结》之中,段义孚的观察多是通过对常识的声明,来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想,从希腊神话到中国历史,从英国哲学到美国社会学,将各学科材料信手拈来,妙手裁剪,行云流水,不漏痕迹,以深厚的人文传统制衡功利性的应用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地理学本身,所以《恋地情结》刚出版的时候一个大学书店将其归类为“天文学和神秘学”。本书博大精深,翻译难度不小,所幸的是段义孚是一流的散文家,文如其人,温润似玉,印证了一句话:最厉害的人是最温柔的。两位译者,用功颇深,翻译精当,但偶有瑕疵,例如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直译为约瑟夫·尼达姆,实在是不应该(193页)

总之,《恋地情结》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而缔造者段义孚,在此书中重新定义了人在地理学的地位,将人本主义发展成为地理学一种新的知识论。 本书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译本,这个时间也基本符合中美两国人文地理学的差距。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去乡土化气势如虹,无土时代(rootlessness)正在临近,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对当下中国可能另有一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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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7:3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6 09:10 编辑

American Space, Chinese Place
            美国人的空间观,中国人的地域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62c6100100qbpd.html
   Americans have a sense of space, not of place. Go to an American home in exurbia,
and almost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drift toward the picture window.How curious that the first compliment you pay your host inside his house is to say how lovely it is outside his house! He is pleased that you should admire his vistas. The distant horizon is not merely a line separating earth from sky, it is a symbol of the future. The American is not rooted in his place, however lovely; his eyes are drawn by the expanding space to a point on the horizon, which is his future.

    美国人的空间观较强,而地域感较弱。倘若你到美国的郊区住所参观的话,你一定会径直走向观景窗,一览周遭的美景。在主人的家里,你首先称赞的是他家的外景,岂不怪哉!主人会因为你欣赏于他屋外的景致而喜不自禁。地平线不仅仅将天地一分为二,而且是未来的象征。住所再温馨,美国人也不至于与之密不可分。他们的目光越过广袤的天地,落到地平线上的一点,那儿就是他的未来所在。

By contrast,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ome. Blank walls enclose it. Step behind the spirit wall and you are in a courtyard with perhaps a miniature garden around the corner. Once inside the private compound you are wrapped in an ambiance of calm beauty, an ordered world of buildings, pavement, rock, and decorative vegetation. But you have no distant view: nowhere does space open out before you. Raw nature in such a home is experienced only as weather, and the only open space is the sky above. The Chinese is rooted in his place.

来看看中国传统的住宅吧:四面素墙环绕,屋外兴许有个小院子,院角有个小花圃。一踏入中国的小院,便置身于幽静和谐的气氛中。水榭楼台,通幽曲径,奇山怪石,还有奇花异草,小小的世界错落有致,井井有条。可惜看不到远景,唯一开阔的是头顶的一方苍穹。中国人与家宅是难舍难分的。

   The Chinese tie to place is deeply felt. Wanderlust is an alien sentiment. The Taoist classic Tao Te Ching captures the ideal of rootedness in place with these words: "Though there may be another country in the neighborhood so close that they are within sight of each other and the crowing of cocks and barking of dogs in one place can be heard in the other, yet there is no traffic between them; and
throughout their lives the two peopl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In theory if not in practice, farmers have ranked high in Chinese society. The reason is not only that they are engaged in the "root" industry of producing food but that, unlike pecuniary merchants,they are tied to the land and do not abandon their country when it is in danger.

中国人的恋地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与外国人的四海为家截然不同。道教的经典《道德经》这样描绘中国人的恋土情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抛开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农民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他们致力于生产粮食这一“根基”产业,还因为他们根植于土地,即使在战火连连时期,也对家园不离不弃,这与商人的唯利是图迥然不同。


    Nostalgia is a recurrent theme in Chinese poetry. An American reader of translated Chinese poems may well be taken aback,even put off, by the frequency, as well as the sentimentality of the lament for home. T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 of this sentiment, we need to know that the Chinese desire for stability and rootedness in place is prompted by the constant threat of war, exile,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s of flood and drought. Forcible removal makes the Chinese keenly aware of their loss. By contrast, Americans move, for the most part, voluntarily. Their nostalgia for hometown is really longing for childhood to which they cannot return: in the meantime the future beckons and the future is "out there," in open space. When we criticize American rootlessnes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it is a result of ideals we admire, namely, social mobility and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When we admire Chinese rootedness, we forget that the word “place” means both location in space and position in society: to be tied to place is also to be bound to one's station in life, with little hope of betterment. Space symbolizes hope, place, achievement and stability.

   乡愁是中国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美国人阅读英译的中国诗歌时,可能会对诗人对家园的反复吟叹,还有乡愁情结感到好奇,甚至心生嫌隙。要明白这种情结的力量,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对于稳定生活与根植于一地的渴望,这种渴望来源于战祸连连,流离失所以及自然灾害的威胁。中国人被迫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对失去之物有切肤之痛。美国人却迥然不同,他们四处安家。他们的乡愁,愁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童年。与此同时,未来在召唤,未来就“在那儿”,在辽阔天地的那一端。我们对美国人的无根性指指点点的时候,常常忘了这恰是我们的理想,即社会流动和对未来的乐观带来的结果。我们称赞中国人的念土情结时,却又忘记了“场所”既意味着空间位置,也意味着社会地位。安于现状的话,永远没有前进的可能。空间预示着希望;场所意味着成就,稳定.


地方稳定,空间自由: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2017-03-19  叶超
标签:地方  情感  段义孚   人文主义地理学
2017年3月12日星期天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鼻炎犯了,才知道失去嗅觉的痛苦;失去家园,才知道什么是乡愁。原来我们的感觉和经验是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亚于数字或所谓科学所能刻画的精度。
    正在顶着鼻炎和咽炎忙着写基金的当口,有学生突然询问:
   “老师,什么是结构和规律的差别?”
    起先我直接扔给他一本《人文地理学词典》,后来想想,难得有人在课程早已结束之后还继续探讨学问,就作答如下:
“结构是我正处在一种不想写却不得不写基金的所谓学术氛围中,规律是中的概率很小几乎相当于小概率,但不写肯定是零。在这百忙中我还回答了你的问题,这就是比结构和规律更重要的感情,它既不结构,也不规律。”
     这是一种戏谑,却是真实,最强大的真实或现实。作为学者或人,我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或品质就是认识真实,面对真实,而非逃避。如果要求更高一些,那么,改变你认为不对的真实。然而,真实是什么呢?真实其实是复杂而虚幻的,就像罗生门,或者说,存在着层层叠叠的,地上地下不同的真实。也许有一目了然的、简单的真实,但大多数时候,真实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么永恒而不可捉摸。
  回到我要说的感情问题。在1970年代之前,正是计量革命兴盛的年代,那可真是一个“谈啥都别谈感情”的时代,一切都要被量化,都要被摒弃在主观价值之外,才算“科学”、“规律”、“法则”,或者“真实”。这是整个1960年代的潮流。但到了1960年代末期,氛围开始慢慢起了变化,原因很复杂,社会政治以及个体因素,但道理很简单:学者不是没有感情的工具理性动物,地理学家对地方空间的研究与感情和经验息息相关。这简单的道理,一般人可能就一句话说说而已:“嗯。这个问题确实也比较重要。但现在流行的是…”。但有一个在当时还是普普通通的有心人,也就是1957年从加州大学地貌学专业博士毕业,其后到1960年代在印第安纳大学、新墨西哥大学任教的段义孚,他不想仅是说说而已。作为地貌学者,他登上自己常年研究的洛基山,面对新墨西哥的荒原,竟心生惆怅和怀疑:我的研究能表达此地的性质吗?山脉和荒原给人的冲击力是如此强烈,但地貌学者看到的可能只是刻板的自然要素及其构成。人们对它的态度或价值观肯定是不同的,但为何没有人研究呢?所以,在他赴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就教之后,他开了一门关于人们对环境的态度的课,并在1968年发表了《The Hydrological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多伦多大学地理系印刷,不是公开出版),将水文问题与价值判断和宗教联系起来,可以说,早在1960年代甚至更早时候,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的基本观念就已形成。驱动他做出如此转变的最大力量可能是情感,情感受到震撼,灵感就被激发。于是,世上少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地貌学者,却多了一个杰出的、天才的人文地理学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英文名字还是来自中文Tuan yi-fu,坚持行不更名,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浓厚的故土情结和中国印迹。
    这本1977年发表的《space and place》和1974年发表的《Topophilia》是段义孚的成名作。《space and place》的副标题是“经验的视角”,段义孚的“经验”既包括嗅觉、味觉、视觉等感觉(sensation)、也包括认知(perception)和概念(conception),这三个概念在情感上是逐渐递减,但在思想性上却是逐渐增强的。此书的核心论题就是:“具有动物性、奇妙性和计算性的人,如何与世界发生关联并理解世界”。那么,空间和地方无疑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类经验。“从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固性,我们知道了空间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威胁性,反之亦然”,空间往往是流动的,地方则是“静止的”。这也反映出它们与时间的关系,所以,考虑空间和地方问题,总是与时间尺度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空间、时间、地方的本质,可能终究是一个尺度问题。到底本质为何,在感情与地方的关系的这一层面,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追寻有点像“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还是段义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而深入的新体系。一个人,如果50多年一直倾注于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伟大的事业,至少对他自身而言如此。当下是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人心悬浮,莫可名状,莫知其途。但段义孚生活的时代和生活经历也充满了剧烈的变动。因此,对我们而言,段义孚是一面镜子,他不仅是以他的思想影响着我们,而且以他的实践和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发现和抓住打动自己的、不变的东西,才能在这个善变的世界真正立住。
      “地方稳定,空间自由”。在这空间中,你可找到你的地方?​

恋地情结2018/8/19 http://www.labour-daily.cn/ldb/n55253/u1ai410832.html
顾籍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成名作《恋地情结》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恋地情结(Topophilia)”源于希腊语词汇“地域”和“钟爱”,意指对身处环境的情感依附,即一个人在精神、情绪和认知上维系于某地的纽带。
      段义孚,当代华裔地理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科学的双料院士。现为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的荣退教授,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不尚高远,但求深省。
      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但在伯克利时,也听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课,他自己的人文兴趣向来盎然。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数里之遥,去向目标明确,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的时间。
      或许就这样,在后来转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段义孚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要以人为本,而人本来是有感情、语言、想法的。段义孚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另一个是《恐惧景观》。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主要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谓“天人合一”也是同样,不是合在自然生态,而是合在人类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这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学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则永远没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士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在求实方面,人远不如动物,动物没有梦想。因为有“白日梦”的追求,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家乡、故土、墓地、圣地、公园、海滨都是情感世界观中的地点场所。现在这类内容都归文化地理的范畴。在地理环境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破坏的建设,破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与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旧景在故地竖立纪念碑。我们如果将所有的纪念碑标在地图上,便出现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会有一番情感满足。
      段义孚在《回家记》中写道:“我期待浸淫在怀旧的情绪中,让记忆从心底冒出来,能与童年时代的自己牵手。”现今,在日新月异的大城市中,许多人的童年时代,就像不会游泳的落水者,丢失了旧地旧景的救生圈,永远地沉没在意识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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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21:33: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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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philia:恋“地”情结——评《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

李燕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15年1月16日;录用日期:2015年1月26日;发布日期:2015年2月3日
http://image.hanspub.org/Html/2-2420056_14780.htm

摘 要

“地方”这一概念,经由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Yi-Fu Tuan)的阐发后,逐渐得到地理学界,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界的重视和发展,如今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目前国内却很难找到一本系统介绍这一重要概念的书籍,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中译本名为《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此书系统、生动地呈现了国外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对“地方”的不同理解和运用。遗憾的是,截至目前鲜见对该书的推介和书评发表。鉴于此,本文将专门介绍这一以“地方”为主题的专著,并予以评述。
关键词 :空间,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评述

1. 引言

“地方”一词,于大众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或者“我们的地方”,它是如此自然地存在于大众的口语系统,如此水乳交融地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将它书面语地置于学术概念之列,初学者难免有鄙夷置疑的茫然感。然而“地方”确乎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在实证和计量思潮“横行”的时期,它曾被冷落,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渐重新获得它应有的荣耀地位。
人文地理视野下的“地方”概念,最早是在1947年由地理学者怀特(J. Wright)提出的,他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学中想象的地方”一文中定义:“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1] 。但在20世纪中期,由于计量革命、实证主义风潮盛行,“地方”概念并没有得到重视,更谈不上发展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人文地理学,大体上致力于“地球表面区域之间差异的详细说明和描述。”此时,区域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主导,“地方”概念在区域地理学中并不被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得到发展。段义孚(Yi-Fu Tuan)、雷尔夫(E Relph)等学者将“地方”概念重新引入人文地理学,作为学科术语的“地方”才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在国内,“地方”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已在学界达成共识,对其理论的运用也趋于普遍化和常态化,学者们在引介西方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尝试着本土化研究。黄向[2] 、唐文跃[3] 、周尚意[1] 、朱竑[4] 等都曾撰文介绍国外“地方”研究的相关理论动态并思考与自己研究领域的结合运用;学界也尝试运用地方感[5] 、地方依恋[6] 、地方认同[7] 等概念对相关社会现象进行解读,迄今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
“地方”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研究视角,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对于初涉此领域的学人来说,很难找到一本系统介绍此概念的书籍,若想对相关理论进行学习,只能从众多论著中零星寻找,很难获得系统性和连贯性,笔者便曾遭遇此困境。这种情况与“地方”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当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走入笔者视野时,犹如暗夜里的一束光,照亮了学习的方向。鉴于此,以下将对《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做简要的评述,以示分享与推荐之意。

2.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概述


2.1. 著者与版本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的著者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是国外地方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现为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研究历史和国际事务的教授,之前曾分别就职于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地理系、伦敦大学和威尔士大学,是《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杂志的主编。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古今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体系中地理思维的作用。目前有多本著作面世,最近的一本是《地理思想:关键导论》(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13),此外,他还参与合编了其他一些有关地方和移动性的书籍。克雷斯韦尔也是一位诗人,有诗歌集《土壤》出版,表现的也是上述主题。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的英文版名为“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于2004年6月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两年之后,台湾学者徐苔玲、王志弘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由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译名为《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如今,距英文初版发行已十年之久,然而由于空间等因素的阻隔,该书中译本在大陆的知名度和普及程度并不高。
对比中英文版,书名的差异显而易见,亦非常关键。英文版名为“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直译便是《地方:概论》,正契合英文版168页短小精悍的篇幅,也折射出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而中文版译者将书名定为《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显然有再创造的苦心。译者用地方、记忆、想象和认同四个关键词作为书名,用冒号突显“地方”的主体作用,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相较英文版,少了概括性,却多了丰富性。总体而言,“地方”是一个充满人类经验和意义的场所,人们生活在地方,地方承载了人类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同时让人类对自身和地方产生认同。地方既是主体,也是载体,它为记忆、想象和认同提供了场所,而记忆、想象和认同则共同塑造了地方。它们的关系好比一张网上的各个结点,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地方概念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意象、地方记忆等一系列子概念,为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甚至其他学科提供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这些概念之间是有机的整体,译者将这四个关键词作为本书的标题,显然是建立在对地方概念的学术地位和当时研究状况的高度把握之基础上的。

2.2. 章节与内容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导论:定义地方,作者拟通过本章引领读者进入地方的错综概念丛中并对全书有宏观性把握,本章是“地方之旅”的起点;第二章,地方的系谱,以时间为轴,结合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的发展史,细数地方的发展历程和各个学派对地方的认识和理解,呈现地方的发展脉络和不同内涵;第三章,解读全球地方感,正如作者所说:“这一章的目标是透过这门学科的几篇关键文本,来深入考察过去如何思考地方”(p. 87) [8] 。本章通过对玛西(Doreen Massey)的论文《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 1997)、哈维(David Harvey)《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Justice, 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一书中《从空间到地方,然后回头》(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一章以及梅伊(Jon May)的《全球化与地方政治》(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1996)这三个文本来解读全球化背景下有关地方性质的争论;第四章,运用地方,作者通过本章来探讨运用地方概念的方式以及地理学者如何将地方作为分析工具来检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前半部分探究创造地方意义的研究,后半部分则考察与地方期待不一致的实践,如何被贴上‘不得其所’(out-of-place;或译:格格不入)的标签,以及地方如何牵连于“道德地理”的建构之中”(p. 132) [8] ;第五章,地方资源,本章包括:地方的重要专书;地方的重要论文;导论性的地方著述;其他有关地方的专书和论文;地方的其他研究取向:生态学、规划、建筑;重要期刊;网络资源和学生研究计划与作业8个部分来向读者推介一些与地方相关的文献资源,至此全书画上句号。概括性了解了章节安排之后,以下将从结构、内容和翻译三个方面对该书优越性进行述评。
首先,从结构安排方面来看,全书共五章,前四章从地方的概念谈起,接着是发展脉络,然后是重要论文的解读,再到地方概念宏观、微观角度的运用,章节安排体现出层层深入,逻辑严密,系统性强的特点;行文过程中理论解读和实际运用相结合,注重呈现地方相关理论在生活实例中的运用,读来有生动翔实之感,易于理解。第五章为读者详细罗列各种学习资源,这是本书别具特色之处。为了让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一步学习,作者在最后一章中分8个部分详细罗列各种与地方相关的学习资源,形式多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提供了其他取向的地方研究以开阔读者的视野,点评学生的研究计划和作业则具有“教学法”的特点,使得该书完全可作为人文地理学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使用。
其次,内容方面系统全面地呈现国外地方相关研究和运用。作者是权威地理学者,对国外学界地方研究有全面深入的把握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故能在各家观点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在呈现各种地方观点之前,首先提醒读者理解地方的两个方向:存有论和认识论,即地方既是世间事物,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个提示至关重要。在第二章,作者先是万花筒似的梳理地方研究各领域、各学派的观点,最后高屋建瓴地总结出地方研究的三个层次,即描述取向、社会建构取向和现象学取向,并指出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第三章分析重点论文,进一步深化地方内涵。第四章呈现地方的运用,将地方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解读社会现象,为读者呈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世界。总体而言,作者始终走在理解地方的两个方向上,全面、有序、渐进地为读者呈现和解读地方,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地方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最后,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本书充分体现了台湾学者的谨严之风。好的翻译是对原著的创造,坏的翻译则是毁灭,本书的翻译显然属于前者。对比笔者读过的其他学术译著,本书的翻译值得称道。《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的译者是台湾学者徐苔玲和王志弘,台湾学界在表达方式和部分专业术语的使用上与大陆有差异,但思维方式相同,文化亦是同根同源的,再加上两位译者均为专业人士,且王志弘老师就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地理学者,故对用语的理解和拿捏恰当,相较笔者读过的一些艰深晦涩、长句满篇的译著,这本书少了难以理解的长句,代之以简洁明快的短句,多了些许亲切与轻松,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以书名的翻译为例,译者不拘泥于原文,而采用了提取关键词的方式来翻译,让书名真正成为书本的眼睛,不失为一次好的创新,具有提纲挈领、指引阅读和思考方向的作用。

3. 地方观 & 观地方


3.1. 地方观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为我们呈现了多种思考和运用地方的方式,反映出地方内涵不断深入的过程以及地方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克雷斯韦尔透过地方的发展史,将众多研究者的地方研究总结成三个层次,即描述取向、社会建构取向和现象学取向(pp. 85~86) [8] 。
地方的描述取向主要表现在区域地理学的研究上,对区域的描述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方式。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地理学大多“沉迷于个别特色”,核心词语不是“地方”,而是“区域”。区域地理学家特有的操作模式,是非常详细地描述地方/区域,以岩床、土壤类型和气候开头,以“文化”结尾(p. 29) [8] 。作者回顾地理学的早期发展史发现都没有“地方”的一席之地,虽然有时候使用“地方”这个词语,但是只是作为“空间”“区域”“地区”的近义词而已。这一时期的地理学研究关注的是区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以便能够把这一区域和那一区域区别开。作者认为这一层次的研究“表现了对于我们所看见的世界表面的关怀”(p. 86) [8] 。
地方的社会建构取向体现在众多学者的观点中。哈维(David Harvey)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地方建构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地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他眼中的地方与资本、权利、排外等关系密切;普瑞德(Allan Pred)主张,必须代之以强调改变和过程的地方概念,地方从未“完成”,而总是处于“流变”(becoming)中。克雷斯韦尔在其著作《安适其所/不得其所》(In Place/Out of Place)中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地方并未具有自然而明显的意义,反而是有某些比其他人更有权势的人,定义了何谓适当,何谓不适当,从而创造出地方的意义(p. 47) [8] 。作者总结: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可能采取的研究取向。
就现象学取向的地方研究而言,段义孚、雷尔夫等的观点是典型代表。段义孚、雷尔夫等人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发展了地方的内涵,认为地方表达了面对世界态度的概念,强调的是主体性和经验,而非冷酷无情的空间科学逻辑(p. 34) [8] 。段义孚认为地理学就是研究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抽象的空间科学忽视了很多丰富的人类经验,“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地方。雷尔夫则探讨了“地方与无地方性”的主题,指出现代社会的移动性,旅游业和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都是产生无地方性的原因。这一层次呈现的是地方对于人类普遍、深刻的意义感。
显然,我们不能用孰轻孰重来简单评价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也不能一刀切开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三个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的是地方内涵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之间以及层次与层次的中间地带对于“地方”这个综合复杂的概念来说都非常重要。
综观地方的发展历程,自段义孚等将地方与经验、意义和文化联系起来之后,地方概念不断发展,学者们致力于对这一复杂概念的不断探索,地方观从在世存有到社会建构,从封闭、静止、单一到开放、变迁、多元,从地方到无地方,从区域到全球,地方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丝缕联系均被学者敏锐捕捉并加以深入探讨。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将众多观点梳理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丰富全面的“地方观”。

3.2. 观地方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的案例解析同样精彩纷呈,地方是存有论的地方,也是认识论的地方。书中颇多将“地方”作为分析工具来观看世界的例子,宏观尺度如全球、国家,微观尺度如社区、家庭;于群体而言,如国族、同性恋、难民、游民等,当然亦可透过个体案例来审视地方,以下略举一二。
譬如大学新生,在入学之初,搬着自己的行囊,迈进宿舍,找到相应的床和柜子,然后将写有自己名字的书籍、使用多年的笔袋、台灯、水杯、饭缸等一一摆放,也许舍友还会为宿舍取个大家都认可的好听的名字,然后宿舍这个空间就与大学生活的种种经历联系在一起了,慢慢地这个曾经属于其他陌生同学的地方,就开始成为“我”的地方了。从此,这个地方将对“我”产生意义,这里将会有许多与“我”有关的欢乐悲喜的经验。当“我”毕业要离开的时候,肯定会对它依依不舍,甚至多年以后,它还有吸引“我”再回来看看的魅力。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它还能勾起“我”对往昔的种种回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深入到地方的涵义中去了,命名、使用、生活于此,“我”创造了一个地方,赋予它经验、意义和情感,这个小小的空间充当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家”的角色。段义孚认为地理学就是研究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藉由把地球变成家,我们在许多不同层次上创造了地方。在各种尺度上创造地方的行为,被当成是创造了某种居家感受。家是地方的典范,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觉(p. 42) [8] 。
难民则恰恰是“无地方”之人。追述难民产生的历史,便可知,外国人身份和跨界移动是难民的两大特征。对于难民的接收国来说,有必要将他们识别出来,确定他们的身份,以有别于自己的国民,然后再对其进行管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难民失去了他们的地方,成为流离失所之人,为了寻求生存,他们不得不到别的国家,别人的地方去分得一杯羹,因此难民也就成了焦虑、危险、他者的代名词,人们通常用洪水等和灾难相关的词语来形容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正是因为地方观念的存在。地方意味着某种地理和心理的边界,意味着认同与排外。这是我们的地方,不是难民的地方,难民应该回到他们的地方去,所以一定程度上,难民犯了“逾越”的错误,他们被划定为“不得其所”之人。本书作者认为从地方的角度审视会发现地方在难民的建构上扮演了许多角色。在隐喻层次上,地方使我们对移动产生怀疑;在法律层面,地方使我们得以定义难民;在历史层面,国族这种地方的建构,则使得身为外国人的难民有可能存在(p. 195) [8] 。
用“地方”视角来观看世界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诸如对菲佣、同性恋、城市游民等的“地方”解读,这些考察具体、深入,让人印象深刻。克雷斯韦尔基于自己对地方的深入思考、研究和全面把握,将众多“地方观”和“观地方”的案例按照或时间、或逻辑的顺序加以梳理,排列出地方的系谱,分析理论的同时佐以恰当的案例,许多例证的分析在国内甚是少见,新颖、独特,且颇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4. 结语


蒂姆•克雷斯韦尔是“地方”研究的专家,正如保罗•克拉克(Paul Cloke)在本书推荐语中所言,关于地方,没有比克雷斯韦尔更权威的作者了。作者功力深厚,对“地方”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该书就像一篇综述,内容阐述全面,引领读者在众多研究中自由徜徉,简洁、深入却不晦涩。另外,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具有“教学法”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一本优秀的教科书来使用,章节之间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读者利用它便能够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书本除了提供丰富的参考文献之外,还将地方相关的各种资源都罗列出来,有专著、重要期刊、网络资源等等,形式丰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还提供地方的其他研究取向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对学生研究计划、作业的点评,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范例。在国内缺乏地方研究专著的现实状况之下,此书无疑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且译者是台湾学者,虽表达习惯和专业术语与大陆有一定的差异,但因文化与思维的同源和相似而使本书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和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和运用毕竟是国外的,用别人的鞋来套自己的脚总不会那么合适,国内学人在吸收和借鉴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地方观本土化,使之适应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又如何运用地方观念去审视我们的社会和群体,从而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以经世致用。
自20世纪70年代地方概念被重新重视至今已逾40年,地方的内涵在众多人文地理学者的努力之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今,地方概念不光在人文地理学学科范围内被重视,也为其他学科所借鉴,如生态学、建筑学、文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这足以说明地方概念的重要性和持久生命力。于这本书来说,2004年英文版出版,至今正好10年,就在今年,该书英文版又发行了第二版。虽然早有台湾学者将其翻译成中文,但因为政治和空间等因素的阻隔,它并没有在大陆获得如“地方”概念那般被重视的地位,被阅读和被引用的频率都很低,即使在相对开放的互联网上搜索,能够获得的信息也寥寥,故笔者冒昧推荐之。大胆借用对“地方”理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华裔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先生著作标题中的“Topophilia”——“恋地情结”一词为题,盼能让此书获得学界多一点的“恋”,相信此书亦能回报以更多的“情”。

致谢

本文从书籍的推荐阅读到文章的写作和多次修改均承蒙赵红梅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对赵老师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文章引用


李 燕, (2015) Topophilia:恋“地”情结——评《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
Topophilia—A Review of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地理科学研究,01,9-15. doi: 10.12677/GSER.2015.4100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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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唐文跃 (2007) 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 旅游学刊, 11, 71-77.
  • 4. 朱竑, 钱俊希, 陈晓亮 (2010) 地方与认同: 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 人文地理, 6, 1-6.
  • 5. 陈桂秋 (2014) 地方感视角下南宁市生态环境管理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6, 42-45.
  • 6. 古丽扎伯克力, 辛自强 (2012) 基于地方依恋原理的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人群研究——以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人文地理, 2, 73-77.
  • 7. 刘博, 朱竑 (2014)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4, 574-583.
  • 8. Cresswell, T., 著 (2006) 徐苔玲, 王志弘, 译. 地方: 记忆、想像与认同.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


譯者簡介
徐苔玲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譯有《柯司特對話錄》、《性別、認同與地方》等書,現專事翻譯。

王志弘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近期譯有《工作、消費與新貧》、《文化地理學》、《文化理論詞彙》、《第三空間》、《現代地理思想》、《人文地理概論》等書。著有《流動、空間與社會》、《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等書。




   目次

圖目錄
叢書編輯序言
謝誌
導論:定義地方
   空間與地方
   地方與地景
   地方做為一種認識方式
   本書其餘章節
地方的系譜
   區域地理學
   發現地方:人文主義地理學
   地方是家園?
   基進人文地理學與地方政治
   地方是「在世存有」vs.地方是社會建構
   地方、實踐與過程
   地方、開放與變遷
   地方的終結?
   結論:地方的各種版本
解讀「全球地方感」
   歷史脈絡
   哈維論地方
   全球地方感
   超越反動與進步的地方感
   結論
哂玫胤�
   創造地方
   安適其位∕不得其所:地方錯置
   結論
地方資源
   地方的重要專書
   地方的重要論文
   導論性的地方著述
   其他有關地方的專書和論文
   地方的其他研究取向:生態學、規劃、建築
   重要期刊
   網路資源
   學生研究計畫與作業
參考書目
索引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作者:Tim Creswell
譯者:徐苔玲、王志弘
X

Ch1 導論:定義地方
‧ 地方並不是專門的學術用語,而是我們英語世界中日常使用的字眼,它是個包裹於常識裡的字眼。(p.5)
‧ 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勾勒出地方作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p.14)
區位:有其客觀座標、位置。如:紐約在美國東北方。
場所(locale):指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那是真實的地方樣貌。如:社區公園有植物、步道。
​地方感: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
​空間vs地方 ​空間是個比地方更抽象的概念。(p.16)
「隨著我們越來越認識空間,並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渾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了地方。」
「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允許移動,那麼地方就是暫停;移動中的每個暫停,使得區為有可能轉變為地方。」-----段義孚(p.16)
​空間因而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如命名)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p.19)
地景vs地方 地景是指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的局部地球表面。地景結合了局部陸地的有形地勢(可以觀看的事物)和視野觀念(觀看的方式)。地景是一個強烈的視覺觀念。(p.19)
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而地方多半是觀者必須置身其中。(p.20)
我們不住在地景裡—我們觀看地景。(p.21)
​地方做為一種認識方式
地方不僅是世間事物,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p.22)
「地方」不單是指世間事物的特性,還是我們選擇思考地方的方式的面向--我們決定強調什麼、決意貶抑什麼。(p.23)
Ch2 地方的 系譜 ​地方既代表一個對象(地理學家和其他人觀看、研究,並加以書寫的事物),又代表了一種觀看方式。認為世界是一組彼此有別的地方,既是界定存在事物的舉動(存在論),也是觀看和認識世界的特殊方式(認識論和形而上學)。(p.28)
​一、區域地理學
「區域地理學」乃是獨有特殊的,意思是說它沈迷於個別特色。(p.29)
區域地理學家特有的操作模式,是非常詳細地描述地方/區域。(p.29)
二、發現地方:人文主義地理學
合適的科學學科,喜歡概括並制訂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空間科學於焉誕生,做為人文地理學核心焦點的空間概念,取代了區域概念。而地方在空間科學裡只是一個區位。(p.33)
令人文主義者感興趣的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做為一種觀念、概念,以及在世存有方式的(地方)。(p.35)
‧段義孚
→ 「地方之愛」指涉了「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

​ → 空間適合空間科學和經濟裡性的抽象概念考察,地方則適於諸如「價值」與「歸屬」。(p.35)
→ 對抗空間科學的抽象化,空間分析者必須從簡化與人有關的假設開始。相對的,人文主義者是以理解人類本質的各種錯綜複雜之處的深切承諾,做為研究起點。地方無法量測或圖繪。(p.36)
‧ 瑞爾夫
→ 空間沒有定形且難以捉摸,也不是能夠直接描述和分析的實體。然而,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空間,或能夠解釋空間,幾乎總是會有一些相關的地方感或地方概念。一般來說,空間似乎為地方提供了脈絡,卻從特殊地方來引申其意義。(p.37)
一端是地方、另一端是空間的連續體,同時也是連結經驗和抽象的連續體。(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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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2015 年第1 期总第141 期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理学人本传统的复兴

孙  俊1,潘玉君1,2,赫维人1,骆华松1,武友德3
(1.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 650500;2.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部民族教育信息化重点实验室, 昆明 650500;3.云南师范大学 华文学院,昆明 650500)
  提 要:实证主义地理学是通过“认识论翻转”确定均质化空间而保证其有效性的,这在根本上规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中人文世界的隐没。人类科学理性的缔造经过“认识论翻转”,确保了其割裂人文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并随着实证主义在近现代的成功和学科建制化而得到制度保障。这一历程在显示实证主义对地理学神圣指导作用的同时,暗含了其对地理学分工的不适。在“认识论翻转”层面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学研究传统进行了“否思”:①重新评估了地理学的本体论问题,使人文世界定位于地理学研究领域之内;②发展了针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但并 非对实证主义的反判;③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足点伦 理和价值是内在的而非实证主义外在的;④人文主义地理学讨论的知识论要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的联通以获得具有人性的世界图景。
  关键词:人文主义地理学;实证主义地理学;知识论;人本传统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6103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100058);云南省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2014033)作者简介:孙俊(1985—),男,云南泸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等。E-mail: TSWwiththinkwithgp@126.com。通讯作者:潘玉君(1965—),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二级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教育地理学等。
E-mail: 13888346995@139.com
收稿日期:2014-02-19;修订日期:2014-07-23

1引言

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知识论的客观性、普遍性相反,人文主义地理学 (humanistic geography) 以主观性和体认性作为知识论的兴趣中心[1,2]。按皮特 (Richard Peet) 的意见, 正是人本主义思潮促使人文地理学由实证思潮转向种种批评理论[3]。通观地理学史,往往从包含科学与人本源头的古希腊时期逐渐演变为科学主导的传统。比如,赫特纳拒绝将以伦理诠释为原则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纳入其叙事的欧美传统框架[4];又如,詹姆斯和马丁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功能主要是以伦理解决邻里关系问题而不是发展科学理论[5,6];再如,在西方地理学传统之内,除古代部分有文学和数学两种传统外,近现代的地理考察、游记、地理大发现均是为归纳出一般理论而准备的[7];即使受科学社会学(而非科学知识社会学[8)影响的克拉瓦尔 (Paul Claval) 也认为规范性思维 (normative thinking) 是西方古代的,或非西方的[9]。
  一般认为,当代语境中的地理学因其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属性,遭遇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认识论分歧上的难题。这个难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科学标准的优先权地位,表现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移植—— 激进地说是迁就——自然科学主客二元认知逻辑,即皮亚杰 (Jean P Piaget) 所说的以带有主观因素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在科学标准里却要求首先排除主观的因素[10]。这是人本主义思潮所无法忍受的。
  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特征确实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评。问题是,实证主义地理学通过塑造统一的、“新国际主义”的地理学[7],实质上是以均质化、客观化、可计量空间的认识论看待研究对象。这样的认识论是无法解释主观性的政治、文化、历史等异质性因素的。在此将这种认识悖论称为“认识论翻转”(epistemology flip):以均质化、客观化、可计量的目标反观本体,因而世界只不过是实证论者眼中没有人的世界。从“认识论翻转”的层面看,人文主义地理学,貌似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实则复兴地理学本体中的人文方面。
  本文首先从哲学视角出发,说明实证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排除逻辑:对确定性的选择本身要求排除主观因素,即人的世界;这种选择造成了无人的世界,生硬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世界。更令人不安的是,实证主义的成功在表明了人类科学精神胜利的同时,通过近现代科学的建制化和学术分工,地理学的人本与科学传统被生硬割裂,在人本精神面前科学精神曾一度显得强势。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恢复地理学人本本体问题之后,自然需要一种切合于人文世界的方法论,这显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另一重要意义:尝试将自然与人文融合。尽管当前人文主义地理学被质疑存在问题,但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她通过拒绝实证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分裂,缔造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联通的知识观,这有助于实现人本与科学在地理学中的融合。在地理学界呼吁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对话的今天[11],人文主义地理学从知识观的层面上复兴了地理学研究的人本传统。

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前史

2.1实证主义的排除逻辑与地理学
  在段义孚看来,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包括地理知识、领地与地方、群体与个体、生活与经验、以及宗教等[12]。这些主题的目标是“去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如何去显示人的意识的性质。”[12]段义孚承认科学是有益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科学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人文主义地理学严格地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科学另一个更直接的联系……是关注人类意识和智慧这一领域”;“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科学的贡献在于揭开科学家或许因为局限于其概念框架而未意识到的事物。”[12]

在段义孚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所批评的并不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本身,而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所具有的“君临天下”姿态及其忽略的部分:在方法论上,实证主义本身存在一个排除认知主观内容的过程与趋势,当地理学以此来看待其全部研究对象并将实证主义置于评判的顶端时,忽略与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实证主义的发展史是对人文内容及其精神选择与放逐并行的历史,这甚至与“哲学”一词的涵义演变有关。哲学一词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她原本的涵义是“爱智慧”。然而,通过数次革命,首先是驱除宗教,然后是排除不确定的人的因素 (情感、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将人性片面地理解为纯粹的科学理性人,一种“单向度的人”,“ 理性=真理=现实” 是“单向度的人”的准确表达[13]。
  人类对人文内容及其精神选择的历史与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有关,柏拉图是开启人类选择与放弃并行历史的先行者。西方科学有一种称谓叫“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其涵义是,人类的五官是认知的来源,但眼睛是最明亮的,这是古希腊哲人的意见。柏拉图接受了这一意见,但他对眼睛作了区分:对应现实世界的肉体之眼和对应理念世界的心灵之眼,并将后者视为可靠知识的来源。最终,人类的认知开始了选择与放弃并行的道路,(心灵的) 眼睛成为了唯一可以依赖的认知工具,其他“四官”是不足为信的[14]。柏拉图的选择最终导致了人类这样那样的选择,最终缔造了“完美无缺”的科学理性主义—— 一种单一的却无可质疑的态度。
  造成这种结局的关键时期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使情感、伦理、道德开始被清除在人类思维的主流之外。按马克思的意见,实证主义的根本信条唯物主义在启蒙运动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培根的带有诗意的唯物主义,经由霍布斯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被排除在正统的认识依据之外。马克思说:“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5]
在这里,奠定实证主义排除人本认识依据的伟大人物还无法跨越另一位实证主义科学的奠基者,缔造主客二元论的主将,以“心物二元论”著称的笛卡尔 (René Des- cartes, 1596—1650)。笛卡尔声称:
  “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也译为‘我思,故我在’) 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可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 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16]
  这种二元论思想造成了实证主义科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完美地支持了后来者建构一种超越地方、时间以及文化、社会的“纯粹”科学,一种自我说明的基础主义,无法质疑的科学情结。换句话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异质性因素在实证主义中是可以忽略的,这是其“客观化”的要义所在。
  实证主义在此奠定了主客二元论的终极的、形而上的依据。通过将主客二元分裂,视客观性为科学的准绳,而客观性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均无法改变的;因此,实证主义缔造了普世主义的价值观。而此时物理学的成功,则迫使哲学家放弃人文的方面,转而寻找如何获得普遍性知识的可靠依据,形成了所谓的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只是哲学史的呈现,隐藏在其背后的危险是哲学成为了物理学的附属品,因为哲学家至多是对物理学主宰的世界观作出沉思而已[17]。
  哲学的这种牺牲彻底地导致了人性缺失的世界观的到来,哲学家不再追问“智慧”的问题,而是将世界的想像交给物理学家来建构。而且,笛卡儿在宣称“我思,所以我是”之后没有对主、客二者进行统一,而是让他们就那样对立着。霍布斯看似解决了统一问题:“伽里略和笛卡尔以及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培根,都试图用物质和运动来解释物质世界。霍布斯超越了他们,他试图把包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整个宇宙都作类似的解释。”[18]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确实解决了二者的统一问题,但反过来则会发现人本的不堪:霍布斯选择了物质世界,而将精神世界可悲地驱逐了。
  如果说如上思想只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了地理学的话,那么康德 (Immanuel Kant) 对地理学的影响则超越了他们。康德的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组成,这让地理学家以为地理学在人类知识世界中“三分天下已居其一”,并一般地认为康德将空间留给了地理学[19,20]。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德留给地理学的,也是空间科学的指导,因为康德是最后一位奠定实证主义终极标准,同时是现代科学分科源头的思想家之一。康德坚持了笛卡尔的确定性知识何以可能的论证路径,这就是他的“先天综合判断”。这种确定性的,平直的知识生产观只能导向空间科学。
除此之外,康德奠定的科学评价标准也是不完全适合地理学的。科学史家们通常认为客观普世性是近现代科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成功及代表无疑是物理学了。由于物理学的成功,库恩 (Thomas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才一经出版即成为了当代学科中关于学科“科学性”的经典版本并被不断翻版[21],因为该著作提出了判断科学性或某个学科成熟的基本条件——范式 (paradigm)。这甚至成为了地理学史叙事的纲领和内在审美标准[4,5,22]。假如抛开形式主义的概念追溯的话,康德实际上早就对我们所理解的“范式”进行了完美的表达,并可以“启迪”地理学家反思地理学形象:  
“对属于理性的工作的那些知识所作的探讨是否在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上进行,这可以马上从它的后果中作出评判。如果这门科学在做了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之后,一旦要达到目的,就陷入僵局,或者,经常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得不重新回头去另选一条路;又比如,如果那些各不相同的合作者不能像遵守这个共同的目标所应当的那样协调一致:那么我们总是可以确信,这样一种研究还远远没有走上一门科学的可靠的道路,而只是在来回摸索。”[23]
  地理学家说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只是论证了康德的先见性而已。而接下来的科学世界,便是实证主义一统天下,并开始学科分化的历史。然而,对于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标的旨趣所造成的这种科学,胡塞尔说:“这种科学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我们作为这种自由主体的人,应该说些什么呢?单纯关于物体的科学显然什么也不能说,它甚至不考虑一切主观的东西。”[24]
  这种结局与启蒙运动——近现代科学的真正肇始—— 的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而这种可悲的结局无非来自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确定性:为获得确定性的前提是客观性, 客观性要求排除一切认知过程中的人性因素。因此,关于人性方面,中性地说,实证主义自身带有一种选择本能, 而这种选择本能无疑被历史极端化后而成为一种强烈的“驱逐主义”(expelism)。
  激进地看,实证主义所缔造的世界观,在本体论上是存在问题的,即放弃了人文的内容。从这个层面来说,地理学中人本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要求还原有人的世界。
2.2实证主义视角的人文主义地理学
皮特的两条对比性批评是值得反思的:第一条是,“它(指地理学) 通常包括彼此独立的兴趣领域,通常对分散的研究主题感兴趣。区域、地方、景观、空间、自然环境—— 所有这些形成了各个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地理学传统”;第二条是,“‘地理学研究’主要指的是在已有学术劳动分工中被分配以地理为主题的学科……这种根据劳动分工分派研究主题的观点尽管第一印象尚可,但恕我直言,不过是制造了一张导游地图,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它太缺乏特点,也太从结构上考虑了。”[3]
  这两条批评均暗示了实证主义科学观对地理学的不适,其最严重的消极影响包括两方面:①将理学的内容分而 研究,这在坚持客观化的条件下使得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地关系非常不适合;②实证主义科学观通过体制化而实现 科学体系的分工,因此地理学的人本与科学被生硬甚至强制地分裂,并迫使地理学一度放弃人本传统。
  现代科学的分科体系是实证主义的产物。知识或者科学的分类方案在人类史上形形色色,但近代科学的成功促使哲学家们将知识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实证 (科学) 的阶段式历史演进,而且将前两个阶段排除在科学之外,划分了学科等级[25]。这直接地导致了林林总总的学科必须为学科位置甚至是能够称得上是一门学科而奋斗[26],从而呈现了一场足够引人入胜的竞争场景。康德在此对地理学既是伟大的设计者,也是埋下争论的工匠:他将空间留给地理学,导致后来有人认为凡结合空间即能建构这样那样的跨学科的某种地理学,这正如施雅轩所说——“其他学界如履薄冰地来地理学界取经,也心满意足地回馈到他们的世界,纷纷举起地理XX 学 (应当是XX 地理学——引者注) 的大招牌,来冲击他们本身的学术视野。”[27]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立这样那样的跨领域的地理学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反思,但若仅用实证主义来发展的话,充其量只是在为进一步论证实证主义权威添砖加瓦而已,人文学科领域的“XX 地理学”尤其如此。这对于理解地理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科学之母”的古代地理学形象已经够高了[4,5,27],而美国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的赫尔曼 (Herman) 给予了地理学古代形象更高的地位,却质疑了当前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哲学 (geography as philosophy) 的观念与通常被认为是地理学之始的古希腊人不无关联,但今天的地理学有些明显的例外就是很少追问智慧。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地理学必须反对将其置于其中的现代认识论的限制。”[28]本文对此所作的注解是,“地理学作为哲学”来源于哲学和地理学的古代形象关联。哲学史通常将哲学视为一切学问的综合,当现代科学家们建构学科谱系时往往发现他们的前辈都排列在古代哲学圣贤之列中。
  然而,将地理学称为“科学之母”或“地理学作为哲学”是一个非历史的判断——精确地说,是实证主义的判断——因为实证主义是超越历史的:实证主义“主要特征是给予真理、本质、原因和合理性这些少数的知识概念优先权”[29],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无关,通过这些概念的优先权解释,实证主义缔造了一种普世的基础主义。
  段义孚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30]地理学在何时将伦理与道德放逐还无法确定。段义孚提醒大家从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兄弟那里获得启示, 至少说明那时的伦理与道德还在地理学中[12,30,31]。不过,洪堡的工作往往也被其他学科共享,因为那个时代仍然是“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时代,而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寻找学科位置成为了现代学科开创者们的任务,现代大学的分科建制很可能加剧了现代的学科争执。此时,地理学中的伦理与道德放逐成为实证主义的牺牲品。
  近代地理学大师洪堡是地理学家常常追忆的人物,段义孚甚至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相对虚弱即源于地理学对洪堡人本精神的继承欠缺[12,30,31]。确实,在我们所熟知的地理学思想史中,洪堡的地理学被视为“新地理学”(即近代地理学) 的缔造者之一,主要原因在他试图建立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因果关系[4,9]。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则坚称,洪堡的工作包含着人本主义的倾向,因为洪堡的世界考察所形成的区域描述包括着艺术再现[32]。另一位近代地理学大师李特尔甚至将地理学主观方面的研究目的化了,但其地理研究的艺术再现与洪堡有着根本的差别:“李特尔有一次说到:虽然《宇宙》(洪堡的巨著) 是一部宏大的著作,但通篇却找不到一个字是赞美造物主的。”[4]
  洪堡和李特尔均被视为是古代地理学与近代地理学的继往开来者,接下来的地理学大师们,白兰士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索尔 (Carl O. Sauer)、 哈特向 (Richard
Hartshorne) 等被认为是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有关系的,因为他们通过文化、历史将人的主体性呈现出来,并塑造空间上的多元性、独特性,从而加强了地理学的区域观念[33]。格拉诺 (Johannes Gabriel Gran?) 因强调自然和人造景观的感性解释,赖特 (J. K. Wright) 因强调主观地理知识的研究, 洛温塔尔 (David Lowenthal) 因执着于人类存在的地理经验、理解、想象的共性和差异性研究,同样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先驱[3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此时能够获得生机。相反,随着近现代实证主义的成功,特别是其要求的专业化研究的路径,给地理学带来了不安:①专业化研究 意味着地理学的“科学之母”或“地理学作为哲学”的形象与时代不合拍,地理学面临被分裂或寻找理论指导的危险;②此时专业化研究面临的新挑战是学科建制化,这将从 制度上安排地理学,而建制化的实证主义标准使得地理学的人本传统显得无关紧要。
  20 世纪初的科学分化显示了实证主义的神圣指导作用,但这对于地理学来说却是一个挣扎的时期。此时的地理学景观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面临着被肢解与时髦的借用主义。比如,费尼曼 (Nevin M. Fenneman) 1919 年说:“存在着一种含蓄的担心,假如地理学接受其他学科的工作和应用它们的语言,地理学将被肢解,将被竞争者分解成残骸。”[35]德赖尔 (Charles R. Dryer) 1921 年认为地理学的发展从她的姊妹学科 (如生态学、生物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等) 那里获得了新的血液,但这种血液恐怕不是地理学理论危机所需要的,无法解决地理学发展的自身虚弱性[36];巴罗斯 (Harlan H. Barrows) 1923 年声称:
“地理学过去曾被称作‘科学之母’,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学孕育了许多孩子,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气象学、考古学、人类学,有的已经独立于科学之林。自然地,每个孩子都变成了独特者,然而地理学,至今保留了多样的兴趣,甚至在多重边缘扩展了研究领域, 保持着‘战栗科学’的特征。”[37]
  要知道,这些文献均来源于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 (As- 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的主席离任演讲,这足以说明那个时代科学分化对地理学强烈的消极影响。这一趋势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的发展重心开始由战时的制图和经济建设政府机构向以自由和开放为特征的大学转移。此时地理学在建制化过程中便出现问题了,因为大学的学科首要标准是科学性,也即必须符合实证主义的标准。令人难忘的“针对地理学的学术战争”(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 以下称“学术战争”) 是此期地理学建制化的象征性事件[38],同时反映了实证主义对地理学的不适及对地理学人本传统的熟视无睹。






“学术战争”发生于当时的哈佛大学。当时,地理学系是地质学院中的一个系科,其自然地理学也具有相当的地位。但当对政治地理学有相当建树的惠特尔西 (Derwent S.Whittlesey) 等人倡议建立地理学院时,结局却令人意外, 地理学院非但没有建成,反而地理学系被取消了。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哈佛大学领导只接受物理学那样的“标准”学科。这使得当时哈佛的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 (特别是物理学) 相比时很难获得一致的学科认同,哈佛大学取消地理学也就成为了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案例。
  当时的哈佛事件并不是地理学的唯一例外,不仅美国著名综合性大学 (尤其当时地理学重镇耶鲁大学) 的地理学大受冲击,甚至英国、加拿大、前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的地理学在大学中的地位都受影响[39,40],在一些人文学院中地理学则严重缺失[41],地理学院或系更换门庭也是常有的事,“地理学的裁撤”(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很好地形容了这一时期地理学制度化过程中的窘境[42]。尽管学者们对哈佛事件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分析 (比如过度依赖于军方、偏激的个人行为分析[40,43]、缺乏学科理论等[44)]    ,但考虑到当时地理学以多面手而著名[45],或者说是综合学科形象 (或许当时并没有成功),不如说是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交锋。历史的事实是,后者没有取得成功,也没有获得同情。

3置换知识论

  在前述的叙述中,本文一直用“科学观”这样的词, 这实际上指的是科学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三者割裂开来。原本,后三者是以本体论为前提的,但结果却发生了“认识论翻转”:启蒙运动以来,实际上是规定科学本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本体论和价值论,才真正地造成了没有人的世界。人文主义地理学不一样,其在恢复人本的本体问题后,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联通为一体。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讨论更适合用知识论而不是科学论。这种对地理学的思考途径,是沃勒斯坦 (Immanuel M. Wallerstein) 所说的unthink- ing (否思) 而不仅是rethinking (反思) [46]。
3.1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本体问题
  沃勒斯坦“否思”的原因是过去 (19 世纪) 的社会科学中空间被视为平直的、外在的存在,而沃勒斯坦认为:“‘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46]更为激进地说,在实证主义科学观中,时间与空间是没有存在地位的,甚至是研究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种转变准确地说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说的“地方转向”(“空间转向” 与“地方转向”常常被并列,某种度上这是一种误解:地方转向比空间转向要激进、根本)。
  “地方转向”中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首先彰显了实证主义所极力排除和存在于任何人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经验与意义并不在抽象的空间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很自然地接过了存在主义对“ 生活世界”(lived-
world) 的关怀,包括着神圣空间、家、家乡、栖息地、地方与无地方性、扎根于地方的日常经验、地方感等原初的感觉生活世界和地方。这一历程起初是具有批评性的,这源于实证主义研究对生活世界的熟视无睹,雷尔夫说:“事实上地方现象已成为几乎没有详细讨论的课题。”[47] 并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直接地体验和意识的世界的地理学知识基础”作为地理学的现象学基础[47],而这种基础的本质就是“地方”[47]。雷尔夫对空间作了一番重新认识与分类,但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来说,无疑是将地方作为一种每个人都能体验的空间,一种由个体经验、迷恋、身体运动、感觉等无意识地结构化的空间。
  段义孚在《无边的恐惧》序言中同样说明了这类本体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的缺失。他说:“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人尝试过将‘恐惧的景观’视作一个就其本身而言值得进行系统探究的主题——基于这一原因,它可能给人们抱有永恒兴趣的那些问题……投射出一道解惑的光芒。”[48]并认为:“在所有关于人类个体与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恐惧都是一个主题,不论它是隐藏在有关勇气与成功的故事中,还是直接清晰地体现在有关恐惧症与人类冲突的著作中。”[48]
  段义孚《恋地情结》如下陈述代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实证主义科学在处理人类共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在本书中) 感知 (perception)、态度 (attitude) 和价值 (val-
ue) 这些主题被作为我们理解自我的根本。缺乏自我的理解将无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基本问题的环境问题。”[49]段义孚认为“科学家和理论家在他的立场上倾向于忽略人的多样性和主观性,因为建立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已经极度复杂了。”[49]
  在本体论概念化的层面上,段义孚认为“地方”一词在传统地理学中的两种主要涵义是:①哈特向的事物之间的 几何距离,比如经典的中心地理论;②区域中事物的独特集 合,即区域[50]。这两层涵义均是在将地理学视为空间科学的关怀下讨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排除了这个假设,直接地将地方视为意义空间。海 (Robert Hay) 认为, 人/地方(people/place) 关系研究需要基于区域描述的综合方法,但过去二十年区域描述已淡出主流地理学方法,仅仅由区域小说家、旅行记的想像所表述;即使是区域地理学转向行为和经济的研究后,也主要集中于领土、环境感知、地缘政治、移民研究,“这些强调人对地方的功能关系以及分析,仅是人生活的一部分。”[51]
因此,“地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是需要重新定义的。段义孚视地方为“人的经验与愿望的体现”[52],或者又如雷尔夫理解的“文化或个人意义或愿望的中心”[47] 。用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话说, 地方是存在空间 (existentialspace)。存在空间的测度是情感联通性 (connectivity);测度的标准不是千米、旅行时间、或者花费,而是意义、意义关系。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地方是无法完全用科学的眼光来认知的,地方的知识需要从内部理解情感和意义。段义孚陈述道“地方并不仅是需要在空间框架内解释的事实,而且是需要从给予其意义的人们立场上分类和理解的实体 (reality)。”[52]
通过将意义空间置于本体的地位, 人文地理学在将“生活世界”(lived-world) 视为讨论的中心时[47],实质上将存在空间视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本体,是人类与其世界联结着的原初的“具体”空间——人文主义地理学最主要的目标是理解这种空间的结构[52]。这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根源。
  与实证主义追求客观、中立、基础主义、自我说明的本体论相反,现象学将主体的意义视为本体的原初启示及建构的终极目标。凯西 (Edward Casey) 曾说“我们是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哪儿”[53],如马尔帕斯 (J. E. Mal-pas) 所称的“作为生存、思考、经验存在的我们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无法分离”[54];从而人类是一种“地方性存在”(locality of being) 的地方人 (human-being-in-place) [55]。自然环境在此虽然与人无法分离,但人文主义地理学解释自然环境的依据并不是科学,而是人的经验,因此地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是一种人的经验地方 (people-experiencing-place):自然—人—意义的联结体,诠释的出发点是人,目标同样是人。
  基于地方的本体意义,人文主义地理学也研究人地关系, 但对实证主义的自然与人文“ 同构主义”(isomor-phism) 极为不满。这里的“同构”主要是人文同构于自然中,其建立的基础是自然科学的标准,即坚持主/客二分和事实/价值二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要求,“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能追随自然科学。他们拒绝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构主义要求,他们不满于两个二分法:主/客二分和事实/价值二分。”[50]
  比如,雷尔夫 (Edward Relph) 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提出了颠覆性批评,他认为那时地理学对环境问题的讨论令人不满、焦虑:不满的原因是对行为或者独特问题的分析通常是机械的、抽象的,将世界简化到易于表达的结构或模型中,忽略日常经验的精妙与意义;焦虑的原因是这些简化的结构通常被视作建议设计环境的基础, 并将人和地方置于这些种种被假设为更为有效的模式中[47]。他精辟地总结道:“这些讨论通常潜伏在被广泛接受的作为解释和解决环境问题唯一有效和严格的客观性、事实和理论的科学术语中。”[47]
  简言之,人文主义地理学要构建的,是有人的世界, 并期望以此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这个本体论要求自然地导致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经验与意义中来透视人的世界图景,“生活世界”只是其借以阐明其立场的指称。
3.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认识与方法问题
  实证主义在对待情感时不仅是无地方性的,而且是冰冷的,这主要地源于主/客、意识/身体、人类存在/大自然(Nature)、个人/地方之间的笛卡尔式 (Cartesian) 二元论。当这些方法应用于人文地理学时,个人的生活世界被抽象地、客观地研究与分析,冰清玉洁却也遥不可及。海感叹道:“唉,对‘客体’的非人化研究无助于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地方。”[51]
  人文主义地理学正是基于对实证主义非人化情感研究的批评而获得方法论立足点的。潘朝阳对二者作出了这样的对比:“科学的客观抽象主义,使人异化成为大结构中的抽象、符号、客观、概念化而非真实的人。科学主义的地理学在这种操作中,亦急速地由于抽象数理化而丧失了它与活生生的大地联结融合为一的本质。”[33]与此相反,在聚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在消除实证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的严格界限后,地方充孕着感觉、记忆、意义;这样的生活世界的分析需要一种整体的、通感的、直觉的方法以更完整地理解人们与地方是如何联结的[50]。潘朝阳将这种认知视为人类认知的途径之一:“主张诠释大地之上经由人之存在性活动而创成的存在性空间和存在性环境以及存在性区域,这样的地理学进路,是重要的批判科学主义地理学的非实证论、反实证论之地理学,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33];“ (人文主义地理学) 主张心灵史之地理意义的彰明、地理景观符号的诠释、空间和地方之存在性意义之解读。”[33]
在具体的认知方法上,人文主义地理学早期主要依靠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雷尔夫在表达了对实证社会科学的失望之后,没有从社会科学那里去寻找本该社会科学讨论的“生活世界”的答案,而是接受了现象学的方法[47]。段义孚也曾对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陈述道:
  “ (人文主义地理学) 方法是现象学方法;我有意将此作为一种哲学视角,为了将世界描述成意向性的和意义性的世界而尽量搁置正统科学 (official science) 的假设和方法。现象学关注的是本质。比如,人、空间、经验的本质是什么?”[56]
  周尚意等将段义孚《逃避主义》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特色归并为我向性、主体性和感悟性三个方面[57],显示了段义孚工作旨趣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走了一条与实证主义截然相反 (至少是不同) 的道路:人文主义地理学要考察的,在本体论上是有人的世界;考察这个世界的依据是有人的参与的、情感的;获得解释的方法是直觉、想象、感悟。
  尼古拉斯 (Entrikin J. Nicholas) 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最好理解为努力恢复人们前科学意识 (prescientificawareness) 的地理学家”,关注“生活世界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或现象学促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去恢复被科学抽象化了的‘原初意识’(primordial awareness) ”[50]。“原初意识” 的立足点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卷入到与科学实证主义相抗衡的人文学科中,尤其是心灵学与艺术。尼古拉斯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应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和心灵学这些方法与艺术、人文学科有更多的共性,但与社会科学则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期望获得人们/ 地方关系的核心与本质,她的内心与灵魂,她的地方感。对抽象的意愿、目标和价值的拒绝使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有一些共同特征:缺乏清晰的方法论;接纳非经验的知识获得方法;坚定的结构化或形式化人类经验的目标[50]。
因此,尼古拉斯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断言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讨论上的共同特征是未达成一致:“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的首要特征是折衷主义”[50],即借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心灵学这些方法。
  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因其立足于内部 (insider) 的方法,比如内省、通感、想象等,因此无法如实证主义那样获得普遍的意义,因而走向了个体相对主义。这导致了与实证主义类似的独断主义表现,西蒙(David Seamon) 将这种情形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放逐, 显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78 年以后日渐势弱[34]。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奉行个体分析,不愿将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文化力量视为人的经验与意义的基础。
  自1980 年代起,人文主义地理学阵营内的主将莱 (Da- vid Ley)、塞缪尔斯 (Marwyn Samuels) 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意见,质疑人本主义方法论所奉行的基本原则[34]:①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个体行动者 (agency) 而忽略了经济和政治结构对生活世界和地方的塑造;②人文主 义地理学在理解人时有摒弃历史和文化的倾向,因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反对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同时,实际上建构了一条以人的经验和意义解释世界的普遍主义 (在认识论这个无法避开的问题上,这有点类似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劳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如同实证主义宏大叙事所受到的激烈批评,并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仍然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相信科学实践可以通过社会因素来获得一种普遍解释,并没有走出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整体性解释的偏好[58)]    ;③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工作暗含男权主义 (masculinist) 倾向,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相信他们的学术生涯能够表述和认知所有人类的情形。
  这些批评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当然是有益的,但在认识路径的层面上,实证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女性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呈现出一幅逐步的去抽象化、微观化、人本化过程:实证主义的认知路径是顶层设计式的,以完全抽象化、客观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人本主义有共同的旨趣,即以异质空间为讨论的本体,反对历史与文化的僵化;人本主义完全放弃实证主义的抽象、客观假设,将情感与经验视为讨论基础,并视其为了解人的世界观的通道,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认知路径。因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排除实证主义逻辑之后,可以容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结构化力量,但其认知路径是诠释而不是解释。

4结论:复兴地理学研究的人本传统

  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世界、人与认知 (knowing) 三者关系上,均存在“认识论翻转”的问题;所不同者,实证主义带有排除或隐藏人文世界的倾向,而人本主义是接纳科学世界的。直觉、经验、先验和超验何者主导是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认识论中可靠性依据的根本分歧:人本主义视直觉、经验为真实存在,并以此构建世界图景;实证主义以先验、超验为终极存在,而且是均质的、客观的世界,并以实证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构建这个世界。不同的立足点导致“认识论翻转”在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上的分歧是:人本主义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因而带有容纳科学世界的倾向;实证主义则相反,在“自上而下”的路径观照下,很容易排除人文世界。以此反观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一条认知地理世界的新路径,本质上要求对地理实体的认知需要“重新出发”,是以本文前述将人文主义地理学视为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否思”而不仅是“反思”。
  在激进地理学家眼中,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解为一种批评理论目标有二:①提醒地理学家更加自觉而不是教条;②促使地理学家反思其研究中的预设[50]。一方面,实证主义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遭受了强烈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求科学真理应当由社会来解释,而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Theory, A-N-T) 则认为真理的客观性和社会性都应得到解释[59]。在此种历史对比中,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知识本身应在人的情感和伦理中也得到解释。应当说,这是对理解知识本身的补充。另一方面,科学观的转变表明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寻找到了适当的位置。过去半个世纪,对科学的看法发生了激剧转变,科学由人类理性的皇后形象降格为世俗研究活动:“科学即研究”(science is research, or science as research),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诠释学、现象学明显呈现出并流的景观[60]。
这意味着,重新定位地理学研究的人本传统可以视为未来地理学发展战略方向思考的题中之意。关美宝对20 世纪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论历史作了陈述,并主张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多元化,在多元对话的基础上可形成混合地理学 (hybrid geographies) [61,62]。能形成混合地理学的前提是,地理学必须建立生产混合地理知识 (hybri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的混合逻辑 (hy- brid logic) 和混合范式 (hybrid paradigm) [63]。混合逻辑和混合范式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前提则是,必须转换实证主义的普世性、客观性、价值中立原则等评价知识“合理性”的优先权地位[29]。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中首先“否思”了如上实证主义知识合理性标准,为地理学的人本转向奠定了重要知识理论基础。
确实,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认知有着从科学空间到人文空间、从物质空间到非物质空间、从外在空间到内在空间等历程[64],并要求考察空间本身的性质而作出方法论的选择[65]。但更为重要的是“否思”实证主义地理学方法论本身缔造的世界观。人文主义地理学要求重新审视“认识论翻转”,转变实证主义主宰的科学观问题[66],其知识论的认知特征再现了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全面否思。
  总而言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学的意义 (或许是最大意义) 在于,需要重新定位研究的人本传统:在接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确定性、分析性传统的同时,应注意到人本主义的联通性、整体性传统。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仍然将处于边缘的、非“科学”的、可置换的地位。地理学家们谈论这样那样的地理学传统,文学与数理传统[4- 5]、空间传统、区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地球科学传统[67-68]、制图传统[69]、探险和宇宙传统[70]等;尽管这些传统是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的,或本体的,或认识与方法 (含工具) 的,却对人本的传统关注不够。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联通的知识论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应视为地理学最为重要的传统之一:地理学不仅应获得客观性[4-5]、社会性的解释[71],而且要获得人本性的解释。
  致谢:两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诸多教益。特申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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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 : 从实证主义到人本主义

作者:李雪铭等著

ISBN:9787030439253

出版日期:2015-04





人居拟态环境研究的佳作——《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从实证主义到人本主义》评介来自万方


作者

摘要
摘 要: 辽宁师范大学李雪铭教授等最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从实证主义到人本主义》(以下简称“《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一书,认真拜读后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出版源
《地理研究》, 2015 , 34 (9) :0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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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内容设置初探
https://wenku.baidu.com/view/f55 ... 2acfc789eb9fc7.html
刘 苏 杨庆媛 李元庆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资助项目:西南大学教改项目“城乡规划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号 2014JY052)资助。
高校地球科学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论文集(2015)

摘 要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已成为我国地理学研究的一大论题,并具有纳入地理学本科课程教学内容之趋势。国外部分高校已有相对成熟的方法论本科课程体系与教材;在国内,相关课程出现在部分一流高校的研究生课程之中。本文在介绍西方国家人文地理方法论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开设的本科课程“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国内当前人文地理学方法论教材选择的理由,并初步探索了人文地理学方法论的教学设计,包括教材大纲与具体教学内容,以期为相关课程及教材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人文地理学 研究方法论 本科教学 教材 西南大学
一、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一)学科研究范式转变的背景
地理学研究方法论已成为今天我国地理学界的一大论题。CNKI 上,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以“地理学方法论”为主题的论文就多达 1 500 多篇。同时,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变的现象也在悄然发生,主要体现为在计量空间地理学研究范式之外出现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比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等新的研究范式。
其实,西方国家人文地理学的范式转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在发生。自计量空间地理学产生以来,70 年代出现了以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结构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的批判地理学;而在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对不平衡空间关注的基础上,加上女权主义导致的性别运动,使得人文地理学的视点开始转向亚文化群体的空间研究,进而开启了后现代地理学的阶段。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已在某些区域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与文化空间正向着后现代状况演变,如一线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已体现出后现代城市之特色。因此,面对当下的社会变迁,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必然呈现出与 20 世纪欧美地理学类似的范式转变。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新的研究论题,它们表现出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之特色,即从过去“经济营造空间”转向了“文化营造空间”的研究视角,如阶层居住隔离问题、亚文化空间建构、无地方性(无场所)下的失根问题、文化霸权下的东方研究,等等。同时,探讨的空间尺度既宏观亦微观,如从国家到城市再到社区。
在此背景下,高校的人文地理学课程开设则必须符合本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即有关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应纳入本科阶段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教学范围内,如此,才能让学生对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认知既扎根于传统,又贴近于前沿,并务实于当下的社会问题。
(二)国内外相关课程开设与教材建设
我国人文地理学起步较晚,随着 1979 年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人文地理学才逐渐复兴。在高校课程设置上,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也基本以自然地理学为主,并以经济地理学代替人文地理学。因此,高校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教学相对西方高校发展较晚。
1. 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相关课程开设情况
国内人文地理学方法论相关的课程已在部分一流高校的研究生阶段开设,而在国外,相关课程已在本科阶段开设。开设课程的部分高校及课程名称如表 1。
表 1 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开设情况
大学 课程 本科 研究生
牛津大学 地理学研究(概念、方法论及应用) √
剑桥大学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现代地理学思想,后殖民地理学,后社会主义空间 √
台湾师范大学 地理思想 √
北京大学 理论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 √
中山大学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导论 √
华东师范大学 理论地理学,人文地理复杂性: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设计及方法√
南京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学原理 √
西南大学 人文地理研究方法,地理学思想史 √


由此可见,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在国外是作为本科基础课程开设的,是地理学入门的基础知识,在国内多作为研究生课程。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于 2014 年开设的本科课程“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方法论教学是其中的重点内容。
2. 人文地理学教材脉络及方法论教学模式
自 1985 年李旭旦先生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说》出版以来,国内人文地理学教材基本上沿袭该书的模式,即依据各个部门地理学的体系来进行编排。例如,现今高校通行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第二版)就采用了这样的编写体系,其中包括人口地理、农业地理、工业地理、聚落地理(城市地理)、语言地理、宗教地理、旅游地理、政治地理与行为地理。而该模式也基本上与国内其他人文地理学教材体系类似,如顾朝林主编的《人文地理学导论》,陈慧琳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第三版),窦树德编写的《人文地理学》,翟有龙、李传永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新论》,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国内人文地理学以部门地理学进行教学的模式。

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地理学方法论的相关专著,如蔡运龙等学者所著《地理学方法论》和贾文毓所著《地理学研究方法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层次的衍绎》等。《地理学方法论》将 20 世纪现代地理学思想纳入到“科学与人文”“空间与时间”“还原论与整体论”等概念框架中进行阐释,具备学科思想传统与发展前沿的整体性与前瞻性视角。但如果学生对现代地理学思想在时间上的脉络不熟悉,则不易理解该书新颖的方法论阐释体系。而《地理学研究方法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层次的衍绎》着重于建立在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上述两本专著可作为地理学方法论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欧美,除了部门地理学范式下的人文地理学教材以外,还出版了不少关于方法论的人文地理学教材,例如, 《走近人文地理学:哲学、理论、人与实践》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Philosophies,Theories,People and Practices)、《走近人文地理学:对当代理论探讨之介绍》(Approaching Human Geography: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ebates)、《地理学的位置》(The Place of Geography),等等。这些教材大多基于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经典理论,有些教材本身就是专著。
下面列出教材《走近人文地理学:哲学、理论、人与实践》的章节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该教材立足于方法论教学之脉络。教材总共为三部分,只简要列出第一、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 哲学
1. 介绍
2. 实证主义地理学
3. 生存位置与存在区位: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转向
4. 关于差异、关系与建构的女权主义地理学
5. 马克思与马克思的精神
6. 结构化理论:行动者、结构与日常生活
7. 人类动物
8. 作为认识世界基础的现实主义
9. 后现代地理学与现代性的毁灭
10. 后结构主义理论
10a. 地理学的后现代理论附言
11. 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与关系地理学
12. 后殖民主义:权力与表征
13. 人类大地:人文主义下的空间与地方
14. 注意鸿沟:二十世纪地理学技术的反思
第二部分 人(略)
第三部分 应用
24. 地图与地理的可视化
25. 定量、论据与实证主义
26. 地理信息系统
27. 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的方法
28. 建设另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光芒中的激进主义
29. 生产女权主义地理学:理论、方法论与研究策略
30. 后结构主义的路径:结构与话语分析
31. 价值化的尊严:精神分析的框架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32. 研究乃偷盗:后殖民世界的环境调查
33. 地理争夺:文化战争、人际冲突和参与辩论
可见,这本教材是以方法论为基本框架,正如书中表明:“学生必须要注意特定认识方法中出现的假设,这些假设如何提出恰当的问题,并能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出这样的判断离不开对哲学与理论的学习……学习研究问题背后的哲学理论正如学习语言背后的语法一般重要。”总的来说,从课程开设与教材建设两方面来看,与国内相比,国外已有相对成熟的课程体系与教材出版。而在本科阶段开设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课程,也将是未来国内高校人文地理教学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在当下对该课程的内容设置进行探索,并开展教材建设的相关工作。
二、人文地理学方法论课程教材与大纲设计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教学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让学生理解与掌握西方人文地理学在20 世纪发展的脉络;其次,让学生了解不同方法论视角下该学科所触及的前沿领域。从这两个目的出发,参考柴彦威等学者编写的《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内容体系,并对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开设的本科课程“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中方法论部分的拓展,设计了如下相关教学大纲,见表 2。
表 2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教学内容基本框架
章节划分 基本内容
建议学时
理论课 实践课
第一章 绪论
20 世纪欧美地理学流派、地理学四大传统、空间与地方概
念、授课与学习建议等
3
第二章 经验主义地理学
经验与经验主义、人文地理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经验主义
归纳法、案例讲解
5
第三章 实证主义地理学 实证主义与演绎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案例讲解 3
第四章 结构主义地理学 结构与结构主义、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案例讲解 5
第五章 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案例讲解 5
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地理
学与空间生产理论
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地理学、空间生产理论、案
例讲解
5
第七章 意象与感知地图
意象概念内涵、人类的不同意象、意象在城市研究与规划
中的体现、案例讲解、学生实作
3 2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内容设置初探
11
续表
章节划分 基本内容
建议学时
理论课 实践课
第八章 芝加哥学派
起源与发展、研究方法(methods)与主要思想
(methodology)、城市模型及其发展、案例讲解
5
读书报告
方法论脉络:《地理学思想史》(保罗•克拉瓦尔),
经验主义部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
结构主义部分:《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大卫•
哈维),
人文主义部分:《无边的恐惧》(段义孚)、《逃避主义》(段
义孚),
后现代主义部分:《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
研究》(大卫•哈维),
芝加哥学派部分: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 (R.
E. 帕克,E. N. 伯吉斯,R. D. 麦肯齐)
6
三、人文地理学方法论课程教学内容分析与说明
笔者根据在西南大学的教学实践,现对每章内容进行简要说明,包括对可能存在的重难点、切入点的分析,以及对相关教学文献资源的挖掘。
第一章 绪论
本章具体内容立足人文地理学的传统与方法论的演变展开。传统——体现出该学科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的本位之所在;演变——体现出该学科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经验主义地理学 , 第三章 实证主义地理学
这两章内容存在研究方法论与方法上的可比较性,因此在本文放在一起论述,但在教学中
是分开进行的。
该部分内容需要学生掌握经验主义地理学乃植根在西方经验主义的传统之中,而实证主义
地理学乃植根于理性主义的传统。两者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分别为归纳法与演绎法。这些知识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详细区分与辨析。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教师可借鉴传统区域地理学哈特向
的研究。比如,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评述》里,借鉴经验研究的方法批
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区域”概念存在的一种错误理解:都将区域看成了一种具有有机体性质
的单元。进而,他提出了“区位”的概念以指向区域内部要素间关系的研究,而非有机体范式
的研究。这无疑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为后来区位论的出现给予了重要启发。这样的案例可以
帮助学生理解在传统的区域地理学中经验主义的应用与学科贡献。因我国高校对实证主义的教
学普遍较为成熟,在此不详细论述。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经验主义的具体应用与涉及的前沿领域,本研究选择案例:约翰斯顿的论文《从现代到后现代?同时期四座美国大都市区的种族居住隔离》(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Contemporary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Four US Metropolitan Areas)。该案例是一个经验主义归纳法在城市文化空间研究中的典型应用。同时该案例也体现出因研究样本较少而无法上升至普遍理论层次的局限性。因此,这是一个学习如何应用经验主义归纳法的较好案例。另外,实证主义部分的讲解也应注重选取能反映该方法的优势与局限的案例。实证主义的案例十分丰富,在此不举例说明。
第四章 结构主义地理学
本章教学的难点在于要让学生明白何为“结构”,以及它在人文地理学中体现出来的空间解释视角。
本课程采用引导学生从感性逐步上升至理性认知的方法,包括认识何为“结构”,及其结构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首先,关于何为“结构”,教师选取涂尔干(Emile Durkheim)采用青铜与水的比喻对结构的精彩解释。该解释可以非常形象地帮助学生从感性层面理解结构乃个体间所产生的相互关系。而涂尔干对结构于人的社会行动具有强制性的证明能帮助学生理解:个体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结构之中。同时,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中谈到的观点:
“现象(即被领悟了的)世界并不一定揭示机制世界……实际存在的东西(即创造世界的力量或结构)不可能直接观察到,而只有通过思索才行”,能帮助学生理解结构与经验现象表与里的关系,并理解探知结构的方法和路径,逐渐上升到对“结构”的理性认识。
结构主义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可介绍哈维(David Harvey) “资本的空间”与福柯(Michel Foucault) “权力的空间”思想。教学重点在于讲解两位学者如何从结构的视角对空间进行解释。
讲授哈维的思想,教师可参考《新帝国主义》中对空间不平衡现象的内在结构分析,进而提出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展现出资本空间的结构主义思想;讲授福柯的思想,教师可参考《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对“边沁圆形监狱”和“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分析,展现出权力空间的结构主义思想。
为了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结构主义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教师可参考《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中介绍的案例:吴福龙的论文《地方建造的全球与地方维度:再造上海成为世界城市》(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ld City)。该案例探讨了上海浦东新区资本空间建造过程中的全球因素与地方性因素,该二维度穿插在了外来投资、城市管理变迁、城市规划中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分析之中,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案例。由于论文阅读难度较大,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论文的研究框架进行细致剖析。
第五章 人文主义地理学
本章先向学生介绍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精神为何。因中国地理学界在过去普遍将该地理学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因此有必要将“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一辨析。即需要学生明白尽管两者都站在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立场上,但相互之间却存在着思想源流与价值观上的差异。比如人文主义的近代代表人物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与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而人本主义为培根(Francis Bacon)。前者认为人并非至高无上,而是透过人的“我向”视角去看待环境中的一切存在,而后者则推崇人的至高无上性,把人绝对化了。那么人文
主义地理学则往往站在前者的立场上去审视环境、空间与地方的价值。

为了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如何在具体研究中的体现,案例主要选取段义孚(Yi-fu uan)的著作《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 Perception,Attitude,and Values)。该著作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以人为核心的质性描述去把握特定人地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在授课过程中,可以重点剖析书中第十一章人类建造城市的目的,这是从人的生存论角度提出的城市本体论思想。目前,国内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案例稀少,但已有所发端,因此教师需要密切关注国内的最新进展,以便即时结合进授课内容之中。
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地理学与空间生产理论
该章与第四章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内容有所重叠,但教学的视角存在明显差异:第四章重点剖析如何从表层现象分析深层结构的路径,那么本章主要探索空间在后现代社会所具有多重意义。因此,本章介绍的思想主要为三个,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作为社会产品的空间”,福柯的“统治技术下的空间”与哈维的“流动的空间与时空压缩”。
讲解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教师可参阅著作《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中列斐伏尔的四篇论文,尤其在论文《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中,他明确表达出空间是一种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空间生产思想。
讲解福柯的空间思想,教师在参阅前述“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思想以外,也可结合参阅《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中关于鼠疫治理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立足于权力关系基础之上的空间生产思想。
讲解哈维流动的空间思想,教师可参阅《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中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比较研究,体现在第四、五、六章之中。其中表明:流动的空间是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生产资本的流动而来的,进而造成空间的均质化与惰性;后现代则关注前者对差异性的忽视,在抵抗的过程中加速了空间在消费资本的驱动下的进一步流动。前者生产出均质化的空间,而后者生产出差异化的空间。时空压缩思想主要体现在该著作第十六、十七章之中。
本章选取的具体研究案例为张京祥发表在《国际城市规划》上的一篇论文《解读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文章借用资本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了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形成的机制,指出其实质是资本利益的驱动,而非表面的历史文化保护。
该案例能让学生更具体地理解空间生产理论,以及如何体现在对现实社会情境的分析当中。
第七章 意象与感知地图
将本章内容纳入到方法论课程中的原因在于,首先,城市意象的研究方法是对前面经验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课堂上可用 3 个学时讲解城市意象的核心概念与理论,用 2个学时让学生进行实作。实作的方法是让学生分组进行模拟访谈,绘制某区域的意象地图,并从地图中找到特定受访者对环境感知的规律;其次,是为了初步培养学生能站在人地关系的视角,对官方视角的规划提出有效批判的能力,体现出本学科在反思中创新的优势。
第八章 芝加哥学派
将本章内容纳入到方法论课程中的原因在于,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方法论为人类生态学,尽管后来受到批判,但依然不失为理解城市空间演替的有力视角。而地理学专业的学生则需要掌握该视角去理解某些空间现象,比如城市核心区的更新与改造等。同时,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城市空间三大古典模型对今天的城市规划依然发挥着明显的影响力,如重庆市新建的蔡家组团就与古典模型中的多核心模式极为相似,可将类似案例纳入到教学内容之中。同时,在三大古典模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计划经济的城市空间模型,对中国 30 年前的城市空间形构也造成了明
显影响。那么在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这些模型如何帮助人们去理解城市空间在当下的演替,是这部分内容所能凸显出来的现实意义,也是本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
读书报告
选择七本著作对应课程的六个部分进行每部分 30 分钟的读书报告,与 10 分钟左右的课堂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加深对各种地理学方法论的理解。
四、结语
以上只是笔者对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课程教学的初步探索。事实上,不同高校专业特色及培养目标的不同会造成教学内容上的差异,侧重点也会不一致。因此,如何在结构与难度上构建起适合大多数地理学专业本科生学习的课程内容,并出版相关教材,有待在未来课程研究与开发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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