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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推荐]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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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4 18: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钱穆大作,读完此文你就知道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了
2017-07-26 http://www.sohu.com/a/160157551_499022

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现在我们来讲中国四千年第一本大戏中的舞台和角色。
西洋史很淸楚,开始是希腊人有希腊史,以下是罗马人有罗马史,近代则各国有各国史,如英国、法国、德国史之类,亦即分别记述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在英国、法国、德国土地上的表现。
讲到中国,自古迄今,就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表演,好像很单纯。今天我们试拿读西洋史的眼光来读中国史,中国土地之大,即等于一个全欧洲。我们若分开地区来看,就会在历史上发现很多新花样。
最早的中国,并不和现在的中国般,那时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一较狭小的地区。古史传说中之神农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黄帝则像在今河南省东部,活动范围都不大。唐尧、虞舜,便在今山西省南部,龙门下黄河南套的东北面,在同蒲铁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中国史上摆开一个大规模局面,要从春秋时代起。那时一般的文化经济,可以东西划分。黄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实在是中部,今陕西、河南一带)则文化经济较差。黄河下游东部,文化经济较盛,都在今山东境。代表着西周新兴的正统的,这一区以齐、鲁为主,向西为宋、卫,在今河南省东部,还算像样,这一半代表着殷商之旧传统。再西为山西省南部的晋,河南省中部的郑,文化经济均已差。再向西到陕西,为文化经济比较最落后的秦。向南为汉水流域的楚,这在春秋时期,还被视为蛮夷。至于长江流域的吴、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战国时又没落了。那时长江水道上下尚无交通,从吴到楚的交通线,并不是顺江东下,而是经皖北沿大别山脉至河南信阳,再衔接到汉水中流的一条陆路。再看北方,战国初期,燕、赵文化较落后,要到战国中晚始像样。所以黄河流域乃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主要的中心。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汉代继续建都长安,因西方经济不足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从东方大批运粮接济。那时的漕运,则全指的黄河而言。东汉建都洛阳,多半亦为迁就经济现实问题,可以避免大量物资由东向西运转上之耗损。洛阳和长安,始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国历史舞台。那时所谓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人才还都是北方人。即如刘备,诸葛亮,亦均为北人南迁。三国併于西晋。还是黄河统领了长江。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始获有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直从三国时代的吴,以至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都建都南京,这是一个金粉朝廷,大体上只是北人到南方来偷安享乐。南北朝时代的北魏,称为北朝,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当五胡时,洛阳已经残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动。一部分南迁长江流域,另一大批东北逃出热河山海关,移向辽东。又一大批西北迁避到黄河西岸甘肃、宁夏一带(即当时的五凉)。以后此两大支,又集合起来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迁洛阳,不久又分裂。长安与邺,(大名)分为东西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长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户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关内粮食不够供给,仍如西汉般由东部大量向西运输。政府为要撙节一部分运输费用,采取移人就粮的办法,一年中几个月驻节长安,几个月移居洛阳,这样来迁就事实。
大家知道,隋炀帝开浚运河,自开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扬州,在先是军事性质的由北侵南,在后则是经济性质的由南养北。在开封以上到洛阳的一段,是和黄河并行的汴水,原来很早便有的。但开封以下的水道,也并非隋炀帝所凿。三国时曹操率领水师攻东吴,即由洛阳到开封而至皖北,回师时绕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来输送军粮,控制南方。隋炀帝不过把此一段连贯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阔,重新整顿,使中原水师可以顺流直下,迳抵江边。在先是为了便利军事,以后则转落到经济目的。南方漕运,即由此转输洛阳、长安,来给养这一个大一统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更须仰给南方。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唐代漕运数字,历史上均有详细统计。那时毎年运送中央的米粮,在玄宗天宝年间,以河南、河北为第一位,关西、河东(山西)为第二位,淮南、江南为第三位。自经安、史之乱,北方藩镇星罗棋布,都要养兵十万二十万以上,军队要俸饷,装配又讲究,所有税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当时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税收来维持。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也并未破产,只为各地军阀全浪费在武装上去了。
五代十国几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始确定。宋代建都开封,其最大原因,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若从开封再运洛阳,又要增加数百里水程,于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脱离了周、汉、隋、唐以长安、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一椭圆两中心之旧形势,而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辽、金旧都,那时全部经济更多取给于长江流域,遂开始采用海运,由天津入口,经白河,运北京。这海运的源头,便是一条长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两湖是第三源,这是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三大水库之所钟。大水库四周,即是粮食盛产之所,亦即南方经济命脉所在。元代在此三个湖区,所征粮食,几占全国粮额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运,又另辟一条运河,自扬州、徐州直北经山东、临清而抵天津。这一运河开挖并不省力,所经地势有如桥形,两旁又没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赖闸门开闭来调节,那是极费工程的。天然的凭藉少,人工的诱导多,那条运河工程之伟大,实不下于古代的万里长城。
我们现在常说:长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靠武昌方面运来,军队大部驻扎在荆襄一带,苏南则还是渔泽之乡。唐代财富遂渐转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东道。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又分为东、西,东道即现在之江浙,西道即现在之江西省。明代经济中心,才再从江西移到江东。那时分为南粮、北粮,北粮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南粮却占五分之四。其中苏、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苏州一府田赋超过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过两湖半数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粮统计,南粮占八分,北粮仅占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统计,南粮收入已达北粮之十倍。明清两代屡为此种赋税不平衡提出呼吁,直到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仍还上奏为苏、松、太三府人民请求减租。这三府田租较元代增加三倍,较宋代增加了七倍。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镇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数十倍不等。大概统计,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该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一面是赋税偏重,另一方面则现出经济偏枯。中国历史上以汉、唐为最强最富时期,但那时却全部靠黄河流域,不靠长江流域。可见古代历史上的黄河,是中国之利,非中国之害。所以中国文化,大部分由黄河流域人创造建立;长江流域人,仅居承袭发展之功。平心而论,中国历史宋以后,实不及宋以前。至少辽、金、元、清四个朝代打进了中国,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后中国历史之弱症。我曾到山东曲阜拜谒孔子庙,参观碑林,所见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国皇帝的碑少。孔庙是中国二千年传统文化最可纪念的圣地,我们只一看那里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该有所感慨警惕了。
再以人物论,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一切有名领导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后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来领导中国。学术上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后的中国,便远不如宋以前,这一层是研究中国历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从古代起,经济上很占地位的是养蚕缫丝。今天讲蚕丝,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太湖流域,实际上唐以前中国的蚕丝事业,发达在黄河流域。唐代有一将军率军驻扎江苏,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养蚕,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驻军,来指导江南人的丝织事业。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认契丹为父,每年送绢三十万匹。石敬瑭当时所据地区,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他还有力量年送绢三十万匹之多。到元代,山东馆陶县虫灾。四十万棵桑树被害。也许当时植桑,用来取皮造纸的多,但馆陶一县即有桑四十万棵,也可想见那时北方蚕丝事业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两代,丝绸始全部盛产于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业。大家知道中国磁器开始流传到法国,几乎和黄金比价。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窰,在河北定县烧铸的。汝窰、柴窰,都产于河南省,那时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处州的龙泉窰、哥窰,江西景德窰还不发达,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窰。
主要的经济转移关键在农业,主要的农业转移关键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苏省,从苏州到昆山,还都是水泽,没有陆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师,开始设计在苏州、昆山间筑成堤岸,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沪铁路所过,苏州、昆山一带,在宋代还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势,有些似西方的荷兰,陆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样的受害。那一带的水利兴修,自五代十国的吴、越,开始急激猛进。从此江南的农业经济,始焕然改观。若我们在飞机上下瞰这一带的河流排列,沟洫灌溉,极错综,又极整齐,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这一种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也尽有理由来推想,在古代的黄河流域,一定也相似于江苏太湖流域般,水利发达,因此农业亦发达。后来水利逐渐衰败了,河流都干涸,农业逐步衰退。今天黄河成灾,却也是人为的。最近几十年,长江流域也逐渐发生水灾了,连太湖流域也时有灾荒。如再继续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长江也可能为黄河之续,那亦将是中国之害了。
我们该知道,从来没有一块地,天然就只给人类以利的,都得经人为改造,才能日见其利。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办法;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较有办法。今后假使我们不注意这些问题,长江流域也会变成没办法的。换言之,若使我们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上,北方也依然有办法。

我们再从经济讲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早,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迟。譬如珠江流域广东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个宰相张九龄(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韩愈时,始有第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可见那时广东、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长江流域,更不及黄河流域。宋明两代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国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迁去。江西在宋以后,比较上是南方中国人文中枢。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兴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南地区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氏尝说:“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若把欧洲看,希腊转向罗马,再由罗马转向英、法诸邦,今天英、法诸邦又开始转向衰落,似乎斯宾格勒的话证验了。但中国则不然。中国地方大,因此文字统一,语言也比较统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统一,此与欧洲不同。因此,黄河流域衰了,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只成为内部变动,大传统还是个中国。所以我们觉得欧洲史变化大,中国史变化小,这由我们的祖先,替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版图,不像西洋各国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里。一个国家强盛兴旺了几百年,盛极必衰,必然要起变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给人生的悲剧。正如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学问深湛了,经验丰富了,意志也坚强了,可是身体却衰退了。一个社会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样的一定要动摇,要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空了。驯至铜驼荆棘,疮痍满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慢慢转回来,再凝结,便形成隋唐的统一。
这种中国历史里的新生机运,专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因为他们是多元的小单位,而我们则是一元的大单位。若说希腊完了来罗马,罗马完了来近代西洋。他们的文化也还是不断新生,那是无所用其悲观的。但从小单位看,我们单看希腊、单看罗马、单看现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宾格勒的悲观意想。但我们若把斯宾格勒的悲观来看中国的前途,那又错了。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第二才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人。至于江、浙、闽、粤人,大体上说,气魄不够雄伟,仅赖北方中国祖先余荫,实不足代表中国人的标准风格。目前的中国文化,则都集中在东北从辽东以迄西南达广东的沿海一条狭边上,愈向内,愈黯淡,直到西北边宁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缅边境,我们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会。如一个大瓜,腐烂了大半个,只剩沿海一线,则只是一层薄皮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
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
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
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
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
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
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脚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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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4 20:34: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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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hu.com/a/226623102_611114    1949丨蒋介石从大陆不光带走黄金,还带走了……


张大千 , 林语堂 ,胡适等等。
张大千(Chang Dai-Chien),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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