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添福，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地理学硕士 (1973)，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地理研究所博士课程，2009 年甫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退休，现任台湾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专长学术领域为地理思想、地理教育，在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提出「原乡论」、「国家剥削论」和「地域社会论」，以解释清代至日治时代台湾的土地拓垦与社会发展现象，并有专书《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等。
★《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
一、引言：出身贫寒的学者访谈还未正式开始，施添福老师便因我们提问稿中「求学经历」一段，缅怀起自己家族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苦难与艰辛。
施老师追忆道：「我的曾祖父辈皆以壮年早逝，祖父在鹿港打零工时染上痢疾，不久也离开人世，留下寡母妻小一大家子。迫于家计，我父亲被送去当长工，两个姑姑给人当童养媳，祖母则到鹿港辜家当保母，整个家庭在短时间内便分崩离析」。
施添福老师表示，自己出身贫寒，父母不识字，能有幸进入学术界，自觉万分感恩，亦因此背景，更能体会弱势者面临的困境。老师为不忘自己之出身，迄今仍坚持骑 50cc 的轻型机车通勤不倦。
二、成长暨求学经历昭和 14 年 (1939)，施添福老师生于彰化员林郡埔盐庄大字廍子，三岁时举家迁移至鹿港街大字草港（今彰滨工业区海埔地），不久，一场无情的台风，大水将其父辛苦开垦的海埔地全部吞没。无立锥之地的窘境里，施老师一家人遂迁往台东知本大南溪北岸开垦（即当时台东的日本移民村旭村）。故自有记忆以来，施老师便和台东的原住民小朋友一起游戏、读书、摘香蕉、在海中游泳等等。施老师认为，台东的成长经验，不但引导着他日后的学问性格、治学取向，更帮助自己与各个族群的朋友称兄道弟、搏感情，和乐融融的相处。
★施添福
施老师追忆道，当年读的是光复后第一届的小学，斯时百废待兴，更兼待在乡下早就玩野了，根本无心于书本。初中读高雄市立二中（前金国中），对功课亦不用心，堪述者只有运动而已，当时曾参加排球队、三铁等各项校际运动竞赛。施老师认为，校际的各类比赛，其实可以视作各校各地学生的情感交流，不但有助于学生了解自己的土地，更增加对学校与乡土的认同。
由于英文底子差，初中毕业前一度萌生放弃升学之念，经是时师长建议，才决定报名不须考英文的台东师范。师范毕业后，任教于高雄仁武国小八卦寮分校一年级。原本施老师的小学教员生活颇为惬意，但因施老师不擅长注音符号的拼音与发音，自忖长此以往只会误人子弟，在自知不能胜任小学教学的情况下，决定投考大学。
结果以第五志愿考取台湾师大史地系的施添福老师表示，自己较喜欢历史，这也是选择台湾师大史地系的缘故，后因刘衍淮 (1908-1982) 代主任在入学面谈时的鼓励与建议，方决定「舍史学而就地学」。当时台湾师大的保送与侨生名额共占一半以上，并不好考。施老师说：像中央大学的荣誉教授赖泽涵、师范大学文学院前院长王仲孚教授，以及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王纲领教授，都是台湾师大最后一届｢史地系」的老同学，毕业证书拿的是史地系，但也是施行分系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后，分发至高雄女中当地理教员，基于对地理教育的理念，曾每周带一班学生到高雄燕巢月世界去做田野教学。由是而知，施老师作学问、教学生、亲近斯土斯民的田调习惯与热爱，其来有自。退伍后，施老师回到母校台湾师大任助教。当时系上对助教职务有不成文的规定：助教一职乃是出国留学前的过渡期，不能直接在本系晋升任教。施老师自嘲说道：「我只有摸摸鼻子，硬著头皮去补习英文啦」。
施添福老师回顾求学历程，谦虚而乐天的感叹，这一路上的重要转折多赖乎善缘与贵人之助。然后，施老师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人往往在一瞬间，便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三、学思历程：从「原乡论」、「国家剥削论」到「地域社会论」施添福老师在民国 76 年 (1987) 之前，在许多地理学界同侪的眼中，是典型的地理学者，但之后随着《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一书的发表[1]，研究取径转与历史学门结缘。此中缘由，肇因于田野调查和对历史、地理现象的反思。
★臺灣圖：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
施老师一向注重田野调查。大学时代，每逢寒暑假几乎都在台湾到处游走，他认为这与自己小时候接触大自然的经验有关，因此喜欢野外，喜欢田野。施老师骄傲的说：「我可以很快速的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快速地被当地人认同，这或许是他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语言隔阂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每次我出田野也很少会空手而回」。
但施老师认真的补述：「田调，并不是访问越长就越多收获，而是你必须先对某些议题关注，心中先有一些知识与概念，才会对你关注的东西有敏锐度，如此下田野访查，才能有所体认和发现」。
（一）原乡论：对「先来后到说」的反思
施老师表示，「原乡生活方式」的发现，其实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大概在民国 69 到 73 年间，施添福老师在台湾师大讲授「都市地理」一门课程，上学期结束到过年前都安排到彰化平原进行田野实习，因为彰化平原地势平坦，对平原上乡街市镇间不同层级的距离、规模等排比均可一目了然，作为理解中地理论极为适宜。四、五年下来，虽然施老师感到调查已颇深入，能对可见的地理景观详细描述。但进一步作因果分析时，便感到只有框架而缺乏内在连结的局限，往往在诠释市镇与人文景物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感到力有未逮，甚至自认说服力薄弱。为此，施老师蒐集、阅读了《台湾文献丛刊》三百多种史料，从历史学中寻求解决之道，没想到都市研究未能完成，却发表了《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针对传统台湾汉人各族群分布现象的「先来后到说」 提出反思，于焉一脚踏进台湾史研究的领域。
先前以「先来后到说」诠释台湾汉人各族群的分布现象，之所以被广泛接受自有其因由。但施老师表示：自历史发展先后而论，泉州人、漳州人的确较早大量移居台湾，之后才是客家（或称「粤籍」）移民。然而，若将台湾视为一个面，进而分析台湾各地区的汉人移民现象时，便会发现有些区域是漳、泉移民先占，却也不少区域为客籍所先开垦。施添福老师追问此历史地理环境现象，说道：「如果闽南人先来，为什么要占垦最差的土地？像是鹿港、王功沿海地带，农地只能种番薯，收成很差；冬天东北季风扬起沙尘打到身上都会痛，无论现在抑或从前，地理环境都较恶劣。最早来台的移民，既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能选择， 但这些人在原乡就知道要有水灌溉的重要，为何却选择最没有农业价值的区域呢？」施老师认为，如从农业价值的角度评析，当较好的、有水灌溉的田地被开发完毕后，才会去拓垦无水灌溉的、靠海的海埔地，因此靠海区域应是最晚开发的区块。但显然地，农业价值并不是当地汉人移民所重视的，于是施老师依原乡论的角度，以「维生方式不同」解释来台移民汉人的空间分布。
施添福老师的论著不但有效反驳了「先来后到之说」，更别开生面地诠释了漳、泉、客等台湾汉移民拓垦土地时的选择与考量，以及台湾闽粤（粤）族群的分布现象。
（二）「国家剥削论」
清初台湾固然地广人稀，但平原上的土地，多为平埔族所拥有。在解释汉人移民如何选择土地维生之后（原乡论），这些移民取得维生所需土地的过程便是另一项有待诠释的课题，这也是台湾开发史的重要研究课题。
民国 77 年 (1988) 施添福老师在竹堑地区（桃、竹、苗）做田野考察，研究清代聚落的发展。从「土牛沟」遗址（即今桃园八德一带）的发现中，触动了施老师思考「空间界限（地理疆界）的人文或社会意义」，并追问「清代来台的汉人如何取得安身立命的土地」此一核心的问题。受益于地理学中，空间传统对空间意义的多重诠释之启发，施老师从探讨空间界限之人文社会意义此一角度切入，认为清代的「土牛沟」、「汉番界限」画分了汉界、番界，汉移民也借此取得安身立命所需的土地，但随着这条空间界线的划分，汉人社会与番人社会的互动更联结出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虽然清代政府对平埔族人有所保障，让他们保留土地耕作与收租，但朝廷却同时对之征收较重的税赋与要求较多的力役，这其实是对平埔族人进行制度性的剥削。
施老师不仅关注汉人移民拓垦问题（原乡论），更透过「国家剥削论」的概念，解释平埔族与汉人接触后，被国家双重剥削的现象。透过竹堑地区、岸里地域、兰阳平原、后垅地区等地的实证研究，施老师除了重建当时汉人移民取得土地和建立社会的过程（汉社会），也发现在清代国家对「熟番」社会，进行「重税」、「重役」的双重剥削下，土地流失与族人离散的过程（番社会）。施添福老师双管齐下的描述了清代台湾汉人社会与番人社会的形成，具体为学界呈现清代台湾拓垦的全貌。此一深刻探究族群互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学界或称之为「国家剥削论」。
据此研究成果，施老师更进一步推论：各研究区自然环境、历史过程和人文景观上之差异，恰可反映台湾内部的杂异性（即施老师强调的：「台湾虽是一个岛，却具有多岛的性格」）；同时，更加肯定以区域性探讨为研究趋向的区域地理研究传统，是值得引进台湾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取径。
（三）「地域社会论」
继之，施老师更进一步思索汉人移民如何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课题，但苦于缺乏合适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框架。后来受到森正夫教授对于明清江南研究的启发，认为「地域社 会」[4] 的诠释或许可以体现区域的独特性，并可用来作为探讨地方感与地方认同的理论基础，以回答「清代来台的汉人如何在一定的地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此一核心问题。
施老师的「地域社会」研究，主要由「国家」与「环境」两个形塑地域社会的内在机制出发，透过地缘的「维生」、「信仰」两个领域，以及血缘的「姻亲」、「宗族」两个领域的交互分析，来诠释清代内山的开发（台湾汉人的拓垦过程、汉人与平埔族、原住民间的关系）、日治时期地域社会的结构与空间机制，以及日治时期后山的拓垦过程。
「原乡论」、「国家剥削论」、「地域社会论」三个概念的提出，分别代表着施添福老师随着研究进展，对历史现象观察的切入角度与深度的发展。这三个概念分别欲解释汉移民选择土地、取得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建立社会群体的过程。施老师强调，其实自己并没有提出「原乡论」、「国家剥削论」的说法，这些都是学界同仁概括研究旨趣而提出的概念。至于「地域社会」，则得自日本明清史的研究范式，施老师认为在地域社会的框架下，既能有机的综合前述两个概念，复可对台湾各个区域的拓垦、建立社会的过程，提出一个较好的诠释方式。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施添福老师已于去年 (2009) 底退休，转任兼任研究员，但仍持续自己一大堆未完的研究工作。
施老师总结自己以往的研究旨趣：「原乡论」主要是处理汉人如何选择自己居住的区域；「国家剥削论」则在解释来台汉人如何取得土地的问题；而「地域社会论」所关心的课题，则是有了土地后，汉人如何组成并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施老师指出，未来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清代台湾的基层社会研究
2007 年 12 月，施添福老师发表〈国家、里堡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北部的官治与乡治为中心〉谈清代在台湾如何控制汉人社会的议题后[5]，体会到：若仅研究台湾地区的地方基层制度，而对中国大陆方面相关制度的源流不明，将无法分辨台湾与中国之间在制度上的共通性与特殊性。因此，施老师将研究的范围扩张到中国史领域，希望能了解「清代国家如何控制基层社会，及其与历代之别」，和「台湾作为清王朝的辖区，其边疆属性和中国之异」两个议题；换言之，将研究清朝与历代间，及清代的台湾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共通性。施老师现已发表中国上古至五代的乡里制度研究论文一篇 [6]，未来将继续补全自宋至近代的探讨。
（二）客家与福佬之地域社会研究
目前施老师仍在进行客委会、交通大学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计画[7]，今年已届最后一年。在此一计画中，施老师想从族称演变的角度，探讨清代客家族群的多元复杂性，以及移民台湾后，来自各地的客家，建立地域社会的机制与过程，以之作为进一步建构台湾客家族群发展史的基础。
此外，延续客家族群之研究，施老师将以鹿港等地区的福佬聚落为对象，重建福佬人移民台湾的历史社会文化面貌，用以比较福佬与客家地域社会形成中的关联与异同。
（三）日治时期的台湾东部拓垦之研究
日治时代殖民政府曾对台湾东部实施计画性移民。施老师的另一个已进行多年的研究课题（不妨暂称「第二台湾论」）是：探究在不同国家体制下，从西部向东台湾拓垦的「二次移民」，如何受到国家统治的影响而建立起一个地域社会之过程，而国家又如何控制这个多元族群的基层社会。
但施老师谦称：「我想相关的研究议题、待解释的内涵，我的一生大概就只能作到日治时期的日本对台湾东部经略的部分了，台湾的山地（第三台湾）似乎力所未逮[8]」。这些研究计画已在进行，并曾陆续发表论文数篇。「然而，更为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微观的实证研究，仍有待继续努力，在我有生之年，也必须完成，我认为这是报答我的父母作为边区垦荒者的最佳方式，同时也是我报答台东赐给我快乐童年的唯一方式。」
五、对明清研究的建议：回归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对于现阶段明清研究之发展，施添福老师慨然道：「如果大家舍弃核心领域的耕耘，而不断扩大边陲、边缘课题的研究，将使历史研究更形杂异化。最后将造成研究者之间难以交流，也无法对话。我并不反对经营历史的边缘学科，历史学应向外扩张，但是我反对的是『舍根本而就边缘』。因为失去了根本，这些边缘领域终将无所归依。」
施老师续道：「历史还是有它根本的核心领域。也就是说历史作为一个学科，还是有它应该耕耘的中心。这些核心领域难道真的过时了吗？还是现今无法提出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视野？提出不同的观点，展现不同的视野，就会出现不同的史料。 史料可以永续经营，旧史料也可以具有新意。是因为研究者的视野与观点不断的创新！已被发掘的史料，都会因视野的转变而体现崭新的价值。所以，历史中重要的领域如行政沿革、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典章制度等，是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是我们的视野！史料仍是静静的躺在那里，变动的是心，是学人的观点与视野」。
施老师强调，明清学人间的沟通与交流很有必要，但是必须要有个中心作依据，大家应该对明清核心的部分拨出时间关注，如果大家只追求自己的领域，放弃对中心课题的研究，造成研究的零碎化，最终将不知历史研究的主旨为何，也失去交流的凭据。如同大家都知道年鉴学派长时段的理论，但都忽略在广阔的历史海洋中稳定的底层，而追逐海洋表层的波涛浪花。施老师又说：「事实上不只历史学，现在地理学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都忘记了作为一个学科最终所应追求的核心，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只学人间的沟通会产生障碍，学科的发展亦将面临困境，这点应是学人们所应深思之处，有赖大家的自觉与反省。」
整理报导：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助理吴佩瑾、倪孟安、刘威志、
来源：《明清研究通讯》
注：原文注释略去，原标题为“施添福教授专访”，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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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3 11: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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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江苏苏州人，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是中国现代经济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提出经济地理学是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吴传钧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编制的《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是世界上第一本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吴传钧在该图集中创造性地设计了用底色、线条、符号、注记来表现3个层次66个类型的方法，图面直观地反映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和分布规律，超过了美、英、日、苏等国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水平，在设计水平、分类系统、图幅载量等各个方面均位居国际领先地位，成为中国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行国力综合研究的科学依据。同时，在吴传钧领导下制定的《1∶100万土地利用制图规范》成为编制土地利用图以及开展全国性土地利用研究的指南。~~~~~~~~~~~~~~施雅风（1919~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