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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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导语
[size=0.8]谭其骧（1911-1992），浙江嘉兴人。历史地理学家、历史学家，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以毕生精力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时段、最完整的国家历史地图集， 具有重大的学术贡献和运用价值。他对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和演变的研究、对历史上的中国概念的阐述， 解决了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对历代行政区划演变的研究成果， 为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对黄河、海河水系历史地理研究的结论， 已为当前的开发方针所证实。他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示范和倡导已形成丰硕的成果。

[size=0.8]谭其骧（1911-1992）
[size=0.8]谭其骧毕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史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先后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奖等。
[size=0.8]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沿革地理方面。这门学问关注的重点是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演变，在此基础上，也研究疆域的盈缩、地名的考证和一些主要水道的变迁。但历史地理不是沿革地理的延续，而是在沿革地理基础上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范围上的扩展，更体现在研究性质的变化。
[size=0.8]谭其骧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从沿革地理入手的，但早在1935年，顾颉刚与他所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就开始以HistoricalGeography（历史地理）作为该刊的英译名称。从1942年起，谭其骧就在浙江大学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他从沿革地理走向历史地理学，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成就丰富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深厚潜力和辉煌前途。

[size=0.8]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谭其骧就对历代疆域政区作过较全面的研究，发表过《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新莽职方考》等重要论文。但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探索和综合研究，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从1955年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起，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成了谭其骧和同事们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过一些自己的府法。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实践，谭其骧及同事们最终确定的原则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对中原王朝超出这一范围的疆域，也保持其完整性。
[size=0.8]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谭其骧就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对这一原则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中国的边界绝不能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仅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族共同建设的，就是历史时期的中国，也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祖先都看成是中国史上的成员，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政权。1981年5月27日，他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根据讲话整理的记录稿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为题发表于199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
[size=0.8]谭其骧的这一理论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确定了重要的原则，也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确定了空间范围。
[size=0.8]《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陆续内部发行。1980年起修订，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谭其骧最杰出的贡献。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上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是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

[size=0.8]从1982年至逝世，谭其骧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将在近年出版。
[size=0.8]长期的深入研究，使谭其骧对中国历史政区演变的内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归纳出的三个主要方面是：①同一种政区，通例都是越划越多，越划越小，到一定程度，它的级别就会降低，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开发的结果，但也有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因素。②汉武帝后二级制就已不适应需要，多级制又不利于政令民情的上下传达，所以2000年来最常用的是三级制，但有时采用虚三级制，有时用实三级制，民国以来的三个阶段则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虚三级制。③历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往往由吏治监察区或军务管理区转变而来，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往往由派遣在外的中央官转变而来。他认为政区的这些演变规律，一方面正好说明了中国自秦汉以来长期在中央集权制统治之下，所以中央的使者能以监督的名义侵夺地方官的权力，终于使中央使者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原来的地方长官降而成为他的下级或僚属。但另一方面，因为由这种方式形成的一级政区辖境权力过大，所以一到乱世，这种政区的首长很容易成为破坏统一的割据者，犹如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唐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和民国的督军、省主席。
[size=0.8]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谭其骧一直关注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改革。他认为，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2000多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下长期演变发展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必要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做划定省、区界线的工作，不如下决心调整省、区的设置，理顺省、县两级政区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曾多次向政府提出建议，并提出过具体的改革方案。1989年12月，他在中国行政区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府”的报告。他的建议主要包括：调整现行政区的名称，避免不同等级的政区使用同一名称，如市、区等。划小省区界，将省级政区调整增加至50个，每个平均辖40多个市县；在此基础上取消虚三级制（省、地或市、县），实行二级制（省、县）。
[size=0.8]还在涉足历史地理之初，谭其骧就注意到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黄河下游水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不仅是政区沿革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历史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要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各种自然因素演变的规律，只依靠文献资料和历史学手段的传统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
[size=0.8]1955年，在为有关黄河与运河的学术报告的准备过程中，谭其骧把黄河有史以来的变迁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的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后期却决徙频仍，害多于利。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塞。但同时他也发现，黄河的灾害不是一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前期的灾害不仅比后期少，而且在前期范围内，灾害也不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过去研究黄河史的学者，习庚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这也与史实不符。乱世未必多灾，治世却常常有决溢泛滥。归之于治理工程的成败更不可思议，难道数千年来工程技术是在退步吗？元明清时的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治河工程难道反而不如东汉的王景和传说中的大禹吗？对于这些矛盾，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
[size=0.8]1957年，在编绘西汉河北地区的地图时，谭其骧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西汉河北水道的画法不符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又可以证明《说文》、《水经》中有关部分存在错误。将这些史料综合分析，可见西汉时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分流入海的，还没有像以后那样合流于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直到公元3世纪初曹操开白沟和平虏渠以后，才逐渐使各条河的下流淤塞，合流入海。在当年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他将这一探索成果在历史系做了一次题为《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当时来不及写成论文，只有报告提纲，附上几篇用文言文写的考证几条水道变迁的笔记，印发给听众，事后还寄发了几十份给有关的科研单位和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由于各方面索取者甚多，以后又加印了两次。此后他一直没有时间将提纲写成论文，直到1984年才写成《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广泛运用，治理海河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人工开凿的水道将海河水系众水合流入海变为分流入海。
[size=0.8]谭其骧对黄河变迁史的探索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找到了新的答案。他从导致黄河决溢改道的地理环境着手，肯定泥沙淤积是关键因素，而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是中游泾、渭、北洛河水系流域的黄土高原。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植被保存的好坏会使水土流失量相当悬殊，因此当地人民土地利用的方式是影响水土流失以至黄河灾情的主要因素。从历史事实看，秦汉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地区人民还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手段，原始植被未受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始皇、汉武帝大规模向西北边郡移民的结果，导致该地区不合理的开发，牧地、荒地辟为农田，引起水土严重流失。东汉以后，以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逐渐迁入该地区，经营农业的汉人日益减少以至基本退出。此后几个世纪中，该地区重新成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显然，这才是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发表于1962年第3期《学术月刊》的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这一研究成果。
[size=0.8]1973年起，谭其骧承担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编纂任务。除了拟出黄河、长江演变的大纲外，他还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这使他对长江、黄河的变迁增加了大量感性认识，特别是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造成的影响所做的实地调查，使他对黄河变迁规律的认识得到了升华，最终构成了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名作，这是谭其骧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size=0.8]西汉以前的文献记载极少，古今学者讲西汉前的黄河故道，都只知道见于《尚书·禹贡》记载的那一条，却没有注意到在《山海经》中还隐藏着相当丰富的有关黄河下游河道的具体资料。1975年，谭其骧在研究先秦时代黄河下游河道的位置时，发现在《山经·北次山经》中记录了数十条黄河下游的支流。与《汉书·地理志》、《水经》及《水经注》中所载的河北水道作比较，这些支流的终点，即它们流入黄河的地点不同于后世，所以只要将这些支流的终点连接起来，就可以钩稽出一条径流确凿、远比《禹贡》河水详确的古河道，这就证明了西汉以前的黄河水道绝不止《禹贡》这一条。1978年，他将这一考订过程撰为《<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发表于复刊后的《中华文史论丛》。
[size=0.8]谭其骧进而考虑另一个重大课题：西汉以前的黄河河道是不是只有已知的几条，也就是说，在西汉以前黄河究竟改道过了多少次？前人只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汉以前只发生过一次改道，那就是《汉书·沟洫志》所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所引《周谱》中“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次。从东汉的班固、北魏的郦道元、南宋的程大昌，到清代的阎若璩、胡渭都是如此。另一种认为《周谱》的记载不可信，汉以前黄河根本没有改过道。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清代学者焦循所著《<禹贡>郑注释》；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一文更进一步提出，见于《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道。
[size=0.8]谭其骧认为，从黄河下游的地形特征分析，黄河在汉以前不可能不改道，《周谱》中的记载只是很多次改道中偶然被保留下来的一次，以上两种看法都不正确。他把目光转向考古发现，果然找到了新的论据。因为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春秋时期，河北平原中部始终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其间既没有发现过有关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城邑聚落的可靠记载。这片空白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谭其骧指出：由于这片空白正是河北平原相对低平的地区，在战国中期黄河筑堤之前水道经常在这一带摆动。因为没有河堤的约束，每遇汛期，黄河不免漫溢泛滥，河床渐渐淤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道，所以人们不会在这里定居。而在筑堤以后，经常性的泛滥和频繁的改道得到控制，两岸的土地才逐渐开发，大小居民点才会形成。因此，他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屡见不鲜，只是因为当时人烟稀少，黄河改道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小，因而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汉书·地理志》所载河道始见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并且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期存在的河道，《禹贡》、《山经》二河形成较晚，目前无法决定二者的先后。春秋战国时黄河下游可能有东（《汉书·地理志》河）、西（《禹贡》、《山经》河）二股长期并存，迭为干流，而以东股为常。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曾多次改道，但黄河经流每条河道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约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齐与赵、魏各自在河的东西两岸筑堤，从此《禹贡》、《山经》河断流，专走《汉书·地理志》河，沿袭至汉代。
[size=0.8]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同事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由张修桂写成论文，他自己撰写了《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他做出的结论是：古籍中的云梦乃是泛指一个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种地貌，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其中一部分，位于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汉之间，与云梦游猎区不可等量齐观。先秦的云梦泽有三部分，但从战国至南朝已先后淤为平原，或被分割为更小的湖泊和陂泽。令人惊喜的是，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大量钻探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与谭其骧不谋而合，即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
[size=0.8]谭其骧对历史时期水系演变和历史地貌的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而且为中国历史自然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范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size=0.8]谭其骧一直认为，历史人文地理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他自己早年的研究就是从政区沿革、人口迁移和民族分布等方面入手的。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文地理在中国大陆实际被列为禁区，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难逃厄运。

[size=0.8]进入80年代，尽管他依然忙于国家项目，但只要有可能，都要大力倡导、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开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特别重视研究文化的空间和时间差异。在1986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第2期）一文中他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理应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也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同时各个时期也都存在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甚至完全不同。在简要列举了中国文化在6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后，他着重论述了西汉中期至明代在中原王朝范围内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他的结论是：2000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2000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他指出，历史文化地理的重点是要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这几年来历史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无疑与他的大力倡导有关。
[size=0.8]自1983年后，由他指导完成的8篇博士论文都是以历史人文地理为主题的，其中5篇已出版专著，2篇已纳入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已出版的几种专著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具有开拓性和示范作用的成果。其中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著作，既吸收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又充分发挥了传统文献考证的长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size=0.8]1990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了题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在阐述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后，谭其骧说：“尽管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要大胆地预言：历史人文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size=0.8]他觉得不能光提出问题，还应该以自己的积累，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内容，因而决定写一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将此文作为上篇，另外撰写人口、政区、文化各一部分作为下篇。但在人口部分写完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这篇未完成的文章终成广陵绝响。
[size=0.8]谭其骧认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中国历史文献这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宝库，还要留意发掘古代学者的人文地理研究成就和人文地理学家。他早就发现了明代学者王士性对人文地理学的贡献，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地位不在徐霞客之下。1985年12月，广西桂林召开纪念徐霞客学术讨论会，谭其骧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了这位“与徐霞客相同时代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着重评价了王士性的代表作《广志绎》的价值。他的观点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王士性的介绍和研究已产生不少成果。
[size=0.8]谭其骧对中国的古地图和古代地理名著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size=0.8]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汉文帝时代的帛制地图，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是长沙国西南部当时的深平防区和相邻地区的地形图。此图发现之前，中国地图史学者对西汉地图的评价只能依照西晋地图学家裴秀的说法，“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但在仔细研究了这幅古地图后，谭其骧认为裴秀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他发现这幅图的主区部分和采用现代测绘技术以前的旧图相比，绝不比任何图差，“它不仅是一幅截至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地图，同时也是一幅足以显示我国制图学早在2000多年前业已达到高度科学水平的地图”。他的研究确立了这幅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理学意义，国际权威的地图学史著作已经采用了他的结论，重新评价了中国早期的制图学成就。

[size=0.8]在我国最早的有关地理著作中，人们对《山海经》一直评价不一。谭其骧认为对《山海经》各部分应该加以区别，其中的《山经》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叙述山川物产为主，是很有价值的地理书。但《山经》同样掺杂着诡谲荒诞的幻府和臆测，前人注释中的问题也不少，必须去伪存真，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任何解释都不能离开经文本身，重要的是要具体弄清《山经》中每座山所指，相互间的实际方位和里距，因为《山经》中的26经，每经在首山后的第二山开始就记载了方向和里距，如能最大限度地复原出其中一部分，其地域范围就可以大致明白了。在最终完成的《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中，他在分析了其中7篇所录140座可考定确址的山的基础上，推断《山经》所述的范围大致西起新疆东南，东抵山东半岛东端，北至内蒙古阴山以北，南达广东南海。他还断定《山经》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完全征服南越（公元前214年）之前。
[size=0.8]在谭其骧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沿革地理逐渐向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至80年代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和分支体系，取得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为代表的重要成果。这些都离不开他的贡献。谭其骧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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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so.com/doc/4984071-5207414.html中国历史地理学以中国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和发展的学科。近现代学者有顾颉刚、严耕望、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陈桥驿、石泉、邹逸麟、张修桂、葛剑雄、周振鹤、李孝聪、唐晓峰、辛德勇、韩茂莉、吴松弟等。
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奠基者:顾颉刚

近代历史地理三大家: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

现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有:陈桥驿、石泉、邹逸麟、张修桂、葛剑雄、周振鹤、李孝聪、唐晓峰、辛德勇、韩茂莉等。

折叠发展历程

传统沿革地理

《禹贡》杂志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

几大历史地理学家和研究机构:

顾颉刚

谭其骧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史念海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侯仁之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

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

折叠4种刊物

《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1981年创刊)

《历史地理》，复旦大学主办，(1981年创刊)

《历史自然地理》(1982年创刊)

《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试读：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它们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学考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的话，空间，就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显然，因为世界的所有表象乃至其本体都处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下，所以，历史与地理就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核心，时间与空间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方法也就是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学问都是“历史地理学”，或至少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因为几乎所有学问研究的对象都在时间与空间里，而其研究方法也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方法。
时间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咿呀学语的孩童，一天天长大，然后结婚生子，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是时间的赐予；人类从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瑟瑟发抖、无可奈何的原始人群，成长为可以较大程度地利用自然、控制自然的高智能群体，这一过程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同样，时间让我们忘却悲伤和屈辱，抚平身体与心灵的创伤；时间让无恶不作、不可一世的权贵与富豪终究成为一堆白骨或骨灰，让铁骨铮铮、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在记忆与传说中永生，让荣华富贵和穷困潦倒都随风飘去。凡此，都是时间的伟力。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有可记忆的时间，我们才能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并给自己的“今天”下定义；正是因为有可记录的时间，人类才会有可供建立有序与结构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时间，人类的知识才得以累积，并逐步形成越来越庞大但仍然有序的知识体系。毫无疑问，时间塑造了人类和我们每一个人，给人类和我们自己以一个“身份”和界定，使我们拥有可藉以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并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先验架构”。
那么，空间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或者说，空间是怎样拥有并展现自己的力量的呢？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没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个方向都一样的平面内），老师任意选择一个位置，学生散立周围，以便看到老师，并听到老师的讲话；他们的排列易形成为半圆形，成排地面对老师，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师。在这里，老师与同学们组成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区位”），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 每个人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老师的“位置”构成了空间的中心：学生们自然而然地面向老师，形成向心性，从而在空间感觉上强化了老师的中心性和权威。这就是“位置”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世界的某一特定位置上（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位置），这个位置至少在最初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同时也界定、制约或影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比如：一个秦巴山地山谷村庄里的少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机会，与北京城里同样年龄的少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位置”意味着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的不同，也将使他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对于人群与社会而言，“位置”的差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计的方式（经济形态）、人群的组合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形态。
空间的第二个要素是“距离”。托布勒（Waldo Tobler）著名的“地理学第一定律”就是：“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而相近的事物相互间的关联更为紧密。”距离导致了“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在师生交谈的集聚圈中，随意地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老师距离最近的往往是与老师关系最密切、对老师讲授内容最为关注的学生，而与老师距离越近，学生的密集程度也就越大；游离于这个集聚圈边缘的，往往是对这种谈话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的特立异行者。在另一方面，老师也倾向于喜欢那些靠近自己的学生，对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希望通过他们影响全体学生。这样的阐释模式完全可以用于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察与分析。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那样：“核心区”集聚了区域范围内大部分的人口与财富，越靠近核心，其密度越大；它也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得到诸多的“优惠性”政策。边缘区域的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欠发达，财富总量低而且分散；政府控制薄弱，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出现另类化倾向。显然，“距离”是核心与边缘分异的基础。
距离的力量还不止于此。仔细观察我们假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的学生部分，可以发现：关系最好的同学可能有意无意地靠在一起，而关系疏远的同学则自然而然地保持了彼此间的距离。反过来，在一个教室里，长期的同桌可能构成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坐在角落的那个同学可能与全班的所有同学都很疏远。这是距离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华北平原的集居村落里，村民之间的交流相对频繁，关系相对紧密，从而可能形成相对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同时，由于居住集中，官府也易于控制，国家权力对集居村落的渗透也就相对深入、广泛。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选择把自己的住房建在尽可能地靠近生存所依赖的水田、山林或湖泽旁，从而形成分散居住的状态，各农户之间的来往、交流与互相依靠均相对少一些，彼此之间相对疏远，其社会联结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则要复杂得多；官府控制散居村落的难度也较大。当然，“距离”的概念、界定与意义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能与同居一室的人形同陌路，而与远在天涯的人则亲如水乳，密若一体。这也是距离表现其力量与意义的一种方式。
空间的第三个要素是“方向”。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可以观察到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指向老师亦即中心的，大多数同学的目光集中在老师身上，是“集聚”的；在这个空间的边缘或某一部分，几位同学在窃窃私语，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相对于大多数集聚到老师身上的目光而言，是“离散”的。在大多数空间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集聚”和“离散”两种方向；物资的流动、人才的流动乃至权力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也主要表现为这两种形式。当“集聚”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个空间表现为向心性集中的结构，中心密度最大，向外围依次表现为同心圆递减的模式；当“离散”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个空间表现为离散性扩张的结构，中心的控制力衰减，各部分向均质分布的方向演化，最终会导致空间的分离。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如果有一位同学非常有个人魅力，围绕着他的私语就可能会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小圈子”；如果老师权威的制度性保障被消除，他们的这个小圈子就可能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空间”。我们在生活、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方向的流动。显然，“集聚”导致了诸种区域与社会的形成，而“离散”则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扩散与社会的变动。
如果我们说集聚与离散主要是内外、上下间的方向，是“纵向”的话，还有一种与之交叉的方向，我们不妨称作“横的方向”。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里，每一位同学，都可能甚至是必然会偶尔向左右邻居脑一眼，这种不经意的庙一眼，使同学们自然而然地排成了半圆形的横排，从而形成为一种有秩序的结构。如果每个同学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一点都不向相邻的同学看一眼，这个横排可能就不会形成。因此，“方向”是秩序与结构形成的基础之一。位置、距离、方向是空间构成最基本的要素，三者又是互为前提的：一个人位置的界定有赖于他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和方向，距离是靠两个位置来确定并度量的，方向则取决于两个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虽然在理论上任何空间内部都存在着关联性，但事实上，有些关联因为不具备真实的意义，它不足以将一些事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比如：火车站广场上的陌生人群，对于这些人群而言，并不构成为“空间”，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具有可供选择的意义。在这里，我回避了空间的实质究竟是先验的架构，还是客观的实在，抑或建构的观念的讨论。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空间包涵了这三个层次，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中，我们都不会去辨析也很难区分我们生活所依的空间究竟是先验的、客观的或者观念的，而是混合在一起的。显然，就我们个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方法而言，关于空间的部分认知框架是先验的，至少是在我们知识体系与思想方法形成的过程中同时形成的；空间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的地理形式，还是人为的环境，都是客观的存在，也是无可置疑的；而可供表达的空间观念——位置的确定、距离的度量、方向的描述等，也都立基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当然，空间的物质基础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人类的活动与物质性空间相互结合运作而产生的各种新的空间建构也都具有非常大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给予的空间中，人类的社会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也在同时建构了人类的空间，并受制于这个被给予的和人类主动建构的空间，而且通过这种空间“表现”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这就是空间的力量。从对空间及其力量的认识与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空间”（或者说是“地理”）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进程、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乃至国家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对与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十余年来，我逐步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核心区”内地的边缘”、乡村居民的“集居与散居”、“统一、多元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等命题，初步形成了一些认识和具有自己特点的看法。这些思考与研究，可以界定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也就是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结构，或者可以称为“历史研究中的地理学理路”。