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擎宇:打开地图说故事
墨云
提起金擎宇的名字,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陌生。其实,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国人,几乎全是看着课本里他编制的地图长大的。金擎宇和他的两位哥哥一手创办的亚光舆地学社,就是今天的地图出版社的前身。
在方庄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已经89岁高龄的金擎宇。对于约好的采访,老人表现出了极其认真的态度,早早就摆好了桌椅,沏好了茶,还由保姆搀着,一直站在阳台上等候着我们。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将近50年,金擎宇还带着明显的上海口音。
老人说起话来气力不十分充沛,可只要一提起心爱的地图事业就不愿意停下来,家人几次过来催促他吃药,都被老人摆摆手回绝了。
1.为支援抗日,三兄弟组成制图“流水线”
采访之前查资料,发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界有个集编剧、导演于一身的著名人物也叫金擎宇,他还曾经主持过阮玲玉的葬礼。跟金老一核实才知道,这两个“金擎宇”并非同一人,“我这一辈子都是做地图的,导电影的金擎宇我也知道,那不是我。”
1918年,金擎宇出生在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家里兄弟五人,他年纪最小。金擎宇15岁那年,作中学教员的父亲就病逝了,由于家境清寒无法继续读书,二哥金振宇便介绍金擎宇进入上海舆地学社当“练习生”——“舆地”是地图的旧称,“舆地学社”自然就是当年的地图出版单位了。
金擎宇肯下苦功夫,当“学徒”不到一年,就掌握了地图编绘和注记书写(多种字体的钢笔字)的本领。只是这段平静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很快便踏入了江南。
地图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据说,在全面侵华开始前的一段时期,日本曾派千余人来华非法测绘,侵华日军使用的地图竟然比中国自己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能够细致到一棵树、一间房子,甚至有些当地人都不知道的小路在日本军用地图上也标注得清清楚楚——日本军国主义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与他们手中有一份详尽的中国地图不无关系。
作为业内人士的金擎宇自然更明白这个道理。眼见得战争使繁华的大上海百业萧条,几家地图出版单位都无法正常运转,金擎宇当机立断,联合二哥金振宇和四哥金纬宇,成立了自己的“亚光舆地学社”。
在中国地图史上,“金氏三兄弟”可是个响当当的“品牌”。三兄弟配合默契,行里出身的金擎宇负责编纂地图,金振宇负责发行和领导全社的工作,金纬宇则负责出版。曾经在南京和汕头统税局做过文书工作的金纬宇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字体小到用一根“线香”就能盖住,人称“一支香”。金纬宇写的地图标注与传统“659”小笔尖书同样清晰易读,一点都不花、不模糊,而且写得更快,人家用钢笔注记一天最多写500字,他能写1000字。亚光出版的地图也就一律使用毛笔小楷标注,又漂亮又有特色。
亚光舆地学社编制的第一幅图是用80克胶版印刷的6色对开张《东南各省地图》,当时定价只有2角钱。三兄弟历尽千辛万苦,把地图运到浙江金华出售,结果不出所料,首版的5000张地图被一抢而空。
2.滇缅公路第一次出现在民用地图上,三兄弟也上了日寇的“黑名单”
初战告捷,三兄弟决定静下心来,策划出版他们的“抗日地图”。
亚光出版的第二本地图就是有名的《袖珍中国分省详图》——这也是“亚光”最著名的地图出版物。过去的地图都是大开张,极不方便查阅又容易损坏,三兄弟不但细心地把地图设计成容易携带的小开本,还特别在水陆交通线路的标注上下了一番功夫,把沿线大小地名都标得清清楚楚,再配上简说……立刻成了那个动荡年代人们的必备之物。
这本小册子的热销让刚刚成立的亚光舆地学社彻底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之后的三年,亚光又陆续编绘出版了《东南各省详图》、《袖珍世界分国详图》、《小学中国地图》等十多种地图,全都大受欢迎。与此同时,抗战的烽火也在全国逐渐蔓延开来,许多水陆交通要道都被堵塞了,上海成了一座“孤岛”,往来运输极其困难,连正常的邮寄都被中断了。为了把印好的地图运出去,三兄弟在昆明、重庆等十几个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作为销售网点,分期、分批派专人“押送”,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把印好的地图从上海运到内地去,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把地图先运到香港或者广州湾,再辗转运回内地……就这样,战火纷飞之中,亚光的地图从没停止过一天的供应。而直到解放后金擎宇才听说,当时延安和广大解放区使用的中国地图,也是由亚光出版的。
亚光舆地学社的名气越来越大,自然也招来了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了租界,“孤岛”上海也全部沦陷,金氏三兄弟全都被列入了敌人逮捕的“黑名单”。三兄弟只能带着全家老小逃亡到内地,仓促离开上海时,他们几乎放弃了一切,惟一带在身边的,还是地图的图版。
日寇一路追捕,三兄弟只能由溧阳、屯溪绕道至金华,再经闽北、赣南至衡阳、桂林、贵阳……转辗四个多月,历尽艰险才到达了重庆。而到达重庆之后三兄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起炉灶,继续出版地图。
当时的大后方同样物资匮乏,但在制印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三兄弟还是设法重印了《袖珍中国分省详图》以及单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他们还根据当时的形势,编绘出版了《中印缅地区形势图》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形势图》等一系列新图。
翻开这张年代久远的《中印缅地区形势图》,“史迪威公路”赫然展现在眼前——这条著名的“滇缅公路”是当时中国对外的惟一通道,所有外援军需物资都要从这条路线运进来,从印度、缅甸直达我国滇西的腊戍。当时的滇缅公路并不像今天这样为人们所熟知,正是金擎宇把这条关乎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公路第一次标注在了民用地图上。尤为珍贵的是,这张地图还附有“东南亚形势全图”,包含了当时中、印、缅战区的全部。地图上甚至还标注着从昆明到曼德勒铁路的“设计线路”——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到过的,中国南出印度洋最近的通道,而直到今天,这条从未建成的铁路还被人们不断谈论着。
也就在这个时候,金擎宇结识了正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金仲华告诉金擎宇,盟军反攻时有可能在我国沿海登陆,他建议金擎宇编制我国沿海重要地区的地图,把从辽东半岛至海南岛的广大海域分成七幅地图显示,并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方式,便于“登陆”的盟军使用——可是还没等地图编出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计划中的选题也就没再推进下去。
3.他编制的地图,毛主席一直摆在案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金擎宇和四哥纬宇10月初就搭乘首航江安轮赶回了上海,很快恢复了地图的出版。亚光舆地学社从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当时全国机关、学校和普通民众都急需最新的地图,亚光编绘出版的《中国分省精图》、《世界分国精图》以及中国和世界挂图等十多种参考图,还有几种中、小学地理教学挂图都不停地再版,依然供不应求。仅仅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亚光出版的新图就达到了50多种。特别是《中国分省精图》、《世界分国精图》以及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和世界挂图等,销售量之多一时让亚光的风头无人能及。
新中国的成立为金氏兄弟带来了又一次机遇。1949年5月上海解放,金擎宇和金纬宇6月初就设法专程来到了北京,目的是向各有关方面联系搜集新资料,出版最新的地图。金老说,新中国一成立,各方面都焕然一新,行政区划有很大变更,交通设施也是日新月异,旧有地图已经根本不适用,这个时候出版一本新地图,最合时宜。金擎宇没想到的是,因为各个政府机关都刚刚“就位”,资料收集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我觉得更应该看作是我们的机遇。”一回上海,金擎宇就集中亚光的全部编绘力量,在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分省地图》底稿的基础上,抓紧改稿和重编部分新稿。信息不足,他们就从报纸杂志上“扒资料”,编制经济建设和水利建设等新图……1950年,16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终于面世了。这本图集收录了50幅地图,分各类总图、各省区分图、各重要都市图等三部分,每张图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条分缕析,内容十分完备,是一本综合性的参考图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图集还为南海诸岛专门绘制了一幅地图,以引起读者对我国疆域领土范围和南海诸岛的重视和关心,这在我国的地图编制事业上又是一次创举。
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一再重版,甚至远销世界各国。金擎宇也想不到的是,这本地图还陪伴着毛主席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成了伟大领袖的案头必备。
那是1975年的一天,正被关在“牛棚”里的金擎宇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著作办公室需要100本他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办公室的人带来了毛主席一直在使用的那本地图,地图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被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来人告诉金擎宇,这本地图20多年来一直摆在毛主席的案头。看着主席密密麻麻的小字,金擎宇的心中满溢着自豪感,可是当时正值“文革”,上哪去找一模一样的100本地图去?后来,还是地图出版社派出专人,分赴全国各大学校和图书馆,才搜集到了60多本,又把毛主席批注的原图用扫描方法照下来补印之后上交了毛著办公室。而主席亲自批阅过的原版地图,如今被永久保存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4.仗义疏财,拯救了今天的《中国国家地理》
问金老,跟地图打了一辈子交道,记忆最深、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事?满以为老人会拿出他经手出版的某一张地图,讲一段背后的曲折故事,不想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争取公私合营的事。”
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公私合营,真的是金擎宇“争取”来的。亚光的一步步成长让金擎宇越发明白,地图的出版不同于其它书籍、报刊,这是一桩涉及国情机密的大事,应该由国家来领导。1950年9月,金擎宇参加了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在会上,金擎宇遇到了两位老朋友——亚新舆地学社的邹新垓和世界舆地学社的屠思聪,三家大型地图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很快达成共识——要向出版总署提出申请,争取地图出版行业的公私合营。
三个人的申请却并没有立刻得到批准——出版总署认为,地图出版行业搞公私合营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可以先把全国的地图出版单位组织起来,搞“私私联营”,创造条件来争取公私合营。
回到上海之后,金擎宇、邹新垓和屠思聪立刻行动起来,把东方舆地学社、上海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大陆舆地学社、大中国图书局(出版部分地图)、华夏史地学社、寰球舆地学社、国光舆地学社、新光舆地学社、新中舆地学社和北京的复兴舆地学社共计14家地图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召集到一处,表达了合营的意愿。虽然大家原则上都表示同意联合,但毕竟涉及经营权归属的大事,在具体问题上还需要反复商谈。金擎宇三个人舌敝唇焦,反复向同行们陈述利害得失,协调各方面的意见来解决联合起来的各种问题,终于在1951年成立了私私联营的地图联合出版社。
“图联”刚成立的时候,经济上非常困难,眼看辛苦创办的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金擎宇主动提出,将亚光最为热销的“中乙”和“世乙”两种挂图的出版权无偿地让给图联,来维持大家每月的开支,以促进合营的早日成功。有了经济基础,1953年元旦,所有的私人地图出版单位终于全部合并,正式建立了私私联营的企业。当时的图联租用上海外滩麦加利银行二楼作为社址,核实股金共为30亿元旧人民币,由德高望重的邹新垓担任社长,金擎宇和屠思聪出任副社长,葛绥成为总编辑,金振宇为经理部经理。金擎宇明白,迈出这一步之后,地图出版业最终实现公私合营也就指日可待了。
金擎宇的仗义疏财并不仅仅表现在帮助图联渡过经济难关这一件事上。他爱地图,也热爱地理事业,在当时,地理和测绘学还是一个重要但冷门的学科,因此,只要金擎宇发现了有助于地理学发展的星星之火,他必然要竭尽全力地加柴添薪,助其成为燎原之势。
1949年南京解放之后,为了适应时代转变的需要,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南京大学地理系的教师们想出版一份学习刊物。这个刊物首先要刊载一定水平的地理教材,以弥补当时地理教科书的不足,还要为普通读者提供必需的地理新闻和必备的地理知识,成为地理爱好者们交流的园地。
于是,1950年1月,《地理知识》杂志正式创刊了。创刊号只有薄薄的8面,包含6篇短文和几条讯息,而且只印刷了600本。但这本简陋的小册子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地理学界和中学地理教师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地理知识》毕竟只是一个冷门学科的专业杂志,尽管编辑们花费了大量心血,刊物的运营一直举步维艰,最大的难题就是出版印刷费没有着落。最初的几期只能靠编辑部内部自愿捐款,之后物色价格低廉的小印刷厂印刷,质量很难保证,而且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印刷单位,初生的《地理知识》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
作为业内人士,金擎宇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本杂志。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本不起眼的小刊物无论专业性还是可读性都非常强,是一份很有希望的杂志。听说《地理知识》因为资金匮乏,每一期的印刷都是大问题,金擎宇主动与编辑部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出资无偿承担《地理知识》的印刷任务。从1950年第8期开始,《地理知识》改由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亚光舆地学社出版销售,发行量一下子就扩大到了2000份,印刷质量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金擎宇的慧眼完全没有看错。仅仅几个月后,小小的《地理知识》编辑部竟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函,盛赞这个刊物办得好,并索要已经出版的各期。不久之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特立约见了《地理知识》的主编施雅风面谈,对杂志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后来,郭沫若先生还亲自为《地理知识》题写了刊名……一本地理学的专业杂志,就这样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地理知识》那淡赭红的封皮,也成了不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永恒的童年记忆。时至今日,这本杂志依然被摆在每个报刊亭最显著的位置,只是今天的它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中国国家地理》。
5.“地图编纂是最讲"与时俱进"的工作”
1954年5月,“图联”又一次向中央及华东出版行政机关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此时,金擎宇的身份也有了变化,他已经加入了九三学社,担任出版委员会的委员。这一次,经中央出版总署批准,地图联合出版社正式与国营的新华地图社合并了——今天的地图出版社就此诞生。金擎宇放弃了长期从事的地图编制工作,出任地图出版社的副经理,协助社长兼经理沈静芷负责全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为止。
在亚光舆地学社时代,经金老之手出版的地图不下200册,至于公私合营之后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就更是不计其数了。问金老,您编过的那么多地图里面,有没有今天依然在使用的?金老似乎对我的问题有点诧异:“怎么会呢?地图的更新换代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搞地图测绘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随时关注形势的变化,这是一项必须要"与时俱进"的工作。”
在业界,金老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有口皆碑的。1944年,美、英盟军在法国西海岸的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亚光舆地学社随即便出版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形势图》。1950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金擎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马上就反映出了这方面的内容。为了让自己出版的地图紧跟形势,金擎宇坚持每天收听三遍新闻,随时关注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年近八旬之际,他还与人合作编制了一套10幅的《我国伟大建设成就图》。
除了紧跟形势之外,金擎宇还特别注意收集读者的反馈信息。年纪大的人或许还记得,当年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每一本地图都附有一页读者意见调查表,金擎宇每天工作完毕之后总要“挑灯夜战”,对这些反馈意见一一进行整理,所有有用的读者建议,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在亚光出版的地图上反映出来——不断分析读者需求,善于审时度势,从不固步自封……其实,正是这样看似很小的优势,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最终把亚光舆地学社捧上了业界最辉煌的顶峰,也让金氏三兄弟在中国的地图出版史上留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美名。
图二:这张黑龙江省的老地图,就是金擎宇年轻时主持编制的
亚光舆地学社与金氏三兄弟2016-11-0
亚光舆地学社 由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兄弟三人于1938年秋在上海合资设立的一家私人地图初版机构,地址在上海慕尔鸣路(今称茂名北路)。人员还有长兄之子金立辉和金竹安,从1939年到1941年,“亚光”先后增加了黄镜湖、黄镜澄等编绘人员,充实了编绘力量。上海租借被日军占领后,辗转四个多月迁至重庆,1942年秋与顾颉刚合作,共同在北碚创建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与“亚光”的编辑业务相辅相成。并请著名地理学家李承三先生一起参加,由他们两位担任正、副社长。未及一年,该编纂社因内部意见分歧而解散。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人员不断扩充,出版、印刷能力亦大为增强,供应地图很受市场欢迎,一直到1954年与其他地图出版机构公私合营成立地图出版社,存在了16个春秋。 一:草创时期(1933-1945) 亚光舆地学社成立于1938年秋,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发生的后一年,全国人民面对敌寇残酷的“三光”政策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皆投入抗战行列。大家都关注国家大事,特别是战争消息。因此,都迫切需要详细的地图来查阅参考,了解战争消息。当时,金氏三昆仲——老大金振宇、老二金纬宇、老三金擎宇有鉴于此,及时创办了亚光舆地学社,他们根据社会上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先行编制了《袖珍中国分省详图》和《世界分国详图》等,由于版本玲珑,内容详尽,图后附有简要的说明,一经问世,行销全国,经不断再版供应,满足了当时大后方读者的需要。 金擎宇还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合编《我国沿海地图》,自辽东半岛至海南岛海域,共分成七幅,采取中英文对照,主要为配合盟军反攻在沿海登陆时作为宣传之用,此图因日寇投降而未及出版。 二:建设时期(1945-1949) 日本投降时,亚光舆地学社重心在重庆,为争取时间,他们一部分人赶回上海,即在原北将隐藏的图稿图版取出,依据新资料,着手整理修正和编制新的地图。他们在一年中陆续印行新图五十余种,业务飞速发展。同时扩充了编辑部门,增聘了编绘人员,建立了制版车间,特约了印刷工厂。至此,该社在出版地图方面粗具规模,渐臻完善。 三:发展时间(1949-1954) 1950年9月由中央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该社擎宇同志被邀出席,通过这次大会,对中央的出版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认识和领会。 自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以后,他们逐步认识到地图出版事业,必须由国家来领导经营,才能更好地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故他们在联合全国私营地图出版业走上集体,然后在争取公私合营的过程中,也是一贯积极起了带头作用,终于能提前在1954年10月走上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个人也提早获得社会主义的改造。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寇占据上海租界,上海成为孤岛。当时上海的出版界都感到难以维持,其中专门出版地图的亚光舆地学社以及其它地图出版机构,也不例外,不得不迅速撤离上海。“亚光”全部人员先后退至桂林、重庆。“亚光”创办人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三昆仲合集重庆后,深感当时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亟需在文化教育方面多出版些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书刊,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民气,树立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心。于是金氏三昆仲认为有必要创办一个专门出版地图的机枪,以解决战时广大群众读报等的需要。 1943年春,金擎宇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在四川重庆北碚相识。顾颉刚先生原名诵坤,字铭坚,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注重历史地理,边疆地理的研究,对历史地图也颇有研究。解放前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边疆周刊》、《文史杂志》等刊物,颇有学术质量。金擎宇是一位地图学家,1938年与二兄振宇、四兄纬宇在上海创办的亚光地舆学社,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地图。顾颉刚对编地图很感兴趣,说仅历史地理方面就有许多学术工作可做。金擎宇先生对顾先生很为仰慕,邀请顾先生合作。于是,他们联合创办了“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制定了该社的出版计划。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成立后,聘请了李承三一起参加,此外还有同事王锡光、张务聪、阮国樑、金竹安、崔可石等。大家推举顾颉刚为社长,李承三为副社长,金擎宇为总干事,接着顾先生邀请邵恒袄、殷畹兰等学者一起工作,编制了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地图、中国历史演义和史地小丛书等书稿。 次年,适逢陈铎、邹新垓、丁君陶等由桂林来重庆,他们都是从事出版地理、地图方面的学者专家,大家有意合作。于是,金振宇、金纬宇在重庆分头与顾颉刚、陈铎、陈宣人、丁君陶、张锡君等共同商讨决定集资创立“大中国图书局”,由顾颉刚先生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并在重庆民生路成立总管理处,设立门巿部,总发行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各种地图以及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图书。至此原“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宣告结束。 《地图》 1997年04期 收藏 | 投稿 | 手机打开 [img][/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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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不懈努力,继往开来──金擎宇三兄弟对地图出版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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