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读《回家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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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回家记》
Coming Home to  China
回家记
[美段义孚著     志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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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归国记（回乡记2007英文版）.pdf (695.87 KB, 下载次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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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回家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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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回家记》报告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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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北师大演说译稿 (2005.06)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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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记》最后一部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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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在了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44086-1-1.html
最著名的美国籍华人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朱棣文，政治人物吴仙标、骆家辉、赵小兰，律师邱彰，演艺人员李小龙，雅虎创办人杨致远等.
杨振宁，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穆藕初奖学金 ，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1966年，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2017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018年，任西湖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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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呢？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时间流逝，回答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了。以我如今74岁的年纪，长途旅行会是一项艰苦的任务。恐怕不久之后我就没有体力再去造访这个经济蓬勃发展、但在一些方面还处于第三世界水平的国家了。所以，要么就趁现在，即2005年，要么就去不成了。在2004年，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它来自于由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建筑师们联合组成的社团。他们邀请我参加2005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建筑学领域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主办方会解决我的机票以及在豪华宾馆的5天食宿费用。这件事听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使事情变得不仅吸引人而且值得欢喜的是，我可以与我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中国同事兼朋友——朱阿兴一起同行。他因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要回到中国去。如果与他同行，或者能与他全家人同行，我就可以把很多棘手的事情托付给他来处理。事实上，他也多次要求和我同行。而且强调一点也不会麻烦.尽管我看不出事情怎么会有这么顺利。
     我的兄长段岱孚和弟弟段三孚都曾经数次回到中国。他们似乎都有很美好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呢？一个原因是身体上的：我的胃经常不舒服，长途旅行未免会使症状加重。如果在一个不方便的时刻必须要冲进卫生间，或者是感觉胃里填满了脏东西又吐不出来，那就太令人尴尬和沮丧了。由于空气污染而引起咳嗽，这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也是大问题。此外，恐怕还要应付城市里混乱的交通，以及忍受乡间旅游景点里那些又湿滑又没有扶手的台阶。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心理上的。我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那年我才10岁。除了后来我们从菲律宾飞往英国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过一次以外，我就再也没回过生我的这片土地。后来无论是居住、学习还是任教，我的生活都是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度过的，这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我再也没有接触过我的母语。我的两个兄弟也是在幼年就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的夫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在家里他们说中文，或者中文夹杂着英文一起说。我一直单身，而且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先后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这两个华人社区很小的城市里。另一个不同在于我的两个兄弟都是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教职员虽是少数群体，但也颇具规模。而我从事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全美国的大学里也没有几个人文主义学者来自亚洲。所以我一直都在说英文，甚至由于想偷懒，当着中国同事和学生时我也是说英文。
     作为物理学家，我的两个兄弟只要把数学语言弄通就可以跻身于该领域的高层，可是连他们都能够运用中文而我却不能，这一直让我感到莫大的讽刺。我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家的本领就是运用语言、自如地运用语言；可是我越发觉得自己欠缺对一门语言的掌握，而这门语言对我来说理应比其他语言都更为重要。一旦我用英文来演说，那么我会有什么感受，我的中国听众们会有什么感受？
     我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真正的归属地产生了疑惑。其他人对我的身份也有这样的疑惑，因为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乡。我总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这个紧接着的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有些特定的景观的确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一种超脱了美学的景观——沙漠。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家园还需要一些人性的温暖，那么对我来说，家园就是我能够自由、放松地运用其语言的那个地方。我需要每个字和词都要表现力强、用法精妙，才能够弥补各个孤立的自我之间存在的鸿沟，从而开创一个真正的社区和一个真正的家园—我在这方面的需求或许要超过绝大多数人。我希望在中国的晚宴中，我所能表达的不仅限于“请把酱递给我”或者“嗯，我旅途很愉快”。当然，我知道，仅仅通过这样平常的交换行为，也能形成联系紧密的社区。和他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不一定要用别出心裁的方式，也不一定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度世事，剖析自己。毕竟在所有人类交流中最亲密的方式，即在母婴之间和在性爱中的男女之间的语言交流，都是通过“牙牙学语”似的声音完成的。当肢体语言的自然表现力可以掌控全局的时候，语言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对我来说，出于生理和情境的原因，身体的这种特殊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表现力是不可能用得上的。我所能驾驭的表达方式，至少是有潜力驾驭的表达方式，既不是手势也不是站姿，而是词汇和句子。我的忧虑在于，我将会去一个国家一—不是随便一个国家，而是我出生并学会了作为人类的基本技能的国家。但是我却缺乏与当地人交流的语言工具。
      我在1983年从明尼阿被利斯移居到麦迪逊。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2年，这是我定居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我的日常生活很舒适，只有一件事让我苦恼，那就是作为老人，今后身体上的一切变化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可能会摔倒在冰面上导致脊椎脱位，可能会渐渐丧失视力和听力，可能会需要心脏手术或者化疗。我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享受现在的快乐，还是该冒着加速身体衰退的风险，做一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能给我带来一次更加值得回味的经历并让我焕发生命第二春的事情呢？我选择了让生命焕发青春的可能性。在2005年1月，我重新领取了美国护照；3月，我获得了签证；4月，我订了机票。出行的计划就这样启动了。我打算和朱阿兴一起从麦迪逊出发，在5月28日抵达北京。在6月15日独自从上海返回美国。似乎是为了表示我有多么焦虑和急追，在出发前大约一周，我敢肯定我的嗓子发炎了。按照过去的经验，这预示着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肯定要得重感冒并且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接连好几天。我都无法安心期待中国之行，只能可怜巴巴地检查自己嗓子的情况。
      我对这次旅程——这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的描述，采用了一个不常见的结构和风格。首先，它并不是一本日记，但它的基础是我在踏上旅程两三天后开始在一个本子上记录下来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基本上是以过去式写成的，每当切换成现在式的时候，就表明我是在描述一种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的思想状态。其次，日志或是日记主要会记录一个人的所做、所见和所感，几乎不会记录下对话和复杂的心境。我并没有如此做。下文中我写的东西会记录下我到过的各个地方，并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以飨读者，就像一本旅行见闻录一样。不过与旅行见闻不同的是，它还包括我的演讲稿，以及饭桌前的一些谈话。我把它们包括进来是因为它们也是旅行中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它们体现了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如何去努力和人们交流。它们为我的整个中国之行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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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目录按照原书章节来读吧（20节，也不算太长太多的时间）。
目录

前言……1.

长途飞行.……1.

北京：第一印象.…4.

在附近散步，味觉刺激……8

顾和园之行..……16

对建筑学家们的演讲；一篇力作？.……21

忙碌的一天·令人满意的结果.……44

另一家宾馆·校园游..……49

中英文并用的演讲..……54

我的学生导游.….73

在北京的讲座和旅行...…84

再见，北京！你好，重庆！.……103

游览“正宗”的重庆……112

重访童年时代：南开中学……118

长江上的第一天……135

长江上的第二天.……140

经停宜昌……147

上海：旧记忆与新体验.……151

最后一天：吃坏肚子·聊天.……150

到飞机场·回家..……164

思考.……168

致谢……196

译后记.……198

长途飞行

早上7点l5分，鲍勃·萨克前来接我出发。他能来接我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出租车会准时到来。那天早晨晴朗而凉爽，这意味着我不必担心恶劣天气会推迟甚至于取消我的航班。鲍勃并没有把我放在机场门口就离开。而是走进去为我送行。朱阿兴已经到了。看见他让我精神为之一振。他可是国际旅行的行家里手。他住在麦油逊，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但同时也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担任一个研究职位。我平时只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穿梭，距离也就是半英里；而朱阿兴要在麦迪逊和北京之间往返，距离有5000英里之遥。这就是所谓经多见广！

年龄差异

我们的飞机准时从戴恩县机场起飞。我和朱阿兴的机乘座位不相邻，但一位好心的先生愿意交换座位，这样我们才坐在了一起。很明显，那位先生，还有这次长途飞行中我们遇到的其他人，包括乘务员，都认为我和朱阿兴有亲属关系，估计是一对父子。我认识朱阿兴已经8年了，我已经习惯于把他看作同事和朋友，看作地理信息系统（GIS）领域里的一颗明星，但从没有把他当做“孩子”。不管怎样，在从明尼阿波利斯到东京的这11个小时飞行时间里，他都像一个晚辈一样热心。他教我怎样按动电钮使得座椅靠背能转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还告诉我如果想打发时间，怎样支起我座椅扶手边的小屏幕，又怎样才能从中选择合适的影片。由于我的手比较笨，因此屏幕似乎不那么听使唤。接下来的几小时我都沉浸在讲述高科技的节目中，以至于当乘务员宣布开饭的时候，我简直觉得她们会端上来一大盘各式各样的营养药片了。

一顿真正的饭

我很高兴地看到，商务仓里面的饭菜还算是追求饮食艺术的。乘务员递给我一条热毛巾，接着让一张小桌灵巧地从我的座椅扶手边升起，又在小桌上铺好桌布。目睹了这一切，我就知道我会吃到一顿不错的饭。我可以在西式菜和日式菜之间选择一种，我选择了日式。从外观上看，我面前摆放的精美的饭菜算得上是日本艺术；从味道上讲，它也如龙肝风髓一般——至少对我这个习惯了经济舱里的椒盐卷饼、现在又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这样。

区位就是王道

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干净卫生、设备齐全、最重要的是没人在用的卫生间，似乎可以算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了。我在飞机上的座位离卫生间不远，而且不必扭头就能看到是不是有人在用，这让我很高兴。有人事先知会过我，尽管中国拥有日新月异的财富和活力，但是在卫生条件方面还函待改进：厕所，即使是高档餐厅里的厕所，也不是让人愿意一边方便一边看杂志的地方，揣着一卷卫生纸去那里也许还需要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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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印象

被驱逐出童年

我们的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以便在晚上9点25分准时降落。当飞机俯冲至距地面几百英尺的时候，我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片黑暗的夜和零星的低矮房屋。这的确是我想要寻找的中国，因为它就是我曾经抛在身后的那个中国。在恹恹(yān本义:精神不振的样子。困倦,精神委靡。亦用以形容病态。整理者注)欲睡中，我又回忆起了很久以前，重庆郊外深夜里那粪肥的气味和鸣蛙的聒噪（guō zào，声音喧闹，令人烦躁。整理者注）。飞机似乎落地了。这突如其来的颠簸把我从冥想中惊醒。乘客们都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椅子几乎就像妈妈的怀抱，我们吃饭、睡觉、像吃撑了的婴儿一般打隔，都是在这椅子里，现在终于能够用上自己的两条腿了。我们居然不得不自己把箱子从头顶的行李舱中搬下来，被呵护了这么久之后，这点小劳动似乎都让我们感到不公平。在长途飞行之后，受到的思想冲击之一就是似乎突然一下子被粗暴地从童年驱赶到了成年。这就是我的感受，或许也是那些像我一样的人的感受。但是对于朱阿兴和像他那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受冲击的，因为在整个飞行途中他们都一直保持着成年状态，一直通过电波与30000英尺（1英尺=0.3048米）以下的世界进行交流。

我对北京国际机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坐落在郊区的一个黑魆魆（xū xū，一般形容天色。如伸手不见五指,就可说黑魆魆.
黢黢 qūqū，非常黑。亦说“黑漆漆”整理者注）的长方形，但是当我走进机场内部宽敞明亮的空间以后，这种印象就被戏剧性地颠覆了。我和朱阿兴走上了一部自动扶梯。当我们到了似乎悬在半空的第一个平台并走下电梯的时候，朱阿兴掏出数码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相，镜头里是一个怀着忐忑心情回到自己出生之地的人。

说中国话

很快，机场极其现代的建筑风格就驱散了初来乍到的不安。我似平就是身处于费城或者巴黎。但接下来，我就注意到了一张张中国面孔和机场大喇叭上方挂着的中文提示牌，还有最触动我的，人群里那嗡嗡作响的中国话。对我来说，能听到北京方言（旧日的官话）（原文Peking dialect(Mandarin)，译为北京话（普通话-旧日的国语）更顺畅。mandarin 特指中国的普通话。Chinese 指的是中国话，包括方言。整理者注）在身边到处响起是一件多么怪诞的事情，居然听不到英文、法文，或者更切合实际一点，广东话。如今听到广东话好像不应该是件怪事，因为如果在芝加哥或者纽约，当我挤进中国城里繁忙的街道上的时候，满耳朵听到的都是广东话。

但的确是官话！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是我们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是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着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所熟悉的“你”来称呼他，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但他用的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哈哈，“您”英语没有专用词。整理者）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

北京友谊宾馆

在出口处，《建筑师》杂志的编辑黄居正（http://cul.sohu.com/20081120/n260757327.shtml）和他带来的司机已经在候着我们了。（后来我才体会到，只有技术极其出色的司机才能在北京这样像粥锅一般的交通环境里生存下来。）黄居正曾经在同济大学学习建筑，而后又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是我即将参加的建筑师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我和朱阿兴被带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辆奥迪。这让我有点惊讶。我还能期待什么呢？车的确不怎么豪华也不昂贵，但是接下来我就习惯了这里学术圈的低调。我确实设想过北京友谊宾馆会是一家豪华宾馆，结果它真的是。它的外立面展现着传统的宫廷式建筑风格，而内部就像是凯悦大饭店一般豪华，地板由大理石铺成，电梯上下时的声音都很小。不过与世界上的诸多凯悦饭店不同的是，这里各种陈设的格局很清晰。在友谊宾馆里，你不会搞不清楚前后，是在左厅还是右厅。在经历了漫长而且让人晕头转向的飞行之后，我真是要感谢这样清晰的设置。

朱阿兴和黄居正陪我来到我的房间，这真是帮了大忙，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灯打开。我就像个乡巴倦一样到处找开关，但是一个也没找到。在现代化的中国，你只要在床头柜上按相应的电钮就能把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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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近散步·味觉刺激

溜达溜达

我和朱阿兴都觉得我们需要活动活动身体。尽管天气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湿热，但早上起来在宾馆周围溜个弯儿肯定是不错。我很期待我将要看到怎样的景象，以及会对这些景象做出何种反应。我估计会见到摩天大楼。不过见到它们时，联想到这个城市在50年以前还曾经是天人合一模式的不朽典范，我还是感到些许的不和谐。有一些建筑形式非常前卫，我的意思是说它们的线条和形状打破了人的思维常理。比如说，有一座楼的侧面向外展开，整个楼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变宽，使得整个建筑看起来似乎要倾倒。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种样式并不适合银行或者金融中心。如今的建筑物拥有工程学和材料科学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它们的目标似乎是实现设计师狂野的设想，塑造出令人景仰的形状，而不是为了让人们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居住或工作。

高层建筑与公园

当然，北京城区里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并不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而是供工薪阶层居住的俗气的公寓楼。它们的样子和美国那些被评价为失败建筑的公寓楼差不多。而在北京，它们算得上一项社会成就。北京市政府给每个居民区都修建了一个半封闭的小型公园。如果是在美国，这种地方很快就会变成充斥着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场所。但在北京绝不是这样。我和朱阿兴在几个这样的公园里逛了逛。公园的利用率很高，人们聚在一起玩扑克、下围棋或者打麻将，还有不少人围观。孩子们有自己的活动场地，场地里有颜色亮丽的跷跷板、滑梯、攀登架、单个的小木马等等设施，尽管这些设施也许会被恶劣天气和大大咧唰的年轻人损坏。当我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高高低低的嘈杂声音，它们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游乐园里所能听到的音色别无二致。虽然人们说的是中文，不过即便是英语或者荷兰语也并无分别。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如果我以后想要在陌生的城市体验回家的感觉，那么就应该去游乐场，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不羁的年轻生命发出的喧嚣中。

这里的儿童游乐场让我想到全世界的儿童游乐场。而旁边就是专为老人开辟的场地，这对我来说却是中国特色。当我看到老大爷老大妈们在颜色鲜艳、上有把手下有踏板的器械上扭动腰肢，在固定在地面上的金属环上抻拉身体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了年纪的北京人不必把自己限制在房间里。他们可以走到户外，用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器械锻炼自己的老身子骨，同时也能照看一下身边的孩子们一—不仅仅是为孩子们考虑，也是为了自己的天伦之乐。

“硅街”（①硅街，指北京的中关村大街。一译者）

在我和朱阿兴散步的途中，我们造访了北京的“硅街”。这是一条很长的大街，到处都是从事电子制造业和商贸业的工厂和公司。我们走进了一家商店。这家店从外面看像是一座如沃尔玛一般的大超市，不过里面却是一间间小格子，密密匝匝如迷宫一般。每家店铺柜台上都摆着一台电脑，有一位男士或女士照应着生意；柜台玻璃里像陈列廉价珠宝一样摆放着电脑部件——那些能让北京、让中国乃至让全世界迸发出活力的东西。这些店铺内部与卖汽车的店铺内部的区别是多么大啊，估计没有谁会把汽车零件误认为是珠宝的！

汽车通过把人的身体运送到各个地方来实现人际之间的联系。电脑则可以让人们坐定，而让信息以光速来流转。此时在北京的各条街道和各个路口，交通拥堵，这表明用交通工具运输和交流的方式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幸运的是，即使在熄了火的车里，人们还是可以用手机来保持沟通顺畅。小汽车和大公共都已经属于老去的时代。我突发奇想，觉得它们就像是大象，互相挤挤撞撞地奔向水源地。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些轻巧的手机和优雅的笔记本电脑，它们发出的信息畅行无阻，就像鸟儿飞过天际一样。

我问朱阿兴：“camputer用中文怎么说？”他回答说：“电脑。”于是我头脑中就出现了一幅未来景象一—我可以在商店里面像选珠宝一样挑选零件来更新我的大脑，当然那家店铺会比我在硅街造访过的店铺要先进得多，它干净整洁、散发看微香，像大商场里面的化妆品部一样。如果衰老的前庞可以修复。那衰老的大脑为什么不可以呢？

水煮鱼：一道名菜

朱阿兴说：“咱们晚饭吃水煮鱼怎么样？这是北京现在最火的一道菜。”我咽了下口水，表示同意尝一尝。（其实烹熟水煮鱼用的不是水，而是极辣的红油。）我们去的饭馆有两层，上层装修是很酷的西式风格，下层面积则要大得多，摆了很多桌子，吵吵闹闹地坐满了顾客。我们选择坐在下层。我立刻就因顾客们的年轻程度而感到诧异。他们看起来都不到30岁。我所见的范围里是一大片黑头发，只有我已经谢顶了。另外，女士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男士。朱阿兴跟我解释说，随着北京经济的蓬勃发展，年轻女性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也有不少是各单位的中层领导。她们挣着不菲的工资，足以让她们与同龄人一起到外面下馆子，买时髦的衣服和首饰——后者不仅是为了相互间的较量，也是为了能吸引到合适的男士。当大家都认为男人应该在婚前准备结婚的花销，在婚后又成为经济来源和保障的情况下，女人何苦要攒钱呢？年轻女士自然是可以在林立的餐馆中挑选一种自己喜欢的风味，在众多的商店里挑选一款由名师设计的手包。考虑到中国人的性别比例，她们有的是时间从众多合适的人里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

这家餐馆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年轻女士，打扮得漂亮而且得体。只要我们茶杯里的水平面下降到杯沿以下一厘米，就会有服务员来把杯子续满。她们是被经理培训出来的，而不是从专门的餐饮服务学校里毕业的。我和朱阿兴目睹了一场这样的培训：它就发生在路边的人行步道上，服务员们要绝对服从每项要求，就像残酷的军事训练一般——当着大街上所有路过的人。

那么男性的雇员们一—那些年轻小伙子们，都在哪里呢？他们聚在后厨附近的大水槽旁边。店家领着我们这些客人到那儿去挑选一条鱼，让我们眼看着那条鱼被捞起来，然后有人用一根铁棒把它当场击杀。显然，年轻小伙子更适合于这项残忍的工作。与那些穿戴都很漂亮的女服务员们截然不同的是，这些小伙子们身上穿的是深色的长衣服，上面到处溅的是水渍和污渍。他们有的人留着平头，有的人头发乱糟糟的。他们互相聊着天，似乎很乐于从事这项工作。阴阳在这里似乎颠倒了：一面是漂亮女服务员形成的亮丽的“阳”，另一面是杀生害命的男士形成的黑暗的“阴”。

我和朱阿兴回到了自己的桌旁。我们品尝着凉菜、喝着菊花茶来打发时间。不久之后，一个大铜锅端了上来，在沸腾的油里面漂浮着白色的鱼肉片。这种由生到死的转换对我来说太过于突然了。我似乎还能看到那条鱼在杀鱼的小伙子健硕的手里挣扎摇摆，似乎还能看到它在受到几次重击之后把尾巴卷向后背，似乎还能看到它最后死去了。它不仅仅是死去了，更是转眼间被肢解成了一片片的肉，这让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我离开桌子去了卫生间。在去的路上我转而想到卫生间里会不会弥漫着腥躁之气，而且会不会没有卫生纸。

厕所与文明

答案是不会。卫生间没有散发臭气，也备有卫生纸。不过其洁净程度要远远低于北美任何一家较为体面的餐厅里的卫生间。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花一点力气来改善一下生理生活上这最缺乏美感的一方面。在欧洲，直到抽水马桶的发明和推广，以及19世纪里一场健康与卫生运动开展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相比于欧洲，美国的卫生间又是如何变成信奉“洁净亦是对神的虔诚”的庙堂、变成恣意奢侈地由大理石铺成的房间呢？中国人对腥臊恶臭的忍耐是不是源自于他们把粪水施在农田里，制造出遍地带有酸腐味的清香，并把这种气味与土地的肥力联系起来呢？美国人愿意掩盖住一切死亡和腐朽的痕迹。相反地，中国人不觉得有这种必要，因为对他们来说，腐朽及其产物（粪便）是种植活动的序曲和生命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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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之行

早上八点半的时候车来了，接我和朱阿兴去颐和园。颐和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而在1749年奠定了如今的基本格局。在1860年，它的前身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在l886年①，慈禧太后（1861一1908）重修该园，并定名为颐和园。这座园林在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破坏。而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再次重修颐和园。真的是“颐和”吗？这座园林如今存在下来，恐怕其历史里没有多少为人性所珍视的“颐和”。（①实为1888年。——译者）

热诚的导游：高女士

我和朱阿兴刚一进公园大门，就有很多非官方的也是非法的导游过来搭讪。其中有一位中年女士最为执着。我们把价格从30元砍到20元，而且觉得她可以帮我们照相，所以就答应接受她的服务。我们的导游（我们只知道她姓高）称呼我为“老先生”，还说她的父亲和我年纪相仿。我们慢慢溜达着，高女士变得越来越友善，甚至越来越让我们感到亲切。她反复劝我坐要坐直，走路不要歪歪扭扭的，每天至少应该喝一杯牛奶。她偷偷地对朱阿兴说，老人就像小孩儿一样，时时刻刻都得盯着，不过声音有点大，让我听见了。文化差异来了！我根本无法想象美国导游会用如此私密的话来表达热情，或者用我年纪太大了、比不了年轻人这样的词语来讨我开心。我是如何反应的呢？毕竟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50多年了，已经完全接受了那一套价值观。但是我到底还是有一颗不灭的中国心，因为我对她时常把我的年纪挂在嘴边这样的亲切感很受用。结果在游览结束的时候，我给了她25元。

淹没在象征意义里

我们从昆明湖北岸的长廊里走过（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游廊），一直走到石舫。而后我们坐上一辆色泽亮丽、装饰得很“古朴”的电瓶车，回到我们进来的园门附近。在整个游览途中，高女士都向我们讲述着这座园林的历史，解释着布局、建筑和雕塑的象征意义。我一边听着她的讲解一边看。结果是我的所知、所闻和所见完全揽成了一锅粥，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高女士力图用这个地方的种种精巧来让我感到愉悦或者惊讶，但是她只让我因为过去的荒唐而体会到了深深的悲哀：建造这个奇幻世界的钱本来应该用于迫切需要的国防开支，但是却用来取悦一个人——慈禧太后。她让人按照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船的外观建造了石舫，以供她在上面喝茶，这是何等的愚蠢。

至于整个景区的布局以及各个庙宇、亭台、石桥以及雕塑的象征意义，在我看来，都暗示着对自然的敬畏。哪怕是对自然最轻微的冒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例如门开错了方向、铜狮摆错了位置、颜色调得有些黯淡、床没有达到足够的长度（长的床意味着长寿）等等，都会给其拥有者带来厄运和死亡。

感受与欣喜

不过这些都是我听到的和记得的东西。映入我眼帘的景象都是充满阳光的。这是一幅典型的公园景象（不一般的只是在于这个公园巨大的体量），一群群的中国人在路上溜达着、在亭子里坐着、在湖里划着船，以各种方式游玩、放松。在这个温暖的周二早上，大自然似乎显得格外亲切，社会也显得如此亲切，只因为我看到了社会像大自然一样会变得越来越好——在末代皇帝溥仪时代，人们要付一定的费用才能进这所园子，而到了1924年它就对公众开放了。目睹了黄发垂髻在这片美好景色中度过快乐时光，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能自如地欣赏大自然，因为他们的时间观念没有那么严格，这让他们更加放松。
对于欧美人来说，去公园游览是一项一次性的任务，而不会是分成一个一个阶段、跨越春夏秋冬的活动。“你去过额和园么？”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我去过。去年冬天我去看过梅花，今年春天我去看过槐花和牡丹，8月份去看过荷花，深秋时节还去赏过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有真正去过颐和园。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我也没能体验到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955年的一个午后游览颐和园所见到的景象：“在湖中央我看见一条小船：一位年轻女士平静地躺在里面，已经睡着了；而两个孩子正在欢蹦乱跳，玩着手里的船桨。我们的船夫把手拢起来放在嘴边喊道：“哎！看好那些孩子！’那位女士揉揉眼睛，笑了笑，拿起了船桨，告诉孩子们船夫是怎样工作的。”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我和朱阿兴返回友谊宾馆吃午饭。当天下午，建筑论坛在宾馆对面的大楼里开办了一个展销会。主办方希望建筑师大会的参与者，也包括我，都能出席，因为建筑领域的工商业企业和保险公司为这次大会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在展销会里逛了逛，和展销方聊了聊天。我一路上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宣传材料，身上的骨头越来越感觉坠得难受。最后还是会议的一位组织者看到了我的狼狈相，叫来一个小伙子把我护送回宾馆。我需要人来护送么？一直走到马路牙子那里我才真觉得需要有人护送。站在马路边上，我能看见对面的宾馆，但是小汽车、大公共乃至自行车川流不息，车上的人没有谁会瞥一眼打算横穿马路的行人。那个小伙子架着我的胳膊，带着我敏捷地穿过了马路。我们走到了宾馆的旋转门，我以为他要走了，结果没有，他陪我走进大堂，又陪我走到电梯那里。直到电梯来了，门开了，小伙子才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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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学家们的演讲；一篇力作？

P21-43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60627-1-1.html 2楼

P44-48                          忙碌的一天·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一场采访

     第二天早上，我在宾馆大堂里与另外一位年轻女记者见了面。（我居然都不记得这些记者的名字了，真是该打。）我们自如地用中文交谈。她告诉我,她们杂志的编辑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且尽管杂志刚推出不久，但她和同事们希望很快就能把它办成中国的《纽约客》①。这就是我在旅途中一遍又一遍记录下来的东西，即年轻人的活力和乐观主义，他们对自己和整个国家都有着热切的期待。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普适标准，对他们来说是西方标准（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最好的，能带来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标准），而不一定要具有中国特色。所以他们的杂志才要向《纽约客》看齐，他们的大学要向常春藤联盟②的最好学校看齐，他们的国家财富也要向美国看齐。

注释①《纽约客》：New Yorker。1925年创刊的综合文艺类刊物，内容涉及政治观察、人物介绍、社会动态、电影、音乐戏剧、书评、小说、幽默散文、艺术、诗歌等方面，是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杂志。—译者

②常春藤联盟：the lvy League。指美国东部八所高学术水平、历史悠久的大学，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译者

城市化论坛

    当天下午的论坛有个很大的帽子：“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化”。出席者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外国学者来自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讨论很活跃，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点火药味。没有人会不好意思发言，我当然也不会。在社交场合，我一般话都很少，因为我看别人在聚光灯下表演都已经够了，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从诸多惨痛经历我们可以知道，在社交场合里的朋友从来不会认真听你说什么。但是专业的同事们会认真听，至少会断断续续地认真听，因为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就是得到新的信息和知识。

    讨论一直持续到傍晚，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论坛的主席（哈佛大学的张永和教授）请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位人士做总结发言。他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那个人自始至终都没说话。那个人说，他是一个城市规划师，几次想介入讨论之中但是一直都没有，倒不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而是因为旁边的人都太踊跃了，他想把机会留给别人。我们欢迎他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结果他想表达的是他觉得大家讨论的诸多内容都太抽象了，不实用。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如果当初主席自己做总结发言的话，或许大家的满足感能够大一些吧。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也是再次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总希望一个事件、一项工作、一天或者一周，都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生活并不像理想中的这样，成熟就意味着能够接受平庸的结局、接受这样的现象：一般来说，交谈都会以无话可说而结束。(整理者张永和，男，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1981年赴美自费留学，先后在美国波尔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分别获得环境设计理学士和建筑硕士学位。他是中国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并担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同济大学“千人计划”教授；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2015年，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招收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博士生）

年轻建筑师们请我吃晚饭

    与会者都要去附近的一个餐馆用餐，他们拉着我一起去。我没动地方，向他们解释说我已经很累了，需要回到宾馆休息。这倒是件新鲜事，我以前还不觉得自己可以用年纪大了行动不便来作为正当理由。在回宾馆的路上，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还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回过身，看见四个年轻人。他们自称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大企业里的建筑师，来北京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我的演讲和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我所说的内容很感兴趣。他们问我能不能一起共进晚餐。我没法说服自己再次用年纪来搪塞，于是就答应下来，而且建议我们一起到宾馆里吃晚饭。

服务员给我们每人递上一份菜单。几个年轻人问我喜欢吃什么，然后一道接一道地点着菜，全都是贵的菜。他们表示账全都由他们来结，这让我有点惊讶。我们愉快地谈论着当天发生的事，但很快让我尴尬的事情就来了，因为我发现光是谈论天气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我竭尽全力不让他们失望。他们听得很认真，但是也必须努力去寻找词汇来对应我的说法，或者是尽量表现得让我感觉我不是在说废话，而是对他们有所启发。聊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发现我在度过漫长的一天以后的确是累了，所以打算告辞以便我能休息。他们如此替我着想让我很感动，他们非常有教养而且很真诚的说话方式让我有一点点吃惊。我当时想，这些年轻人是在哪里学到这些礼仪的呢？是在家里的饭桌上？在美国，众所周知，全家人一起吃饭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看来中国人在有些方面还是没能赶上美国，但是幸好他们没赶上。

     账单递过来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一把抢了过去。“等一下，”我说，“我们是在中国，我比你们年纪都大，按规矩应该由我来付钱。”但是他们执意要付钱，理由是在他们看来，我，一个中国人，向全美国展示出了中国人能达到多高的学术水平。我对他们的赞美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或许太不谦虚了），但尽管沉浸在高兴中，我也能注意到我的这些年轻伙伴们丝毫没有理会我在中文运用上的不足。他们从没有怀疑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他们也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莫大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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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

另一家宾馆·校园游

“签在我的帽子上”   

   早上，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友谊宾馆，住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大厦。建筑师大会将在当天下午结束，我也打算要听阮昕的发言，题目是“发现中国现代建筑的美”。美？在生活中，或者更窄一点，在建筑学中，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吸引着我。尽管我听一些讲座更多地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兴趣，但是阮昕要讲的内容的确激发了我的学术求知欲。不走运的是，他的讲座被推迟了。在干等了45分钟之后，我很不情愿地和朱阿兴一起离开了会场。在大厅里有一排桌子，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小册子，桌子后面站着不少学生。一位年轻姑娘拦住我索要签名。一个小伙子也想要我的签名，但是手头没有合适的纸。在发狂似的找了一分多钟以后，他摘下他的棒球帽说：“麻烦您签在这儿！”有人递给我一支宽头笔，于是我就用又黑又粗的汉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笑着把帽子戴上。我看着他帅气的脸，恨不得他就是我的人，因为他的脑门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不过很遗憾，他可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
（整理者：阮昕198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1986年至1991年师从齐康教授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从事研究与建筑实践，并于1989年获建筑设计与理论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从事研究与设计教学，于1997年获该校建筑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1995年至2001年在澳大利亚科廷(Curtin)大学历任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及代理建筑系主任。2002年至2004年就任悉尼科技大学(UTS)建筑系主任，教授。2004年受聘于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Australia)讲席教授， 2005年至2009年任该校建筑系主任，及硕士课总监； 2014年起再次出任该校建筑系主任 。2013年至2016年任上海交通大学访问讲席教授；2014年受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

朱阿兴的母校

   朱阿兴对我说当晚我的下榻之处会是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躺在学生宿舍里，而且要走到楼道的另一头才能到卫生间。所以，当我们的车开到了金碧辉煌的京师大厦门口的时候，你能想象我是多么惊讶！
   这座大楼建在校园里，向学校交租金，但是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它都是一幢商用建筑，其成功与否在于能吸引多少客流。考虑到它所在的区位，我觉得一定有不少人因为学术访问而来到这里，但是我猜大部分的客人还是商界的成功人士。无论是打开大门的门童，带我到桌边小憩的领班，还是打扫我房间的服务员，都尊称我为“老师”。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他们接待每一位客人的礼仪。“老师”表明了社会地位么？当“老师”就能受到特殊尊重么？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当然，我知道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是我也觉得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已经摒弃了那样的道德框架。无论在宾馆还是饭店，只要朱阿兴想让别人给予我特殊关照，他都会说：“喂，这位老先生可是一位学者。”居然每次都管用。这句话是如此灵验，就仿佛在美国有人介绍说我是肯德基的总裁一样。

    为了消磨掉晚饭前的时间，朱阿兴带我在校园里逛了逛。我们沿着操场转了一圈，这唤起了我幼年在重庆时的记忆。那时候，在每天回家吃晚饭以前，我都会沿着南开学校的操场走一走。从那时起，我就对运动员们满怀崇敬之意。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来说，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跑道上飞驰、在栏架间腾跃，自然会把他们当成身体健壮和勇猛无畏的象征。而如今我居然抱有同样的敬畏、同样的钦佩，看来我真的是到了生命的另一个尽头。
   但是在我生命的中段，特别是我在美国度过的那半个世纪里，又发生了什么呢？我完全对体育丧失了兴趣，甚至都不愿意去做一名观众。其原因在于，在美国的校园里，运动成为了特殊的一个科系，所有体育项目（特别是橄榄球和棒球）都变成了生意，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离得太远了。运动场里的学生们都应该自豪地展示着自己的好身体和好本领，他们跑着、跳着、翻着跟头、运着球；不过在美国校园里，我没有机会沿着这样的运动场散步。美国的学生们当然也做这些事，但是他们都在室内做，或者在那些老师和同学们不会路过的地方做。年轻的美国学生都已经变得职业化了，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运动员的本性，忘记了智力体力协调发展的古训，于是也就不再受到我的关注。

翻译工作带来的挑战

       逛过校园之后，朱阿兴说离晚饭还有一些时间，不如来看一看第二天我要讲的内容的中文译稿。我们没发现什么大错，但稿子里确实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朱阿兴给三个学生打了电话，问他们能不能来宾馆一趟帮忙做些调整。据说这几个学生中文底子很好，英文水平也不错。他们沉浸在一种高度艺术化的过程里，致力于找到最佳的词汇、最准确的表达法、甚至是读起来最上口的方式，而我却站在一旁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饭，然后回到宾馆里对文字再做些订正。为了要字斟句酌，他们决定在宾馆大堂里继续做翻译工作，以便能让我回到房间里休息。



P54中英文并用的演讲

在北京师范大学里   

北师大地理学院的副院长谢云和学生左一鸥（前一天晚上的三个学生翻译之一）引领着我和朱阿兴到了大讲堂。据说那个讲堂大概能容纳400人。我们走进去，里面是人山人海，这些人都是来自于北师大、北大和清华等学校的师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刚一露面，就掌声雷动。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恐怕只有国家元首和摇滚明星才能受到这样的礼遇。在如今的中国，现代生命力的悸动以及在某些方面依然保持着的传统交织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下，被虚名包裹着的一把年纪看来还是挺能唬人的。
   欢迎仪式开始。史培军副校长宣布北师大聘任我为“客座教授”。我不得不赶快准备答谢词，大概是说了这样一番话：“史校长，贵校决定聘任我为客座教授，这不仅令我感到荣幸，也让我重拾信心。请容我解释一下。7年以前，我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从那时起，我为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处于什么位置感到很迷惘。人们问起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从今天早晨开始，我就可以说我是贵校地理学院的客座教授了。”
史培军，男，汉族，1959年3月出生，陕西靖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教育部“跨世纪青年人才基金”人选。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资源开发与减灾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重大项目，国家“973”、“863”项目等。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青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挂职）
社会兼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
“自然资源学报”编委,“资源科学”副主编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地理教育委员会主任,“地理学报”编委,“地球科学进展”编委,“地理研究”,“地理科学”编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常务理事,“自然灾害学报”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减灾”编委
中国土地学会理事,土地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科学出版社出版基金地学组咨询成员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高级科技顾问
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副主任
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
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
陕西省应急办高级专家组成员
IRGC科学委员会委员
OECD巨灾管理高级科学委员会委员。
合著（部分）
国家减灾委-科学技术部抗震救灾专家组著（史培军为组长），汶川地震灾害综合分析与评估，科学出版社，北京，272页，2008
《汶川地震灾害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史培军为学术主编），汶川地震灾害地图集（8开本），成都地图出版社，成都，245页，2008
史培军、周涛、王静爱编著，资源科学导论，科学出版社，北京，330页，2009


张兰生、史培军、刘恩正、姜继东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中，英文版），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
商彦蕊，史培军，自然灾害系统脆弱性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西安，2004

王静爱、史培军、王平、王瑛，中国自然灾害时空格局，科学出版社，北京，2006
陈颙，史培军，自然灾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
何春阳，史培军 著. 景观城市化与土地系统模拟，科学出版社，北京，208页，2008
唐海萍，史培军（译），环境模拟--环境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导论，科学出版社，2009
教育论文
史培军、宋长青、葛道凯、傅伯杰、王民、刘宝元、王仰麟，中国地理教育：继承与创新，地理学报，2003，58（1）：9-16
史培军，关于资源科学定位及其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自然资源学报，2003，18（3）：257-266
史培军，王民，基础地理教育改革步伐加快 新旧体系共舞，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3：4-5
史培军、刘建平、高鹏飞，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考察与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12
史培军、王民、钟作慈、韦志榕，2003年中国地理基础教育报告，地理教育，2004（2）：4-5
史培军、顾朝林、宋长青，我国地理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问题探讨，地理教育，2005（2）：4-6

荣誉

2012年获国际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学会年会杰出贡献奖称号
2009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称号
2008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4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998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奖励
1997年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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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北师大演说译稿 (2005.06)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志丞译《回家记》(p55-66)演讲稿见上面链接（本帖略）

p67-73注释①此演讲稿的中文译稿最初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由北京师范大学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此处译文做了进一步修订，并根据原书文字变化有所改动。——译者

关键点

   在总结时，我请听众注意我所讲的三个主题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更概括地说，人文主义的主题一般包括什么呢？简要地说，我认为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去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

双语表达

    这场演讲所用的方法我在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我先读一段英文，然后刘冷馨马上把中文翻译读出来。这会管用吗？一开始我很怀疑，因为我觉得对略通英文的人来说，这种双重表达会严重拖慢思维的步伐。他们也许会不耐烦。不过从后来我所见到的效果看，情况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原因在于，首先，中文翻译得很优美，这样两次表达就给听众们相同的信息，但是让他们体会到的味道略有不同。其次，尽管这三个主题本身内容并不复杂，但是它们毕竟不太为听众们所熟悉，因此重复一遍也是好的。此外，从纯粹的听觉感受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音色上的反差——男一女、一唱一和，仿佛在上演一出不错的二重奏。

有什么问题吗？

    主持人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以我在美国的经验，恐怕没有人会提问题。在一个坐满了老师和学生的大场合，学生们不大会提问，唯恐让别人嗤笑自己没学问。所以当我看到有几个人举手时，还是有点吃惊；而且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问题的内容，并没有像在美国校园里面一样指向的都是些简单的事实。显然这里的听众们很关注道德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是所有动物生存的基础，也包括人类。那么人类的道德会不会很快就将达到一个上限？如果是，这个上限又会是什么呢？”我的回答用了佛教的辞令，大致是：“既然我们吃别的生物，那么作为有道德的生物，我们也该允许别的生物吃我们，或者说奉献出我们的能量以满足其他生物的急需——所有的母亲、好老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们都懂得我在说什么。”

鲜花

     当所有程序结束之后，两大束鲜花被捧到我面前。我拿着花，有人给我照了很多相，然后我把花递给作为我助手的几位学生，仿佛一个贵族一样。讲台的地面上摆了一大摞我的英文讲稿，学生们蜂拥而至，每人拿起一份，然后拥到我周围跟我合影。很多人拿着讲稿请我签名，我用中文签了几份，而后不得不换成英文以加快速度，因为我看见由于我的中文签名太不熟练，有些同学已经等得有点心急了。

中科院地理所

   下午三点，应李秀彬主任的邀请，我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参加一个见面会。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学者。我本来希望能用英文交流，因为这些知名学者肯定会比学生们更能掌握这门语言。不过根据主人的开场白，很显然他们还是希望我尽量能用中文来表达。教授们首先问了一些事实性的、跟我个人经历相关的问题，这样就使我更容易进入状态。

    我为什么从自然地理学转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我回答说我一直就希望能致力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但是有一段时间让荒漠景观的美感把我的兴趣勾跑了。我陷入了对那种空旷而严酷的环境的爱—那是一个由死亡组成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由矿物组成的世界，没有弱肉强食、没有腐烂、没有呼吸。在我成年之后，这成为了我思维里的常态。但是在很早之前，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兆头了。在一个梦里，我清楚地意识到活着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会死去。长辈们为打消我的焦虑感，对我说我长大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大多数的孩子小时候都会对异性、对诸如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有一种好奇心，不过长大以后就没有了。可是我的想法一直都没变。我觉得我提出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它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我原本以为自己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会去选哲学。但是后来我觉得学术性的哲学高度抽象、论证严密、对人类经验进行根本性的质疑，所以不太吸引我。于是我打算从另一端开始，从实打实的经验主义出发来向哲学的高度攀登。尽管我当时只有16岁，但我已经发现地理学对我来说是正确的、脚踏实地的选择。它将会告诉我人类如何摆脱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的种种束缚而生存下来。但生存是唯一目标吗？人类还想追求更多的什么？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是什么？这种定义与现实有多大差距？这样的问题把我引到了哲学和宗教的最基本的层面，这正是我最大兴趣之所在。

   见面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依旧兴致盎然。出于主持人的职责，李秀彬建议大家休息半小时。我想从很深的座椅上站起来，但发现两条腿都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搜肠刮肚地想要找到恰当的词汇，或者大致上得体的词汇，来告诉大家我实在是太疲劳了，打算告辞。于是主持人决定结束见面会，并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休息。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等我的体力有所恢复，我们就一起去孔乙己酒家吃晚饭。“孔乙己”是鲁迅（1881-1936）作品中的人物，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形象。在那里吃饭给这种场合平添了一种令人愉快的书卷之气。

一位学生的来信

   回到京师大厦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士正在大堂里等我。她递给我一张打印得很干净整齐的信。信中写道：

敬爱的段教授；

    感谢您给我们作的演讲。您对人类本性的洞察力和对我们身边世界的探究方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听我的导师史培军教授说，您将会造访三峡大坝。我很想知道您会有什么感受，又是什么东西带给您这些感受？也许您知道，围绕着三峡工程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有很多争议。当您站在这巨大的人类工程上面时，有何种想法，我能不能有幸成为读到它的第一人呢？祝您去三峡大坝的旅程愉快。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

                                                        陈婧

    造访三峡的确在我的计划之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封信。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个特别的请求，我觉得我不能坐在游船甲板上的椅子上，睡眼惺松、懒散惬意地在纸上敷衍几行字了事。我必须要打起精神来！我必须要给陈婧的信一个圆满的答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6e52580100yaut.html2005年6月4日,著名地理大师段义孚教授在敬文讲堂做了以人本地理学为主题的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地遥学院副院长谢云、周尚意教授出席了讲座。参加讲座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李秀彬研究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朱阿兴教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及总编李栓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平，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于希贤教授、柴彦威副教授、孟晓晨副教授、贺灿飞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肖平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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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84

我的学生导游

    如果说我在北京的周六还像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那么周日就是放松和休息的一天。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安排了一辆车和两位学生带我去游览长城。这两个学生分别是志丞和左一鸥，我之前已经见过他们了，他们是我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那篇演讲稿的主要翻译者。他们能承担那项任务主要是出于他们良好的中文功底。如今作为我的导游，他们必然既熟知北京这座城市，又有出色的英文表达能力。这两名小导游都在北京出生、长大，对这座城市很了解。至于英文表达能力，我不知道当他们后来发现我差强人意的中文水平时，到底是释然还是遗憾：释然是因为他们不必始终都用外语交流，遗憾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练习外语的机会。

长城

   长城景区的入口处可以说是五光十色：背景是郁郁葱葱的山峦，长城在上面蜿蜓起伏；前景则是一派我早就已经见识过的世俗的商业场面。小贩和手工艺者们吆喝着招揽顾客，还使出浑身解数引人注意：幌子和招牌上写着硕大的字，各处都染上大红大绿的颜色，他们不停歇地叫卖着，伸着胳膊扬着手，恨不得要拉住那些往来的游人。
   我们决定不去理会那些狂热的商贩，于是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不过，我们在一位手工艺者的摊位前停下了脚步。这是个小伙子，在黑色的大理石板上刻着长城的样子。他的工具是一个一头尖的錾（zàn）子，在石板上打出一个一个的圆点来组成图案。这项工作需要敏锐的目光、灵巧的双手和极大的专注力。我很高兴能看到一个专注于自己的艺术而不去理会买主的人。我们站在他身后一直看着，被他轻快、准确的凿刻动作所吸引。我们觉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工作，会让他的眼睛和鼻孔里进入不少粉尘，怕是要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我想我该买他的作品，但是又有点犹豫，因为我不想在中国之旅的一开始就要背上沉重的纪念品。正在这时，他回过头来说，他愿意免费在作品上刻上我的名字。我以中国方式讨价还价，说如果他能刻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我就买下来。他答应了。我、志丞和左一鸥都很开心，因为从此我们的名字就因为长城而被联系起来了。
    顺着长城的台阶向上走是个艰苦活。我走到第三个蜂火台就说自己气短走不到更远了。于是我们就停下来看风景——不，应该说是看历史，使这番景象值得一看的是它的历史。我仿佛能听到山坡上的马蹄声碎，以及古代中国军官命令士兵开弓放箭的声音。志丞和左一鸥似乎很有兴致。他们都曾经来过这里，但那是很久以前了，他们当时还都是小孩子。志丞不停地在给我们讲述历史。我发现他在讲的时候基本上不面对着别人，可能是为了避免造成在给我讲课的感觉。
    我的导游们既有礼貌又很亲切——应该说表现得十分优雅。我跟他们说中文。但是我时不时地会用错词汇或者习语，当他们能理解我的意思的时候就会忽略过去。但是有时候，我的错误还是太显眼和可笑，他们忍不住笑起来；当我意识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也会跟着笑起来。举个例子来说，我问他们中国人还会不会像过去一样，架着鸟笼子在公园里溜达，是不是叫“走鸟”。他们回答说：“哦，对，是叫‘遛鸟’。”我又问：“那狗呢？人们更有钱了，生活空间也更大了，是叫‘走狗’吗？”于是他们就笑起来，因为“走狗”惯用于指那些坏人的帮凶，和我想要表达的“遛狗”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光是在语言上有障碍，我在身体上表现出更多的不足，于是引来了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关怀。从长城上的瞭望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台阶很陡，我的脚有点踩不稳。志丞提醒我身边就有扶手。接着他就搀着我的另一只胳膊，一直扶我下了好几百级台阶走到长城脚下。

狗不理包子铺

   吃午饭的时候，我的年轻伙伴们带我来到了一家专门卖包子的店铺，西方也有人把那种东西叫做“Chinese dumplings”。那家店有个奇异的名字；狗不理。这名字背后肯定有故事，也的确有。中国人民一向都很喜欢文字游戏，有时候词汇不是用来解释事物，而是给事物增加点神秘色彩。难道麦当劳不能给自己的餐厅取个更有趣的名字吗？也许可以，但是我想那对它的经营目标，即营造舒适的就餐气氛，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美国人极力追求风格的一致性和亲切感，而号称追求统一性的中国却致力于与众不同的风格，这真的让我觉得很怪异。另一种感觉划过了我的脑海。人类很少把自己当成动物，因为动物的吃相基本上不属于美学的范畴。压抑这种情感的方式之一就是清洁，放着残羹剩饭的杯盘很快就会被撤下。这是美国式的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是给餐馆赋予文学意味。在极端的例子里，人们去饭馆可能只是为了作诗或者饮酒，而不是去做大快朵颐这样的俗事。不过，在制作美学的华丽外衣方面，中国还远远比不上日本，后者把吃饭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鉴于我在四天之前刚刚经历了“水煮鱼事件”，我觉得对于胃口不太好、心理比较脆弱的人来说，中国人做得还不够到位。
    拌白菜丝、黄瓜蘸酱和切成薄片的酱牛肉，这些凉菜刺激了我的食欲。接着上来的就是包子，咬一口，美味的汁水喷得满口都是。我们的司机师傅静静地和我们一起吃着。他要了一些大蒜瓣，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就着生蒜吃包子的往事，于是我也要了一些——这让志丞很吃惊。也许他觉得我的中国味儿还没有浓到可以吃这种东西。于是他剥了一瓣递给我。我本来可以自己剥，但是有这样一个小伙子坐在我左边替我做这件事，真是奢华的享受。我吃完后，坐在我右手边的年轻姑娘左一瓯又递给我另一瓣。居然让年轻人把吃的递到嘴边，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结果居然还有更多的贴心服务不请自来，你马上就会看到。

明陵

   我们计划下午游览明陵。到那里大概要半个小时车程。志丞拿出手机给朱阿兴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一上午的游览情况。显然朱阿兴告诉了他应该让我休息一会儿。在之前的游览过程中，我一直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以便能有更开阔的视野。这是志丞的主意。而现在他建议我和左一鸥换一下座位，坐到后排来，空间能大些。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照顾，于是照他的话做了。然后志丞说：“您可以靠在我的肩膀上休息，这样能舒服一点儿。”他如此的体贴让我吃惊非浅，也让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阵欣喜。当然，尽管我愿意，我还是没有——也不可能——那样做。
    到了定陵，我们没有从装饰繁复的棂（líng）星门里面走进去。我的导游们告诉我，我们即将进入阴间，所以不要从门里面跨进去。那些大摇大摆从那道门里跨过去的外国游客，也许还奇怪为什么中国人都恭恭敬敬地从门边上溜进去。等我们进了院墙，我发现我的小伙伴们一张相都不照；而在长城的时候，他们的相机快门可是闪个不停。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是在死者安息之地，以此为背景给活人照相实为不妥。要是把自己在墓中的照片给朋友们看，能说什么呢？难道说：“你看，我在死人堆里面笑得多灿烂”？志丞和左一鸥是两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们居然如此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那些被共产主义和科学世界观抨击为迷信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下数十级台阶，我们来到了定陵的地宫。万历皇帝（1572-1619）为了追求不朽，花费了800万两白银来修建自己的陵墓，这些钱在当时折合成大米足够100万人吃六年半。大约三万劳工挥汗如雨历时六年才为这位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修建好地宫。如今还剩下什么呢？看到了三个巨大的红褐色棺材之后，我只能说我很失望。那些随葬的珍宝我也没能看到，估计都还在那些棺材里面。要是说到建筑，五个墓室高大的穹顶还是很令人赞叹。穹顶体现了人们对宏大的内部空间的追求。相比于西方人，中国古人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能力是多么强啊！
（整理者：墓区原有一道40公里长的围墙。红色围墙自南边的大宫门起，依山而筑，设有中山口、东山口、老君堂口、贤庄口、灰岭口、锥子口、雁子口、德胜口、西山口、榨子口等十个关口，各口兵把守。现在红墙已无，但从地名上看还能了解到当年的墓区范围。明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显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的陵墓。这里还葬有他的两个皇后（孝端、孝靖）。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位于长陵西南方，建于1584～1590年（万历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定陵的主要建筑有祾恩门、祾恩殿、宝城、明楼和地下宫殿等，占地182000平方米，是明十三陵中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

玻璃文化与陶瓷文化

   我的思绪转向了建筑的内部空间，这个话题我在北师大的演讲中曾经提到过。人类对内部空间的最初的追求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景下出现的呢？有些文明不满足于仅仅祭奠死者，而是要把重要的死者深埋于地下，即使不在地下也是在石头山的中心，例如金字塔。这样的文明能产生出对内部空间的最初追求么？阳光遍洒的金字塔外观十分壮美，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内部却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古埃及的神庙也是外表雄伟壮丽而内部拥挤昏暗。古希腊的建筑风格已经不再向冥界势力低头，但即使是高高耸入地中海蔚蓝天空的帕台农神庙，其内部空间也难逃狭窄和阴暗。罗马人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陈规，营造出了宏大的、明亮的封闭空间，他们的浴室就是绝好的例子。但是营造出庄严的内部空间用以把灵魂引向天堂则是公元12世纪的创举。当时，玻璃工艺在建筑上的应用使得基督教不仅停留在说教层面，而也能用建筑来实现其充满光明的教义：阳光透过花窗照进宏伟的哥特式教堂，酒满五光十色带有穹顶的房间，让人们可以想象上帝即是光，也正是此上帝驱散黑暗创造了世界。
    中华文明是个瓷器的文明，而欧洲文明是建立在玻璃上的。如阿兰·麦克法兰和格里·马丁在他们的《玻璃：一个世界的文化》（2002）中所写的，玻璃是一种透明的介质，闪耀着欧洲科学的光辉。它能让光线透过，也能提供一个水久性的空间，同时又对欧洲绘画艺术有所启发。欧洲有自己一套关于光线的审美理论，闪光透明的玻璃也许就是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是中国所没有的，这也可能是中国没有发展出关于光线的美学和象征主义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我在万历皇陵的地宫里产生的一些想法。如果我去的是天坛里的祈年殿，那我的感觉会不会有所不同呢？祈年殿与死亡和阴间毫无关联。它的尖顶直指云霄，上面覆盖着蔚蓝色的琉璃瓦。走进它的内部，抬眼望去，我就能看到由复杂的木结构支撑的圆顶。我当然对它无比崇拜，但是又觉得少了些光的灵动。
    中国人十分讲求宇宙秩序中的阴阳平衡。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不自觉地、更多地倾向于阳。所以，走进定陵的时候，我、志丞和左一酶是从棂星门边上走过去的；而游览结束时，我们就从棂星门里面跨步出来，重新回到阳间充满生机的世界。

扑克牌和玉手串

    在阳间迎接我们的不是阳光，而是淅渐沥沥的雨，这再次显示了现实对象征主义需求的漠视。于是我们在定陵博物馆里面避雨。志丞在博物馆里面买了一副扑克牌，牌面是中国历代帝王画像，并把它送给我。我居然都忘了感谢他的好意。我似乎进入了一种对接受他的礼物习以为常的境界。接着他冲向院子另一边的一座商店，他说可以用门票换各种纪念品。左一鸥没有跟他一起去，而是撑开她的伞，举在我头顶上，陪我一起回到送我们来的车上。然后她去找志丞。没过多一会儿，他们一起回来了。志丞在商店里选了一条玉石手串，把它送给我，说是能给我带来好运。
     我立刻就回忆起我以前仅有的一次拥有玉石手串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每条胳膊上戴了一串玉石。我的父母相信它们会保佑我。结果我的胳膊长得很快，其中一条手串都拿不下来了，即使涂上肥皂水也拿不下来，不得已只好弄断。当初是谁把这些事讲给我听的呢？当然我肯定是年龄太小记不得这些哪怕是已然发生过的事了。不管那件事是真是假，它都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时不时地会去想，当初为解放我的胳膊而打破玉石串会不会给我的成年生活带来厄运。结果没有，我后来的生活没有碰到重大的挫折和灾难。在古稀之年回到中国的决定本来可能是个错误，但实际上也没有。如今我又有了一个玉石手串，这次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给我的，他的年纪足可以做我的孙子辈。我倒不是期望它今后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好运气，而是把它看作预示着我在晚年能够颐享天年的又一个征兆。
（整理者：古人讲佩玉为美，黄金有价玉无价。玉埋藏地下几千年货是上亿年，玉中含有大量矿物元素，所以人们常说人养玉玉养人，如果人的身体好长期佩玉可以滋润玉，玉的水头也就是折光度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亮。如果人的身体不好长期佩玉，玉中的矿物元素会慢慢让人体吸收达到保健作用，譬如女士戴玉的手镯通常带左手，因为对心脏有好处。玉为枕而脑聪，古代皇帝就喜欢用玉做枕头，向中国古代长寿的皇帝都久用玉枕。而且像《本草纲目》也有对玉保健作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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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4-102  在北京的讲座和旅行

   我要为中科院地理所的师生们作一次正式的演讲，这是早就列入行程安排的。对我来说，所有的讲话都是“正式”的，所以我也就必须把内容逐字逐句地写下来，这样就可以在正式场合按照已经准备好的稿子来念。第二天就要开讲了，我才觉得最好还是把讲稿译成中文，这样就能方便现场的师生按需索取中文或英文的稿子，就像在北师大那样。这次又有不少学生来帮忙了。尽管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事要处理，但他们还是来了。
   上午九点半，我和朱阿兴到了地理所。我们走进了一间会客厅，然后人们络绎不绝地进来，很快就把厅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然后我们又挪到一个大礼堂里，但是礼堂里也很快填满了人。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场面让我庆幸早已经准备好了文字稿。

p84-97

一起来读《回家记》报告专贴 4楼

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60627-1-1.html



p97-102

翻页的声响

     在北师大的时候，我读一段英文，然后紧跟着的就是中文翻译。而在这里，当我翻页的时候，听众那里也发出翻页的声响，这让我很奇怪。听众那边出什么事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组织工作有一点失误。在我开讲之前，学生们已经拿到讲稿的复印件了。我讲的时候，他们在逐字逐句地跟着看！如果他们已经有讲稿了，又何必到那里去听呢？只是为了看我长什么样子吗？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估计组织者也是出于好意。学生们也说受到三重感官刺激很有好处。他们觉得的确是弄懂了我在说什么。听到这种反应我很高兴，因为每次讲话我都力图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好为我过去的生活不太为人所知做出些补偿。

北京烤鸭

      午饭时间，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成虎先生把带到一家做烤鸭比较有名的饭店。想想在北京吃北京烤鸭是什么感觉！要说权威性，恐怕我再找不到第二个城市了。不少著名学者簇拥着我坐在圆形的餐桌旁，然后四种形态的鸭子菜就被端上来了。第一种是脆鸭皮下面盖着的一层薄薄的肥鸭肉，第二种是薄饼上面铺着的嫩鸭肉，第三种是热的鸭肉卷，第四种是鸭架汤。于是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若即若离地应付耳边热烈的谈话声，而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故宫

     吃完午饭以后，又是那两位学生——志丞和左一鸥，自告奋勇要陪我去紫禁城走走。那是一个又潮又热的下午，两个年轻人一直担心会热着我，因为故宫里面空间很开阔，几乎没有树，阴凉地方也很少。快要进大门时，志丞到商亭去买了一瓶水。当时我有一点点诧异，因为以他超出常人的细致，他居然会没有帮我买一瓶。结果我彻底想错了！那瓶水是给我买的，他只是不想让我费力拿在手里。于是他就成了我的“送水工”。在旅途中他一次次把水瓶递给我让我喝，而自己却没有喝一口。我问他为什么不喝，他说他不想如此轻易地屈服于某种生理需求。

    故宫关门的时间是下午5点。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参观。我已经无数次见过关于故宫的照片、绘画和地图，因此眼前的现实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更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从一台小屏幕的电视机前走到一家巨幕影院里一样。我的视野是大大拓展了，但是还没有大到足以让我想要“以手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膺yīng，是指胸，如：义愤填～）。故宫中的景色也确实有看起来千篇一律的问题。能够增加游客体验的声响和气味完全消在极度延展的开敞空间里。在行色匆匆中，有两件东西的确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摆在大殿前面的鉴金大水缸。当年入侵北京的日本兵把缸沿上面的金刮去了很多，如今人们能清楚地看见刮痕。我猜，中国政府或许是故意保留了这些刮痕来向游客诉说日本兵的贪婪和中国人的屈辱。志丞在学校里或者在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里都会读到很多关于故宫的故事，但他偏偏对我讲了这一个。对这样一个爱国的年轻人来说，虽然北京沦丧于日本人之手的时间远远早于他出生的年代，但是与这样的耻辱相比，皇帝、妃嫔和太监所犯的错误就是些陈年旧事，如今不过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故事而已。另一个就是后宫的御花园给我带来的惊奇。它里面的道路是直的，每处景观所占的地域都是有棱有角的。中式花园里常见的曲折和圆润在这里都不存在了，似乎御花园讲求的是孔子所说的严格的仁义道德，而圆形水池、月亮门洞这类代表道家圆润灵动的东西在这里都找不到位置。

道别

     我们晚饭前回到了京师大厦，我上楼去休息。到了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我下楼来到大堂里，朱阿兴和左一鸥已经等在那里了。不过我没看见志丞，他晚上肯定是有别的什么事，已经先走了。我有一点失落，因为我原先一直期盼着和他多相处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我都希望能有个机会感谢他对我的诸多关照，也能好好地和他道别。我有他的手机号，所以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很费劲地聊着天，最后，他用了一个中国人为友人送别时的传统表达法作为结束：“祝您一路顺风。”

    于是就这样了。我有点情绪低落，觉得几天来和他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之后，本来可以有一个更加圆满的结果，可是没有了。我在上文写到过我对圆满结局的渴望，在友谊宾馆里举办的城市规划论坛最后草草收场，就曾经让我感到不快。不过这就是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故事的帷幕要么落下得太早，要么落下得太晚，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沉迷于艺术所塑造的完美世界中。

后海之行

      当晚，朱阿兴、左一鸥和齐峰（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校友）陪我一起到后海游览。那里是北京的核心地带。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里，对于二三十岁、收入不非的年轻人来说，那里是享受夜生活的好去处。那里每到晚上9点左右就焕发出生命力。湖岸边排满了酒吧和咖啡馆，被各种灯笼和霓虹灯照得亮堂堂的。大小不一的各色船只游荡在深色的湖面上，船上也是灯火通明。我们也租了一条小船，坐在船上带垫子的椅子上。椅子中间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几瓶果汁和软饮料。有个船夫站在船头，用一支很长的桨划水，推动着我们前进。

     尽管那幅夜景毫无疑问充满了中式风格，但也融入了很多西方元素：出租汽车和人力三轮抢道，电灯泡与灯笼交相辉映，人们喝的都是啤酒和咖啡而不是米酒和茶水。甚至于在我们的小船上，我也只能喝到乌梅汁，因为没有茶水。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这地方整体的气氛——人群熙熙攘攘，在户外其乐融融，而且是在一个工作日（周一）的夜里，这是我在西方国家的首都不曾见到的景象。

书已经过半，下面章节转到一起来读《回家记》（下）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6077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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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长途飞行.……1.

北京：第一印象.…4.

在附近散步，味觉刺激……8

顾和园之行..……16

对建筑学家们的演讲；一篇力作？.……21

忙碌的一天·令人满意的结果.……44

另一家宾馆·校园游..……49

中英文并用的演讲..……54

我的学生导游.….73

在北京的讲座和旅行...…84

再见，北京！你好，重庆！.……103

游览“正宗”的重庆……112

重访童年时代：南开中学……118

长江上的第一天……135

长江上的第二天.……140

经停宜昌……147

上海：旧记忆与新体验.……151

最后一天：吃坏肚子·聊天.……150

到飞机场·回家..……164

思考.……168

致谢……196

译后记.……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