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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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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1 07:4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14 09:43 编辑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鹊起。 1973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Cullum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一书中,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宠物”,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power)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Yi-Fu Tuan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约15部之多。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除上面说过的书,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其中《逃避主义》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张春梅翻译成中文,200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有趣的著作给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启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大大小小的事情、观念和经验。段义孚先生思考的中心主题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人类逃避自然、逃避人类自然本质的必然产物。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因为它是以一种最为积极的方式进行阐述的。该书语言新鲜 力,极具创造性,反映了作者绝妙精辟的洞察力。
主要作品
《逃避主义》
作者: 段义孚

译者: 周尚意 / 张春梅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05-7
页数: 327
定价: 28.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43456853
内容简介
《逃避主义》语言鲜活有力,极具创造性,字里行间透射出作者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富于智慧的思想见解。阅读这部作品不但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去欣赏、记录、学习及吸收人类的一切成就,还可以让我们反思万事万物之间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性与对应性,反思生命的意义与过程,从而找到生命的真谛,创造美好的人生。
目录
1·大地/自然与文化
2.动物性/掩饰与战胜
3.人/分离与冷漠
4.地狱/想像的扭曲与限制
5.天堂/真实与美好
注释 263
致谢 303
索引 306
《无边的恐惧》
作者: 【美】段义孚
译者: 徐文宁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页数: 220
定价: 24.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ISBN: 9787301181171
内容简介
本书以“恐惧的景观”为主题,探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恐惧景观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解读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作者所开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的一本代表作。
目录
第一章 序言
第二章 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恐惧
第三章 未成形的孩子
第四章 没有恐惧的社会
第五章 对自然的恐惧:伟大的猎手与拓荒的农民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饥荒
第七章 中世纪的恐惧
第八章 对疾病的恐惧
第九章 人性的恐惧--女巫
第十章 人性的恐惧--鬼
第十一章 乡村的暴力与恐惧
第十二章 城市里的恐惧
第十三章 当众羞辱和行刑
第十四章 流放和监禁
第十五章 开放的圆圈
第十六章 恐惧的过去和现在
注释
《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

原作名: 段义孚
译者: 潘桂成
出版社: 国立编译馆
出版年: 1998
页数: 238
定价: 新台币200元装帧: 平装
ISBN: 9789570211702

作者: [美] 段义孚 (Yi-Fu Tuan)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 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
原作名: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
译者: 志丞 / 刘苏
出版年: 2018-5-1
页数: 424
定价: CNY 45.00
装帧: 平装
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地理
ISBN: 9787100158091


《恋地情结》作为段义孚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环境不仅作为人们的资源攫取地和需要加以适应的物理场所,环境也是人在实践中建构的人文场所,人将他的价值、情感置于其中,人文丰富了大地景观的生态状况,地方景观丰富了人的情感体验。本书用一些明确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人与地方的这种情感关联。


目录  · · · · · ·
1.前言
2.感知的一般性质:感觉
3.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
4.民族中心主义·对称性·空间性
5.个人的世界:个体差异和取舍
6.文化·经验·环境态度
7.环境·感知·世界观
8.恋地情结与环境
9.环境与恋地情结
10.从宇宙到景观
11.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
12.物质环境与城市生活方式
13.美国城市:象征主义、形象化与认知
14.郊区和新城:对环境的探求
· · ·

人文地理 2017, Vol. 32 Issue (3) :44-5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3.006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刘苏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pdf (1.62 MB, 下载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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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7:5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8-22 15:52 编辑

柴彦威 .“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J].人文地理, 2014,29(4): 1-2.
柴彦威(1964-),男,甘肃会宁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为地理学、城市地理学。E-mail:chyw@pku.edu.cn。
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pdf (275.24 KB, 下载次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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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03: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8-21 08:12 编辑

“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
柴彦威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COMING HOME TO CHINA:ACOLUMEN OF YI-FU YUAN'S HUMANISTIC GEOGRAPHY
CHAI Yan-wei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作者简介:柴彦威(1964—),男,甘肃会宁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为地理学、城市地理学。E-mail: chyw@pku.edu.cn
收稿日期:2014-05-10;修订日期:2014-06-22
文章编号:1003-2398(2014)04-0001-02
2014年第4期总第138期
人文地理
. H U M AN G EO G R APH Y Vol. 29. .N o.4 4  2014/ /8 8 2. H U M AN G EO G R APH Y Vol. 29. .N o.4 4  2014/ /8 8 1
随着段义孚的《回家记》中译本于2013年出版,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又掀起了一股关注段义孚与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风潮,连凤凰卫视也大力推荐了该书。段先生的著作在美国就有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历史,这次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也不足为奇。
当我在网上看到这本书引起的热烈讨论后,马上想到了一直关心段先生并对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有研究的叶超博士、陆小璇博士生以及素未谋面的宋秀葵博士、李溪博士等,邀请他们撰稿讨论并在《人文地理》开办一个关于段义孚与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专栏。我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同时也得到了李九全副主编的鼓励与支持。
几位青年才俊很给力,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4篇从不同视角透视段义孚思想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论文。在我写这些导读的文字时,我突然感受到,也许《回家记》的流行象征着人文主义思想已然到了成为我们人文地理学“精神家园”的时候,正如唐晓峰教授曾言,这个“回家”实际上是在还国内学界欠地理学的一份“人情”。
最早将段义孚思想引进国内的是李旭旦先生。他在1983年2月将段义孚的名作 — — “人文主义地理学”译为中文,并在南京师范大学 (时为南京师范学院) 铅印出来。铅印稿的传播范围很小,所引起的反响也不大,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当时段义孚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对脱离西方主流已久的我国学界不啻是“奇谈怪论”,连中西学素养深厚的李旭旦先生在译后注中也称“没完全读懂”、“费劲地把它翻译出来”,并提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无必要提倡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它能否为马列主义哲学所认可等问题。虽然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了,但意识形态的束缚仍在,人本主义地理学注定受到冷遇。
1980年代末到日本留学时我才接触到段义孚先生的著作。虽然我当时主修时间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但它们与人本主义地理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以至于1970年代学界把行为主义地理学与人本主义地理学合称为广义的行为地理。当然,时间地理学大师哈格斯特朗的名篇“区域科学中的人”,也是强调人的个性以及制约条件差异与时空间的关这与人本主义地理学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虽然日本的人文地理学主流仍然坚持传统的区域研究,但对新思想的引进很积极,这使得我能够较方便地接触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论著。段义孚先生的很多著作就被译为日文,截至2000年,日本学界已至少翻译出版了段先生的7部著作和4篇论文。虽然我也喜欢读段先生的这些著作,但在理解和把握上还是存在与当时的李旭旦先生一样的问题 — — “没完全读懂”。及至听了段义孚先生在北京的几次讲座以及与段先生进行交流以后,我才真正开始进入段先生的世界。
2005 年,段义孚先生“回家中国”(Coming Home to China,同题英文书于2007年出版,即2013年的中译本《回家记》),在北京进行了数场学术报告,使我们有了第一次与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通过他舒缓、平易、优雅和生动的讲述,我突然间对人本主义地理学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也使我又一次体会到“面授机宜”对传播这种思想性很强的学术论著的重要性。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字表述往往是刻板和抽象的,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研究定势使我们或多或少对思想类的东西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或“逃避”,但是当段义孚先生从容地、结合他自身的经历将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和事例娓娓道来以后,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恋地情结”般的体悟。自身的体验、敏锐的观察、深刻的反省,正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精神。而只要吃透并秉持这个精神主旨,就能很快地入门。
虽然人本主义地理学在中国遭遇了理解和接受的障碍,但学界一直有一些对段义孚和人本主义地理学很感兴趣的人,他们一直在关注和推动着中国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周尚意教授在美访学期间深得段先生的真传,后来翻译出版了《逃避主义》;唐晓峰教授对段义孚的思想与人本主义地理学体悟甚深,并写了“还地理学一份人情”来介绍和评价段义孚的思想;汤茂林教授补译了李旭旦先生的译稿并将其发表;张景秋教授在我主编的《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中,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叶超博士曾编译并分析了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李平博士以及自然地理学家李秀彬教授、GIS学者朱阿兴教授也都是段义孚先生的“粉丝”,朱阿兴教授更是段先生的同事与好朋友,对段先生的学问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专门的、长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比较欠缺,但国内学界还是存在这样一个认知的基础。
对段义孚以及人本主义地理学感兴趣并热捧的并不仅仅是 (西方) 地理学者,(中国) 人文社科以及建筑学领域都在阅读段义孚 (《无边的恐惧》也系非地理学者所译),可见其受众面之广。但可惜的是,国内学界对他以及人本主义地理学还停留在粗浅的认知水平,甚至有一部分人还持有怀疑态度。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人文主义的理念来指引,人本主义地理学必将迎来大的发展。到底什么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学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或许正如段义孚先生所言,人文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观念,所以,比分辨概念更重要的是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更深入的学术探究。《回家记》的出版
及其热捧,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本专栏讨论段义孚以及人本主义地理学的4篇论文都很具有代表性。南京师范大学叶超副教授的“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一文,提出了中国大陆地理学界在对待人文主义地理学时常见的三个问题,并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批驳和回应。他对段义孚的智慧概括得很好,让我感觉到段义孚这面镜子不是一面“他者”之镜,实际上是“自我”之镜。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陆小璇博士生一直在海外学习,读了很多段先生的英文原著,她的“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厘清了段义孚思想发展的关键节点及其背景条件,使我们对段义孚思想形成的内外因素有了更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山东建筑大学宋秀葵副教授是文艺学博士,曾出版研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专著,正是因为读这本书我才认识她,“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一文抓住了地方与空间这两个关键概念,从思想内涵、历史渊源、学界反响、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地方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质,并提示了这些思想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的李溪是哲学博士,她的“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视野”一文主要从哲学视角分析了实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等哲学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对段义孚的影响。这4篇论文来自不同学科和视角,且都是青年学者所为,我很感谢他们的积极响应,这也正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魅力所在吧。
人本主义地理学并非只是少数人“玩”的玄虚或高雅之学,而是贴近人、感召人、使其乐于投身其中从而“三省吾身”的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地理学者也可以选择不去专门钻研它,但人本主义地理学所反映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应该成为一种基本要求。我相信,只要我们为爱好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同行多搭建这样一些平台,多创造交流的机会,中国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
[20]Tuan Y-F. Mountains, Ruins, and the Sentiment of Melancholy[J].Landscape, 1964,14:27-30.
[21]Jackson J B. The Order of a Landscape: Reason and Religion in Newtonian America[M]//Meinig D W(e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3-163.
[22]Tuan Y-F. Thought and Landscape: The Eye and the Mind's Eye [M]//Meinig D W(e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 scap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89-102.
[23]Tuan Y-F. On Human Geography[J]. Daedalus, 2003:134-137.
[24]Humboldt A V.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translated by Wilson J[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25]Chyr Y-S.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Based on Humboldt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5,43:43-60.
[26]Humboldt A V. Aspects of Nature, in Different Lands and Different Climates[M]. Philadelphia: Lea and Blanchard, 1849.
[27]Humboldt A V.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M].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1907.
[28]Humboldt A V. Cosmos: 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6.
[29]Tuan Y-F.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Shearwater Books, 1993.
[30]Tuan Y-F. Life as a Field Trip[J]. Geographical Review, 2001,91(1/ 2):41-45.
[31] Wright J K.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J]. Geog- 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37:1-15.
[32]Tuan Y-F.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2.
责任编辑: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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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20:1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253209.htm
他是谁?——眼中的段义孚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人文地理学教授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
1999年秋,我选择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在那里开始了为期一学年的富布莱特项目研究。系里三楼墙上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 中国内地地理学者十分熟悉的哈特向,还有大陆学者并不太熟悉的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这个拍摄 角度只有用长焦距镜头才可以呈现,而我则有幸近距离地“认识”他。人们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家,我想知道他是 行在“云端”?还是坐在“地”上?他是谁?
第一次见到段义孚很偶然,是地理系的楼道里。一个文质彬彬的瘦小老头,鼻子上架着一副轻巧的眼镜。这就是段义孚?与我想象的地理大师完全不一样!
我与义孚的第一次长谈是在大学广场的一家餐馆,他虽然是华裔,但因从小离开祖国,先后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我们之间的沟通只能 用英语。入乡随俗,我称他“Yi-Fu(义孚)”。话题从我做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开始。在国内,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研究城市地理问题正方兴未艾。 学者们成功地利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城市土地的利用、交通、人口分布等现象,然而这些技术手段在研究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时却有难度和局 限,尤其在分析流动的、抽象的社会文化现象空间分布时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脚踏实地的野外实地调查,在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分析中依然起重要作用。
既然统计数据和遥感图像无法展现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那么许多地理学家往往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人们的想法,而后使用社会统计学的方 法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些空间“规律”。从本质上,这样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借助计量方法而兴起的空间分析学派没有什么区别。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 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义孚的兴趣所在,他总是关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个“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他们所在空间特殊的意义,这与统计学方法侧重于多数人有根 本区别。例如,在讨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时,他关心进入城市的所有“新居民”(newcomers),这些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有成人,有孩子;有男 人,有女人;有健康人,有残疾人。在不同新居民的眼中,城市的映像是不同的。谋求经济收入的提高是多数新居民“工具理性行动” (Zweckrationalit?t)的目的,而这些新居民的个体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理性行动”(Wertrationalit?t)、“情感行 动”、“传统行动”也各不相同,而统计方法在分析或者预测这些行动的空间差异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义孚不定期地将他写的一些随感与系里的同仁们分享,其中有一篇随感最能说明他观察事物的人本主义视角。1999年秋,美国和伊朗足球队在洛杉矶举行 了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媒体将之与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如果按照统计学的分析或预测方法,这场在美国举行的比赛,观众的情绪一定是倒 向美国,因为从伊朗来的观众为数甚少。令媒体吃惊的是,全场多数人为伊朗队助威。解说员时而将那些挥舞伊朗国旗的观众称为伊朗裔美国人,时而将他们称为美 国人。因为在那些为伊朗叫好的观众中,许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义孚在随感中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今后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甚 至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伊朗裔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美国”这块土地有“忠诚”之心和“忠诚”之举?空间的认同、地方的认同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 培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回答,大家也就接受了义孚的观点——空间认同和地方认同对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或环境下,其 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读罢义孚的这段随感,引发我重新验证统计分析方法的缺陷,一个统计学家是否能够告诉人们,根据人口统计数据记录的观众“社会属 性”,他能够计算出有多少观众将100%地,或90%地支持美国队?
读义孚的作品是“认识”他的另一种形式,我至今依然收集他给同事分发的随感,当时他计划将这些随想辑为一个集子想名为《致我的同仁》(To My Colleagues)。义孚是一个多产的地理学家。我曾经冒昧地问义孚,他最喜欢他的哪部著作,他并没有给我直接的回答。当时我认为,作品之于作者,如 同父母眼中的子女,无法说出哪个最好。后来我才悟出,如果我那么看重他对其作品的“排队”,那么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很可能失掉了“我”的判断。义孚的着 作分为两类,他的学科背景是自然地理学,因此早期著作有《新墨西哥州的气候》、《亚利桑纳州的碛原》等。自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转向对社会文化地理现 象的分析,并以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年报》上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为标志,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我比较喜欢读他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中,这本书的藏书册数要比义孚的其它著作多,即便这样,有时图书馆的计算机也显示“已借出”(on loan),许多哲学系、人类学系、文学系的师生都借阅这本书。
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义孚分析了人们感知空间的各种方式。他认为,地方是有范围的,而空间是自由的。我们生活的地区被他人认识,我们也渴望认识 其它地区。义孚从个体的经验中挖掘出人类的经验,他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和讨论,而不是对一个我们已经充分了解的地区做出最后的定论。读义孚的作品需要 “品”,他的写作风格是旁征博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他要表达的思想。例如,他在书中引用了波尔和海森堡的一段对话,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参观科隆堡城 堡时,波尔对海森堡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的是由石头建成的建筑,然而一旦我们想象这里曾居住着哈姆雷特,这个城堡马上就变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义 孚借用波尔的话告诉人们,对于同一个客观的“空间”,每个人的感觉将因其经验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他们知道组成客观世界的物质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而不 同。《地理学评论》称该书“丰富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选择》则称“这是一个优美的思想管弦乐套曲”。其实我以为,用拉策尔(F.Ratzel)在其 《人生地理学》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义孚这本书的思想——“人就是一块土地。”
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岁末,义孚出版了一部自传——《我是谁》,新书的发行仪式在麦迪逊最好的一家书店里举行。书店巨大的落地窗临时成为演讲台的背景, 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内书架间弥漫的“书香”混合着咖啡特有的香气。人们静静地倾听着义孚的发言,他依然采用娓娓道来的谈话风格,却简练地勾勒出一个我 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他。大家自由发言时,不同的人向义孚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 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听懂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地方”的定义。望着窗外闪烁的星辰,我心中还在想——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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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36:03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
朱阿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教授,从事GIS和遥感方面自然资源的工作)
1995年春,我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面试,当时系里的教授们不时提到段义孚(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义孚),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能体会到他们对义孚的尊敬,这些教授在美国地理学界也颇有名望,他们对义孚的尊敬引起了我的好奇。以前我对义孚也有耳闻,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震动。面试当天晚上,按照美国的习惯,被面试的人要与系里的教授们共进晚餐。当我与一行人走出地理系大门时,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位年长的东方学者,我猜想他就是义孚。义孚身材虽然不高大,但显得很精干,衣着朴素。他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并问及我是哪里人,来美国有多久了。当时有两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是我察觉他用的是音调生硬的中文;二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用中文与我对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与多数美国人在一起时,人们都用英文交流。我处于世俗,当时用英文回答他的问话。后来我受聘于该系,有幸与义孚成为同事。随着我对义孚的了解,我逐渐明白义孚当时的用意,渐渐地我也明白系里教授们为何如此尊敬义孚。
义孚研究的领域是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按照他的解释,humanistic geography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可能义孚并不愿意人们用这样的誉美来赞扬他,但是这些词汇并不过分。我并不想用过多的笔墨阐述他的学术成就,他所获得的许多学术头衔就足以说明。譬如,从1985开始他就进入了我校最高一级荣誉教授的行列(Vilas Professorship)。2001年他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他又被选为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许多人认为,如果诺贝尔设地理学奖的话,段义孚理应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
义孚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是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相结合的结晶。同事们在谈论他时经常说,义孚从事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一大幸事,因为像义孚这样的人才最多也就是一百年出一个。
义孚是一个非常谦和及善解人意的人,无论是平日的交谈,还是在学术讨论中,他从来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他总是在肯定别人的基础上,再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Iagreebut…)。他这种做法并不是虚伪,而是体现了一种友善,以及对对方的尊重。他常常在别人遇到窘境的时候,巧妙地帮人解脱出来。例如,我在工作日与他共进午餐时,经常与他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了解到义孚的儿童时期,父亲对他和他的兄弟要求极为严厉。为了让他们有竞争意识,他的父亲往往是通过夸奖义孚堂姊妹的学习成就激发他们。这给童年时期的义孚带来不尽的烦恼。我知道义孚父亲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许多中国家庭中十分普遍。我也时常考虑到,我是否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这样的痛苦回忆。我的痛苦之处是如何让我的孩子既能努力学习,又能享受童年的欢乐。他体会到我的这种痛苦,对我说:你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凭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好父亲了。正因为你时常琢磨这个问题,你一定能摆平这个问题。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细细品味,极有哲理。这话使一个年轻的父亲心理得到平静,从而减少很多苦恼。
许多人认为义孚是一个清高的学者,譬如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由于他的学术声望,许多学者要用拥抱的方式向他表示友好,而义孚每每客气地与对方握手,这使对方感到他要与对方保持一段距离。实际上,义孚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学者,他非常不善于以西方的形式接受别人的友好。义孚还是一个羞涩的人。我经常办一些聚会,并邀请义孚参加。他总是问被邀请的人中是否有他认识的人,往往在没有他的熟人时,他就会婉言谢绝,理由是他羞于与生人交往。尽管有时他也来,但是我能够感到他的为难之处。
与义孚共事7年,我慢慢地体会到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对人和善,但又羞涩的长辈。回想当年初次见面的一幕,我体会出他为何用中文向我问候。他为了表达对我的友好和欢迎,使一个初到该系的中国人感到亲切,他不顾常礼用乡音与我沟通。现在细细想来,我非常感动,我也很珍惜他的一片心意。
体会义孚的为人,就像阅读他的著作一样,需要慢慢地读,细细地品。他绝不是一个一眼能够读懂的人。谈到义孚的著作,允许我向大家推荐他的三本书。如果想了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话,请读《The Good Life》。如想了解义孚的生平,请阅读《Who Am I?: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Mindand Spirit》。《Dear Colleagues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是义孚的最新作品,这书记载了他几十年来对时事、自然、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及情感方面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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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08:43:51 | 显示全部楼层
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文·唐晓峰
唐晓峰(1948-),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华裔学者多是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有歧视味道。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Tuan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1998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讲稿事后要刊印单行本。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希拉丘兹(Syracuse)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D·梅尼(D.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他曾经历日本侵华的乱世。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鹊起。1973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Cullum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一书中,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宠物”,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power)的负面意义,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Yi-Fu Tuan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段义孚的著作颇丰,仅著作就有约15部之多。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除上面说过的书,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A Cosmopolite’s Viewpoint),可惜还没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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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15: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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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2017.03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301.shtml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刘苏
摘要: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核心方法论为理念论,以此为基础实现环境研究的综合性。首先,《恋地情结》从理念出发的"规范性视角"实现了环境研究的综合性。其次,理念论的核心内涵为荣格精神分析学所提倡的圆形(曼陀罗)意象,象征人类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是"恋地情结"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圆形(曼陀罗)意象跨越历史与地域呈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里,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形式的演变,这构成段义孚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考,倾向于注重其地理知识的差异性,忽略其规范性;对环境中人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单向度人的特征,《恋地情结》理念论体现出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视角,无疑能给予新的启发。
关键词段义孚    恋地情结    理念论    人文主义地理学    荣格   



A STUDY ON THE IDEALISM IN YI-FU TUAN'S TOPOPHILIA

LIU Su         

Abstract: Yi-fu Tuan's book called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Chinese geographers usually study humanistic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However,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other methodology called idealism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based on Topophila as a case. To start with, based on idealism, Yi-fu Tuan attempts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study in this book. from the normative point 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geosophy study, two perspectives call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and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are integrated together. While th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highlighting the start poin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stresses the startpoint of the environment. All the three perspectives (normative, existential and situational) form into a triangular system, based on which Topophilia can take various human experiences into account. This system leads t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 Moreover,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idealism in Topophilia is manifested as a circular or mandala image. This image stems from the thoughts of Plato and advocated by Jung's psychoanalytic school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se thoughts contribute to Yi-fu Tuan's idealism. The circular image is in the unconsciousness of human beings according to Jung. And Yi-fu Tuan suggests that this image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human continuous pursuing of ideal environments on earth, but also demonstrates in city structures throughout different areas and periods. This is the main idea of Yi-fu Tuan's city ontological thought.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n China usually focuses on the distinctions among various geosophies and experiences, but always overlooks the inner common base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As a result, humans are always understood as a one-dimension pattern of the whole environment. However, idealism, as the key methodology in Topophilia, definitely provides new inspirations.

Key words: Yi-fu Tuan    topophilia    idealism    humanistic geography    Carl Gustav Jung   

b]1 引言

19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处于一个激变的时期。逻辑实证主义在当时发展了将近十年,而其中一些地理学家纷纷转向对行为的研究,进而又转入人文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1]。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指出,在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里,段义孚(Yi-fu Tuan)是最重要的五位学者之一[2]①。他在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被大卫·西蒙等人视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鼎盛时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10部文献之一②。这本著作迎合当时风靡欧美地理学界的人文主义运动思潮,尝试为相关研究领域确定主题与规范,对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是美国各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必读书[3]。

“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提出[4, 5],后来由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做了系统性发展,成为一个被多学科—地理学、建筑学、景观规划、环境心理学等—广泛引用的概念。有研究发现,仅从1974年到1992年,ISI索引期刊引用《恋地情结》的次数就多达242次,而其中无一篇文献是段义孚本人所写,同时,非地理学期刊引用该书的比例高达58%[6]。因此,欧美地理学界普遍认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是不局限于本学科范围内,能对其他学科造成广泛影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之一③。

什么是“恋地情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与好奇的概念。段义孚在书中诸多地方对此概念下了定义,例如:“‘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place)之间的情感纽带”[7];是“人类对地方的爱”[7];“‘恋地情结’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7];“‘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images),所以这种情感远远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7]。似乎可以理解,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关系,研究者只能从人施加于外在环境可观察的过程,和可被度量的回应里去认知这种关系,这样“恋地情结”就成为了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爱与依恋关系的一个有效概念。但倘若仅限书中对此概念的诠释,则并不能完全参透“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在评论《恋地情结》时说道:“在这本书里,就连对‘恋地情结’这个概念都缺乏有条理的查问。在十几章的内容中,仅仅只有两章是直接涉及这个概念的,而在其他地方几乎鲜有提及……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恋地情结》这本书用来传达其最重要思想的方法就是少说,或者不说”[1]。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许多学者在涉及地方情感问题的研究时,常提及“恋地情结”的概念,或作为修饰语来用,但其实与段义孚所指的“恋地情结”本质关系并不大。那么,“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另一位针对该书的评论者道格拉斯·坡科克(Douglas Pocock)说道:“段义孚为了探索恋地情结的主题,采取了广泛的哲学视野” [1]。可见,倘若不深入研究这部作品背后的方法论,则较难理解“恋地情结”的本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探究的议题可界定为:通过探究《恋地情结》作品中的关键方法论,来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

其实,不少人认为《恋地情结》并非一部深奥的理论著作,段义孚在书中尽力回避了方法论的探讨。正如爱德华·雷尔夫评论道:“这本书很难说是一部指南性的参考书,它没有给出一条方法论的线索,也更无任何对策建议……所以很难评价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1]而国内学者张骁鸣十分中肯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段义孚是希望读者更加关心他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方法,这体现出一种“面对事实本身”的态度,是一种更加体现出现象学精髓的态度[8]。但是,很显然的事实却是,段义孚在书中规避理论论述的同时,却又采纳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术语,并将这些术语直接应到到了新知识的创造当中。这无疑增加了对这部作品理解的难度。例如,书中多次提及“圆形”、“曼陀罗”(mandala)等术语。在对其理论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读者往往较难把握他提出某种观点的初衷。由此,透过解读《恋地情结》所蕴含的方法论,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实现有效的知识引进,实属必要。

通常,在涉及段义孚思想的方法论时,国内学者往往关注的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例如2014年《人文地理》推出的段义孚与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专栏中的两篇论文[5, 9],就对其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思想展开了集中论述;2016年《人文地理》上发表的段义孚早期环境经验与现象学态度的论文,则更加深入地诠释出段义孚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8]。段义孚本人也在多篇文献中谈到了自己的方法论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10-12],在此不赘述。这些研究都为理解段义孚的现象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单就《恋地情结》这部作品来看,其主要的方法论还更加明显地体现为“理念论”,原因在于不仅理念论的术语广泛充斥于这本著作,还成为了整本著作的基本架构,具体体现为:整本著作都在尝试以理念论为基础,从空间规律入手,去探索人与环境建立联系过程中所具有的先验形式。那么,后文则将从:恋地情结的基本经验模式,著作中如何体现出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以及立足于基本经验模式的城市本体论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将《恋地情结》所涉及的纷繁芜杂的环境主题统摄起来的基本骨架。

事实上,理念论与现象学在对待经验本质的态度上一脉相承。例如,胡塞尔现象学中最为关键的关于本质的概念eidos即源于柏拉图的idea(理念)[13],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在地理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论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M.S.萨缪尔斯(Marwyn S. Samuels)在谈及何为存在主义地理学时表明:与人类地理知识(geosophy)相关的理念论始终与存在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相伴随[14];而克里斯·斐洛(Chris Philo)在论及何为理念论时则更为绝对地说:“不管是笼统的人文主义还是特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都是‘理念论的’”[15];而其中,“段义孚的思想则直接针对空间秩序中的意义展开研究,试图发现那个绝对、永恒、有序的世界”[15]。所以,理念论贯穿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也是段义孚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样,对《恋地情结》中理念论的理解并不脱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2 经验的本质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经验是对本质的例示,即事实性的经验世界仅仅是无限可能世界的特例而已[13]。研究经验在于对经验进行“纯化”,进而达到对经验中所蕴含的普遍先验意识的把握。

经验,同样也是段义孚开展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他曾说:“经验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词典里的关键词汇”[16]。而在他看来,经验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纯化出来的先验模式,这与胡塞尔对待经验的态度总体一致。比如,段义孚在《地方:一种经验的视角》(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中说道:“经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是指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模式(modes)”[17];在《生活如同实地的考察旅行》(Life as a Field Trip)里,他说:“经验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动物如何通过它们所有的感官与意识去理解现实环境的方式(how)”[16];而在1977年的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他指出:“经验乃一个综合性术语,是指各种各样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人类可认知并构建出现实的环境。这些模式包括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所具有的模式,也包括了人类象征能力所具有的模式”[18],他同时对世界上七个地方的空间图式展开研究,详细分析了人类经验中的模式是如何组织环境并建构地方的过程。这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蒂姆·克里斯威尔(Tim Cresswell)所言:“令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作为……在世存有方式(或模式)的‘地方’”[19]。因此,经验中的模式就是人建构环境秩序、为环境赋予意义的基础,也是人的本性中能呈现出来的可观察与可度量的外在显现。不同地域文化背景里的人,拥有不同的去诠释世界的模式,进而构建出不同的地方与场所。而所谓的“恋地情结”,其实就是蕴含了“爱”(philia)之模式的一套复杂环境经验,并体现在了理想的空间秩序当中。而理念论要去关照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经验模式。

3 规范性的研究视角

以理念论为基础对经验中的理想模式进行关照,体现出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具有的规范性研究视角,以及对待人地关系的综合性研究特征。该规范性视角是指承认人类秉性中存在着具有先天规范性的普遍规律,而反对相对主义的人性观。这构成了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大特征,该特征在1980年代因受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式微[2]。

段义孚以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为基础,在《恋地情结》中回应了当时环境态度与价值观领域中缺乏综合性的问题,并尝试对该领域的综合性进行建构,这成了整本著作的重要理论抱负。他在前言中说道:之前的研究“在目标、方法、哲学基础、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千差万别,让人感到毫无头绪。对爱德华州埃姆斯县的一个家庭主妇购物活动的细致分析,和针对基督徒对自然界的理解的大型调查,它们的共同点在哪里?”[7]针对这样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恋地情结》研究重点在于:“论述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它们的本质”[7],换句话说,就是“恋地情结”的形成过程与本质。所以,段义孚是朝着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综合性研究的目标开展理论思索的。他说:“最好是能由一个人来把这个大杂烩拣选一番,得出一个统一的观点。由于为大家公认的、提纲挈领性的概念实在太少,所以这种努力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它还是值得一试,因为如果不做,我们就不能发现这个领域在结构上的很多欠缺。”[7]

因此,《恋地情结》的研究目的在于:在积极的环境态度里找到某种普遍的本质,由此出发,开辟出一条综合性的研究路径;而规范性视角下的理念论则是为此目的所采取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体现为:在用理念论关照种类繁多的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中,去探索人类对环境展开依恋时具有怎样的理想经验模式。那么,规范性的视角又是如何在书中传达出来的?

首先,段义孚在前言里指出,他需要一套有限的概念来统领“恋地情结”的研究,包括: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s)、价值观(values)、环境(environment)与文化(culture)。在这五个概念里,感知、态度与价值观,也是书的副标题,代表了从人类的意识出发去探讨环境的视角,可称为“存在性视角”;而“环境”与“文化”两个概念,意指书中某些章节着重以环境为出发点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方式,可称为“处境性视角”,着重体现在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第十二章里。从人出发的存在性视角和从环境出发的处境性视角,是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种基本视角。M S萨缪尔斯将这两种视角概念化为“参照的处境”(situation of reference)与人的主观性造成的“偏好空间”(partial space)[14]。另外,规范性的视角则主要针对“恋地情结”中的理想经验模式展开探索,通过书中频繁出现的三个概念来传达,分别是:“理念”(ideal)、“原型”(archetype)与“图式”(schemata)。它们均为理念论,尤其是荣格精神分析学继承的理念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规范性的视角将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考察“恋地情结”经验及其地理知识的视角体系(如图 1)。正如神学哲学家约翰·弗兰姆(John M Frame)所指出:“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规范的知识,所有的知识也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自我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有事物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思想”[20]并且“三个视角都是认识人类知识的同一个过程”[20]。因此,三个视角就构成了一个视角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研究的综合性,体现为:始终不脱离规范性视角去分析人类在理想经验模式的推动下如何诠释与建造环境,并反过来被环境所影响。该视角体系能将种类繁多的“恋地情结”的经验模式与地理知识开放性地纳入其中进行审视。

图 1 “恋地情结”研究的视角体系Fig.1 The View System of Topophilia Study

国内地理学在理解段义孚思想乃至整个人文主义地理学时,着重强调其研究的差异性视角,而缺乏关注其规范性视角。像国内地理学者编写的一部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中就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没有兴趣去寻找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21]的确,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知识差异性的强调,是不同于计量地理学强调普遍空间规律的重要特征,但是,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差异性的目的却在于,要理解人类经验里的某种普遍本质。该研究目的其实在1980年代不断遭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激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的猛烈攻击,被诟病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并且尝试用结构性的因素与相对主义去解构之,因而导致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90年代从重视人的普遍心灵本质转向了更加重视差异化的地方建构因素[2]。关于这一点,当国内地理学者回过头去研究1970年代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时,尤其值得关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正是当年所谓“本质主义”的时代产物,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Zeitgeist的产物[1],而理念论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

4 理念论

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在《现代地理学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第二章里,对《恋地情结》的内容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单独引用《恋地情结》书末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式的陈述:“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本质上来看,普遍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意象:一个是纯净的花园,另一个是宇宙……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影到天空之下的魔法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 22]这段话是段义孚在著作末尾,从规范性视角做出的总结性回应,指出人类从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环境”(ideal environment)是“恋地情结”里理想经验模式的一种体现。

理想的环境由两种基本意象所构成:其一,为人类提供安全感,具有哺育功能的意象——纯净的花园(无罪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innocence),可以具体化为提供哺育与庇护的家庭、具有田园生活方式的郊区,等等;其二,是代表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能满足冒险与探索欲望的意象—宇宙,可具体化为拥有公共生活方式的广场、自由人的居所—城市,等等④。两种意象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模式,人类为了调和该模式所产生的矛盾,便竭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因此,二元对立加上中央平衡点的结构就构成了“恋地情结”的一种理想经验模式。

该理想模式在不同地域文化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书中谈到,在巴厘岛人的世界观里,该模式是由山脉”、“大海”与“人界”三要素来体现:“山脉被认为是上层世界,而大海被认为是下层世界,形成两极对立: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水象征着生命,而朝向大海的方向则象征着灾祸、疾病和死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被称为madiapa的人界,同时受两个极端的影响。”[7]段义孚进一步指出,该结构在不同地域文化里还具有相似的演进过程,即,从简单的二元对立加上中央第三者调和的三元结构,演进为四个基本方向(cardinal directions)加上中央调和点的五重(five-fold)结构,构成了呈现于大地之上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图 2),该图式不仅出现在印尼的巴厘岛,也出现在中国和古希腊,因此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并且“是原初的统一、和谐理念在提供支持”[7]。因此,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在普遍意义上代表了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经验模式,也是人类在现实处境中构建生存环境的一种普遍经验模式,是《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的核心内容(表 1)。

图 2 巴厘岛中部的宇宙图式Fig.2 The Cosmological Schemata of Central Bali注:本图根据《恋地情结》(第22页)原图翻译绘制。东北—西南四个基本方向呈现出基本的二元对立,调和点(Madiapa)在正中央。

表 1 理念论在《恋地情结》里的脉络Tab.1 Idealism in Topophilia

理念论最早产生于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被创造的原始模型[23]。荣格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原型”概念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24],其基本意象为向心的圆形或曼陀罗,是圆满与和谐的象征。

“原型”英文里的“arche-”是“最初”、“起始”的意思,它与形式相关联。在西方古典神学与哲学中,“原型”、“上帝形象”等被当成物质世界的精神本源。即在这个物质世界产生以前作为本源的精神就已预先存在了,物质世界就是依照精神世界的形式即“原型”演化而来[25]。地理学家约翰斯顿(Johnston R J)指出,深刻影响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理念论的基本原则为: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26]。段义孚所说的经验的理想模式就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存在,它是人类诠释世界并构建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

理念或原型的基本意象——“曼陀罗”(mandala)是一种梵语的表达,其原本意义为人们在宗教节日所画的圆圈[27];在佛教中意为坛场,后来引申为具有绝对中心意义的圆形[25]。按照荣格学派的观点,向心的圆形(曼陀罗)意象在心灵集体无意识的层面驱动着人类以它作为普遍模式,并以自我(自性,self)为中心去诠释周围的环境,在世界各地,也于不同的精神与物质领域中反复出现—绘画、诗歌、建筑、城市等;并体现出不同的样式:方形、十字、车轮、以四为倍数的角形等。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说道:“曼陀罗的形式千差万别,使用的场合也各不相同。它可能演化成莲花瓣、太阳的光晕、纳瓦霍人的疗伤圈、教堂里的玫瑰窗以及基督教圣徒头顶上的光环。作为完美的象征,圆形对西方的世界观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7];“一位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也许会说,每一个建筑物,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只要有曼陀罗或等轴的设计,就是人类无意识里的圆形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具象化表达。城市庙宇乃至于居民都可能成为心灵追求圆满理念的小宇宙,让人类能对其进入或生存的地方施加有益的影响。”[7]

在地理环境的营造方面,荣格精神分析学派学者阿尼埃拉·嘉菲认为:“圆形是心灵的象征,甚至柏拉图也把心灵描绘为一个球形,方形(通常是矩形)是紧缚于大地的物质象征”[28]。段义孚在书中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方形(矩形)是圆形简化后产生的形状,两者在意义上相互重叠,但多数时候圆形代表天,而方形代表地[7]。因此,圆形以及与之相关的方形就成为人类建造地理环境的基本空间规范,比如圆或方的城市、上圆下方的巴洛克教堂、外圆内方的明堂建筑、城市里的方格网、方形的四合院,等等。

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原型观念尽管继承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深受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影响,力求在进化的生物本能中去寻找原型的逻辑起点。但段义孚在书中应用原型概念阐述其城市本体论思想时,并没有诉诸进化论,而是诉诸来自宇宙的先验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因此,先验的理想模式就成为解释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之生存形态的出发点。这样的思想着重体现在第十一章“理念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the ideal city and symbols of transcendence)当中。进而,在第十二章里,他从城市的理念(理想)出发诠释城市空间与市民生活的相互关系;又在第十三、十四章里从城市理念(理想)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回应。由此可见,以理念论为基础的规范性视角将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个基本视角—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了起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研究。这样,段义孚就在理念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的城市本体论思想。

5 城市本体论5.1 城市理念

城市理念(city ideal)是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着墨最多的论题,是他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涵。段义孚对城市理念的论述是从城市发生学的角度展开的,他说:“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市场或一座军事要塞,而只会看见某个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凡是城市化独立出现的地方,其前身往往是一个有声望的仪式中心”[7],因此“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精确性、秩序性和从天堂里投射而来的可预测性。”[7]

与段义孚的观点相对的是城市发生学的经济模式解释,其主要观点为“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认为城市起源的机制主要是剩余农产品的出现。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对经济模式的城市起源提出了质疑,他说:“经济学认为,城市是经济富余的产物:农产品不能完全消耗时,就在方便的地点展开交换,渐渐产生了集市、小镇、最后演变为城市……但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某个地区只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密集的人口,却没有出现一座城市。新几内亚高原上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支撑每平方千米200人的程度,但并没有出现城市生活。”[7]因此,他认为城市并非主要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对先验宇宙秩序崇拜的象征性产物,这便是城市的本质属性。

段义孚在往后的研究里,进一步发展了《恋地情结》里的城市本体论思想。他在1978年的论文《城市:及其与自然的距离》(The City: Its Distance from Nature)中指出,存在三种城市本质属性的观点:其一,通过数学测量方法探讨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市被视为具有特定尺度的聚落;其二,关注城市的理想模式,探讨单个城市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三,关注城市的起源,重视城市本质属性与起源间的联系[29]。而他本人的思想可归为后面两种。在200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中,他就谈到:地理学家可以从经验中建立起的若干理想模式(ideal model)来理解人的空间行为,这些理想模式正是人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参照[30]。他也在不少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研究的视角》、《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浪漫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里不断强调该城市本体论思想。比如在《浪漫地理学》中,他说道:“城市起源于人类想要把天堂的秩序与威严带到大地上。”[31]

由此可见,城市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蕴含的理念。那么城市理念究竟有何形式?它对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类的生存具有怎样的影响?

段义孚认为,城市是一种象征,指向了一种超越经验的意义。在古代,它意指一种超越性的秩序,人类借此对抗大地的混乱[18],“古时候的人们看到天国中存在一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他们在地上所找不到的……为了反击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混乱无序,美索不达米亚、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些可以反映天界规律性的仪式中心和几何形状的城市。在国王和统治者的眼中,最符合宇宙秩序的社会是阶层社会。”[32]城市的理念规范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为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其规范性的空间形态通常呈现为从中央点辐射开来的圆形与方形。他说:“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圆既象征着完美,又述说着宇宙”[7],该形状反映出宇宙的秩序,是宇宙秩序在大地上的投影,并在其中构建起有序的阶层社会。

当圆形与方形的城市与阶层观念相结合,就与同心环的空间结构对应起来。在《恋地情结》里,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克巴坦那城(Ecbata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城位于山丘上,由七道同心环状的城墙所围成。从中心到外围,地势不断降低。国王与贵族居住在最内圈,随着社会阶层不断降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居民则依次向外居住在不同的圈层里,于是“七道环状的城墙就构成了上升的阶梯,象征阶序性的宇宙”[7]。

向心的圆形与方形城市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里反复出现。书中,段义孚列举了大量案例:在古代,包括亚特兰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伊斯兰最大的圆形城市—萨拉姆的麦地那(老巴格达)(Medinat-asSalam(Old Baghdad))、泰西封(Ctesiphon)、北京城、长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又涌现出大量的圆形城市,比较典型的是中世纪巴黎的核心区。

另外,当圆形与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对应起来,则演变为以四为倍数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镇设计—斯福钦达(Sforzinda)。这座城镇由一个圆形加上两个与基本方向相对应的正方形组合形成一个八角星形状。到了现代,某些圆形城市的设计受到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花园城市(田园城市)观念的影响,段义孚认为: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圆形意象“归根结底依然是从头上的宇宙投射下来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构成了段义孚思考城市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段义孚曾在《地理学的视野》(A View of Geography)一文中谈到:“对现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现代地理学者的一大挑战,其中包括现代性如何将限定并根植于某一地域的前现代社会,转变为流动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现代社会”[33]。而《恋地情结》对城市的现代性思考则体现在空间扁平化与时间矢量化导致的城市理念表现方式的演变上,以及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过程当中。

段义孚在书中表明,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现方式上不断演变的过程,即城市逐渐丧失了古代超验的宇宙中心理念,进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圆形(曼陀罗)意象的向心性意味着人的自我中心性,在荣格精神分析学派中特指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自性”(self)为中心。段义孚在书中谈到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向心性、现代城市对中心区位的竞争等主题都与此相关。所以,前现代人始终谦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从天国秩序启示下来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义;而现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从地上升起的集体意志,竞相争夺着要成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如书中所言:“传统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们是‘中央’思想的象征,用城墙围起一片神圣的、有秩序的地域,把这片地域与外面蛮荒世界区分开来”[7],而现代城市却“……有183个‘门户’……如果再加上‘枢纽’‘家园’‘中央’‘心脏’‘摇篮’‘中枢’和‘发祥地’词汇,总量还要翻上几倍。有很多城市不仅标榜它们的‘中心’地位—这个名号既能体现它们的成就,也能体现它们的地理优越性。”[7]

段义孚认为,该变化过程背后的机理在于:人类的时空感知因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的变化。他在书的第十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指出,因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从循环的时间与垂直的空间,朝线性的时间与水平的空间演变。在古代,人类的时空感知始终囿于一个水平方向上狭窄的地域范围,形成了垂直而丰富的世界想象,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狱形成的垂直结构。而古人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也在整体空间结构中去回应宇宙(天堂)的永恒秩序。同时,循环的时间是古人所具有的时间观。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却将整个人类抛向了一个在时间上矢量化的美好未来,空间压缩为平面。这样,垂直、超验的空间感被消灭,宇宙被祛魅,而经验的、水平的空间感知凸显了出来,他说:“古人生活在一个垂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义的世界里;而现代人的世界更加宽广化、平面化、底压顶、无旋回、重美学而不重神灵。”[7]因此,人类建造的城市就从象征永恒秩序的天堂彼岸世界,转向了看似无限可能的世俗此岸世界。

这样的变化进而体现在了城市外观形态的构造上。“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22],以其整体向心的圆与方的规范空间结构来表现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而“现代城市则以一个雕塑或一个鲜明的建筑为标志”[22]来彰显城市世俗的地理中心区位,“这些象征物可能是一条大街或一片广场,也可能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历史和特性的市政厅或者纪念碑……有些城市会打造出一个清晰的意象,来给自己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7]因此,人类建造城市的方式就从注重整体的空间结构转向了片段式的景观打造,这正体现出段义孚在书中所言“从宇宙到景观(from cosmos to landscape)”的变化过程:“垂直渐渐被平面所取代,旋转的宇宙全景变成了平展的自然(不具有超越性的)片段,也就是所谓的景观。”[7]

对于城市理念的这种演变过程,段义孚曾表达出十分尖锐的批判态度。他在2005年北京建筑学界的一个会议中谈道:“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筑师们可以……不必去迎合地域布局和人们想要怡然观看星斗的需求……这些城市建筑远离了人的生理特质、打破了对宇宙的回应、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础,那还能称得上伟大么?”[34, 35]

5.2 现代城市的理想

书中ideal这个词既有“理念”也有“理想”之意。对古代城市来说,ideal代表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和宇宙相互呼应的理念。但对现代城市而言,ideal则主要体现为某种集体性的世俗理想。《恋地情结》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的内容转向探讨现代城市理想的层面,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现代城市理想如何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人类如何因现代城市的理想去回应生存的环境。

关于第一个问题,段义孚认为,较之古代城市的先验理念,现代城市更多体现为对某种世俗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从古代城市延续至今,即使在最初宇宙性理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型城市中,都已体现在空间布局上,到了近代则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到了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突破原有的城墙,表达宇宙理念的空间结构荡然无存,城市实体空间不断向外蔓延。为更明确地表达某种现实理想和地理区位上的中心性,城市会借助某些标志性建筑物,比如广场、纪念碑或一座桥等来体现,如“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构想就是要体现出一种理想。该理想并非源于宇宙,而是要以国家的伟大作为设计和建造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五组大型喷泉和三座主要的纪念碑”[7]。

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人类因城市理想对生存环境具有怎样的态度?段义孚从诸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城市意象;不同阶层人士的社区体验和社区参与度;底层居民的城市视角;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等等。其中,关于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的讨论是对该问题既系统又精彩的阐述。

段义孚始终认为,西方城市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内在机理,均在于人们对理想生存环境的追求。这与从技术革新与制造业成本优势导致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解释不同,比如城市经济地理学家奥沙利文(O'Sullivan)的解释就代表了后一种立场,在此不赘述。

段义孚认为,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致力于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古代的理想环境是在城市里,而荒野则代表了混乱与邪恶;而工业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两者的态度发生了地域上的逆转,荒野反而成为了秩序和自由的象征,城市中心区却沦落为一片混乱之地。因此,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渴望逃离城市,去往乡村体验自然、淳朴与和谐的生活,如此,郊区化的运动应运而生。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多郊区建设与治理的系统化思想,像书中谈道:“……杰斐逊总统为独立的家庭农场宣扬的平均地权论,小镇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种思想元素杂糅而形成的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人与环境的思想以及邻里互助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现代郊区里很容易找到它们活生生的体现”[7]。但随着越来越多家庭参与到郊区化的进程中,郊区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比如社会阶层同质化与排斥的现象;人们不愿面对郊区问题的逃避态度,等等。

然而,郊区问题的凸显并没有阻止人们追求理想环境的步伐,模范村庄(model villages)与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想又应运而生。同时,这些新理想的追求过程也遭遇了挫折。段义孚说:“建设一座新城可能出于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于促进社会的整合。从这一点来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还是最终住到了一起”[7]。另外,随着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几十万、上百万人口规模之时,也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与霍华德对花园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规模。最终,段义孚总结道:“作为理想,新石器时代舒适惬意的村庄让位于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扩张使得大都市区的居民追寻贴近自然的模范村庄和规模较小的新城;而新城,当它们的设计达到容纳50万到100万人口的时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国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里。”[7]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与回应的态度始终与理想的环境息息相关。理想的环境源于宇宙的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作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园的原始驱动力,这便是人类“恋地情结”的核心内涵。然而段义孚却在全书最后一句话中感叹道:“……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这是他在书末发出的一句针对人性的终极考问。人类从古至今在数不尽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追求的理想环境却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个个不断建设起来又失败了的乌托邦,但人类追寻理想环境的步伐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恋地情结”俨然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环境永无止境的驱动力。

6 余论

段义孚曾在《论人文地理学》(On Human Geography)一文里,谈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便是“文化作为一种想象力的产物”[36]。何为想象力,康德曾言:“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37];段义孚同样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天赋的、能看见不存在事物的一种能力,因为人类总是不会满足已有的东西;人类正是通过想象,在混乱的大自然中创造出人化的秩序,将大自然残酷的现实,彻底改造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实[36]。因此,人类想象中的理念(理想)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景观改造的基本动力和经验模型。以此为出发点,段义孚对过去以洪堡兄弟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的人地观提出了质疑,指出:“从亚历山大·冯·洪堡开始,地理学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泽如何被人类改造为耕地与城市。研究者将这一转变归结为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力量。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考虑寻求快乐的力量—为了寻求快乐,人类才建造了花园,制造了宠爱之物”[36]。由此可见,段义孚对人地关系中“人”的思考体现出一明显特征,即,首先对人性提出一种本质的先验预设,进而在不同的环境与文化中进行演绎。由此路径展开的“恋地情结”研究,就体现出以理念论为基础,注重人性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这对国内人文地理学的人地观具有很丰富的参考价值。由于受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观念的影响,国内人文地理学倾向于将人视为一个次系统,或者系统里的一个要素,也将人性过分经验化地置于环境系统当中进行界定,并将人分割为自然人、经济人、感性人、社会人、生态人[38]等单向度的人来进行理解。因此,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的人观,无疑为国内人文地理学如何处理环境中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关于“恋地情结”研究的实用价值或许会是在国内学界引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段义孚曾在1976年的重要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特长并不在于像应用地理学家去搜集和分析数据,而在于诠释模糊且复杂的人类经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为规划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何种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紧密一些,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居住紧密可能会导致文化特色的丧失,等等;但是,段义孚却又认为,即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可以提供类似的实用性建议,也不会受到别人多大的关注。原因不仅在于,这种建议比起显而易见的物质生产建设来说显得效率低下,更在于当今时代很少有人会感兴趣深入地探索他们自己了[39]。但是,对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探索却对人的生存来说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如爱德华·雷尔夫的观点所指出:人们必须真实开敞地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的条件,构建出属于自己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s)[40],才能令人类的经验丰富起来[41]。由此可见,“丰富人类的经验”似乎恰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展研究的基本信念与价值所在。而或许正是出于该信念,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才将深具相同信念的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理念论融合了进来,成为了该书的基本方法论。

注释:

① 大卫·西蒙在文章《居住位置和存在的区位:朝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次回归》(Lived Emplacement and the Locality of Being)中认为,1970年代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五位学者分别是:Ann Buttimer,David Ley,Marwyn Samuels,Yi-fu Tuan,和Edward Relph。

② 大卫·西蒙等在2015年的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认为,1970—1978年是地理学人文主义流派最重要成果涌现的时期,并认为其中有10篇文献最为核心,包括:1)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Edward Relph, 1970);2)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Yi-fu Tuan, 1971);3)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David Ley, 1974);4)Values in geography (Anne Buttimer, 1974);5)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Yi-fu Tuan, 1974);6)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Yi-fu Tuan, 1974);7)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e Buttimer, 1976);8)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 1976);9)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1976);10)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David Ley & Marwyn Samuels, 1978)。

③ 参考Seamon D, Lundberg A. Humanistic geography[M]//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 该二元模式在段义孚1996年的著作《宇宙与炉台:世界主义的观点》(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中,家里炉台的意象代表哺育,而宇宙的意象代表自由。但提供哺育的地方同时会对人的发展造成禁锢,而自由的地方也会充满危险,所以人们就在这两极的地域之间不断逃离,寻找完美的平衡点。

致谢: 文中多数翻译段落取自志丞的翻译成果,并已取得本人的同意,在此十分感谢!同时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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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韵地理百科,一部由全国地理教育工作者协作共创的地理百科全书!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20:04:53 | 显示全部楼层
段义孚的最后书单

原创: 小河  掘火档案  2017-12-08
一位华裔地理学家在最后一本回忆录中列出的地理学书单,与另外一些他的故事。



The Last Launch: Messages in the Bottle(2015)是段义孚(Yi-Fu Tuan)的最后一本书。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是他对于各种主题思索的最后结集。并且希望,通过将这些思索封入漂流瓶,在别的什么地方被你我读到。

段义孚1930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在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念地理系之前,跟随外交官父亲(段茂澜)的职位调动频频搬迁,生活在重庆(1938-1941)、悉尼、马尼拉和伦敦。他幼年与少年经历二战(以及生活背景的缘故),让他觉得他一度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他说,1946年以后,“我仅仅是世界事件的旁观者。”当自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孩时,他相信日本飞机与潜艇是冲着他来的。段义孚被称为人本主义地理学之父(Father of Humanist Geography),但他的地理学生涯是从自然地理学开始,他最开始研究沙漠,在加州伯克利的博士论文是The Origin of Pediments in Southeastern Arizona,也是在同一时间,他开始试图将哲学与心理学引入他的地理学思考。1974年的Topophilia(《恋地情结》)和1977年的Space and Place(《空间与地方》,已有中译本)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著作。2012年,段义孚获得了Vautrin-Lud奖(从1991年起,在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géographie中颁发,被视作地理学最高奖),他被评委称作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他用温和的文字将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基于量化的空间分析的一代地理学者吸引过来。他吸引那些心灵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Tim Cresswell(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博士)写过一篇介绍段义孚Space and Place的文章,讲到自己1985年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念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在一门“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课堂上读到Space and Place,并立刻被吸引。“人本主义地理学”这门课几年后也就改作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象征着时代的变迁。这书乍读起来并不是明显的地理学,按照Cresswell当时对地理学的理解,但它全部内容却又以地理学能够或者应该怎样为中心。Cresswell当时并没有意识到Space and Place将成为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学界中多么重要的作品,也没有意识到它对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在1985年,“人本主义地理学”这样的思想是本科学位必修。它不再是“革命性”的,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1977年,Space and Place出版之时,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在大多数人的知识视界中不过才5年。1974年,段义孚的Topophilia出版,同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在Cresswell1985年念“人本主义地理学”课程的时候,如下著作也是重要的参考书: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1976), Anne Buttimer and David Seamo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1980), David Ley, 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1974), Donald Meinig,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1979), 和J. B. Jackson, The Necessity for Ruins (1980)。对于这些著作来说,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与世界里充满意义的生命。有关“地方”(place)的概念便是其中之核心。在Space and Place出版前的那十年里,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变得越来越不“人文”。空间科学(spatial science),量化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和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纷纷将世界,与其中的人,当作是客体而非主体。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样的思想占统治地位。location,spatial patterns,distance和space这样的词组出现在书刊纸页中。人文地理学更像是一个伪科学。人本主义地理学便是对这种情形的批判。

Cresswell认为,段并不按照常理进行“研究”。他并不使用那些方法论课堂里所教授的任何方法。他不利用民族志,符号学,数据分析或者是深入的档案研究。他阅读段的著作,会感觉到,作者阅读了很多二手材料并且将其组织连结,却又不露痕迹。段的许多观察是对常识的声明。通常,它们被许多人类学文献,经典社会学材料,诗歌,小说与心理学片段所支持。就像是,段雇佣了大量的富有创见的学者、作家与哲学家帮他做研究。虽然段使用的例子与材料来源非常丰富,但却很少反映当代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我们更容易通过人类学家视角看到非洲土著群体,或者是中国古代城市计划,而不是那些表现当下的材料。段的写作是适合于更广阔的受教育群体阅读的,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理论的主题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学科。

虽然段义孚已经是致力于将“地点、空间与内在自我”的探索写进“学术著作”中,阅读他的回忆录与随笔,更容易接近他个人。在书上明确标注“自传”或“回忆录”的著作有三本: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1999) (标注:Autobiography, Geography, Gay Studies),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2012) (标注:Memoir, Nature, Religion),以及最后的这本The Last Launch: Messages in the Bottle (2015) (标注:Geography, Philosophy, Memoir)。他还有一本“游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7)(中文版:《回家记》(2013)),记录了他2005年在中国的活动与心理感受。

段义孚在The Last Launch一书最后列出了他的favourite lists,分“书”、“艺术”与“地方”三类。以下就摘录他所列出的地理学书单(和我的一些注解)。

段义孚有关书单的说明:

在这份地理学书单里,段义孚包含进了六个非地理学家的著作,为了填补职业地理学文献的空缺,即对地球与其环境,人,和地点的“唤醒”。对段义孚来说,地理学家的著作能做到“唤醒”的包括Hendrik Willem van Loon(房龙)的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1932) 与 André Siegfried(西格弗里德)的 Géographie Poétique des Cinq Continents (1952)。段在青少年时就发现了它们,并且它们让他明白可以充满热情的写作地理学。

对于人与地点都鲜活生动的“历史的-区域的”地理著作,段义孚推荐John Updike的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1996),四代美国人的生活,沿着东海岸,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展开。

因为地球有四分之三都是海洋,所以他推荐了Hamilton-Paterson的The Great Deep: The Sea and Its Thresholds (1992)。

至于那些导致很多人对地理感兴趣的旅行读物,他很喜欢的两本是:Apsley Cherry-Garrard的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1922) 与 Sven Lindqvist的Desert Divers (1990;2000)。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是讲1910-1913年间英国南极地区考察(British Antarctic Expedition),由Robert Falcon Scott率领的五人团队在1912年1月17日抵达南极点,但发现挪威人Roald Amundsen的考察队早于他们34天到达。Scott一行在回程途中全部罹难,其中一些人的遗体、日志及照片在8个月后被一个搜救队寻获。
Sven Lindqvist曾在1961-1962期间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馆任职文化专员,当年的太太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与他一起去了北京。同时,他们也就读于北大。1963年,由Sven Lindqvist写作,附有林西莉摄影的China in Crisis出版,并有多个译本。林西莉的新作《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2016)(En annan värld: Minnen från Kina 1961–62(2015))也记录了当时的见闻。据称,Sven Lindqvist当年去中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赫尔曼·黑塞作品的影响。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喜欢上了吴道子,之后写了The Myth of Wu Tao-tzu (1967)。他写了不少旅行文学,段义孚推荐的这本Desert Divers就是写撒哈拉沙漠的。)

段认为,有关城市地理的文献非常多,但是,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品味到城市的高度与深度。George Orwell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中文版《巴黎伦敦落魄记》或《巴黎伦敦冒险记》)是一个范例,展现这种深度在触觉、味觉和嗅觉上的观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地理学主题。地理学家对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bio-”几乎总是限于植物,而非动物。人与野生动物之间重要的关系几乎主要是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在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很出色的例子是Harry Greene的Tracks and Shadows: Field Biology as Art (2013).

书单:

Alexander von Humboldt(亚历山大·冯·洪堡), Kosmos: A General Survey of Physical 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 Vols. 1-5 (1845-1862)
题外话,最近有一本讲洪堡的书The Invention of Nature: The Adventur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Lost Hero of Science(2015),也出了中文版,《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2017)。这本书值得看。

Vidal de la Blache(维达尔·白兰士), La Personnalité Geographique de la France (1903)
这实际上是1903年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的第一部分

Apsley Cherry-Garrar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1922) 详见前文

Henkrik Willem van Loon,Van Loon’s 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1932) 详见前文

George Orwell,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详见前文

Francois E. Matthes, The Incomparable Valley: A Geolog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Yosemite (1950)
这本书是在Matthes去世后编辑出版的。

Carl O. Sau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1952) 与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1963)
Sauer是人文地理学家,他对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一个文化群利用自然景观造成。文化是中介,自然区域是介质,文化景观是结果。

André Siegfried, Géographie Poétique des Cinq Continents (1952) 详见前文

Walther Penck,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Land Forms: A Contribution to Physical Geography (1953)
Walther Penck(1888-1923)是地理学家Albercht Penck(1858-1945)的儿子,Albercht因研究冰川地貌而著名。因为早逝,Walther Penck的“形态分析”之书稿是去世后由父亲出版的。“形态分析”是指,他希望通过研究地貌类型来分析大地构造。Walther Penck的著作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里的影响更重要。一篇地理学史论文解释,“他的著作至1953年仍在译为英语,并在1972年再版,这对德国人说来是难以理解的。”“这件事可以他被视为William Morris Davis‘侵蚀轮回说’(cycle of erosion)的挑战者来解释。”他认为抬升与侵蚀是同时发生的。

William L. Thomas,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Vols. 1-2 (1956)
20世纪中叶学者对环境的看法,包括Carl Sauer, Lewis Mumford, Paul Sears, James Malin, Karl Wittfogel,和Clarence Glacken等人。这个专题论文集的灵感来源于George Perkins Marsh的Man and Nature (1864)。Marsh使得公众警觉人类对于环境改变的程度,他最早提出“人并不仅仅是环境的被动的受害者,而也是改变环境的活跃的中介者”这样的概念。这部选集还有一些文章,现在,人们会称其为“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1958; 1964)
中文版: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

John K. Wright,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 Fourteen Papers, 1925-1965 (1966)
John K. Wright(1891-1969),美国地理学家,他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地理学会当图书馆员。他对地理学史很感兴趣,并且很重视地理学的档案信息。于1947年提出Geosophy(地理知识学)这个概念,这个词由“geo”(Greek for earth)与“sophia”(Greek for wisdom)两词构成。他认为geosophy对geography来说,相当于historiography对于history。“地理知识学”是为了解决过去与现在的地理知识的本质与表达。这远远扩展了科学性的地理知识或者是已经由地理学家系统化的地理知识构成的核心区域,将所有边缘的领域都考虑在内。“地理知识学”涵盖地理的想法(geographical ideas),无论对错,也涵盖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地理学家,也包括农民和渔民,商界精英和诗人,小说家和画家,Bedouins人和Hottentot人——正因为如此,“地理知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主观认知所相关的。之后,MaGreevy对此总结:地理知识学是人们对世界的构想与想象的研究。

Clarence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7)
因为这本书,Clarence Glacken被视作“环境史”领域的重要人物。Glacken认为,在西方环境思想史上有三个主要的理念:其一,一个神性设计的地球(生态理论与智能设计论都由此而来));其二,环境对人的影响(类似早期人类学中的环境决定论);其三,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1971)
Paul Wheatley主要研究领域是东南亚与东亚的历史地理。

David Lowenthal and Martyn Bowden, eds.,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1976)
这个论文集是向John K. Wright致敬的,论文集的题目也反映了Wright所提及的与“主观认知”(subjective conception)有很大关联的地理的想法“geographical ideas”。其中有段义孚讨论geopiety的文章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Wright最开始提出geopiety这个词,表明人类因认识自然世界与地理空间而产生的虔敬。

J. B.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1984)
Jackson影响了美国当代文化景观研究的轨迹。他描写包括停车场、汽车营地以及高速公路在内的美国景观。他创立了Landscape杂志。这个杂志混杂了历史、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地理、人类学和遗产保存。这个杂志确立了Jackson称为vernacular landscape(乡土景观)的概念,是指日常生活地方的地理与平民建筑,他曾写道,当我年纪越大,花在观看景观上的时间越长,我也越来越确信它们的美不仅仅是外貌而是本质,而那样的美是源于人类的存在的。

这本书有中文版,《发现乡土景观》(2015)。

Sven Lindqvist, Desert Divers (1990; 2000) 详见前文

James Hamilton-Paterson, The Great Deep: The Sea and Its Thresholds (1992) 详见前文

John 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1996)
中文版,《圣洁百合》(1999;2012)

Tim Cresswell, The Tramp in America (2001)
The Tramp in America讲述了“流浪者”是如何在1870年代到1930年代期间的美国被作为一种社会型发明出来的。Cresswell研究了“流浪者”如何被想象,被描述,以及到二战时,被重新分类,致使消失。更重要的,这本书质疑了一般的假设——即移动性(mobility)在美国身份的生成中所起的关键角色。

Tim Cresswell关注“移动性”(mobilities)这一社会科学范式。“移动性”关注人,想法与物品的移动,以及这些移动产生的更广泛的社会意涵。Tim Cresswell是段义孚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是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移动性”(mobilities)主要与社会学相关,但是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地理学、移民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和旅游与交通研究都为“移动性”文献做出了贡献。Cresswell在2011年对mobilities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交通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做出了定义:“移动性”通常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连;“移动性”通常将不同尺度的移动相连,而传统的交通地理学倾向于只在一个尺度以下关注特定模式的移动(比如本地交通研究或者家庭旅游调查);“移动性”包含人、物品与想法的移动,不仅仅是狭窄的关注乘客模式转换或者是货运物流;“移动性”既关注移动,也关注“停止,静止和相对的稳定”;“移动性”包含移动理论和方法论,避免将“有界性和静止不动的”优先化;“移动性”通常会涉及政治的以及有差异的移动政治(politics of mobility),异于工程学科的研究者所追求的非政治的、“客观的”立场。

Paul Adams, Steven Hoelscher, and Karen Till, eds., Textures of Place: Exploring Humanist Geographies (2001)
这本选集的作者分别来自地理学,艺术史,哲学,人类学与英美文学领域。他们探讨“地方”(place)嵌入日常经验中的方式,地方对于群体与个人身份之形成的关键作用,以及地方对于权力关系的反映与加强。

Kenneth Olwig, 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 From Britain’s Renaissance to America’s New World (2002)
这本书有关景观(landscape)与自然(nature)的含义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如何被用于定义政治体(body politic)。Olwig是段义孚的博士,读博士前,他的教育背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The Morphology of a Symbolic Landscape: A Geosophical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nmark’s Jutland Heaths Circa 1750-1950(1977),之后出版的Nature’s Ideological Landscape(1984)是他博论的缩减版。段义孚在本书序言中说,Olwig将scenery,view,landscape,land,countryside,country,nation,national identity这些概念的产生融入了一个议题中,用landscape一词折射其他所有词汇。landscape一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拟人化的词。landscape中的land或者country不仅指代自然单元,并且指代人——他们的习俗、法律和制度。自然——荒野自然——只有当人们不再视其为威胁之时才能够以欣赏的眼光观看。当不再是威胁时,荒野自然就可以并入一种美学——崇敬的美学。

Harry Greene, Tracks and Shadows: Field Biology as Art (2013)
这本书是生态学家Harry Greene的自传,据他自己介绍,除了自传以外,还包括蛇的奇妙,研究与理解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美,还有与人性共享自然之美的重要性。

除了地理学书单之外,段义孚还列出了历史、传记、社会学等等(也许以后可以继续列出)。我们还可以看看他读什么小说。

段义孚曾经读很多侦探小说,包括G. K. Chesterton, Agatha Christie, Arthur Conan Doyle, Ruth Rendell, Robert van Gulik, 和Janwillen van de Wetering。但是他现在不读侦探小说了,可能是觉得看动作片更适合消遣。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心的小说阅读者,反而更喜欢通过阅读传记和自传,历史书和描述性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著作来窥视别人的生活和时代。

当他读小说的时候,是为了找寻他所不能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中获得的东西。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是他所隐匿其中却没有技巧和勇气表达的感觉与渴望。他并不很喜欢novel of manners(社会风俗小说),如Jane Austen那类。但是,段很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他将其描述为:an account of the decline of an illustrious family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这当然也是社会风俗小说,但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下面潜藏着另一层存在。因为同样的原因,段是十九世纪两个伟大俄国小说家的爱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并不像其他一些评论家那样,在意存在的一定层次(a level of existence)是否先于世俗。所以,像很多人那样,他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中的“Grand Inquisitor”一章。另外,尽管他也很欣赏《战争与和平》(1869)与《安娜·卡列尼娜》(1877),但是,最令其难以忘怀的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ch (1886))与短篇小说“What Man Live By”(1885)。

段义孚最喜欢的当代小说家是Iris Murdoch(爱丽丝·默多克,或艾瑞斯·梅鐸)。他读过她的二十本小说,并且每每在出版前都十分期待。Murdoch满足了他的一些阅读时的心愿:哲学性议题在虚构性作品中具体的讨论,在社会表层以下那些精神上的渴望的痕迹,以及对于年轻人之间互相拥有的温柔却又强烈的感情的描绘。对于这种感情的唤醒,段义孚提到他很早就喜欢的一部小说,Wiliam Maxwell的The Folded Leaf(1945)。当他需要柔情(tenderness)的时候,他会重读,这里说的不是真的“柔情”,而是他可以用尽全力使其想象到达边界——在小说家艺术的帮助下。

段义孚在自传Who Am I?中通过讲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故事来表明自己对(青年)男性的依恋。这也是该书标记gay studies的缘故。洪堡对于段来说是英雄,这当然很好理解。因为洪堡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而段的地理学职业生涯是从自然地理学开始的。并且,洪堡是最早使用景观画与诗作来扩展地理经验的范畴的——感觉、情绪与观念——这些恰恰是人本主义地理学所构成的要素。他的活力也是段自认为所缺乏的,洪堡在六十岁之时仍在西伯利亚与中亚行进一万两千英里。段在自传里讲述了洪堡的三段与男性有关的故事。接下来,他写,“我在1997年2月7日做了有关洪堡的报告,但是我没有提及任何一段他的情事(affairs of the heart)。我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专注于洪堡对于地理学的贡献。但是,在我即将结束那个报告时忍不住说到,‘亚历山大·冯·洪堡,虽然有这么多的成就与喝彩,但他缺少——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即,能够一起享用睡前饼干的所爱之人。’”段义孚接着写,“我当时并不仅仅在想着洪堡。现在也不是在想着他,当我描述他的情感依恋时。在我人生的故事里,我自然是主角。”“我更像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我更像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是,那时候有青年的美。但同时,那时候还有宇宙的美——这是更大的诱惑。”“如果没有宇宙,或者更精确地说,没有我对自然与人类作品的喜爱,我的生活会是悲惨的,不可活的。我被地理学所救。自然地,我在外部世界看到了恶劣与丑陋,就像我在我混乱的内心世界一样。我甚至相信,我自身的痛苦,我不可更改的处于被社会所接受的外在表现的底层中,给了我能够洞悉人类痛苦的能力,尤其是对属于被轻视的少数群体的洞察力。但是,我选择不生活在阴影中——我自身的或者是这世界的。”

段义孚以一个故事结束他的自传Who Am I?那天,他独自开车,在Nebraska向西行,已过午夜。在公路上只有他与前面那辆车。它们互相作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司机,尤其是在黑暗中,所以他感激前车的尾灯,可以指引他,并且让他感到安全。正当他开始认为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前车的右转灯开始闪烁。友好的表示,却令人遗憾,因为他又要自己一个人向前开了。前车转向了一条乡间小路。接着,就只剩他的前灯替他指路了。那灯光照亮了一小片路面,随即被吸进了如一堵墙一般的黑暗。

The Last Launch中,段义孚也讲了一个小故事。那天他正在威斯康辛麦迪逊的State Street走,听到身后反复响起一个童声,“你是学生吗?你是学生吗?”他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显然不可能是在问他。但却又好奇的转过身去,问那个小朋友,“看过来,我看起来像学生吗?”小朋友答,“是的,你有一个双肩包。”这当然让他很开心。“我仍然有一个双肩包,这意味着我仍然是一个向生活敞开的学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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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段义孚的著作
Romantic Geography: In Search of the Sublime Landscape (2013)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2012)
Religion: From Place to Placelessness, with Martha A. Strawn (2009)
Human Goodness (2008)
Coming Home to China (2007) (简体版:《回家记》(2013))
Place, Art, and Self (2004)
Dear Colleague: 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 (2002) 这些信可以在他的个人网站上看到:http://www.yifutuan.org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1999)
Escapism (1998)(简体版:《逃避主义》(2005),繁體版:《逃避主義》(2006;2014))
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 (1996)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 (1993)
Morality and Imagination: Paradoxes of Progress (1989)
The Good Life (1986)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1984)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
Landscapes of Fear (1979; 2012) (繁體版:《恐懼》(2008),简体版:《无边的恐惧》(2011))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1977) (繁體版:《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1998),简体版:《空间与地方》(2017))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
Man and Nature (1971)
China (1970)
The Hydrologic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 a Theme in Geoteleology (1968)


附录2.有关段茂澜

段茂澜(1899-1980)
曾就读于济南德文学堂、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学校。获纽约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后,在南开大学任教,随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代办。(他当时负责去解决巴黎使馆“易帜事件”)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1959年段义孚在巴拿马研究过海岸地貌)。周恩来与段茂澜自南开中学时期熟识,1956年日内瓦的一个会议上,段茂澜的弟弟被周恩来从天津派来游说他返回大陆。1973年,段义孚的弟弟在北京见了周恩来,周邀请段茂澜来大陆看看,说既然段茂澜已经退休,可以用私人身份访问。另外,纠正一个总被误传的八卦,段祺瑞的确是段茂澜的亲族,但并非直系,是旁支。段祺瑞资助了段茂澜在天津的学业。


附录3.唐晓峰为Topophilia写的书评,这是一篇较早的介绍段义孚著作的中文文章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读书》,2002年第11期
(链接是读书杂志公号)http://mp.weixin.qq.com/s/7laVcAjyw_Hfc9AfehVG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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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6: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初将段义孚介绍到我国大陆的李旭旦 汤茂林的译文 人文主义地理学
http://www.docin.com/p-140161224.html?docfrom=r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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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7:52: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8-22 17:54 编辑




梁文道:过年期间我们中国人总是要回家,在这段期间我就正好看了一个关于谈中国一个中国人回家的故事,就是我手上这本《回家记》,他的作者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在这里面应该介绍,介绍过他其他书,就段义孚,先说说段义孚是谁,段义孚是大概是全世界的地理学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华人了,他其实家世很显赫,他是段祺瑞的后人,听说据说是段祺瑞的孙子,但很小的时候,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状态,他10岁离开中国,就没有再回来过,只有在十来岁的时候从菲律宾要去欧洲的时候路过过上海,停了两个礼拜。
   
    那么10岁之前呢,他家是天津人,段家,但是呢他小时候很多时间最有记忆的时间是在重庆,那时候他一家人在重庆在南开,他在南开当时的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上学,为什么南开会在重庆呢,当然是因为抗战的时间,而那时候他爸爸是做外交官,他家里面也是往来无白丁,就像我们这书里面看到的一样,周恩来都到过他家跟他们家的小孩玩,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送玩具等等等等。
   
    但重要不是这个家世,而是段义孚这人,他在地理学界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今天我们很多人讲人本主义地理学或者人文主义地理学,其实这整个流派或者走向的一个兴起跟建立,就完全不能够离开段义孚,而段义孚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大师,他不只是在地理学界有名,而且是在整个人文社科界或者很多的爱书人那里面都相当有名,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地理学似乎是一个相当技术性的一门学问,越来越科学化,但是段义孚的作品不一样,段义孚的作品他的文字非常非常漂亮,他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像散文,像诗歌像哲学像历史像回忆录等等不同的学术文类题材的综合体,常常给人感觉到一种很温暖的沉思,他触碰到的题目也跟我们一般中学课本里面学到地理不一样,他谈到是一个人对地方的恐惧,谈到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想回家,谈到一个人为什么会想逃离,又或者说他最近一本新著,我已经买了但还没来得及看,这是他第二十二本书了,谈的是为什么某些文化里面会发展出一些对于丛山峻岭,对于高山湖泊汪洋大海这种非常奇鬼极端的环境的自然环境那种热爱,甚至把他们浪漫化,他的地理学是这样的一种地理学。
   
    由于是这样的一种地理学,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地理学界这个不是太被重视,常常我们一说就是这叫唯心主义地理学,就把他打发掉了,但是随着最近几年我们的学术界跟外面的交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地理学界跟地理学界外的人开始认识到段义孚了。
   
    我们这本书,今天讲的这本书呢是段义孚一本相当,比他之前其他的书更个人化,唯一可以相比的是他后来那个自传,更加个人化的一本书,为什么,他谈的是一个他回家的故事,像他这么一个今天名满天下的华裔学者,要回到他离开了几十年的老家,那是什么感受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边就说到他其实过去去国这么多年,一遍又一遍被人问起什么时候回到中国看一看,到了他74岁的年纪,他发现他恐怕再不去的话就没有机会了,然后2005年这一年,他收到了一个邀请信,是一个建筑师们他们搞的一个会议,想请他去发言,他把握这个机会去了一趟,在这去了这个过程里面,他见了很多人,来了两个星期,但是已经给他足够大的冲击,那么他后来的很多的回忆跟他当时的一些发言的讲稿撮要就构成了我们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也像他其他的书一样,从分类上很难分类,他既有学术的一面,但是又有很个人的一面,有一些你看到一个老人带着童真的眼睛,很谦逊很可爱很温暖的老人家,他怎么来看周边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学术界的大师,原来在美国平常坐飞机是不坐商务舱的,他们没这个机会,都坐经济舱,这次难得,坐长途飞机坐上商务舱,他好高兴,很兴奋。
   
    然后你看到他住到我们中国的崭新的酒店里面,他觉得比美国的那些破旧的酒店好太多了,先进太多,那些床边的灯都不晓得怎么用。然后你也看到了他的一个有学者眼光,有时候是游客眼光来重新看回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那种陌生的奇怪的一种感受。
   
    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这本书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不如先跟大家讲讲看到底什么叫做他发展了这种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个根本上不可能是一两分钟说的完的,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本书里面,他曾经提到了,我不是说他做过很多演讲,这些演讲的讲稿的撮要也都放到这本书,夹杂在这本书里面,其中一场演讲,他在中科院讲,那么在这里面他就提到了一点,比如说他讲引喻,他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自然世界,我们平常看到的自然世界其实是非常繁杂的,是人类不能够掌握的,你会觉得有点危险的,那怎么办,我们就要赋予自然界一些引喻,简单的讲就是把自然界开始归类,赋予他们名字。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看到河流的河口入海那个河口,这河口是什么呢,这河口不是一个自然界本身有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概念加注上面的,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叫河口或者一座大山的脚下我们叫山脚呢,段义孚认为这河口跟山脚就是我们人类通过引喻来使这个陌生的一片纷杂的自然界能够被我们掌握被我们亲近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这个手段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用了我们人体身上的东西来命名它,把一个河流的出海处叫做河口,把一个山的山底处叫做山脚,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我们能够总算驯服他,而这样的驯服的背后的心理,其实不是对一个地方的依恋,而是对他的恐惧,这是一个段式的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关注的是人类多样性的情感,人类交流的丰富,以及这一切情感跟交流和文化跟我们生活周边的空间的关系,这种地理学是一种饱满了人性的跟意义的一种地理学。


核心提示:华人地理学家少小离家老大回,荒疏掉了中文,抵达机场的时候他觉得最触动的就是华人面孔在说中文,所以他决定用中文来与自己的同事交流。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中美文化的差异。在学校讲学的时候,同学们的热情让他感到兴奋,段义孚认为,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文化并没有被丢掉。

凤凰卫视2月24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这个星期开头我仍然跟大家介绍上礼拜还没给大家讲完的这本《回家记》,作者就上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当代的华人地理学界里面,或者世界地理学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华人学者段义孚。那么段义孚呢,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一个人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从来没回过中国,他不止没有回过中国,甚至连中文他都已经荒疏掉了。

那么他这下回国他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这本书,《回家记》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他说他回家的时候,一下飞机,他觉得最触动的是什么?发现整个机场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面孔,都在说中文,他叫做“北方官话”,这是他几十年来再也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朱阿兴是另一位华人地理学家,现在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地理学的教授,也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年轻的一个同事,晚辈。

他说我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时候我们是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很熟悉地你来称呼他,毕竟我们相识多年,而且他们都是在美国工作,等于是个美国人。但是朱阿兴,这位由中国到美国,成长之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这位学者,他用的却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于是在这里面我就看到段义孚最有名的一点开始出现了,就是他的观察力跟想象力,还有同情共感的能力,就在他一下飞机,回到北京的机场第一霎那,他开始观察到了很多细微的东西,而这个状态还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我们刚说到说中文,其实他好久没说中文,他基本上已经不太会说,但是回来这两个礼拜,慢慢慢慢他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太久没有用过的圆珠笔在纸上,一开始写不出字,结果越写越滑,这墨就慢慢慢慢出来,他开始能够流畅起来。尽管还是不敢用中文做学术演讲,但是做任何日常社交沟通已经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大胆。然后在这个沟通交流里面他不断地告诉他的读者,这本书原来是英文书,告诉他的英文读者,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同行,中国人对他是多么地友好、多么友善,让他很感动。这里面有一些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比方说他去一个学校演讲,会上面几百个学生热情鼓掌,把他当成是摇滚乐巨星一样,这是他在美国从来没享受过的,他觉得中国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经过了这么久,到了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骂我们的中国人不尊师重道,但其实这个传统还是在呢?

然后他又发现在一些的酒店宾馆里面,他的年轻同事朱阿兴向服务员介绍,这位先生可是个老学者,那大家就会对他肃然起敬,他觉得在美国只有你告诉别人说,他可是肯德基的总裁,人家才会对你有这样的态度。然后他又描述了他在这里面受到很多年轻建筑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些年轻学生对他的细致体贴跟照顾,他很好奇这些人是怎么学到这些东西呢?这是否表示这是个中国的,过去我们说的美好传统其实还是在呢?那么其中一个他特别感激,特别怀念的一个当时陪伴他游中国游北京的学生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志丞。

然后这里面他说到一点,然后他最后他要跟这些学生分手的时候他觉得依依不舍,他说,尽管我努力地去记住他们的形象色彩,人是一点点的在退去,如今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和他们一起照的相片里,我打算把那些照片都贴在我的电冰箱上,然后他就讲了,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如何留下对彼此的回忆呢?中国诗歌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感怀伤逝之词。想一想,在迈入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当你最亲密的朋友与你道过别之后,转身上马疾驰而去,而他的音容笑貌瞬间消失于无形,除非等到若干年后重逢之时而不可求,那种感觉真是怪怪的。

然后看这里面当然还包括很多介乎陌生人与本国人之间的对中国的观察,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在包厢吃饭,为什么中国的洗手间,就连餐厅的洗手间也总是那么的肮脏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他都一方面觉得好像不太能够适应的作为一个常人,但另一方面又保持学者的好奇,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是个游客的身份,所以他又发现自己学者的好奇心被困在一个游客的身份里面好像不可能完全施展。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个礼拜的回家之旅让他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发现回来这一趟之后,反而变得更复杂,更难回答了,他的母语是中文,但是今天他的英文要远比他的母语还要流利。


他说到一个人,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最关心空间对一个人的形塑,跟人之间的互动。他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地方产生依恋,那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的整个人生感观生命的开展是在他长大那个空间里面比赋予的。但是他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后来他却在美国一次长途大巴的旅程里面感觉到美国是他的家园。然后现在他回想他小时候那些东西是永远都丢不掉的,只不过那些东西是像断片一样,就像他曾经藐视的一些电影纪录片,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串接起来,中间跳了太多地东西,他曾经不喜欢看这样的纪录片,觉得很不完整,没有一个严整的叙事结构,但现在他发现,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是一个碎片、一个碎片的接缀起来,那么到底你是谁呢?这样的归属感可以由何而来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尤其对于像段义孚这样的人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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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8:08:42 | 显示全部楼层
知识为己——简评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 (2009-11-28 叶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b4b990100g4gr.html
尽管人文主义是对人本质的重新发掘和认识,人文主义地理学提供了人们认识传统的人地关系的一种新视角,并成为一种思潮,但在当时学界,人文主义并非主流,而且其持续影响力也有限,所以段义孚紧接着分析了原因。一个表层原因在于与那些直接可用的自然环境控制和管理方法相比,它很少有效率;也就是说,与工程、规划、技术类的行业相比,人文主义对人类世界的改变是通过首先改变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进而渗透到其它学科和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不能明显地、很快地收到效益。但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据此,段义孚重提了“知识为己”的号召。知识为己,本是对人文主义事业的最初奖赏,在西方文化中却常被怀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真正的人文主义很难流行。从“知识为己”的目的出发,学术的出发点、立足点以及归宿可能指向这样一个过程,即自我出发,以此铺陈、展开、观照、反思“普遍自我”(文化),最后再回归自我。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在于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的地理要素纳入这一过程,坚持追寻地理事实的意义与事实本身至少同样重要,并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构成和形成了本质意义的人类生活。
这篇名作的一个有趣和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的结语。段义孚在这里除了重申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将洪堡兄弟做了一个比较,并引用了著名教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他的弟弟,也就是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评论:
“你知道亚历山大的观点与我们的向来不同,尽管我爱他。我和他在一起简直可笑。我常让他说,让他独行其是,因为我们对所有原则的用处以及首要基础的主张皆不同。亚历山大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学识和真正广泛的视角,而且有可爱的个性:热心肠、乐于助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自私。他所缺乏的是对自身和其思想的平和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既没有理解人(尽管他与别人有亲密的联系甚至乐于关心自己和别人的感情),也没有理解艺术(尽管他很容易就理解技法并且是一个好画家),也没有(这样说他有点冒失和可怕)理解自然(尽管在自然科学上他每天都有新发现)的原因。”(第276页)[1]。
段义孚认为这个评论是“不公正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颇费笔墨援引呢?主要原因在于威廉·洪堡对亚历山大·洪堡的关键性评价“他所缺乏的是对自身和其思想的平和满足”,是中肯而且具有警示意义的。段义孚在另一篇论文中直接指出了这种“默默地自足和自省”是现在的地理学者仍然欠缺的[2],而且如果没有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人文主义就无从谈起。所以,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用处可能在于经由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自身,这个用处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是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纲领和宣言。它整合了地理学中关于人文主义的分散思想,正式地提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和简要体系,清晰地阐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容及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因而统领和带动了地理学中人文主义方法和思潮的勃兴,并在景观设计和规划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实践作用。当然,人文主义地理学也存在一些争议之处,例如,它到底是一种方法论,抑或仅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批判形式,还是存在某种建构?而且由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包容性和宽泛性,甚至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和回答也不尽一致。也许这是因为人类个体的差异就如区域差异一样是一种“自然禀赋”,虽然文化具有某种调和功能(同时也会促生冲突),但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终究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应该将人文主义看作地理学中一个动态的、相对持久的研究理念和行动。从这个层面看,尽管西方人文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的热潮早已褪去,但是这种“经由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自身”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和指向,却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和一个重要的标尺,在时刻提醒着后来的地理学家不断反躬自省。

    [1]段义孚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既像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掌握丰富的事实……;也像他哥哥威廉·洪堡那样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见Yi-Fu Tuan,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view, 2005-6-4。
    [2]段义孚(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地理科学进展, 2006(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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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3 10: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益民兄有心有功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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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15: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8-30 15:41 编辑

7楼

段义孚_恋地情结_理念论思想探析_刘苏.pdf (1.87 MB, 下载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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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15:4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13 18:5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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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纪要

2005年6月4日,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段义孚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做了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学术报告。聆听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自己阐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与会学者和学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时值人文社会科学界人文主义兴起的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将科学神学化的反动,它的作用就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反动。英美地理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人文主义兴起后,一些地理学家也开始倡导用人文主义的哲学观指导地理学的研究。例如C.Harris[1,2],他提出要发展一种类似“历史心灵”的地理学想象,使地理学研究沉浸在由人划定的“区域”里,就好像史学家要沉浸在一个人为划定的“时期”里一样。再如L.Guelke[3-6],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观念论取向,在于关心人类心灵的理性行动和产物。行动(action)揭示着人的意向,而意向又反映出行动者(a...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文化研究空间、地方与自然:段义孚告别演说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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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Vol.29.No..No.4 2014/82在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与空间理论是核心内容,该理论以人的生存为旨归,从人的感官、感情、美学的多重维度,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境的本质联系,呈现了人类认识地方、认识空间、重构地方的崭新视角。由于段义孚的著述大多采用描述性而不是论述性的语言,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对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尤其是地方空间这一核心思想的研究,多从其哲学基础[1-3]、研究方法[4-6]和研究内容[1,3,7,8]方面进行评价和介绍,系统的研究不多,对其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式的研究更不多见。本文通过研读段义孚的经典作品,挖掘其地方与空间思想的内涵、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段义孚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的哲学基础两方面分析段义孚地方空间思想的历史渊源,并梳理与概括了学界对段义孚地方空间思想的评价,进而探讨了段义孚...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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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评论解读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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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段义孚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用处的

观点

段义孚为什么能在美国产生甚至超出地理学界的影响,是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问题。这些"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东西,究竟有何用处?我试译他的原作中的一段话为复:"地理学提供有用的知识。斯特拉波曾宣称,"它服务国家的需要"。什么是有用性?一个标准是:如果一件工作有酬劳,则它是有用的。另一个标准是对人们生活和土地有可辨别的影响。第三个是从人类的目的定义:如果对人类福利有贡献,则它是有用的。什么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用处?除了宽松自由的艺术院系,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很难在其它部门就职。在传统部门他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因为处理大量的统计材料不是他的技术。人本主义者对现实世界有何影响?当然,学生是现实世界一个部分而且致力于教学能够解放思想。事实上,以影响他人为标准而判定,人文学者在他的教室比那些规划办公室的、讲究实际的同事更有用。数据收集并不能保证有用。大量的土地利用图、公园和休闲报告、城市和政府规划未见天日。梦想在书桌上开始,常常在文档盒里逗留,然后就永远被束之高阁。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怎样对人类福利有贡献?以设计更好的自然环境为例。他的科学家同事能够建议修建更有效的交通系统,选择理想的新产业和下水管厂房的区位。人本主义者能做什么?一般而论,人本主义者的特长在于解释人类经历的模糊、矛盾和复杂。作为地理学家,他的主要作用在于澄清那些属于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工具和渴望。这包含一个他如何去做的暗示。人本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揭示文化的美德和缺陷。他应该能够建议规划者同种文化的人倾向于生活在一起,他应该能够提醒人们,尽管抱团令人渴望,但是它必须付出某种人生价值的成本。人本主义者将展示,地方怎样是一份共享的感情、一个就像一个区位和一个自然环境的概念。它能够建议地方感觉被提升的方式。除了这些可能的服务,人本主义方法将从不会真正流行。原因不简单,因为与那些直接的自然环境的人工方法相比,它很少有效率。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知识为己,人本主义事业的最初奖赏,在西方文化中常被怀疑。考虑一下地方感和民族身份形成时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任务中,它有助于生动地表述邻里或民族成就;借助麦迪森大道技术,它有助于提升一个地方的形象;在更深层次上,通过象历史的盛会和

咖啡桌上的书籍这样的方式,它有助于唤醒人们过去的自我意识。这个探究和经历应止步于何处呢?正如个人的历史只是枯骨一具,人类的历史更是如此。那些通过告诉他的邻居如何修饰形象而有一个良好开端的人本主义者也失去了他

请注意上面的多处的客户,因为它揭露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常是美好的过去。"

警句。尤其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比较中国古人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之学者又在为啥?)研究地理为了什么呢?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那么是不是地理学的问题和学问可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不是人的地理,是不是"人"的新地理。段的理论、思想可能并不是新的或者特别宏大和具有震动性的,因而他无法与那些大哲学家相提并论;但是,在哲学贫困的地理学领域,他将二者,或数者联系起来,却无疑身逢其时和其地。另外,段义孚的成功是丰富的个人敏感性、西方哲学素养、东方文化背景三者结合的结果。关于应用及"有用性"的学科意义,舍费尔(Schaefer,F.K.)在他的例外论一文中曾指出,"根本性的要点在于,只存在科学及科学的应用,而不存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明确划分。无论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实际,个人兴趣还是研究重点等理由。"纯"科学家寻求与他的"应用"科学家同事所用的的法则并无区别。相反地,一些重要的理论思想来自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举一个人们长期确信的学科的例子,相比热力学和机械学,工程物理学不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这个概念也不是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清晰。它至少有两层意思。区域地理学家应用法则解释一些区域特征,而区域规划者或土壤保护专家则应用同样的法则工作,但他的"应用"含义却与区域地理学家不同。他是一个社会工程师。"。说到底,不同的人看待"应用"不同的价值观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分工再与现实的经济利益挂钩,就会产生两重效果。一方面,它促使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更重视和产生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评价东西的价值标准变为经济和功利、工具主义,以至产生马克思批判的人的异化。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事实上,社会分工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障碍,而是条件,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打破的有利条件。地理学家,在享受分工带来的专家地位的同时,能跳出这种学术或社会分工的桎梏,使人类(包括自己)更加自由吗?为什么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几乎十年一变,并容易受哲学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我想,与这个问题不无关系。重要的不在于思潮的变化,而要看到维系它变化的主线和核心。尤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古老的问题和思想似乎永远不会过时,它们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对我们重新提出挑战。这是我们把握常新的西方人文

地理学时应有的立场。否则,一味地追风,就只能是捕风捉影。段义孚正是在

破解这一难题上提供了一个并不崭新却发人深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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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1 15:14:01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家记》是一本由段义孚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3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回家记》读后感(一):城门开 回家来

  长久的和中国和中文的疏离,让这位享誉世界的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跟陪同自己前往长城参观的小翻译小同行说起:走鸟(驾着鸟笼子在公园里溜达),以及走狗(遛狗)的话。让人忍俊不禁又觉得为何不可,带来的是新视角的冲击。这本书对我也是这样,冲击不但是新视角,更是新学科领域的。难得的是作者的敏感真实,这得益于他的学科训练。更难得的是作者的稚子和赤子之心,毕竟他是回家,回到阔别64年的出生地,中国。

  这是一次美好的阅读体验,感谢这本书,在自己如此难和茫然的时期里,给了我一个幸福的白天。

  人文地理学者。这本书回家回到出生地的地理概念下,关键在人文。下面是一些带给我阅读喜悦的摘抄:

  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如果我以后想要在陌生的城市里体验回家的感觉,那么就应该去游乐场,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不羁的年轻生命发出的喧嚣中。(儿童游乐场)

  我们居然不得不自己把箱子从头顶的行李舱中搬下来,被呵护了这么久之后,这点小劳动似乎都让我们感觉到不公平。在长途飞行之后,受到的思想冲击之一就是似乎突然一下子被粗暴地从童年驱赶到了成年。这也许是我的感受,或许也是那些像我一样的人的感受。但是对朱阿兴和像他那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受冲击的,因为在整个飞行途中他们都一直保持着成年状态,一直通过电波与三万英尺以下的世界进行交流。(商务舱飞行结束时的个人感受)

  孩子们无需为这个世界操心,所以他们睡得好。

  孩子对自己周边环境里可感受到的因素非常敏感,其程度远远超过被日常琐事占满头脑的成年人。因此,中国的各个城市给我在触觉上,嗅觉上,甚至五脏六腑里都留下了印记,这是美国城市所没能做到的,尽管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相对要长得多。(所以你看北岛的《城门开》,里面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的北京的各种嗅觉味觉听觉的描述。)

  再次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总希望一个事件,一项工作,一天或者一周,都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生活并不像理想中的这样,成熟就意味着能够接受平庸的结局,接受这样的现象:一般来说,交谈都会以无话可说而结束。

  不过这就是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故事的帷幕要么落下得太早,要么落下得太晚,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沉迷于艺术所塑造的完美世界中。

  (完美,遗憾。我对这样的情绪,对这样情绪的人会有种天生的呵护感。说道这二者的关系,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一篇作文,写八月十五赏月的,爸爸执意要我加上一段在作文的最后,这段是:要是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像八月十五的月亮那样圆满,该多好啊。当时的自己一点都不情愿加,毕竟不是自己的感触。抗不过父亲,只好加了,没想到这篇作文得到老师的大加赞赏,听下来最为赞赏的是父亲给我想出来的这句结尾。看来,段义孚学者,我的爸爸,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在完美与遗憾这一个情感上,是一类人。)

  人文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呢?简要地说,我认为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去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

  (这句归纳太好了,我读到一本好书常会觉得沉浸在一种人文情怀里,但这所谓的人文情怀究竟是什么?好像总是难以表述。这句归纳到位了。)

  在雅座里吃饭似乎是有点身份的中国人所青睐的方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西方没有这样的习俗。也许是因为吃饭这件事在中国不算是正经事,所以在嘴里大声吮着凤爪,把大虾的壳吐出来这种在生理上必须完成的程序最好是背者别人进行?相比之下,西方的进餐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礼节,或许是因为最早的饭店大厨,在法国大革命前,都曾在皇室和贵族家庭里服务,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礼仪。那种吃饭已经变成了一种演出:用一把餐刀轻巧地把肉从骨肉上剔下来,就仿佛有个鉴赏家在一旁观看一样。(看到这段我哈哈大笑,笑这个可爱的独特的视角。而其实,这是一个从西方人的视野出发来看待吃饭这件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中国人爱雅座包间的原因可绝对不是因为背人的缘故,在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思维里,吃相这件事重要是重要的,但绝对没有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人总是需要归属感的,人的归宿感从何而来,作者归纳,三个来源:历史,地理和语言。

  这三者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都是通的。如果一个民族不确定自己的归属感是什么,那就应该好好去学一下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并确保自己的语言仍在使用。

  《回家记》读后感(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段义孚,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名字;在欧美,他却是享有盛誉的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获得过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古根海姆基金奖、美国地理学会杰出贡献奖等多种荣誉和奖项。少小离家老大回,2005年,74岁高龄的段义孚教授应邀参加北京的一次建筑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对天津、重庆、上海等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作了一次难忘的旅行。《回家记》便记录了他这次归乡之旅的心路历程。

  “回家”不仅仅是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它更是一次百感交集的心灵的激荡,一次重新寻找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旅程。这体现在北京街头,作者看见儿童游乐园旁边建有老年人健身场所之后,对这一具有尊老爱幼、共享天伦之乐的中国特色的赞许;体现在对陪同他游览北京的两位大学生身上的彬彬有礼、尊师爱老品格的称赞,为中国在经历了革命的动荡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后依然保存了这一民族传统而欣慰;也体现在作者为自己又能慢慢说中文,终于分清了“遛鸟”与“走鸟”、“遛狗”与“走狗”的区别之后的愉悦之中。

  然而,这份情感的共鸣、文化的认同并不妨碍作者以一个学者理性的目光,发现和审视我们也许已经麻木或者习以为常的许多陋习和不足。比如,他对国内公共场所最干净的卫生间也不及北美任何一家较为体面的餐厅里的卫生间的洁净而感到郁闷,提出了“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化一点力气来改善生理生活上这最缺乏美感的一方面”这足以让我们羞愧和反思的问题。随即,他从美国人由宗教层面看待卫生间与中国人热衷于从实用出发“化腐朽为神奇”展开比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又如,他还以人文地理学者特有的敏锐,坦率地指出“北京城区里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并不是美仑美奂的艺术品,而是工薪阶层居住的俗气的公寓楼”;从一幢银行大楼有意设计的似乎要倾倒的墙面,他说明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建筑并不适合银行或建筑中心,缺乏安全感,它们只是设计师利用先进的工程材料技术实现自己的狂野构思的实验品。

  重庆和天津都是段义孚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在山城重庆,他想起了小时候在战时赔都的英国大使馆,父母亲赔他看过的一场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是英国大使馆为支持对战争孤儿的慈善事业而特别放映的。在天津南开中学,他想起了小时候在这所母校的操场上独自飞奔、想象自己是全校赛跑冠军的模样,在附近的树林里与小伙伴们做过的各种男孩游戏。他送给了南开中学一张带框的照片,上面是三位著名的南开校友的合影,他们分别是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与作者的父亲——一位国民党官员。南开学校教师宿舍的津南村旧址,勾起了他对父亲与周恩来交往的回忆。当年的“周叔叔”给他们几个孩子讲过故事、送给他们玩具。尤其是有一次在他们家,周恩来与他的父亲在一张小桌上兴致勃勃地辦手腕,因为周恩来的一只胳膊负过伤,父亲想测试一下他那只痊愈的胳膊的力量。作者由此幽了一默,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侵略者,但很遗憾他们不能用辦手腕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十分欣赏《回家记》中感性与理性交织而成的温润、流畅而又不失严谨的文字。这份感性的细腻与理性的严谨也表现在穿插于书中的几次北京的演讲中。诚如作者所言,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学者,他“不免会思考文化和自我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对于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人与地理的关系,人的身份认同,作者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观点,比如,“从历史上看,建筑学的灵感来自于天空和星辰——来自于它们的高贵和永恒”。“盆景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理解了历史、地理和语言的公开性和私密性之后,这三者共同承载了一个民族强大的自我意识”。当然,我们未必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山水画表达了对原始纯粹自然景观的不认可,让人不敢苟同。而他认为中国的市场上可以有星巴克和麦当劳,却不应该出现《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之类的外国畅销书,理由是它们不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个拥有深厚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文明古国的书店里。这不由让人哑然失笑,既对他的固执有所保留,也为这位华裔老人根深蒂固的中国心油然而生敬意。

  《回家记》读后感(三):华裔学者回家记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中国人不太熟悉,但享誉美国的华裔学者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段义孚确实身在人文地理学的云端。他一生荣获多种荣誉与奖项,包括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等。

  在美国的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的后20年,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他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他们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除了后来从菲律宾飞往英国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过一次以外,他就再也没回过这片土地。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真正的归属地产生了疑惑。甚至觉得“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

  与老家的疏远还有语言的原因。后来无论是居住、学习还是任教,段义孚的生活都是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度过的,这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再也没有接触过母语。他的两个兄弟也是在幼年就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们的夫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在家里他们说中文,或者中文夹杂着英文一起说。而段义孚一直单身,而且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先后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这两个华人社区很小的城市里。

  所以他的中文词汇和句子冒了出来都是磕磕绊绊的,后来才能渐渐变得流畅而丰富起来。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支好长时间没用过的圆珠笔一样,必须要在纸上使劲划一划才能出油。”

  2005年夏天,段义孚收到北京一个建筑学会议的邀请,74岁的他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于是有了这次回归中国这行和这本书《回家记》。

  对这次旅程,用段义孚的话说,这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段义孚采用了一个不常见的结构和风格。首先,它并不是一本日记,但它的基础是他在踏上旅程两三天后开始在一个本子上记录下来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基本上是以过去式写成的。其次,本书还记录下他到过的各个地方,并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就像一本旅行见闻录一样。不过与旅行见闻不同的是,它还包括演讲稿,以及饭桌前的一些谈话。

  所以你在这本《回家记》中能读到一些专业的文章,比如在建筑论坛上所做的有关“恋地情结与对地方的恐惧”的演讲。《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段义孚认为,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在中国,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最近的例子如北京,它直到20世纪中叶还保留着天人合一的格局。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恐惧是最主要的主题。段义孚的《无边的恐惧》也是一部开山之作。中国古代“风水”中,有许多是情感心理的调节术,它寻找地理景观中已知的、并被符号化的安宁、太平、兴旺的代表因素,经过选择和人工附加,将它们组合为具有镇、压、克、胜力量的新景观结构,从而达到战胜恐惧感的心理作用。

  书中还有一些独特的感受,比如,在长途飞行之后,段义孚受到的思想冲击之一就是“似乎突然一下子被粗暴地从童年驱赶到了成年”。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这椅子几乎就像妈妈的怀抱,我们吃饭、睡觉、像吃撑了的婴儿一般打嗝,都是在这椅子里。

  读者还能看到独到的见解,比如说,段义孚注意到,饭馆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年轻女士,打扮得漂亮而且得体。而后厨杀鱼的小伙子们身上穿的是深色的长衣服,上面到处溅的是水渍和污渍。对此,段义孚评论说“阴阳在这里似乎颠倒了:一面是漂亮女服务员形成的亮丽的‘阳’,另一面是杀生害命的男士形成的黑暗的‘阴’。”

  《回家记》能够让读者体会到一个人文地理学者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正如译者所言,本书的内容不是要向读者展示一个“客观”的中国,而是以作者独到的观察视角和深刻的感悟力来描绘自己眼中、心中的故乡。

  《回家记》读后感(四):回家?

  一位远离中国50多年的老先生,怀着矛盾的心情踏上回家的路。尽管是本游记,但是却涉及了一些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包括了作者在北京所做的三场演讲的稿子。这些演讲稿谈论的东西比较抽象,主要是建筑在文化层面的意义,除了实用性外,建筑的发展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权力关系、甚至是超脱尘世的终极意义。尽管这部分比较抽象,老先生结合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叙述,让这部分内容并不枯燥,还往往像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但是,书里最有趣的内容还是从这样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大半生在美国度过的、接受了美国价值观的老先生的视角来看现代的中国,他怀着宽容和善意看待所遇到人事,也坦率的谈到了两种文化认知在他心理的冲突。最让他困惑的是身份的认同。我在国外和当地华人朋友接触感受最深的,也是这种身份意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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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3 17: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9-13 17:18 编辑

2011被引量: 10
宋秀葵 - 《山东大学》


http://www.docin.com/p-1274711254.html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1bc58e1f14f1af1c3d7bc828011a369d%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docin.com%2Fp-1274711254.html&ie=utf-8&sc_us=666588765973818568

http://item.jd.com/11104463.html
编辑推荐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作者宋秀葵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有深刻的“同情的理解”,对其关于地方、空间、环境观念的理解和解析多有精到之处,对环境审美、宜居环境、社会空间、文学艺术世界的关系梳理也颇多独特感悟,对段义孚极具灵性又显散漫的思想进行了理论建构式阐释,试图理出内在逻辑,突出人文关怀。选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论点可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对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建设有促进作用。


内容简介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籍华裔学者、当代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从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理论特征的梳理和评析入手,《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所涵盖的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艺观,揭示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独特建树及其对中国当下生态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初步形成了作者宋秀葵自己的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学术观念。


作者简介
宋秀葵,山东郓城人,文艺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访问学者。苏州大学外语语言文学博土后流动站博士后。


目录
序言(一)
Preface(Ⅱ)
导 言
第一节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第二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第一章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记忆深处的地方情结:生命初期体验
第二节 人生意义的追问:生态文化思想的提出
第三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 对实证主义的质疑
二 现象学:研究方法的立论哲学
三 存在主义:存在、经验、整体和本真之观念的渊源
第四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内涵及逻辑结构
一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人文关怀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

第二章 两极控制的生态运行机制:段义孚的生态生存观
第一节 地方与空间
一 地方:安稳与束缚
二 空间:自由与威胁
三 地方的固守与空间的憧憬
第二节 个体与群体
一 空间分隔与个体意识的日益张扬
二 社会凝聚力的逐步增强
三 个体与群体的融合与重构

第三章 主客交流:段义孚的生态整体观
第一节 人对地的基本情感
一 爱
二 怕
第二节 人的内部机制:建构地方意义的能力
一 感知能力:审美主体对地方的整体性关照
二 文化:人类融入世界的媒介
第三节 环境刺激:环境的本源性作用
一 环境对感知的影响
二 环境的审美特质
三 环境的象征意蕴

第四章 道德与想象力的结合: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
第一节 对人类强权心理的批判
一 经济实用领域
二 审美文化领域
第二节 对想象力恶果的担忧
一 化约、物化了的人地关系
二 非真实的存在
第三节 环境改造中道德的高扬
一 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宜居环境
二 创造艺术世界

第五章 生命的复归:段义孚的生态文艺观
第一节 文学艺术:虚拟的地方
一 文学艺术与地方的一致性
二 文学艺术对地方的超越
第二节 文学艺术世界的构建: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存
一 对忽略生命天性的文学艺术的批判
二 对有助于人性复归和道德提升的文学艺术的褒扬

第六章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意义
第一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
一 人类中心主义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致性
三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第二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生态中心主义
一 生态中心主义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一致性
三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第三节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价值
一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理论价值
二 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实践应用价值
结语

附录1 段义孚简介
附录2 人文主义地理学
附录3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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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13:5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段义孚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威斯康星州府麦迪逊)
志丞、左一鸥译
周尚意校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段义孚和雷尔夫(Edward Relph)、布蒂默(Ame Butt iner)、莱(David Ley)、赛明思(Marywn Samuels)和恩特里金(Nicholas entrikin)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976年段义孚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1978年这些学者一起出版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第一部论文集《人文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underslanding)与智慧(wisdon),客观(objectivity)与主观(subjectivity)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方法论,并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地位的。本文各部分都渗透着这个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它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地方是可以如何通过感官来感受到的,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也会陷入怪圈。本文最后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洞悉人类对自然的感悟的复杂与精妙。(周尚意摘)
关键词:人文主义地理学  地方 人与自然文化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段义孚(1930-)男,1941年离开中国,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就读初中和高中。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84年起任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教授。身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出版十余部专著。Emai1yuan(@geography.wisc.edu
本论文为作者在200564日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来。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371037资助。
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view
Yi-Fu Tu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MadisonUSA
Abstract: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a genre of geography born in late 1960s. It is the emerging period of humanism in Anglo-America.A series of theories came out which criticize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logic-positivism.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one of them. The philosophical fundament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are existentialism and phenomenology. Yi-fu tuan, Edward Relph, Anne buttimer, David Ley, Marvyn Samuels and Nicholas Entrikin are the leader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 published the first article about humanistic geography, which was collected in Human Geography(1978). It is the first collection work on this field One of the main aim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corresponding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materialism and mentalism Its task is to develop method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and farther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mankind on the earth. These points run through each part of this article. The standpoint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for social criticism is ethic and moral. One characteristic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to emphasize human ability of sense to the nature and the wor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at ability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geography pays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of places which emerge to different qualities of them.A place can be felt through sens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senses form the felt qualities of the place. Secondly,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e, power is often added onto the nature, which distortsthe origin form of natural things. To feel the harmony of nature and human can upgrade hi cman morals. Thirdly, imagination is an ability of getting experiences of the world, from which cultures come out. human may be trapped when running after a better material and/or mental life.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tes that a humanistic geographer must have a vast command of the facts meanwhile must be skilled and sensitive to the complexities and subtleties of the nature Key Words: humanistic geography, place, human and nature, culture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2016-11-10 11:21

摘要
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段义孚和雷尔夫(Edward Relph )、布蒂(Anne Buttimer)、莱(David Ley)、赛明思(Marvyn Samuels)和恩特里金(Nieholas Entritkin)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976年段义孚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1978年这些学者一起出版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第一部论文集《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understanding)与智慧(wisdom),客观(objectivity)与主观(subjectivity)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方法论,并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的地位。本文各部分都渗透着这个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它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人们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地方,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也会陷入怪圈。本文最后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洞悉人类对自然感悟的复杂与精妙。
关键词
人文主义地理学;地方;人与自然;文化
1引言:从洪堡兄弟说起
地理学渗透在美国主要的研究机构,不仅如此,它还延伸到各个学术领域:从物理到生物,从社会到经济,乃至人文科学。到研究人本这一环节,地理学的功力往往最弱。我经常思索:如果地理学者能从洪堡兄弟那里得到更多的灵感,那么人文主义的研究是否更强些?威廉·洪堡是个人文学者,生于1767年。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生于两年之后,是个地理学者、探索者。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洪堡对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贡献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涉及到资本流动,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的雏形。他不仅描绘了如诗如画的自然史,还为我们提供了我所提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知识。不过在他哥哥看来,他离人文主义学者还差一点点,这点就是默默地自足和自省。现在的地理学者仍然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我们可能会吹嘘自己的很多成就,但是对这些东西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而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
不过我把事情夸大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地理学者写出了相当多的书,这些书对自然的本质、山水、荒野,还有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都做出了深人细致的分析。本文原想介绍这些书的梗概,可是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人们可以自己拜读这些书。所以这里将多介绍一些我的研究工作,即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做出的微薄贡献。我所写的书对很多主题进行了探讨,不过其中三个是核心:地方的感受价值、强权的心理学、文化与想象力。
洪堡塑像
2地方的感受价值
描述地方的感受价值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著作中详细的介绍这个地方。我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住了20年,应该是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没有小说家或诗人那样的语言技巧,来把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感性层面的东西切实的展现出来。很少有地理学者有这种功底。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个途径。我选择了从相反的方向来着手研究感受价值,即以人类普遍拥有的官能感知、通感和语言来人手。
谈到感觉,我想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通过官能感知,人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当然,这是老生常谈。那什么是新的呢?或至少看上去像是新的呢(有些理论太为我们所熟悉而被淡忘了)?那就是地理学者用文字、图片、地图所展现给人们的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世界,与常人所知的完整的世界相去甚远。地理学者依靠视觉观察,有时也依靠听觉。这些远距离感知器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而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地通过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传递给我们。正是身边这些丰富的现实,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图像,丰富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世界的观众而存在—我们已被深深地植入它的色香味等一切性质中。
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了解,因为我们见过那些图片和文献资料。但当我们确确实实置身于森林中时,我们可能会震惊地发现有些景象与我们想象的背道而驰,无法抗拒的绿色、环绕四周的稠密植被——这些在图片中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但是有些东西出乎预料:猿猴啼叫不休、鸟类啁啾私语、大象穿行林间呼气声宛若吹号,还有生长和腐烂的刺鼻气味以及像一条湿毛毯包裹着我们一样的褥热潮湿。
这种复杂的体验,我将其称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受价值”。但是这些感受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神秘的方式作用。我所指的是心理生理学现象,即通感。通感是多种感知的混合作用,例如,当一个人听到一种声音的同时会看到一种颜色。一般来说,音调低沉的声音,比如深沉的嗓音、鼓声、雷声,产生黑暗和圆形图像;而高亢的声音,如女高音、小提琴声和尖叫声,产生明亮和尖锐的图像。在语言中,通感体现了这种感知关联性。比如,英文中的“你怎么选了这么一条颜色张扬的领带?”,或常说的“刺骨的寒冷”,而在中文中,惯常的说法有“金嗓子”,还有宋代张元干诗中的“细风丝雨”。毫无疑问,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例子。
通过通感,主体可以获得一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这是其他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优势。它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或聚焦其他事物。然而,当发展过快时,它也会产生幻觉。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语言表述渐趋流畅,通感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比喻,它同样能够使世界更加丰富完满。
什么是比喻?如果说通感是几种感觉的混合,比喻就是几种想法或者观念的复合体。比喻使我们将一些散乱的事物具体化,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例如,自然界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当我们将其比喻成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各部分时,情况就好多了。比如我们说“headlands”(海角)、“foothills”(山脚)、“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the spine of a ridge”(山脊)、“the shoulder of a valley”(山谷的侧翼)、“an arm of the sea”(海湾),等等。有些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都和我们很疏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人造物也都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相联系,例如“针眼”、“书脊”,“桌子腿”、“椅子背”。当然,这些是英文口语,我不知道中文是否有与之相似的表达,有些有,有些不仅仅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比如中文也说“河口”、“山脚”,还有形容这张桌子“有四条腿”。人本地理学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语言是如何通过比喻帮人们将本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的。
不仅仅是比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如诗人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诗人—用情感将我们自身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尽管基本上这个世界是由实实在在的事物组成的,但也不乏一些抽象的实体,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无限性。
如何用语言来描述空间的无限性,使其更加具体更加生动呢?一种方法是使用专业的数字词汇。比如,中世纪有一部著作《英格兰南部的传奇文学作品》(South English Legendary),它是这样形容宇宙之广裹无垠的:“即使一个人能以每日40英里的速度向上行进,80(刃年后他依然无法到达天空的最高处。”但更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间性的词汇,这种空间性词汇的使用促进了我们的空间想象力。有两首诗,一首由汉朝无名氏所作(已由罗伯特·派恩译成英文),另一首由英国诗人握兹华斯作于19世纪,我惊异于这两首诗的异曲同工。中文诗是这样的:“……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胡马北驰燕南飞,一南一北,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强烈的方向反差,空间上的距离隔断跃然纸上。在握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中,割麦女究竟是何等孤独?笼罩着她的空间又是何等的无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如同中国诗人,握兹华斯也举出两个反差较大的画面:一边是“身处沙漠绿茵间的疲惫旅客”,另一边是“在遥远的赫市利底群岛,杜鹃的轻啼打破大海的寂寥’。
3强权的心理学
地理学者更多的是关注人类是如何改造地表的。他们不断地探索着如何将林地、草原、沼泽改造成可耕田地、乡村和城市。这些改造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地理学者和环保者都忽略了一点,即我们为了寻求快乐正在对自然施加着强权—我们从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得到这种快乐。地理学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较之贪婪而自负的大型机械工作和经济发展,相对纯真自然。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以自然为乐,仅仅是受限于人们幻想,显示出的恰恰是对强权更为强烈的渴望。
以水为例。当我们任意支配它的时候,它便是我们的玩物。然而,我们只能以其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操纵它,比如水利工程和军权强制下的众多劳动力所产生的力量。在欧洲,为著名园林引以为荣的那些喷泉,都是在17到18世纪独裁力量的主持下修建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工人累死了;为了不扰乱人心,他们的尸体要到半夜才被运走。如今,当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去观摩这些杰作时,他们为眼前的美景所麻痹,却遗忘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强权统治。我们如此轻易地便掩盖了喷泉俗丽、做作的本质。然而我,有一点异想天开地看到,在未来,那些真正热爱水的人将涌人园林,捣毁这些喷泉,将水从这受奴役中解放出来。
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看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动物,还有人类。一个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就是灌木修剪艺术。这种艺术在15-18世纪的欧洲十分繁盛,人们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几何形状,有方形的有球状的,或是剪成各种动物甚至是人的形状。简直没有比这更有悖于天道的了。另外一种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形式是微缩景园。提到这种艺术形式,我很遗憾,因为它好像是中国发明的,后来被日本引进并传承。然后其他国家(如越南)也不遗余力地从事之。然而,盆景(日文词“盆栽”)究竟能否称为一门杰出的艺术?这该是怎样一门杰出的艺术啊,它居然以刑具作为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棕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与将水和植物作为玩物不同,我们谙熟驯养动物,因此毋庸赘述。在此要说的只是豢养动物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驯化,另一种是选择性繁殖。驯化可以使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变成驯良的可以负重的劳力。驯化还可以将其变成玩偶,比如马戏团或动物园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是一种更荒唐的扭曲自然的方式。经过几代的选择繁殖,动物们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却符合了鉴赏家乖僻的口味。比如说金鱼。人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饲养方式能使鱼长出像圆形鱼缸形状的外突眼泡,然而这种眼睛有碍鱼的游动,而且一旦撞在缸壁上就破了。还有就是京叭儿,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儿,重量不足五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还有猎鹏犬的耳朵是被故意养长了的,垂在两边显出一副奴颜脾膝的嘴脸。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强权的快感源于性虐待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玩物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达到顶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养着一些侏儒。他们给这些胖墩墩的侏儒穿上华美的服饰,令其在主子们用膳的时候绕着桌子转;有时也把他们当作礼物赠送给重要的朋友。在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家里的奴隶和仆人如果长得漂亮,就能享有宠物的地位。在英国,画肖像画时,黑人男孩可以穿上滑稽的制服,与纯种狗一起坐在主人身边。到18世纪末,太多的男爵、伯爵夫人都将黑人男孩养作宠物,以至于这种风尚转向了中国和印度的男孩。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男孩不容易得到,因此标榜了更高的威望。继而,便是女人。在专制的东方社会,女人是权贵的装饰物件和性玩具:她们“娇小、美貌而无助”。中国女人缠足便是女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最好例证。即便是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女人也不过是合法的孩子,她丈夫的孩子—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曾如此描写。我在此难道只为了讲过去吗?时间难道没有改变什么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统治、领导的欲望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根除的。今天,这种欲望在我们国家体现为对待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体现为对待“我们的有色小兄弟”。更一般的,它体现在对待一切相对低级的事物中。狗的主人喜欢命令小狗,然后看着小狗颠颠儿地小跑着去“捡回’他们抛出的东西。任何有支配权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老板说“拿过来”—当然,他会说得客气些—于是,他的下属便去端茶倒水或是取来几百万美元的订单。在我看来,地理学者的眼光太过僵死在经济发展上了。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在玩弄自然、玩弄弱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为了纵容我们内心权力欲与控制欲的邪念。
4文化与想象力
我的第三个研究主题是作为想象力产物的文化。这里说的想象力是指能看到本不存在 的事物的能力。比如说,一个木匠看到一块木板就会想象到一条板凳。如此,平凡就创出了奇迹:正如米开朗基罗看到了一块大理石就想象到了一尊不朽的艺术巨作—大卫像。另一个常识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动物因此地的推动力而迁徙到彼地,人也如此。但是人还会因为彼地的拉力而发生迁移:也就是说,当他们设想一个地方—比如说新世界—会更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就迁移了。他们也可能不走,这股使他们留下的力量就是人们头脑中的幻想或是计划,人们会努力地使其在原地变成三维的、物质的现实。
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到了新的世界以后,移民们的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他们会设想西方更远处有更好的地方,于是拔营起寨继续迁移,就这样循环往复。人们也可能在老地建起新房子,不过他们也不会满足,而是不断地去改进它,或是再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更新的。就算是猎人们—他们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身边的物质环境—也要在传奇故事和宗教仪式上做出改进。文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前进着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一个对地理学者而言很普通的问题:环境质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沼泽地都被弄干了,疟疾被战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是提高了。同样,在一个被改造过的环境中,掉了皮的墙被重新漆好,淤塞的排水管被疏通了,房间和家什也都添齐了。可是,房间和家什增添修饰到多好才算是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呢?会不会实际上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因我们的生活不只包括物质生活,还有精神上的生活。
我刚才在一幢房子的尺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学者常在小区的尺度上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小区是如何更新的、新的乡镇和城市该有多大规模等等。他们希望新生的社区能够自组织,使其人文的、社会的性质与其实体外壳的性质相匹配。这样的事情实际发生了吗?无疑,成功的例子是有的,尤其在新的城镇有着适度规模的时候。霍华德在英国和德国掀起的“花园城市”运动,还有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兴起的新都市化运动,都产生了一些好的例子。不过,那些平地而起,作为国家的展览柜的城市,还是问题居多。看看18世纪建起来的圣彼得堡,19世纪建起来的华盛顿,以及20世纪的堪培拉、巴西利亚和伊斯兰堡。一开始,它们都因为视觉效果出色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这些城市富足、明快的生活定位却使得其历史变得颇为坎坷回。我们知道物质财富只能带来束缚而不是解放。艺术品怎样?难道他们不能使精神富足吗?哲学和宗教这类非物质又如何呢?难道他们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吗?首先,比如说艺术力量的扩大和艺术品的丰富—具体一点,就拿建筑来说吧。考虑一个全人类都知道的基本体验—即内部空间所带来的美感。这种身处于空间内部的体验,它所具有的价值,随着人们对建筑精品的接触而变化显著。古代的埃及人知道外部空间的崇高(让我们想象月光下的金字塔),但是他们的建筑内部空间是黑暗和混乱的。古希腊人在雅典的卫城顶上建有帕特农神庙,但是它内部的空间几乎和当时的太平间一样小。欧洲人不得不等到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设计建造万神殿(公元118一12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感受到既优雅又庄严的空间感—一个被转动的太阳照亮的巨大弯顶。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建筑和人们对其内部空间的欣赏在继续发展。
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是如何的呢?这些是文化和想象力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其中一些把它们具体化为秩序—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答案一点也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的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历史充满了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例子。那些东西不是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恿人们争权夺势。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如道德大厦一样朴实无华的人,却给人们带来随和、体贴的感觉,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
但是这幅图景站不住脚。狩猎者和其他靠近自然生活的民族毕竟也是人类。如果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而按照现在广泛被接受的道德标准,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特点一定也会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一个缺乏道德的惊人例子是他们对族群内部残疾者的残忍倾向和对族群外情况的漠不关心。对于在精心设计的道德大厦下长大的人而言,全球性的宗教和哲学—比如佛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虽然都有广为人知的欠缺,但是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美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提倡帮助陌生人。这一美德表现在为旅行者、穷人和病人提供客栈和收容所。当然,上述证据超过了建筑学本身的范畴。作为直接的行为,这一美德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然灾害受害者的帮助—哪怕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5.结论
本文所涉及的三个主题是广泛的,涵盖了人文地理学者一般不涉及的领域。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更概括的说,人文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呢?我认为,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应该像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掌握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同时还必须像语言学家威廉·洪堡那般,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真谛。“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会塑造出什么?”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应始终将这两个问题作为行动准则,同时使自身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作者简介:段义孚(1930-)男,分别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84年起任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教授。身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出版专著十余部。Email:ytuan@geography.wise.edu
*该论文是在作者2005年6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志丞和左一鸥翻译,并由周尚意校对、整理。
本文出处为:《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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