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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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钱穆大作，读完此文你就知道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了
2017-07-26 http://www.sohu.com/a/160157551_499022

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现在我们来讲中国四千年第一本大戏中的舞台和角色。
西洋史很淸楚，开始是希腊人有希腊史，以下是罗马人有罗马史，近代则各国有各国史，如英国、法国、德国史之类，亦即分别记述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在英国、法国、德国土地上的表现。
讲到中国，自古迄今，就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表演，好像很单纯。今天我们试拿读西洋史的眼光来读中国史，中国土地之大，即等于一个全欧洲。我们若分开地区来看，就会在历史上发现很多新花样。
最早的中国，并不和现在的中国般，那时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一较狭小的地区。古史传说中之神农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黄帝则像在今河南省东部，活动范围都不大。唐尧、虞舜，便在今山西省南部，龙门下黄河南套的东北面，在同蒲铁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中国史上摆开一个大规模局面，要从春秋时代起。那时一般的文化经济，可以东西划分。黄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实在是中部，今陕西、河南一带)则文化经济较差。黄河下游东部，文化经济较盛，都在今山东境。代表着西周新兴的正统的，这一区以齐、鲁为主，向西为宋、卫，在今河南省东部，还算像样，这一半代表着殷商之旧传统。再西为山西省南部的晋，河南省中部的郑，文化经济均已差。再向西到陕西，为文化经济比较最落后的秦。向南为汉水流域的楚，这在春秋时期，还被视为蛮夷。至于长江流域的吴、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战国时又没落了。那时长江水道上下尚无交通，从吴到楚的交通线，并不是顺江东下，而是经皖北沿大别山脉至河南信阳，再衔接到汉水中流的一条陆路。再看北方，战国初期，燕、赵文化较落后，要到战国中晚始像样。所以黄河流域乃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主要的中心。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汉代继续建都长安，因西方经济不足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从东方大批运粮接济。那时的漕运，则全指的黄河而言。东汉建都洛阳，多半亦为迁就经济现实问题，可以避免大量物资由东向西运转上之耗损。洛阳和长安，始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国历史舞台。那时所谓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人才还都是北方人。即如刘备，诸葛亮，亦均为北人南迁。三国併于西晋。还是黄河统领了长江。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始获有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直从三国时代的吴，以至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都建都南京，这是一个金粉朝廷，大体上只是北人到南方来偷安享乐。南北朝时代的北魏，称为北朝，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当五胡时，洛阳已经残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动。一部分南迁长江流域，另一大批东北逃出热河山海关，移向辽东。又一大批西北迁避到黄河西岸甘肃、宁夏一带（即当时的五凉）。以后此两大支，又集合起来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迁洛阳，不久又分裂。长安与邺，（大名）分为东西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长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户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关内粮食不够供给，仍如西汉般由东部大量向西运输。政府为要撙节一部分运输费用，采取移人就粮的办法，一年中几个月驻节长安，几个月移居洛阳，这样来迁就事实。
大家知道，隋炀帝开浚运河，自开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扬州，在先是军事性质的由北侵南，在后则是经济性质的由南养北。在开封以上到洛阳的一段，是和黄河并行的汴水，原来很早便有的。但开封以下的水道，也并非隋炀帝所凿。三国时曹操率领水师攻东吴，即由洛阳到开封而至皖北，回师时绕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来输送军粮，控制南方。隋炀帝不过把此一段连贯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阔，重新整顿，使中原水师可以顺流直下，迳抵江边。在先是为了便利军事，以后则转落到经济目的。南方漕运，即由此转输洛阳、长安，来给养这一个大一统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更须仰给南方。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唐代漕运数字，历史上均有详细统计。那时毎年运送中央的米粮，在玄宗天宝年间，以河南、河北为第一位，关西、河东（山西）为第二位，淮南、江南为第三位。自经安、史之乱，北方藩镇星罗棋布，都要养兵十万二十万以上，军队要俸饷，装配又讲究，所有税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当时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税收来维持。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也并未破产，只为各地军阀全浪费在武装上去了。
五代十国几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始确定。宋代建都开封，其最大原因，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若从开封再运洛阳，又要增加数百里水程，于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脱离了周、汉、隋、唐以长安、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一椭圆两中心之旧形势，而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辽、金旧都，那时全部经济更多取给于长江流域，遂开始采用海运，由天津入口，经白河，运北京。这海运的源头，便是一条长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两湖是第三源，这是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三大水库之所钟。大水库四周，即是粮食盛产之所，亦即南方经济命脉所在。元代在此三个湖区，所征粮食，几占全国粮额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运，又另辟一条运河，自扬州、徐州直北经山东、临清而抵天津。这一运河开挖并不省力，所经地势有如桥形，两旁又没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赖闸门开闭来调节，那是极费工程的。天然的凭藉少，人工的诱导多，那条运河工程之伟大，实不下于古代的万里长城。
我们现在常说：长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靠武昌方面运来，军队大部驻扎在荆襄一带，苏南则还是渔泽之乡。唐代财富遂渐转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东道。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又分为东、西，东道即现在之江浙，西道即现在之江西省。明代经济中心，才再从江西移到江东。那时分为南粮、北粮，北粮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南粮却占五分之四。其中苏、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苏州一府田赋超过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过两湖半数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粮统计，南粮占八分，北粮仅占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统计，南粮收入已达北粮之十倍。明清两代屡为此种赋税不平衡提出呼吁，直到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仍还上奏为苏、松、太三府人民请求减租。这三府田租较元代增加三倍，较宋代增加了七倍。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镇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数十倍不等。大概统计，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该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一面是赋税偏重，另一方面则现出经济偏枯。中国历史上以汉、唐为最强最富时期，但那时却全部靠黄河流域，不靠长江流域。可见古代历史上的黄河，是中国之利，非中国之害。所以中国文化，大部分由黄河流域人创造建立；长江流域人，仅居承袭发展之功。平心而论，中国历史宋以后，实不及宋以前。至少辽、金、元、清四个朝代打进了中国，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后中国历史之弱症。我曾到山东曲阜拜谒孔子庙，参观碑林，所见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国皇帝的碑少。孔庙是中国二千年传统文化最可纪念的圣地，我们只一看那里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该有所感慨警惕了。
再以人物论，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一切有名领导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后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来领导中国。学术上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后的中国，便远不如宋以前，这一层是研究中国历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从古代起，经济上很占地位的是养蚕缫丝。今天讲蚕丝，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太湖流域，实际上唐以前中国的蚕丝事业，发达在黄河流域。唐代有一将军率军驻扎江苏,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养蚕，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驻军，来指导江南人的丝织事业。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认契丹为父，每年送绢三十万匹。石敬瑭当时所据地区，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他还有力量年送绢三十万匹之多。到元代，山东馆陶县虫灾。四十万棵桑树被害。也许当时植桑，用来取皮造纸的多，但馆陶一县即有桑四十万棵，也可想见那时北方蚕丝事业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两代，丝绸始全部盛产于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业。大家知道中国磁器开始流传到法国，几乎和黄金比价。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窰，在河北定县烧铸的。汝窰、柴窰，都产于河南省，那时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处州的龙泉窰、哥窰，江西景德窰还不发达，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窰。
主要的经济转移关键在农业，主要的农业转移关键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苏省，从苏州到昆山，还都是水泽，没有陆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师，开始设计在苏州、昆山间筑成堤岸，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沪铁路所过，苏州、昆山一带，在宋代还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势，有些似西方的荷兰，陆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样的受害。那一带的水利兴修，自五代十国的吴、越，开始急激猛进。从此江南的农业经济，始焕然改观。若我们在飞机上下瞰这一带的河流排列，沟洫灌溉，极错综，又极整齐，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这一种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也尽有理由来推想，在古代的黄河流域，一定也相似于江苏太湖流域般，水利发达，因此农业亦发达。后来水利逐渐衰败了，河流都干涸，农业逐步衰退。今天黄河成灾，却也是人为的。最近几十年，长江流域也逐渐发生水灾了，连太湖流域也时有灾荒。如再继续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长江也可能为黄河之续，那亦将是中国之害了。
我们该知道，从来没有一块地，天然就只给人类以利的，都得经人为改造，才能日见其利。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办法；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较有办法。今后假使我们不注意这些问题，长江流域也会变成没办法的。换言之，若使我们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上，北方也依然有办法。

我们再从经济讲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早，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迟。譬如珠江流域广东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个宰相张九龄（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韩愈时，始有第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可见那时广东、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长江流域，更不及黄河流域。宋明两代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国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迁去。江西在宋以后，比较上是南方中国人文中枢。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兴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南地区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氏尝说：“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若把欧洲看，希腊转向罗马，再由罗马转向英、法诸邦，今天英、法诸邦又开始转向衰落，似乎斯宾格勒的话证验了。但中国则不然。中国地方大，因此文字统一，语言也比较统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统一，此与欧洲不同。因此，黄河流域衰了，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只成为内部变动，大传统还是个中国。所以我们觉得欧洲史变化大，中国史变化小，这由我们的祖先，替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版图，不像西洋各国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里。一个国家强盛兴旺了几百年，盛极必衰，必然要起变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给人生的悲剧。正如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学问深湛了，经验丰富了，意志也坚强了，可是身体却衰退了。一个社会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样的一定要动摇，要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空了。驯至铜驼荆棘，疮痍满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慢慢转回来，再凝结，便形成隋唐的统一。
这种中国历史里的新生机运，专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因为他们是多元的小单位，而我们则是一元的大单位。若说希腊完了来罗马，罗马完了来近代西洋。他们的文化也还是不断新生，那是无所用其悲观的。但从小单位看，我们单看希腊、单看罗马、单看现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宾格勒的悲观意想。但我们若把斯宾格勒的悲观来看中国的前途，那又错了。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第二才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人。至于江、浙、闽、粤人，大体上说，气魄不够雄伟，仅赖北方中国祖先余荫，实不足代表中国人的标准风格。目前的中国文化，则都集中在东北从辽东以迄西南达广东的沿海一条狭边上，愈向内，愈黯淡，直到西北边宁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缅边境，我们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会。如一个大瓜，腐烂了大半个，只剩沿海一线，则只是一层薄皮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
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
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
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
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
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
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脚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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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 林语堂 ，胡适等等。
张大千(Chang Dai-Chien)，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