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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评段义孚︱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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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忘了他：美国地质学者钱伯林父子的近代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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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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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杂记：一个苏北小村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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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评段义孚︱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张雷
2018-11-02 09:21 来源：澎湃新闻


《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424页，45.00元


1938年的战时首都重庆，一位小学生踏着津南村的石板路，穿过杂草丛生的柏树村，一蹦一跳地去学堂，学堂是有名的南开小学。在这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他听到了瓦特和牛顿的故事，得到人生最初的教育，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这位小学生就是日后美国人本地理学的旗手段义孚（Yi-Fu Tuan）。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官宦之家，父亲段茂澜（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国外交干将，在族人段祺瑞的资助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与周恩来熟识。后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回南开大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从此辗转各国。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及代办，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

段义孚

段义孚少年时期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播迁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在伯克利期间，段义孚的学术训练以自然地理为主，博士论文是研究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时受文化景观学派大师卡尔·苏尔（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响。段氏毕业之后任职新墨西哥州大学，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气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过，段义孚逐渐意识到地理学重地轻人的弊端，即把人当作理性的客体而非主体。他开始书写关于环境认知、环境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章，发掘地理过程中人的感知，这种探索的结果就是《恋地情结》一书的出版，虽然此书出版于1974年，但是恋地情结最早可以追寻到他1961年的文章。

段义孚《恋地情结》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历史背景，首先是源于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地理学界以空间科学、量化革命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地理学之中人逐渐消退，此消彼长，地却越来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义孚试图重新定义人在地理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揭示地理学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其次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特别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科学与诗意兼备的写作，促使整个社会重新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最后是源于个人的体验。段义孚自少年漂泊时期，就思考人与地的关联，关注人类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中国作为段氏的故土，又有着特殊的意义。1970年在《恋地情结》之前，段义孚著有《中国》一书，来解释人类如何塑造景观，论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时期中国的景观与人类生活，强调技术变革在地理景观中的作用。

《恋地情结》英文版
恋地情结是关于人与地如何相依的系统研究，这是此书的主线。段义孚将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引入地理学之中，发掘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构建人本地理学，而非实证主义的抽象解释。即通过研究人对环境的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价值观（value），探讨人与地之间的感情纽带。因为感知、态度和价值观三者是有等级的：感知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态度是人面对世界的方式，稳定性比感知更强；而世界观则是概念化的经验，是态度的系统化。因此，此书以递进式论述，先论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种族以及个人的感知，然后是态度，再次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后，从人类宏观历史角度，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模型替代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以及人类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对环境态度的影响。在书中最后部分，段义孚将恋地情结放在城市之中，特别是美国城市之中进行检验。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有许多精彩论断，例如宇宙观的变化影响景观的论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纪的时间观与垂直旋转的宇宙观相互契合，本质上是不断循环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循环的时间观被线性的时间观代替，垂直的宇宙观被平行的空间观代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筑学和景观学的空间等距变换原理，让位于轴向延伸以及放射性布局的开放空间观。

人的恋地细微而精妙，对环境感知差异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文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感知，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同样的环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中国传统住宅，以墙围住，自成天地，对于中国人而言，象征着安全和稳定，但是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象征着封闭和缺少流动。感知还有明显的阶层性，居住在湖畔的白人中产阶级与城南贫民区的黑人对芝加哥的认知是不可能一致的，同样刘姥姥和妙玉对大观园的感知也有天壤之别。不过，高端人口并不能保证对环境感知胜于低端人口。少年时期，我的家乡有一位博士，常年在外读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回家奔丧，竟然找不到自己生活二十年的村庄，被乡人作为笑谈。可见博士虽有知识，但是对乡土的感知已经不如一位农人。

当然，恋地情结只是人类对环境的一面，人类对于环境还有恐惧的一面。正如段义孚幼年在重庆上学的经历，南开小学实行宇宙主义教育，是一个充满自由和阳光的世界，但是上学路上必经的柏树村则是另一个世界，因常有葬礼，被竹席包裹的尸体和上面放着的一只公鸡，就充满着迷信和恐惧。因此，段义孚对于人与地的追问并未止于恋地，之后又写出《景观恐惧》（Landscapes of Fear, 1979），反映人类在灾害、饥荒、瘟疫、鬼巫、刑法、监禁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环境中的脆弱和恐惧。

恐惧景观

在《恋地情结》之中，段义孚的观察多是通过对常识的声明，来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想，从希腊神话到中国历史，从英国哲学到美国社会学，将各学科材料信手拈来，妙手裁剪，行云流水，不漏痕迹，以深厚的人文传统制衡功利性的应用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地理学本身，所以《恋地情结》刚出版的时候一个大学书店将其归类为“天文学和神秘学”。本书博大精深，翻译难度不小，所幸的是段义孚是一流的散文家，文如其人，温润似玉，印证了一句话：最厉害的人是最温柔的。两位译者，用功颇深，翻译精当，但偶有瑕疵，例如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直译为约瑟夫·尼达姆，实在是不应该（193页）。

总之，《恋地情结》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而缔造者段义孚，在此书中重新定义了人在地理学的地位，将人本主义发展成为地理学一种新的知识论。 本书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译本，这个时间也基本符合中美两国人文地理学的差距。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去乡土化气势如虹，无土时代（rootlessness）正在临近，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对当下中国可能另有一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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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张雷学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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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士培与中国地理学https://wenku.baidu.com/view/fddfcb4e5ef7ba0d4a733be8.html
民国时期地理留学https://wenku.baidu.com/view/2696e35a2cc58bd63086bd9a.html
葛德石与中国近代地理学
http://www.docin.com/p-1516098877.html
乡土医神 :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
http://www.docin.com/p-757262565.html
一城两市 : 近代海州城市格局变迁研究 (1855-1938)
http://www.docin.com/app/p?id=49264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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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忘了他：美国地质学者钱伯林父子的近代中国之旅2018-09-21作者：张雷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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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总结美国学者的三次中国地质考察，第一次是18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和探险家庞培里（Raphael Pumpelly，1837-1923) 考察华北；第二次是1903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在卡耐基研究所资助下考察中国；第三次是1920年代，美国探险家安竹斯（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带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中亚蒙古的考察。丁文江的这段言论成为中美近代地学交流史的定论，但他却忽视了美国地质学者1909年的一次中国考察。不过，这不能全部归结于丁氏的疏忽，因为此次考察是在教育名义下进行的，而且考察成果并未公开面世，而是尘封于档案馆。

二十世纪伊始，崛起的美国开始重视在中国的影响。190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支持下，决定派出东方教育考察团（Oriental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考察中国，寻求最佳合作方式，并由芝加哥大学地质系教授钱伯林（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 1843-1928）和神学院教授伯顿（Ernest DeWitt Burton, 1856-1925）共担此任。

托马斯·钱伯林为美国著名地质学家，1866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州比洛特学院（Beloit College），1893年应邀组建芝加哥大学地质系，并任系主任。1901年钱伯林就曾致函芝加哥大学校长，建议芝加哥大学加强与中国合作，以地质帮助中国，招收中国留学生，培育地学人才，助其开发自然资源，造福国家与人民。钱伯林前往中国的愿望终于在1909年实现。

1909年1月，钱伯林在儿子兼助理罗林·钱伯林（Rolling Thomas Chamberlin, 1881-1948）的陪同下动身前往中国。罗林·钱伯林1907年从芝加哥大学地质系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执教。钱伯林父子此次中国考察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地形、气候以及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利用，研究它们对于教育的意义以及教育机构的合适选址，同时探索中国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可能性。

考察团在四川观音桥客栈，中间两人为钱伯林父子

为了此次中国考察，考察团动用了强大的教会、官员及学术关系网络准备安排行程。首先是教会。1908年考察团联系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商谈考察之事。傅兰雅是著名传教士翻译家，一生在华三十余年。其次是中国要员。考察团通过清朝驻美使官结交中国大员获取庇护，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端方。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是当时开明的满族要员之一。考察团获得端方的接见和支持，打入中国的官方网络，为考察铺平了道路。最后是美国地质学者。 1903至1904年，美国著名地质学家维里士考察中国。老钱伯林与维里士私交甚好，常向其询问有关中国的问题。有趣的是，维里士在中国考察时曾经雇佣一名叫李三的向导。李三为人练达，有一定的英语功底，对考察甚有帮助，因此维里士将李三推荐给钱伯林。李三不负众望，在考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当钱伯林在张家口因被误认为传教士而找不到旅店时，幸亏李三在此有多年的贩马经验，最终找到一处安身之所。

钱伯林一行从美国加州乘坐轮船于1909年2月抵达中国上海，至6月从东北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离开中国，前后共四个月，期间通过轮船、火车、马车、轿子、步行等方式，先后考察江苏、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河南、直隶、山西、奉天等十三省。科学的地质学训练使钱伯林父子具有敏锐的野外观察力。在考察途中，老钱伯林思考了很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如铁路，自然资源，农业问题，以及西方医学、教育如何适应中国等，他甚至为中国规划出完整的铁路网络。更多的时候，老钱伯林不顾旅程劳顿，在中国乡村逆旅如豆的油灯下奋笔疾书，撰写中国考察笔记。而小钱伯林，则将每天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同时利用携带摄影器材，沿途拍摄冲洗七百余张照片，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中国，这在晚清教育、地质与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价值。

首先是教育。钱伯林父子以科学角度观察记录中国，因为考察团名为教育，所以在教育方面着墨很多。钱伯林父子每到一地，即访问学校与学堂等，了解办学现状，探索朝野对教育的态度。例如3月5日在汉口参观男女学校，发现男校的学生反应优于一般美国同龄学生。而女校的校园甚至比城内的官衙更有吸引力。钱伯林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病在于学校专业师资很有限，大多数资源都是为了维持冗杂的教育官员——通常官员人数与老师之比是15：6。而朝廷朝令夕改的政策，对科学工作欣赏的缺乏以及大量冗员坐食经费，是中国教育的首要危害。

对于教会教育，钱伯林父子也有不同于他人的见解。他们访问了中国许多教会学校，广泛接触传教士和在华外国人，但是发现教会和传教士对科学仍持有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建议在中国开办教育事业，应以大学为主体，独立于教会，这是美国对华教育的一个重要转变。考察团最终的结论是西方对中国最大的帮助应该是医学教育，即通过建立设备精良的医学院，训练中国人解决自己的卫生和健康问题。这为洛克菲勒基金在北京建立协和医学院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地质。钱伯林父子均为地质出身，观察精到细致，对沿途地形地貌用功最多。而他们的考察任务就是通过考察中国的地质地理，服务教育。例如在华南考察之后，钱伯林认为广州不适合建设大学，因为气候太酷热，而且可利用的土地太少。 钱伯林父子考察用功最深的地方是四川。他们的四川旅行始于1909年3月，沿长江过巫峡、奉节、云阳、至万州上岸，然后从陆地穿越四川，经分水、梁平、大竹、渠县、南充、蓬溪、射洪、中江、到达灌县，后沿岷江经成都、郫县，彭山、乐山到宜宾，再顺长江而下，经重庆、丰都、忠县，回到万州，之后东出三峡于5月返回武汉。近两个月的四川之行，无论三峡的古生代的地层剖面，寒武纪底部的冰川遗迹，还是蓬溪县的盐井，大竹县的煤窑都令钱伯林父子感叹不已。四川考察中，小钱伯林还手绘了十余张地质图，戏称四川的地质考察之旅是对被“强征”来做教育考察的补偿。

钱伯林父子对于北方的黄土地区和蒙古高原也是兴趣盎然，时有高见。例如在河南，钱伯林父子沿京汉铁路北上，发现沿途沙丘逐渐增多，沙丘之上并非普通树木，而是硕果累累的果树，便推断这种沙丘是沉积的黄土而非平常沙子。考察团抵达北京之后，张伯林父子又忙中偷闲从张家口上至蒙古高原边境，考察是否有古代冰期的证据，考察之后发现，小湖仅仅是火山岩地区的凹陷盆地，而非冰川证据。

再次是地理。在考察中，中国沿途变换的地理景观如乡村，城镇，稻田，水车，牌坊，石桥，古塔，庙宇等都令钱氏父子叹为观止，屡屡驻足参观。例如在四川云阳县参观张飞庙，在成都灌县的拜访李冰祠，在河南走访寻常村落。在所有的地理景观中，钱伯林最注重农业，因为它直接反映当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成都平原的麦豆同作，成熟的轮作制度，娴熟的肥料运用都令钱伯林击节赞赏。而河南以梯田开发利用山坡，其富有的创造性和建设性，可为美国山区开垦所借鉴。

成都的满城

折服于中国古老农业文明之时，钱伯林并未忘记以科学家的身份指出问题。例如在两广的西江流域，他指出当地砍伐森林以及运用科技方面有巨大错误。同时，钱伯林就中国农业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建议直隶平原发展风车磨坊，充分利用风能，同时建设水坝，控制雨水和河流。在中国考察中，钱伯林父子欣赏中国农业所展示的古老文明的内在力量，同时也注意到中国农民顽固的疾病和仍处于中世纪的医疗卫生条件，这正是考察团可以努力之处。

最后是王朝的新与旧。钱伯林父子在大清王朝末年见证了王朝的开放与保守。例如张之洞主持的汉阳钢铁厂，上海与汉口等口岸的现代学校，东北训练有素的新式警察，无不展示了清王朝的改革的力度。不过在欣欣向荣的背后，实则危机四伏。例如汉口铁厂将最好的铁矿石出口卖给日本，自己只用二等矿石，如此尚资不抵债，而且坐吃山空，缺少对未来所需铁矿的勘探和研究。在澳门附近，钱伯林父子亲眼目睹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货船堂而皇之地在一艘军舰护卫下，卸载鸦片，销往澳门。清王朝的式微最能体现在北京鼓楼。晨钟暮鼓曾经是帝国的象征之一。而钱伯林在北京所见到的鼓楼几近荒废，初来乍到的小钱伯林甚至将这种对公共建筑的极端漠视归结为中国人的某种特质。

汉阳铁厂

钱伯林父子的中国考察前后四个月，行程万里，取得丰厚的成果，但也损耗了老钱伯林的健康，因为那时他已经65岁，来中国之前体重215磅，考察结束之后只剩180磅。同时，数月的艰苦旅行和粗糙的食物诱发了他严重的胃病旧疾，并折磨其余生。中国考察标志着老钱伯林一生野外考察的终结。而对于小钱伯林而言，中国考察则是他职业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因此体会到野外考察和旅行的乐趣。此前他的学术兴趣徘徊于化学和地质之间，中国考察之后，他将地质学作为了一生的追求。

1909年夏返回美国之后，钱伯林父子各写了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除此之外，钱氏父子的中国考察便尘封于档案馆中，在中美学界都鲜为人知。2016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钱柏林中国考察档案汇编》（上/下册）综合了美国比洛特学院档案馆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档案馆所藏的六册日记，一套笔记以及七百张照片，上册为日记与笔记，下册为图像，左图右史，勾画出清朝的晚照，是研究清末中国的地质地理，教育以及美国在华考察史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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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洪堡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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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德烈娅·武尔夫：《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 边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480页，88.00元。

因为发现，向外行走，其实即是向内回归。——约翰·缪尔 （John Muir）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三百年后的1799年，一位普鲁士的贵族青年亚历山大·洪堡又重新踏上美洲之旅。如果说哥伦布在地理上给欧洲一个新世界，而洪堡则提供了关于它的物理、材料、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知识。换言之，如果说哥伦布发现（discovered） 美洲，而洪堡则发明或创造（invented ）美洲。当然，若将洪堡囿于拉丁美洲，显然矮化了他的宏大叙事和意义。洪堡所提供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多的是方法和哲学，他以美洲提出自然的概念，影响数代人。

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的科学家与思想家都在探索如何理解自然的问题，其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个学派相互争锋，各自拥趸甚众。德国哲学家康德引入先验层面的概念，指出无论感官和理性都是认知世界的有色眼镜，外部世界只有在内心认知到的意义上才存在，从而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找到立足点。

地质学训练出身的洪堡，之前对科学的观察与测量都是深信不疑。在康德及歌德影响之下，洪堡从纯粹的经验性研究转向重视个人的感知与主观性，相信想象力与理性思维一样，是理解自然界的必要工具。这是洪堡以美洲创造自然概念的重要方法论。

1799年，洪堡踏上美洲考察之旅。据洪堡本人而言，此次旅行有双重目的：一是希望这一地区能为世人所了解，其次搜集足以阐明建立一门学科的事实材料。这门学科尚未定型，其名称或者叫做自然史，或者叫做地球的理论，或者叫做自然地理学。这后一目的尤其重要。

洪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怀着建立一门学科的宏愿，为了在野外考察中搜集到精确的数据，洪堡力求装备当时欧洲的最新仪器。出发前他在信中曾提到：“我有选择地搜集了一些天文仪器和物理器械，以便能够进行地理定位工作，能够确定磁力，磁偏角和磁倾角，确定空气的化学成分和它的弹性，温度与湿度，它的电荷和透明度，确定天空的蓝度，确定海洋深处的温度。”洪堡携带的仪器工具，约有四十种之多，例如有成套的气象学仪器，地磁学仪器和精密的测量仪器，可谓前无古人。

在美洲的五年考察期间，洪堡穿越丛林巨川，不畏险阻，利用现代仪器测量，如气压计、温度计、六分仪等，测量美洲，发现有关温度、气候、气象以及地理分布的法则，并发明等温线，等压线等概念。例如，从秘鲁到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程中，通过测量海水表面和深处的温度，发现海水温度的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现象，从而探知南美洲西岸北流的秘鲁寒流，今日仍称为“洪堡洋流”。美洲考察归来之后，洪堡携带数十箱的资料，定居欧洲的学术中心巴黎，潜心二十年研究整理，终成一代知识巨人。

整体论是洪堡的重要贡献。这种理念源于创世论（Design argument），它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科学家重新发展这个理念，想以此建立科学真理，例如著名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将自然视为一体，研究和理解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同时，洪堡的整体论还受益于康德。康德曾教授自然地理，他强调知识具有系统性的结构，每个单独的事实都应嵌入更大的框架中理解。此系统的论述是洪堡后期思想的关键所在。

洪堡以考察美洲发明自然作为一体的概念。他的考察不以发现新物种为目的，而是着眼于物种之间地理上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证明了自然多样性中的统一性（unity in diversity），即自然界的事物都存在相互关联，互为一体，从而革新了人类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

洪堡以理性和感性观察感受自然，结合科学与艺术，打通机械宇宙观和浪漫主义诗学。自然在他的笔下如同彩虹，既有牛顿所谓光通过雨滴折射形成的棱镜，也有济慈笔下彩虹的诗意。因此，洪堡著作《宇宙》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宇宙》第一卷考察外在世界，第二卷聚焦内在世界，强调感官的重要性，即外在世界在内在情感上投射下的印象。洪堡融合科学与哲学解读自然，其影响巨大，启示了生物学家达尔文、诗人梭罗，甚至政治家玻利瓦尔的革命运动，因此有学者指出1790至1859是洪堡时代。

洪堡在亚马逊雨林

洪堡影响的式微源于学科的分化。十八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演化成为拥有特殊技术手段和方法论的独立学科，发展出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洪堡将艺术与科学融为一体的整体式论，虽然有反对知识碎片化的考量，但是洪堡科学的复杂而全面终究不敌学科的精细与专业。同时，洪堡影响的弱化还受累他的德国身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反德情绪，使人们对洪堡或弃之不顾，或嗤之以鼻。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充斥着自然可以被改造得更完美的想法，认为自然万物为人而生。但是目睹美洲生态灾难的洪堡，早就警告人类需要理解自然中各种作用力运行的原理，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不能为一己之私随心所欲改造自然。但是时人没有理解或理会洪堡的药石之言。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日危，而洪堡的理论又呈现出新的意义。

洪堡的归来以地理学界最为明显，因为作为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洪堡将地理学变成了哲学，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地理史家格兰肯（Clarence Glacken, 1909-1989）即不满地理史家将洪堡仅仅塑造为一位自然科学家，立主发掘洪堡的人文和美学因素。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设立洪堡讲座，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作为首讲，其题目为《洪堡与其兄：我们时代的一位理想地理学家肖像》。另一位地理名家大卫·哈维在《洪堡传统》（The Humboldt Connection, 1998）的书评中更直言洪堡为其提供灵感，主张重拾洪堡传统。

洪堡和助手在钦博拉索火山脚下

时至今日，洪堡的自然世界观已经渗透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当今的生态学家以及环境学者仍置身洪堡的视野之中。不过，洪堡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多限于地理学界。

1829年，洪堡受沙俄邀请，前往中亚考察，终于在新疆边境，一窥久闻的中华帝国，但是没有得以深入考察，此为洪堡的一憾，但中国地理学家并未忘记洪堡。1959年，即洪堡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政治中飘摇中的中国地理学界仍在《地理学报》专门刊载竺可桢和黄秉维的两篇文章，以示纪念。因为此时的中国地理学全盘师法苏联，民国建立的地理学体系，只剩下自然地理的半壁江山，因此，洪堡也仅被以自然地理学家视之。1965年，候仁之受竺可桢之命，编纂洪堡评传，希望激励中国科学工作者勇攀高峰，因此仍未摆脱以上窠臼。后来，此文受阻于“文革”浩劫，直至1979年，候先生捡拾旧稿，才得以发表。

《创造自然》一书之中，武尔夫的叙述深入浅出，边和的译作天然浑成，重新阐述洪堡的意义，归来的洪堡值得中文世界的人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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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杂记：一个苏北小村庄的历史（作者：张雷，江苏丰县人，北京大学硕士，美国雪城大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img=32,32][/img] 澎湃新闻 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2083915233983390 前年初夏回国修整旧屋，拆墙时候见到嵌在窗子上面一条不起眼的横木，俗称过木。父亲不经意地说这根木头已有百年历史，它是当年地主四轮马车的车辕，我心中不禁感叹村庄历史就这样被保存在村中的秘密角落。不忍青史尽成灰，于是收集国史、方志与家谱，书写这个无名的小村。 小村平畴沃野，宜于农桑，前为公路，后为良田，东邻河流，西与山东鸡犬相闻。村中住有六十余户，两百多人，这在烟火万家的淮北平原上实在是小村。小村虽小，但名气并不小，方圆十里无人不晓，特别是中老年人。这是因为小村的大地主。 学界对于中国北方村落的研究，多倾向于将乡村精英置于国家与乡村的维系与调和之中，即杜赞奇所谓的权力文化网络。小村的历史表明村庄地主的权力是内植于乡村内部，并非源自国家授权或城乡网络。小村地主以圩寨为基础，进行自卫，从事农业生产，维系乡村运行。小村地主村社组织的衰落源自抗战之后国家政权的强行介入，最终官僚机器取代地主成为乡村主导者，开始各种乡村试验。 乡村街道 黄河小村 小时候，总以为黄河很远，可是黄河却在小村经流六百余年，今日村中依约可寻黄河当年的印记。例如村人常用河堤的沙土，晒干过筛之后作为儿童和老人的尿布，细软的黄河沙土是绝佳的尿不湿。村中某些地名也依稀可见黄河的影子，如村北有处叫大（Dai）王庙的田地，而大王庙实为当年敬奉黄河之神的庙宇。 丰县处于江苏省西北角，为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刘邦征伐天下后，衣锦回乡，将出生地恩封汤沐邑，轻徭薄赋，这是丰县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丰县的衰落归于黄河，南宋时期黄河开始改道南流，丰县从此江河日下。明代万历间潘季驯筑两岸大堤，使黄河全流夺淮，经今开封，商丘，徐州至江苏入海。 黄河以含沙量大著称，明清两代奉行“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河患，但也使黄河成为地上悬河，成为两岸生民头上的一把利剑。丰县不幸正当黄河之冲，黄河流经丰县南境，数次决口漫漶，城郭倾圮，庐舍荡然。明嘉靖五年（1526），黄河决口将丰县城陷于水中，县治被迫迁移。十九世纪以来，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已经走到尽头。黄河平均两年即漫决一次，甚至一年数决。咸丰元年 (1851) 八月 ，黄河又在丰县决口，冲出一条大河（俗称大沙河），全河走丰县，苏北鲁南汪洋一片，被灾严重。 黄河决口洪水的威力超常人想象。据乡贤记载，黄水所到之处，村庄一阵尘烟高起，房屋立刻化为乌有。水退之后，楼下一层全部淤于泥中。明代丰县城已在地下数十米，可见丰县黄河沙土淤积之深厚。2014年，丰县南部河道清淤，发现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木制商船，已经深埋黄土之下，让人感叹沧海桑田之变。 明清两朝的黄河洪灾以及王朝连年的河工耗尽了流域内的资源，黄河两岸已经山穷水尽。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守着残山剩水的黄河故道立即成为王朝的弃地。根据哈佛大学政治系裴宜理教授的研究，黄河泛滥导致淮北地区人无恒产，很少有人能积累超越别人的财富，黄河讽刺性地在这层意义上起到了均贫富的作用。1855年黄河取道山东入海，才给小村及周边地区休养生息的机会。至19世纪下半期，本地的地主开始有了更多的财富积累和剩余，开垦荒地，营建村落，从而也成就了今日我居住的小村。 远眺初夏的小村 乡村老屋 便集地主 小村最早叫茅庙，因为有座茅姓的家庙。村庄先是被渠姓买下，后又被村南三里便集的刘姓地主买下建寨。便集原名荆冢村，相传荆轲之冢所在。荆轲刺秦未成，随被秦王剁为肉醢，盛装于瓮罈之中，分埋于全国三十六处，警示全国，泗水郡的埋葬选址即今便集村，故名。丰县博物馆所藏北宋碑刻就载有荆冢村。明朝隆庆年间，便集已是丰县西北著名的大集。依照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便集是茅庄所在地区的中心地。 刘氏自洪武年间迁居便集，绵延数百年，有古丰刘氏之称。刘氏聚居便集北部，土地遍及周边地区。咸丰辛酉年（1861），刘姓大地主的季子移居茅庄，以便管理耕种便集北部的田地，这种村庄，地方俗称为外庄子，茅庄即是便集地主的外庄子。刘氏选定此村，因为村子紧邻河流，八方归水，是一块上风上水的宝地，而且距离老庄便集只有三里之地，可以相互呼应。 1861年，刘姓地主移居茅庄之时，正是捻军在淮北蜂拥而起之际。咸丰六年（1856），捻军染指丰县。咸丰八年（1858），捻军围攻丰县，纵兵屠城，二千余人遇难，史称戊午兵事。自此之后，丰县乡村民绅为保全身家性命，先后捐资修筑寨圩45座，其中39座修筑于咸丰十年（1860）和咸丰十一年（1861）两年间。在这种背景下，移居茅庄的刘氏地主开始营建茅庄，将其打造成为一座地主庄园。 小村庄园 近代淮北兵匪横行，在淮北乡村，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设施无疑是圩寨。根据民国吴寿彭的调查，淮北的圩寨中心有一家高大的瓦房，另再有一个炮楼，作为寨主的宫殿。寨主是有一百顷二百顷或者更多的数目的田地，四围有数十百家的农民，大都是种着寨主的土地。茅庄就是这样的地主庄园。 茅庄与鲁西南一路之隔。鲁西南民风强悍，素有豪强与土匪的传统，村人称之为山东大麻子。他们专门拉户，即绑架人质，索要赎金，因此当地村落基本都有看青会及红枪会等民间武装组织。地主的寨子更是这种防御性社会生态的集中体现。 刘氏经营茅庄，以刘汝舟为代表人物，刘汝舟为移居茅庄的第二代地主。其人处世精明，为人练达，购置地产，有田三千亩，同时继续营建茅庄，将其最终打造成为一座北方乡村的地主庄园。大院、寨墙、炮楼、海子和牌坊成为村落布局的主要元素。 村庄居中为刘家大院，占地几十亩，房屋上百间，一律青灰色的砖瓦房。在瓦房建筑群体中，错落有几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俗称堂楼。牛马厩在地主大院前方，酒坊在屋后，村子西北角则为打谷场。周边则是佃农的茅草房子和土墙院落，环绕而居。 村子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南面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门楼以供出入。寨墙四角均有一座炮楼，留有枪眼，以供瞭望防守。寨墙之外是一丈宽的壕沟，沟中有水，村人称为海子。今日痕迹犹存，是村中主要的排水格局。此外，地主还有十几杆汉阳造的枪和几门土炮，以习武之人作为团练，守卫村庄。 村外东南不远处还有一座牌坊，是刘汝舟为养母杨孺人而建的节烈牌坊。牌坊为纯石结构，有立柱四根，高约四米，上书对联曰：“擗踊在灵前，之死已存靡他志；从容随地下，此生不作未亡人”。立柱南北各有卧坐狮兽八只。我少年嬉戏时候，曾见其中一对石狮，弃于乱石之间，其雕工之精致绝非平民之物。牌坊上有横梁两层，长约二丈，前后雕镂龙凤，四角各缀有铜铃，清风徐来，声闻数里。 庄园是个完整的生产单位，还有酒坊酿酒，酒坊专门雇佣酒大工，即酿酒师，选用本地高粱，常年驻庄酿造高粱酒，其酒据说质地纯净，芳香浓郁，非今日勾兑酒水所能比肩。酒坊之酒不仅供应地主自用，而且还在邻村流通，小有名气，祖父当年曾尝过此酒。有一年我从台湾带回金门高粱酒，祖父品尝之后，连称有当年地主高粱酒的味道。 地主因家大业大，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因此专门雇有乡村厨子烧饭。厨子平日精研改良地方菜系，形成十里八村特有的毛庄菜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酿酒还是菜系，只有地主有财力与时间传承和发展所谓的地方文化，如同中世纪欧洲乡间的贵族一样，他们才是乡间传统的守护者。 清末以来，群雄逐鹿，草木皆兵。刘汝舟不惜财力营建圩寨，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家族与财富，也为地方村民提供庇护，所以丰县县令曾送他保卫桑梓的匾额。现在茅庄六十余户居民中有十五个姓，深刻地反映了村中的移民性质。村民多源自当时苏鲁两省的农民。例如我家祖上为鲁西南单县的张家，五世祖张宾为明朝成化乙未科进士（1475），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单城东门里有张家高大门楼。张宾之后，家道中落，族人多以务农为主。民国中期，曾祖父兄弟四人移居茅庄，成为地主的佃户。 烽火故园 茅庄地主庄园的衰落始于抗日战争。抗战之后，进可攻退可守的茅庄庄园因处于苏鲁边界，成为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角力的地方。强权之下，地主的乡村体制开始崩溃，而裹挟在政治洪流之中的小村地主，从此很难全身而退。 1938年5月，日军占领丰县县城。国民政府退守丰县西北乡村，由国民党丰县常备队队长黄体润组织抗日力量，设有八个大队。其中，总部和一半兵力驻扎在茅庄周围三里之内。1938年底，中共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千五百多人，用苏鲁豫支队番号，开进丰县周边地区，首战歼灭丰县日伪军八百多人。自此，国共开始在丰西地区合作抗日，而苏鲁豫支队驻扎茅庄。1939年元旦，黄体润曾住在茅庄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部。1939年底，黄体润曾拟定在茅庄宴请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以及李贞乾，郭影秋等，后因移防而作罢。 1940年6月，国共交恶。国民党江苏省第五区行政专员汤敬驻扎茅庄，与中共发生冲突。国民党战败被赶去本区，而中共在距离茅庄十里的张后屯村建立丰县政权，从此小村周边形成中共政权，国民政府以及日伪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攻守。无论共军，国军还是日军，都超出小村地主的掌控。 战火纷飞，故园零落。刘汝舟其时已经病逝，三个儿子带领全家避难徐州城，而这只是流亡的开始。抗战之后，为了巩固根据地，中共开始开展土改。便集老庄的地主作为典型，被拉到村东桥头，就地枪毙。刚刚回乡的茅庄地主，在惶恐之中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再次避乱徐州城，而这次却是不归之路。 消失的牌坊 1949年，避难徐州的刘树猷和刘树森被新政权逮捕，关押在丰县监狱。三地主刘树品因为年轻，涉世未深，被发配回村。1951年“镇反”期间，在监狱关押二年的刘氏兄弟，被三地主用车推回村中公审，随即枪毙于邻村。三地主因年轻，免于一劫，被判劳改二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村中劳动，寄居在生产队的牛棚之中。 新的政权通过革命运动深入乡村，清除地主构建的乡村组织和传统，取代地主成为乡村主导者，进而开始共产主义的试验。卓尔不群的小村在同质化的革命运作之中，泯然众人矣。土地被分配给本村以及附近的农民。庄园的房舍，寨墙和炮楼全被拆除，砖石被村民拉走建房。为了寻找宝藏，地主大院更是被掘地三尺，硬生生挖出一个大坑，可惜一无所获。地主的酒坊，因为长期酿酒，层积了厚厚的酒糟，是上好的农家肥。大跃进时期农业积肥，村民将酒坊的酒糟挖尽，从而形成另一个深坑。 “文革”之前，村中地主的痕迹只剩牌坊和三地主本人了。牌坊仍矗立于村子东南方向，不觉换了人间。父亲读小学时候还常常路过，在此乘凉。1966年，拉倒牌坊的日子终究到来了，两位村民在百余名红卫兵鼓动下爬上牌坊，用绳子拴在牌头，用了两天时间将牌坊拉倒并捣碎，围观者千人。丰县地处黄河故道平原，缺少石料，因此牌坊的石头很快被村民疯抢，铺路修桥，建设房屋，还有部分用作砌猪圈或改为猪石槽。牌坊的石兽被生产队当作拴牛马之用，百年之物，从此泯灭。 牌坊倒掉之后，三地主不断被审问家中的财产下落，他只得交代出一处位于马厩石槽旁的藏钱地点，红卫兵随即挖出了几麻袋铜钱以及两块银元宝。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再次批斗三地主，要求招供以前家中枪支的下落。自知在劫难逃的三地主，于头一天晚上在牛棚中上吊身亡。第二天被发现后，一席裹尸，埋在村东河堤。 牌坊构件 地主的传说 1966年之后，地主在村中已是庐墓无存。对村民而言，地主的意义只剩下银元了。“文革”期间，生产队在一次挖土积肥的时候，在地主当年的茅房中挖出三千块银元，这也见当年地主的财力。村里决定私分，全村三百人，每人分得十块大洋。可是不久走漏风声，乡里闻知，每家被要求将银元上缴乡里信用社，换取氨水化肥。祖父当时家中九口人，分得九十块大洋，由父亲背着前往乡里上缴。正读初中的父亲急需钱财，于是私自留下一块，谎称路上丢失，竟然得以过关。他用这一块大洋兑换了两块六毛钱，买了一支当时稀有的钢笔以及作业本，还有一双玻璃丝的袜子。“文革”后期，住在地主老宅基地附近的一对兄弟，哥哥在刨树时发现一罐银元，藏在家中，秘不示人，打算私吞，可是家中幼子童言无忌将其说出，引得兄弟反目。 村中最为传奇的是地主家中的一口水缸。1950年代在村寨的南门附近，一辆生产队载重马车的车轮突然陷落，坑口是一口倒扣的大铁锅，而被压碎的铁锅下面竟是一口青花瓷缸。有人认出这正是地主家的水缸。缸中装满了绸缎被面及女人衣物，但是挖出不久，绸缎衣物见风就变成了灰烬，只留下这口大缸。此缸为圆口，直径约一米，高约八十公分，白底印有蓝色菊花。缸身为双层，中为真空，类似于今日暖水瓶，具有保鲜作用。 这口青花瓷缸被生产队作牛棚储水之用，每晚用于淘洗草料，水可以几日不腐。逢年过节，则被生产队食堂作储糖之用。可几日不坏，令人称奇。七十年代末，生产队解散，所有公物拍卖。此缸要价30元。当时祖父是生产队长，父亲在卫生院上班，经济比农民稍好。在祖父劝说下，父亲买下这口缸。当时父亲一个月工资5元，30元是他半年的工资。 幼年时候，记得此缸放在家中堂屋的西间，盛放面粉，即使炎炎夏日，面粉从来不生虫。九十年代初，此缸以1200元的价格被古董商买走，当时父亲月工资200元，这还是他半年的工资。 村老传说地主还有一口印有金色老虎的大缸，但是至今尚未出土，所以地主的传说仍在继续，因为财富。怀璧其罪，此言不虚。 参考资料： 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刘文忠：《人争一口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第71页。 丰县档案馆藏：《黄体润日记》 丰县便集《刘氏族谱》 单县张集三官庙《张氏族谱》 个人采访，2015年6月，首羡镇茅庄 （作者：张雷，江苏丰县人，北京大学硕士，美国雪城大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