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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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的旅游思想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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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生平主要功绩及其研究概况

作者：丁式贤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22年03月18日

欣闻从事王士性研究的学者们呼吁了30多年的修复王士性墓，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修缮。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临海沿江兰道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官确山知县、礼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广西布政司参议、澜沧兵备副使，历太仆少卿。足迹遍两京十三省，及武夷九曲莫不尽游。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著作。 　　研究表明：王士性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开创出新时代的人文地理学，对世界地理学的开拓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83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首次提出：“王士性是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比他以后40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至少在伯仲之间，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桥驿教授说：“王士性把地理现象提高到理论高度，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学术型的地理家。”继后周振鹤、徐建春教授皆称：“明朝末年我国崛起两位伟大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和徐霞客，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走到世界地理学的前面。他们对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王士性无愧为世界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 　　王士性为家乡临海专门写了一篇《台中山水可游者记》，共写了十大风景胜迹。在临海开拓“白鸥庄”，几乎把他到过的40处全国著名景区收集其中。对临海台州府城的推祟：“十一郡城池，惟君台最据险。西、南两面临大江，西北巉岩篸箾插天，虽鸟道亦无。止东南而平夷，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虽数至城下，无能为也。” 　　王士性对天台山文化也有特殊贡献。他写了一部《天台山志》，将天台山的山山水水、来龙去脉、典型人物、名胜古迹、佛宗道源、寺院庙宇、洞天福地，以致溪流瀑布、苍松翠柏、奇花贵药、风霜雨雪等等，记得尽善尽美，淋漓尽致，令人陶醉。由此，促成了“徐霞客三游天台山。” 　　王士性在年轻时还重建“降魔塔”，修茸“太白堂”，并在堂边上放置了王羲之和李白的着塑像。据记载，在《入天台山志》里，王士性自述为“桃源主人”。他对桃源感情很深，多次游桃源之后，选桃源洞口盖了一间“俪仙馆”，周围种桃千树、茶十畦，还买了若干山田。他是真的想在这里终老。 　　不止于此，王士性更是世界人文地理的奠基人。在对本省行政区域划分的认定中，在人地关系方面，王士性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以浙江为例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鹜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马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王士性还联系家乡浙江的实际，认为浙东与浙西的风俗不同，也影响着人才的成长。他写道：“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 　　在对全国行政区域划分的界定中，王士性把全国分成东南、华中(中州、楚地)、西南、华北、华南、西北等几个基本大区域。此外还提出江南、江北、海南、塞北等区域概念，并及于川、贵、黔、粤等更小一级的区域地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描述了它们之间的人文地理差异。其一生宦迹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而足迹踏遍当时全国版图两都十三省中的两都十二省。东遍江浙，西遍四川、云南，南遍两广，北遍北京、山西，含今宁夏、甘肃。 　　去年，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对我国历代有名望的历史文化名人进行评审，浙江入选80名，台州仅王士性一人榜上有名。经时任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现任省文物局局长)杨建武的举荐，王士性入编《浙江通志》——“旅游业志”。 　　1990年初，台州成立了王士性研究课题组，挂靠地区地方志办，方志办主任方山出任课题组负责人(后由本人接任)。30多年来，研究出版了《王士性论稿》《王士性研究文集》《王士性研究论集》，点校出版了《王士性集》等，举办大型王士性专题学术研讨会两次；省市举办的徐学学术研讨会均有研讨王士性的内容。 　　这次修墓，临海市委、市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都很重视，得到王氏后裔及墓址所在地白水洋镇以及水晶坦村村民的支持,历时余年，现已落成。重修的墓将成为后人凭吊和纪念的场所。

中国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
http://www.xian.cgs.gov.cn/kpzs/dzrw/201801/t20180119_449738.html
http://www.xian.cgs.gov.cn/kpzs/dzrw/index_7.html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临海城关人,人文地理学家。少年好学,喜游历。万历元年(1573年)中举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授朗陵(今河南确山)知县。历任礼科给事中。万历十一年王士性弹劾郭思极,称其科场作弊,取中张居正之子张懋修。万历十三年(1585年)母去世,丁忧三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复官,迁吏科给事中,不久因触犯皇帝,被派往外官。历官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宪、山东参议等。他还在张家渡象鼻岩创建白象书院。万历二十六年卒於鸿胪卿任上。

　　王士性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有《广志绎》、《五岳游草》、《广游志》等,今被集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

　　对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方言学,地名学都有重要贡献。经过细致考察,他得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结论,以浙江为例,他认为可分为三区:杭、嘉、湖为平原水乡,是“泽国之民”,这里舟楫交通方便,百货所聚,城市里的人比较富裕,风俗也较奢侈,缙绅的势力很大;金、衢、严,处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石气所钟,性情刚烈,习性俭约,但不把富人放在眼里;宁、绍、温是“海滨之民”,这里的人因为有海利而不太穷,又因为不经商,而不太富,风俗也“居奢俭之半”,比较适中。

　　十分难得的是,王士性已开始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注意到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他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王士性的地理思想,对明末清初不少学者的观念有很深的影响,如对清代学术发展起过重要影响的朴学大家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王士性的学王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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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是明代后期的大地理学家,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方面。王士性深刻认识到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注意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差异。在经世实用思潮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他的地理学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学者,特别是顾炎武,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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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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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士性是明代后期的大地理学家,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方面。王士性深刻认识到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注意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差异。在经世实用思潮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他的地理学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学者,特别是顾炎武,产生很大的影响。

关链词：王士性；地理学思想；人文地理；理论思维；环境决定论；《广志绎》

王士性,字恒叔,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生于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性喜游历,为诸生时已游杭州及越中佳山水。万历五年(1571)成进士,此后相继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做官,在来往这些地方时又经过除福建以外的所有其他省份,所以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纪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对所游历和考察的对象加以理论思维,相继写出了《广游志》和《广志绎》两部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上述三书所体现出来的地理学思想和保存下来的宝贵的地理资料,足使他跻身于我国历史上的大地理学家之列而毫无愧色,遗憾的是他被冷落了将近四百年。因此本文想对其思想和影响作一简要的介绍,以期引起普遍的重视。至于其地理学成就以及经历和著述的具体考证则付诸另篇。

明代自万历以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从空谈性理转人经世务实,崇尚实学的思潮逐渐形成。在这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动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1[],寄情于山水之间,以遍游五岳为目标,明人别集中因而不乏模山范水的诗歌和游记。其中的少数人则更进一步认真观察自然和社会,写下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地理笔记,在客观上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士性和比其稍后的徐霞客是这些少数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们有意识地进行实地考察,不但眼光比别人敏锐,而且思路比别人开阔,不但观察到他人所未注意到的事物与现象,而且开始从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些事物与现象进行类比和分析,于是成就了《广志绎》和《徐霞客游记》这样辉煌的地理著作。徐、王二人后先辉映,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所不同的只是士性的成就侧重于人文地理方面,霞客的造诣主要表现在自然地理领域;霞客之游以私出,士性之游多以仕宦之便而已。

王士性的地理考察是有意识的行动,并且将自然与人文地理都当成自已的考察对象,他宣称“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五岳游草》自序)这正是他地理学思想的表露。“造化之变”指的就是自然环境及其变迁,“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则意味着社会、人文现象的变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特别注意观察各地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物产交通,并比较其间的差异,从而在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如风俗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民族地理乃至军事地理的研究都留下自已的真知灼见。同时他又注重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继承并发展我国自古以来重视人地关系研究的传统。

明人的游历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独有士性亦并重考察人文现象,这正是他高人一着的地方。中国古代人文地理虽然比较发达,但是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保持长盛不衰的主要是对于疆域政区沿革变迁的记述,而于文化、经济、风俗等领域则缺乏比较系统完善的研究。究其原因,乃是偏重文献的考证和口耳相传的见闻,而缺乏实地考察的缘故。王士性批评这种“藉耳为口,假笔于书”的作风,因此他所记载所分析,“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网如焉。”也因此,他能够对亲见亲闻的事物和现象,进行深人的理论思维,以探索地理学的内在规律。因而《广游志》、《广志绎》与《徐霞客游记》不同,它们不是日记式的旅游实录,而是在实地考察之后,对于所得材料去粗取精、整理排比并加上理论思维的地理著作。所以在篇幅上虽比不上《徐霞客游记》,但论内容的丰富与对地理学的贡献不但毫不逊色,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因为描述型的地理著作虽以《徐霞客游记》为极致,但描述型而兼理论型的地理著作却以《广志绎》为开端。“绎”者,归纳推理也。王士性的旅游行踪则另人《五岳游草》中,极简练,而又文采焕然。

在王士性的地理著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他对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的深刻认识。他首先以全国范围作为区域研究的对象,写成了《广游志》,分析各地自然环境(如地脉、形胜、风土)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数民族、宗教、方言)的差异。在“地脉”部分,他详细阐明了以北龙、中龙和南龙为三大主干的山脉分布系列,这是唐代僧一行山河两戒说以来的最新发展。在“形胜”一节中,他分析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自然地理基础,认为其分划大致是合理的,过去从未有人对于政区的地理背景作过这样的分析。在全书的最后一段,王士性又历数各地的方言差异:“声音,八方各以其乡土,不纯干正声,难以彼此相消也。有一郡一邑异者,亦有分大江南北异者。……若一省一郡异者,如齐鲁发声洪,维扬腰声重,徽款尾声长。……”

晚年息游之后,王士性不满足于《广游志》过于简单的论述,更作《广志绎》五卷(第总卷有目无文不计),以全面深人地表达自已的地理学思想。第一卷方舆崖略是全国地理山叙,第二至第五卷是各地分论,依次为两都(北京、南京)、江北四省(河南、陕西、山东、六西)、江南诸省(浙江、江西、糊广、广东)和西南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方舆崖略>是《广游志》的延伸,从全国范围继续分析她理现象的她域分异。例如在经济地理方面记述各地聚散货物之异说:“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陛、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眷,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在文化地理方面注意到南北科举人物多寡的不同:“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甚至在饮食习惯方面也指出南北的差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擅;河北人食胡葱蒜慈,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除【方舆崖略】外,《广志绎》的其他篇章深人地阐明各省内部的地域差异现象,构成色彩纷呈的地理马赛克。例如,对于浙江风俗文化的差异,王士性就有精辟的见解:“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绍悦,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音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浙东的风俗又可细分为三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兢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街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这里所划分的浙江风俗文化区,就基本上与当时浙江省所属十一府的区划相一致,并且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作为划分浙江文化区的参考。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虽然以政治因素最为主要,但也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行政区划往往与自然区划、经济区划或文化区划存在某种契合。在浙江,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典型。

王士性虽以政区作为区域研究的基础,但却不以之代替其他类型的区划。例如,他注意到语言在文化分区中的重要标志作用。他说:潮州“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日潮隶闽为是。”也就是说,就行政区划而言,潮州虽然隶属广东,但在文化分区方面却应该与福建的泉州与漳州同属一区。四百年前而有如此见识,的确不同凡响。

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王士性还产生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观察与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处(利)和短处(病),以确定环境对某种社会需要的适宜或者有利的程度。这实质上已初具现代地理学的评价研究的雏形。举个例说,他在评论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就独具慧眼:“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酷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这活脱是现代人的经济眼光了。`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不便鼓吹旅游业,但却曲折地表达了杭州的地利。清人已注意到王士性的这一思想,所以康熙十五年杨体元在<刻《广志绎》序>中说,王士性“志险易要害、遭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徽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如果我们夸大点说,在王士性那里地理学似乎已是一门应用科学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譬如说,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出现转移的现象。他说:“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憬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生在明代,他不但注意到经济重心已从北方转移到江南,而且还推测有继续转移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识。

地理现象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的转移,还表现在新现象的产生。例如,明代扬州就由于盐商的糜集而出现养瘦马的畸俗:“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窗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济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这一畸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在人地关系方面,王士性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以浙江为例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街、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揖为居,百货所聚,间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络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鹜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络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络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这是中国古代“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思想的发展。

西方最明显表现出与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相类似的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分为高地、平原和滨海三类地区,以蒙古、阿拉伯,中国、印度、埃及和欧洲作为这三种类型地区的代表。进而认为高地“居民之特色,为家长制的生活”,“绝无法律关系的存在”。平原农耕人民闭关自守,农业“按着四季而进行,土地之所有权与各项法律关系又随之而生。”沿海的人民则被大海“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海盗式的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2[]。不过黑格尔生活的年代(1770一1831)比王士性已晚了二百多年。

既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有如此重大的制约作用,那么当环境发生变迁时,文化的重心就会出现相应的转移,这就是所谓“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所以王士性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翼、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又说:“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如树花先开,必于木末,其随盛而花不尽者,又转而老干内,时溢而成曹,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气宁与花木异?”文化重心的转移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但是企图以动态性观点结合环境决定论来作解释,却数王氏为第一人。

明代虽然旅游成风,但并非人人都是地理学家。尽管观察的是同样的大千世界,但所得印象和收获并不一样。王士性当时已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广志绎·自序》中说:“夫六合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寂之轨殊。”王士性自认与这四种人不一样,他所重的是地理现象。所以他接着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徐,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众国策、里语方言之啧,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所谓“意得则书”的意,就是在理论思维后的发现与发明。写下来的自然就是“深言”大义了。

王士性深人细致的观察与镇密独到的思想,给明末清初的学者以巨大的影响。清初,杨体元将《广志绎》“遍质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岳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顾宁人、项东井诸同学,咸谓是书该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而不诬。”就中以顾宁人即顾炎武所受影响最巨。顾氏是清初朴学大家,研究者众矣,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顾的地理学思想实渊自王士性。

顾炎武的三大著作,无例外的都打上王士性影响的印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顾氏在“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之后,才编著成的第一等作品。后者为“舆地之记”,前者为“利病之书”所谓“利病”,就是王士性对于各地地理背景优劣分析的发展,是经世实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不但如此,在该书第一卷<舆地山川总论>中,顾氏更是全文照录了王士性《五岳游草》里<地脉)、<形胜>、<风土>)三节文字”,足见顾炎武对王氏地理观的佩服。且由于王士性著作流传不广,后人读《利病书》,甚至把王氏的思想当成顾炎武的思想来引用,尤其是其中关于“天运循环,地脉移动”的思想。

《肇域志》是未完成的稿本,至今尚未刊刻过。该书按省分述各地的地理现象,具全国地理总志的性质。顾氏在各省的最后,都抄录了《广志绎》相关省份的几乎全部内容,而冠以(方舆崖略)的总称。顾炎武这样做,显然是因为《广志绎》兼有保存地理资料与启发思维的重要价值。此外,奠定顾氏朴学大家地位的笔记式名著《日知录》,也同样看得见王士性的影响,例如在<州县赋税>一节中就引用了《广志绎》卷一关于各地赋税负担悬殊不均的分析,而后提出自已的见解:“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幅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矣。”顾炎武的思想对于清代学术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王士性的地理学观点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后人。然而,由于清代文网纂严,乾嘉时期的学者走人了考据的胡同,除了沿革地理一枝独秀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都走了下坡,以至《大清一统志》里的各地风俗一项,竟然照抄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全然无视地理现象发展变化的事实。也因此王士性自清代中叶以后就逐渐被人遗忘,(()`一志绎》一书的康熙刻本今已不见,若非《台州丛书》保留乡贤著作,我们今天说不定只能从顾炎武的遗书中去寻找王士性思想的吉光片羽,而看不到《广志绎》的全佚了。顺便提一下,除了地理书三种外,王士性又有《王恒叔近稿》一种,及另篇著述若干,均在标点校勘中,将于明年结集出版,以飨同好。

我国的人文地理研究有着久远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开了系统研究的先河,其后若断若续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J一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清代乾嘉以后人文地理只讲疆域沿革,解放以来地理学界则重自然,轻人文,所以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王士性长期受到冷落。最近几年,人文地理呈现一派复兴景象,王士性的研究开始引起注意,希望这一研究能深人下去,以有助于促进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本文出处：《地理学报》199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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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士性少年好学，喜游历。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确山知县。历任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不久致仕归里。士性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

王士性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人，性喜游历，"少怀向子平(东汉隐士，遍游山川)之志，足迹欲遍五岳"。

王士性的家族本来是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善诗文，但过早去世。到了其父王宗果这代，家道已中落。因"幼贫而好学"，族人王宗沐对他"爱如己子"，收他为继子。

王宗沐官至刑部侍郎，有著述多种。他的几个亲生儿子也都有功名。王士性和王宗沐及从弟士换、士琦、士昌，都是进士、名流，《明史》里皆有传。民国时期的《台州府志》，也为王家五人立传，在同一条目里记了4500多字，这在志书中罕见。

王士性31岁中进士，领到的第一个官职是确山知县，之后历任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不久致仕归里。21年"宦辙所至"遍游五岳兼及各地名山大川。除福建外，其余两京十二省均留下他的足迹。四十年后，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可见对他的推崇。

折叠人物著作

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志》二卷、《广志绎》五卷及《玉岘集》等。其中《广志绎》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眼光独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学著作，士性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

折叠人物评价

1980年6月17日谢国桢先生在《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便提出王士性《广志绎》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的重要文献。 1983年，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一次纪念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会上，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已故谭其骧教授，发表了一个讲话，题目是《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他对徐霞客与王士性各自的成就贡献进行了比较，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1985年在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先生再次高度评价王士性，称他与徐在"伯仲之间"。

在沉寂四百多年后，王士性这位临海的乡贤，终于引起学界重视，他对我国人文地理学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折叠章安王氏

比徐霞客(江苏江阴人)早出生40年，著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吏隐堂集》。据徐建春、梁光军二位先生《王士性论稿》一书称，王士性是"章安王氏"第十五世子孙，与王宗沐为疏族关系，并与临海理学家金贲亨家为姻亲关系。对他家世有兴趣的读者，可找该书一阅。

折叠英年早逝

王士性属于那种官也做的好，玩也玩的好，学问也好，诗文也好的人，他的遗憾在于52岁英年早逝。自万历五年为进士后，他先后当过县令，礼科给事中，吏科右给事中，兵备副使，提学，参政，太仆少卿等官职，敢于言事，任事，《明史稿，王士性传》对他的才具，见识评价相当高。而就他的生平说，应当着重介绍的还是他的游历和他的人文地理思想。

折叠包揽河山

与徐霞客自助式游历不同，王士性主要是利用在各地做官之便饱览河山，有时也特意走访名胜。后人评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徐霞客游过十四省，独缺四川;王士性也游过十四省，单少福建，范围都是相当广阔了。

折叠游历考察

明人的游历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而王士性同时还注重考察人文现象;那时地理研究者的一个通病，是偏重文献考证，口耳相传的多，实地考察的少。王士性却亲历亲为，他的记述"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和徐霞客日记式的旅游录实不同，他对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理论探索，还将记行文字专门集为《五岳游草》，精炼而富文采。

折叠研究贡献

王士性对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方言学，地名学都有重要贡献。经过细致考察，他得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结论，以浙江为例，他认为可分为三区:杭、嘉、湖为平原水乡，是"泽国之民"，这里舟楫交通方便，百货所聚，城市里的人比较富裕，风俗也较奢侈，缙绅的势力很大;金、衢、严，处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石气所钟，性情刚烈，习性俭约，但不把富人放在眼里;宁、绍、温是"海滨之民"，这里的人因为有海利而不太穷，又因为不经商，而不太富，风俗也"居奢俭之半"，比较适中。

十分难得的是，王士性已开始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注意到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他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王士性的地理思想，对明末清初不少学者的观念有很深的影响，如对清代学术发展起过重要影响的朴学大家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王士性的学说，甚至整节整节地照录王士性的原文。

折叠游记文风

王士性记游文字淡雅清丽，是散文高手，记游诗亦多佳作，仅录其述巾子山一节及《上华顶》诗，以见一斑:

"巾子山一名帢帻，当城内巽维，云黄华仙人上升落帻于兹山也。两峰古木虬结，秀声可餐，各以浮图镇之，山腰窞处一穴，为华胥洞，其趾有黄华丹井焉，前对三台山，半山为玉辉堂，登堂见灵江来自西北，环抱于前，流东北以去。江上浮梁卧波，人往来树影中，海潮或浮白而上，百艘齐发，呼声动地，则星明月黑之夕共之。唐任翻题曰:'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

《上华顶》诗云:"群山培塿列儿孙，万八峰头此独尊;咫尺一嘘通帝座，东西半壁拥天门;仙家鸡犬云间宿，人世烟霞杖底扪;玉室金庭何处是，等闲拔地有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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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在台州留下来的笔墨

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生于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士性自幼贫而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性喜游历，为诸生时已游杭州及越中佳山水。万历五年(1 577)登进士第，此后相继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做官，官止鸿庐寺卿。除福建外，他的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写了不朽的游记与记游诗。

结集在《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三本书中。王士性游记的最大特点是不仅仅对自然的记述，对游历和考察的对象还加以理论思维，有许多方面走到了当时世界的前列，这些理论思维足使他跻身于我国历史上的大地理学家之列，成为我国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像徐霞客一样享有盛名。本文重点是写王士性游台州。王士性在台州，著作丰富，成绩巨大，据史料记载，曾著有《玉岘集》、《东湖志》两本书。玉岘是涌泉境内桐树山南脉的一座山名，而王士性是临海市沿江镇兰道村人与玉岘山隔江相望，举目可见，《玉岘集》便是取名之源。

《东湖志》是记载始建于宋端拱二年(989)的东湖，它是台州府所在地一颗美丽的明珠。可惜《玉岘集》和《东湖志》这两部书在历史长河中已湮没。不过这两部集子虽然没有保存下来，而散落在《五岳游草》、《广志绎》等巨著中却留下了不少篇章。例如游了江南长城，爬上了江南"八达岭"，写了"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扦天，虽鸟迹亦无。"仅仅这一笔就把长城的雄伟、美丽、壮观、刻划得十分形象和生动，把游客带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境地。游东湖写了《过樵夫亭》诗一首，诗云"一言大义明霄汉，万死余生直草菅"的悲情大义;游巾子山，写了《两登巾山雨憩景高亭》一首，诗云"梦里怀人若有神，断碑荒草一时新。孤亭地拥双峰起，绝壑天开万井春''等八句赞美诗。

王士性的足迹到哪里，哪里就有王士性的笔墨，他到临海市郊区汛桥游盖竹洞。盖竹洞，古时又称仙人洞，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曾在五代十国任过宰相的道士杜光庭，在道书上写着三十六洞天，称盖竹洞为十九洞天，盖竹山竹旺林密，风景幽美，早在汉代就有道士陈仲林等四人在山中修道，后传说其得道升天。晋时有道人许迈于盖竹洞创石室，后改名栖真观。葛洪的《抱朴子》对盖竹山评价极高，谓此山可含仙丹。宋代知府唐仲友、清代冯庚雪等名人，都游过盖竹洞。王士性游盖竹洞是陪王先生去的，他在诗中赞美盖竹洞是"宇内洞天三十六，玄都仙伯纷相逐。我闻此洞多素书，葛洪谓是神仙居"等诗句。

王士性每到一处，对那里的人文常常是流露其中，如他登台州市章安镇金鳌山，就联系到宋高宗文信国俱航海至此，即写了《登金鳌山》一诗，诗云:"巨鳌不载蓬瀛去，独向江门枕浊流。曲磴眠云芳草湿，洪涛浴日曙光浮。山城埤堄黄沙碛，水国蒹葭白露秋，极目西风伤往事，谁家君相屡维舟"的伤感诗。到三门游仙岩洞，即写了《游仙岩谒文信国诸公像》一诗，诗中对文天祥叹息道:"长安日落孤航杳，故国魂招大泽空"的诗句。

王士性在台州对天台之游留下笔墨可以说最多，在《五岳游草》中的《入天台山志》和拾遗中的《游天台山记》对天台山地理、地质、名胜、风俗等都作了全面记述。在文章的开头，就写"志称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山有八重，如张大帆，以其上应台星，故名天台"的记述。短短一句话就把天台地理、来历讲得清清楚楚。又如对赤城山的记述"背皆赤色，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寥寥几个字，便把赤城的特色勾划出来。再如对天姥山，则一言而概之"天姥者，天台之来山也，故称姥焉"。用极其精炼的几个字，便将天台的地理、位置、区域特点跃入人们的眼目。又如在《广志绎》中写道:浙有三石梁，南明山石梁蜿蜒卧地，雁荡山石梁斜飞倚天，天台山石梁则龟脊横空，深壑无底，奔雷飞瀑，惊目骇魂，非修观遗生者莫能度。用比较和洗炼的笔触把浙江三石梁的各自特色刻划得入木三分。似这样优美宏丽、生动形象和寓于动态美的游记在他的游记和诗中随处可见。

读王士性的一篇篇游记和游记诗，仿佛是在看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在短短篇幅中就看到了天台的锦绣原野、壮丽河山，领略了天台山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不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的爱国爱乡的情怀。

王士性缘何这般喜爱天台山?除了天台山有一幅幅优美天然山水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士性信佛。谁都知道天台山是佛教圣地。而王士性除了信佛，且对佛学也富有研究，人们都说王士性信佛是受王宗沐影响，因为王宗沐是王阳明的嫡传欧阳德的门人，而王士性同王宗沐又是同宗同族关系，故他与天台山和尚交往甚深，从与幽溪大师的书函往来便可略知一二。幽溪大师即传灯法师，生于1553年，卒于1667年。时为高明寺住持，曾编有《幽溪别志》留世。王士性在致《幽溪书》中说"大师登坛说法，开悟迷途众生，功德无算。"仅这句话就可以证实王士性和幽溪大师的交往了。

人们都说观一斑便知全貌，纵观王士性在台州留下来的部分笔墨，便可知王士性是何等热爱家乡台州，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爱得深，所以他能以地理要素角度，能将浙江地区划分为泽国文化区、山谷文化区、滨海文化区。还将浙东文化区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文化区。认为杭、嘉、湖为平原水乡，是泽国之民;金、衢、严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滨海之民。根据浙江三种地理类型来划分文化特征十分恰当科学的，这是王士性一大发明和贡献，也是王士性被后人荣称为人文地理学家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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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五岳游草》：游必有图有诗，能使万里如在目前
2023-03-15 14:24:09　来源: 中新社华舆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VSJDRAG0514DTKM.html

晚明文士对跋山涉水、搜奇揽胜格外热衷痴迷。其中有些人更是饶有兴致地对地质风貌、建置沿革、风土人情等相关情况加以探究和梳理，王士性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王士性《五岳游草》之“两越总图”，清康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崇祯十一年（1638）岁末，晚明旅行家徐霞客远赴云南鸡足山，在兴致勃勃地探访山中胜景时，留意到“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一旁虽有各类题字，在他看来却不免“效颦”之讥（《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五》）。由于应邀纂修《鸡足山志》，次年九月他又回到这里勘察地形，认为“王十岳游记以圣峰为中支，误矣”（同书《滇游日记十三》），对其结论提出异议。尽管双方意见相左，但也足见徐霞客对其著述相当熟悉。这位被频频提到的“王十岳”，就是稍早的另一位地理学家王士性。王士性（1546—1598），字恒叔，台州府临海县（今浙江省临海市）人。因为性喜登山临水，他在数十年间遍游天下，并撰写了大量游记和诗作，最终汇辑为《五岳游草》。令徐霞客印象深刻的那一诗一偈，以及他对地貌山势的判断，就见于该书卷七《游鸡足山记》。

晚明文士对跋山涉水、搜奇揽胜格外热衷痴迷。卓明卿夸耀说：“余性癖好名山大川，两浙形胜，车辙马迹且遍。”（《东天目记》）谢肇淛更是自诩：“平生丘壑姿，适性在云水。到处逢名山，欢若遇知己。”（《小岩洞》）许多人都与此相似，不仅嗜游成癖，还将山水引为可以互通衷曲的知音。诗家墨客与山川物色的遇合，推动纪游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些人在漫游时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游记或诗作，巨细靡遗地记录下自己的行程和观感。还有些人更是饶有兴致地对地质风貌、建置沿革、风土人情等相关情况加以探究和梳理，王士性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纂辑完《五岳游草》后，他又先后撰著《广游志》（原题为《杂志》，附刻于《五岳游草》后）和《广志绎》，深入研讨了各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

毋庸讳言，相较于《广游志》和《广志绎》，今人对《五岳游草》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这三部著作前后承续，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王士性之所以能在地理学诸多领域提出系统而精辟的见解，和多年来实地考察所获得的大量感性认知息息相关。即便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衡量，《五岳游草》也堪称晚明纪游文学中别具一格的大著作。其友人胡应麟就盛赞，“读《五岳游草》，觉抚琴动操之余，山谷皆响”，甚至希望“同蜡双屐”（《报王恒叔》），能够追随其后，畅游天下。

仔细寻绎王士性撰作、编订《五岳游草》的经过，如下数端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是作者游踪广阔辽远且不畏艰险。晚明文士普遍喜好出游，可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更偏爱选择一些出行便利且耗赀无多的地方。杨循吉便坦言，“今吴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迹者耳。至于幽僻奇绝之境，固莫至也”（《西山游别诗后序》）。王士性虽身为吴越人氏，可足迹所至并不囿于江南。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合计十五省中，除了纳入计划的福建最终未能如愿，他在其余十四省里都有丰富的游览经历。徐霞客戏称其为“王十岳”，即谓其遍访天下名山而无一阙漏。朱国祯谈起“近来士夫称善游者莫如临海王公士性”“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迹半天下”（《涌幢小品》），也对此称羡不已。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寻幽探秘，王士性往往不惜亲身涉险。在与友人交流心得时，他时常提到自己“极意冒险攀跻为快”（《寄何振卿》），“当其意得，生死可忘，吾我尽丧”（《与长卿》）。《五岳游草》中有大量记载可资印证：在华山上进退失据，“于时雾卒合，目不辨下方，第见晦冥内树杪明灭在胫脰间”（《华游记》）；登庐山时道路陡绝，“十步五堕，失足堑齿，凛凛不自持”（《庐山游记》）；数次游览点苍山，“幽遐怪僻，无所不搜，剔然犹惧其未罄也”（《点苍山记》）。作者身陷险境固然惊心动魄，读者也不由得随之屏气凝息。由于完全沉浸在浑然忘我的境界中，他也就能领略到常人难得一睹的异象奇景：在峨眉山巅亲眼目睹“摄身光”，同行者“各自见其影，摇首动指，自相呼应”（《游峨眉山记》）；盛夏时在点苍山赏雪，“卉木植雪嶂之中乎，而葩蕊常带玉屑以开”（《点苍山记》）。正如梅鼎祚所言，“即少济胜之具者，亦卧游其中”（《答王恒叔胪卿》）。普通读者即使无法身履其境，也能凭借这些鲜活生动的叙述神游冥想。

其次是收录诗文各体俱备且风格多样。纪游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从文体角度考察，原本隐隐含有诗、文两条发展轨迹。李衷纯曾将其源头分别上溯至南朝诗人谢灵运和唐代古文家柳宗元，认为二者分途并进，“诗自诗，文自文，各擅其长，不能兼也”，可到了明代却有大批文士“可谓诗文兼擅”（《礼白岳纪序》），王士性就赫然位列其中。王世贞在为王士性诗文集撰序时，特别指出“恒叔于诗无所不精丽，而歌行古风尤自出人意表”“文尤能近西京，出入《史》《左》”（《王给事恒叔近稿序》）。虽不无夸饰应酬的意味，但王士性在诗、文两方面都深具造诣，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五岳游草》前七卷为游记，后三卷为诗歌，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游记部分就体裁而言又多有变化，如《入蜀记》摹仿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而使用日记体，《点苍山记》为达到先抑后扬的效果而借鉴主客问答的辞赋体。遣词造句虽以散文为主，却时以骈偶穿插。《吴游纪行》中的“若其轻烟拂渚，山雨欲来，夹岸亭台，乍明乍灭”，描摹烟水迷蒙的景致，就显得摇曳多姿。由于笔下摄取的景致各异，篇章风貌也随之异彩纷呈，《岱游记》的雄奇壮阔，《西征历》的深沉朴厚，《游武林湖山六记》的清新明丽，《桂海志续》的幽深孤峭，都令人过目难忘。诗歌部分同样兼备诸体，或凭吊古迹而寄托遥深，或悠游山川而轻松明快，或酬赠友朋而深情缱绻，不拘一格而富于变化。正因为《五岳游草》内多有佳作，所以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汪森《粤西诗文载》、张豫章《宋元明清四朝诗》、张联元《天台山全志》等大量总集、方志都曾加以采摭选录。

最后是全书精心整合编排且图文并茂。王士性将历年撰作的纪游诗文筛选汇辑为《五岳游草》，在编纂时颇具匠心。整体上依照体裁分为诗、文两大部分，各部分又打乱游历的先后时间，重新按照五岳、大河南北、吴、越、蜀、楚、滇、粤的顺序重予编次。他晚年撰著《广志绎》，另以方舆崖略、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四夷为序。尽管具体采用的标准不同，但区域化、条理化的思考方式则一以贯之。在编排这些诗文时，王士性很注意提示相互间的关联，如卷一《华游记》提到“乃为诗四章记之”，即指卷八《登太华绝顶四首》。这就使得不同篇章遥相呼应，形成纵横勾连的关系。

晚明纪游文学发展迅速，促使读者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何良俊就认为仅仅凭借文字形容，“终不得其面目，不若图之缣素”（《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八《画》）。陈邦瞻也慨叹那些纪游作品，“虽文中有画，而目前无山，赏心者犹遗恨焉”（《海内奇观引》）。这就容易令人联想到，如果为纪游作品配上相得益彰的插图，必定会更吸引读者披览欣赏。《五岳游草》在前七卷正文后就各附有多帧插图，各卷标题下还特意注明“附图若干篇”。这些插图在今人看来固然稍嫌简略失真，在当时却格外引人瞩目。虞淳熙感叹前人“冀选胜而娱焉，然未睹图纪也”，随后就说“王恒叔太仆有游岳图文，附以异迹”（《五岳胜览序》）。潘耒也强调其优长，在于“一一著为图记，发为诗歌，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重刻五岳游草序》）。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同样指出王士性“游必有图有诗，为图若记七卷、诗三卷”（《四库全书总目》）。王士性在整合编排时的巧思独运，最终使《五岳游草》成为一部特色鲜明的图文相辅型纪游著作。（完）（原标题：杨焄｜“山谷皆响”——王士性的《五岳游草》）

作者/杨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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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想起王士性2018年06月02日 00:11 浙江日报作者：浙江日报

　　

　　旅游日想起王士性，想起这个重大的旅游节日为何跟这位大旅行家没了关系。他原本比旅游日的主角徐霞客更占先机，早于徐霞客约半个世纪便完成了壮游三山五岳的豪举，在千古驴友中属骨灰一级，在中国人文地理旅行家中更是旷古难匹。但是，中国重自然轻人文的流行风气，让他在地理史上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缺席，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要知道，也就是在30年前，因为宁海、新昌等地文化人士的大声急呼、执意倡导，才让同样沉寂300余年的徐霞客徒然声名鹊起，从此让同样伟大甚至更加厉害的王士性成了30年后的河东，徐则稳居30年后的河西。

　　

　　难道冥冥中，就有一股巧合的力量，让晚出的徐霞客要在3个多世纪后，以华丽逆袭的方式追回那落后的40年，而且崛起之地偏偏选择了王士性的故乡，开游之地是当时的台州府属地宁海，游记开篇则是台州的得名之地天台，激发其天台游兴的还是王士性的临海后学陈函辉。《徐霞客游记》将王士性的家乡台州作为开篇，不知是否有对前贤致敬之意。然而巧合的是，徐霞客墓志铭的作者也是陈函辉。“游圣”传奇的起步和结局似乎注定都要跟王士性的家乡脱不开干系。

　　我不知道，要是王士性九泉下有知，是会愤愤不平，还是一如府城的大度，笑看与他志同道合的江苏后学在台州府城乃至中华大地风靡，而他则被卷曲在历史的褶皱里，等待一个契机，让人们如获至宝地重新记起。如果重新记起，我希望结果能像阿根廷伟大作家博尔赫斯说过的那样：“常常是后者使前者变得伟大。”

　　想起王士性，定要想起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文旅行家，“无时不游、不地不游、无官不游”的壮举。他少负才学，无书不读，自小立下“足迹欲遍五岳”的宏志，尔后用了20多年，足迹遍及三山五岳、两京十二省，只落下一个福建，实在是“壮且难矣”。这样的壮举古今中外本来就鲜有其人能够与之媲美，就连步其后尘遍游五岳的徐霞客，也要恭敬地尊称他为“王十岳”。何况他不仅乐游，还乐于以优美的文字作记、凭超前的智慧思辨、用宽阔的情怀抒写，让旅游上升为文化，让旅游服务于社会，这更加弥足珍贵。他还游出了令人艳羡的层次，独创了一套神奇的思想，他说“太上天游，其次神游，又次人游”，崇尚“当其意得，生死可忘，吾我尽丧”的“游道”境界，并时常在揽胜纪游的过程中达到乐以忘死的高度。

　　想起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地理科学家，其游记中的文化、经济、历史、民族、宗教、地理、地矿、水文、气象、动物、植物、风俗等等，无不是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又无不加以研究，作出分析，穷极天地造化之变、人情物理之微、悲喜顺逆之遭，还不断提出当时颇为新奇的科学推断，如认为煤必然会成为“百余年后用物”，认为西湖的旅游业已经形成并有利于百姓等等。更厉害的是，“将中国古代沧海桑田的思想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让人惊叹不已。

　　想起他更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作为中国少数有缘遍游天下的官员，他并不是一味纵情于游，“优游卒岁”，更“不以游堕事”，而是通过游“知宇宙之广、日月之大”，从而理智地作“置身物外、旷观远览”的思考。他也不为名利所累，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辞却高官厚禄，静下心来整理一生的游事，对山川河岳作理性的梳理与审视，对家国天下作深刻的探究和哲思，从而提出许多超前的思想，如提出自然地理影响人文个性的“人地关系论”，比黑格尔的相关理论还早了三四百年；又提出中国经济重心会从苏杭一带转移到广东、贵州一带的设想，在300多年前便做出了振聋发聩的超级预言；又提出“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的观点，提前为我们作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可作为和谐发展观的先声；还提出各地风俗喜好不同乃“水土积习，不能强同”的文化平等论，等等。他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格局，无不充满政治的睿智与真知，立足高远，思想超前；他的游记有“宏远的政治理念、深刻的人生理想、深邃的文化思想”，他的“文章而兼功业之用，近世作者所未敢望其藩篱也”。王士性不愧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万人官、写万言记”的集旅游家、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一体的绝版文士，理所当然地成为名垂千秋的世界人文地理学奠基者。

　　然而，这种不纯粹以满足个人一己私好的思想探索与人文考察，却被当作一种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藏之深山、束之高阁，连他的家乡人至今对此还知之甚少，至少他的作品和思想还更多的被书写在古籍里，流传在学者间，甚至连旅游日时也很少被人想起，其大众化程度实难与徐霞客相比拟，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叹惜。

　　我不禁又想起，为什么府城积攒了千年的文气，却舍不得给予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席之地。让他可以为古城的文脉承续发挥作用，让他为古城的旅游发展贡献活力。难道是古城的人们在经历千年的历史长跑后累得只想停下来长喘一口气，结果这一喘便丢掉了奋起直追的勇气？难道是崇和之门一开，就被大千世界眼花缭乱的风尘所蔽，一味延续滋长了有容乃大、与人无争的和气，反而让人觉得有点漫无目的？还是大隐隐于市的哲学思想，浸润了人们太久，从而牵绊了现代人向前的足迹？抑或是府城人民自以为家藏太丰，花乱眼迷，守着金山不怕饿肚子，可毕竟还是没落贵族，还要爱风雅摆阔气，剩下那点可怜积蓄也要豪气地宣告四邻：所有亲朋好友，一切去取随意！更或者是在府城失宠之后，猛然发现竟然被甩在了众兄弟之后，反而有点自惭形秽，自悲到身向宝山还一直空手而归，更无一点和氏献璧的勇气，甚至干脆拱起手来将所有好事都让于他人。

　　不管怎样，在旅游日这个重大的日子里，临海要是不想起王士性、不重视王士性、不研究王士性、不宣传王士性、不用活王士性，窃以为，都会欠历史和世俗一个起码的交待。

　　想起王士性，并不是想让他起死回生去争一个属于我们的旅游日，因为他的旅行方式和思想层次，可能无法一下子与大众旅游欣然相契，他的思想是需要沉下心来慢慢品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借此冷眼坐观。要知道，徐霞客也并不是在每一个大众都阅读了他的游记后才被人们装进心里的。这一切大多缘于我们对一位古代孤旅行者的钦佩和敬意，而且这种尊崇又更多来自专家们长此以往的形象塑造，以及他们对大众狂轰滥炸式的思想启迪，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接受了不少的不明觉厉。所以，愚以为，临海人在旅游日应该想起王士性，想起如何将他的人文地理之学弘扬光大，让他为中国传统文化多添一份人文地理的光辉，让他在当前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中绽放生命的光华。至少，也可以让他为临海的旅游代一下言。旅游日代言的宣传口号可以既大气又接地气：人文地理学鼻祖王士性喊你畅游家乡临海。

　　鲁迅不是说了嘛，“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想再加一句：起初走的可能会是一条羊肠小路，但走的人多了，说不准就会变成康庄大道。即便最后没人了，至少还有“花草埋幽径”的美景，甚至还可能留与千年作美谈。听说，我们临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台州府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曾被认为是痴心妄想，甚而被嗤之以鼻。可结果呢？都不成为美谈了吗！

　　旅游日，想起王士性，想起他的旅游精神，想起他带着文化使命去旅行、带着家国情怀去旅行的游圣气度，我总会感喟不已。当然，我们也无须这般沉重，人文地理学鼻祖也有亲民的宣传用语，他告诉你人文旅行的奥秘：旅行让“揽胜者可以眩奇，栖真者可以炼性，吊古者可以寄思，牢愁者可以宣郁，尚友者可以观世。”

王士性：一个比肩徐霞客的“非著名”旅行家 | 人物 2017-11-15 17:35

王士性（1547-1598）

1577年，明万历五年。浙江临海的生员王士性考中了进士，那一年，他31岁。

此前四年，王士性在万历元年即1573年考中了举人。但是，在第二年赴京城参加的礼部考试中，他没能进士及第。

落了榜，回到浙江老家，他排遣郁闷的方式是游览家乡的名山大川，把金华和温州的名胜走了个遍。然后，再回到家中，苦读三年。

这一次，他终于中榜了，他有了功名，可以有个仕途前程了。第二年，朝廷的任命派下来：他被授予河南确山县县令。

1578年的4月，王士性辞别故里，踏上了前往河南赴任的旅程。

走在帝国的驿道上

从浙江临海到河南确山，一千多公里路，王士性要走国家修建的驿道——当时中国的主要交通干线由国家驿道构成。

从一份1587年的明代驿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临海到确山的大致路线。

王士性从临海出发，过宁海、奉化到宁波，再经绍兴，先到达杭州。王士性先在杭州尽兴游玩了一把。

陪同他的，是他的好友两三人，他们从西湖的断桥走到孤山到岳庙、苏堤再到南高峰、虎跑、飞来峰、灵隐寺，又趁着月光乘船来到湖心亭。

想来这游程不是一天能完成，而且在那个年代，旅游事业远不如今天这样普及，游人还没有成灾。王士性一行吟诗、把酒、乘船、赏月，完全一副文人派头。

在杭州停留数日后，王士性再度上路，这回，他要坐船了。走水路，也是明朝帝国交通驿道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南方地区。

明代驿路图

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是驿路的首选，因为这种走法最平稳舒适省力。当然，如果有了急事，比如发生紧急军情，还是只能靠陆路的快马。

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在元朝时曾经被弃用，那时人们改由走海路来运漕粮，到了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决定还是启用大运河来运粮，这条人工水道又被疏通。

它既是货运的大动脉，也是人员往来的驿道，沿河边大约每隔三四十公里，就设有一个驿站。在苏州以南，河上还通行夜船，夜间睡不着的旅客们高谈阔论，有时船上热闹得像是酒楼茶肆。

在有的河段，会遇上很强的逆流急滩，需要动用上百名纤夫后才能拉上去，有时甚至需要十头一组的牛队来牵引。

王士性坐的船有没有让上百名纤夫来拉，他的游记中没有记载。他后来写过好几本游记，都是极精彩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之作。

但是对于他的这一趟远行，他没有记下确切路线，我们只能大致猜测出来。

明代的漕运

王士性应该是一路北上坐船到了南京后，上岸掉头西行。他再次走陆路的驿道，进入安徽，可能要经过凤阳府，然后进入河南。

确山位于河南的南部，但是王士性很可能是先到了开封，再南下到确山的，这样虽然绕一点路，但是驿路比较通畅，从确山再往南的驿路，图上画的都是虚线了，估计很不好走。

这段路，王士性约走了一个来月。以今天的公路里程计，约为1100公里，平均每天走三四十公里。

这样的速度是一个中等的速度，以当年朝鲜人的行进速度，是日均40多公里。而更早一点，一个从西北入境的波斯使团在明朝驿路上的行进速度，是日均30公里。对比当年奥古斯丁时期的罗马帝国，那时的人们认为日行45公里是个合理的速度。

这样的行进速度，应该不是步行。王士性在陆路驿道上应该是用马的。至于是乘马车还是骑马，要看道路情况。

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他可以乘轿子，至少在南方平原地区的时候可以。这又涉及到明朝驿站制度中对于官员等级待遇的规定，在下文中我们会详述。

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士性去河南赴任的路上，只在杭州停留玩了一把，其余时间没敢耽搁。

在明朝的驿站制度中，对于行进速度是有规定的，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人没有赶到，护送的官员要吃板子。朝鲜人崔溥的日记中就屡屡提到这一点，为了赶时限，有时候风雨交加也得上路。

而王士性，毕竟是去赴任的，玩得太久了也不好。

与徐霞客“不分伯仲”

王士性在河南确山当了三年县令。这三年里，他认真做官，也出了些政绩。

三年期满时，按例有休假，于是，他按捺不住心痒，先把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等游历一番。后来，朝廷调他入京在礼部当给事中，他又当了三年京官，余暇时少不了又把京师考察一番。

万历十六年，王士性被派往四川出任典试官，主持当地的考选。

这一趟远差，让王士性饱尝了“蜀道难”的滋味，从京城走到成都，他和一名同僚边走边观赏，走了整整80天。

这次入蜀，王士性走的是陈仓古道。他从华北平原入黄土高原，一路走到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所在，即今天的宝鸡，开始进入栈道。

宝鸡到成都，这条“连云栈道”自古是汉中通往四川的要道，又以天险著称，经凤县—松林驿—金牛驿—广元—潼川—新都，王士性从七月初四走到八月初二才到成都。

从小从诗书中，就没少读到过古栈道，这回亲历一遍，王士性真正过了一把瘾。他的入蜀记后来收在他的《五岳游草》中，他在文中感叹说：

人们说起栈道都说在川，其实是在陕，因为原来的汉中之地，旧日是属于蜀国的。而且，今天的栈道，也早不同当年，在宽敞的地段，都可以通二轿四马了！

清乾隆年间的《陕境蜀道图》

待到主持完成都的考试，王士性去爬了峨嵋，又到了重庆，直奔三峡。出了三峡再往东走，他到了江西的庐山。这一趟差出的，路走了有千山万水。

与后来稍晚一点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不同，王士性的出游都属于“宦游”，公费旅游。

就在他人还在江西时，接到朝廷的命令，改任广西参议，于是他又进湖北，由汉阳入湘，从湖南再进入广东、广西。后来，他又当了几年云南臬副使，西南几省就走遍了。

看来，在明朝，旅行最远的的人应属是官员。朝廷一个命令下来，常常就是跋涉千里的调动，这种旅途劳顿，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应该是相当辛苦的。

1589年的时候，43岁的王士性在南行的路上，对着镜子一看大吃一惊，不禁喟叹自己风尘奔波，怎么华发星疏老得这么快。但是，一到了山水之中，王士性便豪情万丈。

或许，比起在衙门里当官，他更想过“遥从马首觅青山”的生活。最终，他走遍了全国除福建外所有的省份。

《五岳游草》王士性著

有后人评价王士性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他当官不能说当得不认真，但是他写地理文章才写得更认真，可以说写得呕心沥血。

在明朝当官的人中，一辈子奉令跋山涉水的一定很多，但像王士性这样，一路上兴致勃勃考察山水和人情，并写下精彩地理学著作的官员，只有他一个。

王士性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人文。比如，他在浙江行走时，就有段议论：

杭嘉湖平原上的人，水系发达，又通商贾，非常富裕，所以风尚奢侈；而金华衢州一带，地处山区，民风刚烈又轻犯刑法，但生活俭素；

到了温州宁波，海滨之民百死一生，有海利为生不甚穷，风尚就在奢俭之间了。

他以不同地理环境来分析人群的特点，这在今天看来不稀奇，但在四五百年前，在中国地理学中是先驱之作。

他写的游记，举凡历史掌故、兵家要地、自然资源无所不考，他已经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原来在雍、冀、河、洛，现在反以东南为盛，实现了从北向南的转移……

或者说，王士性这个人，更适合的不是当个地方官或京都的言官，而是当地理学家。

王士性和他的著作

400多年后，当代中国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赞王士性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与徐霞客“在伯仲之间”。徐霞客在自然地理上略强于王士性，而王在人文地理上胜徐一筹。

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41年，是江苏江阴人，说起来与王士性的家乡不算太远。

徐霞客同王士性一样，也生在江南官宦之家，也自幼喜爱游历。不同的是，徐霞客没有考取功名，他走的是一条布衣旅游的路，用今天的话说，是更纯粹意义上的“驴友”。

既是同时代人，徐霞客当然听说过王士性。他们走的很多地方，也是重合的，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

所不同的是，王士性的游历以成熟线路为主，记录是事后回忆的游记；而徐霞客则带有更多的探险性质，记录是每日不缺的日记。

落叶归根

王士性49岁时，皇帝想提拔他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河南巡抚。王士性竟然坚辞不受。

他或许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把皇帝搞得很是不快，觉得王士性是在做秀，于是又给他调任了一个闲官，派到南京去当鸿胪寺少卿，只是负责一些宴会礼仪，况且南京又只是个陪都。

王士性明白，自己的官已经当到头了。

王士性的《广志绎》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记载喀斯特地貌的地理学巨著。

这时候，王士性也感到，自己已经体力衰退走不动了，正好该坐下来整理他的地理著述。

他从到南京的第二年开始写，写了一年，《广志绎》写成，还没能刊印出来，就猝然去世，终年52岁。

这一年，是1598年。

42年后，因为云南边境的“瘴气”，“头面四肢俱发疹块”、“两足俱废”的徐霞客不得不结束他在腾越州（今腾冲）考察，于1640年返回家乡。第二年，他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