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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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读书五重境界，也是人生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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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述要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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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360百科 王阳明
百家讲坛 王阳明 （方志远 郦波 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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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人物生平折叠生而不凡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出生后，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

折叠年少有为

贵阳修文阳明洞

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3]

折叠娶妻诸氏

阳明先生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折叠步入仕途

王守仁题跋像

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折叠被贬悟道

王守仁雕像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折叠平定江西

此碑在4A级景区浚县大伾山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折叠平定叛乱

王守仁立像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据说，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

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

王守仁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加官晋爵。

折叠立院讲学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

嘉靖元年（1522年），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

王守仁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折叠总督两广

清代焦秉贞绘《王阳明像》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折叠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1]

折叠主要成就折叠个人功绩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曾说：“一生俯首拜阳明。”）

折叠个人作品

文学

《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守仁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

书法

王守仁 草书七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

王守仁在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王守仁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思想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著作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作品收录于《明史》、《古文观止》

折叠历史评价

王守仁头像

朱载垕：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徐渭：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 。

朱彝尊：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

王世贞：①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②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③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④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渟沉冥之致。[2]

李贽：阳明先生在江西与孙、许同时，则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与胡端敏、孙忠烈同举乡荐，曾闻夜半时有巨人文场东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见，则在浙江又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时有一朝廷，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举朝晏然，三边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无有，此则于少保之勋千载所不可诬也。若英宗北狩，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以余观之，古唯厮养卒，今仅有杨善耳。吁！以善视养卒，则养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则先生与于与杨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呜呼！天生先生岂易也耶！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足继孔圣之统者哉？

张岱：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沈德符：惟王文成以理学建安壤，遂开国封，固书生之希固书生之希构矣...乃知王文成真天植异禀，其用兵几同韩、白（韩信、白起），而见罗亦以良知余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黄宗羲：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黄景昉：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

魏禧：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王士祯：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纪昀：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张廷玉：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

王守仁画像

邓之成：阳明以事功显，故其学最为扎实有用。

严复：①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②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梁启超：①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②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章太炎：①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②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孙中山：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蔡元培：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三岛毅：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东乡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阳明。

高濑武次郎：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冈田武彦：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郭沫若：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钱穆：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钱穆：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张岱年：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杜维明：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当年明月：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文学形象

高兴宇《王阳明》

吕峥《明朝一哥王阳明》

鹤阑珊《王阳明：人生即修行》

罗智《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

雾满拦江《神奇圣人王阳明》

折叠影视形象

2007年电视剧《夜来风雨》：张晨光饰演王阳明；

2011年电视剧《王阳明》：陆剑民饰演王阳明。

折叠后世纪念折叠人物故居

王守仁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

王守仁故居

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诞生于此。故居内各大建筑按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门厅、轿厅、砖雕门楼、大厅、瑞云楼、后罩屋。大厅两侧各有侧屋。故居总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其中瑞云楼是王守仁当年出生的地方，已修复如初，并辟为王守仁史迹陈列馆。大厅为王氏家人议事及重要庆典活动场所。其它建筑如砖雕门楼，轿厅等历经岁月沧桑，仍保持了原有风貌。1997年3月被公布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折叠人物陵墓

王守仁墓

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2里许的仙暇山庄内。王守仁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百余级台阶，四层平台，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气势雄伟，是浙江地区较典型的明代墓葬建筑。墓地近2000平方米的山麓地带，数十棵合抱古松环侍左右，营建了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

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缮，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驻绍部队将领陶广树立墓碑。1988－1989年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投资20余万元，对王守仁墓进行了全面整修。

1988－1989年整修后所刻《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内容：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绍兴府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左检都御史，巡抚南赣，总督两广，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先生，少颖悟，博览经籍，后倡导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旨归，世称‘姚江学派’，于明中叶后，影响甚巨，播扬东瀛。嘉靖七年，先生兵卒于江西南安，享年五十有七。先生常讲学于山阴，且深有桑梓之念。故卒后由弟子王畿等扶柩归岳越，葬于今绍兴县兰亭花街鲜虾山南麓，明清间数修其墓。一九三七年，当地驻军军官常撰文立碑，此后渐次荒芜。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绍兴县人民政府列其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王阳明墓修复委员会。一九八八年出资修墓，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中介，经日本国九州大学冈田武彦名誉教授发起，日本友人二百八十一名，集资赞助哲茔，赖复永垂，瞻仰爰为之记。修墓工程肇始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竣工于一九八九年三月。——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复委员会，一九八九年三月。

方志远,百家讲坛《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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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历史学硕士(江西师范学院)、文学博士(扬州大学)。现任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首批外审专家，曾任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江西省政府参事，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

郦波  五百年来王阳明(26集)
http://tv.cctv.com/2017/05/03/VIDA2H3uJRkeqF2eXnUahdyX1705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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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波，男，1972年4月17日出生，祖籍江苏省丹阳市，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 。


传奇王阳明【14集全】（主讲人：董平）http://kejiao.cntv.cn/C22654/video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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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1959年9月4日出生，浙江衢州人，现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10年3月28日起在百家讲坛主讲《名相管仲》，2010年12月10日起在百家讲坛主讲《传奇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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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知行合一”值得慢慢品味、躬身实践

——阳明心学的世界影响与当代价值

　　作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学习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性。王阳明的一生很短暂，仅有五十七年，但他留给世人的财富却是无穷的。阳明心学要旨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生态智慧。阳明心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其思想所焕发的光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

　　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

　　对我国的影响。阳明心学产生后影响巨大，朝廷大臣、学者士大夫、贩夫走卒当中，都有阳明的信徒，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引发了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明亡以后，阳明心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近代以来，孙中山、蒋介石、杨昌济、毛泽东等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就包含有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蒋介石特意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大致就是按照阳明心学的路子阐述的。

　　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如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主张“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他自己也说，其哲学体系中的“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

　　对日本的影响。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桂悟东归，日本始知有阳明心学。明万历年间，阳明著作就传入了日本，被称为江户儒学鼻祖的藤原惺窝就读过《阳明文录》。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被称为日本阳明心学的“元祖”。中江藤树之后，出现了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心学大师。三轮最先注解了《传习录》，这个注解本甚至早于中国本土。佐藤提出朱陆(王)会同的理论，从而使得日本阳明心学成为幕府之学，具有官方地位。大盐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心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心学的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已经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心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对朝鲜的影响。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心学，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心学。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心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心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时，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心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心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心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阳明心学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越是重要的思想家，其内在张力越大，矛盾也就越大。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本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但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则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不道德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借口，所以王门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阳明心学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克服了朱子学的一些弱点，同时也有自身的弱点，也需要朱子学的补充。

　　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

　　挺立道德主体。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其实是由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自由活泼、积极主动的，极具创造性。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人是有良知的，人应该不断地发明良知、实践良知，振起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他告诉了我们一条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彰显了人性本来的光辉，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甚至还要照亮他人。人不应该向下沉沦，不能为物欲所遮蔽，不能陷入异化之中而否定自我的人性。这一点，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权力崇拜、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

　　提供生态智慧。王阳明对自然万物，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了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在他看来，不仅是动植物等自然之物，甚至人造之物(如瓦)，因其源于自然，又是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物品，也都有生命，都有存在权利，都要顾惜。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

　　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大众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认可书本上、讲堂上的道理，但离开书本和讲堂后却难以躬行践履。“知行合一”其实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做不到是因为还没能理会得透，理会透了自然做得到。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涵养官德。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社会风气不好，首先在于官德不好。阳明在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四百年来影响深远，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慢慢品味、躬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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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后，我们跟王阳明学什么——专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点评嘉宾。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先后10多次提到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肯定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为何直到今天仍然备受推崇？阳明心学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智慧？今天，我们重温阳明心学的意义何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以其数十年的专研所得，为我们一一道来。
五百年来罕有之“完人”
解放周末：今年您出版了《五百年来王阳明》一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在您意料之中吗？
郦波：意料之中吧。即使对我自己没信心，我也应该对阳明先生有信心（笑）。
近代有句流传甚广的话：“五百年来两大完人，前有王阳明，后有曾国藩。”平心而论，曾国藩还是逊于王阳明的。另有说法认为，儒家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两个半完人，一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一是开创心学的王阳明。还有半个，即晚清实学代表人物曾国藩。你看，不同的完人“榜单”里都有王阳明。
解放周末：不仅在中国被奉为“完人”，王阳明在邻国日本的影响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郦波：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近代日本的崛起，在现象上看是脱亚入欧，在思想上看则可以说主要是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不论是前三杰中的高杉晋作，还是后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是阳明心学的忠实信徒。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派使团到西方，希望列强能够取消逼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当然是谈不成的。但被拒之后，这个使团没有灰溜溜地回国，而是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详细考察了美英德法等12个西方列强，这一年多的考察和学习，才真正奠定了明治维新的基础。
之所以会这么做，和使团成员大都为心学信徒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实践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也曾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
解放周末：中国不仅是阳明心学的故乡，而且早在1861年就开始了洋务运动，为何没有产生明治维新这样以阳明心学为先导的运动？
郦波：王阳明卒于1529年，近五百年来，追随者众，到了近代中国，也不乏很多实践者。当年毛泽东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堂，就是以一篇研读心学的文章《心之力》而受到老师杨昌济器重的。青年毛泽东还发过“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的感慨，意思是说王阳明之后无来者。
但问题在于，如果从整个国民精神的角度看，不得不说，心学的精粹并没有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发扬光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学一直被误读、被歪曲。
“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
解放周末：对心学最大的误读，是否就是把它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学说进行批判？
郦波：这种误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心学“心外无物，心即理”的错误理解。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是不是如陆九渊当年说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是不是就是后来贝克莱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在世时就曾有类似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岩中花树公案”。
有一次，王阳明和学生、朋友同游南镇。学生看到南镇山岩中有一棵花树，非常美，就问老师：先生说心外无物，难道我们不来南镇，这棵树就不开花、不美丽了吗？
对此，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这段话？
郦波：我觉得要回到原始文本。
“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中，“寂”是关键词。“寂”从宝盖头，是房子的意思，下面的“叔”原意是手去捡豆器，也有说是捡法杖，不管是豆器还是法杖，都是祭祀用的礼器。“寂”常和“寞”在一起。甲骨文的“寞”是上下草丛中一个太阳，意即太阳下山了。祭祀完成，神灵退去，收拾起祭祀的器物，这种状态即是寂寞。古人认为，失去了心中的价值归属，人的精神没有了依托，才是寂寞。
“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什么叫“明白”？日月合为明。而白，非指颜色，在甲骨文里，白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个人在极尽表达、反复陈说。
从训诂的角度解释了这几个关键词，就明白了，针对花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学生问的是一种物理存在，王阳明回答的是一种价值存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的是“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
解放周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曾经引用了王阳明“身之主宰便是心”这句话。
郦波：这是对心学的正解。“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就是阳明先生的“唯心”。
“知行合一”解决习性问题
解放周末：从2009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0多次提到王阳明和他的学问。其中，“知行合一”提到了7次之多。
郦波：龙场悟道让王阳明悟出了“心外无物”，正式创立了心学，之后他将“心即理”不断延伸，以纠当时知识分子空谈、虚谈之弊病，渐渐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行和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很重要的两大命题。从《尚书》开始，到孔子、庄子、孟子，到二程、朱熹，然后到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再到孙中山、陶行知，都思考、讨论过这个问题。
比如陶行知，原名陶文濬，读了心学之后改名陶知行，后来再次悟了，又改名陶行知。为什么一改再改？因为知和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容易哪个难，哲学上争辩得很厉害。王阳明却不割裂两者，而是提出知行合一。
也有人提出：人世间最常见的是“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王阳明回答：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知、行是一个整体。古人总把知、行分开说，是希望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研究，因为世上多的是冥行妄作和好说空话、不着实躬行的人。
解放周末：“知行合一”能够解决人的什么问题？
郦波：习性的问题。人的习性是很难克服的，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大部分都是你的习性造就的：成功是由好习性造就的，失败是由坏习性造就的。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曾国藩说过一句名言：“败人两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惰”就是不着实躬行。
我认为，解决习性问题，没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它能够帮你找到真正的自己，塑造自己，成就自己，是强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变习性最关键的一种智慧。不仅如此，它也能成就你的家庭、你的团队、你的组织。
沉浸进去，才能融而为一
解决周末：由“知道”到“做到”，依然有个跨越问题，如何才能“合”呢？
郦波：我称之为沉浸式体验。心学是儒家的一支，万法归宗，我们来举个孔子的例子。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向师襄子学音乐。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但没告诉他曲子的名字。孔子练了一段时间后，师襄子觉得不错，打算教他新曲。孔子说，我只会了技法、指法，还没掌握节奏、韵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发现他进展神速，又提出教新曲。孔子说，我还没能把握曲子的思想和情感，再练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发现孔子的水平都快超过自己了，可孔子还是不接受新曲，理由是“吾知其志，未知其人”，说自己把握住了曲子的思想情感，但没琢磨出是什么样的人作了这首曲子。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来听了，听完坦诚地对孔子说，你再练我就没法教你了。孔子摇头说：“吾知其人，未知其类。”意思是我大概明白作曲的人了，但还得琢磨下他身上体现的是哪一类人的思想和情感。
直到有一天，孔子把这首曲子弹得酣畅淋漓，师襄子听得失魂落魄、自愧不如。弹完，孔子长身而立，说自己看到作者了，“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这气吞诸侯的磅礴之势，“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大吃一惊，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
这就叫沉浸式体验，不光学习，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有沉浸进去，你才能和你的对象融而为一。
解放周末：知到行，行到合，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
郦波：就是那个“一”，“一”就是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王阳明说：“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为什么你总觉得疲于奔命，觉得有些事做得还可以，有些事真难，那是因为你心中“牵于毁誉得丧”。毁誉得丧是一种利益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你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都不是致良知。
“良知”典出孟子。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就是说，知天理、知人间大道，是一个人内心本来就有的，但因为现实的缘故，各种欲望、情绪、不良习性，蒙蔽了良知。致良知，就是要面对“事”，找回良知、良能。
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
解放周末：儒释道三家都非常讲究静坐修行，静坐也是心学入门的一个功夫，但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修行几乎是一种奢侈。
郦波：忙不是今人才有的困惑，古人一样有这个问题。曾有一名官员听王阳明的课听得手舞足蹈，恨不得天天来听，但觉得自己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务，实在没有时间。
王阳明一听他的抱怨就说，你听了我那么多课，怎么还没开化，我什么时候让你放弃工作来修行？
王阳明的观点是“事上练”，也就是他的信徒、日本的稻盛和夫等人都喜欢讲的“工作即修行”。“知行合一”的重要方法就是“事上练”，在处理各种事情的过程中磨练自己。王阳明的一生并不长，有限的一生里，他还疾病缠身，但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误。不说立德、立言影响了五百年来多少代人，光是建功立业，他平乱、剿匪、料理政务，哪一件是轻松的呢？
解放周末：曾有学生向王阳明请教静坐的问题，说自己“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今天的我们也很容易遭遇这样的心境——事到临头，缺乏定力。
郦波：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他曾经婉转而又犀利地批判那种坐枯禅的静坐方式，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像僧人那样坐枯禅。心学是一种实学，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是要功用的。心学不是解放一个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整个族群。静坐必须要和“事上练”结合起来。
解放周末：可见，王阳明的大彻大悟与禅宗的顿悟是大不相同的。
郦波：是的。佛教讲的是放下，心学讲的是拿起；佛教求的是解脱，心学要的是担当。有根本的区别。
在龙场，王阳明就参透了生死问题。如果是佛教的禅悟，那他就不用再做龙场驿丞了，不如放下一切、云游四海。但那不是王阳明，如果王阳明追寻的只是个人的出路，他也不会五百年来如此受人推崇了。相反，他龙场悟道后，先著书，后开书院，更重要的是，国家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毫不迟疑。
一句话，他不仅迎难而上，而且寻难而上，多少凶险，全然不顾。
解放周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可以说是放下的——至少他放下了自己。
郦波：我认为，他是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从放下什么、拿起什么中，可以看出王阳明的“良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这颗心是光明的，这就够了。这是一生坎坷而创下无数伟大功绩的王阳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治疗当今社会顽疾的一剂良药
解放周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习阳明心学的？
郦波：我深感遗憾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早一点接触阳明心学，而是到了28岁那年、面临一些人生困惑时才开始接触的，但从此就专研下去，没有中断。
王阳明真正打动我的，不是他经受残酷折磨而几近死亡的关头，也不是他为躲避追杀而诈死的逃亡经历，而是他忍辱负重、在遭到各种迫害的间隙追寻自我的努力，是他历尽劫波、功成名就后排除干扰，听从良知的召唤，决定魂归故里的悲壮之旅。
王阳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自我完善的一生，他不仅找到了内心的光明，更将这种发现尽力散播，帮助更多的人发现自己内心的光明。他的理论建树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自我的修炼和实践的锻炼，他的发现是自悟，他的功德是救人。正因如此，自阳明心学诞生以来，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都将其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并创造出了辉煌的事业。
解放周末：早在万历年间，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就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之后五百年里，心学余绪不绝，如今又起“阳明热”，您觉得阳明心学持久、蓬勃的生命力源自哪里？
郦波：自秦以来中国2000年的文明史，一直存在着儒法之争。初始的儒家，包含很多民主思想，关注人性，但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实则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
之后，程朱理学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在于它是儒家向法家的妥协，统治者用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用法术控制人们的行为。此时，阳明心学从一片黑暗中杀出一丝光亮来，其启蒙价值无异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阳明心学是一种人性的回归，但又是一种向前的推动。在个人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在族群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追慕先贤，获得中华民族超越时空不断进取的巨大力量。
解放周末：今天的我们，行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重温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又在哪儿？
郦波：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样的表述指明了我们回顾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尤其是回顾本民族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人类历史上，每当出现重大的精神危机或文明发展的困局时，总需要从某些伟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才能继续前行，重新走回正道。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决当今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问题的精神药方。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读王阳明。
当今世界各民族也可以从阳明心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许嘉璐先生也曾表示，阳明心学的意义在于它是治疗当今社会顽疾的一剂良药。当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的逻辑已经处处碰壁，世界各国陷入精神困顿的时候，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就成为照亮人类文明未来的一盏明灯。


共产党人“心学”的传承与弘扬

国务院国资委直属机关纪委书记 马明伟

2017年01月17日14: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认真总结我们党革命时期进行党性教育的成功经验，深入借鉴传统心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修养文化资源，构建新时代共产党人“心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提高党性教育水平与成效，建设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培养造就新时代“不忘初心”、“为天地立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幸福不懈奋斗的优秀共产党员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承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心学”，弘扬党性教育、党性修养的好传统

党性是政党及其成员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宗旨、作风、纪律等要素在党员身上的综合反映及人格化。无产阶级政党及成员的党性包括理想信念的崇高性、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宗旨意识的人民性、组织纪律的严明性、意志品质的顽强性等。

早在革命时期，面对生存发展在农村,农民、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占党员大多数，长期处于“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创造性提出了思想建党伟大理论及加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进行党性教育的伟大任务，1941年 7月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以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实践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发表和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形成了较系统的党性教育、党性修养的理论及成功实践。重视党性教育，注重党员党性修养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一大鲜明特色。

党性教育、党性修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晶。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修养文化传统。儒家历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次第，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肇端孔孟、开山于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集大成的“心学”更是直指“心性”，主张去除人的私心物欲遮蔽，使良知善端呈现光大，并通过“知行合一”的“事上磨炼”工夫，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圣贤气象及与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而道家“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也十分丰富，佛家的“禅宗心法”源远流长，都蕴含着深厚的“心学”资源。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与中华传统修养文化结合起来，将修养内容从传统的“心性”拓展到“党性”，把传统的内省工夫演进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的改造，把传统的“事上磨炼”发展为进行革命实践锻炼，并从传统的“心灵觉悟”具体化为“阶级觉悟”，从传统较重个体的修炼拓宽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集体“共修”，创造性建立了党性修养理论，成为共产党人正心修身的圭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共产党人“心学”批判继承传统心性等修养方法，也形成一套党性修养的系统方法，梳理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誓，即立志，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二是学习经典，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坚定崇高理想信念，进行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意识和世界观；三是“主敬存诚”，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敬畏人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象和尚念经一样”时刻念着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四是尊“礼”守规矩，即恪守党章党规党纪，强化组织纪律性，相信依靠组织，奉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五是涵养意志品质作风，即激发革命、斗争的激情，养成艰苦奋斗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塑造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为党忘我工作，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六是“择善改过”，即党内政治生活的锻炼，在“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批评自我批评、党内斗争中锤炼党性，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观念；七是“事上磨炼”，即参加革命战争和斗争实践，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总之，通过长期的修养历练，包括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锤百炼，突破生理心理精神极限，“万死千生”，完成一个人意志品质再造、人格蜕变，人性升华到党性，小我升华到大我，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劳苦大众服务、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牺牲，具有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心学”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新高度，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志向远大、心胸开阔、意志坚强、无私无我的优秀共产党人，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新中国做出了伟大贡献。我们要传承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心学”，继承和发扬党性教育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把我们党建设好。

二、更加全面地弘扬以传统心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心学”

诞生于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心学”，面对的是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和革命与战争的残酷环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烙印。一是受党成立时“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多从“封建的”、“落后的”的维度对待传统文化，一度激进地“反传统”，障碍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客观全面的吸纳。二是受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简单以西方心物两分的哲学和思维批判中华传统文化，否定中华传统的心物一元论及心性上的“天人合一”境界，甚至给心学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限制了对更高精神境界的探求。三是出于革命党打破旧传统、唤起民众革命的现实需要，党性教育中突出了“革命性”、“斗争性”，对和谐包容、人文关怀等价值提倡弘扬不够，对终极关切、超越性追求以及精神家园建设自觉地系统地建构不够。四是因革命斗争的形势环境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认识不够全面，割裂党性与人性、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的关系，甚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使党性修养缺乏良好的人性教育基础。

以上种种，一定程度上影响党性教育的实际效果，制约了对共产党员人格、精神更全面的塑造，不能完全满足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执政条件下党性教育的实际需要。亟须我们面向新时代新形势，在继承革命时期党性教育、党性修养成果基础上，更加全面吸收借鉴以传统心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时俱进地构建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心学”。

１.以“心性”涵养党性，厚植共产主义信仰的心性基础

彻底走出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论”思维误区，坚定传统心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自信，按照习近平同志关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的要求，积极发掘“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传统心性文化的内在价值，赋予其时代内涵及党性修养的特色，拓展和提升党性修养的精神境界。积极开展“党性”与“心性”，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大同梦想，阶级觉悟、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宇宙人生觉悟、心灵解脱、精神成长等方面的跨时空对话，促进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与中国传统心性理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融合，进行共产党人“心学”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特别注重发掘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人类种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始终埋藏于人类心灵深处、中国传统修养与大同理想的内在一致性等研究成果，厚植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天理”、“良知”等真理内涵和心性基础，打牢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人文基础，使党性扎根于更深厚的心性沃土，实现党性教育外在灌输、内在认同、心灵觉悟的统一，从根本上解决对共产主义理论真懂真信的问题，有效解决党性教育入脑入心的问题。

２.重拾“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升华阶级觉悟、政治觉悟

充分汲取传统士大夫及国人自强不息、弘毅坚韧、心系家国、忧乐天下、崇德向善、道义担当的文化精神及赞天地之化育的圣贤气象，经世致用的豪杰气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等价值，弘扬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胸怀远大理想、为人类解放、民放救亡、人民幸福而牺牲奋斗的革命情怀和英雄气概，培养造就“不忘初心”、“为天地立心”、担当民族复兴、人类发展大任的新时代共产党人。当今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任务自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智慧自信，还要有“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美好理想而奋斗的使命担当。要唤醒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升华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党员、干部要时刻意识到是自己是“觉悟的人”，要融会党性觉悟与传统心学的宇宙人生彻悟，实现人格蜕变、精神成长和境界提升。对于普通的党员干部，要体现先进性和纯洁性，正确对待公与私、义与利、得与失、苦与乐关系，自觉抵制市场交换原则、物质利益原则和权力名利对党性的侵蚀，反对自私自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要立足岗位作贡献，工作不仅是职业需要，更是党性觉悟、良知实现的重要途径，时刻保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激情与动力。对于高级干部而言，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无私无我，报党报国，精神高尚，思想纯粹，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毫无私心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

３.重建文化认同，促进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建设

一是对党员干部进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明晰优秀文化传统与价值的跨时代性、现实可资借鉴性，从“民族血脉”、“人民精神家园”、“独特基因与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基”等多方面认识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正名，消除思想误区及对传统文化的隔膜、疏离，提高党员干部的人文素养和文化情怀。二是认真遵循“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文化政策调整规律，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文化重建规律，提升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坚定中化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强化党员干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与精神归属。三是架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沟通融合的桥梁，促进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建设。注重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与国人精神心理结构耦合互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化，使理论武装扎根党员干部心中，党性教育融入伦常日用。突出党性教育的终极关切、超越性内容，满足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安身立命需要，既要弘扬执着责任、兼济天下的主流价值，也要传承淡然自处、独善其身的人生智慧，要学习以“孔颜乐处”为代表的超然物外、达观自足、不假外求、内在超越的文化精神，使党员干部胸襟开阔、格局广大、境界高超。四是在执政条件下，和平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尤其要正确处理好党性中革命性、斗争性与包容性、和谐性的关系。既要发扬斗争精神在处理党和国家大事大非问题、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要注重和谐包容、从容中道、讲仁爱、尚和合、求大同等意志品质精神的培养，涵静气、炼定力，促进党员、干部身心和谐、情趣健康、境界超越。

４.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夯实党性的人性基础

首先，要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强化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觉悟，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同时，恪守人民性不动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将共产党人之心与古仁人之心相融通，以人民心为心，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人民甘苦为甘苦，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其次，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人性的关系，注重人性对党性支撑作用，强化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性的升华，坚持党性之美与人性之善的统一。反对一个共产党员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但高谈党性的问题，反对满口理想信念宗旨，行为自私自利“两面人”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党员干部“没有人形”、人性缺失的问题。大力弘扬“做人”文化，强化正直、诚实、善良、忠厚、仁义、廉耻等基本的人性品质，突出党性的人品特性，党员的好人特征。反对无原则的乡愿式的“好人主义”，但党员、干部首先要是众口皆碑的好人，引导党员、干部向上向善，发挥道德表率作用，真正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要有人格魅力，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高级干部要成为道德楷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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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知而能之知行合一

赵建永

2016年09月20日08:26    来源：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倡导“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他指出二十国集团应“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他强调：“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其最早出自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所著《论语集注考证》：“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这是说，先知先觉的圣贤，知而能行，思想与行为一致，是后知后觉之人效法的榜样。“知行合一”论后由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较完备的哲学体系。古人所谓“知”指道德观念、思想意念和事物之理，“行”指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有似今天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虽出现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实贯穿于儒学之始终，只是各家在具体论证时有所偏重。他们都认为知行必须统一，并看作为人为学的根本，否则就谈不上“善”。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特别关切知行关系是因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于天下，就不能仅是理念，必须见于事功。《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都论及知行难易问题，认为求知重在运用，这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重视践行的民族。孔子把“言行一致”视为划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即是知行的统一过程。入宋以后，知行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朱熹主张“知行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他们都在不同层面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关系，故后人称程朱理学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集知行学说之大成，作为其哲学核心的“知行合一”主要有三层涵义：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体两面。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实现过程互为表里，能够深入实相的“知”就是“行”，这样的“知”方不虚妄；能够明觉精察的“行”就是“知”，这样的“行”才不盲目。所以知行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实践。王阳明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意思是说，真正的“知”必须付诸实行，没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实践之中，实现知行合一。因此，他常强调在事上磨练、在实学中求知。再次，以知促行，为善去恶，强调自律自觉。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后人常以此误解他“销行归知”。其实，王阳明并没有混淆“知”“行”，他视起心动念就是“行”，所以应该对善恶有高度自觉，这是慎独、自律的极致，对道德修养极有意义。他提倡“知行合一”是希望在道德规范上防微杜渐，因为道德上的知行问题是和认识上的知行问题分不开的。

　　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阐明“行”是“知”的源泉，主张历事炼心，反对空谈，对后世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响深远。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唯物论角度阐发知行合一，主张“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结合当时革命需要，提出“知难行易”说，成为从传统知行观到科学知行观的过渡环节。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要相互贯通和促进，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这在今天颇有借鉴意义。倡导“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植于中国知行合一的思想沃土中，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既是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科学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